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龚明德 题目中“真貌”，是“史实的真面貌”之简缩。在这里，主要指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文事真实状况，也就是已经出版了二百八十六期《绿土》学术月报上刊布文章的主要内容范围。不容置疑，由于自鲁迅、胡适等那一辈精英前贤动手创建启始，我们这个学科就有了相当稳定的经典层次，到百年后的今天，这个经典层次的特性更加突出。通俗一点儿讲，要在这个领域说话，必须有充分的文献史料准备，随心所欲地信口开河，此处没有市场！ 在具有“经典层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学科，从事过或者正在弄实证研究的学者，基本上都有饱览相关老旧报刊的长期阅读训练。这训练不可能是一时兴起地临时抱佛脚，而是严谨学者的天然文化本性，同时又长期堆积沉淀很久时间的一种呈现。我们这个年纪该学科从业者大都相当熟知的马蹄疾、朱正、朱金顺、姜德明、倪墨炎等前辈，就是我们的榜样。 把一件几十上百年前的“文事”说清楚，真不容易。因为当时“文事”发生方方面面相牵连的史实，脱掉了哪怕仅仅一两处小小的细节联系，硬着头皮来述说，明眼的读者一下子就看出了破绽。无论怎样挖空心思旁绕，必须提及的相关细节不讲出来、不予以前后左右详加比较、核对，要说清楚的那一件史实真貌，就没有被找出的希望。 而且，一种强大的阻力，从这个学科诞生起就一直存在，这便是施蛰存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的一句透彻的感悟，大意为：我努力想弄明白、弄清楚的，正是人家拼命掩饰的。人家就是不准某一件史实被查清楚、被公开，人家就是要以符合他本人意愿的事件“重塑”面貌出现……丁玲、唐弢等前辈生前都有过深刻的公开感叹。我写过一篇紧急呼吁书性质的短文《令人忧心的“伪‘史料’”》，二三十年前在《人民日报》副刊《大地》发表后，曾被樊骏几乎全文引用于他的一部重要著作中，这部著作早已成为各大学文科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学科硕士博士的必读书。 樊骏在引用拙文《令人忧心的“伪‘史料’”》一文时，他说我把大量的造假回忆文章定性为“伪‘史料’”，稍嫌苛刻。但，二三十年后，我仍然不改变我当年的“莽撞”。不管是有意的制造假相还是无心的回忆差错，导致“史实的真面貌”大受损害的恶果，就一定会给学科带来灾难！我们的青年学子尤其是中学生、大学生，如果不具备分辨真假“历史”的能力，相信了一些“伪‘史料’”，把大量的虚构、造假的自我鼓吹和宣扬，当作可信文献，就让严谨的学者简直不敢去设想再往后几十上百年的学科现实…… 以上这些“杞人忧天”的话，也许全是老生常谈。当得知我这二十多年来一直定期阅读的《绿土》学术月报要结集印行所刊文章分类汇编，即分三部出版《那时文人》、《那时书刊》和《那时信札》的消息时，我以上忧虑重重的心思有所缓解。这真是一桩“我们学科”的好消息：又有一个系列的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实真貌”图书公开出版，可以丰富我们的学科建设，给这个学科带来一股清新的学术气息。 我大学毕业就留校担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专任教职，稍后有二十五年在出版社谋食也主要组编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书稿，再后又回归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教职。这就是说，我一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学科领域做工，而且做的是苦工，自然是苦中有乐，否则早就“跳槽”了。《绿土》已经出版的近三百期，我现在还集中收存着的有二百三四十期吧。缺存的几十期，应该是我放在别处了。 我爱读《绿土》，就因为这个学术月报上发表的文章都具有“可读性”，每个月拿到新的一期，总是把两个A3版面的文章遍读后再重读自己更感兴趣的。这些文章，大多没有空泛的论说，是努力把言说范围内的“文事”说清楚了，就结束。这就是好文章呀！把好文章结集出书，更宜于阅读、传播。“那时”，用一个普通的词汇道出了这三部书讲的全是过往的值得言说的经典话题。“书刊”，其实就是指老旧的书、报、刊等印品。几十上百年前的印品，这些发黄甚或已变得一触即碎的纸质出版物如今已是“一纸难求”了。但上面的文章，都是前贤的心血，值得我们细加探究。“信札”，更是一个遥远的记忆。今天网络普及，手机微信交流、电脑伊妹儿来往，使得纸质的“信札”瞬间变成过往乃至“过时”。估计已经没有人再用毛笔写一封信札，装进信封，写上受信人地址和姓名，再贴上邮票投进街边绿色邮筒或送交邮局寄走，而后就翘首盼望着对方的回信了。但是我们这个学科，所有参与过建设的好几代前贤，他们留下的难以计数的“信札”在受到珍视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被毁弃、被淹没甚至被埋葬。只有在实施“学问乃天下公器”境界的学人这里，他们见过的“信札”，再经过他们的考究，而后公布出来的他们的考究成果，又成了学科的财富。《那时信札》中所收各文，都是值得细品的书信类文献的考究心得。 在动手写这篇小文之前，翻了一遍我珍存的一大包《绿土》，其中有一封“信札”，是《绿土》首任编辑葛玲良写在“上海市虹口区图书馆”绿色字样纸笺上，言及《绿土》编入《虹口文化》两个月试行出版，却因为“两份刊物的读者层次”有别，最终“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经过协调，馆里决定针对《绿土》的特定读者，出版特刊”。这应该就是A3正反两个版面的《绿土》持续印行的又一次决定。编辑出版内行都知道一个常识：并不是编者决定刊物的性质，而是刊物的性质决定了编者必须只能选用哪一类的文章。 《绿土》一月一期从不间断地出版了二十多年，如今又更进一步地升华，分类选辑公开出版三部文章汇编，就表明办报方向的成功。 谨此为序。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日晨 Continue reading

文/ 宋海东 《腐蚀》是茅盾抗战时期创作并发表的一部长篇佳构。小说以陪都重庆为背景，以日记体形式和细腻笔触，述说花样年华的女特务赵惠明的一段扭曲人生，从中可略窥皖南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之侧面。 茅盾自云：“在我所写的长篇小说中，《子夜》是国外版本最多的，而《腐蚀》则是国内版本最多的。”此言不虚，但《腐蚀》同样洵为一部引发世界文坛关注的作品，先后有俄文、捷文、越文、日文等译本行世，尤其是在日本掀起接受的浪潮。 早在1947年4月，日本学者小野忍便在日华文化会主办的《随笔中国》杂志第1期揭载《关于茅盾的〈腐蚀〉》。仅看标题，该文貌似乎一篇关于《腐蚀》的书评，但实则相当于一篇浓缩版《腐蚀》日译本，全面叙述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小野忍自1940年来华进入满铁调研部工作，无意中从香港《时代文学》杂志上读到《腐蚀》的前三期连载。战后，他回归日本，不久又从友人处借到这部小说的中文单行本，一气读之，震撼不已，认为极具翻译价值。然而当时驻日盟军总部签发公告,宣布凡在日本出版或在报刊上转载和发表翻译文章,原文超过四百字的必须得到版权所有者许可。小野忍联系不上茅盾，退而求其次，只能“打擦边球”，以摘要形式将《腐蚀》呈现在日本读者眼前。 至于《腐蚀》最原始的日文全译本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归功于小野忍。正是他与另一位翻译家菊池租一道，于1954年6月通过东京筑摩书房推出这部小说的日译本，系32开平装本，凡310页。 与小野忍一样，菊池租抗战时期来华，战后一度滞留沪上，购得一册华夏书店1946年版《腐蚀》，将其翻译为日文。同样囿于版权，菊池租回国后该译本并未及时梓印。1950年，中国方面分两次给日中友好协会邮寄来中共领袖以及学者、作家等51人允许在日本翻译出版其著作的授权书，这里面便包括茅盾签署的授权文件。于是乎，《腐蚀》日译本的出版被提上议事日程，有了小野忍与菊池租的此番合作。小野忍在筑摩书房版本附录的《解说》中，不仅评述了茅盾的生平和创作，也交待了翻译的源起和过程：“由于之前介绍过这部小说，有关方面就认定应该由我来负责，委托我把那个译稿修改、加工。所以，这项翻译工作并非只是我一个人完成的，本应该以合译名义发表。但根据谦逊的菊池先生的意见，最终还是以我个人名义出版。”小野忍还透露：“现在传到日本的是经过作者修改、1951年1月第一次出版的新版本。这个新版本，除去订正旧版本中的错误之外，还作了一些细小修订。本次翻译是以新版本为母本，译者认为新版本明显出现错排时，则参照旧版本。”所谓“新版本”，指的是开明书店1951年1月版修订初版本。换言之，小野忍放弃了菊池租之前采用的母本即华夏书店版本，进行了一次幅度颇大的“加工”。不仅如此，我在阅读过程中，还发现译者对母本的部分内容进行过删节。 1960年，小野忍又依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茅盾文集》，在筑摩书房版本的基础上再度改译，并于1961年2月通过东京岩波书店付梓新译本。该书系“岩波文库”32—27-3号，64开袖珍本，书名下是副标题：“一个女人的手记”。前勒口有作品简介：“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一位进入情报机构工作的女性之手记，描绘腐败的政治和军事组织如何侵蚀正常的人类。”全书凡423页，卷后有《注释》和《解说》各一则，其中《解说》云： 此译本是筑摩书房1954 年版旧译本的修订本。修订时，我尽可能多地纠正之前的错译和蹩脚的翻译，并依据了《茅盾文集》（1958年版）第5卷原文。这个新译本与旧译本有所不同，主要的内容我都写出来了。新译本中还包括作者《后记》，讲述这部作品的源起，由此判断，作者最初的想法是以小昭(宋注：即赵惠明从前的爱人，系共产党员)被杀作为结局。 岩波书店版本因价廉物美，在坊间颇受追捧，后多次加印，寒舍所藏便是2002年2月问世的第4次印刷本。该印本套有鲜红的护封，正面印有三行醒目的白体字，可印证岩波版受欢迎的程度： 2002年春 请求复刊 应读者的要求 岩波文库   《腐蚀》后来又出现了市川宏译本,收入东京学习研究社1978年6月版《世界文学全集45 老舍 茅盾》，本卷还收录有《骆驼祥子》日译本。该书印制得十分考究，为32开硬精装本，封面系黑底烫金，外有压膜函套，厚达500页，以铜板纸精印的图片和说明文字多达48页。在《腐蚀》正文及作者《后记》之外，另附《登场人物》简介和《茅盾解说》《茅盾年谱》，其中市川宏本人执笔的《茅盾解说》除去详尽曝光国民党特务机关内幕和皖南事变真相，对译本本身有如下记叙： 本书已有小野忍先生译本（一九五四年筑摩书房版，以及一九六一年“岩波文库”《茅盾文集》改译本）。为了给人一种新意，我尽量保持平易简洁的风格，不过我还是参照了小野先生译本。另外，《年谱》是借用东京都立大学中文研究室茅盾研讨班的研究成果编写而成。             Continue reading

文/ 龚明德 这部《艾芜年谱长编》的体例，不再另立规范，凡是约定俗成和所有古今中外的人物年谱著述都遵守的条款，都是我必须无条件遵守的编撰原则。 艾芜生前曾与一个中国现代文学教师谈过怎样编写他自己的年谱，大意是编撰者知道什么就写什么、能落实到哪个程度就写到哪个程度、可以写多大篇幅就是多大篇幅。这部《艾芜年谱长编》，就是依照艾芜的这个指点来编撰的。但有一点要说明，凡是在别的相关文史工具书上可以找到的背景材料，诸如一些国内外相关大事件等，一律不作介绍，只集中笔力写艾芜本人的行踪和事迹，尤其是他的著述登录。其实，这部《艾芜年谱长编》的读者大多会存储一些必备的相关部类工具书的，珍贵的版面虽然可以由编撰者掌握，但惜墨如金是写作人物年谱类著述的起码要求。 根据可信史料编撰，是人物年谱不可动摇的写作原则。本年谱严格遵循只采用艾芜的日记、书信、写实随笔散文札记、一些谈话记录中的硬性史实和经过多方严格验证的回忆录为材料，有几种不同说法的经过考证起用破绽较少的一种，实在一时弄不成定论的就一并摘要述说，供日后有了新的材料再行坐实。 让读者读得下去，即行文一定要具有可读性，更是这部《艾芜年谱长编》的编撰者从一动笔就严守的。一切为了好读、一切为了读者的方便，彻底废除令人厌恶的学院派中的死板文风，如各类英文字母夹上不同的标号等的卷尾注释和当页底注等等不必要的啰嗦形式，一动笔就开始说人话、说普通人平时都这么说着的话。除非万不得已，行文中一般不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使用庄严的中文数字。每则年谱，都力争写成一小篇生动活泼的文章，而且随意翻到哪一页，你都可以读到艾芜或一时间或一时段的相关事迹之有根有据的叙说。 还有，一些与艾芜生平关联性很强的人物、事件或者作品写作，凡是前后相隔很多年的史实细节，都努力前后做一些提示。比如，梅绍农这个人物，艾芜晚年给他的一部内部油印的诗集写过序，艾芜还有一封写给梅绍农的书信有幸被保留了下来。年谱的前后，涉及梅绍农的，就有提示。读者读到艾芜为梅绍农的诗集写序的谱文，可以根据其中的提示往前翻到相关谱文，再看艾芜怎么和梅绍农结识的。举一个例子，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九日的谱文，一开始的“写于十二日、十三日和十四日”的一篇文章发表于某报，就提示了五条相关联的信息，读者再往前看，就可以获知艾芜一篇文章的诞生简要的历程。前后各条史实线索的脉路是清晰的，以供互相参阅。 不用隐讳，艾芜去世二十三四年后，我才利用工余时间动手编撰他的大型年谱，是不太正常的。好在艾芜故乡的四川文艺出版社，在印行了十九卷本《艾芜全集》之后，非常关注艾芜的研究，尤其希望出版一部《艾芜年谱长编》，好供相关学科的研究者方便使用。我的劳动，得到了有力的支持，签订了合同之后，让我这个编撰者可以用一段比较安宁的时间来从容充实完善书稿。历经十多年，我这个孤独奋战的编撰者兢兢业业地看了几百上千万字的材料、几千张图片，刀耕火种写了这么多字，再交付能辨识编撰者潦草手迹的专人细心录入电脑，再经反复核对修改，终于成了如今的模样，与读者见面了。 艾芜的著述数量，远远不止已经出版的十九卷本《艾芜全集》那么多，他五六十年笔耕生涯的文字产量大得惊人。编撰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在不少友人的帮助下，不断发掘出至少几百件各种艾芜的文字，包括已经发表过的文章和手稿。这部年谱长编，虽不以详细介绍艾芜作品内容为己任，但在《艾芜词典》和《艾芜与他的同时代人》等艾芜研究的系列工具性图书尚未正式公开出版前，这部大型年谱长编还是力争多担负一些艾芜研究基础建设的任务。 好了，等候认真又极其耐心的热心读者在细心阅读和查阅使用的过程中，多多提供编撰者不知道的史实，以丰富今后《艾芜年谱长编》的升级版本的内容。更欢迎有机会读到这部《艾芜年谱长编》的读者，能把书中的失误具体指陈出来，让多年以后的该书修订本能少一些疏漏和差错。 在这部《艾芜年谱长编》之前，比较权威的系统的艾芜史料工具书也是四川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印行的《艾芜研究专集》。那时我还在这家出版社担任编辑工作，就是我所在的编辑室操持印行的。如今，我这部《艾芜年谱长编》又在我的“母社”四川文艺出版社公开出版，我成了著作责任人，即作者或曰编撰者。这是缘分，缘分是神秘的、可贵的，我用刀耕火种的苦力劳作，“做”出了这一部大书，是我的本职做工和荣幸。四川文艺出版社承担了这部书稿的编印工作，也是一种责任和荣耀。 再次期待使用这部《艾芜年谱长编》的人，能善意地点滴补充、能友好地提出具体改进和丰富的史料。多年之后，经过不断的充实增补，再印行一部至少一百万字的无差错无疏漏的修订本《艾芜年谱全编》，让艾芜八十八年的生平事迹得到更为详尽的展示，善莫大焉。 谨此为序。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日于四川师范大学柳堤教工宿舍 Continue reading

文/ 丁东 回忆录历来是人们读书的热点之一。中国外国都是如此。 什么是回忆录，记述自己过去的经历，就是回忆录，通常用文字表达，也可以用声音和影像表达。广义上的回忆录，无处不在。现在有了网络，有了数码印刷，人们写作和发表回忆录的门槛，越来越低。可以说，人人都有撰写和发表回忆录的权利。但对于读者来说，不是任何回忆录都能引起人们阅读的兴趣，只有一部分回忆录才能勾起人们阅读的愿望。我想，回忆录能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还是取决于它本身的历史文化含量。 工人出版社邀请我编书。当时他们说，这些年，文化名人纷纷去世，能不能搜集一些悼念文章，汇编成书。出版社都要面对市场。最吸引人的当然是政要的回忆录。但那是一个特定的门类，出版有特殊的审批程序，操作难度比较大，进度没有办法掌控。还有明星的回忆录，虽然卖点也不错，但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对文艺和体育领域的明星不熟悉。我比较熟悉的是人文学者。选编这个领域的怀念文章，名人写，写名人，难度不大。我调动自己和阅读积累，很快就编出了《先生之风》，印出来以后，社会反映不错，出版社让我继续编，形成一个系列。我想，要形成系列，就要编出特色。《先生之风》里的文章，学生回忆老师比较多。继续编就要有专题性，于是第二本的主题定为《追忆双亲》，是回忆父母公婆，别的不收。第三本《此生此情》是回忆夫妻，第四本《风雨同窗》都是回忆同学和同龄朋友。这种自我限制虽然提高了选文的难度，但形成了特色。许多朋友都说角度不错。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整体规划。本来还想编第五本，主题是回忆校长。出版社改制，责任编辑陈大钢退休了，这个系列就划上了句号。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信息更多地依赖网络。纸质书籍还有没有市场空间，成为严峻的问题。这套背影书系，不是原创为主，而是选择已经公开的文章为主，能不能得到读者的认可？我想就这个问题，讲五点心得。 一，怎么处理独家文章与二手文章的关系。名人回忆名人，肯定要在第一时间发表，很难留到我编出的时候再出手。现在有一些小众电子刊物，通过电子邮件小范围传播，网上查不到，也没有纸质印刷品。比如吴迪主编的《记忆》，内容大部分是独家的。其中有几篇回忆文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对于《记忆》的读者，这是二手，对于普通读者，这是一手。《先生之风》里最长的一篇是赵越胜的《辅成先生》。最早我就是在《记忆》里读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周辅成是北大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泰斗，活到98岁，和季羡林同年去世。他们年龄相仿、资历相仿，但周辅成去世后几乎无声无息。赵越胜的散文《辅成先生》是在周辅成活着的时候写完的，让其过目，周先生也很满意，周辅成去世之后，四川的伦理学家肖雪慧说，周辅成去世社会一点响动都没有，太遗憾了。我通过她找到了赵越胜这篇文章的全文编到书里。文革后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组织理论队伍，赵越胜是北京一个工厂的青年工人，进了工人理论队伍里。当时请北大教师做辅导，周辅成给他们讲西方哲学。赵越胜本来喜欢读书，读过康德，跟周先生探讨。周辅成一看这个年轻人有学术兴趣，就成了忘年交。把他请到家里，借给他书，指点他怎么学西方哲学。赵越胜成了周教授特殊弟子。恢复高考后，周辅成跟赵越胜说，你不需要考本科了，直接考研究生吧，一下子考上了。周辅成是一辈子不愿意投靠权力，保持独立人格，人生故事非常精彩。赵越胜的文章后来出了单行本，叫《燃灯者》，社会评价很高。 王年一先生是独立研究文革史的先驱，75岁去世，默默无闻，报纸上一则消息都没有。吴迪写了一篇悼念文章，不是简单地赞美王年一，而是讲他们怎么认识，怎么切磋，两人之间有冲突，不打不相识，越冲突，吴迪越尊重王年一。《背影书系》里选了这些文章，增添了分量。 二，怎么处理名人和普通人的关系？《先生之风》是名人忆名人。继续编回忆父母、夫妻和同学的文章，是不是坚持这个思路，我提出一定要放宽。于建嵘、林贤治有名，但他们的父亲不出名。蔡定剑有名，但他的儿子不出名。文章好就可以上。我还选了回忆者和被回忆者都不出名的文章。这就是马懋如回忆婆婆的文章。我有自己的用心。马懋如是中宣部离休干部，在《炎黄春秋》发表过好几篇文章。她虽然不是名人，但她的公公刘顺元，被称为“中国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第一人”。刘顺元1920年代参加革命。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作为中共代表，去接管大连。当时大连由苏军占领。他们居高临下，对中共很不平等。刘顺元受不了这个气，顶撞了苏军，苏方把这个事汇报上去，给中共施加压力，说大连不能用这个人。1949年开国大典，天安门上只有一个外国代表团，就是苏联文化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开国大典结束后，法捷耶夫要访问济南，当时济南一把手就是刘顺元。为了迎接法捷耶夫访问，刘少奇紧急召见刘顺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没有苏联的支持，我们站不住，你赶快写一个检讨，法捷耶夫来的时候，让他带给斯大林。刘顺元说，我没有做错，为什么要检讨。刘少奇说，为了党和国家，你必须做这个检讨。结果不光让刘顺元写了检讨，还把他连降三级，放到一个不起眼的单位担任副职。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4年刘少奇想到了刘顺元，安排他当了江苏省第二把手。马懋如写了回忆公公的文章，我没选，而是选了回忆婆婆王春香的文章。王春香是个农村妇女，15岁跟刘顺元结婚。刘顺元上北京师范大学，参加革命，她在老家侍奉公婆，抚养三个孩子参加革命。日军占领当地时，她被关押过，被打伤了。解放后，她找丈夫，丈夫却已经另外结婚。当时共产党队伍里有规定，夫妻失去联系多少年以上，经过组织批准可以结婚。刘顺元第二次结婚不违反规定。但对留在农村的王春香来说，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样的农村妇女，太容易被历史忽视。主流的历史，是大人物的历史，是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的历史，没有小人物的位置。我想做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尝试。 三，怎么处理纸媒信息与网络信息的关系。网上搜索文章很方便，大家都可以做。互联网进入中国，相对普及是新千年以后的事。上个世纪末以前的许多印刷品，网上搜不到。这就给我留下了另辟蹊径的空间。《此生此情》里有两场重头戏，都是选自纸质书籍。一篇是戴厚英回忆闻捷。闻捷是50年代中国三大著名诗人之一。文革开始成了审查对象。戴厚英是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的文学评论家，文革前很革命，写批判文章很尖锐、很泼辣。文革开始她是革命动力，闻捷成了她的审查对象。当时闻捷的夫人已经去世。在审查闻捷的过程中，戴感到他很有才华，也很正派，一来二去，审查者与被审查者就产生了感情。戴厚英早就跟丈夫离了婚。闻捷带着三个孩子生活也不容易。如果放在今天，结婚顺理成章，谁也拦不住。但当时惊动了张春桥，组织上说什么也不让他俩结婚，一定要把他俩发配到不同的地方去劳动。闻捷是情感型的人，气不过，就自杀了。这成了戴厚英的心病。改革开放初期戴厚英写了一本长篇小说《诗人之死》，写的就是闻捷。90年代，她又写了长篇回忆录，回忆他们的爱情如何被扼杀。可惜，戴厚英的回忆录没写完，有一个人谋财害命，把戴厚英给杀了。她没有赶上互联网普及的时代，就离开了人世。新一代读者一般不知道她的名字。我从当年的书上把她的回忆钩沉出来。 另一篇的作者是金凤。她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权更迭前夕参加革命，任《人民日报》记者。朝鲜战争击落对方飞机最多的空军战斗英雄是赵宝桐，《人民日报》让金凤采访他。组织让赵宝桐做报告，因文化水平所限，他写讲演稿有困难，请金凤帮助。一来二去，俩人产生感情，结了婚。文革开始，金凤到空军采访。当时空军提出要把飞行的命令用毛主席语录表达。金凤丈夫是空军飞行员。金凤知道这样做不行。飞行速度太快，如果先念语录，再下命令，在空中会出风险。就写了一个内参，说不能这么干。这得罪了高层的一些人。不久金凤就被关进秦城，组织对丈夫做工作，说老婆是反革命，反革命家属不能上天，要想继续当空军，就必须跟老婆离婚。赵宝桐不愿意离婚，扛了一年，实在抗不住了，只好离婚，组织上还给赵宝桐介绍了一个女士结婚。9·13事件以后，金凤平反出狱，发现丈夫跟别人结了婚。金凤一定要跟丈夫见面。赵宝桐和金凤有感情。第二任妻子看到这个情况，有点招架不住，急了，就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不久江青倒台。她给江青写信成了问题，法院判离婚。这样，金凤和赵宝桐复婚。复婚以后，金凤观察，觉得赵宝桐的第二任妻子人不坏，又帮她找了对象。金凤不会用电脑，所以她的回忆录，要通过纸质书籍寻找。 四，如何处理彰显与反思的关系。追寻道统，彰显良知，是我选文的内在追求。中国主流的历史是政治家的活动史。何家栋先生提出过一个观点：政统比道统更深刻。就是说，思想史的线索比政治家的传统更重要。我赞成这个观点。所以特别关注半个多世纪以来具有探索性和超前性的思想者的命运，选取了回忆林昭、遇罗克、顾准、李慎之的文章。这些思想家有的为了表达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擦亮这些人的名字非常重要。 一些学生怀念老师，让我们看到过去的师道。比如钱文忠，是一个少年才子，上中学的时候，十几岁就想学梵文。给季羡林写信，季羡林觉得有意思，就在1984年招了一个班，共8个人，他是其中一个。结果8个学生有6个没有学下来，只有2个学下来。季羡林把钱文忠推荐到德国继续深造。钱文忠学成回国赶上了风波，成了一个有问题的学生，被北大开除。搞不成学术。东方不亮西方亮，他就下海经商。90年代，周一良见到钱文忠，觉得钱文忠是人才，是搞学问的料，下海经商有点可惜，就拜托上海的王元化先生把钱文忠收在门下读博士。钱文忠成了王元化的关门弟子。他在复旦大学读完博士之后，留在复旦当了教授，从商海回到了学界。他学有所成，很有名气，非常感谢周一良、王元化对他的帮助。 还有刘道玉回忆杨小凯的文章。全球华人没有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人认为，全球华人里有可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6个人，杨小凯是其中的一个。可惜他才活了50几岁。杨小凯的学术道路很坎坷，在文革时期他是一个高中学生，他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康生看了以后说，这篇文章绝不是中学生写的，要追后台，把杨小凯判了十年徒刑。幸好在监狱里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他在里面学了高等数学，出来之后，就想走学术道路。刑满释放人员，连考大学的机会都没有。他的父亲跟李锐是好朋友，李锐又把杨小凯推荐给于光远，于光远让杨小凯考进了社科院，出版了学术专著，但解决不了夫妻两地生活。这时，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破格把杨小凯聘成武汉大学讲师。美国邹至庄教授到大陆访问，看杨小凯很有水平，就邀请他到普林斯顿大学去当访问学者、读博士。武汉大学有人不同意。刘道玉硬是开绿灯，让他去了。如果不去，杨小凯也不会取得国际一流的学术成果。他死的时候是澳大利亚科学院的院士，莫纳什大学的终身教授，说明在国际上承认杨小凯的学术成就。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佳话，在当今的中国大学里，已经很少听到了。 回忆父母的文章，一般都是怀念父母的恩情，歌颂父母的美德。但我有意选择了几篇是反思父母的弱点、缺点的文章。老鬼、李南央写母亲的文章，曾经引起很大反响，我编了进来。有一些文章，不是专门揭父母的短处，而是把父母当成活生生的人来写，既写优点，也写缺点。比如北岛写回忆父亲的文章。我曾经和北岛家住在一个院子，跟他父亲赵济年先生很熟。在我印象中，赵先生是很好的人，待人随和、文雅。他是一个保险专家。解放后中国不重视保险，把他安排在民主党派工作。改革开放之后，要恢复保险国际业务，只好把赵先生请回来当顾问。北岛办《今天》，遇到官方很大的压力，父亲给了很大的支持。北岛的回忆文章提到，冰心丈夫被打成右派后，官方对冰心不放心，想了解冰心的思想状况与精神状态。冰心是民进宣传部长，北岛的爸爸是副部长，官方让他爸爸不时到冰心家坐坐，了解冰心的动向，向组织汇报。北岛的态度是理解性地反思。北岛的爸爸把党看得比朋友更高，当时不奇怪。如果换另外一个人，也会这样做。这个事情放在今天，会觉得是不太光彩的事。北岛把他爸爸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如实地反思，不避讳亲人的缺点、弱点、局限，是一种高境界的表现。 五，如何处理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的关系。回忆性属于历史的范畴，拒绝虚构，但从文学的角度看，有一些回忆录也有很高的审美意义。当今中国最好的文学作品并不是小说，而是一些讲述真人真事的散文。 以《风雨同窗》里沈睿的《残酷的青春》为例，她回忆的是小学同学姚锦云，两个女孩子一块上小学、初中，一块插队。作者考上了大学，姚锦云当了出租车司机。80年代初北京出租车特别少，当时的出租车公司全是国有的，中学毕业生能当出租车司机，也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但车队的队长老对她进行性骚扰，弄得她告状无门。那时候是铁饭碗，不在那个单位干，就没了饭碗。她一怒之下，开着出租车在金水桥撞死了6个人。这在当时是轰动北京城的大案。这篇文章一共有6万字，写得非常生动与细致，把文革期间那一代女孩子的追求与爱好，以及互相之间很私密的东西写得淋漓尽致，应当说文学价值很好。 如果把这套书的几十位作者视为一个整体，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他们代表了当代汉语文学的真正高度。 （选自公号“丁东小群”，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丁东 我的妹妹丁宁，退休前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审。她看我们开办微信公众号，很感兴趣，于是也注册了一个，名叫“丁宁心语”。她发表了不少回忆出版往事的文章，引起读者的关注，张冠生、向继东等朋友，都曾给予好评，成为她继续写作的动力。 中国电视新闻的开创者庞啸先生，是丁宁闺蜜的父亲。他晚年写了一本回忆录，名叫《回望——我与电视新闻》，自印出来，送了丁宁一本。丁宁觉得史料价值很高。此书浓缩了中国电视新闻从无到有的历程，独家回忆了许多于史无载的珍贵细节。于是，丁宁在她的公号上选登了其中一些章节，供读者分享。谁知刊发到某一节时，公号突然夭折，已经发表上百篇文章的“丁宁心语”，从此销声匿迹。 她很郁闷。我建议她不要灰心，不妨重新起步，重新注册一个自媒体。于是，她先注册了一个今日头条号，试发了几次，觉得不如微信公众号感觉好，接着又开办了一个新的公众号，名叫“丁宁心声”。在发表新作的同时重新展示旧作，日积月累，又有了100多篇。本书精选了其中的一部分。 第一组文章仍然是出版往事。丁宁1983年大学毕业，考入北京出版社，一直干到退休。三十多年的出版生涯，经历了很多喜怒哀乐。 我手里的某些选题，如《世纪学人自述》，我朋友的一些书稿，如傅国涌的《金庸传》，经丁宁之手，得以在十月文艺出版社付梓。  她赶上了寒暑交替的1980年代，风云变幻的1990年代，进入新千年才结束职业生涯。她享受过成功推出《思痛录》《红色记忆》等传世佳作的喜悦，也品尝过运作好书功败垂成的苦恼。因为工作，她结识了几代优秀的作家、学者。她的回忆文章，讲述了不少书前书后的掌故。对于那些勇于担当，为传承文明付出代价的志士仁人，她追忆了铭记在心的点点滴滴；对于启发、帮助过她的前辈，支持过她的作者，她真诚地表示感恩。对于出版繁荣需要的文化生态，她也记录下自己的思考。一般读者只知道借书、买书、读书，不知出书背后还有那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一本好书的诞生，其实相当不易，不亚于过五关、斩六将。时运交移，出版界风气今非昔比。好书出不来是常态，出成了是侥幸。好书遇上好读者，几成梦想。思今抚昔，并非无病呻吟。 第二组文章是有关三不老的回忆。三不老是北京德内大街西侧的一条胡同。明代航海家郑和曾住在这里。郑和被尊称“三宝老爹”，叫俗了就演化成三不老胡同。1950年代中期，在郑和花园的旧址上盖了八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宿舍，八个单元，门牌是三不老胡同一号。父亲在此分得两居室的单元，全家在这里住了几十年。院里住过不少知名人士，有很多沧桑故事。北岛曾和我们是邻居，写过多篇有关三不老的散文。学者徐城北也曾在这里居住，著有《梦回三不老》。冯亦代、程廼欣等已故作家，均留下涉及三不老一号的文字。丁宁也有很多故事要写，先写了我的父亲、母亲和外婆，接着写熟悉的邻居，都引起我不尽的感慨。 第三组文章是记忆中的名人。北京城里名人多，丁宁因从事出版，或参加公益活动结识了几位，记录下自己的印象。 第四组文章是关注女性。丁宁从九十年代起，就参加了不少与女性相关的NGO组织活动。这也成为她人生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一组文章是域外感受。丁宁的女儿高中毕业就到美国留学，现在是一名外科医生。丁宁和先生姚毅军多次旅美探亲，和女儿、女婿、外孙相聚，家庭本身就是不同语言文化碰撞的缩影，别有一番感受。她讲述的细节，也得到许多朋友的回应。 这本书，虽然都是丁宁生活片段的回忆，但合在一起，大致可以构成她的自传。明年丁宁就满70岁了。回忆生平，正当其时。 附：《记忆中的人和事》目录 序 第一辑 出版往事 老社长陆元炽 永远的小骆 侯琪大姐 《晚霞消失的时候》与姬梦武 张兴春与《十月》 《十月》主编谢大钧 与张守仁交谈 怀念母国政 赵洛老师 马志行的退休生活 怀念刘红庆 从一份丛刊到一套丛书 钱理群与《周作人传》 凌宇的《沈从文传》 《徐志摩传》的前前后后 傅国涌与《金庸传》 《思痛录》出版经过 《红色记忆》出版前后 一本失之交臂的好书 王小妮与刘川鄂 两本关于自然的图书  第二辑 难忘三不老 父亲的干校之行 母亲的无奈 哥哥丁东 忆外婆 冯亦代伯伯 北岛母亲孙美利阿姨 江奶奶 许家父子 郑海天与程廼欣 画家邵恒秋 黄埔同学会会长林仪 余西西老师 第三辑 记忆中的名人 李慎之先生二三事 访叶氏五兄弟 老诗人郑敏 黄万里的人生 Continue reading

图文：赵克 1980年代出版业兴盛，为书报刋插图是画家的常事。 插图的功能一是图解，二是扩展读者想象空间，三是版面装祯需要如版花之类图案。 插图只是图书装祯一部分，早年因应凸版印刷多采用版画形式，后平印与电子分析制版兴起，插图形式日渐多样。 九十年代受后现代设计思潮影响，版芯自由挪移，标题、正文与插图作整体人性化设计，并有了图书标识概念，“图书装祯”改叫“图书设计”了。 从明代木刻版到德国古腾堡铸版又至现代电脑设计与制版，插图随版芯自由挪移，插图被切割，被局部扩大，是常有的事，视图书内涵与视觉感受需要而灵活处理。 话说回来，那年头为争取更多发表机会，也为赚点稿费买书买笔，画了一大摞，不少画家的情形大同小异。 Continue reading

文/ 赵良杰 民国26年，《内黄县志》总编韩兆麟先生为志书写下诚恳序言：“自光绪十八年以来，迄今民国二十六年，已五十年之久，幸有周君余德、曹君秉仁、张君清泉、司君庚光、陆君绍言、孔君庆升等对于邑乘，注意累年，采辑荟萃，煞费苦衷。本欲付诸剞劂，以广其传，奈因外患已起，工资绵薄，不敷支用，无奈暂为保存，不能遂其志愿。惟望后之热心邑乘，志同道合之友，起而代为续办，以总其成，俾传永久。” 韩先生却不知道这本志书后来背井离乡，颠沛奔波，历经45年后才得以面世。 幸有周宋村周余德先生视此志书如命，携稿藏身，辗转流离，1937年周先生携稿逃难信阳，1938年再携稿迁居内乡师岗，1945年又携稿躲避陕西武功，1948年再携稿到湖北羊楼洞，1949年携稿回河南郾城，1950年周先生托孔庆臣将志书捎回内黄，1951年周先生去世。1957年孔庆臣从内黄三中被遣送河北魏县，1967年孔先生去世，这部志书便失踪无觅。可以想见这部志书随周先生经过乱世长夜，窥见一线光明却又埋没尘世，志书上近百年的生死歌哭将化为尘埃，这部志书躺在世间的某个角落该有多痛苦！ 时间又过了15年，1982年内黄县志总编室在《河南地方志综录》上看到了这部志书的名字，失踪的志书收藏在天津图书馆，经过联系协调两个月后奔赴天津，终于见到了这部失踪44年之久的志书手稿，这该是他乡遇故知的惊喜和激动啊！这终于可以告慰诸位先生编辑收藏之苦难，精心复制了两套带回内黄，这部志书才得以荣归故里，重见父老。想起陈寅恪先生的诗句“后世相知或有缘”，是啊！未知他朝重相见，后世相知或有缘。却又想起“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周先生十二年间战乱逃难三省五地，人书不离与书偕行，可谓惜书如命，困苦之际托命故人，仁义尽矣。从1967年至1982年十五年间，这部志书如何从内黄辗转千里到达天津？又如何隐身天津图书馆？至今仍是无人破解的谜语，或许这世上再没有人知道它的辛苦了，这或许也是历代志书的宿命吧。 （图1-3由作者提供，图4-5来自网络） Continue reading

文/ 丁邢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李煜的《虞美人》，已经流传千载。有两位当代学人，由此获得灵感，创办了一个史学平台，每期都以“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题头，这便是郑仲兵、李宇锋主编的《往事》。 郑仲兵是福建人，1939年生，1963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文革中两度蒙冤入狱。在胡耀邦干预下平反昭雪。他在中宣部工作多年，曾任《新观察》副总编、《精品》总编，在中华文学基金会副总干事任上退休。他患上癌症，经历了手术、化疗、放疗，却没有放弃思考与写作。 李宇锋是山东人，生于1963年，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前途似锦的年纪，却患上重病，多次手术，只能坐轮椅活动。 他们两位的年龄相差24岁，共同的志向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在2004年创办了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对历史进行抢救、发掘和整理。他们对历史当事人进行采访、录音、录像，还举办研讨会、编辑图书等，并建立了史学交流平台《往事》。郑仲兵先生是平台的主心骨，李宇锋是平台的实际主持人，承担了组稿与编辑的大部分工作。 如今，他们两位已经成了古人。李宇锋是2016年12月31日去世的，享年53岁。郑仲兵是2023年11月18日去世的，享年84岁。 最近，我重新通读《往事》。鲜活的生命力扑面而来，让我重新思考这个平台的史学价值。 《往事》诞生于2004年9月，结束于2017年2月，历时13年，共出版134期。每期一个主题，一般只发一篇文章，偶尔刊发一组文章。所有内容加在一起，总计280万字。它以印刷品和电子版两种方式，在同仁间小范围流传。作者有100多人，读者估计不超过几千人。但它的史学意义，却不因两位主编的离世而消失。 中国的史学，源远流长。从源头起，就有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传统是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唯帝王马首是瞻。一个传统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是后一个传统的代表。 当代史学，如何面对政治权威，也存在不同的选择。仰其鼻息，投其所好，歌功颂德，涂脂抹粉，固然可以获得眼前利益，短时期可能大行其道，但岁月无情，泡沫终究是泡沫。 有出息的史家，还是会选择司马迁代表的良史传统。 李宇锋曾表达《往事》的宗旨：尊重历史，就是不为利害、好恶、而歪曲、编造、增隐历史事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它关心人在历史中的命运和遭际，并试图在这一基础上对历史进行重新叙述和重新评价；它将成为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观察者、对历史真相感兴趣的人们的交流平台。他们既是作者也是读者。 李宇锋还说：它的目标非常有限，只想在开满天窗的某一段历史中，寻一点真相，做一点注释，只想以陈述者个人的名义，为把历史从宏大叙事的神话，从为我所用的功利主义和成王败寇的权谋主义之下解脱出来，略尽绵薄之力。 《往事》十分低调。甫一问世，就被刮目相看。它既有史述，也有史论。史述主要是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它拒绝平庸，选题精粹。很多文章，都能引领读者穿越遮蔽，进入独特的历史天地，让人耳目一新，猛然醒悟。 我曾向多位关注当代史研究的朋友推荐，也曾到文衡文化发展中心参加过几次专题学术讨论会。在《邱会作回忆录》和《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等讨论会上的发言，在《往事》上刊登；张显扬回忆理论务虚会的文章，也是在我们口述采访基础上充实而成的，这都让我感到荣幸。 中国的史学平台数以千计。《往事》存续期间，有《炎黄春秋》等平台存在，所涉范围大体相似。郑仲兵、李宇锋也是《炎黄春秋》的作者。在《炎黄春秋》之外，还有创办《往事》的必要吗？回头看，十分必要。虽然《炎黄春秋》发行量更大，传播面更广，但《炎黄春秋》是公开发行，不能不受语境约束，不得不自律性地设限，回避某些禁区。《往事》不公开发行，仅在小范围交流，不需要和审查机关打交道，发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空间就大得多。当然，这只是可能性，真正拓展还需要见识和胆魄。郑仲兵先生有独特的优势。他人脉广，许多一流学者都是他的莫逆之交。他和李宇锋以开放的胸怀，吸引诸子百家亮相。曾经在这里发表文章的李锐、吴江、冯兰瑞、朱厚泽、戴煌、邵燕祥、王年一、张思之、李洪林、张显扬、阎长贵、刘家驹、迟泽厚、吴小龙等，都已先后去世。郑仲兵晚年没有出版整本著作，多篇精彩文章，亦仅见于《往事》。比如他和傅高义的对话，别处就看不到。 《往事》虽然在七年前划上了句号，但它起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继《往事》之后，《记忆》《昨天》等电子刊物陆续诞生。创办者都是《往事》的作者。他们是否受其启发，要由当事人来回答。这些民间史学平台，都保持了很高的学术水准，不事张扬地推进着当代史研究。国运艰难，史不绝书。爝火不熄，他们为将来的中国史学史，书写了绕不过去的一笔。 （原载公号“丁东小群”，原题“往事知多少”，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黄成勇 《油菜花》是一幅油画静物，见于一种挂历封面。封面有手写题言：“老夫无他物，送尔一案春——居平”。老画家王居平先生女儿王乔女士赠，时在二０二二年元月。 王乔在崇文书局（湖北辞书出版社）建社时任美编，退休时在湖北美术出版社。我到崇文书局上班，邀请她回来主持美编室，为一大套图书“剪裁”书衣，整体风格统一，每册都有变化，体现图书内容，大家一致称赞。后来有几种图书，或一起组稿，或居间协调，或到印厂解决技术难题，出力挺多。她为人热心快肠，个性活泼开朗，富有感染力，且富正义感，大家都称她乔姐，足见人缘很好。装帧艺术大师张守义曾为她速写造像，浓眉大眼，开心大笑，极为传神。擅观察，善模仿，或坐或立，二三个动作，一两个表情，就能把某人特征，拿捏得形神兼备。这种艺术秉赋和能力，颇使人揣想，究竟是先天造就抑或后天练得？或有家族影响？那时冗务繁多，未便探问。有天我正拆封作家徐鲁寄赠写徐迟的港版新著，乔姐来谈事，取书翻阅一过，悠然说，在沙洋“五·七干校”，与徐家两代人都关系深厚。我则说，熊召政、徐鲁两位先生曾带我去水果湖拜访过诗人，当时宾主俱欢，岂料不到半年，诗人就振翅飞天。 有一天，我记得是二０二０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乔姐与同事谈天，手持一书，正是我参与责编的美术笔记本《赏画》(中国卷)，空白处写满钢笔字，我取来一翻，顿感兴奋——这套笔记书策划立意，在于可赏可读兼可写可画，有人施墨纸上，就契合出版目的——只见书中抄有很多古今中外绘画大师名言，又有一些个人读美术理论体会。首先触目，便是郑板桥题画竹夫子自道：“其实胸中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于是磨墨展纸，下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之乎哉？！”乔姐说，这是父亲所为，年逾九秩，住养老院，写写画画，日课不断。我庆幸这种笔记书有了一个最好的读者和使用者，请她便中拍一些照片发来。不久，十数帧照片发来，另有徐迟致“居平、朱仪、乔乔”书翰手迹一通，纸短情长，且富诗意，信息量大，令我惊喜：原来，乔姐父母先落实政策，离开干校到鄂西北工作，母亲（画家朱仪）分配郧阳地区新华书店，是我不曾谋面的前辈店员；乔姐在十堰一中就读，招工到二汽工厂，后来考上大学学美术；父亲则分配到郧阳地区群艺馆——王居平先生是这样引起我高度关注。 “乔乔的学校安排好了没有？不要忘记我们在屋西溪边的谈话，……当时有白鸭彩鸡十六只在场可以作证，要有决心这样做啰！那末，做起来吧！要‘认真’！”小文中说徐迟信“且富诗意”即指此。 一个月后，“一个冷酷无情，肉眼看不见，医生管他叫‘肺炎’的不速之客，在艺术区里潜蹑着，用他的冰冷的手指这儿碰碰那儿摸摸。……这个坏家伙明目张胆地走动着，每闯一次祸，受害的人总有几十个。”这段话引自欧·亨利短篇名作《最后的常春藤叶》，用来形容新冠病毒肆虐武汉，颇为形象和恰当。当然，情况远比欧·亨利叙及情形严重许多，困居家中，每天都会为武汉拯救与抗争的各种人、事所感动。 二０二二年元月，武汉仍处在各种管控措施之中，乔姐快递寄来一本挂历，十三张月历画中，有若干幅旧画，已见于《王居平画选》，但这幅封面画《油菜花》从未之见，应是新画，与几个朋友微信交流，得知是老画家在养老院路边检来插瓶，并对之调色作画。这幅画，是画家自己满意的近作，却也是最后一幅油画。 背景着色由蓝绿构成阴郁气氛，有理由推想作画时已近傍晚，天气恶劣：“与夜晚同来的是北风怒号，雨点不住地打在窗上”（见《最后的常春藤叶》），每滴冷雨都满含恶意，每阵寒风都居心叵测。木案一角色呈深褐，案上一盘光影灰暗，盘里盘外，各置一暗绿半透明劣质玻璃瓶，晦暗包围之中，凭借或立或欹两把青绿瘦枝，大群金色小花兀自绽放。花开得欢闹恣意，生机盎然，好象不是两丛油菜花，倒是一片笑声：轰然而起，兴高采烈，一阵清丽婉转，又叠加一阵高嗓朗声，细辨有春阳下蜜蜂振翅之声，再辨有雨檐下翠鸟跳跃之声，一枝斜逸，应是“仰天大笑”而出，几朵翩坠，或是“心轻一笑”而落？好一个“送尔一案春”！这幅画，主旨是满怀希望迎春来，固然如板桥所言，有意在笔先之定则，画家笔下之花，已非眼前之花，而是心中之花。彦悰所谓“触物为情，备皆绝妙”，却又是不同观赏者趣在画外之化机。在我，则化视为听，听见春天。 那时我正苟且偷生，“偏安一隅”，惶恐莫名。这幅画出现的时机，不得不使我想起《最后的常春藤叶》：年青女画家琼珊身染肺炎，感觉沉疴难起，每天数窗外墙上逐日减少的常春藤叶，跟同室女友苏艾说，最后一片叶子飘落时，她就该离去了。医生无奈地说，“这种精神状态使医药一筹莫展”。同在一楼的老画家贝尔曼知道琼珊病情后，冒着风雨，连夜搭梯子悄悄在墙上画了一片绿叶，画得逼真，正好在藤蔓处，而且叶缘已经泛黄。结果当然是这片”绿叶”在瑟瑟风中始终不落，而琼珊的病竟渐渐好了，又重新打算去加勒比海海岸画海。 武汉人和武汉市，疫情期间被称为“英雄人民英雄城”，在我心目中，王居平先生就是贝尔曼式老英雄。我受这幅《油菜花》的感染，很想写写这位老画家，表达一下敬意，却一直没有动笔，我想，画家既然在郧阳工作生活过，一定会有些“蛛丝马迹”与我的关切相勾连并成为一种缘份，从而使我起兴下笔。果然，最近一些相关信息接踵而至，先是，竹山县熊昆老师（教过我一堂美术课：画头像的规则“三停五眼”）在《堵河》杂志载文说，曾师从王居平先生学画：先生曾多次到过竹山，并在田家（今上庸镇）、擂鼓等乡镇辅导绘画与泥塑；接着，我从冷摊寻来《王居平画选》，从中发现有几幅竹山题材画作，如油画《竹山堵河小景》，炭精画《山区女教师》（有题识标记为竹山），都令我这个竹山人欣喜，因为故乡正是我的关切；紧接着，又听说竹山后生许东，幼罹小儿麻痹症，行走拄双拐，立志于绘画，报考湖北美术学院，先生时任学院教授，斡旋助其破例录取。许东毕业后，以工艺美术专长在印刷企业工作，现在武汉创作、课徒，且颇有成就。竹山一中七七级高二（四）班学生都认识许东，因其姐姐是同班同学。最近，正值竹山《堵河文艺》创刊五十周年，见到老作家罗维扬（曾任《今古传奇》杂志主编）刊于竹山县《堵河文艺》公号文章，提到王居平先生四十年前为《堵河文艺》设计封面旧事，罗老师颇为动情地设问，“他老先生还健旺吗？”我急忙给乔姐打电话，得知老画家今年九十七，有小恙住院，却无大碍，总体健康。乔姐还发来湖北美术馆新近给老画家送画作收藏证书的视频，果然精神矍铄。我又急忙把这些情况转告罗维扬老师。如果没记错，我的唯一一篇所谓小说，就发表在这位老画家设计封面、罗维扬主编的《堵河文艺》上。 在郧阳工作期间，王居平先生还戴着“摘帽右派”帽子，经常到各县辅导美术创作，上述点滴竹山事迹和留痕，说明只要心中常怀春天，身份贬谪并不能禁锢艺术生命如花绽放，同时印证原竹山县老县长闫进忠先生精辟论断：“贫困山区文教卫事业得益于‘臭老九’时期”，此所谓士子不幸而山民有幸，此亦所以潮州有“韩江山”而黄州有“文赤壁”。“所以切不要悲伤”。 如果真有一个平行时空，欧·亨利或许正埋头改写《最后的常春藤叶》，欧·亨利式结尾仍然精彩：为让琼珊对生命怀抱希望，老贝尔曼画“最后一片绿叶”时，不敌风寒，也染疾送院急救，由于病患骤增，医院一片忙乱，护士或护工，弄错了病历牌，噩耗其实是讹传，老贝尔曼没有死，一直幸福地活着。有人看到琼姗和苏艾陪着老画家在加勒比海岸某沙滩作画，并用一个中国年轻诗人的名句署题画作：春暖花开。 二０二四年元月十八日（农历腊八） （原载公号“佣书斋”，获作者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黄成勇 早在《开卷》创刊之前，记得是一九九八年，在陕师大校园与宁文先生初见。徐雁先生主持“华夏书香丛书”首发，我们同为编委，一起与会。有一些共同点，除都喜欢读书外，都是六十年代生人，都没有堂皇学历，第一职业并非文化工作，还都喜欢“叨陪末座”，故每参会，除情非得已，遇纵向排座而择其后，遇横向排座则择其偏，于是这次会议有一帧合影，他以年少略显青涩、我以年轻已带暮气并坐摩肩且偏于一隅，共同见证徐雁先生“不信书香唤不回”从理想到实践，被我留存至今。 过两年，《开卷》创刊，若说没有功利主义，则我难以予信。那时蔡总玉洗先生以译林社社长兼凤凰台饭店总经理，《开卷》应是“文化凤凰台”的有机组成部分。搭台唱戏，各有分际，凤凰台上，《开卷》或不过为“舞美”，可视之为“末”；凤凰台外，《开卷》有独立文化品格和卓异文化个性，可称之为“本”。本末可以倒置，随机换位：以本换末，是取得生存发展资质，变末为本，是刊物自身具有内在动力。这，我猜度是蔡总最初的设定，《开卷》生命力也因此坚韧持久，抗得住时移事易的颠簸。换手宁文，未详“换手率”何时达到百分之百，总之后来一手独裁，遭遇更多困难坎坷，但也愈加生机蓬勃。所谓困难坎坷，是背后没有企业依托，生存日艰，这从邮寄信封变化多端可以推知其困窘，多年以来，我所收《开卷》，见到过译林社、凤凰台饭店和《译林书评》信封，也见过邮局过期废弃贺年卡封，有一时段用南京某工厂信封；一些年一期一寄，一些年两期一寄、最多时四期一寄。但是，信封一直都是“长枪大戟”宁文手书，里边总是装着端正素净的刊物，内容总是保持一贯的上乘水准，随机抽读总是使我开卷有益，而列在“开卷文丛”“开卷书坊”名目下的图书逐年增多，渐成大观。此所谓生机蓬勃者也。 读宁文新著《写在开卷边上》，想起上述这些，同时又想到前些年，有人采写报道宁文时用的标题：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这种意象，未详习水墨画的宁文如何泼墨写意，揣度他会避实就虚，必不欲在“所来径”上去刻意着墨。而这本书，记述文稿、书稿编辑工作实务，与诸文化人交往实录，却又无法渲染“横翠微”，倒可以工笔细摹“所来径”。果然，与宁文以往多册著作一脉相承，全书语言平实，记叙翔实，所写尽为书人书事，于《开卷》和“开卷文丛”“开卷书坊”，虽曰“写在边上”，实则倾情其中。令我生出许多感慨，择其要是： 一，《开卷》是一支温暖的手，抚慰了无数落寞的文化心灵。上世纪八十年代，《读书》杂志曾推出“读书无禁区”专题讨论，响应改革开放的实践理论，未几，三联书店又推出书话系列图书，使书话这种颇具新意的文化散文一时读写两旺。此后直至九十年代，许多大报辟读书副刊，更有多种专业读书类报刊问世，编、写、读诸方共同助燃书话热，代表着阅读风气在国内形成。当许多报刊读书阵地逐渐由商业广告换防之际，一批有能力、有识见、有品位的民间读书报刊应运而生，客观上接力官媒副刊，继续提倡读书，而又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得到一批读书人的认可和拥护，盖因他们在经济大潮冲击下，也正手足无措，备感落寞，文化心灵无处安放，流沙河先生曾把这种现象譬之为“甘瓜苦蒂”。这些报刊中，虽优长各具，宁文主编的《开卷》无疑是翘楚和旗帜。本书《<开卷>十五岁，翩翩少年矣》一文中，开列了一个长长名单，可以看到《开卷》作者队伍庞大而又显赫。这些专家学者和作家，本也是大小公共报刊争相组稿的对象，但很显然，他们更愿意给《开卷》之类的民报民刊供稿，何以故？也许因素原有多重，就刊物说，同气相求，同声相应是其一吧？就编辑说，虚心向学、尊重文化又其一吧？就作者说，堪托文稿（包括心事），视为友朋（甚或知已）又其一吧？宁文依托《开卷》，广泛联系作者，陆续结集“开卷书坊”九辑数十种图书，如果加上以《开卷》为名头的图书如“开卷书坊”，应有百多种，均以一人之力策划组稿，联系出版，而且颇获好评，在多年“出版难”现状下，堪称一个文化奇迹。某年出差南京，宁文曾向我谈起此中甘苦，说最关健是要找到（三观相同的）出版社社长和责编。这固然说明“吾道不孤”，作为业内中人，我深知这须“踏破铁鞋”。因而，倘有机会与出版“开卷”系列的诸责编和社长见面，要请他们受我一拜。上海彭卫国先生、湖南丁双平先生，都曾当“开卷文丛”“开卷书坊”的东家，曾有一见、二见之缘，再见该当二拜三拜了。 书中长文《缘为书来滋味长》述编、读经历，其中说及编“开卷文丛”第二辑时，收入当时并不为读者广知的谷林、李君维二先生文稿事，使我想起某年往访谷林先生，坐在书桌一侧木椅上闲谈，先生示我一信，正是宁文“长枪大戟”约书稿信。那些年，我办的报纸托庇于先生，常得惠赐文稿，正谋划为先生做点事，不意宁文捷足先登，次年便见到《淡墨痕》。这里要说且宁文并不知道的是，正是他这封约稿信，间接催生了谷林先生的另一部著作《书简三叠》。其实，何止谷林和李维君，多年来纳入“文丛”而声名并不彰显的书话作家，为数委实不少，如湖北的王成玉先生等。 书中记与黄宗江、黄裳、锺叔河、李文俊、流沙河、周退密、褚钰泉、蔡玉洗、韦明铧等文化人交往诸文，虽大多记事，直陈事务，殊少抒情，但就是在这些日常琐细之间，流露出真情。一种尊重文化、亲近文化的温暧情怀，在读者展卷时，自会感知有如和熙春风一样的热情拂面而来。 二，《开卷》是推动摇篮的手，促使民间阅读活动茁壮成长。《写在开卷边上》有关涉全国民间读书年会文章多篇，为之前宁文著作没有提及，而在此书集中呈现，是崭新内容。读《民间读书报刊年会缘起》，使我不期然想起温庭筠那首《商山早行》。犹忆二００三年年末，由蔡总与宁文在南京以《开卷》名义发起民间读书报刊讨论会，可不就是“晨起动征铎”？然后一路逶迤前行，连绵不断，至今秋成都年会，忽焉年已十八，成一茁壮小伙了。就此回望，恐只有早行的人，如蔡总、宁文及最初几届招集人等，才能赏及“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而一众为年会倾心倾力的主事人、参与者，自然堪配欣赏“槲叶满山路，枳花明驿墙”的明艳。这个并无严密组织和控制规则，却颇具吸引力的民间读书活动，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的关注和支持，说明初始设定健康、运行机制良好，后续动力十足。最近，有家文史刊物关注及此，询民间读书年会社会意义何在？我答以一是及时因应社会，契合各地全民阅读活动，通过新书分享会、专家读书论坛和讲座等形式，倡导读书爱书，推动阅读风气的形成；二是积极介入当地文化建设活动，如书店、书院、图书馆、文化馆、纪念馆等，得到当地党政部门充分肯定。如本次成都年会，就与成都市打造“书香成都”“书店之城”无缝对接，故而受到成都市委相关部门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三是促使上承“诗话”“词话”，下开“书话”先河的中国书文化随笔写作，达到空前繁荣。在民间读书年会中人（包括经常与会的书商、出版社、书话作家群、媒体人）直接作用下，国内公开出版书话类著作达数百种。四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以外，先有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解放农村生产力，后有民营经济崛起而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有包括读书年会之类众多民间文化活动兴起，证明社会发展自有其经济文化不可偏废相悖、最终须协调发展的逻辑，而民间读书年会的发起、发展，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宁文以年会协调人常打理会议事务，故年会召开时每在台上；我则仍沿陋习喜欢“偏安一隅”。不意第十八届年会闭门会议环节安排坐在一起，分任主、副主持，坐得近，打量一下，已不复再有当年青涩，头上竟已霜花点点，我已是“雪染的风采”。这一次并坐摩肩，不意又见证了年会主办权的激烈纷争。这令人大喜，试想，年会若没有丰厚内涵，何来强烈的吸引力，因而凭谁来争？因此要恭喜蔡总、恭喜宁文。 《写在开卷边上》收入部分书友谈《开卷》“开卷文丛”及读书年会的文章，约占四分之一，可以帮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宁文的工作。而有些评议未收入书中。 如，川文社老编辑、川师大教授、被称为“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福尔摩斯”龚明德说，宁文做成的事情，太不容易了，完全可以作为“成功学”的案例。 又如，作家、画家、独立图书出版策划人、被称为“中国的毕加索”彭国梁说，宁文的经历可以成为当代“励志学”的典范。 再如，一直致力推广全民阅读活动的南大教授、学者徐雁说，在民间读书报刊办刊人员中，最具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精神且成绩斐然者，唯白下宁文和历下自牧。 宁文为文不事雕琢，不尚文饰，如结绳记事般有简古之风。在内心深处抱朴守真，精神素淡，心灵清洁，不事张扬，默然劳作。我尝言，在读书年会的朋友中，有三个人微有驼背，龚明德、董宁文、马国兴。这是长期为人作嫁的结果。偶尔与宁文闲谈，颇有一些体已话，他说，现在把什么都已看得很淡。我表示理解，深知人有多少做事热情，同时也便会面对多少凉薄。待读完《写在开卷边上》，我发现并不尽然，正如谭晶所唱，总有一个心愿不能忘，总有一个热爱不能凉。人没法把什么都真正看淡，比如读书、比如爱书、比如像宁文这样，倾尽全力帮助读书人和爱书人。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