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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子张 記得成勇兄來杭州那次，我陪他去一家舊書店，看到他買的書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文學類集子，我多少有些好奇他何以對這些沒有多少文學價值的書感興趣，他說不是為了內容，乃是對這些書的封面設計有興趣。 他的話也喚起了我的一些印象，又進一步想到文字語言相比圖畫語言的確多了些局限性，蓋圖畫語言本身更貼近藝術，不似文字語言那樣容易暴露缺陷。舉例言之，五十年代詩人李季的石油題材詩作《當紅軍的哥哥回來了》就內容說政治性大於藝術性，但其封面和一些插圖仍富有民間藝術質樸率真的美感，而幾乎看不出意識形態的東西，因而也就顯得更加純淨一些。 當然，除了這層道理，那次買書給我留下的主要印象還是成勇兄對書籍裝幀的濃厚興趣。但當時我無法預測他後來會策劃這方面的事物，一晃若干年過去，直到去年才又在諸暨見到他。時間匆匆，竟未多聊。 不意近期收到由他策劃並擔任責編的兩冊別緻的精裝書:孫以煜編的《插畫師》和《勞動頌歌》，兩本都是畫冊，卻又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畫冊。編者是業餘收藏蘇聯老版畫的旅俄商人，去年就由崇文書局出過一本《偶拾拈花——蘇聯老版畫原拓收藏筆記》，今年剛出的兩本則分別是他收藏的四位蘇聯版畫家的書籍插圖、藏書票和蘇聯老版畫中勞動題材的作品。 假如從先入為主的角度聯想，很可能會想當然地產生對“蘇聯”這一概念的某種偏見，猶如提及不堪回首的過往即會有關於種種歷史病症的不愉快記憶。但是，正如面對李季詩集的封面和插圖時一樣，那種由於過於強烈的宣傳慾望導致的修辭暴力並未出現，加之更加拉長了的時空，我看到的更多屬於生活自身呈現出的美。我從未身臨其境地感受過“蘇聯”的大自然與人，但拋開“蘇聯”這樣的抽象概念，與那些起伏的群山、靜靜的河流、遼闊的草原、勤勞的人民直接面對，則我從畫面上看到的一切就無不與我親身經歷的完全相同。它們提醒我，藝術家也罷，藝術也罷，面對的始終都應該是生活的本相，一切意識形態的表述若不能貼近這本相，遲早都會脫盡它們可憐的金裝。自然的美永恆，人的美永恆，為了自然與人和諧共處的勞動之美永恆，表達了這一切美的藝術永恆。 作為版畫圖書，其構思、設計、裝幀更是臻於極致，我也只有以賞心悅目這類外行話表達我對兩本書的印象了。 十一月廿六日晚，子張於杭州午山。 （以上内容选自“佣书斋”，获作者授权） Continue reading

采访| 符坚=F 策展| 孙凤=S F：夏至为什么选择马远《水图》来体现“韬光·清和”的状态？ S：“日长之至，日影短至，至者，极也，故曰夏至”。夏至这日北半球白昼最长，正午太阳高度最高，达到时间的一个极致状态。极点也是临界点，阳极生阴，亢龙有悔，从而继续在变化中平衡。 夏至日作 唐 权德舆 璿枢无停运，四序相错行。 寄言赫曦景，今日一阴生。 因此，越是艳阳高照、气温蒸腾，越需要沉静清和，韬光养晦。此时观看南宋重要画家马远的《水图》，顿生清凉意境。《水图》由十二册页成卷，以水为描绘主体，笔法变化万千，曲尽水态之妙。除第一段残缺半幅无图名外，其余十一幅均有皇后杨氏题名，分别是：洞庭风细、层波叠浪、寒塘清浅、长江万顷、黄河逆流、秋水迴波、云生苍海、湖光潋滟、云舒浪卷、晓日烘山、细浪漂漂。据考，《水图》以十二个“天之大数”寓意当时的十二州，因此这幅垂范之作更具历史价值。杨皇后精于鉴赏，题咏恰切，我们之前在“小寒”节气中提到的马远之子马麟《层叠冰绡图》，也有杨皇后题诗。若在今天，或许她会是一位很有见地的“策展人”，联想到英国凯特王妃也做策展，都是文化艺术的积极推动者呢。另外，杨皇后也“颇善丹青”，据传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馆的《百花图卷》即为其做婕妤时所作。 回到水的题材，在我们的文化中可谓古往今来滔滔不绝。有时间的隐喻，譬如《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有空间体量的认知，譬如《庄子·秋水》：“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有史诗般的开阖，譬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有由物及人的比兴，譬如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时而豪情万丈：“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唐 李白《将进酒》）时而意态天真：“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宋 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其二》）时而多情善感：“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宋 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时而怡然自得：“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唐·张志和《渔歌子》）林林总总，不胜枚举。此时再看马远的十二《水图》，便又多了数重意象呼应，波光粼粼，回味无穷。 （以上内容获允选自“Phoenix 艺游”） Continue reading

文/ 黄成勇 最近，我“粉”了文川书坊的藏书票。 叶灵凤曾指称藏书票是“舶来”的，而藏书印才是“我们”的。作为颇知甘苦的藏书家，煌煌三册《读书随笔》，谈及许多藏书的乐趣和知识。其中，“因为西洋书多是硬面厚册，适宜于粘贴，正如软薄的线装书纸张适宜于钤印一样，西洋的藏书票和中国的藏书印，正是异途同归的事。”中外文化有异，但爱书的人，总愿在珍藏的书籍上，“烙”上自己的印记，不致轻易散失，以示珍爱宝藏，则天下皆然。我的识见非常有限，这是最初见到的关于藏书票的文字。 后来，朋友间“玩票”的渐多，使人兴趣益增。有些出版社也在适宜的书上，附贴一枚书票，以馈读者。这样，藏书票不仅作为藏家个人的独有标识，也是书文化，成为公众欣赏的艺术品，而被广泛接受。2004年冬，十堰举办“第二届全国民间读书报刊讨论会”，安徽倪建民老师，操刀制作平面、凸面各一枚书票，尤以制模凸印的《民间书声》藏书票，形意俱佳，令人大开眼界。当然，作为相得益彰的配置，这本民间印制的《民间书声》，也仿民国时期鲁迅等出版先贤的作法，在书后贴上了版权印花。 崔文川先生制藏书票，我早有耳闻，只是这个民间读书盛会已办十多届，我却掉队已久，一直无缘识荆。直到2017年，得到集结召唤，我在浙江诸暨追赶上民间书香队伍，旧雨新知，兴会淋漓，此时才晓得，文川先生也是一位“积极的书的结缘者”，已与会多年，且每年都为年会制作纪念书票，在藏书票和制笺领域，早已斐然有成了。把晤闲谈之间，他对崇文书局出版的苏联版画甚感兴趣，会后我便奉上一册。未料他又购买十册，馈赠友朋。后来，我把苏联藏书票样给他发过多枚，他发来苏联版刻火花多枚，可见其收藏的独特兴趣。今年郑州年会，文川先生循例制纪念票一枚，是“漠漠云林小小山”的国画风格。对藏书票素有研究的陈子善老师当会称赏，誉为年会历届“崔票”最好的一枚。 观赏文川先生的藏书票，虽不乏“拿来主义”、对西方书票有所借鉴的作品，但堪称佳构的，还是那些具有中国木刻版画特色的作品。如《守愚斋藏书》票，一小女孩扮花旦持花扇造形，工笔细致，但又似水粉，正是“霓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体现了票主戏剧工作者的身份。人物巨眼炯炯，有思无邪。背景却好似水墨写意，设三重色，从下至上，由浅渐浓，意为“云山几盘”？拟或“江流几湾”？ 又如《熊召政珍藏》票，黄底蓝线，并非广厦阔院，但形制佳胜，园中设多孔石山、植罗汉针松，两古人偏于一隅，抚案对谈。所谈何事？莫非“每叹忠臣多取祸，更求史笔辩群诬？”书票左上一角，竖写“梨园书屋”四字，使我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票主正构思写作《张居正》时，经徐鲁兄引荐，一同往访梨园书屋的情景。 而《徐鲁喜读之书》，褐底绿叶，黄蕊白花，人淡如菊。构图简捷明快，花叶摇曳生姿，颇具西方版刻之风。徐鲁兄是儿童文学作家、诗人、书话作家，著作等身，若无所执着则无以至今天，若无所淡泊也无以至今天。 《贺卫方之书》票，堪称中西结合的善制。画面无边线，显得广博宏大，前为西方司法女神造像，黑色线条，身姿略侧，颇显力度，身后圆型构图，浅蓝设色,是中国古长城，藏书票的规定标识字母以弧状呈现于左上，再后，蓝色更浅，几近于灰，则为大地山川江河，充塞天地之间。票主是学者，作中外司法比较研究，票中体现的、想要表达的、画面暗寓的，是不言自明的。 文川书坊为崇文书局绘制的藏书票，是专为孔网定制的系列毛边笔记之用，与上述私人书票不同，有着不少设计难度。拜托文川先生之后，自己都心中惴惴，不知他会弄出什么东东来。待到发来样稿，深合我意，又殊出意外。连与美术界多交游、眼光颇为挑剔的同事也称赞有加。 这是一枚可以细加揣摩欣赏的藏书票。 米黄的底色，有边框枯笔墨线，像古代版刻，颇显古意，人物有二，一书家举臂题壁，与一侍砚墨童相对成趣，暗示套书出版，意在提倡书写。摩崖壁面书名安排错落有致，书名本来直白，并不稍事含蓄，体现套书十册，内容多为中国传统文化，如诗词、书法、版画、花笺、手帖、戏曲绘画与唱词、线描佛像与禅语、中外绘画的赏析图文。与人物挥毫、侍砚动作结合，体现出套书内容可赏、页面可写的特色。左下角是崇文书局logo，右下是一枚“崇文馆”押角朱印。崖壁正中题“来日方长”红色四字，正是套书系列名。其实人生苦短，来日虽然可待，去日奈何良多。如若有人凭借一册（或多册）精美笔记，读赏美图好字，有若面对美食而“食指大动”，一时兴来提笔，或写日记，或作笔记，或画速写，随手记录生命点滴，雪泥鸿爪，乃至生活悲欢，真情实感，甚或雁来鸿往，山水之乐……在电脑普及，传统书写似乎日暮途穷的今天，这已是非常隆重地善待自己的岁时生命了，也不啻古人镌字勒石、“藏之名山”或“传之同好”。这枚书票中的“来日方长”意念，是通过摩崖石刻和虬然古松的意象来表达的，既表达的是鲁迅先生所谓“纸墨更寿于金石”，也表达赵家壁先生所谓“书比人长寿”。我在冷摊得来的丛残中，有一地主日记中写的颇为工整的联语，上句为“纸墨千年会说话”，见于1948年初，一支南下武装干部工作队的队员日记。却原来，懂得纸墨和书写之可珍贵的，不仅是著作家和编辑家而已。不消说得，积极投身爱书文化，广结书缘，既擅制书票，也擅制笺谱的文川先生也深自懂得，于是有此佳票出焉。 于是文川先生就这样圈我为“粉”了。 （以上内容选自“佣书斋”，获作者授权） Continue reading

小雨 绘 Continue reading

文/ 蒲 湖 文化生活出版社是一九三五年五月创办于上海的一家民营出版社，原名文化生活社， 由吴朗西、丽尼（郭安仁）、伍禅（陆少懿)等人筹办，当年九月更名为文化生活出版社（以下简称“文生社”），巴金任总编辑，吴朗西任经理，主要出版中外文艺书籍。 近得文生社“译文丛书”几种，其中有土纸本的《父与子》、《贵族之家》、《前夜》。 关于土纸本，姜德明先生在《土纸书的特殊价值》中说：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国大半土地，…… 印刷设备和纸张极端缺乏，印书只好因陋就简地采用土法制造的手工纸，纸质粗劣，颜色发黑，铅字磨损不全，常有字迹不清或在书页上留有空洞…… 从印刷技术来讲，这样的出版物可以说是历史的倒退。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诞生的这些特殊的版本，无疑地又带有时代的烙印，把它作为文物来看待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薛冰先生也有《土纸本》一文专门论及。这种书所用纸，土法上马制作，大多纸软且黄，长短不一，厚薄不均，导致油墨淡浓不一，部分字模糊不清。与巴金研究会的一老师闲聊，说该社出版的土纸本少见，可以挖掘挖掘，激发了我的兴趣。根据淘得的书，寻找相关资料，本文重点说说“译文丛书”。 屠格涅夫选集之四《父与子》，巴金译，文生社刊行，译文丛书，民国卅二年七月桂一版。我手上的是民国卅二年十一月渝二版，有米色报纸和土纸本两种，米色报纸本价格壹百肆拾元，土纸本陆拾贰元捌角。我藏的为土纸本，书封底左边竖排印“广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证礼书字第一六八号”。 巴金在本书的后记中写道：七年前我与陆蠡、丽尼两位相约翻译屠格涅夫的六大名著，当时讲定每人担任两部。我选了《父与子》同《处女地》。他们早都交卷了。我的却没有消息。友人们知道我这些年来过着忙乱的生活，他们始终没有催逼过我。但是我还不曾把责任心完全失去。我终于找到一个赎罪的机会，我把《父与子》译出来了。不管我的译笔是如何草率、拙劣，但我毕竟交了一次卷了。 此后记写于一九四三年三月。书原来的持有者在书尾毛笔字写有“卅四、七、三读于王曲军校”。关于王曲军校，即黄埔军校第七分校。设于陕西长安王曲镇城隍庙内，一般常简称该校为“王曲军校”。学校创办于一九三八年，胡宗南任主任，一九四六年元月第七分校正式撤销。毛笔所写读后记印证此书原持有者曾在黄埔军校的王曲军校工作或者学习过。 屠格涅夫选集之二《贵族之家》，丽尼译，文生社刊行，译文丛书，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初版，民国卅二年六月渝一版，有报纸本和土纸本两种，报纸本定价柒拾玖元陆角，土纸本叁拾玖元捌角。我藏的为土纸本，书封底左边竖排印“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证世图字三四三一号”。书前有译者一九三七年二月所作“译者小引”。书原持有者在书尾毛笔字写有“四、十九于南阳旅次读完，诗一样的平静的叙述，对于过去时代的美丽的回忆，掩卷不胜叹息”。 屠格涅夫选集之三《前夜》，丽尼译，文生社刊行，译文丛书，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初版，民国卅二年三月渝一版，土纸本，定价贰拾伍元陆角。书封底左边竖排印“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证世图字第二九九八号”。书前有译者一九四二年七月写的“渝版小记”：在抗战的前夜译完这本书。沪战爆发时，听说原稿已经毁在印刷所了。但结果却竟抢救了出来，而且终于出了版，不能不说是幸事。沪版很难流行到后方，有少数被运到后方的，售价也奇昂。因此，趁着书店重刊《屠格涅夫选集》之便，把译文重读了一过，改正了一些显明的误植。书原持有者在书尾毛笔字写有：“卅三、四、廿三读于南阳旅次，对于英沙罗夫的死，我寄以深深叹息。作者为何不让英沙罗夫参加到实际的保加利亚的解放战争中去呢？为何不让保加利亚人民‘寄托希望者’带给保加利亚？虽然这样作者也许含有更深的用意，但这样草草的’病’的处死，仍是凶残的行为。英沙罗夫是应该让回到保加利亚去，保加利亚需要他，保加利亚人民也需要他呀”。 以上几本书封面印有“屠格涅夫选集”的字样，字体是红色，其下的书名占据封面的中心，底色为长条形，上下均为波浪形，书名竖排于中央，设计为黑底反白。内文为竖排繁体字印刷。从整体看，应是手工木刻之后制版印刷的。姜德明先生谈及这种版本时说“在抗战期间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由于日伪的封锁，如重庆、桂林、成都等地同样只能以土纸印书，包括图书插图和刊物封面也都以手工木刻来制版印刷……这些书刊保持了原拓木刻的质朴韵味，甚至是现代铅印技术无法代替的一种艺术境界”（见《土纸书的特殊价值》）。书封底均有文生社社标图，图标内“文化生活”四个美术字自左向右分两排排列。此社标图与后来的社标图有异，后期的社标图为一个低头看书的人及脚下“文化生活出版社”七个字自右向左一排排列组成。更难得的是，三本书里面各有一张单独的人物表，如今七十多年过去了，都完好无损夹在各书中。 黄源在所编的《外国作家研究》（卢那查尔斯基等著，鲁迅、茅盾等译，上海生活书店出版，民国二十六年六月初版）一书“前记”中写道：一九三四年夏天，在鲁迅先生的热心倡议与主持之下，藉着茅盾黎烈文诸先生的有力的赞助与支持，给了我们一本以介绍外国文学与外国木刻等艺术为职责的杂志—《译文》。这本杂志自创刊以来，转瞬间已有三年多历史了，其间虽曾起过波折，停刊过一时，但复刊之后，这主要的趋向，明显的特点，还是竭力保持着。而且为了应和与强调这趋向，另外编译了‘译文丛书’，在文生社出版。现在已出版的名著，有果戈理选集二册，屠格涅夫选集三册，弱小民族作品选集二册，等等十余册。写作时间为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八日夜。《译文》由上海生活书店发行，是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月刊，由鲁迅、茅盾、黎烈文发起，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六日创 刊，至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六日出至第十三期停刊。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译文》复刊，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发行，至一九三七年六月新三卷第四期停刊。《译文》的前三期为鲁迅主编，此后由黄源接编。 既然《译文》是生活书店出版的，要以“译文丛书” 的形式出版单行本，顺理成章应由生活书店出版，为什么又花落文生社呢？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鲁迅为《译文》发起人之一，《鲁迅书信集》、《鲁迅日记集》对此给出了答案：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生活书店请鲁迅去上海南京饭店赴宴，“晚与广平携海婴往，同席共十人”，商谈《译文丛书》出版事。《译文丛书》原拟由生活书店出版，后表示无意出版该丛书，席间鲁迅与吴朗西、巴金商定，改由文生社出版。” 同年十月八日，鲁迅在日记中写到：“晚吴朗西、黄河清同来，签订译文社丛书约。” （笔者注：黄河清即黄源）至此， “译文丛书”转为文生社出版的事成为定局。 对于翻译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的经过，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七日，巴金在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王树基的信中进行了详细的叙述：上海文生社成立后一年，一九三七年四月我们几个从事编辑工作的朋友约好游览西湖（笔者注：此时间值得商榷，文生社是一九三五年成立的，从这整封信内容来看，成立后“一年”应为“两年”）……当时文生社正在编印《译文丛书》，出版了《果戈理选集》，首先印出了鲁迅先生译的《死魂灵》，引起读者的注意。我们谈到出版更多的俄罗斯文学名著，大家同意再出一个《屠格涅夫选集》……大家谈得高兴，当时就决定了选题，我们三个人每人分到两种，丽尼第一个报名，选了《贵族之家》和《前夜》，陆蠡便选了《罗亭》和《烟》，剩下的《父与子》和《处女地》就归我负责。我回到上海，就找出参考书来，花了一夜的功夫写了一篇介绍屠格涅夫六大长篇的广告，译者的名字也公布了。我仍然忙我的杂事。丽尼开始修改《贵族之家》的译稿，陆蠡在杭州湖滨租了一间房子闭门译起《罗亭》来。他们两位都很快交出了稿子，而且很快出版了，反应很好……抗战期间上海成为“孤岛”……第二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为文生社的业务跑了重庆、桂林等地，终于在桂林定居下来。我四二年就在那里开始翻译《父与子》……我每天晚上……点起一盏小小煤油灯进行工作，到十二点就上床睡觉，每夜都是如此。夜非常静，我的工作也很顺利，用的是毛笔，后来也用蘸水钢笔。译好了一半，就送到印刷局去排印，作为《父与子》的上卷出版。因为当时邮局寄递书报只收小卷邮件，《父与子》分为上下二册也便于销售。《处女地》较长，就得分印三小册……《父与子》最初用土纸本印刷，为两卷，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印报纸合订本。仍由文生社发行。巴金为宣传屠格涅夫选集撰写的“六大长篇的广告，译者的名字也公布了”的全文为： 罗亭（一八五六）      陆蠡译 屠格涅夫写了六部有连续性的长篇小说，用恋爱关系来表现人物的性格，描写当时在俄国陆续出现的青年的典型。《罗亭》是第一部。作者的作风，没有夸张，也没有幽默。清丽的文笔，深透的观察，同情的描写使得作者的小说近于完成，在这一点别的更伟大的作家也不能够超过他。罗亭是个爱说话不做事，思想大胆，行为怯懦的人。他也他的热情的话语唤起了少女娜泰雅的爱情，却又拒绝她而逃避了。这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俄国知识阶级的典型。然而最后的巴黎暴动中的牺牲给我们留下一个希望，而预言了新典型的产生。 贵族之家（一八五九）   丽尼译 《贵族之家》是作者最完美的杰作。诚实，坦白的拉夫列茨基已经不能满足于罗亭的闲荡的生活。他投身在实际的活动里面，但他也不能在新的生活潮流中找着道路，而得到破灭的结局。他所爱的丽莎成了一般温柔、善良的俄国少女最优美典型。艺术的完整、人物描写的精致。与夫横贯全书的哀愁与诗的调子使这小说成了一件最优美的艺术作品。 前夜（一八六〇）       丽尼译 《前夜》在内容的深刻上是要超过《贵族之家》，而技巧的优美也仅次于它。在爱伦娜身上作者表现了俄罗斯青年女性的凄哀的美。她不仅善良，并且勇敢而有决断，所以她选择了保加利亚爱国者英沙罗夫做她的爱人。英沙罗夫不像罗亭，也不像拉夫列茨基，他是个实行的人，而且能毅然地把解放祖国的责任担在他的病弱的肩上。 父与子（一八六二）     巴金译 《父与子》是一部轰动世界的名作，在俄国曾激起大的骚动，且被认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这小说描写新旧两代斗争的悲剧。这是有科学思想和献身精神的新青年和保守传统的旧式贵族之间的斗争，作者第一次使用了“虚无主义”这名词，而且创造了一个典型的青年巴扎洛夫，这是一个不朽的典型。这是不肯在任何权威前低头的极端的个人主义者，被批评家皮沙列夫称为他的“最好的友人”，他的“母亲”。这小说虽然给作者招来许多误解，它却是作者的最有力的作品。它的价值在于忠实地描绘了人心的深处，这在各时代各民族中间常常表现出来的。 《烟》（一八六七）     陆蠡译 《烟》是一部笼罩着灰色烟雾似的绝望的作品。在作者著作中是最具有世界性的一部。这小说表现了以后二十年中支配俄国官僚社会的浅薄与愚蠢，同时很成功地绘出了在这环境中长成的一个荡妇型的交际社会的女性（薏丽娜）。农奴解放后的反动时期中知识分子对于俄国前途的绝望充分地表现在这书里。这是一本讽刺的书，一本控诉的书，而且是一部自白的书。 《处女地》（一八七六）   巴金译 最后的一部小说《处女地》也是最长的，最健全的一部。作者仿佛走着长远的路程，现在逼近目的地了，在这书里作者以他的惊人的直觉捉住了当时革命运动的最显著的特色，据说玛利安娜就是以女革命家薇娜.沙苏利奇为模特儿写成的，她和淳朴沉着的沙洛明，都是逼近健全的性格。这小说里横贯着作者最后的希望，浸透着作者对于革命运动的真挚的同情。这是一本伟大的书。这是一个预言。 这六大长篇的广告，刊登在《罗亭》（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文化生活出版社，屠格涅夫著，陆蠡译）护封上。到了1942年9月，迁移到重庆的文生社又陆续重印《屠格涅夫选集》，即渝版。1942年10月25日《新华日报》还刊登了渝版《屠格涅夫选集》发售预约的广告。 对于“译文丛书”的主编变动及编辑方针，解放前曾任文生社襄理的湖北作家田一文，著有《我忆巴金》（四川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版一印，印数二三五〇册），在《巴金与编辑工作》一文写道：《译文丛书》的编辑，鲁迅先生曾给以深切关怀……《译文丛书》初由黄源主编，后因黄源参加了新四军，刚好巴金由日本回国，所以改由巴金主编……巴金主编《译文丛书》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不论是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虽然不象现在这样有成文的编辑方针和编辑计划，然而，巴金的编辑实践说明，他是有意识地介绍外国的艺术大师，并不止限于俄国。他打算编若干大师的选集，例如福楼拜、莫泊桑、左拉、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等，主编《契诃夫戏剧集》就有这样的编辑意图。 文生社究竟出版了多少种丛刊、丛书？多少种“译文丛书”？笔者根据相关资料及实物整理的丛刊、丛书及“译文丛书”种数，丛书、丛刊有二十一种，分别为译文丛书、文学丛刊、现代长篇小说丛书、文季丛书、文化生活丛刊、翻译小文库、新时代小说丛刊、现代生物学丛书、烽火小丛书、烽火文丛、通俗小说名著译丛、综合史地丛书、新艺术丛刊、少年读物丛刊、呐喊小丛书、呐喊文丛、现代日本文学丛刊、战时经济丛书、青年读物丛刊、通俗演唱丛书、现代科学小丛书等等。译文丛书六十九种，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鲁迅译果戈理《死魂灵》第一部开始到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毕修勺译左拉《萌芽》为止，… Continue reading

伊大官方推特于今年的毕业季贴出一幅老照片并配有说明： “1915 Illinois Commencement—when you could drive up to the quad to get your degree. 🎓 Thanks to the Richmond Family Welcome Gallery for providing this historical image.” 那个时候，福特面向中产阶级大众的Model T形成批量生产尚不足十年，轿车还是时髦且富于创新的产品。当时的伊大毕业生就排着长长车阵，浩浩荡荡穿过伊大四方院大草坪去领取学位证书了。只能说：牛。 (信息来源: https://twitter.com/illinois_alma/status/1392877623664156672?s=21) Continue reading

采访 | 符坚=F 策展| 孙凤=S F：芒种似乎是个格外“惜物”的节气，请谈谈你的感受。 S：芒种众花退位，籽实渐丰，是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换，及至冬天寂寥的超现实主义，一年的流转轮回便完成了。这个过程各有各的美。加缪说：“美，永远不会让任何事物——神性的或理性的——走向极端，因为它从不否决任何事物，它顾及万物，平衡暗与光明”。既然美好可以平衡暗与光明，那么我们不妨趁此芒种“适时”地颓一个，细细感受一番惜物的心情，反正颓过之后可以在夏日的繁盛中很快平复。《簪花仕女图》略带懒散情绪的婉约绮靡之风，仿佛繁华落尽之前的回眸时刻，似乎也正适合这个时节。 芒种是农事忙时，也是百花归位之时，所谓“开到荼蘼花事了”（宋，王淇《春暮游小园》）。《红楼梦》第二十七回重彩描写了芒种闺中风俗：“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尚古风俗：凡交芒种节的这日，都要设摆各色礼物，祭饯花神，言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众花皆卸，花神退位，须要饯行。然闺中更兴这件风俗，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千旄旌幢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颗树上，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满园里绣带飘飖，花枝招展，更兼这些人打扮得桃羞杏让，燕妒莺惭，一时也道不尽。”正是在此情境下，黛玉最为经典的一幕“埋香冢飞燕泣残红”出现了，于是便有了那首一唱三叹的《葬花吟》： 葬花吟 清 曹雪芹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游丝软系飘春榭，落絮轻沾扑绣帘。 闺中女儿惜春暮，愁绪满怀无释处。 手把花锄出绣帘，忍踏落花来复去。 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 桃李明年能再发，明年闺中知有谁？ 三月香巢已垒成，梁间燕子太无情！ 明年花发虽可啄，却不道人去梁空巢也倾。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 花开易见落难寻，阶前愁杀葬花人， 独倚花锄泪暗洒，洒上空枝见血痕。 杜鹃无语正黄昏，荷锄归去掩重门； 青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未温。 怪奴底事倍伤神？半为怜春半恼春。 怜春忽至恼忽去，至又无言去未闻。 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与鸟魂？ 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言花自羞； 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 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忧伤如此无法排解，难怪宝玉“不觉恸倒山坡之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葬花吟》自古诗中幻化而出，却拟女儿之口吻写的尤为贴切动人，黛玉也自然而然成为芒种节气的“代言人”。我们来看看诗的原型： 代悲白头翁 唐 刘希夷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 洛阳女儿惜颜色，坐见落花长叹息。 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 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 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死白头翁。 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 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 光禄池台文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 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 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 但看古来歌舞地，唯有黄昏鸟雀悲。 这首诗影响了许多后代才人，例如画这幅“莲花冠子道人衣”的美人的唐寅，便有了那首才情横溢又疏朗放旷的《桃花庵歌》：… Continue reading

篆刻及文字：桂建民 （字 未谷） 说起来在篆刻的艰难历程中，也有将近四十年的历程了，由早期的爱好，逐步变成了专业队伍中的一个成员，并从中享受着篆刻创作所带来的兴奋和快乐感。正如恩师汪新士先生所说的，刻好一方印章比喝汤还舒服。多年来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始终不渝地坚持学习和创作。 我认为学习篆刻和书法一样，必须掌握其规律，从秦汉印入手，广泛阅览古今优秀的印谱资料，以陶、金、砖瓦、简帛文字资料为养分，丰富自己的创作。篆刻创作必须有古韵，才有鲜活的生命力。不管是工稳的还是写意的，你心里都得有个判断好坏的能力。 虽已到古稀之年，令我感到幸运的是还能拥有年轻的心态。我的作品还保持着一股年轻人的朝气，有一种上升的迹象，有一颗敬畏经典的心。所以使我在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刻出一点点有自己风格的作品来，稍稍有别于古人、他人和以前的自己，不辜负时代，足矣。 (文字及作品图片由作者提供并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海鸥 Sinsabor，苦恼，无味，这是探戈音乐诗人埃德加多·多纳托（Egardo Donato）领衔的传统乐团在1939年录制的一首探戈。尽管传播度和知名度无法与其代表作《半明半暗》相媲美，却是舞者们追捧的一首探戈，张弛有度，柔情缠绵，且节奏欢快。 在我看来，《无味》不仅可以是大型表演的选曲，也可以是舞者甚至初学者练习走路和节奏的神曲。在多纳托的这个经典版本中，融入了探戈音乐中少有的男女二重唱，是多纳托在当时的一大法宝。 埃德加多兄弟九人中，三人从事音乐，他哥哥阿斯卡尼奥是大提琴家和作曲家，这首《无味》就是他为阿斯卡尼奥在1939年创作的。词作者是当时已经闻名阿根廷和欧洲的著名词作者塞萨尔·维达尼，早在1927年，维达尼的代表作《永别了少年们》（Adiós muchachos）问世，经加德尔演唱，名扬欧洲。 《无味》是一首以失恋为主题的探戈，这是维达尼擅长的话题，他直白的诉说中隐藏着对怜悯的乞求，就像对爱情的乞求一样。乞求的爱情遭人唾弃，乞求的怜悯更容易引起共鸣，这是探戈文学的一个普遍现象。维达尼的探戈特别直白，他几乎不用俚语单词，也不用拗口的词汇。 《无味》这首探戈讲述的是男主被乞讨来的爱人无情抛弃之后的无助。他苦苦追寻、用力讨好而得来的爱情，换来的却是对方冰冷的无情和果断的抛弃，于是自己陷入无法自拔的痛苦，如同无形的枷锁让他无法自拔。 探戈真是一部爱情的反面教材，阿根廷那些伟大的诗人早就用简短直白的词句让共情的人沦陷。在这首探戈里，失恋者容易迷失自我，渴望忘记却无法忘记，内心无时不刻在咒骂对方的渣。 愿世界和平，没有乞讨的爱情。 Sinsabor 无味 Llevando mi pesar como una maldición, sin rumbo fuí. 我带着悲伤 如同魔咒 漫无目的地走了。 Buscando de olvidar el fuego de este amor, que te imploré. 我尝试着遗忘这段火一般的爱情 那是我向你乞讨来的。 Y allá en la soledad del desamparo cruel, tratando de olvidarte recordé con la ansiedad febril el día… Continue reading

忆与陈绶祥师的交往 林凯龙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在武汉科技大学读书的我，读到陈绶祥老师发表在《中国画研究》上的几篇文章，深为其独到的见解和广博的学识所折服，遂不揣浅陋，修书致意，陈老师很快回复，对我的唐突不但不怪，反而多加褒扬鼓励。于是，我开始追随陈老师左右。 随着交往的深入，我逐渐为他对中国文化的执着和信念所感动，当时，”全盘西化”正甚嚣尘上，“中国画穷途末路”论也不绝于耳；有鉴于此，他针锋相对地提出”文化无糟粕，传统无垃圾”的观点，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石破天惊，从中不难看出陈师不随大流，独持己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的勇气！ 到了1986年，陈老师受命主编国家重点项目《中国美术史》（12卷本）魏晋卷，他力排众议邀请我这个理工直男加入撰稿班子，刚从中山大学哲学系毕业的李永林也受邀加入。当时，我以为最多只能当个资料员，没想到歪打正着，理工科背景直接给我加分不少，因为陈师自己本科就读于长沙铁道学院工民建专业。他知道理工男的思维方式与文科生不同，把不同思维方式的人搅在一起，定能碰出思想上的火花。于是毫不犹豫将初出茅庐的我直接聘为撰稿人，负责魏晋绘画和敦煌壁画等重要章节的撰稿。 后来，我根据研究心得，画了一套仿魏晋风格的《顾恺之画维摩诘》连环画，居然入选第七届全国美展，陈老师很高兴，逢人就夸，并极力推荐我为全书制作插图！这在今天简直不可思议，但80年代时的陈老师就有这种非凡胆识和魄力！ 果真不负众望，我们这一卷被推为全书的范本，记得总主编美学大师王朝闻先生看着我们的书稿说，我们就要这些从图像分析出发，理出头绪，寻找美术史规律和线索的图文并茂的稿子。而我也在完成魏晋卷的统稿和插图之后，又被薛永年、杜哲森、徐建融等主编延聘参加其它卷的工作。 此书出版后，洛阳纸贵，不但是各大院校美术研究生必读书，且在2006年成为国家领导人访美时，代表中华文化成就，赠与耶鲁大学的500种图书之一！ 到新文人画潮兴，陈老师作为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忙得不亦乐乎，我们也跟着瞎起哄。记得1989年春季在京西铁道宾馆新文人画第一次结集时，陈老师作为大会主席不便发表意见，便委托我替他做主旨发言，我按我的理解讲了中西绘画的不同和差异，反应热烈，深获好评，如果当时顺势参加新文人画活动，我的人生可能是另一番光景。 也许是命中注定。当时，另一个国家项目《中国民间美术全集》也开始启动。我和广州美院的黄启明兄被民居卷主编陈老师委派到潮汕和闽南拍照，通过这次系统的考察，我进一步意识到积淀深厚的潮汕文化是一个亟待挖掘的文化宝库，作为一个潮人，我责无旁贷，该回来研究自己的文化了！于是，1993年初，我背着陈老师从日本买来的尼康801相机，返回家乡，开始潮汕民居和民俗的研究。 尽管陈老师的人生后来像开了挂一样，全方位高歌猛进，蜗居省尾国角的我，却只能远远的仰望着他演绎出各种精彩；然而，他早年的提携引领之功，悉心传道之德，与特立独行的勇气，却一直鼓舞着我坚守中国文化信念，守护潮汕文化家园，相信终将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 今者，斯人已逝。翻出30年前陈师致我的长信，读到”吾坠入尘中，缘未尽也……何时放下布袋，得大自在，尚不得而知，恐弟更知我也”之句，不觉哑然失声！ 原来”弟更知我也”指的是吾画中独有符号，如《品茗图》中间那一个腆着大肚皮省去脖子的胖子，原型乃陈师也。愿先师肉身托此形以不朽！ 如今，陈师布袋已经放下，皮囊已经弃去，唯留衣缽，为众弟子所继承，我辈当一如既往，勇猛精进，以实现师未竟之志为己任，继续发扬中华文化之道统，如此方能告慰先师在天之灵也！ 陈绶祥老师千古！ （以上内容选自“梵新艺术”，获作者授权转发）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