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文斌 接客小城火车站 那些年，我也参加过接待各级记者的活动。一个地方报纸的记者下基层采访，都要先给各级部门打招呼,然后派人派专车接送，好吃好喝自然不用说，生怕有招待不周。省里媒体来的记者就更不用说了。至于《人民日报》的记者，好像还没有来过安陆。 身为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讽刺与幽默》主编的英韬先生，起码是高级记者，论行政级别，怎么也不止县级。怎么接待他，我们确实犯了难。 没想到，英先生在信中特地嘱咐，不让我们到武汉去接他，坚持要自己从北京乘火车到武昌，然后转车到安陆。 尽管这样，在安陆火车站怎么接到英先生，又成了我们的问题。虽然我和英先生有过几次书信往来，但从未见过面，连他的照片也没看过，不知道他是高是矮，是胖是瘦。再者，英先生从老远的北京来，在车站还是我们头一次见面，这见面的方式可得掂量掂量。 大家经过商量，决定把英先生的一张漫画像放大,贴在一块木板上，到时在车站高高举起，用这种特别的方式接人，到时英先生一定看得见。英先生是大漫画家，对这样的见面方式应该不反感。 可接站怎么也得有台车吧，让先生出了车站步行到宾馆，虽然只有10多分钟的路，还是太说不过去。一位漫友自告奋勇地找朋友，借了一辆北京212吉普车。 1989年4月1日上午，是英先生到安陆来的日子，我们一群人穿戴整齐，乘借来的吉普车，早早来到安陆火车站。火车晚点几分钟进站，按照分工，我们在车头、车尾、出站口和有通道的地方都派人守着。其他人的目光急切地在下车的人群中搜寻，寻找一位素不相识却极想见到的客人。 不大的安陆火车站，人不多却有点乱，但我们正处在“人逢喜事精神爽”的状态，还带有一点惶恐。随着涌动的人群从各个车厢出来，大家把目光聚在一位老者身上。 他身穿浅灰白色夹克、内穿深棕色毛衣，手提蓝色帆布包、戴一副宽黑边眼镜，头发花白。尽管衣着不光鲜，装束也寻常，但从他身上透出一种文雅、一种风度。 我们几乎同时认定，这就是我们要接的客人，便都不约而同地围了过去。面对我们的目光，先生认定是接他的人，上前一步，伸出右手，微笑且干脆地说道：“我是英韬。” 大家纷纷上前自报姓名并和英先生握手。来自京城的漫画大家和一群基层的漫画爱好者，就这样见面了。 英先生没有来之前，大家天天盼，日日念，终于盼到京城来的漫画大家，我们不安起来，安陆接待条件差，不能同北京相比，这里的吃住英先生习惯吗？大家都是漫画新手，该拿些什么样的作品见先生呢？ 见面几分钟，就知道这种担心是多余了。英先生幽默、风趣的谈吐，很快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初次见面，居然一点隔阂都没有。 我们上了车，在车上提出请他下榻当地最好的安陆宾馆，然后正儿八经地为他开个欢迎宴会，请有关领导作陪。英先生马上拒绝了，说只要住的地方卫生、安静点就行。我们连忙说，那就住五七棉纺厂招待所，那儿很安静。英先生说行，至于吃饭，英先生更干脆地说：“随便。”那神态，有“总不会让我饿着”的意思，让我们感到亲切而随和。 只为一张卧铺票 时间过得很快，离英先生回北京的日子不远了。我想，怎么样也不能让先生坐火车硬座回北京，一定要想办法弄一张火车的卧铺票。 那时，火车是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武昌到北京需要行车一天一夜。不少的车次因严重超员，车上的乘客常为了一个座位或者一片空地而争抢，不要说卧铺票，就连一张站票都难求。 我提前托熟人找关系，想尽办法想弄一张卧铺票，结果，回复都是没办法。万般无奈，我决定亲自往武昌车站跑一趟。把英先生当天在安陆的活动安排好以后，我拿上英先生的记者证，在文化馆开了一张证明，再带上自己的身份证，天没亮就坐班车赶到武汉。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算是排上一天的队，能拿到一张卧铺票也值得。 走进武昌南站的售票大厅，只见人头攒动，几十个售票窗口，每一个窗口前都排有一条长队，前挤后拥。虽然只是四月上旬，大厅门窗全开，挑高的屋顶上风扇旋转，人群里散发的汗味和热气还是充满大厅，不断进来的人，又将大厅外经太阳暴晒过的热气裹携进来，蒸腾发酵。望着不停地挤来挪去的人群，我傻眼了。如果这样排队，估计排两天队也没用，更何况每天发售的卧铺票只有那么有限的几张。 眼看到中午了，怎么办？无助之际心里突然蹦出一个念头：“找站长”。在候车大厅里，我逢穿制服的人就问，问了一圈人，都不知道站长在哪儿。是呀，谁知道站长在哪儿？于是，我改口询问车站办公室怎么走。一次又一次地拦住车站工作人员，重复着同样一个问题。终于，一位年纪稍大的穿制服的男子给我指了指一扇门。当时,也记不住别人指点的迷宫般的线路，只是双手举起手里所有的证件，直接从剪票口挤进站内，撒开腿就往办公室方向跑，这一跑不要紧，引来好几个车站工作人员在后面追。 就这样，我边跑边解释，满头大汗地到达了写着“站长办公室”的房间。推开门，看到房内有几个人，或站或坐，我喊了声：“站长，我有事请求解决。” 一位身穿制服，留着短发，微胖的中年女士, 扭过头看着我，我估计她就是站长。 我发现这是位慈眉善目的女士，还带着微笑，估计是位好说话的人，就递上了英先生的记者证、文化馆的证明和我的身份证。 可能是英先生的人民日报社记者证起了作用，也许是我这个购票的方法特别，再不就是我这副显得老实的面孔加上满头大汗，总之是感动了女站长。她边听我说，边倒了杯水给我。随后在桌上拿过一叠便笺，在上面写了些什么，然后扯下来，依然带着笑递给我。我拿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请11号窗口给来人办理到北京卧铺票一张。” 我忙不迭向女站长道谢，心里像喝了凉水般痛快。出了站长办公室，直奔售票大厅11号窗口排了队。这时我心情大好，觉得车站内的一切都让人感到舒适。排队约一个小时，终于轮到我，我把站长写的条子和钞票一起递进去，售票员略看了看纸条，点几下钞票，“啪啪”几声轻响后，递给我一张卧铺票。 拿到这张小小的硬纸片，我像捧着块宝贝似的，生怕掉到地上不见了，看了又看，再放进口袋里，又从口袋外面摸了一下，确认车票在内面。 此时我发现肚子有点饿，这才想起从早晨5点钟到现在，我已经11个小时没有喝水吃饭，就在车站一个面摊上吃了碗面，满心高兴地打道回府。 《山乡春早》初获奖 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是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一个不大不小的县级市。江汉平原和大洪山在这里交汇，地理环境独特，有山有水，这个被称为安全陆地的地方民风很淳朴。 1977年8月，不到16岁已高中毕业的我，怀着对乡村好奇的心理，主动要求告别母校和家人，汇入了“上山下乡”的知青洪流，在安陆白兆山和涢水之间的棠棣公社联合渔场知青点，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几十个知青在这里跟农民学习种地种菜、养鱼捕鱼。农闲渔休时，每个知青每天要捡120斤牛屎，以备冬天养鱼。 那时，牛是农民的主要劳动力，牛屎是农田的基本肥料，能留给我们捡的很少，要想完成任务，唯一的方法是天不亮就起床，然后尽可能走远些，去别的知青到不了的地方。往往捡满一担牛屎，走完十几里地回知青点时，便疲惫不堪倒在床上，然后一阵好睡。 也许是累了才体会到躺在床上的舒服，或者是完成当天任务，挣得到了10工分后获得的的轻松，当我睡足了醒来时，突然发现窗外山清水秀，田平如镜，一群农民在绿毯般的草地上忙碌着，风光异常地迷人。 于是拿起久违的画笔来。此时的眼中，一块石头、一棵小草、一缕清风都是有感情的。有了画笔，一个人的寂寞、一个人的激情、一个人的忧愁感伤，都可以通过描绘身边的山山水水去表达，人与自然的天性契合让人的精神得以回归。 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划着船去检查渔网。 清晨，太阳刚露头，把一库清泉水唤醒，蓝天白云倒映在水中，小船像行在蓝天上一样。如果你在雨后初晴来到水库边，很可能会看见一幅“泼墨山水画”；如果你在初秋的清晨登白兆山，荡荡悠悠的轻雾肯定会让你流连忘返；如果你从水库溯源而上，脚下踩过石头发出的声响，仿佛踩着千年的瓷片…… 这些当年知青生活中美好的场景，成为我当时能在农村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撑，久久不能从记忆中抹去。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一种绘画语言来表达这种情感。 能不能用诗和漫画结合来表达这种挥之不去的记忆呢？  当这种念头闪现时，我感觉自己积压已久的情感找到了出处，于是一组《山乡春早》漫画作品随着心情而被创作出来。为了更好地表现这种情感，我用尝试中国传统水墨来表现。当时，画了一稿又一稿，然后挑了最满意的一组寄给了英先生。 作品很快见报了。让人惊喜的是，发在1992年6月5日《讽刺与幽默》的4版头条上。 1992年12月19日，我收了《讽刺与幽默》编辑部寄来的一封信。 张文斌同志： 新年好！ 您的大作《山乡春早》已被评为1992年度优秀作品，特向您致贺。 请务必在一月底之前，将您的照片、简历、签名（横排）寄到编辑部，以便发表。 年内，本刊将组织学术座谈会，邀请优秀作品作者参加并颁发纪念品，待日期、地点确定后再另行通知。 请将获奖作品按展出规格精心加工复制一幅，将来带到座谈会上，及日后出版、展出之用。 祝您在新的一年里，创作出更多高水平的漫画作品！ 谢谢！ 《讽刺与幽默》编辑部 宜昌承办漫画会 1994年初，《讽刺与幽默》编辑部决定，1994年的漫画年会在湖北宜昌召开，英韬先生邀请我为会议特邀代表，并负责整个会议的筹备工作。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