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 01 浪子 1992年，我由武汉大学调往厦门大学。 起因，是厦大成立艺术教育学院以后，主持美术系工作的洪瑞生老师为没有理论教员深感忧虑，向国家文化部求援。经文化部牵线搭桥，1984年底到1985年初，我应邀去为全院讲过“艺术审美心理学”的课程，由此结缘。此后，院长魏传义和副院长刘以光又用了七年功夫，才把我调去任教。 说是任教，其实无教可任。学院两个系，音乐系，美术系，我去哪个系呢？教画画？教弹琴？不会啊！ 单讲艺术概论，工作量也不够。 主管文科的副校长郑学檬教授便找我谈话。他说，你从武汉大学来支援我们，我们不能亏待。这样吧！艺术研究所所长，魏院长就不兼了，你来当。想研究什么课题，就研究什么，学校都不干预。也不设行政级别，但参加院务会议。 懂了！给块地，自己开荒。想种萝卜种萝卜，想种玉米种玉米，也不指望你交公粮，纳农业税。 这就是大度了。 大度必须得到回报。三年以后，我的代表作《艺术人类学》获首届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 这是建国以来的首次，竞争十分激烈。国家教委从受理的2697项申报中评选出498项。厦大获14项，其余13项的得主都是各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副教授职称的只有我一个。 林祖赓校长和郑学檬副校长他们都说，这得评个正高。 艺术学院没有指标，就动用全校的公共名额。 得说清楚，当时是1996年，离我到中央电视台《品三国》还有十年，调到厦大也只有四年，又待在没有几个人知道的什么艺术研究所，可谓举目无亲，籍籍无名，地地道道孤苦伶仃的外来户。拜码头拉票？没门。 结果，评委会支持，支持者都是其他院系素不相识的教授。 为什么？ 因为那时只看学术水平，没有学术腐败。 那么，我该为厦大争利益了吧？ 对不起，没有。 相反，还“吃里扒外”。 02 反派 得了大奖又评上正高之后，我就不再申报任何奖项。 但，不是申请人，就得去当评委。 有次省里评奖，我还是召集人。 实话实说，由各兄弟院校派出评委都是带着任务来的，谁都想为自己学校多争取些奖项。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厦大是福建省的带头大哥，也毋庸置疑。评委们看着我这个素昧平生来历不明的召集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好吧，我说，学术标准第一，同意吗？ 大家点头。 我又说，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同意吗？ 大家又都点头。 其实这不成问题。按照制度，评审有初审，有复审，都要打分。入围的也都在分数线以上。关键是得分差不多的怎么办？谁上谁不上？ 于是我提出，在水平接近的前提下，三个优先： 兄弟院校优先。 职称低的优先。 从未获过奖的优先。 结果，全体鼓掌。 这就不但不为厦大争利，还要主动让利了。 那么，学校生气了吗？ 党委书记陈传鸿和统战部长官鸣向省政协提名，说这人可以去做委员。 后来，有媒体嚷嚷，说你们看上《百家讲坛》多好啊！易中天就当省政协委员了。他们哪里知道，我《品三国》那会儿，已经在做第二届。做到退休，共三届。所以，这事与《百家讲坛》无关，与厦门大学有关。 厦大，就是那么大度。 现在，该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了吧？ 对不起，也没有。 相反，还“流窜作案”。 03 流寇 我上《百家讲坛》的时候，已经从艺术学院调到了中文系，还带去了我亲手建立的艺术学硕士点。但我讲的《汉代风云人物》《品三国》和《先秦诸子百家争鸣》都与本专业无关，岂非流寇？ 不以为然者，不在少数。 厦大有没有人说，我不清楚，只知道党委书记王豪杰在干部大会上力挺。朱崇实校长当副校长时，就支持多学科和跨学科发展，此刻当然一如既往。只要完成教学工作量，并不过问还有没有申报课题、发表论文和评奖。 什么“校长喊你回家”之类，天方夜谭。 这些事情我从来没有公开说过，因为不管怎样解释，都难免炫耀嫌疑。然而值此厦门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再不说就是忘恩负义了。如果要喷，请便！我只是遗憾，无法向所有帮助和支持过我的先生们一一致谢，那将是一个长长的名单。 好在，记忆永存。 其实我更想说的是，大学有如大地，不能要求都是人工栽培，总会有些植物野蛮生长。唯其如此，才千姿百态，欣欣向荣。古人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是厦门大学的校训；而她的宽容大度，岂非正是厚德载物、止于至善？ 衷心感谢厦门大学！… Continue reading

文/ 萧继石 第一次见方成，记得是在1985年10月4日下午，他应邀到华中工学院（现名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来讲漫画。听说方成来，大家都特别期待一睹这位漫画大师的风采。我这个痴迷于画画的人，对于他发表的作品印象特别深刻。对于他即将和我们面对面，真是喜不自胜。 想像中，他一定和相声演员一样，让人见面便觉好笑。见面之后，始知在意料之外。那天，他着一身笔挺的银灰色西服，站在人群中，比一般人个子高，鼻梁上架着宽边眼镜，目光平静而自信，头发梳得纹丝不乱，红光满面，看上去，有他们那个时代出身的人特有的那种气质，或者说中央机关报人的正统，三十年代上海滩知识分子的那种遗韵，还有些绅士风度等等诸种混合的味道吧。因而，我对他的第一印象虽然过去了快三十年，仍然比较清晰，还包括那个下午他讲的内容以及我们互动的细节。 “新闻离不开漫画，漫画离不开新闻”。方成面对新闻系的学生，开口便谈漫画与新闻的关系。“漫画几乎和报纸同时产生。报纸评论，有些太长而读者不愿意看，漫画的作用有时胜过评论，人人愿意看，文化程度低的人也能接受，它一方面是评论，一方面又是艺术。” 方成从新闻漫画讲到幽默。边讲边放漫画幻灯片。 方成到基层体验生活，老百姓问他，你做什么工作的？方成回答：画画的。老百姓便叫他画（化）学家，这个称呼当然错了，可是也有对的成份，原来，方成早年在武汉大学读书，学的就是化学专业。因为错得巧而引起幽默。 方成还讲了一个错中出笑话的例子：一次坐火车，他看见一个小孩哭，一个外国人关切地说：“小孩哭了，要吃他妈的牛奶。”英文中牛奶和奶是一个词，硬搬到汉语中，错得可乐。 方成的讲解和放的幻灯片，不时引得一阵阵笑声。气氛特轻快。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到了大家提问环节。问题五花八门，方成应对自如，有位老师问：“国外有许多表现国家领导人的肖像，您画了那么多漫画，怎么没有领导人的漫画。” 这个问题够狠的，大家瞧，看他怎么回答！方成还是那样淡定，直率地说，封建思想作怪，早年，我画了一幅全国劳模的漫画像，报纸一经发表，收到厚厚一叠信，批评我丑化劳模。这与我们的习惯有关系。 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大潮一浪接一浪。反映到武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华中工学院的新闻系创办了《改革开放报》，对外公开发行。办报人手以新闻系教师为主，学生参与。我每期为报纸画插图、题图，同时在复刊不久的《武汉晚报》开了一个漫画专栏，名为《刘大狿武汉》，对街头所见所闻的新鲜事，用漫画来表现。把每期发表的漫画剪下来贴在本子上。那个年代，很多人选择剪贴方式收集自己作品。 一次见到方成，我把漫画剪贴本拿出来，请方成指点。他看得很仔细，提的意见也很具体。比如“免费旅店”，画得是拖板车进城贩卖生姜等农副产品的农民，为了节约，自带棉被，睡在板车上度夜。方成说画漫画要添油加醋。比如板车把手上挂些日常用品如水瓶、灯之类，增加漫画的生活趣味。后来，我创作漫画时，常常想着“添油加醋”，思考着如何放入“调料”。 那些年，方成一边创作漫画，一边撰写有关漫画、幽默的书籍文章，时而应邀外出讲学，他在研究普及漫画幽默理论、培养漫画作者方面，顷注了不少心力。后来我偶尔给他写信，他在万忙之中给我回信，仔细地回复我提出的疑问，并且提出希望与期待。 前些年，我忙于武汉民俗风情水墨人物画创作，到2008年创作了百余幅。12月初，趁在北京出差的机会，带上这些画作照片登门看望方成先生。走进寓所，方成端坐在电脑前打字写作，见我进来，从书房来到客厅。“方老师，您自己打字呀。” 我半是钦佩，半是诧异。方老毕竟九十高龄了。 “我现在仍然每天工作八小时，写漫画方面的文章，前年给三家报纸写专栏，现在还有二家报刊的专栏在写，还有出版社的约稿，每年都要出一两本书。” 方老那天上身着一件深红毛衣，脸色红润，说起话来，声音明朗。就是耳朵有点闭，与之谈话，声音要高一点。 “您发表在《讽刺与幽默》上的专栏文章，每期我都看过。您的《报纸漫画》、《讽刺、幽默》、《漫画人生》等书，我都读过。” 我自以为收藏方成著作画册不少，并列举一串。方老说：“我的书各种版本有好几十种，精确数字，我也记不清。”说着转身回到书房取出两本新近出版的方成水墨漫画集，签名送我。他说：“画画要注意起稿。我画一张画，有时要打好多遍草稿。” 方成在文章和专访中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我想是针对一些人画漫画不重视起稿，以为漫画就可以随便画，才反复念叨提醒。 我和方老谈到民俗画创作，我说在一本老北京的著作里看到方老和另一位作者画的老北京民俗场面，虽然两人风格不同，但画面场景道具、人物装扮，老北京的味道十分浓郁、地道。方老说：“我比他画得传神”。 的确，方老的漫画在人物传神方面的功夫是众人皆知的，方老也点出了人物画的关键所在。我把自己画的《老武汉民俗风情》照片拿出来，请他看后写几句话，准备用作展览和出版前言，并请他题写书名。方老欣然答应，说等写好后寄给我。 告别方老出门，在回家的路上，思绪还在回想见面的情景，感慨良多： 方老从上世纪30年代画漫画到现在，将近70年那！他的那些画，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有的画让人过目不忘，90多岁了，每天工作8个小时，写作、画画，待人就像住在一个街坊的大叔，真诚、自然、亲切，住房也和邻居差不多。 从北京回到武汉，才过了两个星期，便收到了方老挂号信寄来的《老武汉风情》序言和题写的展览名，画展名还特意写了两条供我挑选。 原来人们眼里的大师，是那么寻常，寻常得不同寻常。 （原创文字由作者提供并授权，漫画作品图片来自网络） Continue reading

文/ 高兴 今年是牛年。 生肖牛被赋予种种吉祥的含义，承载人们的许多寄托。 不过作为一种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动物， 许多人对它们并不十分了解。 我这里讲几个关于牛的有趣的小故事， 它们都是真正的牛， 是我亲眼所见， 亲身经历的。 牛吃狗肉 我下乡的地方， 是朝鲜族和汉族混居的地区。 朝鲜族人爱吃狗肉是出了名的， 他们认为狗肉有奇特功效， 不仅味道好， 还能去寒，壯力。 当地朝鲜族生产队种植水稻， 插秧前后要给耙地的牛吃狗肉汤， 好让它们多出力。 这个习俗也影响到汉族生产队。 我下乡的生产队很穷，但队长知道， 如果老牛不出力或累趴下了， 就误了大事， 于是买了只狗， 吩咐饲养员杀了， 把肉炖得稀烂， 熬成汤， 拌到牛料里喂牛。 牛也有三六九等， 只有体大、有力的牛才能享受到狗肉汤。 早在耙地前半个月， “小灶”就开火了。 至于狗肉起了多大作用， 只能问出力的牛们了。 我们没有“牛权”， 只知道初春的稻田里的水是真凉， 活是真累。 生产队也知道大家的疾苦， 买了一大瓶烧酒， 带到地头。 一人先灌两口烧酒， 再赤脚跳进带冰碴的水里干活。 可苦了我们这些知青， 不能喝酒， 既享受不到“牛权”， 也享受不到“人权”， 冻还是照样受， 活还是照样干， 全靠心中的“红太阳”。 牛犊子？ 王八犊子？ 我们队里有个老农民叫高树林， 岁数不小， 腰腿不行，… Continue reading

文/ 小阳 又到了周末的晚饭时间，我照例走到厨房的窗前，似乎不经意地瞥了对面那家一眼。对面与我家厨房是窗对窗，那时没有纱帘，为了驱散炒菜的油烟，几乎家家户户在做饭的时候都敞开着窗口，这时我的一口气仿佛就可以吹到对面。 他家窗前是空荡荡的，我走了几个来回，那个成年男人还是没有出现。我说“成年”是因为我只有十来岁，猜不准大人的年龄， 特别是男性，个子一高，嘴上再有些胡须，在我童年的印象中那就是成年的标志。今天他的缺席多少使我有些失落，但是我仍然不愿意走开。 我妈并不知道我的心思，仍然不住地唠叨“厨房太小了，走动不开。” “要么你来帮我洗碗？” 我可不愿弄湿自己的双手，也不愿意继续听她的啰啰嗦嗦，于是一口气跑到了楼下。 夏日的夜晚满天挂着点点繁星，蛐蛐躲在某个角落声嘶力竭地鸣叫，树梢的阔叶却纹丝不动，好像空气都静止了。没有了风，屋内燥热难忍，邻居们有的搬出了竹床，有的拿出了凉席，盛夏的夜晚，屋外却像白天一般热闹。我无所事事地在户外穿行，还没走两步就忍不住回头朝陈家望去。 陈家就是那个成年男人的家，和我家住在同一栋楼里相邻的单元，两家对面。他家占据了通常是院子里两户人家合用的整个三楼。因为不与别人共享，家里又只有成年人，我们这些小孩就没有机会“光顾“，就是居委会里无所不知的蔡妈妈找他们，也只能趁在楼梯上与他们心不在焉地聊上几句时，顺便掠过讲话人的身体向屋里探望一下。因此他家对我们这些邻居们来说非常地神秘，这也激起了我对他和他那个家孩童式的好奇。 蔡妈妈是我家搬来时最早认识的邻居，她的丈夫是个司机，把她从农村带到城里来以后，她就一直没有出去工作过，但她这人闲不住，不久便开始收起了楼里没人愿意管的水费和电费，后来街道居委会干脆找到她帮忙解决邻里纠纷和传达通知之类的事情。 她家住在一楼，每天我上学经过她家时，她照例会坐在门前，一边摘菜一边“不经意”地扫视匆匆而过的邻居们。我很害怕她的那双眼睛，因为那双眼睛总能察觉我的任何不轨的企图和想法，比如，我那时特别不喜欢吃馒头，每天早餐在我妈妈的监督下，囫囵吞枣地吃完一个荷包蛋， 接着把一个一两的馒头整个塞进嘴里，一出家门就吐掉。每当我含着一大口干巴巴难以咽下的馒头从家里走出时，她总能及时地警告我，“丫头，你把馒头咽下，要不然我告诉你爸爸说你浪费粮食”。在她的胁迫下，我会用力地伸长脖子，眼球使劲向上一翻，用仅有的一点口水，“咕嘟”一声，让卡在喉咙里的馒头块顺利地滑进食道。她的热情就像炎热的夏天，淋漓尽致，有时又会使我感到虚脱。 她的嘴唇丰厚而有力，就像她那泼辣的性格，总是那样得理不饶人的。每当她眯起双眼，爱抚地看着她最宠爱的小女儿时，她的嘴里就会发出“你这个小女人”的嘟噜声。 邻居们都说在我家搬来之前，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陈家的女主人，只看见陈家爸爸和四个孩子。儿女们成年后都搬出去很长时间了，只是近来与陈家爸爸的走动又有些频繁了。后来我才知道，时常在窗口见到的那个成年男人是陈家的第二个孩子。今天他家里熄着灯，看来是一家人外出了。 接下来的几个周末，那个成年男人照例出现在窗前，他个头很高，窗顶遮盖了他前额以上的头发，他上半身几乎牢牢地占据了大半个窗户，永远低着头注视着手下的什么，我猜想现在是晚饭时间，他正在往碗里盛饭，如此三次出现在窗前，我一点也不吃惊，心里想，“长那么大的个头是要吃很多饭的”，于是我断定他一定吃了三大碗。 我那时年龄虽小，看到他时还是感到了我的心脏在砰砰有力地撞击着我扁扁的胸膛，哪怕今天我也依然笃定地认为，他的五官是如此的俊秀，他的身材像松树一样挺拔。在我第一次透过窗户看到他的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对这个邻居一家一无所知，直到我妈和蔡妈妈成了朋友。 我妈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又乐于帮助邻居们缝缝补补，正好也可以顺便串串门，这一来二往也少不得聊上几句，久而久之就与蔡妈妈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从此，邻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就没有她不知道的了。也因为这样，大院里的事也上了我们家的饭桌。我家餐桌上总是干巴巴的那几样素菜，偶而有一点荤腥夹杂在盘中，我妈也会拿起筷子，飞速地翻搅直到零星肉丝从我们孩子的视线中消失。当然，最后我们还是找到了肉丝并且快速地将其塞进嘴里，但是她事后永远会用她那浓浓的山东口音补上一句，“不能老是盯着肉，酸甜苦辣都要吃”。面对如此窘迫的菜肴，邻里的家长里短话题多少缓和了饭桌上尴尬气氛。 多年以后，对面窗口又出现了一个年轻女子。那女子婉约而谦和，就像散发着淡淡幽香的一抹兰花！她外表清秀，说得一口软软的带着“侬侬“口音的吴语普通话。 她说话时眼帘低垂，有些害羞。据我妈说，这女子高中毕业后响应国家的号召，支援内地建设从上海来到了我们这座城市，她在这里的第一份工作便是为陈家爸爸当秘书。 那时的陈家爸爸人到中年仍然不失英武之气，加上过去打过游击的传奇经历，现在也是位高权重，指挥着一个庞大的建筑工地，对如此单纯而又不谙世事的她来说无疑是高山仰止。当然，她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她会作为继母走进这个复杂的大家庭。她也并不知道她钦慕的领导早已有了妻室儿女，甚至他最大的孩子与她的年龄相仿。 我妈要我们管那年轻女子叫阿姨，还说她现在和我爸在同一个单位工作。说这话时，不知为什么 我妈狠狠地盯了我爸一眼。从我妈的口中得知这个年轻女子现在也当了陈家的后妈。 自从知道阿姨秘密后，我对她更多了几分好奇。我发现她和陈家爸爸从不一起上街。他俩说话就不像我爸和我妈。陈家爸爸问她话时双眼往往跳过她的头顶，从来没有直视过她，而她回答他时则是双眼投向自己的脚尖。一问一答，就像老师在批评一个犯错误的学生。 阿姨稍稍年长陈家那成年儿子几岁，几次看到他们偶而在厨房相遇，气氛也颇有些尴尬，两个人都同时想礼让对方，却又发现他们同步了，这时男子脸上微微红了，阿姨更是不知如何是好，嘴里喃喃了几句， 最后还是知趣地退了出去。 那时的我，弄不明白大人的一些事，经常听见邻居一楼的蔡妈妈背后叫陈家爸爸是“老不死的”。我还以为陈家爸爸得了病，而且病得不轻。不久，我发现阿姨有些异样，蔡妈妈背地里说那个肚子里的孩子应该是“陈老八”，过了几年阿姨又有了“陈老九”，两个都是女孩。在我准备上大学前不久的一天，陈家爸爸一定是喝多了酒，满脸潮红，他摸了一把糟红的鼻头，对着坐在门口的蔡妈妈“呵呵”地憨笑，蔡妈妈说，“小林怕是害喜了，又有了陈老十？”，女人都是敏感的，小林就是那阿姨。果然，不久我发现阿姨的肚子再一次大了起来，这次她穿着宽大的衣服也遮不住日渐隆起的腹部。邻居们也更加大胆放肆地聚在一楼门前，居然给尚未出生的孩子起名为“陈三六”，“陈六十”。这样叫多少有些揶揄的意思， 只是因为在邻居们心里，那看上去仍然年轻的阿姨三十六岁，陈家爸爸已经六十岁了。当我听到他们背后议论阿姨肚子里的这个孩子时，我为这个尚未出生的小人感到莫名的难过。此后，阿姨更是鲜少露面，面对邻居们的议论，她总是沉默，见人就低下头，抿着嘴，匆匆离开。这次终究是个男孩，最后大家叫他“陈老十”。我想那应该是陈家爸爸的最后一个孩子了吧。 陈家阿姨出现没多久，对面的成年男子就从窗前消失了，据说陈家爸爸把他送到外地部队里去锻炼了。不久，窗前又出现的却是一个男孩，他有些清瘦，个子也小了许多，面容却与前一个有些相似，只是有些羞怯，据说他还是个学生，转学来父亲这里上中学，从我妈那里知道他是他母亲唯一的孩子，但我们院子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母亲是谁，现在在哪，他为什么现在才与父亲一起生活？楼下的蔡妈妈叫他“陈老七”。 他叫陈老七，那陈老五和陈老六在哪儿呢？他们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们的母亲与陈家爸爸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一直困绕着我，对我这个尚未完成二年级学业的孩子来说是太复杂了，终究是没有人见过他们，所以我也一直得不到解答，以后大家也淡忘了这事。 陈老七大我几岁，却从来没有与我们说过话，那时他除了上学，几乎就呆在家里。他从来没有拿正眼瞧过我们这群大院的孩子，当然他更不屑与楼下的蔡妈妈她们讲话。蔡妈妈喊他“陈老七放学了？”， 他会装着没听见，背着书包径直往前走，然而蔡妈妈并不生气，只是笑着补上一句，“你这个小杂种”。我知道蔡妈妈很心痛他。 不过有一件事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 一天，我独自一人在楼下跳橡皮筋，身后突然“砰”地一声巨响，闷沉沉地，我的身体随之猛烈地震动了一下，就本能地用双手捂住了眼睛，不敢回头。蔡妈妈应声跑了出来，嘴里叫喊着“陈老七，你这个小杂种，你找死啊”。只见陈老七面部朝下，双眼紧闭，四肢张开，静静地趴在一楼单元门前冰凉的水泥地上，邻居们个个张大着嘴，紧张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听有人说，“他是从三楼阳台上不小心摔下来的”。蔡妈妈抱起了他的头，“七伢，七伢”地呼叫着，陈老七慢慢地睁开了双眼，环视四周，居然踉踉跄跄自己又重新站了起来，没走两步“叭”的一声又跌倒了。这时邻居们推来了一辆三轮车，将他送去附近的一所医院。后来听说在这次事故中，他的脾脏被摘除了。我也开始对他有些同情了。 他中学还没有毕业就离开了大院。蔡妈妈说他父亲把他也送到很远的地方当兵去了。没过多久，又听说他在部队出了意外，只是陈家人并没有表露出任何的异样。我知道他真正的死因是四十年后，有一次在一个大学同学聚会上得知，我的大学同学曾经与他中学是同班同学。她告诉我陈深立是为了抢救溺水的战友牺牲的。 成年后，我终于知道了陈家的一些复杂家事。据院子里的人说陈家爸爸年轻时非常地英俊，风流倜傥，但时常有些行为不羁。解放前，第一任夫人被他所吸引，还与他一起打过游击。两人生育了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只是陈家爸爸在那事上总是节制不住自己，常常犯错误。解放后，曾经一起打过游击的兄弟们一个个当上了市里省里的领导，只有他还常年奔波在不同的大大小小的工地上，住在我们院子里忍受着邻居们如此这般的议论。与第一任夫人离婚后，孩子们跟了母亲。我还听说，那母亲现在也是响当当的领导了，孩子也只是偶尔在陈家爸爸这里小住。 我大学毕业后就离开了家，后来家人告诉我，阿姨早已有了自己的孙儿孙女，只是在她三个孩子尚未成年时，陈家爸爸病得很厉害，或许是由于工作中长期的不得志，郁郁寡欢，不久就撒手而去。一夜间，阿姨有了白头发，老去了不少。那个叫陈老十的儿子因此也没有了管束，进过少管所。出来后曾经一段时间游荡于社会，最后还是阿姨的两个亲生女儿出手帮助了他。 蔡妈妈在我上大学期间，由于她丈夫职位的升迁，搬到了城里。据我妈说，蔡妈妈离开大院后，邻居们难得再聚在一起了。至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蔡妈妈了。 在我儿时，曾经有过诸多的困惑，不理解或不喜欢，但终究都成为了过去。现在回忆起来，我还是很怀念已经逝去的故人和我曾经生活过的大院。我想总有一天我还会回去看看的…… （原创作品由作者提供授权） Continue reading

廉亚光 1. 难忘的一声哭 我出生在河北省邯郸市西南方向约五十公里的峰峰矿务局通二矿，峰峰和唐山附近的开滦是河北的两大产煤基地。1968年9月初的一天，已到入学年龄的我就要成为一名小学生了。这一天一大早，我穿上母亲准备的新衣服，背上新买的书包，高高兴兴地跟着父亲到学校报到。学校建在一个土坡的上方，土坡的下面是一个相对平缓的操场，从我们家走大概十分钟。我和父亲来到学校的办公室门前报到，许多小伙伴陆陆续续来到门前，有的见过，有的没见过，有的是父亲陪着，有的是母亲陪着，也有爷爷奶奶或老爷姥姥陪着的。父亲和大人们打着招呼，而孩子们的脸上则洋溢着激动、希望，以及忐忑的表情。 不远处的操场上，传来了一阵的口号声：“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 抬头看去，只见一群高年级的师兄师姐们正绕着操场呼喊着口号，一个男生头上戴着一顶纸做的尖帽子走在前头，帽子上隐隐约约有几个字，好像还打着叉。当时距离稍远，有点看不清，还有刚跨入校门，基本上不识字，在那时可没有学前补习班，父母们也没把孩子送到学前补习班的意识和机会。一九六八年，那正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大部分的学校基本上处于半停课状态，但通二矿的学校还能维持一个稍微正常的状态。到后来识字了，看到一些批刘少奇的图片，想起来操场上的高帽，猜想帽子上的字应该是“刘少奇”…… 有点扯远了，再回到报到的现场。在办公室里，有位男老师，照着名册点人。当喊到要入学的孩子的名字时，大部分是家长帮着喊“到”，老师就让家长拿出一些小本本和纸片片，估计是户口本和入学通知书之类的东西，核实身份后，就告诉要到的教室号码，家长就带着孩子到那个教室去。父亲领着我到了要去的教室，一个中年女老师已等在那里，欢迎新学生的到来。学生们到齐后，长辈们又叮嘱一番，就离开了教室。老师就按照学生们的身高，安排到不同的座位上。我记得当时的课桌是两个抽屉连在一起，每个抽屉前有个小板凳，老师尽量安排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坐在一起，共用一个课桌。学生们坐好后，老师拿出名册准备点名：“我姓徐”，老师首先自我介绍说，然后转过身去，在黑板上整整齐齐地写下了“徐”字，这是我从学校里学到的第一个字。徐老师接着说：“当我喊到你的名字时，你就回答‘到’，明白吗？” “明白，”学生们用稚嫩的嗓音齐声说。 “某某某”，徐老师开始点名，“到”，一个声音从某个座位上响起，“出身，贫农”。是的，当时是要说家庭出身的。 “某某某”， “到”， “出身，中农”…… 点名在继续，直到： “某某某”， “到”，一个明显弱的多的声音从某个座位上发出。 “出身，地主”， 短暂的沉默之后，“哄”的一声从全班即刻响起，所有的的学生都把头转向了那个声音发出所在。 “哇”，不到一秒钟，哭声就从那里传来。那是一个男同学，一个刚到入学年龄的男孩子，只见他用手臂擦着眼窝，哭声中透出委屈和无奈。 见到此，徐老师立即说：“不要哭，不要哭，出身不重要，重要在表现……” 2. 横平竖直 当时一年级的功课有两门，语文和算术，徐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第一天上课，徐老师强调课堂纪律，要求我们身子要坐直，手背在后面，上课不准说话，有问题举手，举手的姿势是胳膊肘放在桌面上，举起上臂和手，老师同意后，站起来提问。课本和作业本是学校发的，语文作业本是田字格本，一个横排十个田字格。对于写字，徐老师常说的话就是：“中国字是方块字，写出来要横平竖直”。每次学了新字，留的家庭作业就是在田字格本上每个字写一个横排，就是写十遍。每次写作业时，发现写的字不是“横平竖直”，就用橡皮擦掉了重新写，而写完字的地方，被橡皮一擦，就会变成黑乎乎的一片。所以我的语文作业本常常是黑乎乎的，每次交作业，都提心吊胆，怕被老师批评。但出乎我意料的是，老师并没有因为黑乎乎的作业本批评过我，估计这是小学生常有的问题。 记得有一次徐老师上课，她写完一个字后，转过身来，见一个学生举起了手，我已记不清是男生还是女生了。徐老师见到有人举手，就让那个学生站起来说话。那个学生怯怯地说：“徐老师，你的那个竖写歪了。”我一看，徐老师写的竖果然有点歪。听到此，她扭过头又看了一下，就进行了表扬，夸那个学生学习认真，并且，用黑板擦擦掉那个竖道，重新认真地写下了一个笔直的竖道。多少年过去了，这个情形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3. 天天读，雷打不动 那时早上到教室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站着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喊完口号后，学习“毛主席语录”，叫做“天天读，雷打不动”。因为语录的书皮是红的，所以又叫“红宝书”。虽然嘴里说着这句话，但一直不太理解这句话的含意。多年之后，才理解“天天读，雷打不动”的意思，就是要天天读毛主席的书，即使是五雷轰顶，也不能停止。 我在通二小学只呆了一年，由于父亲调动工作，第二年，我们全家就搬到了一个新成立的煤矿，孙庄矿。新成立的矿，学校不正规，记得只有三个年级：一年级，二年级和五年级。学生二十个左右，两位老师，两间教室，一个给二年级用，一个给五年级用。一年级的学生有两个，没有单独的教室，今天借二年级的教室用，明天借五年级的教室用。在这样的条件下，“天天读，雷打不动”的活动也就停了下来。 通二矿一年级时，领我们读毛主席语录的是班长赵霞，是一个女生，每天早上绕着桌子领我们读语录上的一些简短句子。我在那里只有一年的时间，同学的名字基本上都忘了，但这个女班长我记住了她，这是因为多年之后，她成了我妹妹的高中老师。 4. 故地重游 一晃47年过去了，2015年9月的一天，我又重返通二矿学校参观。那天学校没上课，当我走进校门时，门卫拦住了我，问我找谁，我告诉他，1968年我曾在这里读书，门卫听说后，热情地把我迎进门。 学校还在老地方，但原来不平的操场变成了一个有跑道的篮球场，并且盖了一些教学楼（图1），土坡上的老教室依然挺立（图2），只不过大部分变成了仓库（图3），令我惊喜的是，月亮门还在（图4）。 为了使大家对煤矿有所了解，我附上两张照片。图5是矸石山，当煤从地下挖出后，要经过筛选，好煤挑出来，供社会使用，剩下不好的，就是矸石，并把他们堆积起来，日积月累，就形成山一样的形状，所以被称为矸石山，煤的这个筛选过程叫做洗煤。图6是井架和天轮，建在煤井的上方，地下的煤就是通过井架上的天轮从几百米甚至上千米的深处提出来的。 （图片由作者提供） Continue reading

文｜ 萧继石 我们这些老三届中的小字辈，文革的喧嚣声中，匆匆地被中断学业，下乡、回乡。几年后招工进城，我和文祥在一个单位。单位的头是搬运工出身，没多少文化，人很敦厚，把一些出墙报、写口号之类事交给我俩。文祥父亲是一位有识之士，近“墨”者黑嘛。通过朋友介绍文祥结识同在乡下、文史与艺术修养很全面的王受之。稍后，文祥带我认识受之。 1973年，我和文祥都20岁刚出头，受之大几岁。我们都是“老三届”的，招工进城，同在洪湖县城。受之的父亲是创办湖北音乐学院的教授，母亲是抗战时期孩子剧团成员，家学渊源深厚。受之天分极高，特勤奋。 那时，洪湖新堤镇新开了一家贝雕厂。厂房就在内荆河边的民房里。受之作设计工作，设计室在房顶搭建的小房子里。 我、文祥的工作在粮食局的一个单位，和贝雕厂隔着一条连通洪湖的穿城小河，我们每每下班吃过晚饭，走过河东的石板老街，来到河西的老街角落贝雕厂楼顶和受之兄聊上几个钟头。 古代的、当代的、国内的、国外的，一会儿历史、文学的、一会儿艺术的，偶尔街头花边新闻小道消息 ，没办法，受之是百科全书式却比百科全书重点突出的人，和他聊，“引人入胜”这个词都有点苍白。 前些年，上海媒体评受之为全国十大知道分子，其实，我们那时就认为他是一大知道分子。 我那时想入非非又不着边际，自信善画，又没多少理论，读了一点书，与他比，只能算皮毛而已。 受之每次参加广交会回来，就指着设计室摆放的贝雕作品一一介绍，哪几幅 ，外商又订了多少万的合同。就是这间“幺子角落”（当地俗语）的简陋工艺厂，短短两年时间，成为全国知名的淡水贝雕工艺厂，受到省外贸的重视，拨款新建厂房，不久后就搬进新的厂房。 今年9月，他回武汉，我们在一起聊天，我说：“我是你的追随者，不敢称你的学生。”他笑而不答。 他是一个自信而又谦虚的人，他说，走到哪里，口口声声称我大师，哪来那么多大师？ “你不是大师，那我就从来未见过大师了”。这是我的感慨。 受之在设计教育领域的建树，为世人瞩目。 追随者，他无法否认。在那个动荡而又贫苦的年代，遇到这位“知道分子”，算是幸运了。 他在洪湖工艺厂做设计员一直到四人帮倒台、恢复高考这五六年时间，我、文祥与受之交流最多。 那个年代，我痴迷于绘画，从受之那里得到的教益，弥足珍贵。 我的父亲是闻名四乡的教书先生。懂事后，父亲很少提及他的经历。我上完初中一年级上学期，父亲病故，很多有关父亲的故事，是从乡亲那里听到的。父亲天资好，写得一手好字，四邻每逢春节对联由他书写。农村妇女生小孩，遇到难产，医疗条件差，容易坏事，迷信是月母鬼害的，临产前挂张钟馗辟邪。有乡亲提着母鸡来求父亲画钟馗，父亲居然无师自通地画出来。 父亲常与镇上一个刻图章的彭先生交流画技。彭先生刻图章呱呱叫，用木板刻得冥钞版，刷上色，印出来，人见都说和真钞差不多。画画在镇上也算得上一流。他可能是根据芥子园手绘的一本水墨画稿学习，父亲借来看，我也反复翻阅。渐渐的，我迷上了绘画。 文革来了，没学上了。绘画爱好派上了用场，1973年7月，当年改变政策，通过考试上高校。我的成绩在录取之列。后来某人交白卷，全国批“白专”道路。清理阶级队伍时，有人说我父亲15岁儿童团时期有问题。所以，这次我政审未过关。我问到负责招生的人，他一脸暗淡，支支吾吾，无能为力的样子。我的政治前途和求学之路等于画上了句号，那就只有一条所谓的“白专”道路了，因而我对绘画的兴趣更加集中了。 那时政治统帅一切，宣传放在首位，我在所谓八大公司的财资战线，绝大部分时间由单位安排画宣传画、布置会议室，其实是临摹作品，平时基本靠自学，资料很少，一位画友文革前从苏联画报上剪贴的一本苏联油画家的作品，我才三十几元的月工资里拿出十元买下来学习临摹。有一阵迷上临摹希什金和列维坦的作品，每有画家来体验生活，县文化馆便把我们这些美术青年邀到一起，请画家言传身教。 那时相继来洪湖采风的画家有白统绪、汤文选、邵声朗、姚治华、鲁慕迅、恽其昌…… 水彩画家白统绪每年都上洪湖呆上一段时间，每次来镇上采风，我们几个”美术青年”总是伴其左右，他边写生示范，边讲解。他那时画洪湖的一批作品好评如潮，几幅参加全国美术展览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再后来，全国五年一届的美术大展征集作品，白统绪来洪湖搜集素材，我们在一起讨论创作很热烈。 我说要画洪湖的秋天，绝对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人们印象中的秋天都是金色的，洪湖的秋天是银色，水波如银，丰收的满船鱼虾如银。我的神侃居然得到白统绪肯定，还确定以此为题创作冲刺大展。 我那时不知高低，好高骛远，思想跳跃无边无际，白老师为人谦逊随和，像老大哥，和我们喝酒，偶想起他是河南人，喝酒一定喜欢猜拳行令，他不善辞令，埋头画画，未必善猜拳之道，我们提议猜拳，六六六，五魁首，七星照…… 每每我们喝的时候多，没办法，又提出猜火柴棍，结果还是我们败下阵来。 那年，白统绪老师与我合作《洪湖银秋》，入选第五届全国美展。也体现老师带我们后进一把的心意。 身边常年有受之这位好老师，真是幸运。设计工艺贝雕画的稿子，他与别人不同，有时四张设计稿纸在桌子上一齐展开，同时设计完成四张设计稿。厂长叼根烟，光顾设计室，看王受之这样的劲头和效率，操着干哑的烟嗓子说：“个杂（口头语），受之还真有本事！” 这些一般是比较传统的四季花卉翎羽，设计起来，他几乎是烂熟于心、信手拈来。 那时讲创新，看着他设计现代题材的《丹江之春》，作品反映丹江大坝，近景山花烂漫、中景巍巍大坝、远景水库水阔天空、白帆点点，巧妙应用淡水贝壳的自然光泽，展现了人工之力的伟大。从设计到指导制作、上色，他一丝不苟。不久传来轻工部工艺品年度获奖的消息。我们一起分享这份快乐。 受之作为设计员，英语已有相当水平，他儿童时代在广州度过，会讲一口地道粤语，所以一有广交会，厂里必会派他参加，他回来时，总有让全厂振奋的消息：“今年又订了70万订单。”这在当年是个不小的数字，意味着 一年厂长的业绩、工人的工资全有保障了。 受之每次出差回来，带回的消息也是全方位的。我们最受用的是他带回是美术界最前沿的信息。他的两个舅舅一个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周令钊、一个是湖南的画家。周令钊参与了国徽的设计。一次受之从北京回来，给我们介绍     参与全运会团体操设计过程、众人展示的宏大画面，如红旗  招展、白云蓝天、百花竞放，这些是个人手持彩色卡片，按照规定的音乐节奏，依顺序展示，实际上每张卡片只有一个颜色。受之还给我们展示了其舅舅的设计手稿。画报刊出了何孔德创作的《古田会议》，他到军事博物馆看了原作，说画中毛主席脸部色彩用得特别精到，以致于我后来到北京出差，一到目的地就迫不及待地去军事博物馆看那张油画。 有一年从广交会回来，受之带回一套伍启中画的《国际歌》的连环画，比十六开还大一点，画面采用大明暗块来表现、构图剪裁有点像刚出来的宽银幕电影，近景特写比较多，这在当时比较新颖。 出差途中的见闻和画的南方风景人物钢笔速写一定要和我们分享的。哪个寺庙的明清雕像保存完好，哪个寺庙在修复中，中央美院的教授携同弟子共同完成的造像也很不错。广交会全国富商需求变化，参展工艺品的时尚，白雪石的山水画的雅致……他一一道来，观察、摄取信息的效率无人与之项背。我经常跟不上他的节奏与思维，洗耳恭听的时候多。 回到贝雕厂，复归到他有计划和高效率的工作与生活中。设计、指导创作、读书，编写《中国工艺美术史》，然后冲个冷水澡，躺在床上听英语电台节目提高英语水平。他还有晚间冲冷水澡的习惯，哪怕冬天的寒风在工厂简陋的平台肆无忌惮地刮着，刮得再透彻，也能见到受之精干得彻底的光膀子，听到他瓢泼冲水的声音。 和他在一起，我总有一种虚掷光阴的愧疚感。 一段时间，受之在临摹李可染的山水。“李可染的山水墨色厚重，但墨彩华滋、钟灵毓秀，用笔如锥画沙，善于采用逆光的感觉。”他边画边介绍。 三十年过去了，我最近在他的博客里看到一段视频，身为 汕头大学设计学院院长的他为学院画了一张风景画，我看到有点李氏山水的元素。 一个夏季，受之出差回来，又带回全国美展消息，湖北的《地下长城》出了风头。 设计室的画册新发表了黄永玉的《雀墩》，八开全张，印得精致。画还可以那样表现，那么富于诗意的美！中国画？水粉？水彩？这派那派？都不是！全都有。黄永玉的作品就是不同于一般。受之也极为赞赏。 一份画报整版登了一张赭色调的水粉人物画，和那个年代通常的明快、饱和、透亮的宣传画不一样。“你看，整个画面用色并不复杂，土红、土黄为主，整体也很协调。”他这样评价，我若有所悟。 有段时间，他在着手撰写《中国工艺美术史稿》，让我帮他抄录一份。那时复印机技术还未问世。我正好借抄录的机会补习一下历史知识。稿中的图例，如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石器、陶器等，是他钢笔绘制，细致、轻松而又准确。我边抄录边临摹图例，几笔勾勒一个石器砍砸器，一笔代表一个面。印象中抄录的稿子写到了两汉时期。当时的工艺美术史还是空白，老的史学家、学术权威进了“牛棚”，只有“梁效”的文章和政治宣传充斥书刊。受之为撰写《中国工艺美术史》做了大量研究。 后来，他成为中国当代设计史教育奠基人之一，著作等身，学术界、设计界见证了他的成就和影响力。可是他早年的卧薪尝胆，却鲜为人知。 那时物质匮乏，没有什么休闲活动，整个县城还没有电视。长航的一家单位拆船拆下的一台彩色电视机，我像看“西洋镜”似的，步行四五里路去看电视节目，只不过看画报大小的屏幕和播出内容基本靠猜的“马赛克”画面。 偶尔，我和文祥拉他到我们工作单位的老旧楼房里“打牙祭”，请同房的王兄掌勺做上几个菜，基本“老三样”：椿菜、花生、红烧肉。一瓶红葡萄酒，摆开龙门阵，受之主讲，任何情况下，这是毫无悬念的。喝酒他向来低调地浅酌，有次例外，“龙门阵”中谈起酒量来，他说他是可以喝一点的，我哪里相信？大约装三两酒的玻璃杯倒满，碰杯，每人一杯几大口喝下去，受之从容如前，文祥少喝一点没事，我却当场现丑，不由自主地傻笑。 受之的弟弟习之拥有一台12寸黑白电视机，还有从拆旧船的朋友那里买来拆下来的一台式旧电风扇。夏夜，受之常约文祥和我到江堤边的 弟弟居所摆龙门阵。习之每次都拿出“保留节目”——蒸八宝饭招待我们。 夏夜聊天海阔天空，“连续剧”却是少数。某日，他在武汉把友人从香港带回的小说《基督山恩仇记》借回，连夜读完后还给主人。这本当时的禁书，一般只能悄悄传看。他回洪湖给我们介绍这本书，据传是某大人物放在枕边的书籍，我们追着他几个晚上把全书故事讲完。我们佩服他高超的记忆力，读过一遍，居然能绘声绘色地讲述小说全部故事与细节。 省里传来了筹办全省美术展览征集作品的消息。他利用设计间隙创作年画。从勾草图、定稿、勾线上色，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年画《巧手绘出新农村》创作完成。画面展现的是一个农村姑娘创作壁画的情景，画中有画。民间年画线描明快、色彩平涂为主，略加晕染，表现了农村早春的气息。看到他创作的全过程，从人物形象、表情到动态，都胸有成竹、信手拈来，一气呵成。作品入选了那次的省展。展览在武汉展览馆举行，当时还展出由张振铎、陈立言等人的作品。 唐山大地震后，军民救灾 ，报纸上登出长篇通讯。受之看到这篇通讯，提议与我合作改成连环画，我勉为其难地答应，对他的这份信任是感激的，也很高兴想看看他如何创作，只是担心自己能否胜任。他这人是说干就干、马上全身心地投入进去，我实际就是协助作些脚本编辑整理工作，受之创作绘画。… Continue reading

文｜ 小阳 有些事情现在回想起来心情还久久不能平静，也许我们的孩子更是不能理解。毕竟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一段特殊的历史转变时期，落后与变革，旧传统与新思维，历史的碰撞与社会的变化使我们眼花缭乱，跟上时代的步伐还是被时代所抛弃？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思索，就被时代的大潮推着不知不觉走到了今天。 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有多少的经历，也就有多少的故事，沧桑和着甜蜜，喜悦并着艰辛，每个家庭或许都保留了自己的一段特殊的记忆，这里就讲一个发生在我们同龄人家里的故事，那个尴尬年代造成的一个人不堪回首的往事。 一天，我从朋友的手机相册里无意间看到了一张照片。那是两个普通的女孩，高挑的一个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她肤色微黑，有着姣好的面容，蓬松剪短的黑发有些飘逸，一排整齐的刘海下露出是两个黑黑的深邃而迷离的大眼睛，它们恰到好处地镶嵌在她那长圆的鹅蛋脸上，略显丰满的嘴唇延伸到嘴角，微微上翘，宽松的白色衬衣时髦地扎进臀部紧缩的牛仔裤里，她浑身上下散发着南国都市女性青春靓丽的气息。 “这女孩真漂亮”，我赞美道。 “她是我的亲侄女，我二姐的大女儿”，朋友骄傲地说。 “别看她年纪轻轻的，已经做到了公司的高管，这在现在的中国也是很不容易的。” 朋友继续说道：“她也是有车有房的人了。” “你二姐不止一个孩子？” 知道她二姐是我们同时代的人，我不禁好奇地问道。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家严格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和周围的朋友们都只有一个孩子，偶尔从新闻中看到的也是超生罚款的文章，罚款对于我们那时一个月不足五十元的工资来说无亦是一笔巨款，所以几乎没有几户人家能够负担得起生育第二个孩子带来的代价。 听到我的问话，朋友有些踌躇，沉默了许久，然后她缓慢地讲起了她侄女一家的故事…… 我们暂且就叫故事中这个漂亮女孩小辛吧。 那还是八十年代初，中国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浩劫刚刚过去，一切都还是百废待兴，计划经济政策也使得普通人家生活物资极其紧缺，粮食凭票供应，因此国家对人口的控制非常严格，每家只允许生一个孩子。 小辛父母所在的省份由于地处特殊位置，政府多年来有意地控制和放慢全省经济的发展速度，相比起当时贫穷的中国，那里的农村更是落后。 小辛的父亲就是从那里直接考入了当地一所有名的大学。小辛的母亲出生在城里，和她父亲是大学的同门师兄妹，他们相知相遇，而后相爱在大学里。匆匆的四年时光，留下的无不是美好的回忆。 作为文化大革命后最早毕业的大学生，各行各业求贤若渴，毕业后他们的求职一路走来也非常顺畅。不久他们在城里结了婚，这就有了小辛，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他们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富有青春和活力，对未来和家庭充满了美好的幻想，当然他们对孩子也寄予了无限的期望。 可是，当小辛的妈妈还在月子里时，农村的爷爷就匆忙托人捎来了信说：在农村老家的大哥媳妇生的是一个女孩，如果你们生的也是女娃的话就赶快找个人家送走， 这样家里还可以再生一个男孩， 我们不能从你们这一代就断了香火啊。 小辛的父亲虽然接受了四年的高等教育，但在他大学以前的全部人生却从来没有离开过农村，他童年和大部分青年时代是在农村度过的，记忆中只有贫穷和饥饿，一日三餐是稀粥就着咸菜。 在他眼里， 那时的父亲就像家里人的山，寡言少语，只有默默无言而又源源不尽地从地里刨出这个贫穷家庭所需要的一切，他有的是力气。还有农村的哥哥，他们的汗水供养了他大学四年。他爱他的父亲也尊重他，他与农村的家人有割舍不断的感情。此刻，他非常痛苦和纠结。小辛母亲很爱自己的丈夫，婚后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丈夫拿主意，听到了这些之后，还在月子里的她有些六神无主。 就这样，小家大家农村城市来来回回地争论，眼看孩子快足月了，小辛的爷爷着急他们还没有拿定主意，决定亲自上门把快满月的小辛送人。 迫于农村父亲的压力，小辛的父亲暂时找到了一个愿意帮忙收养的远房亲戚。过继的那天，小辛的母亲挣扎着起了床，坚持自己送上孩子最后一程。路上，她心如刀绞，欲罢不忍，几次脱手送出了孩子又将孩子夺了回来，最后心一横头也不回，匆匆地把小辛抱到了自己城里的父母家。 从此外公外婆收养了这个尚在襁褓中的小可怜，他们成了小辛此生的寄托，他们也与小辛一起承受着她一生的痛苦。 彼时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一部分人追随着时代的潮流，出国深造，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而小辛父母，中国文革后名牌大学早期毕业的大学生，为了农村的父亲，为了生个男孩，为了逃避因超生而带来的巨额罚款，不惜双双扔下了小辛，抛弃了国内优越的工作，丢掉国内的一切，意无反顾地远走他乡，去了海外。 这一去就是三十年，风雨飘摇，含辛茹苦，有艰辛，更有孤寂。为了工作，曾经的梦想更是灰飞烟灭，个中甘苦冷暖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他们再也没有回过中国。 在异国他乡多年后，他们又生了一个孩子，苍天没有怜悯他们，还是一个女儿，只是这次经过了种种的生活磨难，他们非常珍爱和怜惜这个小女儿。 随着夫妻两人的年纪越来越大，思恋家国的情绪使他们为当初那么决绝地抛弃了大女儿小辛的决定而陷入深深地忏悔。 生活好转后，他们立即为小辛申请了出国签证，将她接来与他们一起生活。小辛到国外与他们团聚了几次，即使父母坚持让她留下，最终，她还是选择回到了国内。 只可惜做父母的忘记了亲情是需要时间来滋润的，没有养育怎么会有恩情。 “有些事情当我们年轻无法懂得，当我们懂得时却无法追回。” 年轻时总以为我们有的是时间，为了自己的目标 我们像只乳燕，头也不回地离巢而去，却不知这深深地伤害着我们周围的亲人。 再说农村大哥的一家，因为第一胎是个女孩，在爷爷的一再坚持下，不久他们如愿领养了一个男孩，一家人视如己出，百般呵护，可是孩子终究被宠坏了，好吃懒做，没有能力顶起这个家，圆老人的愿。多年后，男孩还是回到了自己亲生父母的家。 此刻的爷爷也老了，看到了太多，也没有了精力，渐渐打消了劝说小辛父亲再领养一个男孩的念头。 这一晃小辛也三十出头了！三十年里，她憧憬一家人相依相偎，却只能在想象中活着，外公外婆的相继去世给了她很大的打击，尽管自己的父母再三道歉，追悔莫及，失去的终究不会再回来。 小辛去国外与父母团聚的热情也消失已尽，她觉得异国的家终究也不是自己的家。她每天工作之余，养几只猫，过着独居的生活。 好在过去她与妹妹关系一直很好，现在她唯一的希望，就是让妹妹幸福地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图片摄影制作：小阳） Continue reading

编注：今日内容是作者关于香槟的回忆系列之最新一篇。该系列的前几篇陆续发表于本刊的过往纸刊。 文 | 杨大春 进教堂 欲了解美国社会，必得了解基督教。凡是到美国学习的中国人，一定都会接触过基督教，或多或少还进过教堂。我也不例外，甚至是和教会打交道，进教堂较多的一个。我的母校苏州大学前身是美国基督教监理会（American Souther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在1901年开办的东吴大学。苏州大学的英文校名至今还沿用东吴大学当年的校名——Soochow University。我在进入法学专业之前的研究方向是历史学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史，重点关注中国近代基督教会史，博士毕业论文是《晚清政府的基督教政策研究》。所以我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在到美国读书前对中美两国基督教历史也已经有所了解。到了香槟后，和国内相比教堂比比皆是，教会活动空前活跃，和教会的接触，进教堂的机缘自然也大为增加，甚至成为一年访学生活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无论岁月怎么流逝，只要一想起香槟，想起那段温暖的时光，就会想起教堂和教堂里的朋友们。那些记忆已经溶化在我的血脉中，随着生命的波涛向前流淌。 我在香槟看到的第一座教堂是校园里座落于Green Street 和 Goodwin Avenue路口的Methodist Church。这座教堂给我印象深刻，不仅因为它是整个校园里最高大的教堂，也不仅因为它和我在学校的office小楼咫尺之遥，比邻而居，最重要的还是它Methodist Church的名称。这就是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该教会在1844年分裂成南北两会，南部的即在苏州创建东吴大学的监理会，北部的是后来在杭州创建之江大学的美以美会。1939年，南北两会又合并成卫理公会，直到今天。我是2014年9月27日的深夜到达香槟，入住Urbana 的Pointe小区。28日上午即乘小区的Shuttle到学校报到。因为初来乍到，我也不知道该在哪里下车，便按室友的指点，在校园的中心Union站下车，然后沿着Green Street向东走过去。此时，第一次踏上美利坚的土地才十来个小时，人生地疏，忐忑不安。尚未到达Goodwin Avenue，没有找到我的office小楼，在眼前突兀而起的首先是教堂高大健硕，直插云霄的钟楼。接着映入眼帘的是路边长宽规整的教堂墙牌。上面写着‘Wesley United Methodist Church’。这不就是我一直研究，耳熟能详的基督教卫理公会吗？竟然在这里第一座教堂就碰到了它。仿佛他乡遇故知。此时此刻，这座教堂带给我心头的亲切和慰籍是可想而知的。 在香槟学习的日子里，让我接触最多，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Urbana东南角Philo Road 边上的Grace教堂，起因是学英语。室友告诉我附近有个Grace教堂，每周一、三的晚上有免费的英语课。于是，9月29日傍晚，在稍加熟悉周边环境后，我就独自踏上了寻访Grace教堂之路。教堂就在小区附近，步行大约七八分钟即可到达。可是第一次，我不知道，竟然沿着Philo Road 一直走到头，到了Meijer超市边上，看到一家长老会教堂（Presbyterian Church）。经过询问，方知我已经错过了。于是，又折返回去，发现离小区不远即是Grace教堂，而且路边的墙牌上也写着‘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一股喜悦的暖流在我心头油然而生。 此时，教堂的一间小会议室里灯火通明，大约十来个人正坐在一起聊天，即是英语课堂了。我自报家门，加入其中，开始了在伊大访学一年，在Grace教堂学习英语一年的历史。教堂的英语教学每周一和三两个晚上。老师是Brenda和Bob，另外驻堂牧师Mike也不定期地参与教学。学员无论男女老少，来的都是客，没有不受欢迎的。平时大约有六七个学员，多时能有十位左右，少时只有两三位。主要都是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和交换学生，偶尔也有巴西、马来西亚、非洲国家的学生。此外，还有访问学者们的家属，甚至孩子。我们有一位同学的儿子，小名叫天天，上小学五年级。他成为我们班上年纪最小的同学。英语课没有固定的教材和教学内容，全凭三位老师自由安排。教学方法就是聊天，没有课程表和作业。这样的教学模式是极其松散的，说起来叫英语课堂，其实就是国内那种以老师为主的英语角活动。不过，学习是全免费的，无需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课后作业和考核要求，所以对采用什么教学方式，同学们也都没有意见。虽然教学模式极其松散，但是三位老师的态度却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很当回事。他们不仅自己守时准点，从不偷工减料，而且每逢上课天的早晨，Brenda都要给学员们群发信件，告知今天晚上要上课，请大家几点钟在什么地方等她开车来接。傍晚6点半上课前，他们就开着教堂的那部老爷车，在Champaign 和Urbana、UIUC校园里多个站点转悠，挨个接上学员。9点半钟下课后，又开车一个一个地送回去。即使我们Pointe小区那么近，也不例外。如此日复一日，风雨无阻，从无报酬，从不间断，也从来没有听他们有过一句抱怨的话语。在我回国后，每个星期仍然能接到两次Brenda这样的信件。虽然每次的内容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仍然会很欣喜地打开信件，有时还津津有味地读上一遍，让自己的思绪跨过大洋，飞过大陆，跟着那部老爷车在Urbana Champaign双子小城里来往穿梭。 说起教堂的这部老爷车，可不仅仅只是有十来个座位的普通中巴。它的车身上印着一行文字，表明它也曾经跨越过大洋，深入过内陆，有着光荣的过往。几年前Grace教堂曾经组织过一次援助非洲的行动。这部车子就是当时教徒们集资购买，远赴非洲的工作用车。至于它是怎样飞过了浩渺的大西洋，我就不知道了。它承载了这个教堂信徒们的爱心和热情，凝聚了一个大国普通民众对世界上其他人群的关心和责任，记录了一群普通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不普通的历史。它是一部有着世界阅历，国际眼光的车，回到香槟后依然勤勤恳恳地为我们这些国际学生们效力服务。在Brenda、Bob、Mike等人的组织下，这部老爷车不仅一次又一次接送我们到教堂去学英语，而且还拉着我们出游，去附近一些旅游景点，文化胜地，欣赏北美中部大平原的壮阔景观，了解美国一些特殊的风土人情。这样的活动有过好几次。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去参观Amish人社区。一大早，已经六十多岁，金发碧眼，瘦小柔弱又不失精明能干，颇有点知识女性气质的Brenda开着教堂这部老爷车，带着Bob和我们六七个学员，往南后来又往东开进，大约过了个把小时，就开始看到地里有马匹拉犁耕田。不久，进入一片社区，又看到路上有马车缓缓地走动，路边有戴着黑边布帽或者宽边大草帽的男士，还有穿白蓝色裙子，戴白色小帽的女子。我们知道Amish人的家园到了。那天，我们参观了Amish人文化展示园，进了他们私家的马厩，看到他们高大的马匹、粗壮的栅栏、成捆成捆喂马的干草，逛了简陋的街道，在一家古玩商店里逗留了很久。说是古玩商店 ，其实只是各色各样小物件和摆设，远没有中国国内古玩商店的金银瓷器、玉雕字画那样古色古香。感觉与其叫古玩店，还真不如叫杂货店算了。我们还在一户Amish人家吃了午餐。午餐期间，男主人指着报纸上一条关于中国的新闻和我们探讨他对中国形势的看法，说明Amish人虽然生活方式依然固守传统，但是他们的思想意识并非停滞不前，眼界也并不狭窄，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当然，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为了这顿午餐和整个行程，我们每人向Brenda缴了20美金的费用，算是AA制的活动基金。 每次参加这样的活动，Brenda都会事先声明需要缴纳多少费用，一般都是20美金，然后各人自愿报名。这种亲兄弟明算账，参加交费，不参加也无所谓的做法，我感觉很好，大家也都能接受。 Grace教堂原来有一间大的礼堂，每个周日的礼拜都在这里进行。愿意的中国人也一起参与。为了观察美国基督教，我也多次在这里听牧师布道，参加礼拜。寒暑假期间，妻女来香槟度假，我也带她们一起去过。2015年春天，大约在三四月份，一则消息在中国访问学者之间传递，说Grace教堂要将我们原来每周上英语课的会议室改造成小礼堂，专门给中国人布道，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教会看到现在每个周末有不少中国人来参加礼拜（据我观察，每场大约有六七个人左右），但是这些新来的中国人的英语水平都很有限，很难听懂布道。牧师为了帮助中国人学英语，于是提议将我们的英语教室，教堂原来的会议室改造成一个小礼堂。每个周末他在大礼堂布完道后，再来小礼堂，用慢速语言再为中国学者们专门讲解一次。而且小礼堂的讲解结束后，没有捐献仪式，不必再另外捐款。后来，教会为改建小礼堂专门举办了一场募捐聚餐。我和另两位中国访问学者也去参加。我捐了10美金（在平时周日的礼拜中，我一般也捐5美金或者10美金。在Champaign有个专门的华人教会借用的教堂。我在华人朋友Grace的带领下，也去参观过两次。这个教会没有自己所有的教堂，甚至都没有固定的驻堂牧师。但是华人信徒还是坚持把教会办了下来，并且也像模像样，有声有色。我为华人们在异国他乡团结坚韧的精神所感动，奉献了20美金，略表支持）。据Grace教堂后来公布的“为修建中国小礼堂募捐公告”，这次聚餐会上募得了两千多美金。加上教堂女教友会集体捐献的一千多美金，前后总共募得了四千多美金。这笔款项全部用于购买建筑材料。人工，则依靠教友们各展所长，义务奉献。真的是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为此，我也去教堂做了几个半天的志愿者，主要任务是帮助切割天花板的材料、为木板刷防腐剂。有一天，就我和Bob两个人搭班工作。Bob是UIUC的农学教授，当年83岁了，仍然精神矍铄，精力充沛，拉锯子、刷油漆、脱粒机上加工玉米都不在话下。还一个人开车去亚里桑那探望女儿。他从上世纪80年代起曾经五次到中国，支援华北、西北地区的农业经济。那天我们边做活边聊天。他问我到教堂义务劳动的原因，我说：“就像您曾经五次到中国，为中国工作，现在是一份美好的回忆一样，我今天为教堂做些小事，很多年后，如果我还能重回香槟，再来Grace教堂，看看自己当年亲手劳动的成果，也会是一份美好回忆的。”聊到他对基督教的信仰、教堂的作用等等，我告诉他这次来香槟，在教堂学英语，参加各种活动，特别是伊利诺伊州长选举投票的时候，一个投票点就设在Grace教堂。那天，我冒着雨，特地赶到教堂，亲眼看着选民们是怎样投票选举自己州长的。这些所闻所见，让我切身感受到教堂在美国不仅是个宗教信仰的场所，而且还承担了很多社会职能，尤其在维持社会运转、老年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不一定需要像美国这么多的教堂，但是需要像美国这样的小政府大社会理念，需要类似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2016年，政治学家郑永年教授出版了一本《重建中国社会》的著作，大意应该正是这样。 香槟访学一年，我在Grace教堂学英语、参加多项活动、过圣诞节、复活节、请牧师免费为我一个从上海来UIUC学习的好朋友举办教堂婚礼，既切身领略到了教会活动的沉稳、优雅、高度自治、井然有序，也看到了他们的热情、博大、活力四射（圣诞节那天，教堂请来了电声乐队。年轻人在台上放声高歌，激情澎湃），从一个重要的方面零距离地观察、体验、了解美国社会，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和Brenda、Bob、牧师夫妇，还有其他一些美国人成了好朋友，收获了温馨的友谊。Bob两次在家中宴请我和我的家人。Brenda向我展示了教堂收藏的两幅画，告诉我画家是一位前几年已经去世的老教友。此人小时候曾经在中国生活，会画中国画。不过，教堂里的人看不懂画的意思。我看两幅画，是两幅竖屏中国青绿山水，画的是伯牙子期高山流水的故事，落款是中文“傅厚恩”，英文年月日和地点。我向Brenda介绍了高山流水的故事，解释了画的内容，询问了画家的生平。Brenda从网络里调出作者的生平资料，让我不仅又一次敬佩美国文化对家谱、世系、个人生平资料保存的齐全系统，不由感叹家谱在中国文化中的命运。原来该画家是一对美国入华传教士的女儿，1914年前后（具体时间记不准了）出生在福建省的兴化地方。这个地名现在已经不再使用，属于今天的莆田地区。这里在清末民初的时候，曾经是美国基督教会对华传教的重镇。傅厚恩是女孩子取了个男娃的名，而且颇具儒家品质，东方文化的特色。她在7岁时跟随父母离开福建，到了上海，后来又辗转于中国内地、英国多处地方，最后落脚终老于香槟。她在何时从何人受了中国文化的熏陶，练就了一手中国画的技法，从简洁的生平资料上不得而知。但可以知道的是她是Grace教堂里最早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她在多年前就给教友们带去了有关中国的图象和信息。她是香槟发达的中华文化中一位默默无闻，却别开生面的先驱，值得我们记住和纪念。 为了表达对Grace教堂、对Brenda、Bob、牧师夫妇，包括早已去世，无缘得见的生长于中国的傅厚恩女士的感激、敬佩之情，2015年9月，我在结束访学，回国之前，在爱人和女儿不远万里从国内帮我携带来的自己最珍爱的七弦琴（中国古琴）上刻下名字和日期，送给了教堂。 我回国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每周依然能两次接到Brenda群发的关于上英语课接送车辆的邮件。再后来，Brenda在信件中告知由于学员越来越少，以至于已经没有学员，Grace教堂持续多年的英语培训班只能停办，关门结束了。 此外，卫理公会将另一座教堂与Grace教堂进行了合并，更改了教堂名称。香槟Grace教堂物是名非，不复存在。 2020年9月6日于中国杭州 （作者为2014—2015年伊大访问学者）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