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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枫 作画如作诗，需“有感而发”，“感”有来自阅读，也有来自观察与感悟。因同样有感于对生活的观察写照，唐代韩滉画了《五牛图卷》，北宋李公麟画了《五马图卷》。我想在他们之前，很少有画家对此作专题写照。画家一旦决定画此“专题”，就必须拿出画它的一套办法来，因此在中国画技法中就有了各种“法度”。就山水画而言就有：山（肌理）皴法、树杆树叶法、水法、云法等。无疑韩滉、李公麟等创造了画“牛法”与“马法”。按此逻辑早年我就想在中国画创作领域开启画“都市景观法”，今天我又试想画出一组“当代车法”来。既然有艺术创新，显然就有创新立法，当然我要求画出来的“画”还要符合传统中国画的审美趣味。 画什么？怎么画？是我伏案提笔前的困惑！画自己的所思、所见、所感，用笔用墨去传意、传形、传神、传趣。若能做到想到什么物象，就能表达其笔墨意趣，可能这就是中国画创作要求具备能力与条件的基础。 我儿时的最爱就是玩车画车。因母亲常年忙于演艺工作，无暇顾及膝下家幼，于是每次从外地演出回来带给我的惊喜就是各类玩具车。父亲每次骑自行车载我去幼儿园，我会在路上观察公交电车形象结构中的每个细节，然后经默忆将此画出来。今天回顾起来，这是车给予我童年的记忆与时代感受。 之所以命题“车行天下·浮生散记”，是感觉到车与人一样，都是世间“过客”，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间的弃物。与人类生活联系得最紧密的无非也就是建筑与交通工具，但不得不说除建筑之外，车是唯一最能体现社会时代的外表特征了。 车的外表特征与款式，充分体现着时代背景与社会变迁史，穿越于鲜活的人文故事记忆中，车随人活，人与车既同生于浮世，往往最终还是车先谢世于人，也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我个人认为：中国画在艺术形式和图式技术处理上，最好留有足够的“传神空间”，保留“写其形，传其神”的传统理论，只有紧紧抓住了“神”才能真正弘扬中国的艺术文化，显示其精神灵魂与魅力所在。 题识：车行天下·浮生散记之一。自人类历史有车用车以来，车就可谓人类文明发展史各个时代的标识与象征，车的款式代表了时代记忆。我凭借着记忆在画这些车，寻找并寻味着我曾有过的岁月。辛丑夏，樊枫题记。 题识：车行天下·浮生散记之二。依稀记得印象中家人第一次带我乘坐公交车七路，就是这款嘎斯所改造版，一九六二年行驶在汉口大智路中山大道至民生路江汉关轮船客运码头。我在父母家人的带领下常乘七路车到此接送客人上下船。最记忆深刻的是乘车来此随母亲去大上海。辛丑夏，樊枫。 题识：车行天下·浮生散记之五。捷克带拖车长挂公交，我在懂事起就知道这是一路公交。由汉口三阳路至古田一路，行驶穿梭于中山大道至解放大道。小时候最开心的是乘上它与大人去汉口中山公园。后来自己成为大人了，依然就乘它带着晚辈与孩子去游玩，直至八十年代末此车型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辛丑夏，樊枫记。 题识：车行天下·浮生散记之六。一九六零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后，就开通了第一路链接武汉三镇的电车。起点是汉口六渡桥，终点是武昌水果湖。每当春节期间，父母带着我们全家到住在武昌司门口的四叔家去时就乘这路电车。辛丑夏，樊枫记。 题识：车行天下·浮生散记之七。父亲每天用自行车推着我去一元路幼儿园，途经汉口中山大道。这款带挂的二路电车我在儿童时就能把它的外型背得滚瓜烂熟了，五岁时就能通过默记画出来。还记得文革中我和同学等小伙伴为了蹭车座玩耍甘当志愿者，在电车上向乘客朗读《毛主席语录》。进入八十年代后，此款车消失。辛丑夏，樊枫记。 题识：车行天下·浮生散记之九。这款公交车在武汉运营时间占据了整个六十年代，直到七十年代后，才逐步消失。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由汉口赵家条开往汉阳钟家村的二十四路车是我乘坐得最多的。故得此记忆也。辛丑夏至，樊枫题。 题识：车行天下·浮生散记之十八。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整个社会向市场经济发展，公交车也脱掉了陈旧的红色外套，将旧貌更新。大城市将过去的单列晋级成铰链式公交车箱。从而大大提高了城市公共交通效益，拥挤现象得到了改善。辛丑夏，樊枫记。 作品解读 车是人类文明发展史各个时代的标识与象征，车的款式代表了时代记忆。公交是现代城市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为人们的出行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公交车的款式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而也是城市发展、社会变迁的重要物证。樊枫凭借记忆画了从20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几款经典公交车，不仅是展示城市交通的发展变迁，其中也饱含个人的成长经历与体会，从个体的经验出发思考社会与人生。 （以上内容选自“樊枫艺术工作室”，获作者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戴耘 引子 假如当年流亡纽约的巴托克为他的家乡布达佩斯作一部像格什温《蓝色狂想曲》（Rhapsody in Blue，1924年）那样的音乐作品，那会怎样。巴托克和格什温是同时代人，都活跃于20世纪早期的音乐界，但两人在纽约是否有交集不得而知。巴托克的匈牙利老乡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取材于匈牙利民间音乐，格什温的《蓝色狂想曲》显然写的是纽约市，这首曲子弥漫着纽约的气息和噪音。单簧管不断爬升的呼号把人们从梦乡唤醒，眼前突然是一派纽约世象：清晨的车水马龙，纷杂喧嚣中夹杂着都市浪漫。格什温说他这部曲子的灵感来自火车的铿锵节奏，那么，巴托克的布达佩斯“狂想”的灵感，应该来自多瑙河的湛蓝: 阳光下，多瑙河的蓝色瑰丽而温润，布达佩斯正好被多瑙河切成了两块，一边是山地，叫布达，城堡矗立，傲视江湖。另一边平展开阔，叫佩斯，繁华喧嚣如纽约，雅致端庄如维也纳。2021年10月初，我的旅程就这样开始。 帝国气息 坐飞机辗转芝加哥、慕尼黑，历时十七小时，终于在下午五点准时到达布达佩斯。未出发前一直担心只有疫苗接种证明未做病毒检测会否节外生枝，结果意外顺利（除了飞机误点差点没搭上芝加哥往慕尼黑的航班），一路绿灯。走出飞机，进入桥廊就看到有人举着有我姓名的牌子，接机的是位机场人员，她一路用工卡打开内部通道，直达贵宾室。贵宾室的接待人员说接你进城的车很快就到，在沙发上稍事休息，然后她问你要喝什么，茶、咖啡、果汁、矿泉水？奇怪，除了机场人员，并无会议组织者派义工过来接机。看来各个职能部门都有协调和默契。是否是因为我受政府邀请，享受这般待遇？很快，有机场人员过来，说戴教授你的车到了。开车的是个年轻司机，开的是大奔，车上的GPS宽屏非常抢眼，着实美观，硬是让我这乡下人看傻了眼。出了布达佩斯的机场，道路相对陈旧，没有中国那种漂亮的一路鲜花的机场迎宾大道。二十分钟左右，车就进了市中心。从下飞机到宾馆入住，整个过程简直是无缝衔接，没有半点疏漏，我暗忖这是否是帝国的“礼数” 。飞机来回商务舱，五星级酒店，会议期间有指定司机日夜守候吩咐，让我受宠若惊。 在宾馆楼下吃完晚饭，我来到多瑙河边散步，宾馆离滨江很近。天色已暗，眺望对岸布达，山坡上灯光烘托下的“布达城堡“特别显眼。昔日的匈牙利国王，是否也是从那儿俯视对岸“佩斯”的芸芸众生？这座城市，曾经与维也纳争艳，曾经被称为欧洲的“小巴黎”，曾经在多瑙河边造出一座叹为观止的议会大厦与伦敦泰晤士河边上那老牌帝国大厦一决高下。多瑙河两岸的布达与佩斯，晚上梦幻，白天大气。 好一个珠联璧合的布达与佩斯！                           温泉浴场 布达佩斯和纽约有6个小时的时差，顾不上困倦，一早起床去ELTE大学旁听希尔薇娅上午8:30的研究生课，希望能见见匈牙利的学生。我这次到匈牙利参会，得到希尔薇娅推荐，也得到另一位匈牙利同事、朋友琪拉的力挺；琪拉是我2014年在印度认识的，在新德里逛大卖场，去泰姬陵，飞加尔各答，我们一路人吃住在一起，都可以称兄道弟了。 希尔薇娅则是新朋友，在匈牙利人中算个瘦高个，穿着讲究，谈吐间总带着charming的微笑；三个孩子的妈妈了，依然显得年轻干练。希尔薇娅说，从学校两三站路，就到了英雄广场。于是我课后一个人步行沿着昂德拉西大道径直走向英雄广场，沿途是使馆区，看到了土耳其和俄罗斯的使馆。英雄广场位于这条大道的尽头，广场上很气派的弧形廊柱，镶嵌着浮雕，上方是一组雕像群，讲述着匈牙利历史和传说中的英雄。城市公园就在英雄广场的背面，一片巨大绿地，右前方是历史留下的城堡和宫殿建筑，现在是农业博物馆，建筑前有一个硕大的溜冰场，工人们正在清洗整修，为来年冬天做准备。 我漫无目标地闲逛，发现左侧远方出现一个宫殿般的建筑，不禁好奇，前往查看。走入正厅，里面有人排队。我问是不是购买参观券，回答说是洗澡。宫殿里洗澡？我这才恍然大悟：这就是布达佩斯最有名的西切尼温泉浴场（Szechenyi Thermal Baths）。 可能是罗马人开了公共浴场的先河，可供洁身休闲社交，但罗马浴场肯定不如这座巴洛克风格的浴场豪华气派。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曾经在统治匈牙利（1541-1699）期间修过浴场，布达一边就有土耳其浴场（hammam）。西切尼大浴场建成于奥匈帝国后期1913年， 布达一边的另一个浴场Gellert始建于1912年。可见布达佩斯温泉浴场更多为奥匈帝国时期的盛世象征，巴洛克的豪华装饰可视为一种帝国盛装，而非土耳其伊斯兰文化的一部分。 因为丰富的温泉资源，今天的布达佩斯成为欧洲水疗之都（Spa Capital of Europe），浴场提供各种类型的水疗服务。温泉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有利于血液循环，缓解关节炎，舒缓压力。我买了票进浴场一探究竟。只见里面除了像我这样猎奇而来的游客，主要还是当地人到此休闲，其中老人居多。退休老人来浴场，就像中国老夫提着鸟笼在公园溜达，或中国大妈跳广场舞一样吧。花二十美元，他们会在浴场呆上一天，下棋，晒太阳，聊天，泡温泉，游泳。当然，也有年轻人，还有拖儿带女的。十月的天气，浴场热气蒸腾、毫无寒意。西切尼浴场的露天部分分成三块，场面热闹（下图），室内则有十五个浴池，稍为私密。 浴场是个平等无差别世界，男男女女，一律小裤头，比基尼，从大腹便便的老男人，到线条毕露的妙龄女郎，悉数展示，无所畏惧；雕梁画栋的豪华巴洛克建筑与各色下里巴人的闲散、慵懒、消遣相得益彰。老头们找到棋友、牌友摆开阵势，姑娘们更多地在躺椅上晒日光浴，倒也各行其是、自得其乐。而水池中央的裸女（雕塑）则高高矗立，永不疲倦地喷出热腾腾的泉水。 一个年轻母亲带着个两岁小女孩在我面前走过，她干脆让小女孩光着屁股走东走西，在美国一定会大惊小怪，在这里波澜不惊。如此巨大公共场所，所有人脱得所剩无几，把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容易被侵犯隐私。我一开始就琢磨这里会不会禁止拍照。左右观察，发现很多人用手机在拍照，而且随便拍、到处拍，大家并不在意。美国人对“侵犯隐私“极其敏感，保护措施层层叠叠，一方面是防患于未然，但也是因为美国人强烈的“领地”意识，美国的个人主义传统比欧洲国家尤甚。欧洲人口密度大，大家一起惯了，没那么讲究。美国地方大，美国人喜欢独处，最好自己的房子周边全是树林，看不见邻居；宁愿自己开几小时车，也不愿坐更加舒服省时的公交。个人的Territory意识和公共浴场文化本身就不相容，这里该竖个牌子，曰： 你怕见光死，就别来大浴场。 来了大浴场，你就别臭讲究。 天上人间 我2015年秋曾跟旅游团到过布达佩斯，可是那天天色渐晚，而且大雨瓢泼。记得所有人都在“渔人堡”躲雨，广场上的马加什教堂在昏暗中只是一个模糊影像。这次到布达城堡，阳光灿烂，马加什教堂露出真容：一个雕琢精细、十分抢眼的哥特式建筑。时光倒转八百年，多瑙河上匈牙利渔民建起了渔人堡，一个中世纪抵御异族侵犯抢掠的壁垒。1255年建成的马加什教堂则提供了当时百姓精神上的寄托。这是中世纪的天上和人间。 把天上人间合为一体（政教合一）的是“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它的背后是来自德意志的“哈布斯堡家族”。我2015年居住过的德国纽伦堡和附近雷根堡就是这个中世纪欧洲霸主的重要栖息地（说“栖息地”，是因为它并无像梵蒂冈那样的固定居所）。自诩“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既不“神圣”也和“罗马”没有什么干系，但几乎把整个欧洲纳入麾下，直到宗教改革后才逐渐衰落，定居奥地利。匈牙利在1918年前的历史，始终笼罩在这个王朝的阴影之下。 在伊丽莎白大桥佩斯一侧，你能见到布达佩斯最老的教堂（Inner City Parish Church in Pest），建于1046年，是匈牙利国父圣斯蒂芬（Istvan）从罗马教皇那儿获得授权公元1000年正式建国不久的工程。开始是比较简朴的罗马风格教堂，14世纪由两任匈牙利国王改建成哥特式建筑。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十六七世纪）改建为清真寺，1739年重建为巴洛克风格教堂。 由于匈牙利周边全是斯拉夫人地盘，十八世纪开始斯拉夫人把东正教带入布达佩斯，现在的裴多菲广场边上，就有一个由俄罗斯主教会认证的东正教教堂，1791年建成开放。而在我居住的宾馆附近最热闹的商业区Ferenc Deák广场旁，有稍后不久（1808）建成的路德教堂，供信奉新教的匈牙利人使用，哈布斯堡王朝吸引了德国人移居匈牙利，德国人又把新教带到了匈牙利。天上的事（灵魂得救）全是人间的事（人口迁徙）。 最值得细说的是布达佩斯众多的犹太教堂（Synagogues）。到了十九世纪晚期，犹太人占布达佩斯人口近四分之一强。在老犹太区（The Jewish Quarter）游走了一圈，我感叹当年犹太人积累的财富，狭窄的街道两侧，全是巴黎伦敦那样的十八十九世纪花岗岩高层建筑（类似英国人在上海外滩留下的建筑）。多哈尼大街上有欧洲最大的犹太教堂， 1859年建成开放。 犹太人的兴旺不仅让布达佩斯商业兴旺，还直接为布达佩斯带来了科学艺术的兴盛。犹太人为什么厉害，没有人说得清。但密码可能就在犹太教里。 我刚到布达佩斯，就向希尔薇娅询问Peter Csermely，也期待和Peter见面。希尔薇娅说他已经离开学术圈和教育项目，全心专研路德神学。我大为吃惊，Peter皈依宗教了？我2011年在上海华东师大的一个国际会议上和Peter第一次见面，2015年在纽伦堡人才会议上再次见面，也有了更多交谈。Peter是匈牙利有成就的生化教授，上世纪九十年代转向科学教育，他曾任欧洲人才培养协会（ECHA）主席，是匈牙利乃至整个欧洲的“人才支持网络”计划的主要推手。Peter现在转而研究路德神学。可能是他个人变故，也可能是疫情中获得的“神启”，如同中国也有“成功人士”最后遁入空门。 Peter皈依的是路德新教，而不是天主教，有情可原。新教的本质，就是通过内心审视和觉悟（而不是教会）抵达真理、得到救赎。所以新教是西方个人主义起源，也是自由平等博爱思想的源头（按韦伯的说法，新教伦理与欧洲资本主义崛起直接相关）。相比之下，天主教注重宗教仪式，强调教会给芸芸众生带来的希望，让教会和神父成为连接天上人间的唯一通道。在西方绘画中，拉斐尔的圣母之爱抚慰人心，符合天主教的意图。而新教所突出的基督形象，要么是仰望天际的愁苦病容，要么是十字架上的受难惨状，唤起的是“原罪意识“。所以新教崛起后，许多天主教堂的奢华装饰，花哨雕塑被新教徒拆除，代之以极其简朴而肃穆（austere）的教堂环境，意在回到内心和自我求索，更符合Peter这样的知识份子的内心需求吧。Peter和我年龄差不多，我佩服他到了这个岁数还愿意重新来过，沿着马丁路德指引的心路去寻求救赎，如同有很多中国仁人志士也追随过王阳明指引的心路。不同处在于，中国人没有原罪感，也就没有“救赎“一说。即是说，中国文化只有“人间”的修行，没有“天上”的永恒。 其实，自文艺复兴以往，城市的崛起，市民（中产）阶层的涌现，人文学的兴盛，靠仰望上苍求得心灵慰籍，因此生艰辛而求来生极乐，已经不是主流。虽然巴赫年代的管风琴依然高悬于教堂醒目之处，虽然圣母和圣经故事依然是教堂的主题，虽然教堂里依然回响着布鲁克纳或马勒的音乐。教会功能已经悄然变化，文艺复兴风格的教堂翩然而至。 布达佩斯最大的教堂，圣斯蒂芬大教堂（St. Stephen’s Basilica）于奥匈帝国成立之际开建，历时半个世纪，1905年建成开放，让我想起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同为文艺复兴风格建筑：穹顶取代了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尖顶，给信众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把信众的注意引向“此在”，而不是通过林立高窗折射的眩目阳光唤起众生对天堂的冀希；回廊呈现的圣经场景，也试图建立更为感同身受的人间共情，而不是对圣徒的仰视、敬畏、和距离；教堂的平面，不再是狭长刻板的十字架，而是宽敞温馨的空间；温润的材质（如大理石）和棕色贴面取代了瘦骨嶙峋的苍白石料骨架。总之，文艺复兴风格的天主教堂把天堂人间化了。它代表一种新的审美趣味。… Continue reading

叶文福                 做人的认真，大到思维，小到一举手一投足，甚至双目不斜视，单指不点人等等这些细节，除了从小得益于父母严厉的家教，我一生中最标准的榜样，就是我在蒲圻师范时的校长任鑫平先生。 任鑫平先生的风范，是我自懂事以来一生着意追求的榜样。 当我还是他的学生时就崇拜他，暗自发誓一定要做一个他那样，以自己的高尚与优秀赢得人们爱戴的人。 我是1960年从咸宁二中升入蒲圻师范的。当时的蒲圻师范是当时的孝感地区的两所师范学校之一。我在蒲圻师范受到的几位老师的教育，是我终生的道德的地基，尤其是任校长。 毕业后虽然离开了他，许多年间，我总是用他的行为举止来要求自己约束自己；许多事情，在做之前，总是要求自己想一想，如果是校长，该如何做——虽然我对校长的认识并不深刻。 任鑫平校长的魅力在于，任何人，一站到他面前，就要肃然起敬，就不由得要收拾起自己的一切，说话，走路，行事，都要按照他的规范去做。 校长中等偏高个儿，白白净净，五官端正得迷人，所有的曲线都仿佛是精心勾勒的工笔画。衣服干净得几乎一尘不染，即使是劳动，身上涂泥溅水，他那爱整洁的一举一动，也给人是干净的感觉。 任校长虽然不苟言笑，但他脸上永远是那种亲切的、让人无条件地信任的情绪。在我的记忆里，他永远穿着一套银灰的中山服，端正，大气，标致。他从不发脾气，标准的谦谦君子风度。即使讲课，即使在大会上讲话，也是轻言细语。他那十分讲究的武汉话从不带废字，阴阳顿挫，十分准确，十分清晰、悦耳，十分好听。正是他的讲课和说话风格，修养了我对诗的认识和理解，修养了我的诗学观、尤其是对现代白话诗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 诗就应该像我的任校长讲课讲话那样，阴阳顿挫，十分形象，十分生动，十分准确，十分精微，十分清晰、悦耳，十分好听。 三年里，任校长只是因为教代数的老师生病而给我们讲过几堂代数课，他讲的代数受到所有学生的热烈欢迎，以至于当数学老师病好之后再回来讲课时，竟遭到我们的拒绝。 一位当校长的教育工作者，将一届学生教到毕业，送出了校门，应该就算完成了一个阶段的任务吧。然而任校长与我的缘分，似乎直到我毕业之后才真正开始。 １９６３年七月，我毕业后留在蒲师附小任教，当上了四（1）班的语文教师兼班主任。 那时的蒲圻师范属原孝感地区的两所重点师范之一，在蒲圻山青水丽的羊楼洞镇上，蒲师附小也在蒲圻师范旁边。 任校长的夫人金美玉老师也在附小教书，于是我成了金美玉老师的同事。 金美玉老师天生丽质，艳若桃花，与一表人材的任校长简直是天生绝配。 金老师性格开朗，热情大方，既乐于助人，又从不摆师范校长夫人的架子。她是三（１）班班主任，８岁的女儿润润也在她班上上学。润润漂亮、聪明，乖巧，可爱，金老师几乎每天都把她打扮得像小天使。 那时候，附小全校的老师都在一个大教室里办公，润润有时在妈妈办公桌边做作业，有时哪位老师故意逗逗她，她无意说句只有天使才能说出来的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所以润润是我们中间的快乐点心。 他们的大儿子那时才四岁，成天更像是尾巴似地跟在金老师身后。憨憨的，墩墩实实的，有一个与他外貌十分匹配的小名：骚婆子。骚婆子几乎成了所有老师的孩子，不管哪位老师，只要没课，都一面忙着，一面把他带在身边，小心地照顾他的吃喝拉撒睡，带他玩，逗他说笑。只要他在办公室，办公室里就热闹极了。 刚参加工作，我是既努力，又十分谨慎的。没多长时间，就把一个很棘手的班带上了正轨。纪律好了，成绩也上来了，一学期下来，我的工作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好评。 但是好景不长。 １９６４年３月１０日，星期二。 这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个学期开学不久。 下午劳动时间，我们班饶群芳、邓广桔、祝雪兰、雷孟珠、何爱华、郑秋云、雷四益、游春云等八个镇上的女生集体逃学，不参加劳动。我领着其他学生到学校对面的北山挖了俩小时菜地，回到教室，她们才回来。我不想马上批评她们，准备简单讲评一下就放学，她们逃学的事缓一步再处理。 可是当我在讲台上讲评时，何爱华竟与同桌的男生焦四海在桌上你一下我一下地进行肘子大战——原来焦四海对几个女生擅自不参加劳动不满，当何爱华的肘子越过了两人之间的“界线”，就趁我没看见，狠狠地给了她一肘子。何爱华也不好惹，狠狠还他一肘子。你来我往，收不住，竟公开干起来了。 我很生气，但在心里还是嘱咐自己不要急着在全班学生面前批评她们，先放学再说。 我装着没看见，不动声色地一面讲着话，一面从左边的过道下讲台，从最后一排绕到右边过道，到何爱华身边时，还说着话，一手从肩头处提起她的衣服，往讲台上走。 三月江南，晴朗的下午，天气已经较热了，我们都穿着单衣。何爱华被我反手揪着衣服，跟着我被动地走着。才走了两步，由于教室地面是土地，高低不平，我一上讲台，何爱华跟着我上讲台，她个子小，没能上来，脚下一歪，反身倒在讲台边上。 教室的地面原土高低不平，讲台却是砖垒水泥抹的，何爱华反身正好倒在讲台沿儿上。何爱华是个白净得有点单薄的小姑娘，一倒在讲台边上，后背立即擦破了，鲜血从衬衫里渗了出来。 一见血，我顿时感到了事态的严重。立即叫其他学生赶紧放学回家，我抱起何爱华就往镇上的门诊所跑。 大夫说划了条大约两公分的口子，不深，问题不大。消了消毒，敷上纱布，花了四元钱。 何爱华的家就在门诊所旁边不远处，处理完伤口，我心里踏实了点儿，领着何爱华就到她家去。向她妈妈讲述了当时的情况，承认了错误，与家长一起检查了伤口。家长很开通，没有半点指责之意，我心里才好受了些。赶紧回学校，向正在吃饭的马骥校长汇报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四十多岁就几乎秃顶的马骥校长是个很有经验的领导。他听了我的汇报，放下筷子，拉长了声调沉吟了好大一阵儿，说：“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不敢作主。我马上到师范去，向师范的领导汇报。” 那天下午我没吃饭，心里难过得无人可诉。作为师范生，我深知任何时候都不能体罚学生，更何况我是把学生弄伤了。 我焦急地等着马校长从师范带回消息——不管什么消息，我需要消息。 马校长从师范回到附小，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晚上办完公，我一直站在他卧室拐角的角落里，等他回来。 马校长一进卧室，我随即跟在他身后钻进去。没等他坐下，就低着头站在他办公桌面前。 马校长一面给自己的紫砂壶里续开水，好半天，鼻子里喉管里拉风箱似的，仿佛有倒不尽的垃圾，喝了好几口茶，也不作声。直到长长喘了口气之后，才仔细看了看紫砂壶，慢腾腾地说： “你自己到师范去说吧，任校长在办公室等着你！” “现在？” “现在。” 师范与附小同在一个小镇上，能有多远？一条小河隔着，平常抬脚就到，可是那天，我不知道是太远了还是太近了——一会儿觉得太远了，一会儿觉得太近了。 当我走进师范教学大楼，敲响校长办公室的门，小心地喊一声“报告”，我觉得整个办公楼都在轰隆隆地响。已经下了晚自习，热闹时刻过了，整座办公楼静悄悄的，只有老师办公室还有灯光。 校长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严肃地坐在办公桌前，等我前来“自首”。我刚喊了声“报告”，校长就把门打开了——好像是站在门边等我似的。 不知为什么，一见校长，我眼泪就簌簌地直往下流，两腿灌了铅似的沉重。 “来了？” 校长把左手放在我肩头，就在门口站住，右手拢了拢我的头发。直到校长的手指触到我头发的那一刹，我才突地感到我的头发是乱的，跟我的心情一样。 校长两手放在我肩头，认真地端详了我好一阵子，一面说着：“嗯，还行，嗯嗯，还行。有一点老师的感觉了，进步不小嘛。在我脑子里还是那个小调皮鬼的样子，金老师回来跟我说了好几回，说你干得不错。我还真不大相信呢，我只知道你当学生的样子，只知道你家里很穷，王老师给我看过你两篇作文，基础还不错——教四年级语文，吃力吗？” 校长双手扶着我坐在他办公桌旁边的一把红漆大靠背椅子上，一面说着，一面从一个竹篓子暖瓶里倒一杯开水放到我身边的茶几上。 我只顾流泪，没顾上回答校长。校长似乎也不要我回答，自己坐到茶几那边的椅子上，慢慢地说： “马校长刚才来，把情况都对我说了，不用再说了——伤口重不重？” 我摇了摇头，“不重——是镇上的大夫说不重。” “家长那边都处理好了吗？” “处理好了。因为我时常访问学生家长，家长跟我很熟。”… Continue reading

易中天 刚刚得到李泽厚先生仙逝的消息，不禁愕然。二十年前，我发表《盘点李泽厚》一文，对先生的学说有赞同有批判。先生不以为忤逆，只是当面对我讲：你可以说，我可以不听。又对我提出许多善意的建议。当时匆忙，未及深谈，孰知竟成永别。悲痛之中，忽然领悟先生何以要用“子曰如之何”与“佛云不可说”为他的《世纪新梦》作结。 谨以此意，敬献挽联致哀： 天或有情，佛云不可说； 人其无力，子曰如之何。 01 缘起 盘点李泽厚，决非赶时髦。 李泽厚已经不时髦了。上个世纪末某日，记得那是一个冬天，李泽厚南下应邀做客一家开在大学附近的民营书店。书店老板是个做事低调的人，对此并未大事张扬，只不过在店门口贴了一张不起眼的小告示，却也引得一群青年学子注目。他们兴高采烈地指指点点奔走相告：太好了！李泽楷要来了！ 李泽楷？有没有搞错？ 实在的说，当我听到这个真实的“笑话”时，却有些笑不起来。没错，李泽楷与李泽厚，只不过一字之差，看走了眼也不足为奇。问题是，他们当真是看走了眼吗？未必。说白了，这些学生之所以把“李泽厚”看成“李泽楷”，只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李泽厚。 于是，在那一瞬间，我感到了世事的苍凉。 想当年，李泽厚的人气多旺啊！八十年代的大学生、研究生，有几个不知道李泽厚？就连他那本其实没多少人读得懂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是许多青年学子的架上之书枕边之物。 有人甚至宣称，以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为代表的一拨人，是“读朦胧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这话也许夸张了一点。但不管怎么说，当年李泽厚的知名度，决不亚于今日之李泽楷。然而今天的大学生，已大多不知李泽厚为何许人也了。老话说，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白云苍狗，本是当然。但，从八十年代初到如今，不过二十多年光景，无乃过速乎？ 我终于没敢把这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李泽厚。毕竟他是我所敬重的前辈，何况我也是所谓“读朦胧诗和李泽厚长大的一代”中之一员。面对面的，实在难以启齿。但我还是忍不住要把这个真实的故事讲出来。因为这已不是李泽厚或李泽楷个人的事。正如现在的年轻人只知道比尔（盖茨）不知道保尔（柯察金），并非比尔或保尔个人有什么是或不是，实在是时势所使然。何况这个并不好笑的笑话背后，也不乏耐人琢磨的东西。 其实，就连我们这些人，现在也不怎么读李泽厚了。李泽厚出了新书，《世纪新梦》、《论语今读》、《己卯五说》等等，也买，但未必读，读也不激动，更没有当年那种如饥似渴先睹为快的感觉。我们买李泽厚的书，毋宁说是“怀旧”的成分多于“求新”。更多的，是出于对他的尊敬和怀念。是的，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李泽厚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但是，无论我们当年或现在是否赞同他的那些观点（事实上也从来就没有全部同意过），我们都不能也无法否认他对我们的影响。毕竟，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李泽厚是重要的，他的影响也是抹都抹不掉的。 这样一个整整影响了一代人的人物，为什么转眼之间就成了明日黄花？是李泽厚变了，还是我们变了，或者是时代变了结果李泽厚和我们都变了？ 这倒是应该也值得弄清的问题。 因此，我决定“盘点”李泽厚。为我自己，也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思想文化。 02 机遇 所谓“盘点”，其实也就是“反思”。实际上我并不可能对李泽厚进行“全面”的盘点，顶多也就是“反思”一下而已。反思是哲学家爱说的话，爱做的事。哲学家在教会了别人反思的同时，也使自己变成了反思的对象。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情，就像历史学家也可能变成历史研究的对象一样，原本不过是他们的“宿命”。 李泽厚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有多方面的原因。 李泽厚成名很早。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就因一场美学的论争而崭露头角，名重京城，成为一个学派的“领袖”和“宗师”。那时，1930年出生的李泽厚也还是个“小年轻”，算起来不过现在一个博士生的年龄。想那时也真是个天真烂漫的年代。许多现在看来实属低层次的问题，却被朝气蓬勃地讨论着，并因此而人才辈出。李泽厚的美学观点（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更可谓红杏一枝，很是领了好些年的风骚。 不过，李泽厚的影响超出学科范围，真正成为一代青年学人的精神偶像，却是在八十年代初；而他的崇拜者、追随者、赞同者、欣赏者和心仪者，则主要是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以及他们的同龄人。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没有比这一代人更倒霉的了。长身体的时候吃不饱饭，长知识的时候没有书读，最该有所作为的时候去了农村，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找回了自己的位置，其时已是“老大徒伤悲”。以后的情况也十之八九不如意。只有极少数“运气好”的，总算能够在已为人妻人夫甚至已为人父人母时，才又重新回到课堂。这就是七七、七八级本科生和七八、七九级研究生的主要组成部分。 然而，我们这一代人又很幸运。我们接受中等教育是在1966年前。那时学校里推行的，还不是或不完全是“应试教育”。学生的升学的压力没有现在这么大，有时间阅读大量的课外书。这是其中许多人在恢复高考后，能够以“同等学力”脱颖而出的原因之一。后来，在运动中，在农村里，我们经风雨见世面，滚打跌爬，历尽磨难，茁壮成长。有的炼就“金刚不坏身”，有的使遍“十八般武艺”，有的已学会“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有的则更加是“天不怕地不怕”。反正“有妈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 更重要的是，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就在我们走进校园不久，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相号召，邓小平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了。我们这些刚刚从社会底层浮出水面的大龄学生，几乎天然地与之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一拍即合。陈旧的知识早已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陈腐的说教更让我们顿生厌恶。心有余悸战战兢兢回到讲台上的大学老师们，立马就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群“不好对付”的学生。 这时，李泽厚来了。 李泽厚来得很潇洒。 与一般意义上的专家、学者不同，李泽厚毋宁说是一位思想家。他拥有的财富不是“知识”，而是“智慧”；他从事的工作也不是“治学”，而是“思考”。他甚至没有什么“专业”。哲学、美学、社会、心理，都是他涉足的领域；历史、政治、文学、艺术，都是他研究的范围。当然，他最擅长的还是思想文化史。他的三部思想史论（《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影响深远，《批判哲学的批判》也意义非凡。相比较而言，他的《美学四讲》、《美学论集》反倒显得单薄。在他的美学著作中，我认为只有《美的历程》是不朽的，尽管他自己更偏爱《华夏美学》。 思想家与学问家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学问家什么时候都能有，思想家却不是任何时候都能产生的。如果“生不逢时”，就算产生了也没有用，或等于没有产生。因为学问家的工作是传承知识，当然总得有人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就总要有人当学问家。思想家的任务却是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进行反思，总结过去，指导现在，设想未来。因此，思想家往往产生于社会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便正是这样一个关头。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三次伟大变革，其意义并不亚于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变革和毛泽东领导的第二次变革。这就为李泽厚这样的思想家提供了“用武之地”。李泽厚常常不无自得地说起他与邓小平的“一致”。但正如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所言，当时真正起到思想解放作用的，还是政治领导层发动的真理标准讨论以及其他宣传，李泽厚用学术词语表达的意见远非举足轻重（《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他与邓小平的“一致”，也许只能说明他“运气”很好罢了。 李泽厚的“幸运”还不止于此。作为一个思想家，他还拥有一大批能够理解和回应他的人。思想是需要回应的，而智慧也只能靠智慧去启迪。如果说我们这一代人从李泽厚那里得到的是智慧的启迪，那么，李泽厚则从我们这里得到了思想的回应。回应不等于赞同，而毋宁说是一种共鸣，一种灵魂与灵魂之间的呼唤与应答。无论是“叙齿”（年龄）还是“排辈”（学历），李泽厚和我们都算“两代人”。两代人之间，是会有“代沟”的。而且，通常的情况是，下一代理解上一辈，要超过上一辈理解下一代。比方说，我们看老妈老爸，就比老妈老爸看我们清楚；儿子女儿看我们，又比我们看他们透彻。李泽厚面对“代沟”偏能“马作的卢飞快”，不能不说他运气好，因为他碰到了特殊的一代。 这实在是历史给予李泽厚的机遇。 李泽厚抓住了这个机遇。因为他是有备而来的。 诚如骆玉明教授所言，李泽厚是在那个荒唐年代仍然保持着清醒的思考并且从事着文字撰述的少数知识分子之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连续地在社会中造成震动，并影响整整一代人的，也就是李泽厚一人而已。 于是，李泽厚便光芒四射地表现出他的魅力。 03 魅力 也许李泽厚不知道，也许他知道了也不以为然，在八十年代初那个春天那个花季，他之所以风靡了神州颠倒了众生，首先不是因为他的思想，而是因为他的文笔。 虽然已事隔二十多年，我仍然记得初读李泽厚时的那份心情。那时，李泽厚每有新作发表，朋友间都要奔走相告。我们甚至特别喜欢他的那些“小文章”。1981年，他为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作序，一句“八十二岁高龄的宗白华老先生的美学结集由我来作序，实在是惶恐之至：藐予小子，何敢赞一言”，曾让我们击节不已；他在1980年为《美学丛书》所作的短序，我们则几乎能整段地背下来：“字数可多可少，范围尽量广泛，性质、题目、体裁不拘一格，中国外国咸宜，介绍论说均可，或专题，或综合，或重资料，或谈观点，或理论评述，或文艺欣赏，或高头讲章，或论文汇集。水平不求多高，只要言之有物，实而不空就好。”闲篇散章的魅力和影响尚且如此，更不用说他那本《美的历程》了。 李泽厚的魅力在《美的历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被视为“中国美学史外编”的《美的历程》一书，起先曾以《关于中国古代艺术的札记》为题，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美学》（第二期，1980）上发表了前三章。初刊之日，便广为传颂，纸贵洛阳。读者盼其全书，如久旱之望云霓。次年三月，该书由文物出版社正式出版，此后十年之内印了八次，后来又有了多种版本（比如广西师大社的插图本），无疑是学术著作中最畅销的。即便现在看，它的“含金量”仍然很高。因为它不但跨越五千年历史，贯通多种艺术门类，而且“兼具历史意识、哲理深度、艺术敏感，还颇有美文气质”（骆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热点人物述评》）。这样的著作能有多少呢？凤毛麟角吧！ 以十几万字的篇幅来完成这样一个“美的历程”，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且能做到该细密处细密，该留连处留连，丝丝入扣，顺理成章，在看似漫不经心的巡礼中触摸到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诚非大手笔而不能为。但最初打动我们的却不是这些，而是它的气势和情调。这就像是欣赏艺术品。当我们刚刚接触到一件雕塑、一幅绘画、一个青铜器或一首乐曲时，我们是来不及仔细琢磨它的。我们很难一下子体会到它的深刻含义，也不可能马上把它的形式结构看清楚。所有这些，都是以后的事，而且也许需要反复欣赏、反复体验、反复品尝、反复咀嚼，才能“品出味来”。而在当初，在与艺术品猝然相遇又怦然心动的那一刻，我们总是“一下子”就被感动和震撼了。我们分明感到有某种“说不清”的东西在吸引和呼唤着我们。《美的历程》便正是这样。甚至我们还可以说，它的魅力，正在于它的“说不清”。 的确，这是一部说不清该算什么的著作。专论？通史？散文？札记？都是，又都不是。它是一个鸭嘴兽，是兽也是禽；它是一个猫头鹰，像猫也像鹰。你还可以说它是个“四不像”，非驴非马，不伦不类。但你无法否认一点──它是独一无二与众不同的。 与众不同，正是《美的历程》使我们心仪之处，也正是李泽厚使我们心仪之处。 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到“与众不同”的。它需要胆，需要识，还需要才。有胆才敢做，有识才能做，有才，才做得出、做得好。李泽厚恰恰正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人。《美的历程》一书真是写得英姿勃发，才气逼人。单是标题，便气度不凡：龙飞凤舞、青铜饕餮、魏晋风度、盛唐之音，更不用说每过几页就有一段华彩乐章了。实际上，《美的历程》是可以当作艺术品来看待的。它充分地表现着李泽厚的艺术魅力。 但更重要的还是胆与识。 我在《闲话中国人》等多部著作中说过，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而要求“大家一样，人人有份”则几乎是中国人的“集体文化无意识”。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标新立异，与众不同，乃是做人的大忌。只有历史上数得着的那几个顶尖级的大英雄大人物，才敢如此。但即便是这些大英雄，一开始也要受排挤、遭非议。直到后来，他们成了众望所归公认的领袖，与众不同才不再成为问题。 大英雄可以与众不同，不等于别人也可以。恰恰相反，到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六亿人民就连衣服都穿得一模一样了，何况写文章？那更是必须一个模式一个腔调，否则就是大逆不道。他李泽厚是什么人，也敢与众不同？显然，这就必须有足够的人格精神和人格力量来支持。不少人指责他的一些结论过于武断。但武断的背后，又何尝不是自信，以及敢做敢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武断”也不容易呢！就是借给你一个胆子，只怕也不敢。正是在这里，在“武断”和“狂妄”的背后，我们感受到了李泽厚的人格魅力。 但仅仅如此显然不够。时间毕竟已进入八十年代，敢于标新立异的人多起来了。社会上的那些“问题青年”，就胆敢身著“奇装异服”，穿喇叭裤，戴蛤蟆镜，提收录机招摇过市，能说他们也有“魅力”？真正具有人格魅力的人，背后必定有理想和信念来支持。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就更是如此。事实上李泽厚之所以会把他的文章著作写得与众不同，从根本上讲就因为他的思想是与众不同的。就在1981年，李泽厚在回忆起自己的读书生涯时，便夫子自道，说他“不喜欢人云亦云的东西，不喜欢空洞、繁琐的东西，比较注意书籍、文章中的新看法、新发现，比较注意科学上的争辩讨论”（《走我自己的路》）。这其实也就是李泽厚文章著作的特点：决无陈词滥调，决不人云亦云，新意时见，新说迭出，充满新鲜气息。唯其如此，他才在表现出人格魅力的同时，也表现出思想的魅力。 这实在是很不容易的，甚至要冒很大的风险。果不其然，他那篇《走我自己的路》刊出后，“一位标榜人道主义的善良领导”便紧张兮兮地跑到他家里对他妻子说：“怎么能用这种标题？这还了得？” 是了不得，因为年轻人听进去了。五年以后，这句马克思最喜欢的格言也成了年轻人最喜欢的格言，到处出现，谁不说谁不够“品位”。就连小品节目中的人都会说，只不过被说成了“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或被改成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打的去吧”。 是啊，人生其实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要么走别人的路，那就只能让自己去说了。李泽厚不愿意让自己去说，他选择了走自己的路。… Continue reading

文/ 邹贤敏 浮躁喧哗的时代，学术生态日益恶化，假冒伪劣似成常态，但也不乏真正的学者，他们才是学界精英，是中国当代学术精神的代表，冯天瑜就是其中的一位。 一 那是20世纪70年代末，原武汉师范学院的教师正为重新获得了教学科研的权利摩拳擦掌，一个消息不胫而走：“冯天瑜调到我们学院来了，在历史系！”不知怎的，我也有一点莫名的兴奋，虽然我只知其名不识其人。凑巧，他就住在我家对面一幢老旧平房的两居室里，于是整个夏天，我和爱人几乎每天傍晚都目睹了三十米开外的一幕：男主人搬出把躺椅，放在房门口的水泥台阶上，女主人缓缓步出，慢慢躺下，享受着病人的闲适，他又搬出一高一矮两张旧木凳，或坐下看书，或俯身写作，对四周传来的“锅碗瓢盆交响乐”充耳不闻；掌灯时分，她慢慢起身，缓缓踱进，他撤走所有“道具”，关上纱门，书桌上的灯光亮起……三十年如白驹过隙，这感人的一幕已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且随时光的流逝愈益鲜明。我爱人曾多次忆及当时的感受：“那时我以为你够用功的了，可他比你还要用功，一看就知道是个真做学问的人。”坐在小凳上的天瑜，此前刚刚抓住选择专业的机会，决心竭尽绵薄于中国文化史，正在和时间赛跑，潜心撰写有关明清文化史方面的专论。 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与天瑜相识，没有任何过渡，成了可交心的朋友。一天，我俩在校园相遇，按惯例聊了起来，其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党委找我谈话，要我当校领导，说省里已同意，征求我的意见。” “你是怎么样想的呢？” “我不想干，还是搞业务更适合我。” “上面都决定了，恐怕由不得你。” “我给省委书记和省长写了封信，详细申述了自己的想法，恳请组织上更换更合适的人……” “老师们肯定都希望你出来，会支持你的工作；但对你个人来说，当然还是做学问好些。” “我相信省里会考虑我意见的。” 显然，天瑜面临又一次人生选择。以他的能力，任正职也有余裕，能否胜任肯定不在他考虑之列。他要思量的是进入官场“双肩挑”还是坚守书房一心做学问。我猜想，他有过内心斗争，但不会太激烈，因为他步龙门扶风后尘，是扎根于少年博览、青年庭训和诸多人生体悟之中，经过了深思熟虑，外力难以动摇；何况他已在自己耕耘的土地上收获了《明清文化史散论》等甜美的果实，目不暇给、引人人胜的文化史景观吸引着他，升堂入室、探幽致远的学术雄心推动着他，前辈学者的热评和厚望也鼓舞、激励着他，权力的召唤不可能让他改弦易辙。最终他远离权力诱惑选择了学术，而学术也选择了他。事实证明，这完全符合他的天性，是极其明智的。当然，这与对权力的价值评判无关。 此后二十多年，天瑜在学界如鱼得水，任情游弋，好不快哉！当风云突变，不少像我这样的知识人陷入颓唐，他仍坚守学术理想，以昂扬的精神笔耕不辍；当权势者找他的麻烦，在其学术道路上设置障碍，他毅然出走，到新的学术环境里施展自己的才华；当病痛拖他的后腿，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曾几次向我“投诉”，我也觉得他的弦绷得太紧，劝他歇一歇，可这又有什么用呢？即使是出国访学期间难得的游览，他也未能忘情至爱的学术女神： 二〇〇二年夏，笔者访学德国，曾泛舟于山川如画的莱茵河中游，目睹两岸苍翠峰峦，每距几十公里即有灰色城堡耸立，他们或者已成断壁残垣，或者保持着巍峨壮丽的旧观。此乃西欧中世纪诸侯林立的封建社会的物质遗存。面临其景，近二十年来一直思考着的“封建”概念辨析问题，骤然齐集心头。 ——《“封建”考论·题记》 这就是冯天瑜，一个“潜心探究，乐此不疲”，“终身莫懈，不倦无悔”，“一切以学术为鹄的”，矢志献身学术的纯粹的学者。 二 在历史研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冯天瑜无疑是文化史领域里现代研究思路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之所以能成为这个学科的主要代表，唯一的原因是他做出了真正的学问，治学有大家气象。 读天瑜的论著，最令我动容的是那渗透在字里行间的强烈的使命感——学术使命感和历史使命感。 从古至今，中国的学者很难做到为学术而学术，天瑜也不例外。他曾多次引用宋人张载关于治学目的的千古名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为现实而学术的文化基因深植于他的灵魂，“固有的忧患意识”正是他走上文化史研究道路的主要动力之一。忧患什么？在天瑜看来，“面对现代化这与国家民族生死攸关的大主题”，“民族灵魂的认识和改造，是一个切关紧要的大问题”，因为现代化事业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人自身的现代化”；而中国文化史研究“可以使我们深入了解国民精神的发展历程”，为改革国民性、塑造现代新人提供重要的借镜。这与他景佩和服膺的鲁迅文化观的核心——把“立人”置于中国走向现代化、顺应世界潮流的首位——是一脉相承的，不同的是鲁迅更多暴露“国民劣根性”，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而他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下，更多地思考如何“疗救”。他撰写《中华文化史》，就是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始终闪现着该民族灵魂的搏动”，要“了解一个民族，便应当从纷纭复杂、变动不居的文化史人手”，把握该民族文化的特质，“以达到深入民族灵魂底蕴的目的”。这部大制作不仅勾勒了三千年中华历史运动中的文化演进，更提示了中华传统文化锻造中华民族自身的过程，像一面历史巨镜，使我们从中清晰地照见“过去的”自己，进而从文化入手改造和完善“现在的”自身，以大踏步走进“未来的”历史。他写作《中华元典精神》，也是为了借助对“中华元典”提供的符号编码的破译去“透视中华民族的灵魂”，着力探讨中华元典所蕴涵的民族原创精神的现代转换。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天瑜的忧患意识在这部著作中已从民族、国家上升到整个人类，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扩大到世界的现代化走向，因而反复强调中华元典精神对整个现代社会“文明病”的“良方”价值，认为它“今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还可能再显示其特殊的调节功能，同时又可能给世界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一种均衡系统”。在“时代冷漠症”流行于知识界之今日，这种热切关怀民族和人类命运的历史使命感显得尤为珍贵。 天瑜的历史使命感是与他的学术使命感——自觉的学科意识交融在一起的。有无自觉的学科意识是现代学术区别于传统学术的重要标志，“追求学科发展的愿望”是他跳入史学之门的另一主要动力。入门要先认“门牌”，从《明清文化史散论》中的《文化·文化史·明清文化史》，到《中国文化史断想》中的《关于文化概念和文化史研究的历史考察》，再到《中华文化史》的“导论”，天瑜对文化史学科的研究对象、性质、功能问题颇下了一番工夫，视野不断扩大，认识步步深入，在科学界定文化史“以历史运动中的文化表现和文化锻造人自身的过程为研究对象”的基础上，通过动态的“史”的研究即文化概念在中国本土文化接纳外来异质文化的过程中复杂演变，去渗透、把握“文化”的真谛，准确而深刻地揭示出文化的本质内蕴： 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类化”，是人类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的文化价值，经由符号这一介质在传播中的实现过程，而这种实现过程包括外在的文化产品的创制和人自身心智的塑造。 这比中外文化学者关于文化的形形色色定义更切近文化的本质，更富理论穿透力和说服力，克服了史学研究中“见物不见人”或“见人不见物”的历史偏颇，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创造性综合与超越。在长期的学术研究中，天瑜持续地为文化史学科“这个被荒芜了的领域”增添着有价值、有创意的内容，旗帜鲜明地捍卫史学主流价值；“实录、直笔传统永远不能背弃”，“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是史家第一天职”；倡导实证研究与理论探究相结合，以展现历史的规律性；主张贯穿古今、打通中西以在专攻方向上有所突破；建立第一个科学、系统的文化史认识体系，以唯物史观对中华文化的价值精神进行评估；提出“元典精神”概念，把“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的关系”问题的探讨提升到新的层面；独创“历史文化语义学”的新方法，丰富了历史研究的方法论系统，等等，都有力地推动了历史和文化史的学科建设。这种自觉的学科意识源于他对学科现状的清醒认识和力图改变学科现状的学术抱负。在回顾中外知识界对文化问题进行探讨的历史时，面对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末大陆冠以“文化”的著作不过两三本的尴尬现实，他痛切地呼号：“这与‘泱泱大国’兼‘文明古国’的‘我中华’是何等不相称！与世界各国在同一时期文化学和文化史研究云兴霞蔚般的盛况相距何止千里！”所以他要与中国知识界一道，借改革的春风“奋起填补这一巨大空档”，“追赶各国同行”。当他构思《中华文化史》时，萦绕在心头的是郭老30年代对后辈史学家的殷殷嘱托：“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记载，正还是一张白纸……中国人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他如此回应：“老一辈史学家在这方面做过工作，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然而，更浩大、更系统的工作，则期待着后来者。”他不就是不负先辈重托，为完成宏大的学术使命而努力奋斗的“后来者”中的一员吗？ 读天瑜的论著，最令我信服的是贯串始终的昂扬的现代理性精神——独立的学术人格和整体的思维。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史学理论和方法上曾给天瑜以深刻的启迪，他是在学习、融合中西理性主义传统的基础上接受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其根本精神就是超越实用理性和经验理性的现代理性，不迷信不盲从不武断，不追新潮不赶时髦，不仰人鼻息，极力“维护历史记载与历史评判的尊严性”，以一种超越性的文化心态和精神力量，坚持独立的学术人格，这是现代理性精神的体现。天瑜是以一一种独立的学术姿态进入史学研究领域的，他毫无保留地向读者袒露过当时的心迹： 70年代后期，我遇到一次选择专业的机会。少年时的作家梦这时早已淡化，因为自知形象思维非已所长；而哲学固然有诱惑力，但玄虚抽象又令人生畏，于是我决计以冷热适度、虚实相济的历史研究为业……由于目睹近30年的史学偏于政治史和经济史，文化史久遭冷落，而自已对文、史、哲均有涉猎，又稍长于综合，便选择总揽诸观念形态的文化史为自己的专攻——那时尚在全国性的“文化热”兴起以前4、5年。……就个人经历而言，走上文化史研究道路，也与一时之热潮关系不大，而可以说是蓄之久远，发于天然。 没有来自上面的指令，没有外在热潮的诱惑，没有个人功利的考量，从这里不难找到独立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尊严性形成的根基。“蓄之久远，发于天然”八个字，其实也是对天瑜整个学术道路之独立性的精妙概括。20世纪80年代，不论是“在明清文化大殿的回廊徘徊”的《明清文化史散论》，还是力图升堂入室、探幽致远的《中国文化史断想》，虽然个别篇章不无旧的痕迹，但都“成之天然”，没有附着衍生于时风时潮。天瑜70年代对孔丘教育思想的批判性思考，被政治利用过、“清查”过，但学理上的清醒给了他坚持独立思考的勇气。收入《断想》的“孔子‘重政务、轻自然、斥技艺’思想评议”一文就据史实批评孔子“轻自然、斥技艺”的倾向给两千余年中国的文化教育和社会生活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认为这是“中国无法产生出现代科学的一个直接原因”，并指出孔学局限性的产生同孔子运用的“逻辑方法简单、肤浅”，“思辨能力尚处在较低的水准线上”直接相关。90年代，知识分子群体发生分化，天瑜却不迷失不退缩，一如既往地跋涉在学术的崇山峻岭：《中华文化史》于1989年12月4日脱稿、1990年3月12日修订完毕，紧接着的三个春秋完成了《中华元典精神》，1997年初结集出版《人文论衡》。这三部著作充分证明，在天瑜的内心，启蒙理想之火从未熄灭，学术信仰之光从未暗淡，独立的学术人格依然丰盈。特别是两部专著，没有陈腐的冬烘，没有媚时的说教，没有流行的浮躁。尽管有的部分对传统文化中消极基因的抉发与批判分量不足，尽管个别章节的内容太过浅白，有“为尊者讳”之嫌，我还是被整体思想的厚重和醇美征服，被作者听从内心召唤的理性思考征服，被流淌在文本中的现代情愫、时代气息、人性温暖征服。当“弘扬传统文化”沦为有意识形态意味的广告语，变成抵制新思潮的挡箭牌，复活陈腐观念的遮羞布，天瑜拒绝同流合污，以独立的学术探讨为转型时代的道德重建、人格重塑、民族精神重铸和文明世界现代病的诊治奉献出自己的勇气、良知、智慧，其悲天悯人的情怀令人钦敬和感动。新世纪十年，天瑜仍不“与时俱进”，远离学林拜金媚权之风，不曲学阿世，按既定的学术路线我行我素，他大胆“伸斧钺于定论”，将二十年思虑泛化封建观形成的“心结”化为四十余万言的《“封建”考论》，震动学林并波及世界。 此书对“封建”一“名”及其背后文化意义、历史内涵的思索探究，阐微抉疑所达学术境界，足显天瑜治史之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和创新意识远超庸常，并深见其独立的学术人格特出之处：既不因追求学术而消解了自己的现实关怀，也不因面向现实而扰乱了自己的学术视线，在二者之间求得平衡，达到按人文精神治学与依科学精神求道的统一。仅从书中浩博的引据，就能对其毋庸置疑的学术性和力透纸背的现实性领略一二。现信手转引三则： 《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汉书·王阳传》 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伟人们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已在跪着。站起来吧！… Continue reading

—梓山湖笔记之十九 文/ 鹏 喜 辛丑年九月初九，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古人逢今登高望远，佩插茱萸，焚香更衣而祭祀神明。 余独居小院，闲来无事，便出小院后门，登土山，寻採茱萸不得，遥望湖岸天际，油然联想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觉得那句“遍插茱萸少一人”容易误读，彼时非众人发现少了他王维，而是他思乡心切，怕兄弟、乡党忘了他，多少有点自作多情。余这般寻思，兀自莞尔，遂回小院沐浴更衣，暗忖：且焚一炉檀香，沏一壶菊花茶，慰问一番被世人遗忘在乡野湖畔的、自称为“我”的某人如何？ 便翻箱倒柜找出闲置已久的铜香炉，拂拭尘埃，顺手将十几件铜锡器物也都揩了一遍，擦出锃亮的金属本色。于檀香氤氲、烟缕袅娜中一件件把玩，辨看岁月烙在器物上的痕迹。 铜器皿有烟壶、水壶、暖壶、灯盏、烘笼、砚盒等用具和佩戴、供奉、祭祀物。锡器皿有水壶、酒壶、烛台、蒸笼等。这些物件虽年代久远，却也上不了文物档次，只可称之为老货、旧物，且多数有品相缺陷，在行家眼里恐怕只是破铜烂锡一堆。 而在余看来，它们是余一生俯拾的时光沉淀、岁月记忆，不经意间成了旅途的打卡符号。人际之间，君子之交也罢，同仁之谊也罢，恋人之情也罢，相忘于江湖易，不易忘的是行走江湖的履痕，有些深陷的履迹甚至凝固成了不可磨灭的化石。在或多或少开始恐惧被时代遗忘的年龄，回首抚看，不免感慨系之。 水烟壶乃赴云南参加笔会时，在大理集市文物地摊以五十元币交易所得。水烟壶系白铜打造，扁筒状、缀细链，烟竿似弓，烟咀处有凸凹咬痕。壶身不知被哪位彝族、白族、傣族的汉子或女人之手磨玉了，光可鉴人。恰好旅伴同事购得一布袋上等云烟烟丝，余探囊取物，拈一撮塞满烟胆压实，注旅行杯茶水入斗，点燃烟锅，衔往烟咀吸吮，顿时壶中烟水咕咚作响，白烟冉冉。余作吞云吐雾状，一众旅伴捧腹哂笑。 水烟壶在书架上搁了几十年，其间时有来客问可否转让，余不舍，总觉得壶壁隐约有铭文，记录了余“彩云之南”行经历，西双版纳、香格里拉、沧山洱海，历历在目，难忘那面如核桃、手似鹰爪的老叟老妪，手捧铜质或竹质水烟壶轻吸缓吐的安逸神态。 那时余三十出头，正值血气方刚年纪。虽一向身体羸瘦，手无缚鸡之力，却常有不平之心。翌年，余“相助拔刀”，落得一柄铜鞘弯刀。周日，余去汉口江滩花鸟市场闲逛，彼处文物贩子和企图捡漏淘宝者挤肩磨踵。先是，一黑脸壮汉着藏服却满口北方汉人腔，举一柄带鞘弯刀厉声叫卖，声称祖传宝刀，要价五百。一看客羡慕，接刀观之，刀长二尺许，铜鞘锃亮，刀柄、鞘面镂有祥云图案，嵌彩石，造型精致，成色似有年头。围观者众，皆赞好刀。看刀客仔细端详后嫌贵，奉还卖家。卖家不接，催请看刀客出价，看刀客不语。卖家虎着脸咄咄逼人：“美人配英雄，宝刀识好汉，俺这把宝刀只认您了！四百可好？” 看刀客讪笑不语。余观其容貌腼腆拘谨，许是囊中羞涩，并无买意，徒羡而已。卖家不依，恶语逼迫：“三百？二百？一百？”看刀客大窘，推刀于卖家怀中，扭头便走。卖家一把擒住看刀客肩膀，眦目跺脚：“五十！”议论纷纷之围观者顿时鸦雀无声，众目睽睽。看刀客手足无措，面红耳赤。 余旁观至此，挤进人群，应声接话：“成交。”说着递过五十元币，不由分说抓住鞘身拿过刀。卖家愣怔，一时无语。看刀客解围了，朝余揖首，疾步而去。余亦不语，并不看刀，挟于腋下，大步流星离场。及远，抽刀出鞘查看，刀刃钢锻，应是机械批量生产。而铜鞘实属匠人手工制作后，再将成色做旧。 余揣猜卖家原本预期成交价在三百元左右，怨看刀客耽误生意，打扰了他营造的人气卖场，赌气发怒，欺人过甚。几十年后余六十花甲时，曾咏打油诗一首述怀，其中有句：“但憾英年未习武，白废胸中不平刀”。每睹此刀忆当年，彼时余并无野夫拔刀相助之怒，却有文弱书生之不平也。 铜鞋拔有一段啼笑皆非故事。某年某月某日，余往汉口香港路文物市场，被一初中小子拦在市场门口。小子怯生生向余兜售藏在袖口的物件，亮出比划道：此物当是古代朝臣晋见皇帝手持礼器。余见过吻哑然失笑：汝所谓称笏板，汝所持乃鞋拔。汝且据实告知，此物何来？小子坦承：瞒着祖母从她的一个青瓷扁罐取来。余再问：罐中另有何物？答曰：针头线脑及纽扣。余告诉小子，针线罐本身可能比你这块铜片值钱。小子哭丧着脸道，慌张中失手摔碎了罐子。余摇头叹息，见小子沮丧而狐疑，不知何为鞋拔，余便借过铜片，躬身踮脚插入鞋后跟演示。小子大失所望，愿交换五元钱去买游戏机币，余略思忖，给了十元买过。 遇彼事余已届不惑之年，却对世道人事困惑诸多，甚至一度陷入抑郁。鞋拔小子无意摔碎祖母扁罐，余似他这个年龄更是一个浑小子，故意砸烂、丢弃母亲的坛坛罐罐，嫌它们碍手碍脚，盛满寒酸味道。而今余居梓山湖小院，又四处搜罗坛坛罐罐，置于书架、井台、门槛。呜呼！母亲在天之灵，宁不笑予？ 锡酒壶颇堪玩味。乍看积垢深厚，灰不溜秋，细观造型考究。六边形壶身，六面铭刻四季花木图案，壶咀上弯处镂有浮雕花纹，壶盖把柄塑为狮子形状。犹忆中学数学老师教学子以谐音背诵圆周率：山巅一狮一壶酒……余那时就凡事犯琢磨，钻牛角尖，认为此谐音句隐藏一种寓言：山巅之上，雄狮与酒壶对峙欤？狮子饮酒欤？猛士饮酒斗狮欤？如今心血来潮时，便将锡酒壶以沸水烫了，注入半壶谷酒，不时啜一口，品锡壶味道。 至所谓知天命之年，余仍不知天命唯知老成，遇物事不再想入非非，只问本源，常虑生计。游绍兴专寻陈年花雕，过诸暨偏走老街旧巷，果然在杂货铺找到紫铜暖壶。壶型如地雷，坚固而保温时间长，绝无渗漏之虞，夫人视为冬夜宝贝。又于鄂东林家大湾偶然谋得老旧黄铜烘笼，冷季烧木炭，置案头，暖手暖心。 六十花甲后余无意吃斋念佛，亦不装模作样以为抄经便是参禅。不过，余确实留意收藏了几件礼佛、祭祀法器和图腾。绿铜小沙弥来自印尼巴厘岛，青铜双修佛来自拉萨布达拉宫山门口，均为有年头的旧铜器。一个手持铜转经筒倒是簇新的，系2015年在藏南色达由同事赠予，据云此法器已经五明佛学院高僧开光。余在意绪纷乱时，便手执转经筒轻摇着在书房踱步。当经筒旋转，心猿意马随之消遁，不再介意自己忘了谁，谁忘了自己。其实，遍插茱萸又如何？高朋满座又如何？终究止于一时一事，过眼云烟散尽，充实自己这副皮囊的，还是“我”的意志。 是为铜锡志。尝闻，金木水火土谓五行，金银铜铁锡谓五金，世间物事，无非循环演化。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梓山湖书院”，获作者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董宏猷 今天，注定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我们的好老师，好兄长，好朋友，好战友，刘晓航先生，就要和我们永别，启航远行了。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代表着许许多多的人，许许多多的朋友，代表着整整一个时代，为晓航送行。为晓航壮行。 我和晓航的相识，是在编辑武汉知青回忆录《我们曾经年轻》这本大书的日子里。《我们曾经年轻》的编撰、出版过程，是一次难忘的人生旅程。那么多的知青朋友聚集在一起，组成了编委会，成为志趣相投的同志与挚友。而晓航，无疑是编委会中最活跃，最认真的执委之一。他对知青文学，知青文化的创作，研究与推广，也是从这本回忆录的编辑中启航的。 晓航的一生，吃过许许多多的苦，经历过许许多多的磨难，写过很多的书，拥有许许多多的光荣与梦想。在家庭里，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在学校，他是一个好老师，好干部；在文化界，他是一个正直的，纯粹的，充满博大的爱与悲悯情怀的，知行合一的学者；在朋友中，他是一个热情的，豪爽的，永远将他人惦记在心上的侠义大哥。除此以外，我还认为，晓航这一生最大的贡献，最大的奉献，则是对中国知青文化的研究与推动。 从来没有哪一代人，会像中国知青那样，拥有如此相同的青春岁月，拥有如此相同的痛苦与磨难，以及生命与灵魂的炼狱。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中国的知青事件，都将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历史文本。而且，值得研究的是，这样一个无比庞大的经历各异的见识纷呈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但却拥有“共名”的群体，正在逐渐地老去，逐渐地消逝，但是，迄今为止，关于知青的研究，远远没有穷尽。这是因为，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知青”及其生发的那个时代，无形中成为一片潜藏着危险的沼泽，让研究者们走着走着便望而怯步。而那丰富的原生态的汪洋大海一般的“沼泽”，则会被悄悄地遮蔽，消逝在历史的深处。因此，不论是对知青的简单化、粗鄙化甚至是妖魔化，都是我们今天还活着的知青所无法接受的。因此，直面我们共同经历的那段历史，正视、反思、研究那段历史，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为人类的文明史，真实地记录、描述、建构中国的知青史，便成为我们的责任，成为历史赋予我们的重托。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我们亲爱的晓航义无反顾地出发了。作为历史的当事人，不再年轻的见证者，晓航用仍然燃烧着的青春激情，用历尽沧桑的理性精神，用敢于担当的历史责任感，开始了中国知青文化的研究，知青文学的创作，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四处奔走，八方呼唤，用行动推动着知青文化研究走向深度与广度，并且为之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在中国知青史，中国知青文化研究史中，刘晓航都是一个不可绕过，不能遗忘的名字。正是在这样的“上下而求索”中，他将自己雕塑成一个永远前进的行者与战士，同时，成为了中国知青文化的一个优秀的执着的代表。 让我们万分悲痛，无法释怀的是，晓航正是在奋力前进的道路上，突然倒下的。他的离去，是中国知青文化研究的巨大的无法弥补的损失，是历史的遗憾，是亲人和朋友们永远的心痛。他用自己的一生，重新诠释了生命与青春的意义。他所有的作品，所有的经历，所有的追求与探索，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凸现出理想与诗意的光辉。 永别了！亲爱的晓航！ 一路走好！亲爱的晓航! 2021,10,24,凌晨 （原创文字及图片由作者提供并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晋东南 2020年9月28日，朋友小范领我吃了这家“紫金八刀汤”。第一次品尝，感觉甚好。 一处城中村临街铺，楼上伸出的阳台外立面，正好成为招牌。招牌极简，五个字一枚印。中间“紫金”二字呈倾斜状，“紫”的右上方一枚小红印，“金”字一横水平线上，三个小字“八刀汤”。 马路对面就是豪华楼盘，有名曰“塞纳左岸”的咖啡。相比之下，这家小店不卑不亢，小家碧玉的风格。店面不足十个平方，一个长条木台，面对面坐能容十人，一张方台，能坐四人，一张高台，能纳三人。饭点，食客众多，一人走，马上有人顶上。 据说“八刀汤”得名于一位盲人。眼盲心亮，算清了师傅切了八刀，猪心、肝、肺、舌、腰、粉肠、隔膜、前朝肉（猪耳至猪手之间的），真材实料，放少许盐定调、胡椒粉温中散寒、味精提味，倒入山泉水煮十分钟，即是客家猪杂汤。盲人说这名字俗气，赐名“八刀”。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市场经济肇始，紫金八刀汤走出紫金，进入南粤大地，成为粤菜系中的名点。 在宝安，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新移民，可以看看他对“八刀汤”的态度。对于南腔北调的各地来深人士，“八刀汤”是一款早餐的最大公约数。贩夫走卒，吃了一碗，急火火就去搬砖了。文人墨客，就要做点文章，拿“八刀汤”做文章的人，还真不少。 一位赵姓曲艺名家，微信上晒出一张瓦煲八刀汤的图，说了一句： 这个有点意思，紫金县八刀汤。 一位梁姓诗人有句：“你走在街上俗常如我，也爱喝口八刀汤。” 当年我第一次一吃一晒，朋友圈老王回复：吃个米粉，给你写得清新脱俗，感觉你吃的是鱼翅似的。 一位郭姓小说家，信手拈来的一段文字，八刀汤是灵魂：一碗八刀汤，对付早中餐。吃了十六年，来福永十六年。从中年的头走到了壮年的尾，艰辛跋涉、孜矻求索……云云。这家店的字号，是“强记”，应了一个人在异乡奋斗的念想。 呵呵，老王不知道这食材，必须是紫金蓝塘猪，吃的是黑麦草、番薯叶。很天然很乡土！ （以上图文选自微信公号“牧马河畔百草堂”，获作者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汤旭岩 还记得2010年有幸来到斯坦福大学胡佛塔下，便特别想置身其间，了解胡佛研究院。 2010 年 6 月 22 日上午，经美国华人图书馆协会同行精心安排，我们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四位访问者得以走进颇带神秘感的胡佛研究院。专门的珍宝陈列加之专家的精彩介绍让我们领略收藏的魅力，那些蒋介石、宋子文的日记和“文革”史料及孔子画像等均深深吸引我们认同感慨，满足了我们的求知愿望。 随着访问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对胡佛研究院与其图书馆关联之处的基本轮廓逐渐形成了。它最早的名字叫“胡佛战争图书馆”，由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于 1919 年为其母校斯坦福大学创办。这个当初专门收集与一战形成和发展有关史料的图书资料中心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才招募学者进行研究工作。我们访问时已从最初的 6 名研究人员发展到 250 多名工作人员，包括 100 名研究员、70 多名图书馆和档案馆管理员及专家、80 多名行政管理及研究辅助人员。它拥有 9 个图书馆和档案馆、160 万册藏书、6 万个微型胶卷和 2.5 万种期刊，共约6000 万件的珍贵档案。每年对图书馆的投入约600 万美元。 胡佛研究院有关中国近代史的馆藏为世界瞩目，是学界公认的、除中国大陆和台湾之外，全球收藏中国近现代史档案资料最丰富的档案馆。据胡佛研究院资深副院长理查德·苏萨介绍，胡佛研究院近 90 年来搜集的 6000 万份档案中，仅中国部分就有 550 多种，有关“文革”的政治海报就超过 10 万份。这些档案排起来大约有 24 英里长。苏萨认为，最重要的收藏大概有四到五件， 比如蒋介石日记、国民党档案、前苏联尤其是从沙俄过渡到苏联这段时期的资料，还有就是宋子文的档案。另外一份很重要的档案是美国对欧洲广播的资料。 尤其让我们产生浓厚兴趣的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档案几乎尽入胡佛研究院。2005 年 2 月 16 日，蒋家与胡佛研究院共同宣布，同意把两蒋日记暂存胡佛研究院50 年，并把蒋介石日记逐年公开。2005 年 3 月，胡佛档案馆宣布成立近代中国档案和特殊收藏馆，其中包括中华民国从1911 年到… Continue reading

——梓山湖笔记之十八 文/ 金 戈 辛丑年八月初五，临近中秋矣。托打井师傅从村野沼泽挖来两方长条石，各长约五尺，宽尺许，石型方方楞楞，线条笔直，纹理细密。揣猜许是几十上百年前大户人家的门槛、窗楣石，又或许是大族祠堂台阶、勾栏石。余以先前谋得的三个廊柱基石垫在条石下，在前院垒成石花架。基石雕凿有形，莲花座、石鼓座、狮头座各一，一座有破损，两座尚完整。三座托起锈红色条石，沉重庄严，余观之心中甚是踏实笃定。 古人云居不可一日无竹，而竹下少不了石。余避居湖滨一隅，拓小院栖身，小院何所有？无非草木竹石耳。 故余六七年来，游走各地时留心搜罗大小石头，又托人寻找农家弃用的石器，陆续搬运到小院。皆无奇石灵璧，尽属河边山脚路人不屑一顾之顽石。余亦非敝帚自珍，不过给小院添置几个实用物件和填空的摆设而已。 几块天然大石，从江夏采石场搬来，摆成石桌石凳。十几块普通山石，是采写《驴行野村谷》时，从施工的挖掘机铁铲下搬到自驾车的后备厢里，再移到小院垒成小假山。几枚篮球大的鹅卵石，是自驾途经县乡小道时，从沟渠河滩捡拾的，用以压稳遮阳伞的脚架。半爿磨盘来自拆迁的村庄，竖埋在井台旁当磨刀石。 几款看似不起眼的农家石器，得来却大费工夫，历经不知几人接力转手，有石磨、石槽、石臼。余较为得意的收获是一对有品相的石碾，竖立在前院花池左右，当作镇院石。 亦有十几块太湖石、钟乳石，劳累兄弟从拆迁的建筑废料堆中翻捡出来，以自行车一块块驮回。虽是些没有品相的残石，余却稀罕它们，在草丛花间和池塘边堆垒叠砌，随意构筑石景。 有过客观之认为寒酸，问何不破费几两银子购名山奇石？以院落场地阔绰，足以容下一座镶金嵌银、飞珠溅玉的大假山。 余闻之讪笑不语。 有道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余戏谑曰，石不在奇，有骨则神。神在这些于小院随意游走、逗留的顽石疙瘩，它们朴素的形态和坚硬的质地，冒出一股刚直不阿的骨气。 世有奇石，更有奇石玩家，掌上把玩的石中尤物，动辄价值连城，那是藏家和投资人之作派。余非石迷、石痴，亦非行家，搜罗的是没有交换价值的笨重陋石，且兴趣不只在石头本身，还在寻石、搬石、垒石过程。乐此不疲，意在与沉默的石头对话。石头看似冥顽不化，实则皆有个性且身世非凡，往往历经山洪和岩浆之水与火洗礼，其阅历非吾人类见识可以比拟。纵然是陋石几块，余也不过草民一个，有缘来小院共处，相互守望着打发光阴，在余眼中它们就不仅是摆设，更是一种寄托。 不唯躬身垒石，当初筹划小院布局，余就谢绝了园林公司的图纸，因余想要的并非一个亭台水榭的私家花园，而是一个宜居的农家庭院风格的小院。故余亲自设计，因地制宜垦菜园、掘池塘、打井筑台、砌柴灶、竖烟囱、垒石为桌凳。小院既成，余蹀躞其间，整日与草木土石打交道，常常打量石头沉思，琢磨它们的来历。 从女娲炼彩石补天之传说看，古人以为苍天是一块巨大无比的拱石。如今世人皆知天非石，却未必清楚地为何物。依愚见，大地就是一个石球的演化。土壤下面是岩层，则土壤可能是石之粉齑，石可能是土壤之凝固。前人以海枯石烂喻事物恒久难变，而事实是海可以枯竭隆成山峦，石头腐烂的速度也超出常人想象。上世纪九十年代，余往湖北竹溪参加笔会，钻过深山老林，见过林场农工将林间风化的碎石当落叶一般的肥料，扫到树根下堆培，待碎石腐烂营养树根。余俯拾一块细辨，那石质像一层层菲薄的烘糕，稍用力一捻便粉碎。 当然，石类如人类种种色色，坚硬顽固者有花岗岩，稀缺名贵者有钻石，亦有可塑性强的柔石，性状各异。以其物理性，说它维系、支撑着青天白日下这个地球的运转也不为过，不然，人类凭籍什么从旧石器、新石器时代进化到工业文明时代？ 故石头的奥妙令人遐想。自古迄今，追求宝石者不知凡几，而珠光宝气的美玉，究其本质不过是一块石头。真正采日月精华、承天地甘露的奇异灵石，藏在山川之间，与大自然浑然一体，个人不可能据为己有。 柳宗元谪官贬居穷乡僻壤，却于穷山恶水之间饶有兴致地寻觅美好事物，成就《永州八记》，尽写山上水中石头。后人评价：“清莹秀澈，铿鸣金石”。其文笔惊世骇俗，笔下却不避讳世间俗物，鲜少描绘美仑美奂之玉石。如《石涧记》： “……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筳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揭跣而往，折竹扫陈叶，排腐木，可罗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络之流，触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水，龙鳞之石，均荫其上。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 余虽不才，斗胆揣摸柳宗元心境，敢引先圣为知己。余此生也屡遭诽谤构陷，遍尝世态炎凉凉，好歹全身而退，避居乡野。便也视小院石头为傢什甚至玩伴，虽不足与外人道，却欣欣然自得其乐也。 是为垒石志。 （以上文字及图片选自“梓山湖书院”，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