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彭建新 在汉口多如牛毛的老街巷里，珞珈山街名气真不大。 究其原因，是江南武昌的珞珈山及珞珈山路名头太大，其名气被“盖”住了。 也是，武汉珞珈山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20世纪初，‌其名称的由来和演变，‌以及与武汉大学的关系，‌共同构成了其丰富的历史背景。‌ 珞珈山，‌原名罗家山，‌亦名落袈山，‌后经武汉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先生改名为珞珈山。有相关资料介绍，闻一多为此山改名的寓意是，建校者在落袈山筚路蓝缕、‌辟山建校的艰难过程。‌珞珈山的名称，‌其中的“珞”字意味着石头坚硬，‌“珈”字则指古代妇女戴的头饰，‌二者结合既表达了山石的坚硬特质，‌也蕴含了一种文化和历史的积淀。 我不知道闻一多先生是否留下以上改名“寓意”的说道。我估计不会有。大学者、大诗人，不至于将音节和谐的“珞珈”这两个明显与“玉”有关系的字（词），横拉硬拽，弄得很“官腔”。闻一多先生为山改名，没错，大诗人、大学者，有那资格。“珈”指古代妇女头上戴的玉石头饰，也没错；‌“珞”字意味着石头坚硬，而且与楚人“筚路蓝缕”扯上关系，就有牵强之嫌了。其实，珞珈山，由东湖南岸边的十多个小石山组成，“珞”虽有“石头坚硬”之意，在这里，应该是颈项上的“玉石串珠”，与“珈”组成双音词，就是“玉石配饰”——听上去很美很入耳。武汉大学，珞珈山上一幢幢错落有致建筑精美的大学府，仿佛镶嵌在碧波荡漾东湖边的美玉饰，不好吗？将这俩字与“筚路蓝缕”扯上关系，应该是想多了。     但无论如何，武汉大学，因依傍着风光旖旎的大东湖，因坐落在珞珈山上，因是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著名学府，人文积淀的确可视为三镇翘楚，所以，在武汉，提及珞珈山，就知道是指武汉大学，提及武汉大学，就知道哪里是珞珈山；所以，武汉大学边，就还有一条路，叫珞珈山路。 相较而言，汉口的珞珈山街，就低调多了。 主要是街名低调：清末，这里是汉口“租界区”俄租界里的一块空地，慢慢地变成一处球场；民国初年渐有人在此建房定居，民居间的一条路，介于兰陵路与黎黄陂路之间，长140米、宽10米；路中有一花园，因花园内有块“洛加”二字的石碑——相传这洛加，为俄国一地产商人，当局就随口将这条路叫作“洛加碑”路。1946年，当局可能觉得“洛加碑”既有老毛子的余味且不吉利，就拉上武昌那边的珞珈山，取其谐音，将洛加碑路改成珞珈山街。     江北的汉口，还是沾了江南武昌的光。 不过，汉口这边的珞珈山街，虽然没有东湖的湖光，也没有珞珈山的山色，却也别具风情，且“秀色可餐”。不长的街道两边，大多是两三层楼的洋房，清水红砖红瓦，虽或有俄式风格，也不见几多狼伉，与不远处的现代高楼大厦一比，倒显出好些精致的韵味。经老汉口历史文化风貌区规划“整旧如旧”一改造，珞珈山街这百年老街，似乎又出落了。街两旁店铺，中西合璧非常亮眼，土样结合十分和谐。路边时不时可见咖啡馆，客座摆上街，绝不见城管过来指斥违法占道经营，倒似有巴黎风；好几家小茶室，有的如闺房，有的如小客厅，有的如儿童间，清新脱俗，雅致可爱。也有那很接地气的铺子，如糯米包油条、特色裁缝铺、小小理发馆，夹在很有些小资气的店铺中间，竟让人不觉违和。 更让人感慨且舒畅的是，当年那个叫“洛加”的俄国人立碑圈起来的“街心花园”，在长期荒芜、一度改作“菜场储存处”后，眼下又恢复了“青春”——还是叫“洛园”，可眼下洛园之漂亮，与当年洛加立碑的洛园相比，简直判若云泥。现在，珞珈山街周边的黎黄陂路、巴公房子一带，已成为年轻人的“打卡点”、老武汉的怀旧地。珞珈山街“肩挑”黎黄陂路和兰陵路，也“负担很重”：一年四季游人不断，有时竟摩肩接踵，有进来喝杯咖啡歇歇脚的，有直接进来打卡拍照的…. （以上内容来自公号“汉翁漫笔”，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彭建新 碗这家什，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估计是不言而喻的。在我们这座城市的土话里，如今还有把找工作称作“找饭碗”；某人丢了工作，大多也说是丢了饭碗；某人有样稳定的或收入高的工作，羡慕或祝贺的，往往会说他找到一个铁饭碗，或者说他捧到了一个金饭碗。 既然饭碗如此重要，在过去的年月里，如果饭碗打破了，一般小户人家，补救的法子就只有一个，那就是补碗。如今的人家，谁家摔破了碗，还蛮过细地连碎渣子都捡拢来，等有补碗匠来了给补好呢？不用说碗摔碎了就让它碎了算了，就是几角块把的硬币掉在地上，人们也多半懒得弯腰去捡的。再说了，我们武汉市，人们大多喜欢在外头吃早饭，谓之曰“过早”，意思是，不在外头吃这餐饭，这天的这个早，就无法过或者叫没有过或者说没有过好。我们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对话—— “伙计，过早冇？”“嗨，莫谈，这个早一点都冇过好！”“么样搞的唦？”“咳，起晚了，就手在屋里抓了个馍馍，这昝（音“咱”，汉方言，早晚之意）肚子里一点捞摸（感觉之意）都冇得！”而在外头过早，是连碗都不消洗的！比不得旧时代，一只瓷碗，往往用几代人，破了，心里总还是暗自疼的。于是，就有了补碗的行当，于是，就有了补碗匠。 补碗的招牌行头，是一副挑子，与补锅匠不同的是，补碗的挑子，两头都是箱式小柜。补碗的，由于所补对象为陶瓷制品，因此，工具及工艺流程都比较特殊。补碗的当家工具，是那把小钻子——“没有金刚钻，揽不了陶瓷活”的俗话，说得一点都不错：接过客户送来要补的碗，说得确切些，应该是接过客户递过来的一包碎瓷片——这些破碗的破法，往往奇形怪状，碎片亦少则两爿，多则七八上十片的碎状也不少见——补碗的眯缝了眼——当然，这要看补碗匠眼睛是否够大而论，如果他老人家生就是双丝麻草样细眯的眼睛，睁着也就是眯缝着的，这表示专注的下意识眯缝的动作过程，也就可以免了——仔细地将碎片端详一番，那副专注得有些神圣的神情，让人觉得他不是个补碗匠，而是考古学者在研究新鲜出土的稀世国宝一般。端详得够了，补碗匠用小刷子把碎片逐一清理一番，用细胶泥粘拼成未碎时之原状，然后，操起那当家的金刚钻，在碎片上对应逐一钻眼。这过程很细，所以耗时也相对长些。待得所有需要拼合的对应碎片上的眼子都钻好了，就用形状如钉书钉相仿佛的钉子铆进去。把钉子铆进，相当于朝里头打楔子——这可不是往木头之类有“让性”的物件上打楔子，而是朝毫无“让性”且非常易碎的瓷片里打楔子噢，那用力气的分寸，那手上的功夫，定是了当得起的！     在我的记忆里，关于碗的记忆，是沉重的：身为家中的老幺，还是少年的时候，父母就年事颇高了，加之又在乡下，在实行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年代，乡农的日子无一例外地过得紧巴。好几个夜晚，父母以为我睡着了，我听见他们叹息：么办咧，熬咧，把幺儿熬锝扒得到饭碗，我们就是死，眼睛也闭得住些唦。可见饭碗之重要，亦可以想象，旧时岁月里，如果把碗打碎了，是何等的心疼；亦可以理解，旧时岁月里，我们的生活的确离不开补碗匠。 身为农夫之子，少小在农村，泥里来水里去，手里捏的握的捧的，不是锄头扁担锹，就是那充饥果腹的饭碗了。在我的记忆里，父辈给我端的，都是粗瓷碗——家里也没有一只豪华的碗。尽管是粗碗，破了，也从不当碎瓷扔了，总是等补碗的来了给补还原。即或碗破锝太细碎，请补碗匠补，算算又划不来——补碗是按“锔”钉子的多少收费的，那碗的碎片，也用来刨削萝卜、芋头、藕，是不会轻易扔掉的。初中毕业，中考之前，父亲说，你要考学校，就考个管饭碗的学校。我记得，他指着一对粪桶说：要是再扒（此处念作“巴”音）不到饭碗，这担粪桶就是你的了。我晓得，这是老迈的父亲为激励我能够冲出穷困的农村，迫不得已说的“激励”之言。不过，我倒是听到心里去了。中考之后，填报志愿之时，毫不犹豫地选了武汉第一师范学校。因为，自幼喜欢文学，而听说，武汉一师重文；更重要的是，那学校既管住宿，还管吃，也就是扒到饭碗了——从十六岁进入武汉第一师范学校，我真的就扒到了饭碗。可遗憾的是，当我舌耕多年，又进更高一级且仍管饭的师范学院深造，到可以从自己的饭碗中匀点饭到父母的碗里的时候，他们却已作古，再也用不着饭碗了。     早年，我不止一次看过补碗匠补碗，对他们的手艺，总是暗地里啧啧称奇；也用过补碗匠补过的碗，不漏汤汁不漏水，且那些锔补上的铜钉，被捧碗的手摸娑得久了，黄灿灿的，如同金钉，给人以“我所捧饭碗者，非破碗，乃金碗也”的感觉，顿时觉得日子不穷窘了，腰杆子也就硬了许多。眼下，一只碗所值，实在微不足道，谁家打破了碗，一来用不着补，二来，民俗有“碗越用越少”、“越打（此处音“答”）越发”的是吉利讲究——一户人家，碗越用越多，不是经常在死人吗！三者，如今一次性塑料碗、纸碗，比比皆是，于是，生活中，打破碗的几率也就少多了，所以，补碗匠退出三百六十行，也是必然的。有时我也想，当今到底还有没有耍这行手艺的呢？比如，不用来补碗，可以用“锔”的法子来修补文物古瓷器呀——或许，这一行，多用胶水之类罢——事涉外行，就不好多所置喙了。 2024年新春正月初八 Continue reading

文｜曾庆伟 茶馆，《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卖茶水的铺子，设有座位，供顾客喝茶。 在武汉方言中，茶馆又称茶坊、茶社、茶楼、茶肆、茶室等。以茶馆实际功能论，其为集商人洽谈业务、游客茶饮品茗、行人歇脚小憩、街坊邻居谈天说地等于一体的休闲娱乐空间。 武汉茶馆业自唐宋间开始兴起至明清繁荣昌盛，除却湖北茶业的不断发展能给茶馆提供各种茶品以足够的支撑因素，还得益于明清以后城市化的进程和商业经济的高速发展。 武汉自古是商业重镇，财货聚集，贸迁有无。唐宋时期，武汉最繁盛的商业区域先集中在武昌南市，后又移到汉阳东、南门一带。唐人罗隐《忆夏口》有“汉阳渡口兰为舟，汉阳城下多酒楼。当年不得尽一醉，别梦有时还重游”诗句，给后世留下唐代武汉市井繁华的千年想象。 汉口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诞生两百多年后的明中晚期即成为长江中游的商业中心、金融中心和水运交通枢纽。明神宗万历年间，汉口成为湖广地区漕粮转运口岸，并成为“楚商行盐”的总口岸，是淮盐的集散地。顺治年间的学者熊伯龙指出，汉口乃是“九省通衢之地”。乾隆时的《大清一统志》载：“汉镇适当五达之衙”。范锴在《汉口丛谈》中也多次论及汉口为“地当天下之中”、“七省要道”、“九省通衢”。 清代，随着武汉商业的日益繁华，往来客商人数逐日增大，城市居民人口急剧增长，在城镇中产生了一个由商人、工匠、挑夫、贩夫以及为城镇上层服务的各色人等组成的市民阶层，对此情形，清道光年间的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市廛》中有确实的记载：“茶庵直上通桥口，后市前街屋似鳞。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 由“九分商贾一分民”组成的汉口市民，在这座城市比邻而居，街市相见，而商品贸易的流通属性使他们相互之间联系极其紧密，茶馆作为一个沟通彼此的公共场所也就应运而生。如《汉口小志·风俗志》云：“夏间热度颇烈,轻罗薄纱,愈轻愈好,下等劳动家庭有终日赤体者亦有通宵露宿于外者,男女多爱吃茶,以故茶楼日渐发达。” 清代中后期，已成为著名东方茶港的武汉，汇聚了来自全国茶产区的茶叶，绿茶、红茶、黄茶、白茶、青砖茶、花茶，茶品齐全。这些茶叶的销售出路，除了外贸远销欧洲诸国一途，还有批发全国各地或在本埠销售一途。而武汉茶馆，则是与本埠消费者关系最直接也是最佳的茶叶销售终端。 因此而言，明清时武汉尤其是汉口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会催生武汉茶馆业尤其是汉口茶馆业的蓬勃兴盛局面。 清代早中期有关武汉茶馆的资料留诒无多，比较可信的资料，大约数“往来于淮扬楚蜀之间达30年之久，旅汉经营盐业多年”的范锴（1765—1844年，原名范音。字声山，号白舫，别号苕溪渔隐、苕溪渔叟。浙江乌程（今吴兴）南浔镇人）所写的地方史料笔记《汉口丛谈》和久居汉口的浙江余姚人叶调元所写的《汉口竹技词》。 据范锴《汉口丛谈》载，早期汉口镇后湖一带有数十家茶馆，有名字记载的茶馆有涌金泉、第五泉、翠萝、惠芳、习习亭、丽春轩、白楼、早逢春、忘湖泉等。 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市廛》中说;  无数茶坊列市阗，早晨开店夜深关。粗茶莫怪人争嗑，半是丝弦半局班。 水光山色座中招，瓷器精工用淡描。茶叶多兼瓜子大，沿河馆比后湖高。 米市都居米厂台，砌城白石净无埃。坛场数亩排茶桌，顽雀人来坐一回。 层台百尺俯清流，客到先争好座头。一幅清波分两地，小江园对楚江楼。 两茶坊同巷对门，面临大江，足以游目。 我们能从范锴、叶调元的上述文字中，约约看到清代中晚期汉口各类茶馆的大概数量、高低档次等不同的存在情状。 有资料统计，清宣统元年（1909年）武汉三镇茶馆发展到411家，其中汉口250家，武昌133家，汉阳28家。 据《武汉饮食志》载：1918年，仅汉口就有696家茶馆。1928年汉口增加到1117家茶馆。1933年，武汉的茶馆多达1373家。1938年武汉会战失利，三镇沦陷于日寇之手，武汉百业凋零，茶馆只存有250家，至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前夕，武汉三镇仅有茶馆300多家。 上述统计数据表明，清末民国时的汉口，是毋庸置疑的茶馆业重镇。 民国时期，武汉茶馆的发展势头比清末有过之而无不及，民国时期的茶馆遍及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尤以汉口汉正街、长堤街和沿长江、汉江的街巷居多。旧汉口有句俗话：“饿不死的升基巷，渴不死的大火路”，意思是说汉口升基巷卖吃的餐馆多，大火路上谈事情、聊闲话的茶馆多。昔时，长约百米的大火路，密聚有汉江、龙泉、协兴、合兴、联兴、清香、洪发、万利、春来、汉泉等17家茶馆。 五颜六色的老武汉茶馆，是民国时代观察三镇市民生活的绝佳窗口，也是武汉民国时代纷乱社会的缩影。透过茶馆这扇窗口，可以观察到彼时政府权力（红道）与江湖帮派（黑道）同在，乡绅阶层与工商业者并存，宗法家规与法律契约共生，百通市民终日劬劳与民俗娱乐互补等斑驳庞杂社会体系的运行状态。 旧时茶馆有“清水”和“浑水”之分（也有“荤素”茶馆之称）。清水茶馆，指只卖茶、喝茶的茶馆。其经营方式单一，茶馆里不唱戏、不说书、不打牌；“浑水茶馆”指经营多元的茶馆。其唱戏、抹牌、赌博、说书、演皮影戏、标会、为未婚男女做媒，为已婚男女“打皮绊”拉皮条等等，皆可。“浑水茶馆”的行规是只认一壶茶钱而不管人事的是非曲直。 依据经营规模，汉口的茶馆大致可分大、中、小三类。 大型茶馆多称茶楼，比大型茶馆规模更大的则称茶园。 茶楼多设在建筑的楼上，也有临街的门面，经营面积较为宽敞。雇用茶房（工人，也叫“跑堂”）10余人（女子当茶房在民国茶馆屡见不鲜。女茶房的成分构成，大约一是妓女。二是卖唱女子。三是家境不宽裕的普通女子）。茶馆设头佬一人，负责管理经营业务。设茶桌（俗称八仙桌）在三四十桌以上。 旧时汉口茶馆喝香片、花茶较喝“毛尖”等绿茶流行，喝红茶和煮青砖茶的茶客是极少数。香片、花茶是大众化的茶叶品种，亦是汉口茶商的专利。乾隆七年（1742年）在汉正街开业的老字号“车益记茶庄”，以制作香片、花茶闻名三镇，上世纪四十年代，汉口坊间有“喝好茶，找车记”之说。 茶客是茶馆的衣食父母。若有茶客走进茶馆，茶房便笑脸相迎，伺候坐定。茶客点要茶叶品种，茶房迅即吩咐下去。须臾，一壶茶，几只茶杯即刻递到茶客面前，茶客将钱放在壶边，等茶房来续水时收钱。茶客需续水，也无需以言语告知，只将壶盖或杯盖朝上（用盖碗喝茶时，将茶碗盖口朝上斜插于杯托），茶房扫一眼便知道茶客的意思，提将水壶过来续水。 茶楼的茶具十分讲究，一般用细瓷盖碗，也有用紫砂壶泡茶的。 舒适怡人的品茗环境，是高端茶楼的标配。 冬季用火盆烧木炭取暖，厚帘掩门垂地，有茶房专人在帘旁掀帘迎来送往。夏季，在电扇没有普遍使用时，茶楼大堂挨着天花板装一长方形用竹蔑夹住帆布做成的土吊扇，茶馆杂役以人力拉扯绳子，一上一下之间，土吊扇在空中左右摆动扇风。电扇在城市开始使用后，价格不菲的电扇则是高端茶楼的必备器物。 茶楼必设有雅座雅间。雅座备有竹木躺椅，冬铺皮褥，夏用竹帘，或换作镂空瓷凳，腰鼓形状，多产自江西景德镇。春秋季则用毛巾铺垫竹木躺椅。雅间多供做生意的商家常客使用，商人多有其固定的茶楼洽谈生意，许多交易都在茶楼做成。所以茶楼还为商人提供立契签约的方便，诸如文房四宝、印泥等一应俱全。 雅间内大多设有麻将牌桌，供茶客抹牌娱乐。案几上备有瓜子、糖果、香烟等茶点。茶楼采用以时间计或定额计两种方法抽头（俗称交刀子钱）获利。当时在汉口有名的茶楼有临城茶楼、楼外楼、江南春、洞口春、话雅、怡心楼等。 特大型茶馆的特征，是在大堂搭有舞台，能在茶馆里进行戏曲、曲艺等文艺演出。茶客在茶馆喝茶的同时，还可兼作看戏。民国时武汉茶馆与京剧、汉剧、楚剧等戏曲结缘深厚，尤对武汉地方剧种如汉剧的推广普及起了较大作用。1930年代前后，汉剧就是武汉的时代流行歌。 汉剧，旧称楚调、汉调（楚腔、楚曲），俗称“二黄”，湖北省武汉市地方戏剧，系中华汉族传统戏曲剧种之一。早年，汉剧仅在城市周边农村集市的会馆演出，或搭草台，唱乡班，后来才定点在汉口的茶园里演出。据《汉剧在武汉六十年》载，1901年，汉口茶商邀京班名角汪笑侬、七盏灯等与汉剧名角余洪元、李彩云等在花楼街天一茶园联合演出，极一时之盛。这是汉剧第一次进入正规剧场，在正规舞台上演出。之后，药商刘子陶在满春路上建满春茶园，其为首演汉剧的第一家茶园，邀余洪元为首的十大汉剧名角出演，盛况轰动武汉三镇。后来，以汉口六渡桥为中心，在周边相继建了贤乐茶园、新舞台茶园、荣华茶园等，这些茶园都演汉剧。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又相继建了大舞台、长乐茶园、和乐园、美成剧场等既能喝茶品茗，又能看剧听戏的茶馆。1934年，汉口常演出戏剧的茶园、茶社与茶楼计有37家。天一茶园内，既上演汉剧、楚剧，还放映电影。汉宁茶社也是演楚剧与放电影兼有。满春等14家茶园则专演楚剧，琴鹤等数家茶馆的主打节目是皮影戏。汉口的部分茶馆实际上已经演变成表演文艺节目的剧场，略与专门演戏剧场不同的是，在茶园看戏，观众可以人人手上捧着一杯茶。 　而在一些“浑水茶馆”里，不仅能演戏，还有杂耍与说书的，茶客在喝茶聊天之际，不时可听到说书人把惊堂木拍得“叭叭”作响。 这种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茶馆在汉口产生后，汉剧、楚剧等湖北地方戏剧种和评书等曲艺门类，能够在各个剧场（茶园）正规上演，茶馆成为保存和传播发展民间戏曲文艺的场所，休闲娱乐功能和文化传播功合二为一。人们到茶馆来，不仅仅只是为了喝茶休闲，同时还有一种戏剧文化的欣赏与享受。 中型茶馆规模在15—25张茶桌之间，它一般雇请3—6人不等，设有头佬一人管事。茶馆设有雅座，但没有茶楼雅座的装璜考究气派。茶具、茶叶比较普通，茶资较大型茶楼便宜。白天以卖茶为主，在晚间则演戏，杂耍、演出皮影戏，唱大鼓，说评书。这样的茶馆在当时数量者众，如安乐泉、凤台、一洞天、汉泉等都可划入中型茶馆之列。 小型茶馆规模在4—10张茶桌之间，三两间房子，比较简陋，它一般雇有1—2 人，通常是夫妻档经营，由老板或老板娘招呼熟客抹牌。这些有名或者根本没名的茶馆，往往设在沿江沿河（汉江）及铁路（京汉铁路）边，或者设在小巷深处。茶客多是各类手工业者、水陆办货客商及码头装卸工人，抑或是老街坊邻居，总的来讲，这种小型茶馆做的是熟人生意，本小利薄，收入仅可糊口。 清末以来，武汉茶馆不仅是各个社会阶层闲谈、娱乐的空间，还是鱼龙混杂，各色人等上演人间活剧的大舞台。青洪帮是一股色调灰暗的江湖势力，青洪帮成员往来多在茶馆或茶楼。青洪帮内有一套自成体系的“黑话”系统，帮派中人也称“道上”之人，身份不宜完全暴露于正当社会，在茶馆，他们常用“茶碗阵”作为彼此交流的语言。“浑水茶馆”是他们最好的活动阵地。“浑水茶馆”在武汉数不在少，坑、蒙、拐、骗、吃、喝、嫖、赌、抽等所有当时社会上见不得光的污烂之事，时常会在茶馆尤其是“浑水茶馆”发生。那些有业不就或无业可就的城市“晃晃”，玩“仙人跳”的拆白党，好吃懒做的二流子等三教九流之辈，往往藏身于茶馆。那些在抢夺码头地盘，开赌馆、鸦片馆等暴利行业的控制争斗中打打杀杀、强取豪夺的各色流氓地痞在有了一定资本后，往往把投资目标锁定在茶馆、酒楼、旅店、客栈行业。清末民国时期，刘玉堂、刘桂苟、章庆澜、潘义以及后来的杨庆山、周汉卿等武汉的青帮大佬、黑道老大，几乎都是从茶馆、酒楼、旅店、客栈行业“起水”。所以老武汉有句俗话：“不是流氓不开店，不是光棍（青洪帮黑道中人）不开茶馆”。若想在武汉顺利开茶馆，即使不是“光棍”，也要找个“道上”的“光棍老大”撑腰当后台。 总之，旧时的武汉茶馆江湖，在或简约或奢华的陈设装饰和喧阗的人群背后，藏匿、折射着社会风云的喧腾，乡村世界的荣枯，城市经济的起伏，以及世道人心的炎凉。我们依照茶馆在当时城市居民生活中的功能，可以把它归类为色彩斑驳的一个公共领域。德国当代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可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互动空间，是一种介于私人领域和国家权力之间的社会领域。 清末民国时的茶馆作为这样的公共领域，自然会聚集起五行八作和三教九流，它的色彩，只能是迷离斑驳的了。 （原创文字由作者提供并授权；图片除署名者外均来自网络）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