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福                 做人的认真，大到思维，小到一举手一投足，甚至双目不斜视，单指不点人等等这些细节，除了从小得益于父母严厉的家教，我一生中最标准的榜样，就是我在蒲圻师范时的校长任鑫平先生。 任鑫平先生的风范，是我自懂事以来一生着意追求的榜样。 当我还是他的学生时就崇拜他，暗自发誓一定要做一个他那样，以自己的高尚与优秀赢得人们爱戴的人。 我是1960年从咸宁二中升入蒲圻师范的。当时的蒲圻师范是当时的孝感地区的两所师范学校之一。我在蒲圻师范受到的几位老师的教育，是我终生的道德的地基，尤其是任校长。 毕业后虽然离开了他，许多年间，我总是用他的行为举止来要求自己约束自己；许多事情，在做之前，总是要求自己想一想，如果是校长，该如何做——虽然我对校长的认识并不深刻。 任鑫平校长的魅力在于，任何人，一站到他面前，就要肃然起敬，就不由得要收拾起自己的一切，说话，走路，行事，都要按照他的规范去做。 校长中等偏高个儿，白白净净，五官端正得迷人，所有的曲线都仿佛是精心勾勒的工笔画。衣服干净得几乎一尘不染，即使是劳动，身上涂泥溅水，他那爱整洁的一举一动，也给人是干净的感觉。 任校长虽然不苟言笑，但他脸上永远是那种亲切的、让人无条件地信任的情绪。在我的记忆里，他永远穿着一套银灰的中山服，端正，大气，标致。他从不发脾气，标准的谦谦君子风度。即使讲课，即使在大会上讲话，也是轻言细语。他那十分讲究的武汉话从不带废字，阴阳顿挫，十分准确，十分清晰、悦耳，十分好听。正是他的讲课和说话风格，修养了我对诗的认识和理解，修养了我的诗学观、尤其是对现代白话诗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 诗就应该像我的任校长讲课讲话那样，阴阳顿挫，十分形象，十分生动，十分准确，十分精微，十分清晰、悦耳，十分好听。 三年里，任校长只是因为教代数的老师生病而给我们讲过几堂代数课，他讲的代数受到所有学生的热烈欢迎，以至于当数学老师病好之后再回来讲课时，竟遭到我们的拒绝。 一位当校长的教育工作者，将一届学生教到毕业，送出了校门，应该就算完成了一个阶段的任务吧。然而任校长与我的缘分，似乎直到我毕业之后才真正开始。 １９６３年七月，我毕业后留在蒲师附小任教，当上了四（1）班的语文教师兼班主任。 那时的蒲圻师范属原孝感地区的两所重点师范之一，在蒲圻山青水丽的羊楼洞镇上，蒲师附小也在蒲圻师范旁边。 任校长的夫人金美玉老师也在附小教书，于是我成了金美玉老师的同事。 金美玉老师天生丽质，艳若桃花，与一表人材的任校长简直是天生绝配。 金老师性格开朗，热情大方，既乐于助人，又从不摆师范校长夫人的架子。她是三（１）班班主任，８岁的女儿润润也在她班上上学。润润漂亮、聪明，乖巧，可爱，金老师几乎每天都把她打扮得像小天使。 那时候，附小全校的老师都在一个大教室里办公，润润有时在妈妈办公桌边做作业，有时哪位老师故意逗逗她，她无意说句只有天使才能说出来的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所以润润是我们中间的快乐点心。 他们的大儿子那时才四岁，成天更像是尾巴似地跟在金老师身后。憨憨的，墩墩实实的，有一个与他外貌十分匹配的小名：骚婆子。骚婆子几乎成了所有老师的孩子，不管哪位老师，只要没课，都一面忙着，一面把他带在身边，小心地照顾他的吃喝拉撒睡，带他玩，逗他说笑。只要他在办公室，办公室里就热闹极了。 刚参加工作，我是既努力，又十分谨慎的。没多长时间，就把一个很棘手的班带上了正轨。纪律好了，成绩也上来了，一学期下来，我的工作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好评。 但是好景不长。 １９６４年３月１０日，星期二。 这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个学期开学不久。 下午劳动时间，我们班饶群芳、邓广桔、祝雪兰、雷孟珠、何爱华、郑秋云、雷四益、游春云等八个镇上的女生集体逃学，不参加劳动。我领着其他学生到学校对面的北山挖了俩小时菜地，回到教室，她们才回来。我不想马上批评她们，准备简单讲评一下就放学，她们逃学的事缓一步再处理。 可是当我在讲台上讲评时，何爱华竟与同桌的男生焦四海在桌上你一下我一下地进行肘子大战——原来焦四海对几个女生擅自不参加劳动不满，当何爱华的肘子越过了两人之间的“界线”，就趁我没看见，狠狠地给了她一肘子。何爱华也不好惹，狠狠还他一肘子。你来我往，收不住，竟公开干起来了。 我很生气，但在心里还是嘱咐自己不要急着在全班学生面前批评她们，先放学再说。 我装着没看见，不动声色地一面讲着话，一面从左边的过道下讲台，从最后一排绕到右边过道，到何爱华身边时，还说着话，一手从肩头处提起她的衣服，往讲台上走。 三月江南，晴朗的下午，天气已经较热了，我们都穿着单衣。何爱华被我反手揪着衣服，跟着我被动地走着。才走了两步，由于教室地面是土地，高低不平，我一上讲台，何爱华跟着我上讲台，她个子小，没能上来，脚下一歪，反身倒在讲台边上。 教室的地面原土高低不平，讲台却是砖垒水泥抹的，何爱华反身正好倒在讲台沿儿上。何爱华是个白净得有点单薄的小姑娘，一倒在讲台边上，后背立即擦破了，鲜血从衬衫里渗了出来。 一见血，我顿时感到了事态的严重。立即叫其他学生赶紧放学回家，我抱起何爱华就往镇上的门诊所跑。 大夫说划了条大约两公分的口子，不深，问题不大。消了消毒，敷上纱布，花了四元钱。 何爱华的家就在门诊所旁边不远处，处理完伤口，我心里踏实了点儿，领着何爱华就到她家去。向她妈妈讲述了当时的情况，承认了错误，与家长一起检查了伤口。家长很开通，没有半点指责之意，我心里才好受了些。赶紧回学校，向正在吃饭的马骥校长汇报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四十多岁就几乎秃顶的马骥校长是个很有经验的领导。他听了我的汇报，放下筷子，拉长了声调沉吟了好大一阵儿，说：“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不敢作主。我马上到师范去，向师范的领导汇报。” 那天下午我没吃饭，心里难过得无人可诉。作为师范生，我深知任何时候都不能体罚学生，更何况我是把学生弄伤了。 我焦急地等着马校长从师范带回消息——不管什么消息，我需要消息。 马校长从师范回到附小，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晚上办完公，我一直站在他卧室拐角的角落里，等他回来。 马校长一进卧室，我随即跟在他身后钻进去。没等他坐下，就低着头站在他办公桌面前。 马校长一面给自己的紫砂壶里续开水，好半天，鼻子里喉管里拉风箱似的，仿佛有倒不尽的垃圾，喝了好几口茶，也不作声。直到长长喘了口气之后，才仔细看了看紫砂壶，慢腾腾地说： “你自己到师范去说吧，任校长在办公室等着你！” “现在？” “现在。” 师范与附小同在一个小镇上，能有多远？一条小河隔着，平常抬脚就到，可是那天，我不知道是太远了还是太近了——一会儿觉得太远了，一会儿觉得太近了。 当我走进师范教学大楼，敲响校长办公室的门，小心地喊一声“报告”，我觉得整个办公楼都在轰隆隆地响。已经下了晚自习，热闹时刻过了，整座办公楼静悄悄的，只有老师办公室还有灯光。 校长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严肃地坐在办公桌前，等我前来“自首”。我刚喊了声“报告”，校长就把门打开了——好像是站在门边等我似的。 不知为什么，一见校长，我眼泪就簌簌地直往下流，两腿灌了铅似的沉重。 “来了？” 校长把左手放在我肩头，就在门口站住，右手拢了拢我的头发。直到校长的手指触到我头发的那一刹，我才突地感到我的头发是乱的，跟我的心情一样。 校长两手放在我肩头，认真地端详了我好一阵子，一面说着：“嗯，还行，嗯嗯，还行。有一点老师的感觉了，进步不小嘛。在我脑子里还是那个小调皮鬼的样子，金老师回来跟我说了好几回，说你干得不错。我还真不大相信呢，我只知道你当学生的样子，只知道你家里很穷，王老师给我看过你两篇作文，基础还不错——教四年级语文，吃力吗？” 校长双手扶着我坐在他办公桌旁边的一把红漆大靠背椅子上，一面说着，一面从一个竹篓子暖瓶里倒一杯开水放到我身边的茶几上。 我只顾流泪，没顾上回答校长。校长似乎也不要我回答，自己坐到茶几那边的椅子上，慢慢地说： “马校长刚才来，把情况都对我说了，不用再说了——伤口重不重？” 我摇了摇头，“不重——是镇上的大夫说不重。” “家长那边都处理好了吗？” “处理好了。因为我时常访问学生家长，家长跟我很熟。”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