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樊枫 公历2022年12月22日农历壬寅年十一月廿九日节气“冬至” 冬至月令解 冬至，十一月中。终藏之气至此而极也。 冬至三候： 初候，蚯蚓结。六阴寒极之时蚯蚓交相结而如绳也。阳气未动，屈首下向，阳气已动，回首上向，故屈曲而结。 二候，麋角解。解，角退落也。冬至一阳生，麋感阳气而角解矣。 三候，水泉动。水者天一之阳所生，阳生而动，今一阳初生故云耳。 —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选自“樊枫艺术工作室”公号，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绘画：樊枫 公历2022年12月7日农历壬寅年十一月十四日节气“大雪” 大雪月令解 大雪，十一月节。大者，盛也。至此而雪盛矣。 大雪三候： 初候，鶡鴠不鸣。鹖鴠，音曷旦，夜鸣求旦之鸟，亦名寒号虫，乃阴类而求阳者，兹得一阳之生，故不鸣矣。禽经曰：鶡毅，鸟也，似雉而大，有毛角，鬬死方休，古人取为勇士冠，名可知矣；《汉书音义》，亦然；《埤雅》云，黄黑色，故名为鶡，据此本阳鸟，感六阴之极，不鸣矣；若郭璞《方言》：似鸡，冬无毛，昼夜鸣，即寒号虫；陈澔与方氏亦曰，求旦之鸟，皆非也。夜既鸣，何为不鸣耶？《丹铅馀录》作鴈，亦恐不然。《淮南子》作鳱鴠，诗注作渴旦。曷，音河。 二候，虎始交。虎猛兽，故《本草》曰，能避恶魅，今感微阳气益甚也，故相与而交。 三候，荔挺出。荔，《本草》谓之蠡实，即马薤也。郑康臣，蔡邕，高诱皆云马薤。况《说文》云荔似蒲而小，根可为刷，与《本草》同。但陈澔注为香草，附和者即以为零陵香。殊不知零陵香自生于叁月也。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选自“樊枫艺术工作室”公号，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绘画：樊枫 公历2022年11月22日农历壬寅年十月廿九日节气“小雪” 小雪月令解 小雪，十月中。雨下而为寒气所薄，故凝而为雪，小者未盛之辞。 冬至三候： 初候，虹藏不见。季春阳胜阴，故虹见；孟冬阴胜阳，故藏而不见。《礼记注》曰：阴阳气交而为虹，此时阴阳极乎辨，故虹伏。虹非有质而曰藏，亦言其气之下伏耳。 二候，天气上升，地气下降。 三候，闭塞而成冬。阳气下藏地中，阴气闭固而成冬。天地变而各正其位，不交则不通，不通则闭塞，而时之所以为冬也。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选自“樊枫艺术工作室”公号，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绘画：樊枫 公历2022年11月7日农历壬寅年十月十四日节气“立冬” 寒露月令解 立冬，十月节。立字解见前。冬，终也，万物收藏也。 立冬三候： 初候，水始冰。水面初凝，未至于坚也。 二候，地始冻。土气凝寒，未至于拆。 三候，雉入大水为蜃。雉，野鸡。郑康成、《淮南子》、高诱俱注蜃为大蛤；玉篇亦曰：蜃，大蛤也；《墨子》又曰：蚌，一名蜃。蚌，非蛤类乎？《礼记》之注曰：蛟属；《埤雅》又以蚌蜃。各释似非蛤类，然按《本草》车螯之条曰：车螯是大蛤。一名蜃，能吐气为楼台。又尝闻海旁蜃气成楼垣。章龟经曰：蜃，大者为车轮岛屿，月闲吐气成楼，与蛟龙同也。则知此为蛤明矣。况《尔雅翼》引周礼诸家，辩蜃为蛤甚明。《礼记》之注以谓，雉由于蛇化之说，故以雉子为蜃。埤雅既曰似蛇而大，腹下尽逆鳞，知之悉矣。然复疑之一曰：状似螭龙，有耳有角，则亦闻而识之。不若《本草》《章龟经》为是即一物耳。大水，淮也，晋语曰：雉入于淮为蜃。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选自“樊枫艺术工作室”公号，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图：樊枫 公历2022年10月23日，农历壬寅年九月廿八日节气：霜降（秋天最后一个节气） 霜降月令解 霜降，九月中。气肃而凝露结为霜矣。《周语》曰：驷见而陨霜。 寒露三候： 初候，豺祭兽【《月令》作豺乃祭兽戮禽】。祭兽，以兽而祭天，报本也，方铺而祭。秋，金之义。 二候，草木黄落。色黄而摇落也。 三候，蛰虫咸俯【《淮南子》作俛】。咸，皆也。俯，蛰伏也，垂头也。此时寒气肃凛，虫皆垂头而不食矣。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Continue reading

图、文：樊枫 公历2022年9月10日，农历壬寅年八月十五日中秋 中秋节，又称祭月节、月光诞、月夕、秋节、仲秋节、拜月节、月娘节、月亮节、团圆节等，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 中秋节源自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秋夕祭月演变而来。中秋节自古便有祭月、赏月、吃月饼、看花灯、赏桂花、饮桂花酒等民俗，流传至今，经久不息。 中秋节起源于上古时代，普及于汉代，定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以后。中秋节是秋季时令习俗的综合，其所包含的节俗因素，大都有古老的渊源。中秋节以月之圆兆人之团圆，为寄托思念故乡，思念亲人之情，祈盼丰收、幸福，成为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以上内容选自“樊枫艺术工作室”，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绘画：王成喜 评论：孙滋溪  成喜携他的新作36米国画条幅长卷《渔家乐》找我提意见，当他把这幅作品一一展现给我和夫人、工笔画家王雁的时候，我感到无比兴奋和震惊，长卷气势磅礴，人物形象生动，笔墨精细传神，实为画坛难得之佳作，与宋画《清明上河图》有异曲同工之妙。   《渔家乐》条幅长卷从蓬莱阁起笔，绵延长山列岛32岛屿，直至辽宁老铁山收笔。各岛特色尽收眼底，美不胜收。长卷表现各类船只数百艘，其中涉及海水浴场、景点人流、庙会祭祀、集贸商贩、民间表演以及渔耕场面40多处，涉及人物近万，各类人物栩栩如生，生动活泼，很少有雷同之处。人物的组合和动态富有戏剧性和幽默感，构图疏密有致，注重节奏感和韵律的变化，笔墨章法都很巧妙。 长卷以中国画特有的构图方式，采用散点透视法，将人物活动穿插于岛海之间，融山景水色、古今建筑及自然生灵为一体，既有礁石、树木、海豹、海鸥等自然景观，也有亭阁、庙宇、神像、民宅等人文景观；既有车辆、舟楫等古今交通工具，也有舰艇、汽船、火炮等军事装备。各类人物更是蔚为大观，有游客、打工妹、渔民、小贩、官员、考古工作者、记者、演员、军人、村妇、老叟、童稚、船工、僧侣、画家、艺人、捕蛇者、古装人物等等，较好的协调了国画创作中不同题材之间的矛盾，突破了条幅式长卷在透视学上近大远小变化微妙的难题，以鸟瞰式的取景方法，让读者如同坐在热气球上饱览长岛的秀丽风光和风土人情。 长卷在表现“渔之家乐”这一主题上既有休闲之乐，丰收之乐，也有以表现海难入手，展现海之无情而长岛人有情的悲壮场面，从而揭示“助人为乐”这一主题的深刻内涵，这种以“悲”写“乐”的艺术手法在历代画作中十分罕见。长卷以一种全景式的社会风俗画样式，不仅突出长山列岛呈南北一条线地貌分布的特点，而且在表现样式上突破了条幅画卷的极限。为了完成这幅长卷，成喜穿越风浪，跋山攀岩，画速写、拍照片，搜集了大量素材，足迹遍及长山列岛32岛屿，深入生活长达三个月。其中在无居民岛上与打工渔民同吃同住，条件十分艰苦，经常无水可喝，饿了就吃槐花和野毛桃。可见完成这样一幅巨制，是对作者综合实力的一次考验和磨练。 据闻国家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故宫著名鉴定家史树清先生观画后连称“国宝”，并欣然题诗中写道：写生妙笔，今日上河。这是对成喜辛勤劳动和创作的最高奖赏和鼓励。   在现代美术史上，出现了许多既是著名漫画家也是国画大家的现象，诸如叶浅予、张仃、黄永玉、韩羽等等。漫画家的思维往往与众不同，特别是作品中的幽默趣味，常常成为他们作品中的亮点。观成喜的长卷作品，笔下的近万个人物夸张有度，情趣盎然。这与他常年累月数以千幅的漫画创作分不开。    自宋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开一代风俗长卷画风以来，许多画家乐此不疲。我认为长卷的创作不仅仅是容量的展示，更重要地是作品的艺术含金量，追求局部堪比斗方精，整体画意无尽穷的境地。成喜正值创作盛年，我期望他以《渔家乐》为起点，认真总结，创作出更好的风俗画作品。 Continue reading

文/ 黄成勇 忘记了在风景画之外还有风俗画是不行的—— 高尔基转引自李广田一九三八年九月六日日记 纳博科夫讲欧洲小说，称道狄更斯有“唤起逼真感觉的艺术”（见《文学讲稿》欧洲卷泸译版一百二十八页）。他引述《荒凉山庄》中一段极富画面感的细节描写后，说道：“有的读者会认为这类唤起感官印象的东西不过是小意思，有什么值得停下来加以称道的呢。然而文学就是由这样的小意思构成的。” 英国小说家伊利莎白·鲍温也曾引用《荒凉山庄》另一段场景描写，称狄更斯是“善于布置场景的巨匠，”让读者“看到了一幅情景逼真的画面。”（见《世界文学》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三百零六页） 纳博科夫不经意间解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外最优秀的长篇巨制，往往会被誉为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风俗画? 这是因为作家把风俗画的特质当作小说构成要件，作了细微描摹、精妙安排而无处不在地精彩呈现，从而诱使读者通过感官印象，感同其时，身临其境，“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最终与人物“同呼吸、共命运。”这样的小说和作家，岂止《荒凉山庄》？岂独狄更斯？本土《金瓶梅》《红楼梦》更宜当作明清社会风俗画看。以“唤起逼真感觉的艺术”指称风俗画，自然恰当无疑。 但若设问，风俗画的特质是什么？会使门外汉如我者颇伤脑筋。好在凭借新近获赠《中国风俗图志·武汉卷》（泰山出版社一九二0年版）一册在手，又与作者之一萧继石先生及几位书友有过简短交流，故敢（当然有无知无畏的勇气）试为作答： 风俗既是日常习见也是恒久绵长的大众生活。以时间言之，风俗画展现风貌、风尚。以空间言之，风俗画描绘风土、风物。以人文言之，风俗画渲染风气、风采。以受众言之，风俗画述诸风怀、风情。以画家言之，风俗画各有风度、风格。 以此陋见，对照萧继石先生的画作，但见楼宇巷陌、门脸招牌、酒旗灯幌、器物工具、骡马车船、衣饰穿戴……莫不体现时代特征；商贾工匠、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敲锣吹糖、四时节庆、婚丧礼俗、饮馔酬应……不难辨认地域特色；男女老少，身姿各异，表情各具，穿梭往来，动静其间，连缀起来，不啻一幅充满楚风汉韵的浮世长卷。加上严昌洪先生武汉民俗研究长文，这部图文并茂的著作，自然堪当纳博科夫所谓“唤起逼真感觉的艺术”。 读这部书，我有些感叹。时移世易，风俗流变，未获传承的风习被记录下来，仍有历史人文价值。得以延续的风俗正在习用，足证当下生活渊源有自，应须倍加珍惜。现在固然终将成为过去，过去却未必不是现在。 读风俗画而有所怀想，必以往昔有美好德性和良善品行，使人发追慕之思而又遗憾今之不传。如果人们嫌恶现在，必以当下有恶德劣性污染于世而宜乎弃绝。而世风日下的反证、复兴武汉的线索，恰恰可以到过去去找寻。风俗画有其价值。 我读四十四面《热干面》图文，唤起一个追问：热干面佐料中的萝卜丁，是现在大多热干面馆中通用的鲜亮红艳胡萝卜丁么？我凑巧有机缘知道原本并不是。何以今非昨是，乃今人逐利，取易舍难。读第九十面《谦祥益》图文，描绘武汉著名布匹商号，诚信不欺客、享有良好声誉，生意兴隆的场面，唤起一个记忆，某年，谷林先生信中有“足尺加五”一词，我不解，函询后得知是布匹店施惠顾客的行规。未详专营布店武汉尚有存否？各类商家打折让利倒是天天叫得山响，可惜全是“买家没有卖家精”套路。 写到这里，我想起钟叔河先生笺释周作人、丰子恺《儿童杂事诗图》时，曾就某些吴越风俗，函询过谷林先生。《儿童杂事诗图笺释》是诗、图、笺并佳的风俗画，钟先生《笺释者言》有云：“盖生为中国人，虽惭磊落，而于吾土吾民之过去现在未来，实未能忘，亦不敢忘也。” 我想，萧继石先生画武汉风俗，积累这百多幅水墨彩绘的立意和初衷，庶几也与钟先生相同吧？萧先生也曾注目于儿童生活，在崇文书局出版过一部《老武汉童谣》。我与萧先生认识不久，见面也只二三次。感觉温文尔雅，敦厚谦和，值得尊敬。那次得书，是在武昌昙华林陋巷之中“何陋之有”老张书舍，“唯吾德馨”的主人为萧先生此书作分享会。当时我正自埋头翻书，忽被点名发言。仓促之间，说了两点。 二是画家作为为财经部门业务刊物主编，而有志于中国传统文化，且有兴趣专注于地域文化研究，卓然有成，殊为难得。当然，“财经”与“文化”“刊物”与“艺术”不仅不是对立的，反而理应是统一的。我通过欣赏，打量他的艺术选择和价值取向，可以肯定地说，财经工作与风俗绘画，在萧继石先生这里是融洽的。在他的风俗画中，固然有文化有艺术，但透过市井百态，揣摩画家笔下心头，可以看出更重要的：民生也在焉，民瘼也在焉。 一是这些画构图精巧，设色生动。前者，绘事意在笔先，无构图便无画图，人物动静相宜、疏密相间，场景调停得当，器具摆布得体，符合年代地域，也给人带来美感。后者，是我听来的知识，有年参加崇文书局新书发布会，书序作者唐小禾老师伉俪（“文革”中《在大风大浪中锻炼》作者）在，美术院几位老师竞夸唐夫人程犁女士是用色高手，由此知道配色原是极其重要。萧先生的画，多为淡彩，凡用重彩点染处，莫不立显生动。同时，色稍深者，比如大量用褐，所绘多为年代稍远题材，沉郁古朴；反之，色稍浅者，比如大量留白，所绘多为儿童题材，活泼明快。这证明画家在艺术技巧上有着自觉追求。 草于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日 Continue reading

序文/ 董宏猷，摄影/ 张建忠 最近秋凉，却夜夜多梦。梦里都是童年往事，都是在汉口的大街小巷过早，醒来不禁感慨万千。究其起因，当是张建忠先生的邀请，为他的摄影画册《过早》作序。 对于摄影，我只是个爱好者。但仔细欣赏品读建忠先生的作品后，却浮想联翩，欲罢不能。很早就听闻建忠在摄影界的大名，常常听说他又去大凉山了。见到他，便是在他的《远山的记忆》大凉山摄影展上，凝重的黑白影像，凝固的生活瞬间，令人震撼，真实地记录了大凉山彝族人民的生存状态与生活现实。而摄影家的人文情怀，对现实的关照与思考，以及博大的爱，此时无声胜有声，全都凝聚在一帧帧动态的多元的影像之中。 从此我记住了张建忠，一个执着严谨低调的摄影家。大凉山只是他执著观照的对象之一。他习惯一头扎下去，5年里，10次出入大凉山腹地，历尽艰辛，锲而不舍，拍摄了10多万张照片。这哪里是一般的创作与观照，而是将自己的生命，融入了摄影艺术的追求与探索中。 与大凉山的凝重不同，建忠这次呈现的，是武汉人过早。 说起武汉人过早，就像说广州人喝早茶，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城市风景与文化现象。其不同之处，广州人是坐在优雅的茶楼里，边饮早茶，边吃早点，慢悠悠的。而武汉人过早，则是在户外，路边，简陋的塑料椅凳，嘈杂的街头环境，匆匆忙忙，甚至边走边吃。满大街的早点摊，满大街买早点的人，满大街边走边吃的人，构成了武汉最独特的风景，最活色生香的晨曲。 武汉人的“过早”，是视为与“过年”，“过节”，“过生日”同样重要的。是与武汉独特的城市发展史密不可分的。 作为中国“九省通衢”的交通枢纽，武汉自古就是一个“大码头”。现代考古证明，远在商代中期，武汉就萌芽了城市――盘龙城，而盘龙城的主要功能，便是军事、物资的中转。春秋战国，武汉属楚，楚国多江河湖泊，水陆交通十分发达。千百年来，行政隶制虽分分合合，但城市的主要功能，仍然是水陆交通之枢纽，商品集散之码头。翻开一部唐诗，诗人们来到武汉，不是“送别”，就是“晓泊”。而匆匆停靠之际，武汉给他们的印象，便是 “孤帆远影碧空尽”的水陆码头。及至清初，汉口成为四大名镇，后又成为天津条约中的通商口岸，从此，武汉的沿江两岸，不但密布了自古以来的“土码头”，而且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由洋人控制的“洋码头”。 水路如此繁忙，陆路呢，则因了京广铁路的贯通，使武汉迅速成为京广大动脉的中心点，武汉的码头色彩，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武汉的城市功能，武汉的发展与繁盛，武汉被外国人称为“东方的芝加哥”，皆因了码头而做了许许多多的文章。 有了码头，就有了靠码头吃饭的人。尤其是那些底层的码头工人，以及围绕着码头形形色色的商业与服务业。武汉天气湿热，清早就要到码头扛苦力的码头工人们，没有时间闲坐饭馆。他们要的，一是“快”，二是“饱”。出体力流汗多，需要补充盐分，于是，武汉的早点普遍呈现快餐化和重口味。它是劳动的需要，生活的需要，生存的需要，这样的“内容”，便决定了它的“形式”。即不拘一格。街头，路边，码头边，乃至边走边吃，形成自己独特的早餐文化。 码头文化深深地影响了武汉人，影响了武汉人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影响了武汉面对世界的个性表达。 码头的功能是什么？是集散与流通。是人的集散与流通，物的集散与流通，信息的集散与流通，风俗的集散与流通。所谓“来如行云，去如流水”，坐而能知天下事，一日看尽五洲花。于是，码头文化给予武汉人的，首先是开阔而不保守的眼界，是包容不狭隘的心胸，是善于接受新鲜事物、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开拓意识。武汉人不排外，多包容，东西南北，五湖四海，兼蓄并收，皆为我用。因此，中国的居多大城市中，只有上海和武汉的前面才冠有“大”字，“大上海”、“大武汉”。所以称“大”，不仅仅在于面积，更在于包容也。 于是，武汉的早点品种繁多，十分丰富。二十多年前，我曾在《长江日报》开设武汉小吃专栏，那个时候的粗略统计，武汉的早点品种，已经逾百。蔡林记的热干面，老通城的豆皮，谈炎记的水饺，顺香居的重油烧梅，田恒启的糊汤米粉，福庆和的牛肉米粉，厚生里的什锦豆腐脑，老谦记的牛肉枯炒豆丝……包容兼济，美不胜收。难怪香港美食作家蔡澜在到访武汉之后，将武汉称为“早餐之都”。 请原谅我如此阐述武汉的早餐文化。因为不说清楚武汉人过早的缘由，就无法真正理解建忠一年四季坚持拍摄过早的美学思考与纪实意义。 毋容置疑，建忠过去拍摄的大凉山，藏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凝重。而这次拍摄的过早，则充满了人间烟火，市井风情。大凉山和藏地呈现的是远方，是“异”，武汉人过早呈现的是身边，是“同”。然而无论是远近，还是异同，这些自然的黑白世界，内核依然是“诗”，是蕴藏在作者心中对于人民，对于平凡的百姓，平凡的生活滚烫的大爱与热情。 纪实摄影是以“人”为主要反映对象的，强调的是真实、客观地再现人的社会生活。真实性、客观性，是纪实摄影的生命线。在这个世界上，“人”的社会生活是具有差异性的。决定这种差异的，是独特的文化。在建忠的镜头中，武汉人的过早，是真实的，客观的，包括在街头路边过早的随意性，简陋性，以及周边环境的杂乱无章。但这种杂，或者杂糅，恰恰是武汉的特点之一，武汉是中原、荆楚、吴越、巴蜀四大文化风云际会的交锋点，在饮食上，是北方的面文化与南方的米文化的交汇点，是川湘之辣、江浙之甜、闽粤之清淡、徽鲁之厚重的交汇点。东西结合，南北杂糅，恰恰是武汉文化的特征。而武汉人过早的率性与随意，一方面是码头文化的浸润，更重要的，是楚文化的传承。 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叶调元刻印的《汉口竹枝词》，第一次将吃早餐用“过早”一词表达：“小家妇女学豪门，睡到晨时醒梦魂；且慢梳头先过早，糍粑油饺一齐吞。”在那个时代，连小家妇女过早时，都这么豪爽粗犷，可见楚地侠武之民风源远流长。同时，杂糅的特点，就是包容，就是海纳百川。武汉早点的丰富多元，形象地展示了这一文化特色。因此，建忠用摄影语言精准地展示了武汉多元杂糅，包容大气的文化特色。一句话：建忠对于“过早”的选择，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是想通过纪实影像，再现武汉的文化特色，城市之根的。 建忠在当下选择发表《过早》的作品，我想，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 美国著名摄影家多罗西娅·兰格曾经说过：“纪实摄影记录我们时代的社会场景。它映照现在，为将来保留文献。它的焦点是人与人类的关系”。摄影大师爱德华·斯泰肯也曾经说过：“摄影的使命是向人类解释人类，向每个人解释自己。”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崭新的影像文化和视觉文化的时代正在飞速到来。全球化会迅速地解构抹平这个世界的差异性，而这些差异性是人类几千年来用不同的方式创造的具有个性与特色的文明。 因此，保护这些差异性，保护本土文化，便显得格外地重要与迫切。这些差异与特色，已经不能用肤浅的“风俗”，“风情”来阐释了。这是关乎人类文明的重大课题，也是摄影艺术理所当然的历史使命。因此，我是在这个意义上来品读建忠的作品的。他的《过早》，就像当年的《清明上河图》一样，为历史留下了可贵的视觉史料。于是，我便理解了建忠为什么选择了武汉人最有特色的过早方式。就像一个美食家屏蔽了所谓的“杂乱无章”，而给予武汉“早餐之都”的美誉。在这个意义上，《过早》再一次展示了建忠对于摄影题材的慎重，敏感，与责任感。这也是一个优秀的纪实摄影家必须具备的思想品格与艺术品格。 在写这篇序言之前，建忠嘱我少谈摄影，多谈文化。我能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说，在摄影艺术的追求上，建忠是个完美主义者。这从他铆定一个题材，不惜多年，坚持不懈地去拍摄去思考的原因。我还想说，建忠的片子，是耐得住细嚼慢品的。看似随性的抓拍，其实构图用光都是及其讲究的。由于拍摄的是武汉人过早，他最用心的，是人物之间的对应关系。他的每一张片子，看似群像，且都动态，多用中景与近景，但过早的人与人之间，无意间构成精妙的对应关系，活色生香，余味悠长，细细品读，令人点头微笑，忍俊不禁。 一个优秀的成熟的艺术家，总是在不断地追求与探索，不断地想去超越自己的。《过早》便是建忠艺术征途上的又一座里程碑。祝贺建忠《过早》画册的问世，并期待看到他更多更好的作品。 2021年9月1日于汉口 (文字及图片由作者提供并授权） Continue reading

礼失求诸野：潮汕元宵节习俗 文/ 林凯龙 正月十五为元宵节，俗称“十五夜”，道教称之为上元节，与七月十五中元节，十月十五为下元节合称三元，据说上元是天官赐福之辰，故特别隆重，在潮汕甚至有“小春节，大元宵”之说，因为元宵“闹热”程度远超春节，民间如果没有闹过元宵，春节就似乎没有结束。而一“闹”字，已将潮汕元宵节的特点表露无遗。因为除了花灯鼓乐外，“闹热”的游神赛会，都会集中在元宵前后举行。 元宵节实际上从正月十一日上灯起就拉开了序幕，到十五夜达到高潮之后一直延续至二月。在这段时间里，吊喜灯、游花灯、做丁桌、猜灯谜、吃汤丸、荡秋千、行桥度厄、游神赛会等在城乡各地如火如荼进行，这持续一二个月的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将潮汕大地春之气息渲染到极致，也将潮人带进了一种人神同乐、普天同庆的“狂欢”状态。 元宵节习俗的形成与衍变 传说元宵节是汉文帝为纪念正月十五夜平息“诸吕之乱”而设的。另一种说法是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蔡愔从印度求佛法归来，称正月十五是印度摩喝陀国参佛的吉日。崇信佛法的汉明帝遂下令在宫中和寺院“燃灯表佛”，由此而形成元宵节。 元宵节到唐代成了全民狂欢节。在开元盛世，京城长安燃灯五万盏，官员放假三天，唐玄宗李隆基曾下令造宽20间，高150尺的巨型灯楼，壮丽无比，冠绝古今。到了宋代，张灯时间由三夜延至五夜，《东京梦华录》载：每逢灯节，开封御街上，万盏彩灯，垒成灯山，花灯焰火，金碧相射，锦绣交辉。京都少女，载歌载舞，万众围观。“游人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音喧杂十余里”。 到了明代，朝庭又规定京城金陵每年正月初八上灯，十七落灯，家家户户张灯十夜，官员放假十天，其重视程度已超过放假五天的春节。 清代宫廷已不再办灯会，但据嘉庆《澄海县志》引旧志云：“十一日夜起，各神庙街张灯、仕女游，放花爆，打秋千，歌声达旦。”又说：“今俗元夜，各祠庙张灯结彩，竞为鳌山，人物台榭如绘……竞赛花灯。”清乾隆《普宁县志》巳载：“城市街巷以至乡寨皆点花灯，寺庙多有灯会，放大梨金、菊兰、落地梅等花。”可见潮州民间依然保存游花灯的古俗。 潮汕元宵游花灯 潮汕元宵游花灯习俗最早见于明嘉靖刻本潮剧《荔镜记》，该剧讲的是明朝泉州人陈三探亲途经潮州，元宵上街赏灯时偶遇五娘，两人一见钟情，后经一番波折终成眷属的故事。戏中有“睇灯”一折，描写了当时潮州元宵夜：“元宵夜，有十成，赏灯人，都齐整，办出鳌山景致，抽出王祥卧冰，丁兰刻母，尽都会活……”。并有 “三街六巷好灯棚”一语。由此可推知，潮汕元宵游花灯至少有四百年以上历史。 潮州花灯最盛时期当推清代府城每年的游安济圣王，元宵前后，一连三天，花灯鼓乐，满城如醉。一到晚上，纱灯活景如、祥花瑞兽、花鸟虫鱼、戏剧人物、民间故事等等齐集于北门箭道上评比，有时可达百屏以上，其内容如潮州《百屏花灯歌》所唱：“活灯看完看纱灯：头屏董卓凤仪亭，貂蝉共伊在戏耍，吕布气到手槌胸；二屏秦琼倒铜旗；三屏李素射金钱；四屏梨花在吸毒；五屏郭槐卖姻脂；六屏点将杨延昭；七屏张飞战马超；八屏孔明空城计；九屏李旦探凤娇；十屏关爷过五关……九四妲妃迷纣王；九五罗通去扫北；九六寡妇征西番；九七万历小登基；九八武王反西岐；九九摘印潘仁美；百屏拜寿郭子仪。”几乎将中国历史故事一网打尽。 这种习俗发展至今天，就成为官府组织的大型灯会，如揭阳市2009年的元宵灯会设于榕江沿岸，楼船萧鼓，极一时之盛。 另由各地乡村潮俗吊喜灯、游花灯的习俗。因潮语“灯”与“丁”同音，点灯即添丁之意。故自十三日起，人们纷纷到宗祠神庙去“点灯”，然后接回来挂于家门口或神龛、床头上，叫作“兴灯”。如果去年生了男孩的，还要在一对大灯笼上写上姓名，挂到乡中宗族祠堂上向祖宗报喜。然后在祠堂设宴请客，以庆“出丁”，称“做丁桌”。至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游灯”，也在元宵期间择日举行，其中汕头市澄海区的隆都镇乡村游灯的习俗最著名。 每年从农历正月初六开始至元宵后，该镇各村各社都要自发轮流游灯。在这段时间里，每当夜幕降临，在莲花山下一望无际的平原上，烟雾升腾，焰火不断，鞭炮锣鼓，此起彼伏。一条条由无数灯笼汇成的游动的火龙时聚时散，在古老的村庄里、池塘边、田野上蜿蜒行进。 那在夜空中摇曳晃动的点点星火，映衬着一个个可溯至中原的宗族堂号，也照亮了那些欢呼雀跃的男女老少的脸，他们遵循“有游灯，家里生千丁；无游灯，家里要绝种”的古训，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在娱乐自已，敦睦乡邻的同时，将这一古老的习俗，灯灯相传，长明不熄延续下去。 元宵荡秋千 荡秋千也是潮人过元宵玩的一项游戏。关于秋千的起源，一说起源于汉代宫人为祝贺汉武帝千秋之寿而发明的游戏。中原地区荡秋千活动多在清明节，相传苏轼谪居惠州时，曾命妾妇朝云歌《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朝云歌喉未啭，泪已满襟。全词从暮春写起：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该词触景生情，有一种苦涩之感，将坡公此时无可奈何的心境表露无遗。诗中荡秋千的习俗，在宋代也已传入潮汕，并一直延续至今。相传南宋丞相陆秀夫谪居澄海辟望港口时，见乡人在荡秋千，甚为称赞而谓众曰：“此举可强力也！”并吩咐子弟与乡民同乐。明万历的《普宁县志》也有：“正月……男子小儿或妇人，竞打秋千，至十五夜止”。此后，历代方志都载有潮汕元宵节荡秋千活动，如清顺治《潮州府志》载：“（上元）儿童以秋千为戏，斗畲歌焉，善者为胜”；乾隆《揭阳县志》谓：“（上元）乡村架秋千为戏，斗畲歌，善者胜”等等。 今天，潮汕荡秋千仍以澄海古辟望港口乡、澄海隆都后沟乡，揭阳市砲台镇桃山乡、潮安县庵埠镇仙溪乡、亭厦乡等较为著名。秋千架一般设于宗祠前广埕，以竹木为架，高达二三层楼，上系板垫，可在空中旋转翻滚，状如今天的“摩天轮”。春节后开始搭建，由乡里添丁者出钱，元宵过后即拆去。在这段时间里，乡中男女老幼都可上秋千架荡秋千，但在揭阳市砲台镇桃山乡，到了元宵这一天晚上，只能由女人独占秋千，男士只好站在一旁欣赏。这应是一种古俗，大概是古人想为元宵这个中国“情人节”增加点气氛吧。 除以上活动外，潮汕元宵还有“十五夜采榕枝”，即将榕枝、竹叶回家插在门楣、灶台、鸡笼上；“十五夜抱大猪”，即从野外抱来灰砖土块，放在猪栏内；“十五夜坐大菜”，即未嫁少女偷偷到菜园里坐在芥菜（大菜）上，口中言 “坐大菜，嫁个好夫婿”等奇风异俗。有些地方还要举行赛大猪、赛大鸭、赛大鹅、摆社祭神、游神赛会、跳火祈福等活动（参考《潮汕时节与崇拜》陈卓坤、王伟深著，公元出版有限公司2005每5月版）。其中揭阳元宵著名的“行彩桥”和“破门楼郑安仔灯”，以及澄海冠陇的赛大猪、盐灶的游神可说具有代表性。 （原创文字及图片由作者提供并授权）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