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落子 《香槟丛刊》越来越似民国年间的文人+市民杂志风姿了。 青少年时代在家翻阅了太多的旧杂志，最多在手间案头的是《人世间》、《论语》一类，《西风》偶尔也翻翻。眼下的《香槟丛刊》是最接近那时期《万象》这本期刊的了，即文人+市民风姿。《万象》还有一点，即是每篇文章有份量感，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如此，不似前述杂志整篇的薄本状，也不似它每篇的卡片文存状。 因前者提倡“烟思披里纯”，犯了鲁迅先生所说的“化屠户的凶残为一笑”的忌讳，我少年时“政治正确”的头脑对林语堂有所抵触（对黄嘉音、黄嘉德办的《西风》态度更是如此），只是挡不住少年的快乐与轻盈的读书步态而读书而爱上《人世间》与《论语》。另外说一句，那时还读了很多孤島时期的进步期刊与大把的“国防文学”。 说了这许多，也是要讲《万象》杂志的“重量”感。它每一期掂在手上，就像似一本中、长篇小说，开本也是如此，其中也不乏登载一些短篇的小说；更多的是近时的文学、艺术、戏剧界的故事演绎与评论，还有勾人心思的时事评述与舖陈。还有撷采下来的诗篇与漫画，如眼下的银杏叶一般，闪亮金黄地夹杂在不知所处的书页中。 哈，少年时候的我，在中学时期的上学路上，细翻着厚实的书本，还是不引人讥讽我“轻佻”一些吧。 《香槟丛刊》的阅读感与份量感与《万象》庶几近之。唯遗憾的，不是捧读纸质书刊的感觉，便少了太多太多从书架上用目光左右扫描而自得的乐趣；在这今冬奇冷的武汉天气里，少了许多围炉时分，坐拥书城时的“不亦快哉”！ 12.4 于汉阳鹦鹉花园 Continue reading

家父仙逝，年愈八旬的两位老友邹贤敏与朱子昂（二人均为评论家）前来看望家母，令我无比感佩。邹伯伯还是那样乐观豁达，如这篇文章的结尾：“但愿他乐观豁达地走下去，让有限的生命留下更多有益于世的痕迹.” — 周璐 文/ 周翼南 邹贤敏兄的学生要为贤敏编一本纪念文集，约我写一篇文章。我未加思索，答应了。因为我与贤敏是相识20多年的老友，我从未写过他、介绍他。但是，动笔时发现这是件难事。 难就难在我与贤敏从未共过事。他是教授、学者、评论家，我呢，先是编辑，而后成了作家。再说，相处时间极少，他居武昌，我住汉口，一江之隔，除了通通电话，一年至多见上三四次面，从未促膝长谈过。就是见面了，也是一杯清茶，东南西北地聊天，不曾具体研讨一个什么问题。总之，我们之间似无事可记，无话可引，要写成一篇文章，可就难了。 想了想，觉得这也是颇怪的事。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我视为朋友的人甚多。大概有数百吧。由于各种原因，近些年来渐趋疏淡，有的甚至不通音讯。我愿与之往来的也就那么20来位朋友，其中就有不曾共事的贤敏兄。 再深入地想一想，发现这20来位朋友的共同特点是：自我从认识他们起，到现在，他们都没有什么改变。 如今，我和贤敏均年过花甲，早已进入“爷爷辈”了。贤敏若因事过江，总要到我家来坐坐聊聊。我觉得贤敏除了头发花白外，几乎没有变什么，仍是过去的他：真诚直率，不会寒暄客套，胸无城府，不使心计，毫无架子，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认识他时他就是这样。我不记得是何年何月在何场合第一次见面。大概是1980年吧，我离开了那所给予我很多的中学，被调到刚刚创刊的文学月刊《芳草》任小说编辑。 其时“四人帮”虽然覆灭，但“左”的流毒依然存在，似是早春二月，虽然可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却不时有料峭的北风。可以说，充满生气的《芳草》是站在思想解放前列的，从创刊起，它就团结了一批作家和评论家。贤敏便是评论队伍中的一员战将。 现在的文学青年很难想象当时创作的艰难，也不懂“三突出”是个什么创作原则。简言之，当时创作有许多禁忌：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只能写“光明面”，只能写工农兵……稍越雷池一步，便会遭到不测。我当时写过一篇散文《我家的猫》，便有人兴师问罪：为什么写猫而不写工农兵呢？现在说来可笑，而在当时，这可是一个涉及“创作方向”的严肃问题。 《芳草》执著地向前走，发表了一些有真情实感的作品，或涉“伤痕”、或涉“爱情”、或涉“阴暗面”，等等，于是便有非议有争议，便有反对者和支持者，而贤敏，是站在《芳草》编辑部一边的。 那时贤敏便是评论界的一位“名人”。早在1979年他就三次访问徐迟，发表了三篇谈报告文学真实性的论文，引发了争论。继而，《长江文艺》发表了一首题为《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的诗，因揭露“阴暗面”而遭非议。贤敏奋起支持，撰文评介，又引发全国性讨论。如此等等。贤敏便成了《芳草》的常客，经常参加我们的作品讨论会或作品评奖会。 我很喜欢贤敏在讨论会上的发言，他的发言总是单刀直入，从不拐弯抹角，一是一，二是二，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就作品论作品，直率坦诚，而且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他对文学创作“写中心”“跟形势”“观风向”深恶痛绝，他认为“写中心”违背了艺术创作规律，他说，把“中心”二字颠倒一下就对了，要“写心中”！——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写中心”与“写心中”》，极有见地，现在读来，也是有裨益的。 但很多人信奉“文艺从属于政治”，习惯于“跟形势”“写中心”，在他们眼中，贤敏成了一个激进的叛逆者——我想，正是当年有一批贤敏这样的“激进的叛逆”，才有今天文学艺术的多元化吧。 但这种“激进”是要付出代价的。《芳草》换了主编。贤敏因为在当时省文联扩大会议上作了论述“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发言——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有人言他“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 从此，他由“常客”变为“不受欢迎的人”，武汉市的一些文艺讨论会上我再也没有见到他的身影，只是我们的友谊延伸到今天。还有一点要说及的是，后来他把那次发言整理成为一篇论文《文艺的歧路》,发表在《新文学论丛》上，继而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理论集》之中。 我曾对贤敏说过我的一个不甚成熟的观点。我说，我们这代人有幸经历中国当代的两次“大革命”，一是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的“文化革命”，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尚在进行的“经济革命”。我还说，后者比前者更能触及人的灵魂，因为在利益的驱动下，人的七情六欲会得到充分地暴露，因此人极容易丧失自我，特别是文化人，要抵拒外界的诱惑，固守自己的理性和良知，需要极大的定力。 贤敏以为然。 也许是这种相通使我和贤敏的友情延伸到今天。这么些年，我目睹许多过去的朋友或从政、或经商、或走红、或成名……而贤敏却没有什么改变，这不仅是外形上，而是他内心始终保持一个文化人应有的心态，固守自己的理念和良知。他默默地、毫不张扬地做着自己应该做的、对人有益的事，如主编《西方现代艺术辞典》、主编《中学语文》、主编《中学语文素质教育名家丛书》，等等。他还在思考，写了不少涉及人文领域的有分量有见地的论文。 他为此付出了精力和心血。正因如此，他受到友人和学生的尊重。 与贤敏相比，我是自愧弗如的。我曾对贤敏笑言道，鲁迅始于“呐喊”，继而“彷徨”，我们这代人也似乎如此。我是觉得，在信息通达、网络密布的现代社会，步入暮年的我，能做的事极其有限。特别是一些年长、年轻友人的逐一离去和冥王星从九大行星除名后，我悟到人是伟大的，亦是渺小的；生命是顽强的，亦是脆弱的。于是，我往往有些悲观。 贤敏或比我乐观豁达。这也正是他的优点。他能目无旁顾，径直往前走，很少想身外和身后的事。他常在呐喊，而绝少彷徨。但愿他乐观豁达地走下去，让有限的生命留下更多有益于世的痕迹。这是一位老友的祝愿。 2008年春 （选自公号“周翼南文与画”，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口述：周勃 （1932 – 2022） 记录：吴佳燕 一 我出生在湖南湘阴县，十几岁时经历了抗日战争，那时候真是性命堪忧。日本人当时到处拉夫，土匪也很猖獗。当时我家算是一个小地主。祖父科举未第，后赴疆学习俄文，为塔城外交局长，后来祖父被调到广西天宝县任知事，四年后归乡隐居。父亲周凤楼是一位私塾先生，1926年徒步到广东参加北伐军，任录士、副官、参谋等职。后退伍回到湘阴老家。 父亲是我的第一个蒙师，先读《三字经》、《幼学琼林》，之后就读《论语》、《孟子》、《诗经》，深奥的儒家经典我完全不懂内容，往往是将识字和念书合在一起，口对口地教。我的父亲教我非常严厉，从我四岁多开蒙，我就很怕他。有次一位族长来家，他在门外就听见我在读《论语》，大概有点出乎意料，进门就说：我考考你好吗？他指着茶几上一盆菊花说：残菊傲霜，你对吧。我不假思索：腊梅喜雪。他拊掌惊呼：天才，天才！吾家千里驹也。父亲很淡漠，没有一句夸奖我的话。随着年龄增长，特别是父亲连续送我到几位乡间宿儒门下求学，我的进步就快多了。为躲避日寇，我逃亡乡下读私塾先后约六七年之久，颇有收益。一是读了文史类一些基本经典，虽不求甚解，但藏在记忆里，是以后几十年“反刍”的重要资源；二是锻炼了我读写文言文的基本能力，我由私塾插班读小学，国文老师考我，题目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我写六七百字一气呵成，得老师首肯，在全班朗读。他问我名字是谁取的，我说我自己，他又问出处，我说我喜欢王勃的文和诗，年少才高，十分仰慕，故用了他的名字。老师笑道，希望你能赶上。 当时日军驻扎县城，我们避难乡下，日子暂时也算安稳。在初夏的一个晚上，突然一声枪响，将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再仔细一听，又没有声音了,次晨才看到门上贴一张条子,向我家派款十五万,七日后三更二点 ,以雄鸡花酒为标志送至周家桥上,听候喊话。遭遇土匪勒索之后,我们家秘密搬迁,躲在一个亲戚家,又收到匪首派人送来的三十万元的派款条子，特别说明不交就绑架户主。父亲决定再搬一次。这家姓左，对我们很好。父亲担心自己很可能遭到不测，留下孤儿寡母,怎么守业持家？于是决定与左家结亲,国难家难成就了我和妻子左圣清的婚姻。这也是缘吧。土匪的勒索一直追着我们，我们只好搬到日军统治下的县城去住。俗话说小乱住乡，大乱住城。到了1944年冬天，日寇因侵略的地盘扩大了，战线拉长了，兵力已明显不足，全城的防务兵力不足百人，过去常驾驶小汽艇到乡间奸杀掳掠，如今不敢再去骚扰，乖乖龟缩在县城。居住城内的人渐渐多起来，有躲避匪患的，看守房屋的，贩卖盐巴的。有天乡下来人说匪首被杀了，得到这个消息，我们立刻搬回乡下。日寇投降后，我家又搬到城里。 抗战爆发以后，我亲历和见证了战火之灾，亡国之耻，蹂躏之痛，抗击之勇，胜利之喜，我的童年与少年，是从血与火中成长的，伴着年岁成长还有我的爱国心、报国志。 三 …… 我想着的是考大学。我的家庭担子重，有些犹豫，父亲却非常支持。我努力复习功课，想扬长避短以文科优势取胜。考场都设在长沙，不分文理科，四天考八门。囊中羞涩，我每天蹭在街边吃烤红薯果腹。1952年8月26日，我收到武汉大学录取通知书，全家很高兴，通知书写得很简单，学费、杂费、伙食费，一字未提，什么意思？父亲似乎很有把握地说,不写就是不收,大包干嘛。母亲接着说，你参加火花工作队，吃的大包干，现在上大学还是大包干，国家培养人才呗。家里忙着做准备，妻将她陪嫁的青官布从箱底翻出来，给我缝一套棉衣，母亲执意要给我做布鞋，赶着纳鞋底。报到日期一天天临近了，路费还没有筹齐，父亲说要带二十万（一万相当于一元），我坚持只带十万。父亲将栏里养的两只小猪卖了，得六万多元，还差几万。妻听了，抱着三岁的女儿小果匆匆奔街上去了。一会儿，她拿着一叠钞票边进门边说，有了，有了。母亲用眼打量着果儿，急切地问妻，你将她的项圈、脚圈还有长命锁都卖了？妻说，我跟小果说好了，爸爸有了钱给她买新的。说罢抱着果儿进房去了。只听“哇”的一声，果儿哭了，妻在哄着。母亲听了，轻轻拭着泪水。果儿的银镯子，是周岁时母亲为她定制的，长命锁刻着“长命富贵”四个字，脚镯上系着小银铃，果儿走到哪里，银铃响到哪里，声音特别清脆甜美。我看着想着，鼻子也有些酸酸的。九月十日我从湘阴县城步行四十华里到白水车站搭车。母亲和妻抱着果儿送我到城东邓婆桥。走了好远了，我回首一望，她们还站立桥上，我不敢再回首了。 从白水车站到武昌，约三百六十公里，行驶十一个小时，于晚上十一时才到。我提着行李朝大东门走，找旅店住宿。次日上珞珈山，这时有两个穿木拖板、一身短打的青年拦在公汽门边问我姓名，我作答，他们连说，你住荒字斋十六号，说罢一人扛一件行李走了。到了宿舍，放下行李，他们擦着汗，我数钱给他们，并连声道谢，他们忙说自己是迎新站的同学，误会了。后来我和这两位学兄在珞珈山砥砺三年，偶尔还谈起这次愉快的误会。 报到以后，打听的第一件事是交不交费，回答是全包干了，学杂费、伙食费、医疗费、教材费全免交，学生享有国家干部待遇。有困难的可申请补助，冬天补助棉衣，夏天借蚊帐、竹席。每餐二荤二素，节日打牙祭。来自河南一位同学说，俺掉进蜜罐里了。 系里召开迎新会，我们班一共三十七位同学，是中文系招生最多的。迎新会先介绍老师，刘永济、刘博平、席鲁思、徐天闵、黄焯、陈登恪几位先生是老一辈的。陈登恪是陈寅恪先生的弟弟，任文学院长，刘博平任中文系主任，他们都坐在第一排，童颜鹤发，焕然有神。中年一辈有程千帆、刘绶松、袁昌英、李健章、胡国瑞、毕奂午、周大璞、李格非等先生。 现代文学主讲是刘绶松先生，湖北洪湖人，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博学多识，治学教书，严谨缜密。他用的史实考之有据，他的史评，必援引文件或领导人讲话。他论述文学史发展，注意政治的影响，从而增强了文学史的政治含量。刘先生对学生非常谦和，他得了《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的稿费，提出要资助我们几位同学作庐山游。1956年我初到《长江文艺》工作，恰逢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向刘先生约稿，他寄来赏析《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的文章，约五六千字，刊物篇幅很紧，文章也确显累赘。刘先生当时在北京，请他修改已来不及，我只好删改了。后来我向刘先生致歉，他笑着说，你删得好，我们师生本来就教学相长嘛。他的谦虚和豁达风度，令我感佩。1957年初夏，文艺界对我的文章开始围攻，视我为异端的议论，渐成阵势。我奉命到武大组稿，编辑部还特意让我带《长江文艺》给武大中文系党支部的介绍信，意在证明我在执行编务。我先去了党支部，将信交给了毛治中，同时邀他一同到刘先生家，心想如果刘先生批评我的文章，毛治中可以缓解一下，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到了刘先生家，毛治中没提编辑部介绍信的事，自个去翻阅书架上的书，刘先生不招呼我坐下，也不搭理我，我向他说明编辑部派我向他组稿的事，刘先生不置一辞，非常冷漠，倒和毛治中搭讪起来，将我晾在一边。珞珈山四年，中文系老师都知道我是一个攻苦食淡的穷学生，热情待我，关爱备至，今天遭此冷遇，真是恨无地洞可钻，最后我将于黑丁、王淑耘嘱我代向刘先生致意的话说了，刘才冷冷地说，我知道了。我从刘先生家出来，心里非常难过，想到“世态炎凉”曾使多少失意之士唏嘘伤感，而如今的政治斗争，怎么说翻脸就翻脸。粉碎“四人帮”后，我在省文联开会，骆文给我一份油印材料说，你看看绶松是怎么被迫害死的。我才知道刘先生夫妇在一次宽严大会以后双双自缢身亡。像他那样谨慎那样注意政治的人，尚不得见容，“浩劫”真够“浩”的了。 程千帆先生教过我们的《文艺学》、《中国文学史》、《杜诗讲座》以及辅导《中国通史》，时间达三年半。《文艺学》原是丽尼开的，他调走了，千帆师自编了二十多万字的讲义。那时他才三十九岁，头发已经灰白，面容清癯，眉宇间含着一种忧郁。他穿一套褪色的蓝干部服，走路微弯着腰，显得早衰。后来听说千帆师原是中文系主任，带领同学们下农村土改，任土改分团团长，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被定为重点对象，宣布撤销其职务，交由学生批判。千帆师平生第一次受此打击，郁结于心，但他讲课却是精神抖擞，特别认真，我们听着或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或如化雨春风，潜移默化。他善于引而不发，诱人深思；也善于引用例证，信手拈来，点石成金。《文艺学》极具政治敏感性，动辄获咎，千帆师不唯书不唯上，不人云亦云，而是依据科学原理对文艺现象进行分析。 我常到千帆师家去。他谈的内容，除了授业，解惑，还有人生的体验，文章的得失，人物的品评。或感慨，或唏嘘，或激愤，或赞扬，从真情流露中，我感知了千帆师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我深深觉得千帆师不仅是文学良师，更是道德长者。 党的整风运动开始了，请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千帆师是九三学社成员，觉得责无旁贷。他后来回忆说：“孔孟的书读得多，就比较单纯……说是大鸣大放，言者无罪，我当时的确是想帮助党整风，大家畅所欲言，就讲了很多犯忌讳的话。”反右开始，千帆师被打成“右派元帅”。七月初，文艺界在老汉口饭店召开批判他的大会，于黑丁指定我发言，并要我站稳立场。最先发言的是武大中文系负责人，他全面揭发“罪行”，轮到我发言，无非人云亦云，跟在别人后面往先生身上扔石头而已。不过我仍称呼他为先生，中文系负责人板起面孔批评我，我未理睬。程先生在南京大学的弟子莫砺锋教授在一篇怀念先生文章中称，千帆师曾对他说，在反右中，一直称他先生，从不直呼其名的只有两个学生，一个便是周勃。大概就指的这个会。11月21日，我受到批判，次年4月21日，要我签字定案，并出示二十三份揭发材料，证明他们对我的结案是有根有据的。我仔细地阅读这些材料，几乎每一份都叫我倒抽一口冷气。最后一份，竟是千帆师写的，他用钢笔行书写在一张红格稿纸上，写着“周勃在鸣放期间，常到我家来，有时来看我，有时来讨教，也有时向我组稿（和别人一起来），他曾向我谈过文艺界的鸣放和编辑部内部的一些情况（其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属于自由主义一类的东西。”将问题说成自由主义，这不是在为我开脱吗？这是二十三份材料中唯一特殊的一份。在署名程千帆的下面，写着八月十四日。这不正是珞珈山上的狂风暴雨扑向先生的时候吗？他怎么能平静地写这样的材料？反右办公室的人在一旁说：“你的这个右派老师够顽固的了，我们第一次找他，他不肯写，后来我们找了武大反右办的同志一起去，狠狠训斥了一顿，他才写了这么个东西！”一听这话，我火了，说你们本事够大的了，说完我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先生宁可忍着羞辱和痛苦为我呵护，而我竟跟在别人后面往先生身上扔石头！此后二十余年，每念及此就遭到无可躲避的良心谴责！ 1980年我去庐山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讨会，听说先生在那里讲学。我一放下行囊，便去看他。他住在一幢小楼里，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身边平添了一根手杖，只是精神状态和气色都非常好。先生非常健谈，话题是他要以有生之年，追回二十年耽误了的时光。在谈到他的教学和研究计划时，壮怀暮节，雄心不已。当我们还处在“流泪眼看流泪眼，断肠人劝断肠人”的伤痕时代时，先生却将历史的旧页翻过去了，以一个新的奋战姿态走进时代的激流。 1986年冬天，千帆师来信说南京很冷，他的取暖设备不好。我想他已是73岁的老人了，心脏也不好，最怕冷，就邀请他到湖大来讲课。程师来了，他住外籍专家楼，整日供暖，讲课在中文楼，相距约五百米，来回由我接送。伴着他的手杖敲击路面的节奏声，我们边走边谈，他显得很快乐，常发出爽朗的笑声。这年冬天忒冷。一次我在风雪中护送他回专家楼，听他断断续续地说：“周勃呀，五十年代有幅画叫婆媳冒雨上夜校，现在我们是白头师生雪中送教图——”。2000年6月3日，千帆师与世长辞。他生前曾给我写了六十四封信，在南京大学收集出版他的遗书时，我选了十六封寄去。1994年夏天，千帆师冒暑用毛笔手书古诗名篇七首，附以训言，最后他写道：“甲戊长夏，雨窗独坐，忽忆周勃老弟，因杂书数纸寄之。古之人有一夕相思，千里命驾者。吾老矣，愧不能也。闲翁记。时新屋盆池睡莲方花。” 四 后来文艺界几个大的运动，一个是批《武训传》，一个是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再一个就是批判胡适、杜威，之后批判胡风。既然涉及胡风，作为中文系出身的我们必须要阅读与胡风的相关作品文集，比如《论现实主义的路》等。他非常强调文学艺术的规律，他与周扬、林默涵等人一个非常大的矛盾是，他认为文学应该回归其本性，文学的描写对象不光是人，包括人的活动、思想，文学自身更是独立的一种存在。所以我们讲创作方法时，上面就必须戴一顶政治帽子。但是由于当时批判胡风进行得如火如荼，我虽然十分赞同胡风的观点也不能公开支持。 有一次，大概是1954年，省作协通知我去开座谈会。我从大二时就开始参加作协的活动，这次是巴人来了，他当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出了部新书叫《文学论稿》，有两本之厚。于黑丁就想开一个《文学论稿》座谈会。《文学论稿》最大的问题就是用传统观点看问题。比如说文学跟理论对于事物认识的目的和结果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两者的方法不同，一个是运用理论，一个是运用形象。那么文学就没有自己的规律，没有观察生活的特点。而文学实际上应该是一个非常宽广的精神世界的海洋，作家应该怎么写，有他自己的方法和心声，你看不看得懂是你的事，如果用政策政治去把它规定死，作家就没法写了。 所以会上其他人都是给巴人点赞说好的，我就坐在后面不作声。后来巴人几次插话，要求发言不要送礼，多谈问题。我就作家认识生活和创作过程谈了些看法，对《文学论稿》的批评，虽态度比较委婉，但并未掩盖其原则分歧。巴人听得很认真，不时地在本子上记着，倒是会议主持者于黑丁显得有点紧张，常常插进几句缓和气氛的话。会后，作协宴请巴人，巴人举着酒杯，径直走到我面前说，你的意见提得很尖锐，很好，我向你表示谢意。我已向黑丁说了，请你写成文章，交他们发表。说罢举杯大饮一口，巴人的谦和纳言精神不仅冰释了我的疑虑，同时也使我佩服。   我将发言稿整理成文章的时候，决定以形象思维为切入口，提出思维规律独特性，辨析其异同。文章没有回避敏感问题，题目就叫《略谈形象思维》，发表在《长江文艺》1956年第8期。 1956年，国家计委下达的分配方案中注明我选调到中国作协。我就被分配到中国作协的创委会，每年要出一套小说诗歌的选本。后来又把我调去搞西南地区的理论情报，凡是西南地区报刊发表的理论文章和观念我都要摘下来整理了送到文艺处。我在北京的时候，于黑丁对我很器重，要我回武汉去，后来把我分在《长江文艺》理论组工作，当时理论组只有刘岱、姜弘两个人。在谈形象思维的基础上，我又谈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便是《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发在《长江文艺》1956年第12期。它是对形象思维问题的深入，是从理论上谈公式化、概念化、教条主义的问题，谈它的源头在哪。 文章出来后很轰动，苏联、南斯拉夫等国都有翻译转载，国内媒体也纷纷发表文章，还被收入聂华苓编的《百花集》。那个时候的思想比较禁锢，就像大家都关在屋子里，门关着窗户也关着，现在突然开了一个窗户，可以透透气了，大家就把脑袋都伸出去了。所以陈思和主编的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60年（1949—2009）》将我的这两篇文章一起收录进去，就是发现了这两篇文章虽然谈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是其精神脉络是一致的，可以视其为姊妹篇。 1957年6月，中国作协武汉分会的反右运动开始了。1958年我和李蕤、姚雪垠、李柯等一道下放到东西湖的一个蔬菜农场劳动。监督我们的有农工，但主要是下放干部，他们本身有些问题，因此对我们显得特别的“左”，钢刀要磨砺，我们是最好的磨刀石了。有一阵都不叫我们名字，直呼张右派，王右派。1959年五一节加餐，每人一个大馒头，一碗猪肉炖土豆，对于长年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人来说，该有多大诱惑力呀，早就有人排队了。排在姚雪垠前面的下放干部领着一份饭菜正要走开，突然喊道，我肉碗里有一只苍蝇，他从窗口换了一碗走了。轮到姚雪垠，他领的就是退回去的这一碗，死苍蝇还躺在肉上。姚大声说，这碗肉不能吃，我不要。怎么不能吃，拿掉不就行了。两只黑糊糊指甲一夹，死苍蝇就躺在地上了。为什么该我吃，姚瞪着大眼睛，歪着脖子大吼起来。你是右派！你翻天啦！姚雪垠决不示弱：右派就该吃苍蝇？右派有错，该怎么定罪和处罚，有党的政策管着哩！苍蝇吃了要生病，谁都不能吃，右派也不该吃！又有人大声吼：你这个右派太猖狂，想翻天吗？最后是炊事班班长说话：熊！给你吃，还嫌脏哩，不给他吃！姚雪垠扭头便走，大声说，你不要骂人！不吃就不吃！下放干部都在场，无人吱声。 不久，我们被派到江堤上去参加加固工程，闲下来又谈到目前处境，姚雪垠说他准备给市委写信，李柯认为这是徒劳，他认为我们应该去寻找和感受爱，才能得到平衡和解脱。歧视和仇视是将他们和我们关系政治化，而在农民眼里，我们没有被政治化，他们以勤劳、本分、正直取人，我们和他们相处常感到一种亲和。李柯的爱论后来又讲过几次，而他自己也身体力行。我并不十分同意他的观点，我们这顶帽子是钢制帽子，铁打结论，谁动得了。 1960年10月18日，农场召开右派摘帽大会，八百多人总共摘十八名，有李蕤、姚雪垠和我。我与他们不同，没有兴趣再弄文艺，我郑重向管理组申请不回文艺界，调到中学教书，回应是哪里来哪里去，我只能回到武汉市文联，在文化局戏曲研究室工作，一搞就是四年。当时恰逢梅兰芳逝世，引发了抢救戏曲遗产的活动。武汉将喜剧《胭脂虎》送到广州演出，结果在广州挨了板子，《羊城晚报》、《南方日报》都发文批评。我奉上级之命，在戏剧研究室讨论的基础上，写了《对〈胭脂虎〉讨论中几个问题的看法》，笔名石燕西，意在回应广州报媒的批评。“文革”期间有人把这篇文章揪出来准备发难。当时武汉市市委书记宋一平看了这篇文章觉得没问题，给王任重说明。王任重在洪山礼堂的五级干部会议上点名批评我，说中国有个湖北，湖北有个武汉，武汉有个文化局，文化局里有个石燕西，你们把他的文章拿去看一看闻一闻，看有什么问题。当时宋一平出国去了，回来后文化局领导拿着我的文章去找他，说当时周恩来讲话要抢救戏剧遗产，把戏剧放开，才写了这个文章。宋一平在省委常委开会的时候把情况说明后，我暂时避过一劫。 可是随着“文革”的来临，我的这篇文章连同之前的那两篇文章一起被批判。1966年4月，《光明日报》全文转载了《红旗》杂志1966年第5期郑季翘的《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郑季翘是当时的吉林省委书记，后调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文章一开头就给形象思维定罪为“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基础”，是“某些人进行反党、反马克思主义活动的理论武器”。文章“横扫”了建国以来参加形象思维讨论的所有文章，一一加以批判。当时我正在湖北柴油机厂当“候补”社教队员，因为摘帽右派是没有资格当正式队员的。有一位工人拿着《光明日报》来找我，说报上批评周勃是右派分子，这个周勃不会是你吧？热血一下涌到头上，人都蒙了。我向社教队党委作了汇报，并表明态度，他们当即指示尽可能回避此事，如有人问及，不必明确答复。过了两天，接到通知，凡候补社教队员一律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回到单位，大字报上，巴斗大的名字划上了红笔叉杠，下面写着：“周扬文艺黑线在武汉的黑手，《红旗》点名的右派分子必须老实交代。” 1967年11月12日深夜，我已经睡了，突然李柯捶门，他进来就说，老兄，把毛选和洗具收好，准备再到东西湖去。我愕然。他说“旗手”接见湖北造反派，谈清队问题，点了你的名，说你是秦兆阳式人物，现在改名换姓写文章反对他们，造反派从北京打长途回来要赶紧查找你。我说不用查，就住我隔壁。我们相对无语，只有苦笑而已。派人到我老家外调，想找点什么，空手而归，最后只好将我解放出来，闹腾了一阵的点名就此终了。接着我带着老婆孩子下放到崇阳，我和农民相处很好，他们常将农事、队事、家事和我谈。在崇阳呆了三年回武汉，将我分配到市话剧院搞创作，我坚持不回文艺界，要求到市郊六十里外一所中专教书，一教就是六年。1978年，中南民院邀请我执教，当时他们尚未复校。八月，武汉师院（后改为湖北大学）中文系李悔吾、刘绍明冒酷暑来金口请我，诚意可嘉，我决定去武师了。我到武师被安排在文艺理论教研室，原想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的想法只好打消了。 八十年代初，我写了一系列批四人帮和“左”的文艺思潮的文章，如《打倒瞒和骗的文艺》、《禁区、荒区、闹区》、《“三寸金头”解》以及一些作品评论，我还参加一些会议并作重点发言，虽然这些受到人们欢迎，但也遭到有人诟病和非议。 有一天，曾卓通知我到姚雪垠在东湖宾馆的住处去一下，我去时他已先到了，正和姚谈话。姚见我劈头就说，武汉市有人告你，你听老曾讲。曾说，市领导最近召开了少数老作家会，我去了，有人说了你一些情况，一是在省文学学会成立大会上，你的讲话有自由化倾向。二是你和邹贤敏在庐山开会，对从属论的批评，否定了“延座讲话”的成果，你们题目叫“文艺的歧路”，将几十年的文艺发展都说成歧路。曾和姚都望着我，听我回答。我说，第一，文学会的成立，由省社联指定陆耀东、黄曼君和我做召集人，开大会时，黄曼君代表我们召集人作讲话，内容是传达省社联的精神，和大家商量如何选出学会领导班子。曼君一个人讲，我和陆耀东没有讲话。第二，我们文章原题是《文艺的歧路》，会后我们将稿子给了《新文学论丛》，编辑部建议我们在文章正题下面加一个副题“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考察和辨析’”。我们觉得这个建议很好，更实际更准确地概括了全文，于是就采用了。文章发表在1980年3期，文章和庐山发言题目不同，内容完全一致，刊物和庐山会议的简报我都保存在手边，只要是重证据，我可以给大家看。至于否定之说，一看发言和文章便知道了。姚雪垠说市领导也约了我谈话，你将刚才的材料整理好交给我，我可以为你们说明真实情况。这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校领导李珠对我说，今年是“延座讲话”四十周年，你写点纪念文章吧，到时也还可以给学生做一次报告。我答应了，意识到他是从正面做工作，既让我回应诘责，也是自我证明。这场纠葛大概就此结束了。 （以上内容为节选，全文原载《长江文艺》2017年第6期） Continue reading

文/ 严春芳 今天当我一进家门，映入眼帘的仍是那把堂屋里的靠椅。 这不是一把普通的椅子，是父亲为乡亲们理发用了五十多年 留下来的一把靠椅。这把椅子是父亲为了生计，专门托人用梨木定制的理发用椅，现已经非常陈旧，长年累月来理发的 乡亲坐得靠得多了，表面已磨得非常光滑，椅子已经有些歪斜， 一角需要木垫才能支稳。 父亲生前非常爱惜这把椅子，我每年回家劝父亲换把新 的，可父亲总是说：这把椅子跟了我几十年，用起来顺手， 现在还买不到咧，来理发的老人们坐着躺着舒服。 自从我有记忆起，就看见父亲不辞辛劳地替乡亲们理发。 无论是早是晚，是寒是暑，只要有顾客来，父亲就迎上去请 顾客椅子上就坐，然后是剪发、洗头，刮胡须。父亲的理发 动作非常娴熟麻利，尤其是为老年人理发，刮脸刮胡须是父亲的招牌手艺。只见父亲轻轻地放下靠椅，顾客平躺在椅子 上，闭上眼睛，父亲弯着腰，左手轻轻地按着顾客的头部， 右手稳稳地拿着剃须刀，顺着顾客的额头、脸面、上下唇部， 直至颈部，逐一刮净，顾客甚是享受，父亲也乐在其中。 在非常困难的年代，父亲就是靠理发手艺以及种田养大我们兄妹五个。父亲年轻时就独立门户挑着理发工具四处奔 波，据说我就出生在一个破庙里。记忆中小时候全家住在严家台两户人家之间搭盖的一间小屋里，那真是叫寄人篱下。 后来靠父亲的勤奋，家里盖起了草房，又住上了瓦房。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父亲又为大弟盖上了新房结婚。 若干年后，父亲拆掉了我童年住过的老屋，为幺弟盖上 了两层小楼，父母后来就一直与幺弟住在一起。一楼的堂屋 也成了父亲的理发室。 父亲的晚年本来应该是非常幸福的，我与大哥大弟的经济条件都还不错，赡养父母的能力是绰绰有余。我常劝父亲 别为生计发愁，钱不是问题，80 多岁的老人了，别再理发了，别再辛苦了。可父亲总是闲不住，一有顾客来就忙着理发， 一站就是一天。父亲的腿静脉曲张，就是长期站立理发造成的。 其实前些年理个发也就几毛钱，这几年才几块钱。也许父亲不是为了钱，可能理发成了他老人家的乐趣，和与乡亲交流 情感的工具。 父亲去世的那天，也就是 2016 年 4 月 28 日上午，他老 人家还为一位老年人理了发，吃完午饭就到田里忙碌，不幸 一头栽到地里再也没有醒来。 当我在国外听到父亲去世的噩耗，悲痛万分。每当我想起已经 85 岁的父亲死于劳动，心里总是自责愧疚，实在是对不 起生我养我、抚养我成人、省吃俭用支持我上大学的父亲大人。 不记得有多少年我都没好好在家过年，总是在大年初一回来给父母亲拜个年吃个饭就走了，今年却在父亲离开我们后，我回来过年了，是为了祭奠我的父亲，也是为了赎罪陪我已年迈的母亲过个年。 父亲留下的不仅仅是一把普通的理发椅，是一辈子的勤 劳品德，是热忱服务乡亲们的真情，是留给我子孙后代的传 家宝。 父亲与这把椅子永远留在我们心里! Continue reading

文/ 张昌华 严陆根先生突然一抛手一转身，于9月5日拂袖而去。我想写篇小文纪念他，谓他什么“总”“兄”“先生”都觉乏味，还是称他“老板”最亲切；因他本就是南京利源集团的老板，我在他麾下整整做了五年的伙计。 十年前的秋天，叶兆言的一个电话把我推到严老板的面前，他希望我主持集团麾下《百家湖》杂志的编辑工作。时我居江宁莱茵东郡小区，距杂志编辑部五分钟之遥，待遇又厚，闲赋在家的我，没有任何犹豫一口承应。 如果说彼时百家湖花园是江宁的一张名片，那么《百家湖》杂志要算是老板这张名片的一粒宝石。它是民刊，每期印四千份，分赠集团所开发的小区居民，每户一册，少量的作对外交流。这是一本以“情景、人文、生活”为主旨的文化月刊，充满着锅碗瓢盆的人间烟火气，已有十年历史。 记得那天严老板召见谈话很简短，充其量半小时。老板说，他聘我当主编，就是要我替他当家，想怎么干与吴晓梅合计合计，就可怎么干。吴晓梅是杂志社社长，她挺坦率地对我说她的“一二三”：一水平一般，二待人诚恳，三办事认真。我说我跟你差不多。老板说他相信我们俩都是实诚人，合作会愉快的。 严老板话是这么说的，不过他留了一手，申明一条原则：每期杂志必须由他签字，才可付印。 老板践行了他的诺言。 杂志有个“亲情树”栏目，每年评奖。我接手杂志，时适岁末，评奖在即。我翻看了前两年杂志获奖文章，惊异地发现，连续两年拔头筹者均为同一人。文章写得确实不错，但总觉得有点奇怪。我私下问小同事此公是何人。同事语我，是老板家的亲戚。听罢，我有点不爽，立马给老板写了个报告，直言此举有失公允，评奖不能唯人，应唯文，并建议以后评奖应设评委会，以投票方式裁夺。记得老板在退回的报告上，连写三个“好，好，好”。 我游走文坛三十年，办过杂志，多少有点经验，又依仗长老板十岁，倚老卖老，向老板建议《百家湖》要“改革开放”。首先改革封面，原杂志封面多为“新闻图片”，报告啊、获奖啊、会见啊之类，十九为一副面孔，老板“霸屏”。我说这与杂志以人文为主旨的风格不和谐，也乏品位；建议改用百家湖博物馆藏品做封面，一典雅有品位，二可宣传博物馆藏品。再就是原杂志稿源，主要依赖电子信箱自然来稿，编辑守株待兔，捡到篮中便是菜，没有自己的特色。我向老板建议“开放”，欢迎社会各界作者入盟《百家湖》，重组作者队伍；而且每期由主编撰写“编辑室手记”，引导读者的阅读兴趣……老板听了很高兴，批了两个字“可行”。随之，一大批文化名人先后活跃在《百家湖》上。时下广为流传的黄宗英的《命运断想》便首发在《百家湖》，记得还发了一个在校女大学生对铁凝、张抗抗作品的评头论足……民刊《百家湖》渐渐地受社会关注，《读者》《作家文摘》《特别文摘》竞相转载《百家湖》的文章。吴青的《怀念母亲冰心》，还入选了2015年《中国散文选》。 编辑部人员流动较大，某期因新老编辑交接仓促，封面画作的署名张冠李戴了。事故发生后我向老板写检讨报告，说责任在我。因刊物已印出，必须重换封面，我说所需费用由我负担。老板批示：“接受教训，封面要换，款项由公司负责。”这笔钱是由我先行垫付，社长吴晓梅多次向我索要发票报销，我拒绝了。老板后来知道了，请我吃饭，问我这是干啥。我说不为别的，警示编辑部同人工作要负责，有错要敢担责而已。老板哈哈一笑，往我碗里挟了只大对虾。 由于大环境影响，集团由房地产开发转为艺术品投资。办了十五年的《百家湖》不得不终刊。散伙的那天，老板设家宴招待编辑部同人。 缘已尽，情未了。在我离开《百家湖》五年中，他三次召宴与我叙旧，送我烟酒茶。有趣的是去年，他处理百家湖商业街门面房，售价百万起步，我是从他朋友圈看到这条消息的，马上给他发条微信：“老板，可否让价五十万，给我留一套？”半个小时后他回复：“没问题，明天上午十点你到公司找某某。”我立马回复：“谢谢老板，我是跟你开玩笑的。”说实话，我只不过想测测我在老板心中的分量而已。 在老板逝世的追思会上，我们原《百家湖》杂志同人献了一副挽联： 陆沉纽约恩泽遗人间笑看广厦遍中华 根在金陵精神润艺苑诚赞文光耀神州 2022.10.5 Continue reading

文/ 邹贤敏 “新三届”与“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后三届高中毕业生即“老三届”对应，是七七、七八、七九三届大学生的集体命名。他们从“上山下乡”的历史中走来，经历了封闭落后的农村生活带给他们的肉体与精神的伤痛，但又幸运地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在接受了改变一生命运的正规大学教育后，成为中国社会转型与文明转型的参与者、推动者、受益者和见证人。“上山下乡——改革开放”是这个群体的最大公约数，共同的经历使他们面临同样的时代问题和个人成长问题，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时代就活在他们每个人的生存之中。如果说中华文明是一个真理与谬误激辩、前进与羁绊博弈且无终点的历史过程，那么“新三届”就是坚持走向人类现代文明的时代之子。 那是大学精神回归，高等院校开始接近教育的本质、迈开发展步伐的新时期，与思想解放同步，与现代文明接轨。经历政治磨难的老师们，把积压了多年的知识储备、被钳制了的思想和憋屈了的青春，如喷泉般倾注给学生。给“新三届”上课，是我和所有任课老师这辈子教学生涯中最有精气神，最有成就感，最值得回忆与怀念的一段幸福时光。当“平堤碧柳斗风流，少年懵懂问春秋”的学生们向着真理的彼岸奋力击水的时候，各擅其长、各具风姿的老师们引导着、陪伴着他们，传统知识分子的流风余韵熏染着、陶冶着他们，应邀来校开学术讲座的名师大家丰富着、提升着他们。而他们也以践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理念作为回报，尊师疑师，不放弃质疑、问难、争辩的权利。对知识积累不够，学养有欠缺，或尚未走出极“左”阴影的老师，他们甚至掀起过“换师风波”。有的学生干脆逃课，自己去找书、蹭课、与同好交流，独立寻找新的精神家园。那时的中文系，真正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读书空气浓烈，家国情怀深挚，一派东林气象！教育文明的浴火重生，开放、多元和包容的时代新风，孕育了共研习经典，同承接文明，亦师亦友，教学相长的新型师生关系。 相互尊重，彼此信任，重情谊，守道义，这样的师与生的和谐关系是一个时代的镜像。它是塑造学生文化生命的基本保障，是现代教育文明的核心价值，反观它的时间愈久远，其蕴含的精神魅力愈显可贵，愈令人神往！ 在文明的发源之所，大学精神回归的历史机遇期，“新三届”人得到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学校宽松向上的学习风气，让同学们像一只只蝴蝶，在知识的花园里起舞，自由地阅读，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写作。当然，他们遇到的并不都是灿烂的阳光，乌云也有时飘在头顶，令人疑惑、不平甚至愤懑，体验了人生的不完满，生活的另一面，但毕竟没夺走阳光的温暖。在我看来，自由带给他们最大的幸福和优势，是获得了多样的信息渠道和信息来源。因此，他们能在相当程度上冲破思想禁锢，以比较开放的头脑和心胸去认知外面的世界和身处的教育、学术环境，去思考人生之疑和时代之问，在尚未退出历史的革命叙事中逐步确立自我，实现自我，审视、反思自我。这一切，使深藏在他们内心的文明火种慢慢燃烧起来了：扎实的知识和理论基础，良好的学风和思考习惯，涵泳的人格养成和社会担当。这是人性复苏、文明重建的时代赠予他们的无价资源，也是那时正在回归的大学精神、“五四”精神孕育的文明之果。 反思我辈知识分子，从整体上看，与“五四”精神和传统是断裂的，今日缅怀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等贤哲，我们只有羞愧。但令人欣慰的是，我从同学们的言与行中看到了希望，他们中的先行者和同道已经或正在跨越我们那代人曾经的“精神洼地”，力图把自己和“五四”精神联结起来，为继承和弘扬“五四”传统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无论哪一支“新三届”，都不是思想与生存状态完全一致的群体，进入社会后的分化是必然，求真与趋时同在，超越与功利并行是常态。但是，我分明看到亲近“五四”先贤，回归“五四”传统，发扬“五四”精神，是他们从成长到成熟的人生轨迹，我分明听到追求心灵自由和人的尊严，为中华民族融入世界现代文明的主潮而奋进，是他们集体创作的“交响乐”的主旋律。 “五四”精神以人的解放为宗旨，人的觉醒为标志。陈独秀早在1915年就明确指出：“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一切德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敬告青年》） 文化史和文明史告诉我们：文化是一个民族特殊、多样的传统和习俗，文明是人类共同进步的成果；如果说文化是“文治”与“教化”的合称，文明则是经天纬地、照耀四方的辉光。现代世界就是现代文明——“人类公有之文明”（陈独秀）创造的世界。文化的差异性和文明的普世性同时存在，共存共荣。文明是社会进步的坐标，一个人对文化与文明的态度决定着他的教养、眼界、胸襟和气度，不仅关乎他个人的前途，也关乎社会。对文化与文明的尊崇和信仰，就是对人的尊崇和信仰。轻贱文化，拒斥文明，必与粗鄙、野蛮为伍，危害社会，祸及人类。 对“新三届”同学，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怀。从难忘的1978年开始，我与他们同行40年，虽然我的经历与他们不同，又没体验过社会底层生活的苦难，缺乏突破习惯与自我禁锢的能量，但思想解放运动填平了我们之间的“代沟”。因为他们，我找到了当教师的感觉，认识到以教师为职业的价值和意义，并确立了自己的教育理念：教师应当到学生那里去寻找人生价值，寻找快乐；学生的成功就是教师自我价值的实现，也是他的快乐之源。因为他们，我不但看到了多样的人的生存方式，给生活增添了更富现代意味的生气和亮色，得到了和原先不一样的精神寄托和慰藉，而且也正视了自身知识结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局限，走上知识、观念和方法的更新之路，不致落后于时代太远太久。因为他们，我更乐于保持读书、思考、写作的习惯，更有勇气剖析自我，反思以往，留下一份关于我和时代的记忆，使晚年过得比较充实，活得比较明白。当然，我对他们，能长期来往、联系的毕竟是少数，大多只是“熟悉的陌生人”，彼此相忘于江湖是常态。但我们的心永远是相通的，因为“五四—八十年代”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原乡，中华血脉、人类立场、世界眼光、现代文明是我们共同的信仰和追求。 当下，我们何为？我们不会忘记传统文化中对士大夫修齐治平的要求，萨义德等西方思想家对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意识及批判态度的要求，不会忘记“五四”以来的盗火者、燃灯者在引领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我们是现代文明的清道夫和守夜人，应该也能够坚持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对盗火者、燃灯者予以尊敬和感恩，并追随他们砥砺前行；应该也能够坚守文明底线——常识、理性和良知、人性，留文明的火种于内心，点亮心灯并尽可能将自己的光投射给众人；应该也能够为了得到更大的思想自由而坚持读书，对现实的复杂性保持清醒的头脑，从而不被歪理邪说和心灵鸡汤洗脑，拒绝诱人回到动物和工具状态的“闭窗堵霾”论、“与黑暗和解”论。尽自己应尽能尽的本分，选择适合自己的活法，这也是大多数这支“新三届”人的人生哲学和生存状态。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伟大崇高，但有发自内心既世俗又超越的追求与坚守，虽然他们也要受时代、知识、能力、性格的局限，难达理想之境，可都力求远离“老于世故”，远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些“活法”大体上能代表这支“新三届”人多样的生活态度、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是在中国社会与文明转型的大背景下，时代他塑和个人自塑的结果，是我们国家融入世界文明主潮，走向人类现代文明的精神表征。 记住“新三届”，与现代文明同行。 （节选自《时代之子》序言，《时代之子：湖北大学中文系新三届文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 Continue reading

文/ 周翼南 （1941-2022） 宏猷近时患恙，体弱，常淌虚汗，故他将刮掉他那极有特点的大胡子。我想，应该把那幅“入定图”送给他了。 这幅《宏猷入定图》是1993年春天画的，很传神。在这之前，即1992年，宏猷因心脏病住院。我去看他，送给他一幅《宏猷皈依图》，“皈依”是侧面坐像，“入定”是正面坐像，都有圆圆的眼镜，胖胖的脸，蓬蓬的大胡子。我送他“昄依图”是希望他静心养病，如皈依佛门，杂事少想。 如果把目前武汉地区的作家分为三个“梯队”，那么，宏猷便是“第三梯队”中的老大哥了。第一梯队中有姚雪垠、曾卓这样的老作家，我们这代或属第二，我们是40年代出生的。 中国作家的生涯多坎坷，情况却有些不同。以第一梯队中的老诗人曾卓为例，他在50年代初便身陷囹圄。我们这代人则在“文革”的巨浪中几逢灭顶之灾。 “第三梯队”也不那么幸运，他们长身子骨的时候吃不饱肚皮，正读书的时候碰到要“革”文化的“命”，也许戴着红袖章威风了一阵子，但立即都被赶下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去了。他们摇摇晃晃进入70年代后期，拨乱反正，文坛开禁，他们便各以自己的天赋和勤奋成为一名作家。 目前，武汉的文学创作或处在兴旺发达的时期，我们的“第三梯队”中涌出一批出众的作家，不说女士，只说男士且限于武汉文学创作所，按年龄顺序便有宏猷、胡发云、陈应松、刘醒龙、邓一光。值得高兴。但也有隐患，就是他们身体状况都不甚好。就说发云吧，原以为他体壮如牛，忽地发病倒下，心跳停止，到另一世界去转悠了一会，也许是想到还有事业、夫人和孩子，又悠悠地走了回来。 宏猷看来总是笑嘻嘻、胖乎乎的，但心脏却有点毛病，“早搏”。1992年住院，吓人一大跳。总算好，又笑嘻嘻、胖乎乎出了医院。 宏猷是个热情的人，热闹场合总有他，没有他似乎就不热闹了。他又能唱，他与发云的男声二重唱《伏尔加河纤夫曲》达专业水准。有些人视宏猷为“活动家”，他确实组织了一些有意义的活动。这几年来创作也丰收，特别是他的《十四岁的森林》获得好评。 去年，宏猷主编由武汉知青们共同撰写的《我们曾经年轻》时，他已经不年轻了，蓬蓬的发须里夹杂着白丝。也许是编这本40万字的纪实文学集过度劳累，他又一次病倒，又让我们吓一大跳。然而，他又一次微笑着出院，由于虚弱，在家静养。 我们去看他，发现他的胡子没有了，似乎回到当年知青的模样。喜欢并赞美过他胡子的人都为之惋惜，我却想到昔年画的那幅“入定图”。 佛家修行有戒、定、慧之说，由戒入定，由定则慧也，得慧者方可悟天地万象生灭之法。画“入定图”时曾题数字于画上：“昔日曾写宏猷皈依图，看来先须入定，然后才能皈依。”我第一次办画展，将这张画公诸于众，众人笑，宏猷却沉思于前。我对他说：“这幅画是你的，在合适时我会送给你。” 一晃过了三年。我把这幅画裱将起来，并题一偈于画上： “美髯宏猷，沧海浮游，心静无事，定然长寿。” 这“无事”，并非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无所事事，乃是一种超脱于俗事、琐事、妄事之上的境界。 我已入知命之年，明白在斯世斯时文人我辈只能做一些自己愿意做的、能够做的事。当然是无愧于己的事。 宏猷把自己居室取名为“白壁斋”，他得这幅画，悬于白壁，或可自笑自赏。到底想些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送一幅小画给宏猷，竟写了这么多字。打住。 1996年于顶天楼 （选自公号“周翼南文与画”，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水彩写生及文字： 许海刚 又逢花开时节，画余在家附近闲逛。走进小巷鼓架坡，去找谭延闿书匾的小院落。 谭延闿（1880——1930）民国政坛要角，湖南籍，晚清“官二代”。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中进士，任过省“议会”（咨议局）议长。北洋时代，任湖南都督，几次任湖南督军、省长，又几次下野。因为没有自己的军队，一直依违于各种势力之间，当年报纸评为“滑不留手”。国民党政府时代，谭作为没有自己势力的党内元老，是各个派系容易接受的人物，任多种要职，包括国民党中常委、中执委、行政院长、国民政府主席。 谭延闿在政界风生水起，在书法艺术上也颇有建树，他的书法在民国可谓驰誉一时。南京中山陵碑亭里的巨石碑上的题签，黄埔军校校门口的“陆军军官学校”六字，均为谭延闿所书。 谭延闿书匾额的小院——半园，地处名曰“鼓架坡”的小巷，得名于朱元璋在此击鼓督战的历史掌故。小巷长百多米，宽四、五米，南接涵三宫，北连马家巷，巷道两边都是些破旧的民居，典型武汉老城区的风貌。 鼓架坡平时少人经过。我多年在这一带写生，没少来。 半园，位于鼓架坡中段，门牌27号，修建于1928年。房屋的门框为石料，上面还隐约可见四个印刷体大字“向阳院好”，残留几分文革气息。门口以前有两尊石狮，在“破四旧”中被移去。进院建筑布局似天井，房屋经后人乱搭乱建，勉强还能看出当年格局。前些年还能见到的旧砖木外墙，近年都粉刷 一新。门口多了一条供人休憩的长椅，墙上挂了“优秀历史建筑”铭牌，武汉市评定的。 在《千年未有之变》记载：“半园系清末最后一任夏口（即汉口）厅官员胡贽住宅。辛亥革命后, 胡贽官场失意，在此索居建宅，其好友、著名书法家谭延闿赠书“半园”二字为门匾，宅院因此为名。 谭延闿在湖北存留的书法作品不算多，此门匾具有很高的书法艺术价值”。书中还说明：“建筑整体为廊檐格局，木梁雕花精美，墙体用老武昌城墙砖建造的，裸露的墙砖上清晰可见「置武昌府通判孙延华承造」的字样”。 现在的鼓架坡小巷虽不起眼，但当年这儿可是块文化宝地。小巷南边出口，是董必武于1920年创办的私立武汉中学，小巷北边出去拐个弯，是原私立华中大学教授公寓，稍往前行，是国学大师钱基博（钱钟书之父）的家——朴园。如果将范围扩大到方圆公里之内，更是军政要员、学者名流云集。 省主席夏斗寅、第26集团军司令徐源泉、武昌大学校长石瑛、国民革命军第97军军长汪泽等都在此结庐。 “半园”之匾，长4尺，宽2尺，用青石刻成，右刻“民国十七年十月”，左刻“谭延闿”。“半园”应该是对住宅的谦称，同时也反映出了谭延闿在政坛上的特点，圆滑，习惯以退为进。 对书法，我属于“看热闹”的一族。好在我工作室的隔壁是书法博士许伟东教授，遂向他讨教“半园”二字的门道。得回复：“这应该是据谭的手笔刻的，是谭的典型风格。谭和他弟弟泽闿，书风近似，都是民国很好的书家。延闿更胜于弟。我写过谭延闿批评文章，回头呈您过目”。随后，许教授转来了他2013年在《书法报》发表的介绍谭延闿书法的文章和图片。 许教授的《笃志鲁公，参酌翁钱——谭延闿书法谈》一文论谭延闿的书法艺术。其中一点，我感受颇深。谭延闿在临池时能痴心不二，笃守一碑，独钟颜真卿《麻姑仙坛记》。从1914年开始，数年之中，他共计临摹《麻姑仙坛记》达220通之多。像他这样对单一经典如此沉浸，付出超常的专心与恒心，即使在如今的书坛专业人士中也绝非易事。想现在，很多“半桶水”的人，画了几张画，写了几幅字，就到处自封大师，动不动就要开宗立派，对照谭先生，这些人不知作何感想。 除了“民国书法第一人”的美名，谭延闿还被誉为“民国第一美食家”。他及其家厨创立了被称为“湘菜之源”的“组庵湘菜”，成为湘菜中的著名系列和重要流派，也被称为近代中国官府菜的代表。谭延闿也成为湖南饮食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 人生在世，各各有志。我以为，如能精通一艺，诸如音乐、美术、舞蹈等，应该就算是美好的一生；若能玩透一癖，像美食、钓鱼、麻将等，应该就算是有情趣的一生。谭延闿把艺和癖都玩到了极致，一生应该算是洒脱精彩，高手。 （图片除注明出处者外，皆由作者提供并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胡发云 我和萧远相识半个多世纪了，从翩翩少年，到垂垂老矣。 我们是高中校友，那时他还叫萧渊——其实我更喜欢这个名字。我们不同班，也不同教学楼，按常情，三年高中读之后，风流云散，各自西东，大约是一辈子也难得撞见了。我至今也没有明白，是一阵什么风，把我们吹到一起，并如此紧密地相交了一生。我们过着各自的日子，干着各自的行当，很多时间甚至不在一个城市，到后来也不在一个国家。但我们从来没有担心过，对方突然像《桃花扇》中那个反清复明的大才子侯方域，扎了长辨身着朝服出现在你面前。 萧远父母亲都是武大的知名学者。文革风暴拔地而起，一直都抱有家国社稷情怀的萧远当仁不让地投入到运动中去了。作为一个并不谙熟中国运动政治的萧远，与其说是受到领袖宏大语词的感召，更多的是一个单纯青年的原始正义感，我所知道的两件事，显现出他的造反理念。一件是他和一帮同学去武汉名刹归元寺扫四旧，见到其他学校也在此动手了，准备砸掉庙里最著名的五百罗汉雕像和藏经阁里数万本经卷，他与对方激辩，并立即通知相关方面将寺庙查封，使得一批文物得以保存下来。对省委造反时，他跟随父亲及武大几位学者提出要为数月前被迫害致死的老校长李达平反，直接点名当时在位的省市委直至中南局领导是幕后责任人。受到打压之后，他们又冒险进京告状。此次义举最终惨败，并导致他们父子及另几位师长陷于长期的困境甚至迫害之中，我记得，那一年我去珞珈山小八栋看他，与他们父子在林中一块岩石边长谈的情景。 那时，我刚刚与发小何帆一起，趁大乱之际，为自己及白桦编辑出版了（当然是自行出版的）两册小小的诗集，一本是《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一本是《十月的烈火》，不知怎们也传到一些同窗校友那里，他们告诉我，萧远读了，兴奋异常，赋诗一首，我至今只记得开头一句“原来夫子即杨帆”，慷慨地给与了赞扬，“夫子”是我在学校的绰号，“杨帆”是我当年的笔名。由此何帆也成为他多年的朋友。 插队了，他把自己的妹妹肖萌安排在我们大队，与我们一塘之隔，可以看见我们后窗的灯光和听到屋里传出的琴声。 那时，他正经历着青年人生的第一次政治打击，享受着与地主富农同样的政治待遇。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时局回暖，他被老乡们推荐去了华师京山分院读书。不久带了两位同窗来我家玩，其中一个小姑娘叫艾晓明。另一个与我们年龄相仿，叫王又平。数年后恢复考研，这三剑客一起考上了华师研究生，然后留校的留校，读博的读博，开始了一段风和日丽春情荡漾的岁月。那一段日子，我成了华师大各类活动的编外参与者，讲座，诗会，中秋晚会，新年联欢或各种各样的串门、聚会、混吃混喝。这一切，萧远都是当仁不让的张罗者。 萧远还有一种本事，就是把原来互不相识的各类人物天衣无缝地做一个拼盘，不少人，我都是在这类聚会中认识的，有的也保持着长久的联系…… 这一切，都在那个枪声、哭声、呼号声的夜里结束了。 学潮涌动以来，我从来没有担忧过他——他毕竟有过十年文革刻骨铭心的切身体验，就像瘟疫一样，深深地中过一次招，便有了强大的防御能力，再说，那时候他早已经是华师科技开发总公司的总经理，他像对待一切新鲜事一样，热烈地扑腾到经济改革的大潮中去了，充满了实业救国的豪情壮志。连校园里文革中挖的防空洞，都被他改造成了养鸡场，他把手下的各级员工管得妥妥帖帖，没有人上街，没有人赴京。这样的好干部，待风暴过去，本该是一次仕途畅达的启航，但是就在此刻，命运给他安排了新的戏份——北京来客了。 1989年6月21日，我的台历上记着——“萧远来”。这三个字掀开了一段延续数十年的历史大戏，甚至可以说，萧远最后以这样的方式在这样的地点离世，才是这场大戏真正的落幕。 我至今记得很清楚，那天下着雨，一大早，我还在床上，那几天，风声日紧，我们在南方的游行照片、声明文字早已出现港澳报纸上了，一家刊物的主编准备将我弄到武当山去，避一避风头。父亲开门，将他带到我的床前。他把雨衣的风帽压得很低，从黑洞中传出几个字：Juntao来了。我问什么时候？他说，他准备继续南下，现在急需派一个可靠的人去芜湖取一些东西。 那一段时间，我们武汉的不少友人失踪或被抓，大多与Juntao来汉有关。从1984年以来，Juntao与我过从较密，台历上有记录的都有数十起，我们还一起参加了不少学术活动、商业洽谈、友人聚会，我还给他与武汉友人的经济纠纷做过调停。 我说，此事险恶，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派去的人最好极普通又极可靠，最好不让其知情。 潮湿阴暗的养鸡场成了来客的第一个避难所。 他派了生物系资料室的陈汉华——一个外柔内刚的女性去了，她完成芜湖任务之后，又飞往海南，将北京来客事先准备好的一封家书发了出去，事毕后，为避风头，在那边做警察的野夫安顿了她。警方从芜湖一直跟踪她到了海南，一个晚上，突袭降临，她和野夫一起被捕。她受尽恐吓与折磨，没有透露一个字，她开始绝食，一段时间之后，本来就很苗条的她，只剩下皮包骨头了，最后终于昏迷不醒，看守所害怕她死在自己手上，将它退给警方，警方没想到这个看似弱不禁风的女性会如此刚烈，最后只好以取保候审的方式，让她父母把她带回家去，那时她已经只有五十六市斤了。直到第二年春节前才解除了对她的取保候审。 养鸡场显然不安全了。萧远找来自己的妹夫邬礼堂——他是我们校友兼插友肖萌的先生，当时，他的大江所正是风生水起蒸蒸日上的时节，但是他放下这一切，决定把Juntao转移到大深山去。大江所在那里有一家磷矿厂，并阻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邬先生知道此举的风险，召集了几个骨干同僚——几乎全都是我的中学校友，有几个还是同班同学兼插友——分段完成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萧、邬二位对大家说，万一出了问题，你们要把一切都推在我们身上。 从这一刻起，他们都选择了通往西伯利亚的漫漫风雪路。 大家都没有料到的是，他们卷入了当年全国的第一大案。北京一个重要涉案人物被秘密逮捕后，答应配合。在一个里应外合囊中取物的态势下，一个全国头号通缉犯就这样消失了，当局既焦虑又愤怒，七处的一个朋友后来告诉我，在那个酷热的夏天，几班人马，在萧远邬礼堂的公司、住家和经常活动的地方，实施全天候监控，苦不堪言临近崩溃的边沿。如果没有最后一次中计，这个故事就是另一个版本了。萧远、邬礼堂及我那几个同学的生活路径也许完全不同了吧。 数月后，那个配合当局的变节者打来电话，说准备将Juntao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是继续藏下去，还是尽快逃出去，让萧邬二人陷于两难，最后做出冒险出走的决定。 我的学长刘汉宜护送客人走出深山老林，来到湖南长沙，刚走出火车站，一群便衣一拥而上。Juntao看见了他的那位友人，在不远的地方协助认人。 又一批人被捕，一时间风声鹤唳，十多个温馨平和的家庭笼罩在恐惧与愁苦之中。。 我家在通往看守所的必经之路上，由此成为了难属们临时聚集的地下交通站，打探消息，商量对策，寄放孩子，收集并发送各类食品，调料，衣物，日用品……常常也会在衣领、被角等隐蔽处，藏进一些便条。很多时候，为了打通关节，还要给狱卒准备一些行贿的礼品，那时候还不兴塞钱，礼品大多是名烟名酒一类。 转眼一年多过去了，同在一城，不相谋面，那种思念的苦痛，李虹感同身受。她当时已经是楚天经济台文艺部主任，对文艺节目做了许多大刀阔斧的改革，有许多节目改为直播，她想让狱中人听到自己家人自己孩子的声音，也想让狱中人知道，他们没有被外面的朋友遗忘。她通过关系告知里面，某时某刻，萧远的外甥、也就是邬礼堂的儿子，会在一档节目中给他们及所有的因公义而罹难的叔叔阿姨献歌并祝福。 近日邬礼堂回忆说：这是楚天电台的一帮朋友有心策划的。他们安排好播出时间后，就通过关系找到了武汉市公安七处某位管事的，再通过一所的所长及管教直接通知到我，所以我早就在等待这个节目。那天一所还破例增加了一次广播时段，故意让我们听到这个内容。所以说，一是人心向背，二是好人还是多数啊！ 邬礼堂为此赋诗曰： 在一所听儿子在楚天台点歌感赋 雾障千重楚天低， 关山万里长风急。 忽闻神鸟传乡音， 骤吹心湖起涟漪。 铁门上下锁春秋， 高墙内外通灵犀。 嫦娥何须悔仙药， 碧海青空自有趣。 萧远也也应和了一首： 步礼堂韵，歌行戏赠李虹及楚天朋友——用楚天术语及排行榜现成歌名 “暴风女神”通灵犀， 楚天频传好消息。 “厨房经验趣味谈”， “沉默是金”喜泪滴。 “难言再见”“再回首”， “爱在深秋”“两相知”。 “太阳星辰”周复如， “心手相联”四百日。 “情义无价”撼山难， “千年不变”持正义。 寄意“京华烟云”人， 江城朋友想念你。 …… *芳名难以一一列出，见谅。 *取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诗句。 *李虹送的麻辣酱已收到，颇受欢迎，一并致谢！ 肖远1990·11·25 Continue reading

文/ 章子仲 有关我的恩师、国学大师潘石禅（潘师名重规，号石禅）的往事，要从我抗战时在成都四川大学中文系读书说起。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北京、上海、南京等大都市相继沦陷，全国名校逃亡内地（如昆明、西安、重庆、成都、贵阳……），许多名师也随校西迁。于是有一些国学大师聚于成都四川大学。 听说川大至少追随清末的尊经书院（由曾是号称江南第一才子的王闿运、影响过康有为的著名学者廖季平主持）中当任老师很多是有晚清功名的四川名学者。 中文系的国学渊源，又多同出一宗。追叙起来，首任是章太炎。他在日本时书房里悬挂着手书大幅：“我若仲尼长东鲁，大禹出西羌，独步天下，无与为偶？”（东汉戴良语）他的弟子有周作人、鲁迅、黄侃…… 黄侃，说是十几天就可以批阅完《昭明文选》（那是我们的基本国文）。他的脾气孤傲，说是学问传婿不传子。潘师就是他亲自指婚的女婿。 潘师的长项，应是训诂学，还有敦煌学。也许长于这些的老师多了，他作为系主任，只教我们《诗经》。他温文儒雅，也常和学生联系。我是被章、黄传人的殷孟伦老师戏称为“新学伪经”的，但有的老师却对我特别亲切、信任。如今我曾问我的学生这是什么缘故，他们说，大概你比较天真，有真情。 这或许就是潘师后来去台湾后，在20世纪80年代，让他的女婿（他没有亲子女，但有黄家血统的继女）带回大陆他的70华诞手书日记复印本和黄宗师手写十三经眉批的复印本给我的原因吧（黄宗师说，“惟以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作雌黄”，所以50岁前只述而不作，但他只49岁就去世了）。 我一直内疚，“三座大山”只写了一本沈祖棻老师的传记《北斗七星》，潘师的这些资料，后来都给程千帆恩师借去没还给我，还有吴宓恩师在日记里留下与我交往的记载，我也应该写吴师传记。但这两位老师的传记，我都没写出。 那时，学生没有教材。我用一个万金油盒装着用墨浸泡的小丝棉团，用毛笔舐记《诗经》名篇和教学要点。在现在汀汀打字的时代，那种品味再也无处可寻了。潘师还告诫女生不要用鸡蛋白洗头发（那时没有洗发剂，而鸡蛋是奢侈食品），否则会导致亡国丧邦。我听得高兴。课后还跑到他家“吃小灶”——寻找《诗经》中更多的“牝鸡司晨”红颜祸水的古事。他的思想，还是够尊传统的。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武汉，潘师与夫人还到我家来玩。后来他要去台湾。那时，我正在家坐月子。就世俗习惯来说，连我的婆婆也不进月母子房，但“非礼勿视”的国学传承人，却亲自来到我床前告别。 这使我铭心难忘。80年代他托人带给我日记复印本后，我更怀念恩师。特别是知道了他在敦煌学研究上享誉杰出，但却不能回归大陆亲赴敦煌考察。当时武大首次开了黄侃的纪念会，却缺少文献。我将那大陆还没有的手批十三经复印本借给他们展览。老友朱祖延虽是中央大学学生，却也是章黄学派传人，我与他商量想将潘师请归考察他从未去过的敦煌，我愿出钱安排费用。但人微言轻，未成愿想，而且我月薪才百余元，也逗人笑话。 以后我在美国匹兹堡，自己做主去听了一次汉学家聚会。据说是一些颇有声望的中国台湾地区的国学家主持。他们当然没有看我一眼。后来聚餐，我问及潘师近况，说及师生情谊，某权威学人立即另眼相看，对我谈了许多。 但是，终于也无缘再见恩师一面。只在海归后，在电视上播游江南婺源的节目时，连朱熹都没说，倒拍了潘师在婺源的老家。我忽然想起，当年同学们戏称他的名号石禅为mi di，说是蒙古发音，才仿佛重现恩师形貌。 以后南京师范大学也有纪念会，我无缘参加就永别了，只是小友赴台湾游学，我给他一张潘师往日的名片，他回来后，说是在台遇见过潘师的继承人，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学习资料。潘师已不能再回故里，我又无力记下他对国学的贡献，愧对恩师。 中国崛起，而文化断层，我深为遗憾！ （文字选自《中文论坛》电子版2019年7月5日刊，图片来自网络）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