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胡发云 高仓健死了。突然有一种莫名的伤痛。 很多年没看日本电影了，我以为已经忘掉了那个冷面男人，此时才发现，他如此深刻地嵌入了我的生命，像一个流落异国的兄长，久无往来却依然血肉牵挂；再往深处想，真让我刻骨铭心的，是他身边那个叫真由美的女人，还有那首无字的歌：“哪呀哪——哪呀哪哪呀哪——”有点放浪，有点沧桑，每当电影到了动情处，它便散散漫漫地唱起来了。 1978年深秋，《追捕》在大陆放映的时候，我已经被我当时任职的军工厂单独监禁一年多了，并在这期间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待最后的发落。那天，几个看守我的师傅接班，说起刚看的一部名为《追捕》的电影，说里面那个女主人公真由美，真像你那个李虹。从大家七嘴八舌的讲述中，我对剧情有了大体了解，将一个同情并帮助通缉犯的富家女儿，和一个不顾一切重压挚爱一个“现反”的高干女儿媲美，这世道人心真是开始变了。 一年前的初秋，厂党委突然宣布对我隔离审查，后来知道是因了我的一些言论。我们车间办公室的正副书记、会计、调度和我，大都是二三十岁的人，平日爱读书报，爱琢磨问题，常常一起议论一下时事政要，不知道怎么就成事了。我这个唯一出身不好又桀骜不驯的非党人士，是第一个被拿来开刀的。余下的几位，后来也陆续被审查被监禁，一时间成为我们厂著名的集团案。 那天，我在押解下回家取生活用品，正巧李虹来了，撞见这一幕。就像真由美在山洞里遇上矢村警长来抓杜丘一样。我对她说，厂里有点事，告诉我父母，说我出差了，一两个星期就回来。只是我太低估此事的严重性，这一去就是整整15个月。 李虹当夜就在我家住下了。这算是她过门的第一天。 我和李虹相识于1974年的深秋，她从部队复员后分到湖北人民电台文艺部做文学编辑，读到我发在刊物上的一首诗，准备配乐播出，约我去谈修改意见。两个冰炭水火天隔海阻的人，就这样相遇了。 我父亲是国民革命军军医家庭出身，她父亲是长征老干部；我是军队工厂一名小统计，她是喉舌单位大编辑；我是一个激进的反特权主义者，而她却一直享受着许多特权带来的优越。我们有如此多的不同，唯一相同的是愿意做一个真实的人，还有我们对文学与音乐的爱。我们从隔膜、抵牾、互怀偏见甚至唇枪舌剑，到相知相爱，断断续续花了三年时间，她渐渐理解并赞同了我的一些想法。就在我隔离的前一个多月，我们互相走近了对方。那段时间，她三天两头隔江过河到我家来，一次次长聊直至深夜才骑车返回电台。突然间这一切就兀然打住了。 一时间她陷入有生以来最大的打击之中。她拿着记者证以了解作者的理由前来探望我。在寒冷的冬夜，禁不住思念之苦，跑到我那间囚室外面的大马路上呼喊我的名字，她一次次拿着罐头、香烟、书籍、被褥要闯进去见我，在香烟里塞进纸条诉说自己的火一样的爱意……后来，李虹自己也被停职检查。她依然不管不顾，导致更严重的惩戒，很快惊动了从小宠爱她的父母。两位老人轮番从西安赶来，力图救出堕入这场危险又荒唐恋情的宝贝女儿。这一切我的那些看守都看在眼里。 一开始，那些充任看守的师傅们并不知道我犯下了什么大罪，在专案组三番五次的讯问提审之后，特别是听了我开诚布公向他们讲述我的思想我的观点之后，渐渐同情甚至钦佩起我来，有人忘形之中，甚至会在我和政工干部辩论的时候，情不自禁地插话说：“我觉得小胡说得有道理。”渐渐地，他们开始替我购买书刊，到各个办公室帮我搜罗报纸，甚至帮我偷偷传递纸条，生活上对我也百般照顾，多少年来的那种万人诺诺的局面在悄然崩溃。专案组察觉一些蛛丝马迹之后，不得不常常更换看守，避免他们和我相处时间长了，做出更不堪的事来。 《追捕》放映以来，厂里开始流传胡发云也有一个真由美女友的故事，到了后来，李虹来了，很多人都借故前来探看这位现实生活中的真由美。 夏末，我被转移到厂外礼堂旁边一间平房，一边监督劳动一边等待最后的发落。有一次李虹意外中找来，看守们竟以礼相待，还特意避让出去，让我们单独待上一段时间。那天李虹来，给我讲了《追捕》的故事，告知电视台要播出《追捕》，我对看守师傅们笑说，想看看真由美。他们说，不远处后勤组有一台电视，有点毛病，没人会调。我说我会。 那个晚上，几个看守，一个“现反”，还有那个依偎在他身边的“真由美”，在这一方十几英寸的黑白屏幕前，看一个关于逃犯和爱情的片子。里面的许多情节许多对话，就像在演绎着我们的故事。 当杜丘问真由美：“你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为什么？”真由美率性地答道：“我喜欢你！”当杜丘拒绝真由美和他一起潜逃并告知她说：“我是被追捕的人。”真由美喊道：“我是你的同谋！”当真由美的父亲说：“听见吗真由美，我是你父亲！”“不是，把女儿的救命恩人出卖给警察，你就不是我的父亲。” 当真由美从重重包围中救出杜丘，发现前面已经被警察封锁后，带着她的马群喊一声“冲过去”时，我和李虹都融化在这一幅幅令人销魂的场面中了，我们所有的思念、孤寂、重压与磨难，都由这部片子给我们做了最美的注脚。这部电影，成为我们分离中的情诗和荒原上的星光。杜丘在寻找权贵们的黑幕，寻找那种把人变成白痴的AX药片，我在思考一些问题的真相，争取着自己言说的权利。真由美和李虹都凭着女性的直觉与常识，判断着这个世界的真伪善恶美丑，并作出同样勇敢的选择。我们都用火山喷发的爱去抗拒强权的冷硬。 此后很长时间，关于这部片子的许多对话，我们可以张口就来。李虹去世后，我读到她留下的日记，其中有这几天的记录。 1978年10月25日 昨天在省电影公司观看了两部日本影片——《望乡》、《追捕》。晚上又连续两遍讲述电影《追捕》的情节，一次是给发莉（我妹妹）及×（李虹日记中我的代号）的父亲，一次是给在自由囚室中生活的×，我兴致很高，他们听得也很热心，我自己在看电影的时候，在复述的时候，都是很热情，也很激动的……在一个没建成的建筑后面，坐在潮湿的混凝土制品上，我们无言地偎在一起，静静的……丁字路那里我们很愉快地分手了，并约好“明晚再见”。我们的时间这样宝贵，这样短促，我们的爱情这样浓郁，这样丰富，我想，我和×对这一点的感觉一定是相同的，我们为自己的一切高兴，甚至骄傲。 1978年10月27日 ……昨晚和×一同看了日本影片《追捕》（电视）之后，我们又到了前一天那奇妙的地方，站在脚手架下默默地过了十五分钟，没有响动，也没有灯光，只有×的一星烟火在闪着微微的一点亮。我们靠在墙边，偎在一起，没建成的房子里雨滴很响地打在地上，仿佛是人弄出来的声音，我感到冷，就紧紧地挨着×，×的毛衣上也被雨弄湿了，但我总觉得挨近一点就不会冷了，我们互相暗示着，甜蜜的长吻，使我忘掉了周围的一切…… 自此以后，李虹几乎天天都来，她骑了我那辆飞鸽的二八大车，一早从我家出发，跨越长江汉水两座大桥，贯穿武汉三镇去电台，晚上下班后，不论阴晴风雨，直驰我的囚室，然后在暗夜中回到我的家。从她常常被泪水洇润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她一直笼罩在不祥的预感中，她希望每分每秒都和我待在一起，害怕着一切突然会在某一刻戛然而止。 1978年11月17日，李虹日记中写道：“妈妈来信了，姐姐姐夫已回西安，家里想让我回去团圆，x的事情，还没有一个明朗的结局，我又一定要离开×，我心里真不好受。昨晚，在×那里我哭了，我不愿意离开×，一天不见×我都似有所失。现在要回家，那就是二十多天见不到×……” 我坚决地劝她回去，还开玩笑说，我要我的岳父岳母知道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女婿。这时，李虹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条件，回去可以，回去之前我们先结婚。 那个年月，且不说像我这样的戴罪之身，正常人要结婚都手续重重。李虹说，我们自己结婚，什么都不要。经过一番密谋筹划，我们迎来了我们的“11·28”。 为了我，她两年没探亲了。这一次是我强迫她去的。临行前一天，我们决定举行一次别致的婚礼。那天刚好是厂休日。在“看守”的帮助下，我偷偷溜了出来，在一个僻静的小巷里与她会合。她穿了一件绛红色的棉衣，系一条猩红色的纱巾，手里拿着一小包糖和一小挂香蕉。我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工装，里面是一件美式毛领皮夹克——那是她父亲战争年代的一件战利品，也是在我囚禁期间她送进来的。我们很安静，说着开玩笑的话，向我的一个朋友家走去。在那里找到事先放好的钥匙，我们在那间明清古巷中的小房里，物我两忘地待了一整天。从朋友家出来，我们一起来到我家，就像婚礼结束后去探望父母的新人。阔别一年多来，她对我的家已比我更熟悉。 晚饭后，我们又匆匆赶过江去看望我的一个叔叔，在整个家族中，他是最钟爱我的。这个本分的老医生一直在为我的被囚忧心。当我们像一对新婚夫妇出现在他面前时，让他大吃了一惊。当我们离开他家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公交车。我们在深夜里从汉口江边开始步行，跨过了两座大桥，穿越了整个武汉三镇，李虹回到我武昌的家，我依然潜回我的囚室。在我家的门栋楼道里，我们吻别。当时，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以后会面临什么样的结局，但是，因为我们的爱，所有的不测与灾难都变得无足轻重。她即将登上西去的列车。于她来说，那是与故土与家人的告别。不管我去向何方，她将与我同行，她说。 在当年那个新婚之夜，李虹夜半回到家中，在日记中写下简简单单几句话：“1978年11月28日，今天是我最幸福的一天，我们没有举行任何俗套，也没有任何仪式，我们的终身已紧紧结合在一起了。” 李虹回来后不久，1979年1月6日夜晚，家里灯灭了，她站在桌子上换灯泡。当灯泡亮起来的时候，我站在了房门口—— 他们突然拿掉了我头上的那顶“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在一个万众欢腾的新时代开始的时候，一场飞来的囹圄之灾，让我对其后的岁月多了一份警惕，少了许多天真。我们清清楚楚看到，我们所熟悉的那些人，是如何从四清、文革、英明领袖时期、改革开放新时代……一路顺风顺水走到现在。那些专案组政工组的人们，几乎在每一个时期都做过恶，有的甚至身负命案，但是，后面的一路风光吃香喝辣，依然是他们。 那天，一个看守帮我一起搬回行李杂件，一人推一辆自行车，上面挂得满满当当，像两个收破烂的，一年多下来，竟生出了这么一大堆物件。 李虹怔怔站在桌上，来不及跳下来，像《追捕》片尾真由美那样问道：“完了？” 我也像杜丘那样回答说：“哪有个完呢？” 其后岁月，不幸应证了我那句戏仿杜丘的玩笑话。是的，总以为会完，但数十年过去，一直未完。 （作于2014年12月2日，李虹十周年忌日） 来源：公号“七彩娘娘” Continue reading

思 想 的 贫 困 ——我的教育与学术反思（第一部分） 邹贤敏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本，可谓之教育与学术之魂。克尔恺郭尔有句名言：“一种人是因为要做自己而痛苦，一种人是因为不要做自己而痛苦”。要做自己才会有魂，不要做自己就会失魂。回顾半个世纪来我在教育和学术上走过的道路，这两种痛苦都有过，有时是后者，有时是前者，有时兼而有之，更有时痛则痛矣，却不知是哪一种。这一切皆源于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语境和自己的选择，而教育、学术与政治间的剪不断理还乱又贯串其中。最终我选择了要做自己，告别“可爱的谬误”，接受“痛苦的真理”，呼唤魂兮归来，但不知是否真正做成了自己，魂是否仍与我若即若离。 一 1957，中国当代史上最具转折意义的年份，也是十八岁的我接受高等教育和学术启蒙的开端。当我怀抱浪漫的向往跨入北京师范大学校园，还未来得及去寻觅、体验这座著名学府的高贵、神秘、尊严，就被扔进了发烫的政治熔炉。 正式上课前的一天晚上，我们中文系5704班来到一个阶梯大教室，里面已坐满了人，只好站在过道上，惊异地看着10年后遍及神州大地的一幕：曾参加过抗美援朝，而今堕落为“极右分子”的他，修长的身材，帅气的脸，委屈、充满怒气的眼神，坚决不承认自己“反党”，招致两位同窗“架飞机”，在愤怒的口号声中，他奋力挣扎着挺直腰，昂起头，与全场对视，旋即头又被两只手强行按下。突然，有人吓得哭出了声，循声望去，是她，我们班一位纤弱的苏州姑娘。我心里也忐忑不安，同情、恐惧杂夹着疑问：“‘最可爱的人’怎么会反党?”学术殿堂的第一课就这样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回到西斋北楼，我们寝室没有了刚入学的兴奋和喧闹，八个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一夜无语。 终于上专业课了。想当初除了经济上的原因，我们大多是冲着黄药眠、钟敬文、李长之、穆木天这些学术名人报考北师大的，可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蛮横地剥夺了他们传承学术的权利，我们也只能在大字报、批斗会和“劳动改造”的队伍中见到自己心仪的已被妖魔化的学术偶像，那种莫可名状的疑惑和发自心底的失望是难以言说的。当然课还得去听，好在俞敏先生的现代汉语课充满了化枯燥为生动的风趣与灵气；郭予衡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课严谨而不失幽默，并不时爆出方法论的火花；钟子翱先生虽然谨小慎微、平淡无奇地照本宣科，但他有黄药眠“高足”的身份和厚厚的一本《文艺学概论》的铅印讲义……我们还是尝到了一点点学术的滋味，心理上得到了些许平衡。在不久以后全年级辩论如何处理黄药眠等社会影响大的右派时，为会议主持者始料不及的是，基于同情、惋惜而主张尽量从宽的意见竟占了上风，“宁左勿右”者感受到了孤立。实际上，这是尚不知政治深浅的青年学子们借此表达了保留在潜意识里的对学术的尊崇与向往。 然而好景不常，学术的大门还没摸到，双反运动开始了，时为1958年初。“双反”，反浪费反保守之谓也，中心是人人“向党交心”，把自己过去尚不为人知也不必尽为人知的所想所做公开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便“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不然就是最大的浪费和保守。大字报贴出来了：读小学时的恶作剧，读中学时青春期的萌动，进大学的个人打算，某次说了谎，某回打了架……形形色色，全是个人隐私。我也不甘落后，写了好几张，记得有这样一条：读中学时想当作家，进师大后又想当教授。主事者仍不满足，发出“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的号召，大字报数量的多寡，成了判断每个人是否向党交了心且是否交得彻底的标准。没有可写的了怎么办?那就编故事。于是宿舍的楼道挂得满满，一层摞一层，根本看不过来。有位心地单纯的同学不愿意再编下去，就在会上沉痛地坦白了：“我怕别人说我落后，想得表扬，就弄虚作假，那上面有很多是我编的!”他把最新鲜的“料”都抖出来了，“交心”达到了高潮。这时，周扬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提出了“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北京日报》大张旗鼓地名为讨论实为宣传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一切与个人尊严、价值、权利相关的想法和做法都成了个人主义，“人民”、“集体”、“大我”取代了作为生命个体和精神个体的个人，思想改造取代了思想启蒙，我们又被动员起来对“万恶之源”进行口诛笔伐。批倒批臭了个人主义，“做党的驯服工具”就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总结会上，一位出身地主、善作自虐式批判的同学真诚地谈他的认识：“我们既不属于自己，也不属于家庭，而是属于党。所以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党叫我想什么我就想什么，党叫我怎么想怎么做我就怎么想怎么做!”伊的一切，一切的伊，包括你的大脑，全都交给党，这才不会是毛主席批评的“梁上君子”，你才会有光明的前途。那时我和很多同学就是这样去理解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的，也是这样去认识生活和世界的。“双反”结束，我一时间有了轻松感、圣洁感，似乎实现了道德上的自我完成。神圣依旧，敬仰依旧，但亲切柔软诗意的内心感受逐渐被严峻坚硬逼仄取代的心灵告别了少年不知愁滋味，我的青春开始为个人主义的“原罪”买单，面对长驱直入自己的精神、思想、灵魂的力量，我唯恐掉队，唯恐走错路，唯恐被抛弃。这次运动的效果，不久就在一件事情上得到了检验。班上从青岛来的姜文生同学，为人忠厚正直，喜欢读诗写诗，只因在一篇写寒假生活的作文里模仿普希金，抒发了面对大海生发出的诗情，被政治嗅觉特灵敏的写作课老师批为“宣扬了不健康的思想感情”，“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并向系党总支汇报了。结果谁也没想到，竟然要开除他的团籍。在团支部会上，非但没一个团员想到也不敢提出异议，而且都按会前定的调子对他进行批判，我当然也不例外，因为这是“党的决定”。后来大家又都眼睁睁地看着他愤而退学，甚至他被迫离校时无一人敢去送行，包括因也喜欢诗而与他关系不错的我自己。当时，我有过内心的纠结和挣扎，但道德面对政治实在不堪一击，“听党的话”念念在兹，有足够的力量让自己把“对不起朋友”的负疚感压抑到意识、情感的最深处，从而心安理得。柔软的心开始硬化。有次偶尔和同学谈起《红豆》《在悬崖上》这类曾经喜欢过的小说，我也能接受“宣扬了个人主义”、“表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美学趣味”的判词了。 刚喘一口气，大跃进开始了，共产主义即将到来的幻觉激发着、支撑着我和同学们的热情，被动而又积极地投入接踵而至的红专辩论、教育革命。作为最佳成才模式的“又红又专”，就是“专”(学术)要以“红”(政治)为统帅、为灵魂，学术只不过是政治的工具。虽然也有同学小心翼翼地提出二者同等重要，想为学术争一点地位，但“只专不红”、“白专”却是人人避之犹恐不及的，因为那条道路“离右派只一步之遥”。我就几乎被认为跨出了那一步。那是从十三陵水库劳动回校不久，响应系里号召，我和三个爱好相近的同学自由结合在一起学习文艺理论。当从工农速中保送入学的党小组长向我提出他也要参加，我完全没意识到他是对我们四个出身不好的政治上不放心，主动来“掺沙子”的，只觉得他学习基础太差，在一起没有共同语言，反还会碍手碍脚，便鼓起勇气一口回绝：“你又不喜欢文艺理论，来干什么?!”当时连说几句喜欢看专业书的话都有“白专”的嫌疑，我这实打实地“排斥党的领导”当然犯了大忌。果然，忠厚老实的团支书紧张又无奈地通知我：星期X要开你的批判会，做好参加的准备。后来此事没了动静，原来是班上有个党员为我说了话。她是一位已去世高干的女儿，思想上也“左”，但心地善良，从不整人，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对我是“恨铁不成钢”。不久那位党小组长升任年级党支部书记，她接任后组织大家订“红专规划”，我表示要“听党的话，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战士”，团小组长批评我写的规划“空洞”，她却表扬我“方向是对的”，而且还重用我，给负责全年级科研工作的党员学生当副手，无形中大大冲淡了我的“白专”色彩，思想包袱轻多了，精神压力小多了。上大学前，向往共产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朦胧信仰是非功利的，幼稚而又纯洁，而这时“红专规划”里写的，真心实意中多少掺杂了“不能犯错误”的政治功利的考量，还有潜意识里对权力的畏惧。入学以来的“教育”一再提醒、告诫我：“红”是统帅是灵魂，是对“专”最好的保护，只有你的“红”被认可，你才能安全安心地去“专”，你的“专”才会被认可，也才会有价值。所谓教育革命，就是借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来改造学校、改造知识分子，为“无产阶级政治”打造驯服工具。那时停课劳动是家常便饭，上课倒成了劳动之余的休息和点缀，正处在求知若渴年龄的我们，内心的焦虑是不言而喻的。教育方针的学习、讨论被主持者简化为这样一个令今人匪夷所思的问题：“大学生在校究竟是以读书为主还是以劳动为主?”从部队复员来的周冕章同学，引经据典，条分缕析，论证学生当然是以学习为主要任务，以劳动为主则是最大的浪费。他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但全班无一人敢公开支持他的观点，每次开会他都是单枪匹马“舌战群儒”(积极分子)，最后成了“白专典型”。我与他关系密切，只敢私下劝他不说、少说，他却满不在乎依然如故。好在党小组长态度开明，每次劳动他又表现突出，积极分子们奈何他不得，只好批他是“单纯劳动观点”。在那种历史环境里，大学走教育政治化的道路如水银泻地，没有力量能够阻挡。 与红专辩论、教育革命相呼应的，还有“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其目的是从学术上把知识分子批倒批臭，剥夺他们“最后的资本”，清除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我们被组织去参观高年级学生和青年教师写的大字报，在他们的笔下，那些专家、学者、教授要么是“不学无术”，要么是“伪学术”，再要么是“贩卖资产阶级黑货”，一个个不是草包就是害人虫。连郭预衡先生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学术计划，也成为大字报批判的对象，是什么“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我们还被组织去旁听以青年教师为主力的学术批判会，接受不仅以学术名流的学术成就为恶，而且还以他们的学术志向、个人爱好为耻的教育。李长之先生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是著名的学者、批评家，1949年后仍勤于撰述，以学术为生命。批判者却揭秘：李长之曾对人说，我死后，只要墓碑上有“文学批评家李长之”几个字即心满意足。你看，他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多么严重，又是何等狂妄自大！俞敏先生的语法著作曾被叶圣陶誉为“异军突起”，还是一个颇有生活情趣的学者，特别喜好围棋，获得过较高段位，为学界罕见。批判者也揭批：有次他随团去日本访问，在北京机场候机间隙，居然下起了围棋，直到要登机了还舍不得放下。可见他丝毫没把党交给他的政治任务放在心上，是个不学无术的资产阶级纨绔子弟，货真价实的“漏网右派”。每次坐在不大的会场里，听着声嘶力竭的批判，看着一代学术精英的“自我”被一点点踩在脚下，我心里总是涌起阵阵寒意，没有旁边左派同学的“义愤填膺”，让惋惜、困惑、迷茫还有恐惧溢满脑海。在一些学术批判会上，已缴械投降的右派们自不必说，连不是右派批过右派的老教师也都灰溜溜的抬不起头，乖乖接受没什么学术地位，据说被他们压制的青年人的批判、羞辱。当然，有的批判者是被迫的，像钟子翱先生批黄药眠的“食利者的美学”，明显地言不由衷。也有勇者，教外国文学的杨敏如先生反对批人性论遭批判，她当场站起来进行反击，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但这只是特例，改变不了潮流。从反右到学术批判，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师大中文系的学术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魂飞魄散，元气大伤。随着一连串“战斗”的洗礼，我接受了这样一个理念：“为学术而学术”是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为政治而学术”是无产阶级学术思想，“埋头做学问”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在我和同学们的心目中，学术的价值不断贬低，学术的尊严渐渐被打掉，学术的光环也不那么亮了，学术不再是一个神圣的字眼。甚至在有的同学看来，学术似乎还染上了基督教的“原罪”，避开为妙。也有个别同学壮着胆子偷偷地看专业书，给报刊投稿，但又怕别人发现，就在桌上放一本《红旗》杂志，一旦来了人就把专业书、稿纸盖上，装出热心政治学习的样子。面对强大的政治，学术终于被迫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与此同时，我们又被告知革命、批判不是目的，教育、学术还是要的，只是要为无产阶级所用；靠谁来建设无产阶级的教育和学术呢?青年人。为了鼓动学生起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夺回被资产阶级占领的教育、学术阵地”，全校干脆正式宣布停课。我们被组织去直属国务院的北京景山学校参观，四处悬挂着红旗和“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之类的标语，教室内外随处可见着苏区儿童团装系红领巾拿红缨枪的学生，或急匆匆或高声争辩或拎着浆糊桶去张贴什么，那气氛那阵势不能不让人热血沸腾，仿佛回到了向往过无数次的火红的革命年代。直接指导景山学校教育革命的童大林在报告中说，学校原有的那一套全是资产阶级的，必须按党的教育方针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教育，才能为共产主义事业培养接班人。他很会讲，把我们的心煽动起来了。回到学校，我们年级就日夜奋战，很快按上面的要求编写了一套九年一贯制语文教材，也很快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在狂热的政治语境下，我们都是另起炉灶，按“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标准选材，很少想到语文学科的特点和教育教学规律，即使想到也会视之为“资产阶级货色”，所以那套教材的“左”是势所必然的。不久陆定一来校作报告，赞扬“北京师范大学是教育革命的大学”，还登了人民日报，更让我们豪情满怀，忘乎所以。接着又投入中文系的教学改革，文艺理论课首当其冲，任课教师全都靠边站，原有的教材成了“靶子”，系总支书记身先士卒，亲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据说只有他才有这个资格，才能保证这门课的无产阶级党性，尽管他第一次课就把“千里迢迢”念成“千里召召”。学生们那颗被听话的大脑控制着的不安分的心被点燃，跃跃欲试。“学术大跃进”开始了，五五级高举民间文学大旗，要把文人创作逐出古典文学史的主流和正宗；五六级改写现代文学的历史，让毛泽东独步文坛，成为最伟大的作家。我们年级还没上过一门完整的课，能干什么呢?那时北京正在放映香港电影《家》、《春》、《秋》，引起轰动，北京市委担心青年人中毒，指示北师大批判巴金。系总支闻风而动，从正在西便门车站搬红砖背水泥的我们年级抽调精干，成立了“巴金批判小组”，可是没有我们班的份。回校不久，便有青年教师找上门，要正处于焦虑中的我们参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编写。 这时（1959年初），《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郭开否定《青春之歌》的文章，他用中国共产党党章关于党员的八条标准衡量小说主人公林道静，批评作者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宣扬了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美化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这部长篇我看过，还是比较喜欢的，很向往林道静所经历的生活和斗争。《文艺报》准备展开讨论，到师大中文系组稿，任务落在我们年级，由党支部一位成员牵头成立了一个小组，指定由我执笔，我也就离开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编写组。讨论时我表示不同意郭开的观点，认为小说是一部好小说，但有不小的缺点，主要是对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结合这一点表现不够充分。大家同意我的看法。奇怪的是，没人主张对郭文进行反批评，这大概与当时正处在“左”的潮流中有关，“右是立场问题，左是认识问题”的观念很流行，觉得郭开太幼稚，不值得批评。因此在讨论如何写的时候，都倾向于不要过多重复对小说的肯定，而应主要写我们自己对小说缺点的意见，这样文章才有特点。小说的“不足之处”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进大学一年多，运动不断，劳动不断，知识积累很有限，唯一的一次文艺批评实践是文艺理论的课堂讨论——批判流沙河的《草木篇》，学习用“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去寻找作品和时代的直接对应关系。记得老师并没作什么指导，我们学生也没费多大的劲就操弄起批判的武器，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流沙河进行缺席审判。这种“无师自通”来自那时心目中的权威报刊《文艺报》、《人民文学》、《人民日报》，来自入学后的耳提面命，耳濡目染，“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那时读得最熟的是《青年运动的方向》，说得最多的是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彻底改造世界观的道路,认为这就是继承五四传统，发扬五四精神，而《青春之歌》恰好写的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所以自然而然地就用这个革命的标准去要求林道静和小说作者，对作品提出了批评。虽然比起北大的“红色文学史”责备陶渊明没参加农民起义，我们的要求还不算太离谱，也没象郭开走得那么远，但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文章里有两处意思相近的话最能概括当时我们考察文学作品的一个根本观点和方法：“使作品产生缺陷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作者没有比现实站得更高，明确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结合才能彻底革命化这一真理”；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应该而且可能比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指出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必然趋势。”这篇《<青春之歌>的不足之处》可说是那时逆向的“学术启蒙”所结出的一枚小小的酸果。文章署名群力(意为群众的力量)发表后，编辑部寄来一笔不菲的稿酬，这是“集体的财产”，经请示党支部书记，给年级买了一套质量较好的锣鼓家什，小组每人送了一本《青春之歌》作为纪念。不久，《中国青年》、《文艺报》又先后发表了茅盾、何其芳、马铁丁等名人的文章，尖锐地批评了郭开的简单化庸俗化反历史主义。其实他们是借为《青春之歌》辩护，矛头指向在文艺界和社会生活中相当普遍存在的极左思潮(马铁丁谓之“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幼稚病”)。茅盾的文章《怎样评价<青春之歌>?》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他不指名地批评了我们的观点：“有人说，学生运动既是当时革命斗争的一翼，如果在书中也写到当时的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那就‘更站得高些’了；这话有理，可是如果这样提出要求，问题的性质就变了：从作者是否完成她自定的任务(即表现她自定的主题)变成作者应不应当限于她自定的任务。我想我们应当实事求是，从作者自定的任务来看作品的实际效果，而不应当提出更大的任务来否定作品的实际效果”。“有人批评这书的缺点是作者未能站得高些，如果‘站得高些’……是指作者未能写出当时革命的总形势，那就是要求作者变换主题了，这未免离开了文学批评的常规了。又或者，所谓‘站得高些’是指应当写出全国的工人运动和苏区的革命主力粉碎白军的进攻等等对于学生运动的影响而言，那么，作者并不是没有想到这一点，换言之，不是没有企图这样做，只是没有做好而已。这和作者的艺术概括能力有关。”应当说我们的实质上是反历史主义的庸俗社会学观点在当时有相当的普遍性，所以才有茅盾这种循循善诱地帮助我们回到文学批评常识的批评。可是头脑发热的我对此不理解，不服气，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形成中的文学观念的浮浅、幼稚，甚至准备进行反批评。没想到的是，后来杨沫接受了“站得更高”之类的批评，对小说作了修改。1960年我看到《青春之歌》的修改本，还小小得意了几天。 1958年底、1959年初，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和三年饥荒的到来，政治对文教领域的控制出现松动。被中断的教学秩序慢慢恢复，我们又回到教室，走近伤痕累累的教育和学术：中国文学史、现代文学史、俄罗斯文学、西欧文学、亚非文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艺理论，还有被当时《文艺报》誉为“大学里的新风气”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的系内的陶渊明、李清照讨论会。随着学术的缓慢回归，打散了的教师队伍开始重新集结：老一辈的黎锦熙、刘盼遂、陆宗达、肖璋、王汝弼、启功、叶苍岑，中年一辈的郭预衡、聂石樵、徐士年、杨占升、葛信益、杨敏如、匡兴，年青一辈的韩兆琦、李修生、刘宁、谭德玲、许嘉璐、史锡尧、张恩和、郭志刚、童庆炳，三代学术传人或自觉或不自觉、或比较熟练或比较生疏地操持着与主流意识形态完全一致的观念和方法，用中外古典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化滋润着我们已有些放纵而空疏的心灵，为我们正在形成中的知识观、价值观添加尚持守、尊博习的营养。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一次开学典礼上，陈垣老校长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要尊敬师长，鼓励我们抓紧时间读书，努力学习传统文化，不要怕困难。他说，像孔子的《论语》，字数就《人民日报》一版那么多，你们应当读。在众多师长中，郭预衡先生是我们年级男女学生集体的偶像，当年叫“又红又专的榜样”。他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冷静无偏的科学精神，始终如一的政治道德和学术操守，还有那坦荡温良、心向学生的教师风范，对我和我的同学们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那时我并不十分喜欢中国古代文学，但学术思想上对我影响最大的却是郭先生。有次我和另一个同学去他家拜访，谈及学习上的苦恼：“我们总觉得自己看问题很肤浅，怎样才能使自己的思想变得深刻一些，像您的讲课和文章那样，有新意有深度有说服力？”他非常真诚地说：“我也还要提高。”停了一下又说：“你们读读《马恩选集》吧。”过后我就去图书馆借出苏联编辑出版的两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有滋有味的啃起来。我对马恩思想和文论的兴趣，大概就是在这次的阅读过程中不经意间生长起来的。在师长们的引导下，我满怀欣喜地在文化、学术宝库里抚摸着、探寻着、吞食着，肚子饿了忍一忍，晚上停电就坐在唯一供电的大阶梯教室的水泥地上看书。沉浸于文学画廊，最吸引我的是匡兴、刘宁几位先生讲授的俄罗斯文学，那丰富多姿的美学意象中内蕴的自由、民主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拂去了积郁心头的阴霾，展露出烛照人生的亮色。在令人神往的伏尔加河、大草原、白桦林的背景下，批判专制，承受苦难，憧憬理想，拷问灵魂，给了我深刻沉重的审美愉悦。制造“驯服工具”的极左思潮可以遮蔽、阻吓青年人的独立思考，但无法彻底消解、斫杀青年人渴望自由与美的天性，无法阻止我夜深人静时睡在床上默诵普希金的《自由颂》《致大海》，默念《怎么办？》中薇拉的名言：“我既不支配，也不服从，我要自由”，契诃夫的《套中人》《普里希别叶夫中士》的画面有时也在脑海中翻腾，我当然无意也无勇气与现实对照，一股无形的力量却试图在我的灵魂深处唤醒自我。第二天早晨醒来，我从文学世界回到现实世界，仍要按照“驯服工具”的标准“自我革命”。自由的种子撒下了，土壤贫瘠，又没有阳光雨露，它不发芽，更遑论开花结果。俄罗斯文学还引领我认识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他们成为我心中美学与文艺批评的偶像，《给果戈理的一封信》《生活与美学》《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成为我尊崇的经典。“别林斯基美学是当时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潮的组成部分，是农民革命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课堂笔记上划了浪线的这句话，居然成为我以后学习美学和文艺批评的一条普泛原则，阶级斗争、革命思潮成了左右我学术思维的关键词。记得读《<生活与美学>译后记》时，不但接受了周扬对车氏的一句评语：“在他的思想中，社会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浑然融合着”，而且在我的意识中周扬的形象和别、车、杜也融合在一起了。 集体科研也是那个年代我们进行专业学习的另一种方式。1958年“教育革命”高潮中，北大五五级编写《中国文学史》，师大五五级编写《中国民间文学史》，他们“革命的、批判的、战斗的精神”在教育界和学术界引起轰动，特别是北大的影响更大一些。这不但惹得我们学生心里痒痒的，羡慕不已，连系总支负责人也心生“赶超北大中文系”的情结，多次向全系师生下达赶超目标。1959年初机会终于来了，还没摸着学术的门在哪里，我们二年级学生带着“夺回被资产阶级霸占的学术阵地”的豪情，变教室为“战场”，受命编写《中国文学史讲稿》。我被分到陆游研究小组，担任执笔人。陆游是宋代的作家，写了近万首诗，而我们熟悉的不过十几首，怎么办?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口号的激励下，我们将线装的《剑南诗稿》一分为七，每人从自己分读的那部分选出代表作，并交换读，然后就选出的全部代表作进行讨论，形成基本观点和写作提纲。我读的数量比其他同学要多一些，除了精读代表作，还泛读了一部分被筛选下来的和一些参考资料，写出初稿后，经讨论又修改过两次。这个研究项目从看材料到定稿，前后花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老师介入，一切都听从年级党支部的安排。在全系科研经验交流会上，我被指定发言，介绍“依靠集体力量搞科研”的经验，并获会议主持者的赞扬。不久我们的部分成果《陆游的爱国诗篇》在学报上发表了，是郭预衡先生审改并推荐的。这种集体编书的方式当然局限、弊端多多，但对我个人而言，是大学阶段与学术研究最亲密的一次接触，从中体验到了一点学术的韵味和艰难，受到了初步的学术训练。这篇文章是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去分析陆游的作品，虽然抓住了陆诗内容上的某些特点，但总的并无甚新意，特别是没有揭示出陆游思想与创作丰富、复杂的一面。在初选作品时，我们就发现陆游诗作中真正具有爱国情感的，只占很小的比例，绝大部分是写个人日常生活的，如“一树梅花一放翁”、“洗脚上床真一快”，还有像情深深意切切的《钗头凤》那样千古传诵的爱情诗，狎妓冶游、思想消极的也不少。以我们当时的知识水平和认知方式，很难将这些内容和诗人的爱国情怀统一起来，很难做到鲁迅先生要求的看一个作家要顾及“全人”，最后只好用“本质、非本质”的筛子把表现爱国思想以外的作品全部筛掉，绕过了难题。这样一来，陆游作为“爱国诗人”是纯粹了，但他作为诗人呈现出来的面貌却是残缺不全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被遮蔽了。 不可否认，我所吸吮的文化、学术营养，并没有也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特有的种种局限。外语课被砍掉，心理学课刚开了个头，大概是因为触及到人作为个体存在的多种需要，不合时宜，被视为“伪科学”，也砍掉了。那时根本没意识到这会给自己带来知识结构上的重大缺陷，特别是外语的放弃，造成了自己后来学术与人生不可弥补的遗憾。时代的阴影也没有离开过我和我的师长们的心灵，此前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形成的巨大思想压力，仍使一些谨守学术规范的老先生在讲台上心虚气短，师道尊严扫地以尽。比如，教学改革要求文学史课每讲一个作家、一部作品，都要加上批判的内容，以体现对文学遗产是“批判地继承”。一次，白发苍苍的梁品如先生在讲完魏晋时期的一个作家后，居然嗫嚅着说：“同、同学们，我、我不会批判……”我坐在靠前的位子，清楚地看到他嘴唇发颤，拿着讲稿的双手在抖动，眼里还噙着泪光。此情此状，令坐满阶梯教室的近两百名学子手足无措，我心里也充满了苦涩。又一次，有“活字典”美誉的刘盼遂先生讲到陶渊明辞官归隐时，既不敢正面肯定，又不愿违心批判，情急之下顺手拈来，给这位杰出的诗人戴上了一顶“无组织无纪律”的帽子，引来一片笑声。 形势的变化并没逾越政治底线。运动是不搞了，但教育方针没有变，所以比过去要少一些的政治学习和生产劳动仍时不时中断正常的教学，我们的头脑也仍然半自觉半不自觉地停留在此前的禁锢中。1960年4月，学习讨论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列宁90周年诞辰的三篇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因为是“党中央的声音”，我们百分之百地入眼入耳入脑入心，我还特意买了一本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的《列宁主义万岁》，作为“思想武器”收藏起来。1960年9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同学们都想先睹为快，可全班只分到一本，怎么办？四十几个男女挤坐在只有四张高低床的宿舍里，听几位同学轮流充满激情地朗读，全体从早到晚足足听了四天！小小空间不时回响着从心底发出的惊叹声，对未卜先知百战百胜的领袖崇拜得五体投地。不过百密一疏，我的思想还是出现过“险情”：一次讨论“三面红旗”的小组会上，我根据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引用毛泽东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观点，鬼使神差地说人民公社有点一哄而起，应该从各地不同的条件出发有先有后地建立。我是最后一个发言，讲完组长就宣布散会了。不久校党委书记向全校学生传达了庐山会议的精神，我心里一惊，幸亏小组长没向上汇报我的发言，也幸亏没在学生中搞反右倾斗争，不然就麻烦了。尽管生活经验和报刊上的宣传对不上号，对“彭德怀反党”也感到难以理解，我还是相信毛泽东和中央的决议，“反省”自己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见树木（支流、一个指头）不见森林（主流、九个指头）。对世界的判断只能以领导人讲话和中央文件为准，而真实的生活和对生活的真实感受是靠不住的，这是我当时的思维状态，对经验之外的理论、观点、说教、推理缺乏免疫力。政治上如此，专业学习上也是如此。 进入学术启蒙期之前，我文学知识的积累是相当贫乏的。童年正逢战乱，发蒙学的是“来来来，来上学，大家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大家去游戏”；抗战胜利后进了教会学校，上帝成为我人生的第一个偶像；解放初，以一篇命题作文《给斯大林大元帅的一封信》进入高小，武侠连环画和抓特务的故事填补了我的阅读空间；在“保尔·柯察金班”，上帝和侠客在革命英雄的光环下悄然隐退，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和苏联文学陪伴我度过了初中时光；直到高中，我才结识了鲁讯、巴金和现代文学，结识了赵树理、闻捷、邵燕祥、刘宾雁、刘绍棠和解放区文学与新中国文学；张志公先生主编的分科型语文课本，为我打开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大门。语文老师在课堂上朗读我自由命题的作文《故事新编——氓》，最终决定了我人生的第一次选择。我是带着“作家梦”走进大学的，但不久爱好就转向了文艺理论。这是因为我发现中文系并不是“作家的摇篮”，原来的幻想过于幼稚，而在高中阶段，《文艺学习》杂志曾给了我最初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知识，加上从数学老师那里得到的严格的逻辑思维训练，使我对理论也有了兴趣，甚至囫囵吞枣地翻过几本宣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的哲学普及读物，所以转向并不困难。不过这种选择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因为这之前我对于“文艺理论是党性很强的学科，没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是搞不了的”这个告诫完全缺乏理解，那时我还不能从理性的层面去认知何为文艺观，更不知何为无产阶级文艺观。四年中，师大作为名校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虽遭严重破坏，但其精神留存和它向社会的延伸、与社会的融通，仍然在课堂之外为成长中的我们提供了在当时条件下难得的优质文化资源：艺术大师梅兰芳、马连良先后三次来校演出《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穆桂英挂帅》、《苏武牧羊》；参加电影《林则徐》的拍摄，近距离目睹表演艺术家赵丹如何酝酿情绪、进入角色、走进镜头；聆听政坛要人陆定一、张执一、韩念龙、龚澎、甘泗淇、杨秀峰、童大林等纵论国家大事；聆听文坛宿将张光年、林默涵、陈荒煤、陈伯吹等放谈文学艺术；还有名闻全国的公社书记、工人诗人、艺术表演团体与我们面对面……。这些都实实在在地开阔了我们的文化视野，提高了我们的文化素养，潜移默化地从不同层面影响了我们思想和人格的熔铸。这种文化氛围和还算齐备的专业课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对知识的渴求，实际上也为学习文艺理论并形成自己的文艺观提供了初步的知识支撑。在我的学术启蒙期，对孕育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起了直接决定作用的，是一本书——《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和一个人——周扬。 北师大文艺理论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10月出版的《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是我在大学买的第一本、也是价钱最昂贵(3.20元)、伴随我时间最长的书。这本书以文学的一般理论、文学作品的分析、文学的发展过程和种类为基本框架，充分吸纳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和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思想、理论成果，构建了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思想系统和知识系统，体现了苏联文艺学和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两种模式的融合，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点，学术上颇见大家气象。因此书一出版就广受欢迎，半年内印刷了四次，印数达九万册之多。当时我们的文学概论课时断时续，内容多是讲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这本70余万字的大部头恰好填补了教学的空白，我对文学基础理论与知识的了解，基本上是从它那里得到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在编排上的一个特点，直接影响了我以后在学术研究中的思维方式的形成。经过入学后的一连串政治思想教育，我在政治上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我们的先辈为了寻求真理，长期在黑暗中摸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我们就不必那样，比他们幸福多了，因为革命导师、党中央已经找到了真理，我们只要照着他们说的去做就行了。带着这样的观念翻读《资料》，我敏感地注意到：除了极少数例外，每个论题都分为两部分，马恩列斯毛的论述属“经典文献”，其他人的只是“参考文件”；几乎文学理论上的所有问题都有革命导师的“经典”论述，他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也是我们的导师，使我们不用在黑暗中摸索，学术上的真理就在“经典”中。于是“研究问题先查经典，在经典的规范下思考”的思维程序和思维习惯，就不知不觉开始孕育于我的潜意识之中。我们这一代搞文艺学的人，没有谁可以避开周扬的影响，没有谁不在自己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道路上打下周扬的烙印。正是通过他，我在大学接受了最初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哺育。1958年2月，当我对文艺界的反右斗争还心存疑虑的时候，《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从中我第一次感受到周扬作为文艺界最高领导人、党在文艺界的代表那种居高临下、生杀予夺的气势，那种真理在握、咄咄逼人的文风，以我当时的生活经历和知识水平，当然不可能消化文章的内容，但我完全相信他的种种分析和判断。特别是“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那段名言，我无从知晓隐藏在其中的政治动机，可它概括和表述的“精辟、精警、精彩”征服了我，信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念”就像此前信奉“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那样毫无疑义。1958年8月，正当我和同学们沉浸在“超英赶美，迎接共产主义到来”这种虚无的集体幻想里，《文艺报》报道了他在河北文艺理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犹如在沸腾的油锅里又撒了一把盐。那时尚不知中苏开始交恶，毛泽东提出要破除对苏联的迷信的政治背景，一看标题：“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再读“在不长的时间内，我国就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我们农民写的民歌中，那种伟大的共产主义气魄，恐怕欧洲许多工人也写不出来”，确实眼前一亮，精神为之一振，钦佩他的理论水平就是高人一筹。多年后我才恍然大悟，周扬、郭沫若极力颂扬的“新国风”不过是文化上的返祖现象，是文艺大倒退的表征。什么是“中国自己的”？怎样建设“中国自己的”？报道语焉不详，但我留意到其中的两条，还在上面划了道道：“文艺理论批评，是思想斗争最前线的哨兵”，“是实现党的文艺政策的有力工具”；《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四本书“是文艺理论的基础，又是哲学理论的基础”。对于把文艺理论批评的功能政治化的提法，我非但能接受，内心里还觉得这是提高了它的地位，能当“哨兵”、“工具”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毛的四篇著作此前我只完整地读过一遍，感觉通俗易懂，不像马恩的文章那么深奥，现在经他一说，有豁然开朗之感，似乎一下子找到了学习文艺理论的门径和捷径。 1959年3、4月间，我们中文系师生先后五次听系总支书记传达“中央精神”，其中三次是周扬的内部报告，一次是关于文艺界批修的，一次是关于“两结合”的，一次是关于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另外两次大概是林默涵、陈荒煤对他报告的解释和补充。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语境里，由党的书记来传达文艺界领导人关于文艺理论、美学问题的讲话，这种安排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突显所传达的内容极具政治意义，政治压倒了学术。第一次传达完，总支书记联系实际动员师生：批修是一场具有国际意义的战斗，这一运动对我系有特殊重要意义，是深入进行教育革命的组成部分，我们要站在最前线，自觉革命，彻底批判、肃清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和毒素，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那个时候，大学生们已经被训练出对“中央精神”的敏感和期盼，虽然还没有象影视中表现的，地下工作者从电波里听到党中央声音时那样的激动、兴奋，但“中央精神”的真理性、权威性、神秘性对我们有着无庸置疑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尽管分不清听到的究竟是政治还是学术。当我对文论的爱好从课堂得不到满足，课外阅读面又很窄，除生吞活剥《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脑子里装的多是《文艺报》上的一些评论，这时他那些包裹在权力话语里的充分政治化了的文艺观念和学术思想，比如：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与意识的理论是我们建立马列主义美学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因此文艺是意识形态，是时代的风雨表，无产阶级以它作为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哪里有伟大的革命，哪里便有伟大的思想和文化，西方现代的文化艺术腐朽了，东方革命起来了，我们的时代必然要出现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文化艺术高峰，要反对“落后论”；道德的基础不是个人幸福，我们的文艺是最革命最先进的，要歌颂没有自私之心的人，培养共产主义个性，而要表现这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完全新的英雄人物，必须采用“两结合”（“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简称）的创作方法；文艺界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又要反对教条主义，而文艺是修正主义最易藏身的地方，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其它资产阶级思想，是文艺界长时期的具有国际意义的斗争，必须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人类之爱，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旧概念，必须抛弃；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艺，必须批判和重新估价资产阶级文艺遗产(特别是以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为代表的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破除对资产阶级文艺的迷信和崇拜，清除它在青年中造成的反动、消极影响；应当用历史主义分析的方法批判遗产，既要指出它在当时条件下的意义，同时也要指出它在现阶段以至将来有什么意义，有了历史的观点还要有革命的观点，要进行阶级分析，如个性解放在五四时期是进步的，在今天就是反动的了；双百方针是无产阶级坚定的阶级政策，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必须以政治方向的一致性为前提；文艺从来不在党和阶级之上，我们时代、阶级的智慧集中于党，文艺家要不落后，便要表现党的精神和政策，不能超过党和阶级……这些一直延续到1960年7月他在第三次文代会报告中将之更加系统化的理论观念，都强势进入了我的思想、知识积淀之中。对这些，也不是没有困惑、怀疑的时候，有次在学校大操场看苏联电影《静静的顿河》，上中下三部，从傍晚到后半夜，我们被葛里高利、阿克希尼娅的爱情和葛里高利的悲剧命运深深吸引住了，内心难以名状的情绪有一种被释放出来的感觉。第二天我和几个同学又凑在一起讨论肖洛霍夫的原著：用阶级论怎么也解释不清主人公亦红亦白亦正亦邪的思想和行为，获得斯大林奖金的作品怎么会歌颂超阶级的人性、爱情？难道周扬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理论观点不适用于苏联文学？可苏联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榜样呀！我们寄希望于苏联文学课能解开这个矛盾与纠结，可我的笔记本上只留下了老师的一句话：“肖洛霍夫就在这时参加了集体化的工作，他放下未写完的《静静的顿河》，开始写作《被开垦的处女地》。”几节课全是分析达维多夫的形象，因为“这部小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作品”。我当然还理解不到老师有不得已的苦衷，只好让矛盾与纠结深藏心底。在周扬他们那里，这种意识形态化的主流文艺观和方法论被包装得相当精致，而一旦为像我这样缺乏知识底蕴的中文系学生所接受，就会以十分粗拙、浅陋的形式表现出来。1959年10月，在全系李清照讨论会上，我对《漱玉词》的评价足以说明这一点： 用“对人民的态度如何”来衡量，李词的基本情调不健康，对生活的态度是消极的。她写的愁只不过是个人的哀怨，是闲愁，没有跳出个人生活的小圈子，尽管写得很真实，但意义不大，思想性不高，其中消极的方面在今天要批判。有人说李的遭遇是时代的悲剧，如果是指李的遭遇反映了时代的不幸，反映了当时一般人民的不幸，那是不对的，因为虽然当时民族矛盾上升了，但她的阶级地位并无改变，与人民的感情还有很大的距离。应该说那是上层贵妇人自身的悲剧，造成悲剧的原因，主要是她的阶级地位决定的。从客观效果看，我们从李词感觉不到什么美好的事物被压抑、毁灭，看不到抒情主人公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从而使我们同情她的遭遇，激起我们对丑恶现实的愤恨。有人认为从李词可看出当时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抑和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这和上面的观点是一样的，没有对作品的形象进行阶级分析。李词写了上层妇女的哀怨愁苦，当时的下层妇女不会有这样的感情，一来没时间，二来没物质基础，她们也有离愁别恨，但与李的很不相同，如《折杨柳歌》、《子夜吴歌》。至于李与赵（明诚）之间的爱情也只不过是远离人民的上层贵族夫妇之间的情爱，不值得同情，更不值得歌颂。有人说李词固然不具反封建意义，但她确实忠实地写了自己的生活，从中可以看到贵妇人的精神面貌，这不也是反映了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吗？我认为，文学要反映生活，问题在于作者抱怎么的态度反映怎样的生活，评价作品要看作家的阶级立场和作品表现出来的爱憎，李词的情感虽不是虚伪的强作愁，但作者没有抱批判的态度去写，这样的真实就没有什么社会意义。汉赋真实地描写了皇帝荒淫无耻的生活，能肯定吗？真实应当是历史的真实，离开了社会生活去谈真实，真实就失去了客观标准。 这种今日看来幼稚可笑、当年却有相当代表性的“阶级分析”，其简单化庸俗化绝对化和反历史反逻辑的感受，消解了对作品的审美观照。不过人毕竟不是无生命的机器，政治化的种种观念（包括文艺观）不可能实现对思想的绝对统治，不可能把人的感性统统杀死，把人的理性统统扭曲。特别是当僵死的教条会危及到某种根本时，压抑会放松，思想会反弹。五九年粮食限量吃不饱以后，我日益明显感觉到了这种趋势。高教部长杨秀峰亲自来我们年级听课座谈，调研高等教育中的“左”倾表现；北京市委大学部派员深入各班，为包括我在内的被打成“白专”或有“白专”嫌疑的学生清理档案、赔礼道歉；人民日报宣传科学精神了；《文艺报》讲艺术性、艺术标准的重要性了，甚至赞扬文学作品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甄别平反，给一些右派分子摘帽……。这一变化在教学活动中也反映了出来。1960年下学期，我们年级开始教育实习，行前叶苍芩先生为我们恶补了教学法。叶先生是我国语文教学法学科的奠基人，“教育革命”中被戴上“资产阶级专家”的帽子，重返讲台的他为我们“雪中送炭”，至今印象还很深的一句话是告诫我们“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走进师大二附中，两年前景山学校的那种“革命”氛围消散了，九年一贯制的教材不见踪影，老师和学生都已安静下来。我讲的第一课是毛泽东的《政协开幕词》，从课文在语言、逻辑上的特点入手，把内容分析落实到字词句，如抓住“随着……不可避免”这个关联词，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建设高潮和文化建设高潮的关系。课是没上成政治课，但也远不是成功的语文课。不料想，这居然引起了系实习领导小组的重视，阶段总结时要我介绍经验，并写成文章登在油印小报上，后来还指定我为全国文教群英会东北代表团上观摩课。其实我不过是并非自觉地遵从了实践的召唤，从已有经验和学生实际出发，从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出发，也并非有意地抛开了此前被灌输在头脑中的某些教育理念，从而一定程度上与语文教学中的“左”拉开了距离，客观上符合了当时纠“左”的大趋势。 从《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到《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道路》，周扬紧跟毛泽东建构政治乌托邦的节拍，以“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为旗帜，试图按照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来构造一个文学的乌托邦。为此，他将马恩列毛和普（列汉诺夫)高(尔基)鲁(迅)瞿(秋白)等的文论组成一个系列，以为理论支撑；他用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资本主义思想体系、无产阶级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与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来扫除政治、思想障碍；他把“为工农兵服务”、“双百”、“两结合”阐释成唯一正确的真理，用以规范文学家的思想探索和艺术创造。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语境里，像我这样的一个政治上幼稚盲从，思想上缺乏独立思考，学养上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爱好文学和文论但又对它们知之甚少甚浅的中文系学生，是很容易接受和向往这种文学乌托邦的，是很愿意把参与建造这种文学乌托邦作为自己将来的学术追求的。在我文艺观的形成期和学术启蒙期，这对认知框架的建构，知识系统的形成，学术方向的选择，思维方式的运用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大学四年，由于头脑里塞满了政治观念和政治化了的文学观念，文学的本体被遮蔽，思维的空间被挤压，对文学自身思想艺术魅力的直接感受、体验受到阻滞和疏离，对艺术的特点和规律的认知、把握受到怀疑、贬抑、批判，因而习惯于从抽象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化的文学观念出发，而不是从文学的创作与欣赏实践出发去观察文艺现象，也就渐渐成为我思考问题的常态，成为我学术素养的一大软肋。在这四年里，虽然文艺界也反教条主义，对极左的东西有过抗争，从茅盾、何其芳、马铁丁等为《青春之歌》辩护，到驳斥《大众电影》对苏联影片《共产党员》的简单化庸俗化批评；从赞扬学术上自由辩论如何评价陶渊明，到何其芳批评北大“红色文学史”和北师大“民间文学史”；从王西彦、侯金镜保护赵树理、茹志鹃的创作个性，到《文艺报》的《题材问题专论》……这些都引起过我的关注，并在思想上留下了认同的痕迹。但是，枝枝节节、星星点点的“纠偏”怎敌得过根深蒂固、铺天盖地的极左思潮?问题在于，那个年代还不可能怀疑，更不可能认识到简单化、庸俗化的根源，就在自己所遵奉的被周扬们阐释的“马列毛文艺思想”本身，反而坚信二者是不相容的。问题还在于，我在接受政治化文学观念的同时，接受了具有政治选择性的理念：右、修正主义，是立场问题；左、教条主义，是方法问题。出于趋利避害的人的本性，无论政治上还是学术上，“左比右保险”的观念已深植于我的潜意识之中：根据政治需要忽而批右忽而反左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被解读、升华为“坚持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而这在实践中往往是很容易模糊、动摇、甚至取代自己对真理的追求与坚守的。 1961年7月17日，首教高校毕业生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因病住在校医院未能参加，有与会同学下午回校后向我讲述了陈毅元帅报告的内容和会场情景，讲者兴奋，听者动容。陈老总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北京和全国的应届大学毕业生讲的，一上来就批评团中央要他讲“又红又专，红透专深”的问题，说：什么红透专深？！能又红又专就不错了，我干了一辈子革命，也没红“透”专“深”啊。然后开始讲国内外形势，重点讲教育问题，尖锐地批评高校五八年以来的“左”的错误，为所谓“白专道路”平反。历经血与火考验的老帅说：“错了就要改，我代表国务院向这几年受到伤害的同学赔礼道歉。”说完脱掉帽子，向坐满大会堂的青年晚辈一连三鞠躬。这时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不少同学泪流满面。当他讲到批“白专道路”的危害时，转过身大声批评坐在主席台上的北京外国语学院负责人：你们懂什么政治？你们的学生一半时间搞生产劳动，结果外语考试有一半不及格，这怎么行？！前不久我接见外宾，你们学校的毕业生当翻译，居然把“胸有成竹”译成“肚子里长出了竹子”，外宾听了莫名其妙，弄得我很紧张……。听完“传达”，我有精神得到解放的感觉，但也仅此而已，没有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也根本没想过要反省此前初步形成的教育与学术观念。 走进北师大，我接受的第一笔政治、学术“遗产”是反右斗争，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和刘宾雁的“干预生活”最让我心存畏惧；离开北师大，我得到的最后一笔政治、学术“财富”是批修斗争，林默涵的《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和马文兵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最令我心存敬羡。秦兆阳们的“警示”作用和马文兵们的“榜样”力量将伴随我走向下一段行程。 Continue reading

叶文福                 做人的认真，大到思维，小到一举手一投足，甚至双目不斜视，单指不点人等等这些细节，除了从小得益于父母严厉的家教，我一生中最标准的榜样，就是我在蒲圻师范时的校长任鑫平先生。 任鑫平先生的风范，是我自懂事以来一生着意追求的榜样。 当我还是他的学生时就崇拜他，暗自发誓一定要做一个他那样，以自己的高尚与优秀赢得人们爱戴的人。 我是1960年从咸宁二中升入蒲圻师范的。当时的蒲圻师范是当时的孝感地区的两所师范学校之一。我在蒲圻师范受到的几位老师的教育，是我终生的道德的地基，尤其是任校长。 毕业后虽然离开了他，许多年间，我总是用他的行为举止来要求自己约束自己；许多事情，在做之前，总是要求自己想一想，如果是校长，该如何做——虽然我对校长的认识并不深刻。 任鑫平校长的魅力在于，任何人，一站到他面前，就要肃然起敬，就不由得要收拾起自己的一切，说话，走路，行事，都要按照他的规范去做。 校长中等偏高个儿，白白净净，五官端正得迷人，所有的曲线都仿佛是精心勾勒的工笔画。衣服干净得几乎一尘不染，即使是劳动，身上涂泥溅水，他那爱整洁的一举一动，也给人是干净的感觉。 任校长虽然不苟言笑，但他脸上永远是那种亲切的、让人无条件地信任的情绪。在我的记忆里，他永远穿着一套银灰的中山服，端正，大气，标致。他从不发脾气，标准的谦谦君子风度。即使讲课，即使在大会上讲话，也是轻言细语。他那十分讲究的武汉话从不带废字，阴阳顿挫，十分准确，十分清晰、悦耳，十分好听。正是他的讲课和说话风格，修养了我对诗的认识和理解，修养了我的诗学观、尤其是对现代白话诗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 诗就应该像我的任校长讲课讲话那样，阴阳顿挫，十分形象，十分生动，十分准确，十分精微，十分清晰、悦耳，十分好听。 三年里，任校长只是因为教代数的老师生病而给我们讲过几堂代数课，他讲的代数受到所有学生的热烈欢迎，以至于当数学老师病好之后再回来讲课时，竟遭到我们的拒绝。 一位当校长的教育工作者，将一届学生教到毕业，送出了校门，应该就算完成了一个阶段的任务吧。然而任校长与我的缘分，似乎直到我毕业之后才真正开始。 １９６３年七月，我毕业后留在蒲师附小任教，当上了四（1）班的语文教师兼班主任。 那时的蒲圻师范属原孝感地区的两所重点师范之一，在蒲圻山青水丽的羊楼洞镇上，蒲师附小也在蒲圻师范旁边。 任校长的夫人金美玉老师也在附小教书，于是我成了金美玉老师的同事。 金美玉老师天生丽质，艳若桃花，与一表人材的任校长简直是天生绝配。 金老师性格开朗，热情大方，既乐于助人，又从不摆师范校长夫人的架子。她是三（１）班班主任，８岁的女儿润润也在她班上上学。润润漂亮、聪明，乖巧，可爱，金老师几乎每天都把她打扮得像小天使。 那时候，附小全校的老师都在一个大教室里办公，润润有时在妈妈办公桌边做作业，有时哪位老师故意逗逗她，她无意说句只有天使才能说出来的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所以润润是我们中间的快乐点心。 他们的大儿子那时才四岁，成天更像是尾巴似地跟在金老师身后。憨憨的，墩墩实实的，有一个与他外貌十分匹配的小名：骚婆子。骚婆子几乎成了所有老师的孩子，不管哪位老师，只要没课，都一面忙着，一面把他带在身边，小心地照顾他的吃喝拉撒睡，带他玩，逗他说笑。只要他在办公室，办公室里就热闹极了。 刚参加工作，我是既努力，又十分谨慎的。没多长时间，就把一个很棘手的班带上了正轨。纪律好了，成绩也上来了，一学期下来，我的工作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好评。 但是好景不长。 １９６４年３月１０日，星期二。 这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个学期开学不久。 下午劳动时间，我们班饶群芳、邓广桔、祝雪兰、雷孟珠、何爱华、郑秋云、雷四益、游春云等八个镇上的女生集体逃学，不参加劳动。我领着其他学生到学校对面的北山挖了俩小时菜地，回到教室，她们才回来。我不想马上批评她们，准备简单讲评一下就放学，她们逃学的事缓一步再处理。 可是当我在讲台上讲评时，何爱华竟与同桌的男生焦四海在桌上你一下我一下地进行肘子大战——原来焦四海对几个女生擅自不参加劳动不满，当何爱华的肘子越过了两人之间的“界线”，就趁我没看见，狠狠地给了她一肘子。何爱华也不好惹，狠狠还他一肘子。你来我往，收不住，竟公开干起来了。 我很生气，但在心里还是嘱咐自己不要急着在全班学生面前批评她们，先放学再说。 我装着没看见，不动声色地一面讲着话，一面从左边的过道下讲台，从最后一排绕到右边过道，到何爱华身边时，还说着话，一手从肩头处提起她的衣服，往讲台上走。 三月江南，晴朗的下午，天气已经较热了，我们都穿着单衣。何爱华被我反手揪着衣服，跟着我被动地走着。才走了两步，由于教室地面是土地，高低不平，我一上讲台，何爱华跟着我上讲台，她个子小，没能上来，脚下一歪，反身倒在讲台边上。 教室的地面原土高低不平，讲台却是砖垒水泥抹的，何爱华反身正好倒在讲台沿儿上。何爱华是个白净得有点单薄的小姑娘，一倒在讲台边上，后背立即擦破了，鲜血从衬衫里渗了出来。 一见血，我顿时感到了事态的严重。立即叫其他学生赶紧放学回家，我抱起何爱华就往镇上的门诊所跑。 大夫说划了条大约两公分的口子，不深，问题不大。消了消毒，敷上纱布，花了四元钱。 何爱华的家就在门诊所旁边不远处，处理完伤口，我心里踏实了点儿，领着何爱华就到她家去。向她妈妈讲述了当时的情况，承认了错误，与家长一起检查了伤口。家长很开通，没有半点指责之意，我心里才好受了些。赶紧回学校，向正在吃饭的马骥校长汇报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四十多岁就几乎秃顶的马骥校长是个很有经验的领导。他听了我的汇报，放下筷子，拉长了声调沉吟了好大一阵儿，说：“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不敢作主。我马上到师范去，向师范的领导汇报。” 那天下午我没吃饭，心里难过得无人可诉。作为师范生，我深知任何时候都不能体罚学生，更何况我是把学生弄伤了。 我焦急地等着马校长从师范带回消息——不管什么消息，我需要消息。 马校长从师范回到附小，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晚上办完公，我一直站在他卧室拐角的角落里，等他回来。 马校长一进卧室，我随即跟在他身后钻进去。没等他坐下，就低着头站在他办公桌面前。 马校长一面给自己的紫砂壶里续开水，好半天，鼻子里喉管里拉风箱似的，仿佛有倒不尽的垃圾，喝了好几口茶，也不作声。直到长长喘了口气之后，才仔细看了看紫砂壶，慢腾腾地说： “你自己到师范去说吧，任校长在办公室等着你！” “现在？” “现在。” 师范与附小同在一个小镇上，能有多远？一条小河隔着，平常抬脚就到，可是那天，我不知道是太远了还是太近了——一会儿觉得太远了，一会儿觉得太近了。 当我走进师范教学大楼，敲响校长办公室的门，小心地喊一声“报告”，我觉得整个办公楼都在轰隆隆地响。已经下了晚自习，热闹时刻过了，整座办公楼静悄悄的，只有老师办公室还有灯光。 校长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严肃地坐在办公桌前，等我前来“自首”。我刚喊了声“报告”，校长就把门打开了——好像是站在门边等我似的。 不知为什么，一见校长，我眼泪就簌簌地直往下流，两腿灌了铅似的沉重。 “来了？” 校长把左手放在我肩头，就在门口站住，右手拢了拢我的头发。直到校长的手指触到我头发的那一刹，我才突地感到我的头发是乱的，跟我的心情一样。 校长两手放在我肩头，认真地端详了我好一阵子，一面说着：“嗯，还行，嗯嗯，还行。有一点老师的感觉了，进步不小嘛。在我脑子里还是那个小调皮鬼的样子，金老师回来跟我说了好几回，说你干得不错。我还真不大相信呢，我只知道你当学生的样子，只知道你家里很穷，王老师给我看过你两篇作文，基础还不错——教四年级语文，吃力吗？” 校长双手扶着我坐在他办公桌旁边的一把红漆大靠背椅子上，一面说着，一面从一个竹篓子暖瓶里倒一杯开水放到我身边的茶几上。 我只顾流泪，没顾上回答校长。校长似乎也不要我回答，自己坐到茶几那边的椅子上，慢慢地说： “马校长刚才来，把情况都对我说了，不用再说了——伤口重不重？” 我摇了摇头，“不重——是镇上的大夫说不重。” “家长那边都处理好了吗？” “处理好了。因为我时常访问学生家长，家长跟我很熟。”… Continue reading

文/ 汤旭岩 还记得2010年有幸来到斯坦福大学胡佛塔下，便特别想置身其间，了解胡佛研究院。 2010 年 6 月 22 日上午，经美国华人图书馆协会同行精心安排，我们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四位访问者得以走进颇带神秘感的胡佛研究院。专门的珍宝陈列加之专家的精彩介绍让我们领略收藏的魅力，那些蒋介石、宋子文的日记和“文革”史料及孔子画像等均深深吸引我们认同感慨，满足了我们的求知愿望。 随着访问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对胡佛研究院与其图书馆关联之处的基本轮廓逐渐形成了。它最早的名字叫“胡佛战争图书馆”，由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于 1919 年为其母校斯坦福大学创办。这个当初专门收集与一战形成和发展有关史料的图书资料中心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才招募学者进行研究工作。我们访问时已从最初的 6 名研究人员发展到 250 多名工作人员，包括 100 名研究员、70 多名图书馆和档案馆管理员及专家、80 多名行政管理及研究辅助人员。它拥有 9 个图书馆和档案馆、160 万册藏书、6 万个微型胶卷和 2.5 万种期刊，共约6000 万件的珍贵档案。每年对图书馆的投入约600 万美元。 胡佛研究院有关中国近代史的馆藏为世界瞩目，是学界公认的、除中国大陆和台湾之外，全球收藏中国近现代史档案资料最丰富的档案馆。据胡佛研究院资深副院长理查德·苏萨介绍，胡佛研究院近 90 年来搜集的 6000 万份档案中，仅中国部分就有 550 多种，有关“文革”的政治海报就超过 10 万份。这些档案排起来大约有 24 英里长。苏萨认为，最重要的收藏大概有四到五件， 比如蒋介石日记、国民党档案、前苏联尤其是从沙俄过渡到苏联这段时期的资料，还有就是宋子文的档案。另外一份很重要的档案是美国对欧洲广播的资料。 尤其让我们产生浓厚兴趣的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档案几乎尽入胡佛研究院。2005 年 2 月 16 日，蒋家与胡佛研究院共同宣布，同意把两蒋日记暂存胡佛研究院50 年，并把蒋介石日记逐年公开。2005 年 3 月，胡佛档案馆宣布成立近代中国档案和特殊收藏馆，其中包括中华民国从1911 年到… Continue reading

文| 冯天瑜 少年时代已经是相当遥远的过去了，我又是一个对生活细节易于遗忘的人，因此每当与儿时旧友谈论往事，多半只有洗耳恭听的份，难以插上嘴。当然也有例外，脑海中有些往事并未如烟，例如8岁至18岁在湖北省图书馆的一段泛舟书海的经历，不少情景还历历在目，鲜明如昨。 我的母亲张秀宜(1901-1971)解放前作中小学教员，解放初到湖北省图书馆工作，负责儿童阅览室，直到1962年退休。我是五兄弟中最小的一个，大概也是随慈母左右时间最长的一个。自小学二、三年级开始，我每天从武昌实验小学步行半小时，到绿树掩映的蛇山之麓、抱冰堂下的湖北省图书馆。开始两年，多在儿童阅览室看小人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说唐》、《说岳》、《希腊神话》、《三个火枪手》一类连环画是我的最爱，除熟记那些引人人胜的故事外，还因连环画的导引而迷上了人物白描，有一段时间，我的课本、练习簿的空白处都画满了中外英雄豪杰的造像，连解手纸也未能幸免。这种随手画几笔人物速写的习惯，一直保持下来。近20年在国内外参加学术活动，留下一批中外文化人的速写。被画者常问，你是不是接受过美术专业训练?我说没有，是小时候在湖北省图书馆儿童阅览室形成的信笔涂抹习惯。 大约从小学六年级开始，主要是在初中和高中阶段，我又成为湖北省图书馆成人阅览室的常客，每天放学归来，包括星期天，大都泡在阅览室里(省图只在周一休馆)。这得感谢20世纪50年代的中学教育尚无沉重的课业负担，即使像初中母校武昌实验中学、高中母校华师一附中这样的重点中学，功课在校内自习时便可做完。我对考分又一向不大经意(母亲好像也没有因我某次考分高而表扬、考分低而责备)，课余便自由徜徉于湖北省图书馆的书廊之间。那种纵游书海，与应试无涉，没有被功利心所污染，惟一的驱动力是兴趣、好奇，堂皇言之是求知欲望。后来读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名论：“人们是由于诧异才开始研究哲学，……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回想自己少时读书经历，竞与古希腊哲言相暗合!惭愧的是，中年以后阅读，多是为了写书而找材料，各类图籍大都被分割、拼合成了为写某书所用的资料长编，昔时那种悠游于名著佳篇之中的陶醉感，以及对名著的整体把握，实在是久违了。近年我多次下决心，一定要摆脱中年读书的异化状况，复归少年时代在湖北省图书馆读书的本真情态。然而，逝去了的过往，还能重拾吗?但总该努力一试吧。 在嗜书者那里，“心游万仞”、“思接千载”的文学女神往往最早降临。忆昔少年时，湖北省图书馆群籍中，首先令我形诸舞咏、心驰神往的，是中外文学名著。《三国》等讲史小说，《水浒》等英雄小说，《西游》等神魔小说，《红楼》等世情小说自然读得烂熟，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悲壮、秦琼买马的无奈、岳飞枪挑小梁王的神勇，都使人摇情动魄；曹操得天时、孙权得地利、刘备得人和，也津津乐道，最初的“历史观念”大约由此获得。 以初中二年级为端绪，另一扇知识之窗豁然敞开：俄罗斯、法兰西、英吉利文学，如磁石般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在那一相对禁锢、封闭的时期，这些名著打开了一个孔隙，可以窥探广远、深邃而又新奇的外部世界。少时的阅读刻下的印象实在真切，至今我仍能清晰地记起莎翁笔下李尔王的悲鸣、奥赛罗的执著、哈姆雷特的渊思，人文精神的甘泉还润泽着心田。至于屠格涅夫描绘的林中狩猎、转型时代父与子两代人之间的精神冲突；列夫·托尔斯泰铺陈的俄法战争壮阔场景，安德列公爵战死前仰望苍天的冥想；陀斯妥耶夫斯基抒写的彼得堡白夜飘荡的那些敏感而又病态的魂灵；契诃夫对万卡一类底层人物的深切同情，对专制政治的揭露与鞭挞，都丰富了我们得之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忧患意识。而肖洛霍夫展开的顿河草原上葛利高里们的血战，阿列克赛·托尔斯泰表现的十月革命前后知识分子的“苦难的历程”，则与当时从教科书上获得的革命概念颇有相左之处。巴尔扎克精工细描的巴黎社会，狄根斯刻画的阴暗的伦敦下层，德莱赛揭示的纽约金融界和艺术界，不仅提供了美学感受，还多有社会史的认知收获。以后读到恩格斯对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评价：“在这幅中心图画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联系早年读巴尔扎克《欧也尼·葛朗台》、《高老头》的印象，对恩格斯的这段论述深以为然。后来我从事文化史研究，颇服膺于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这里的“诗”可泛解为各类文学作品)的路数，这与早年从文学名著获得社会史的认知启示直接相关。 中年以后，被一个又一个课题挤兑着，很少有余暇读文学作品，常常引以为憾。但早年从中外名著中获得的对中西文化的体悟，却在不断反刍，颇有助于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尤其有助于中外文化比较的展开。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后能从事中国文化史及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得益于早年在湖北省图书馆对中外名著4的大量阅读和整体、有机的把握。比照当下的大学文科教育，学生主要读的是几种通史，如历史系学中外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中文系学中外文学史，辅之以少量的原著选读。这些“史”自然是应当学的，但今日大学生都是一路从严格的应试教育筛选上来的，6年中学被沉重的课业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难得有时间精力阅览整部名著(如果今日的孩子象我少时那样在图书馆看“闲书”，一定会遭到老师和家长的厉禁)，到了大学，他们学的又是多门二手性课业，较少接触文史哲元典。美国哈佛大学的校训是“与柏拉图同在，与亚里士多德同在”，我们的大学也可以立信条为“与先秦诸子同在”。然而，如果不读先哲元典，怎能得其真精神，怎能与先哲“同在”呢? 少时在湖北省图书馆喜欢阅览的另一类书籍是游记和地理书，它们使我足未出户，而遍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尾随司马迁“西至崆峒，北过琢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追迹徐霞客“朝碧海而暮苍梧”。除神交古人，泛游九州外，更远涉重洋，邀翔于佛罗伦萨、斯德哥尔摩，深人亚马逊热带雨林，穿越撒哈拉大沙漠。十几岁时，我特别着迷于地图，常将湖北省图书馆的各种中外地图册借来，铺在阅览室大桌上反复参看。记得某馆员笑问我是不是有周游世界的计划?这真道出了我的心思，那时我的最大愿望确乎是周游世界。由于熟读各类地理书和地图册，加之睡觉前时常想象自己到世界某地，并为某国某地设计发展蓝图，久而久之，便能如数家珍地说出中国各省乃至世界各国的简史、面积、人口、都市、山脉、河川、矿藏资源、风俗习惯，乃至国民经济总产值，钢铁及粮食产量等指标约数，并养成持续关注的习惯。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改革开放的拓展，我也得以历访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德国、法国、新加坡等国，部分实现早年“周游世界”的梦想。在国外会议或讲学之余，与陪同游览名胜的外国友人谈及该国该地自然状貌、社会风情、历史演进诸细节，有些内容外国友人亦觉新鲜，于是大表惊讶，或夸我为“某国通”，者问我是不是访问前夕对该国、该地的史地概况作过专门准备，我说，非然也，那些“准备”是小时候完成的。其潜台词说，是十儿岁时在湖北省图书馆完成的。 地理常识当然不是高深学问，但烂熟于胸可以产生实在的空间感。历史总是在特定空间运行的，史学工作者不仅要有清晰的时间意识，还应当形成真切的空间意识，只有如此，才能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产生方位感、质地感和度量感，历史人物和事件才能立体地得以再现，我们也才有可能对其作同情的理解。我每每建议学文史的青年朋友，多读点地理书和高水准的游记，熟悉地图，以合古之治史者“左图右史”的教言。而这种心得，是少年时代在湖北省图书馆获得的。 20世纪50、60年代的湖北省图书馆可谓藏龙卧虎之地，少时我在馆里见过的老馆长方壮猷、杨开道等都是硕学鸿儒。方先生50年代初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是卓有贡献的历史学家，与我父亲冯永轩(1897-1979)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一期同学，受业于梁启超、王国维等国学大师。方先生一次巡视阅览室，发现成人读者中有一个小孩(按规定，小孩不能入成人阅览室)，便上前亲切询问，馆员介绍，“这是张老师的儿子”，方先生马上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说：“那不是永轩兄的公子嘛，好，好，他这么好学，将来一定可以继承乃父事业”。方先生这番不经意的话，我记了一辈子。杨开道馆长是杰出的农业经济学家，好像是留美的，曾任华中农学院院长，来省图作馆长，约在5O年代后期，我已念高中，曾在晚饭后与他在图书馆院子里聊天，谈及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我不知天高地厚，列举各国工农业数据，杨先生很感惊讶，高兴道：“你是个学经济的材料，以后跟我学吧。”在场的一位馆员说：“他熟读文史，大概会学中文。”由于父亲当时带着右派帽子，而1958年以后高考“政治条件”压倒一切，我早已不存考取理想专业及大学的念想，故只能对杨馆长等人的期望付之一笑。当时还隐约获悉，杨先生57年反右受过打击，但他仍显得潇洒、气宇轩昂，我心中暗暗佩服。副馆长张遵俭先生寡言、低调，我少年时与他好像没有对过话。80年代初写作《张之洞评传》，获知张馆长是张之洞侄孙，曾两次造访，一谈之下，发现此人内秀、博学，不愧文襄公后人。新时期担任湖北省图书馆馆长的孙式礼先生，是38式南下干部，50年代人称“孙秘书”，似乎负责馆里的党政实务，他为人谦和、广闻博识，从他嘴里时能听得名人逸事，足见其阅览之博。孙先生之后任副馆长的徐孝宓先生，是藏书大家徐行可的哲嗣，我少时从父亲处听过关于徐老先生苦心孤诣搜罗秘籍的趣事，又从母亲处得知，孝宓先生没有进过学校，得徐老先生家学，自成渊博的图书馆学家，其对版本、目录学之精熟，省内难得。我住图书馆时，徐先生夫妇都还年轻，待我十分亲切。以上提及的，除孙馆长、徐夫人仍健在外，其他都已乘鹤仙逝，但他们的音容笑貌永存吾心。 文革期间，退休在家的父母屡受街道居委会的迫害之累，母亲还弄瞎一只眼睛，父亲一生省吃俭用、采自各地的相当丰富的藏书，被抄走又退回，又听说将有一次更彻底的查抄，我们兄弟与父母商量，决定抢在查抄者到来之前，将藏书捐给省图书馆，以免珍贵文籍损失。图书馆派人用几辆板车将书拖走，父亲尾随板车队踉踉跄跄地追了好长一段路，回家后发呆几天。80年代初，我听说省图书馆特藏部中还散置着不少盖有“冯永轩珍藏”等藏书章的书籍，我几次想提出进特藏室看看这些自小常常翻阅的旧籍，也曾想建议设一冯永轩赠书专架，但念及历时已久，原有的几千册书大都风流云散，于是也就把这种请求咽了回去。 中年后从事文史研究，除自己日渐壮大的藏书外，主要利用所在大学及院系的藏书，但偶尔也到省馆查阅，而每到馆里，老馆员张德英先生等都热情接待，颇有如归故里的感觉。近几年撰写《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术语生成》一书，曾到省馆查书，阳海清副馆长等大力帮助。熟识的学界前辈，如姚雪垠、张舜徽先生等，也曾对我提及过他们从事撰著(如姚写《李自成》、张写《清人文集别录》)得益于省馆藏书的故事。湖北学人的著述活动多得省馆之助，此言决不夸张。 后来我专程到少时生活过十年的故地转了一圈，看到省馆新起的楼宇和绝大多数工作人员生疏的面孔，颇有时光“如白驹过隙，忽然也”的慨叹。然而，这里永远是亲切的、生机勃勃的，因为它是哺育我们的精神的家园。 (以上内容由原发刊物《图书情报论坛》授权） Continue reading

编注：这个原创文本为先前发于本刊的《民初北京会馆的况味》的最新扩充版。新媒体时代的数字技术使同一作者作品的前后内容一并存在，以活的文本形态呈现作品的演进过程，这在纸媒时代是难以做到的。数字文本的版本校勘将来是否会如古籍整理那样成为一项专门学问，不得而知。编者姑且在此留下注脚，以便有心人以后的探究。 文/ 弋戈 到2020年的今日，写下“会馆”这个词，都觉得古意森森了。仅在京史京俗书中，还能留存一个历史的背影。到清代时，每个省都有会馆在京，能够拿到京试名额较多的府县一级，大都也在京设置“会试举子的客馆”。1949年时新政权的官方统计，全北京城还存有会馆391处。 我们家八十年代末迁京时，有几个寒暑假带着读高中的儿子在宣南一带逛胡同。走完一条，就在市区地图上用马克笔涂一条胡同。从宣南到前门外，正是当年会馆分布带，只是大部分都已成大杂院，包括后文提及的“绍兴县馆”。 民初离乡背井去“北漂”的文化人，不少人都是存身本藉会馆，借此窗口沉潜旧京情调。诸如张恨水《春明外史》、《记者外传》中主角的浮沉。 查鲁迅日记：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途中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赏。约七时抵北京，宿长发店。夜至山会邑馆访许铭伯先生，得《越中先贤祠目》一册。 五月六日：上午移入山会邑馆。坐骡车赴教育部，即归。予二弟信。夜卧未半小时即见臭虫三四十，乃卧桌上以避之。 五月七日：夜饮于广和居。长班为易床板，始得睡。 这个中华民国刚继承到手的都城，给江南世家子弟又历经上海、杭州的周树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实在不怎么样。 鲁迅这次是随南京的临时政府教育部迁京，其后在京近15年间，本职一直是教育部佥事，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之长，分管图书馆、博物馆、文艺美术等。 据胡春焕、白鹤群著《北京的会馆》一书记载：绍兴会馆有两处，一处在虎坊桥东，称“越中先贤祠”，另有书称之为“浙绍乡祠”。另一处即鲁迅寓居的“山会邑馆”。那是晚清时的叫法。清末宣统年间撤府并县，山阴、会稽两县合二为一，改名绍兴县，山会邑馆也相应改“绍兴县馆”。鲁迅先生1912年5月6日（来京第二天）住进会馆，先住“藤花别馆”，1916年5月6日迁入“补树书屋”，在绍兴县馆中住7年余。 从鲁迅的例子看，会馆是可以长住的。周作人老年时写《补树书屋旧事》说：“因为这个会馆里特别规定，不准住家眷乃至女人的。原因时在多少年以前有一位姨太太曾经在会馆里吊死了。吊死的地方即补树书屋，不在屋里面是在院子里的槐树上，因此那补树书屋得以保留，等他（鲁迅）来住，否则那么一个独院，早就被人占先住了。这院子前面是什么堂，后面是希贤阁，差不多处在鬼神窝中，原是够偏僻冷静的，可是住了看也并不坏……” 《补树书屋旧事》中还有关于这个小独院，以及各房摆设的详尽回忆。这是又一次改朝换代后，知堂老人以刑余之身，靠卖文苟活京城，鲁迅成为最好的卖文题目。 知堂老人曾经画过一张图，给人解说“大先生”、“二先生”居住的补树书屋格局与室内家俱方位。 同时居绍兴县馆的，还有教育部同事，绍兴同乡许寿裳。那是从东京始的朋友，交情终鲁迅一生。赴京第一日，记夜访许寿裳之兄许铭伯，也居绍兴县馆内“嘉荫堂”。就是知堂老人前文所说的“什么堂”，口气故意不屑，倒不至于真忘记堂名。统计鲁迅居绍兴县馆的七年多日记，许寿裳的名字出现次数应最多。 绍兴县馆是个大会馆，有好几个院子，相邻还有江苏元宁、安徽黟县、歙县、河南彰德四处会馆。都在南半截胡同里。 在鲁迅搬出会馆那一年的1919年，后来成大名的小说家张恨水来京，借住潜山会馆，时年24岁，比鲁迅先生小14岁。张恨水后来在《写作生涯回忆》中记：“……我就搬到我自己的会馆去住，这会馆没有什么同乡，我一个人拥有两间小屋子，倒是很舒服的。”张恨水隶籍安徽潜山，所以有“我自己的会馆”之说。 张氏的成名作《春明外史》，男主角杨杏园初来北京章节，就是借用了张氏自己的经历：“在我这部小说开幕的时候，杨杏园已经在北京五年了。他本孤身作客惯的，所以这五年来，他都住在皖中会馆里。这皖中会馆房子很多，住的人也是常常拥挤不堪，只有他到正屋东边，剩下一个小院子，三间小屋，从来没有人过问。原因这屋子里，从前住过一个考三次落第的文官，发疯病死了，以后谁住这屋子，谁就倒霉。一班盼望升官发财的寓公，因此连这院子都不来，谁还搬来住。杨杏园到京这年，恰好会馆里有人满之患，他看见这小院子里三间屋，空堆着木器家伙，就叫长班腾出来，打扫裱糊，搬了进去。会馆里也有人告诉他，说住不得的。杨杏园笑道：“我本来倒霉，不搬进去，不见得走运；搬进去倒落得清闲自在，住一个独院子了。”人家见他如此说，也就由他。其实这个小院子里，倒实在优雅。外边进来，是个月亮门，月亮门里头的院子，倒有三四丈来见方，隔墙老槐树的树枝，伸过墙来，把院子遮了大半边。其余半边院子，栽一株梨树，掩住半个屋角，树底下一排三间屋子，两明一暗。杨杏园把他收拾起来，一间作卧室，一间作书房，一间作为好友来煮茗清谈之所，很是舒服。” 在会馆短住的也举一例子：当时北大文学院教授陈独秀，安庆人，家住东城箭杆胡同19号，因在南城办刊，常寓居安庆会馆内。 住会馆不管是短住是长住，不用掏房费。因会馆修建与维修都源于同乡京官的捐助，是为帮助本籍举子们进京赶考的。后来单身小官吏到京出差、候补、调任，也习惯住会馆。只是按节令还是得给会馆的长班一笔赏钱。长班是会馆的管理员兼杂役。《桃花扇》中，写的“胸中一部缙绅，足下千条胡同”，是长班中的杰出者。 鲁迅与二弟周作人住会馆里，“饭是托长班代办，菜就由长班的大儿子（算是听差）随意去做，当然不会得好吃，客来的时候到外边去叫了来。”这是见诸前引周作人回忆录中的一段。文中未说明包伙每月花费多少，不过翻阅张恨水《记者外传》有相类情形，“……会馆长班，办得有伙食，九元钱一个月……”。 “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川籍学者吴虞，1921年5月进京，到文学院任教授，同年10月11日记“院中厨子包伙食，每月七元，予见饭菜尚舍……” 于是在文学院包伙。 至于鲁迅先生也在会馆外包过伙，《鲁迅日记》中有记，1913年9月4日记：“午约王屏华、齐寿山、沈商耆饭于海天春，系每日四种，每人每月银五元。” 同月18日又记：“海天春肴膳日恶，午间遂不更往，沈商耆见返二元五角。” 日记中的“海天春”是当时称为“二荤铺”的小馆，卖起码的肉菜，光顾者图个方便实惠。海天春在宣内大街上，离鲁迅先生供职的北洋政府教育部不远。教育部在西单牌楼迄南，东铁匠胡同（今教育部街）口内路北。 最后说出行，鲁迅先生每天上下班，逛琉璃厂，赴中山公园约人喝茶，后来还要赶兼课课时，都离不开人力车。前两年，坐拉零座的车，如癸丑（1913年）四月二十日记： 午后散出，不得车，步归。 同年九月六日也记： 下午出部无车，缓缓步归。 鲁迅先生日记至简，将雇不到车之事记下来，足见其对下班时难雇车是上心的。 不久鲁迅先生就用包月人力车了。到1919年周氏兄弟买下八道湾十一号的大四合院之后，周家就用包月的人力车送孩子去东华门的孔德学校上学。大先生去教育部上班，二先生去沙滩的北大上课，还是坐散座的洋车。散座是坐一趟付一趟车资。包月是每月除打赏外，定额付银元三十元，还包饭。关于洋车，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里有很多人力车或者“洋车”行业的社会细节。 鲁迅在教育部与绍兴县馆之间往来，也就六七里路，“步归”并不算远。从教育部往东上西单大街南行，至宣武门。这座城门民间还是习惯叫“顺治门”，因在清代顺治年间大修过，但到鲁迅先生居绍兴会馆时，顺治门上的箭楼已坍塌拆除。192 年的照片上就只剩下光秃秃的城垣。 宣武门（顺治门）大街，当年民间叫“宽街”，从照片上看“宽”得不亚于今儿之气魄，只是中间碎石路面，路边有流水沟，两侧辅路是土路。民国作为新朝气象的路面硬化刚刚开始。因为朝局变化，财政困窘，还未见成绩。宣武门瓮城内路面铺石板，再出城门往南就是土路了。这两张照片就是鲁迅先生当年天天入目的街景。 南行不远，路东有一小胡同通琉璃厂西厂门，鲁迅先生有时中午出门也会来逛一遍书铺。 继续前行至菜市口，鲁迅先生当年是丁字街，我九十年代在这一带胡同乱穿时，也还是丁字街。西转就是北半截胡同北口，胡同里有江苏会馆、四川潼川、浙江湖州与湖南浏阳会馆。 北半截胡同南口上，是当时宣南的掌故总汇“广和居”，鲁迅日记里常记。也是周氏兄弟正儿八经请客叫外卖的饭庄子。 北半截胡同南口是如裤腿样两个岔口，西岔正对南半截胡同，进胡同路西七号就是绍兴县馆。 寓居绍兴县馆的周树人四十岁不到，按曹聚仁先生说法，是朋友很少，心情不好。历史上杰出者往往无人同行，鲁迅是不世出的杰出者，同辈中极少朋友，后来出了会馆时期，也就只能在年轻一代中找到学生。浏览这七年半的日记，有一则是后来鲁迅研究圈子常引的：“旧历除夕也，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这是何等的孤寂、积郁。到得《狂人日记》一出，满腹戾气，化作暗夜雷鸣闪电。隔了七十年，“朦胧诗”中，不少《狂人日记》“黑夜”“窗户”意象的遥远回声。如顾城“我想擦去一切不幸，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的眼睛都习惯光明。”所以，今日会有吴冠中语：一百个齐白石，抵不上一个鲁迅。 三十年前在中文系读鲁迅时，就毫不认同现代文学史，在鲁迅作品后面树立的那块意识形态背景板。从中国文化本位视角看，鲁迅先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生长出来的特立独行反叛者，与西洋回国的自由主义者，苏俄回国的左派文人，始终不同路径。最有力的证据是，临去世那几年，在上海滩上与党派的“文艺沙皇”合作了一把，就酿成他生平最大悲剧。那封后来被人冠了题目“答徐懋庸，并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信，信中蕴藏的那股不得不自我压制的戾气，远超独居绍兴县馆的多年郁结。那封信中满是文气的憋屈，指责合作者时的半吐半吞。 一个骨子里的尼采粉，晚年能在报刊以杂文横扫左右两翼，痛快淋漓。却要在合作结盟时，对团体的工头委曲求全。现今读来会令人气闷。 Continue reading

伊大官方推特于今年的毕业季贴出一幅老照片并配有说明： “1915 Illinois Commencement—when you could drive up to the quad to get your degree. 🎓 Thanks to the Richmond Family Welcome Gallery for providing this historical image.” 那个时候，福特面向中产阶级大众的Model T形成批量生产尚不足十年，轿车还是时髦且富于创新的产品。当时的伊大毕业生就排着长长车阵，浩浩荡荡穿过伊大四方院大草坪去领取学位证书了。只能说：牛。 (信息来源: https://twitter.com/illinois_alma/status/1392877623664156672?s=21) Continue reading

忆与陈绶祥师的交往 林凯龙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在武汉科技大学读书的我，读到陈绶祥老师发表在《中国画研究》上的几篇文章，深为其独到的见解和广博的学识所折服，遂不揣浅陋，修书致意，陈老师很快回复，对我的唐突不但不怪，反而多加褒扬鼓励。于是，我开始追随陈老师左右。 随着交往的深入，我逐渐为他对中国文化的执着和信念所感动，当时，”全盘西化”正甚嚣尘上，“中国画穷途末路”论也不绝于耳；有鉴于此，他针锋相对地提出”文化无糟粕，传统无垃圾”的观点，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石破天惊，从中不难看出陈师不随大流，独持己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的勇气！ 到了1986年，陈老师受命主编国家重点项目《中国美术史》（12卷本）魏晋卷，他力排众议邀请我这个理工直男加入撰稿班子，刚从中山大学哲学系毕业的李永林也受邀加入。当时，我以为最多只能当个资料员，没想到歪打正着，理工科背景直接给我加分不少，因为陈师自己本科就读于长沙铁道学院工民建专业。他知道理工男的思维方式与文科生不同，把不同思维方式的人搅在一起，定能碰出思想上的火花。于是毫不犹豫将初出茅庐的我直接聘为撰稿人，负责魏晋绘画和敦煌壁画等重要章节的撰稿。 后来，我根据研究心得，画了一套仿魏晋风格的《顾恺之画维摩诘》连环画，居然入选第七届全国美展，陈老师很高兴，逢人就夸，并极力推荐我为全书制作插图！这在今天简直不可思议，但80年代时的陈老师就有这种非凡胆识和魄力！ 果真不负众望，我们这一卷被推为全书的范本，记得总主编美学大师王朝闻先生看着我们的书稿说，我们就要这些从图像分析出发，理出头绪，寻找美术史规律和线索的图文并茂的稿子。而我也在完成魏晋卷的统稿和插图之后，又被薛永年、杜哲森、徐建融等主编延聘参加其它卷的工作。 此书出版后，洛阳纸贵，不但是各大院校美术研究生必读书，且在2006年成为国家领导人访美时，代表中华文化成就，赠与耶鲁大学的500种图书之一！ 到新文人画潮兴，陈老师作为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忙得不亦乐乎，我们也跟着瞎起哄。记得1989年春季在京西铁道宾馆新文人画第一次结集时，陈老师作为大会主席不便发表意见，便委托我替他做主旨发言，我按我的理解讲了中西绘画的不同和差异，反应热烈，深获好评，如果当时顺势参加新文人画活动，我的人生可能是另一番光景。 也许是命中注定。当时，另一个国家项目《中国民间美术全集》也开始启动。我和广州美院的黄启明兄被民居卷主编陈老师委派到潮汕和闽南拍照，通过这次系统的考察，我进一步意识到积淀深厚的潮汕文化是一个亟待挖掘的文化宝库，作为一个潮人，我责无旁贷，该回来研究自己的文化了！于是，1993年初，我背着陈老师从日本买来的尼康801相机，返回家乡，开始潮汕民居和民俗的研究。 尽管陈老师的人生后来像开了挂一样，全方位高歌猛进，蜗居省尾国角的我，却只能远远的仰望着他演绎出各种精彩；然而，他早年的提携引领之功，悉心传道之德，与特立独行的勇气，却一直鼓舞着我坚守中国文化信念，守护潮汕文化家园，相信终将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 今者，斯人已逝。翻出30年前陈师致我的长信，读到”吾坠入尘中，缘未尽也……何时放下布袋，得大自在，尚不得而知，恐弟更知我也”之句，不觉哑然失声！ 原来”弟更知我也”指的是吾画中独有符号，如《品茗图》中间那一个腆着大肚皮省去脖子的胖子，原型乃陈师也。愿先师肉身托此形以不朽！ 如今，陈师布袋已经放下，皮囊已经弃去，唯留衣缽，为众弟子所继承，我辈当一如既往，勇猛精进，以实现师未竟之志为己任，继续发扬中华文化之道统，如此方能告慰先师在天之灵也！ 陈绶祥老师千古！ （以上内容选自“梵新艺术”，获作者授权转发） Continue reading

易中天 〇入学 1978年，我以同等学力考入武汉大学读研究生。 这事老被写错，写成“同等学历”。 其实，这两个词，同音不同义。 学历——学习的经历。 学力——学习的能力。 没读过大学，就没有大学学历。 但如果实际能力相当于本科毕业，那就叫“同等学力”。 当时“同等学力”的不少。比如邓晓芒，就只有初中学历。但他的能力和水平，我可不敢望其项背。 考试却是严格的，堪称过五关斩六将，百里挑一。复试的时候，我有道题答得不好。主考导师胡国瑞先生便叹了口气说：你其实是读过那些书的，你只是没有留意。 醍醐灌顶！ 有这句话，就算考不上也够本了。 二十年后我写《读城记》。许多读者问：这些城市又不是你的家乡，你甚至没在那里住过，怎么就比我们这些本地人还清楚，说得那么准呢？ 留意啊！ 真正的大先生，往往不经意间一句话，就能影响学生一辈子。 不过，你也得有悟性才行。 〇读书 我在武汉大学读研时，也是野蛮生长的。 由于是十年以后的第一届，上上下下高度重视，系里排出豪华阵容。比如古代汉语，便是周大璞先生讲训诂，李格非先生讲音韵，夏渌先生讲文字，皆为一时之选。不过，既然是选修课，就可以挑。国际音标实在对付不了，音韵学便不听了。所以，你要问我某个字古音读什么，是答不上来的。但我写《中华史》大量使用古文字做证据，要感谢夏渌先生的教导。 本系的课不听，听什么？ 讲座，而且听外系的，包括理科的。 听得懂吗？ 当然听不懂，但能学到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 这，可比具体的知识重要得多。 听一次讲座，有时候抵得上读十本书。 再说那时的讲座，质量大多上乘。不是顶尖高手，这边不肯请，那边不敢来。珞珈山可不是想上就能上的，何况77级和78级的本科生，78级和79级的研究生，一个比一个傲，一个比一个狂。 果然，难堪的事发生了。 有次，学校请来一位著名的翻译家。我们这些中文系的，也包括外系爱好文学的，几乎全都读过他老人家的作品。行政楼大会议室里，坐得满满当当。 老先生开口就讲：文学是一门手艺。 手艺就手艺吧，姑且听听。 听到三分之一，秩序开始混乱。 那时的学生，哪要听什么手艺？ 他们要的是思想。 一个学生趁着老先生停顿，突然站起来问：您对某某某的作品怎么看？ 老先生愣了一下，然后回答：没怎么读过。 学生说出了那位作家某部作品的具体书名，然后问：这本呢？ 这本是老先生写了推荐序言的，便道：请你去看序言。 学生笑笑：现在可以回答我的第一个问题吗？ 老先生坚定不移地说：文学是一门手艺。 那学生掉头就走。 紧接着，抽签般地，走了四分之三。 回头想想，那时我们真是少不更事。文学是一门手艺吗？当然是，怎么不是？我是年纪越大，就越觉得这话有道理。我现在，就坚持把自己看作手艺人。尽管那位老先生怎么论证的，我一句也想不起来。 但，只要有启发，不就够了吗？ 更何况，讲座不是记者招待会。讲什么，是演讲者事先准备好的，凭什么让别人改？又凭什么非得回答你的问题？ 那么，老先生生气了吗？ 没有，他面不改色继续讲：文学是一门手艺。 校领导制止学生退场了吗？ 也没有。童懋林副校长端坐在老先生旁边，也面不改色，尽管学生退场必须从他们前面走过。她没有生气，那位嘉宾事后也没有投诉和抱怨。 大学之大，这是证明。 珞珈山郁郁葱葱，东湖水浩浩汤汤，在这里野蛮生长的又何止我一人。 但到毕业时，麻烦就来了。 〇毕业 由于野蛮生长，毕业论文便成了“杂交品种”——《〈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 这就是跨界跨学科了。… Continue reading

文祥 （一） 写这个题目，很能感同身受。京城居大不易，大头还是在“衣食住行”的住。 作为明清、民国及北洋时代的都城，“北漂”是个大传统。遍布宣南外城四百多处会馆，都是为入京的本邑人士提供住宿方便的。 我自己八十年代入京，同样是北漂者。刚抵京时，短时住广安门外的鸭子桥北里。记得好像是一家小宾馆，属航空系统的招待所。也就与会馆性质相类。继而迁刘家窑北侧的景泰西里小区，这儿已贴近南三环。从老北京城圈子看，都出了城，都与历史无涉，没什么可说的。 两年后才搬迁进内城，住辟才胡同路北的丰汇园小区，是贷款买的房。辟才胡同路北以前的几条南北向小胡同，从辟才头条到辟才五条，当时南半部分正在扩建新辟才胡同的路面，旧辟才胡同仅宽4米，新辟成40米宽东西向大道。这五条胡同的北半截，已经成丰汇园、融汇园小区。我住辟才胡同路北，就与此文后边要说的白石老人、鲁迅先生的旧居交集了。 直到十余年前退休，我们家又搬离城内，南迁亦庄的北京经开区，那是北京市花了七千亿打造的新产业区，已经在南五环外的郊区。如果按旧京城算，是在顺天府附郭大兴县地面上了。 在亦庄内，我们家还先后住过东晶国际、上海沙龙、海梓府小区，海梓府紧贴南海子的四海子，是旧京南郊大块湿地。三十年代马芷庠《北平旅游指南》讲京郊游览地，南海子是最南端的景点，以后写文字另说。 我自己在京的《搬家记》，足可以当得“漂”字。 还是回到城内的西城这一块。 我们家住的丰汇园小区西出太平桥大街，旧名南沟沿。往北走一、二百米，是全国政协院子，占用的前清顺承郡王府旧址，还曾是“东北王”张作霖的府邸，那是奉系占据北京时期。 小区南门出辟才胡同。是东西向的大胡同，我们家搬进丰汇园时，正在改造成双向八车道带辅路的东西向大街，街名还一仍其胡同旧名。在旧京，有商业的名“街”，只有住宅院子的名“胡同”。 辟才胡同路南，有郑亲王府，后门就开在旧辟才胡同上。郑亲王府现在是教育部的院子。古灵精怪小说家王小波与甜腻诗人汪国真都出生在这院子宿舍里。 丰汇园小区长方形，西南角围墙外，齐白石宅就坐落于此。齐宅是大门朝东开的一进院子，大门上还保留门牌：跨车胡同15号。门侧墙上镌刻着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牌。《齐白石自述》中记：“民国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年）我六十一岁。从本年起，我开始作日记，取名《三白石印斋纪事》。只因性懒善忘，随意好几天，才记上一回。中秋节后，我从三道栅栏迁至太平桥高岔拉一号。把早先湘绮师给我写的“寄萍堂”横额，挂在屋内。附近有条胡同，名叫鬼门关……”日记未记买房花费。这条小胡同在辟才胡同路南，后改名“贵人关”，今天是二龙路北段，南段是二龙坑的填坑成路，路东即郑亲王府。 写到这里值得记一笔，巧合的是：同样也在1923年，鲁迅先生8月开始“看屋”，10月30日买定阜成门内一处小四合院。北京旧时童谣有“平则门，向东走，一走走到宫门口。”平则门是阜成门旧称。鲁迅称那条胡同为宫门口，现时叫西四北头条。 白石老人在高岔拉定居3年后，又往北跨过辟才胡同，搬至路北跨车胡同，胡同南北向，仅长三四十米。 白石老人买下跨车胡同13号院，三合院带跨院，有房18间，用去2000银元。从57岁开始“北漂”，64岁安居。不能不说是都城移民成功者。 其实白石老人在京城安居扎根前，也有长时间“漂”的心酸史。他第一次进京是游历，41岁，在同为王湘绮门下的师兄夏午诒家借居两月。夏宅在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就在北半截胡同内鲁迅先生9年后入京，居住的绍兴县馆所就在南半截胡同。《鲁迅日记》中留下在此处7年之久“单身狗”的“衣食住行”记载，史料丰富。 14年后的1917年，白石老人第二次入京起先借住画画的朋友郭葆生家。宅在前门外西河沿排子胡同、阜丰米局后院。后迁居法源寺内。这也是次短期逗留，六月进京，冬天离京。白石老人这两次入京，都是居旧北京城的宣南圈子内。 1919年3月，这才是白石老人“北漂”的真正开端。他在湖南湘潭老家，苦兵灾匪患，下决心移居北京讨生活。初仍借居法源寺，继而在龙泉寺隔壁租屋，次年又迁居宣武门内石镫庵。这三次，都是“庙产”。接着租住象坊桥观音寺，仅月余又迁西四牌楼南三道栅栏六号，才算稍安。 这是北漂齐白石的“租房搬家史”。从居太平桥高岔拉一号始，就是名画家齐白石的安居史了。 白石老人的定居时点，与他在京卖画收入暴增相关。他前一年60岁，陈师曾带齐白石作品去日本，《齐白石自述》记“陈师曾从日本回来，带去的画，统都卖了出去，而且卖价特别丰厚。我的画，每幅就卖了一百元银币，山水画更贵，二尺长的纸，卖到了二百五十元银币。这样的善价，在国内是想都不敢想的。”“从此以后，我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 对照鲁迅先生，1912年随临时政府迁京，一直到1919年买下新街口八道湾宅。7年半时间就住绍兴县馆的小跨院里，没挪窝。 按鲁迅研究圈子的标准说法，1908年到1918年算是“沉默的周树人”时期。1918年，周树人以笔名“鲁迅”发表小说《狂人日记》，一战成名，鲁迅时期正式开启。巧合的是，鲁迅与白石老人一样，事业上扬眉吐气之后，买宅顺理成章。此事大约古今一致。 返回到1919年，白石老人57岁，刚入京“北漂”。鲁迅先生38岁，已北漂七年半，才在京买宅，举家北迁。那一年也是中国近代史，尤其是思想史、文化史的一个关键年份。还是这两个现代中国文化巨人的年代背景板。有意味的是，那年5月4日的学生游行在《鲁迅日记》中无记，《白石老人自述》也未提及。 （二） 见过一则资料说，二三十年代北京居民150万人上下，全京城有房119万间。当年在北京，如何买房，是个有趣的题目，只是私人文献中记载不多。《齐白石自述》中也就上引那一句。查《鲁迅日记》，先后两次买四合院，在那两年多时间内，有事即录。足以显示在鲁迅居京人生中，此事有念兹在兹的重要。将相关日记排比如下，今日读来，饶有趣味。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一日：午后同齐寿山同往报子街看屋，已售。 十三日：午后同齐寿山往铁匠胡同看屋，不合用。 三月一日：午后同林鲁生看屋数处。 三月八日：午后邀同林鲁生看屋。 十一日：午后同林鲁生看屋。 十九日：午同朱孝莹、林鲁生至广宁伯街看屋后在协和家午饭。 四月十三日：珠邻兄来，烦之同往鲍家街看屋。 五月二日：下午同寿山至辟才胡同看地。 二十九日：午后与徐吉轩至蒋街口看屋。 六月三日：同徐吉轩往护国寺一带看屋。 七月十日：午后晴，约徐吉轩往八道湾看屋。 十五日：午后往八道湾量屋作图。 二十三日：午后拟买八道湾罗才生屋，同原主赴警察总厅报告。 三十一：午后往护国寺理房屋杂务。 八月十九日：上午往浙江兴业银行取钱。买罗氏屋成，晚在广和居收契，并先付现钱一千七百五十元，又中保钱一百七十五元。 十一月廿一日：上午与二弟眷属俱移入八道湾宅。 八道湾十一号，占地4亩，前院、中院、后院共有瓦房27间，灰背房5间。还有西跨院一大块空地，是孩子们疯玩之地，也是周氏兄弟儿时玩耍的“百草园”旧梦。 以上是鲁迅先生第一次买屋第日记所记。我们还可以从别人的日记中找个例子。在北大任教的吴虞，记北大教授朱希祖买的四合院，“逖先所居宅，前年始买，去银二千二百元，有房二十余间，皆极好。”这是吴虞1921年7月13日记，文中“前年”正是1919年，“逖先”是朱希祖的字。朱希祖也是东京时，鲁迅先生从章太炎师学习文字学的小圈子中人，为人讥为“浙江帮”。 从这些例子看，二十年代北京的大学教授们，出手就能买大四合院，也不过花去一年薪水。今日教授能用10年薪水300万元，在京城五六环买套小两房公寓？时至今日，北京还能剩下的四合院早已是价位十亿元的顶级消费品，只在顶级富豪与权贵圈子里流通，早已不是大学教授所能问津。 《吴虞日记》里，1919年3月27日也记了一座名四合院的买卖。白石老人的老师王湘绮，有个再传弟子叫邓镕，是民国初年的参议员，所谓“八百罗汉”之一，是有钱又有闲的阶层。邓氏后来还是名历史学家周一良的岳父。 邓镕在礼路胡同买下了一座大四合院，原主是清末的兵部尚书徐东甫，买价一万二千银元。院子里有园林，重修后，命名为“礼塔园”。所礼的塔，即万松老人塔，塔所在即砖塔胡同东口。砖塔胡同西转南，即白石老人居住过的三道栅栏，一直到抵城墙根的口袋底胡同，附近六条小胡同，都是清末红灯区，后被驱之于外城，前门大栅栏之西的八条胡同里。高阳有两三本小说都拿八大胡同为背景板，讲源流甚详。 鲁迅从八道湾宅出走，也曾租住砖塔胡同61号7个月。查鲁迅日记，离开八道湾的大四合院十余天后，就急着在城西一带“看屋”。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六日：午后李茂如、崔月川来，即同往菠萝仓一带看屋。（按：同月2日离开八道湾宅，16日即看屋，其间仅14天。） 廿二日：下午与秦姓者往西城看屋两处。 廿五日：同往贵人关看屋。（按：这处胡同，即是白石老人所居高岔拉，隔壁那小胡同鬼门关，后改此名。） 廿八日：午后同杨仲如往西单南一带看屋。 三十一日：下午同杨仲如看屋三处，皆不当意。 九月一日：上午崔月川来引至街西看屋。…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