编注：本周的读书季话题是有年代感的北京会馆。
文/ 弋戈
到1949年共和国成立，北京市还存下会馆391处。上世纪初离乡背井去北平打天下的文化人，藉会馆生活沉潜旧京情调，也借此窗口阅世情民风。文化研究者大可据此写《会馆北京——漂泊文人对民初北京的文学想象》之类论文。
如鲁迅先生，民元从杭州两级师范北上进京，是应民国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之邀，来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佥事（相当于今日之科长一级），就借住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山会邑馆”。“山会”者，系绍兴府首县山阴，会稽的合称。前数年我闲来逛宫门口的鲁迅博物馆，陈列中的解说辞，称鲁迅来京住“绍兴会馆”，是有小疵的。
查胡春焕、白鹤群著《北京的会馆》一书记载：绍兴会馆有两处，一处在虎坊桥东，称“越中先贤祠”，还有一书称之为“浙绍乡祠”。另一处即鲁迅寓居的“山会邑馆”。那是晚清时的叫法。民初撤府并县，山阴、会稽两县合二为一，改名绍兴县，山会邑馆也相应改“绍兴县馆”。查鲁迅先生日记，他1912年5月6日（来京第二天）住进会馆，先住“藤花别馆”1916年5月6日迁入“补树书屋”一住7年余，直至1919年11月21日迁居八道湾宅止。
从鲁迅的例子看，会馆是可以长住的。周作人老年时写《补树书屋旧事》说：“因为这个会馆里特别规定，不准住家眷乃至女人的。原因时在多少年以前有一位姨太太曾经在会馆里吊死了。吊死的地方即补树书屋，不在屋里面是在院子里的槐树上，因此那补树书屋得以保留，等他（鲁迅）来住，否则那么一个独院，早就被人占先住了。这院子前面是什么堂，后面是希贤阁，差不多处在鬼神窝中，原是够偏僻冷静的，可是住了看也并不坏……” 《补树书屋旧事》中有关于这个小独院，以及各房摆设的详尽回忆，文长，就不抄了。
同时居绍兴县馆的，还有许钦文。
在鲁迅搬出会馆那一年的1919年，后来成大名的小说家张恨水来京，借住“潜山会馆”，时年24岁。张恨水后来在《写作生涯回忆》中记：“……我就搬到我自己的会馆去住，这会馆没有什么同乡，我一个人拥有两间小屋子，倒是很舒服的。”张恨水隶籍安徽潜山，所以有“我自己的会馆”之说。
张氏的成名作：《春明外史》，男主角杨杏园初来北京那一部分章节，就是借用了张氏自己的经历：
“在我这部小说开幕的时候，杨杏园已经在北京五年了。他本孤身作客惯的，所以这五年来，他都住在皖中会馆里。这皖中会馆房子很多，住的人也是常常拥挤不堪，只有他到正屋东边，剩下一个小院子，三间小屋，从来没有人过问。原因这屋子里，从前住过一个考三次落第的文官，发疯病死了，以后谁住这屋子，谁就倒霉。一班盼望升官发财的寓公，因此连这院子都不来，谁还搬来住。杨杏园到京这年，恰好会馆里有人满之患，他看见这小院子里三间屋，空堆着木器家伙，就叫长班腾出来，打扫裱糊，搬了进去。会馆里也有人告诉他，说住不得的。杨杏园笑道：“我本来倒霉，不搬进去，不见得走运；搬进去倒落得清闲自在，住一个独院子了。”人家见他如此说，也就由他。其实这个小院子里，倒实在优雅。外边进来，是个月亮门，月亮门里头的院子，倒有三四丈来见方，隔墙老槐树的树枝，伸过墙来，把院子遮了大半边。其余半边院子，栽一株梨树，掩住半个屋角，树底下一排三间屋子，两明一暗。杨杏园把他收拾起来，一间作卧室，一间作书房，一间作为好友来煮茗清谈之所，很是舒服。”
短住的也举一例子：当时北大文学院教授陈独秀，安庆人，家住东城箭杆胡同19号，因在南城办刊，常寓居安庆会馆内。
住会馆不管是短住是长住，不用掏房费。因会馆修建与维修都源于同乡京官的捐助，是为帮助本籍举子们进京赶考的。后来单身小官吏到京出差、候补、调任，也习惯住会馆。只是按节令还是得给会馆的长班一笔赏钱。长班是会馆的管理员兼杂役。《桃花扇》中，写的“胸中一部缙绅，足下千条胡同”，是长班中的杰出者。
鲁迅与二弟周作人住会馆里，“饭是托长班代办，菜就由长班的大儿子（算是听差）随意去做，当然不会得好吃，客来的时候到外边去叫了来。”这是见诸前引周作人回忆录中的一段。文中未说明包伙每月花费多少，不过翻阅张恨水《记者外传》有相类情形，“……会馆长班，办得有伙食，九元钱一个月……”。
“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川籍学者吴虞，1921年5月进京，到文学院任教授同年10月11日记“院中厨子包伙食，每月七元，予见饭菜尚舍……” 于是在文学院包伙。
至于鲁迅先生也在会馆外包过伙，《鲁迅日记》中有记，1913年9月4日记：“午约王屏华、齐寿山、沈商耆饭于海天春，系每日四种，每人每月银五元。” 同月18日又记：“海天春肴膳日恶，午间遂不更往，沈商耆见返二元五角。”
日记中的“海天春”是当时称为“二荤铺”的小馆，卖起码的肉菜，光顾者图个方便实惠。海天春在宣内大街上，离鲁迅先生供职的北洋政府教育部不远。教育部在西单牌楼迄南，东铁匠胡同（今教育部街）口内路北。
胡春焕、白鹤群著《北京的会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版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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