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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人肖像油画一组
图文：高巍立 长期以来外界包括美术圈人士普遍对我的正面评价是在“画肖像”方面的优势，而我自己一向并不这么认为。 我创作的目的并不是“画肖像”，而是借“肖像”也借“风景”“静物”为载体，依附于形式以意味呈现意境从而实现意图。 我认为真正体现我艺术价值的，一是以上所述的对“艺术”对“绘画”的认知；二是对“油画”这个源于欧洲的画种特质的认知。为此我创造了一个词：色层和声。 这是我的油画原作会被意大利人、德国人、法国人、奥地利等外藉人士喜欢的原因。他们认为我的油画作品”语言纯正＂，不像是中国人画的。 相反对于我的这个认知和实践，国内很多油画家并不能认识到，因为他们吃的奶是“苏派”的，被异化的油画。 （作品图片及文字由作者提供并授权）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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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过早》
序文/ 董宏猷，摄影/ 张建忠 最近秋凉，却夜夜多梦。梦里都是童年往事，都是在汉口的大街小巷过早，醒来不禁感慨万千。究其起因，当是张建忠先生的邀请，为他的摄影画册《过早》作序。 对于摄影，我只是个爱好者。但仔细欣赏品读建忠先生的作品后，却浮想联翩，欲罢不能。很早就听闻建忠在摄影界的大名，常常听说他又去大凉山了。见到他，便是在他的《远山的记忆》大凉山摄影展上，凝重的黑白影像，凝固的生活瞬间，令人震撼，真实地记录了大凉山彝族人民的生存状态与生活现实。而摄影家的人文情怀，对现实的关照与思考，以及博大的爱，此时无声胜有声，全都凝聚在一帧帧动态的多元的影像之中。 从此我记住了张建忠，一个执着严谨低调的摄影家。大凉山只是他执著观照的对象之一。他习惯一头扎下去，5年里，10次出入大凉山腹地，历尽艰辛，锲而不舍，拍摄了10多万张照片。这哪里是一般的创作与观照，而是将自己的生命，融入了摄影艺术的追求与探索中。 与大凉山的凝重不同，建忠这次呈现的，是武汉人过早。 说起武汉人过早，就像说广州人喝早茶，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城市风景与文化现象。其不同之处，广州人是坐在优雅的茶楼里，边饮早茶，边吃早点，慢悠悠的。而武汉人过早，则是在户外，路边，简陋的塑料椅凳，嘈杂的街头环境，匆匆忙忙，甚至边走边吃。满大街的早点摊，满大街买早点的人，满大街边走边吃的人，构成了武汉最独特的风景，最活色生香的晨曲。 武汉人的“过早”，是视为与“过年”，“过节”，“过生日”同样重要的。是与武汉独特的城市发展史密不可分的。 作为中国“九省通衢”的交通枢纽，武汉自古就是一个“大码头”。现代考古证明，远在商代中期，武汉就萌芽了城市――盘龙城，而盘龙城的主要功能，便是军事、物资的中转。春秋战国，武汉属楚，楚国多江河湖泊，水陆交通十分发达。千百年来，行政隶制虽分分合合，但城市的主要功能，仍然是水陆交通之枢纽，商品集散之码头。翻开一部唐诗，诗人们来到武汉，不是“送别”，就是“晓泊”。而匆匆停靠之际，武汉给他们的印象，便是 “孤帆远影碧空尽”的水陆码头。及至清初，汉口成为四大名镇，后又成为天津条约中的通商口岸，从此，武汉的沿江两岸，不但密布了自古以来的“土码头”，而且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由洋人控制的“洋码头”。 水路如此繁忙，陆路呢，则因了京广铁路的贯通，使武汉迅速成为京广大动脉的中心点，武汉的码头色彩，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武汉的城市功能，武汉的发展与繁盛，武汉被外国人称为“东方的芝加哥”，皆因了码头而做了许许多多的文章。 有了码头，就有了靠码头吃饭的人。尤其是那些底层的码头工人，以及围绕着码头形形色色的商业与服务业。武汉天气湿热，清早就要到码头扛苦力的码头工人们，没有时间闲坐饭馆。他们要的，一是“快”，二是“饱”。出体力流汗多，需要补充盐分，于是，武汉的早点普遍呈现快餐化和重口味。它是劳动的需要，生活的需要，生存的需要，这样的“内容”，便决定了它的“形式”。即不拘一格。街头，路边，码头边，乃至边走边吃，形成自己独特的早餐文化。 码头文化深深地影响了武汉人，影响了武汉人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影响了武汉面对世界的个性表达。 码头的功能是什么？是集散与流通。是人的集散与流通，物的集散与流通，信息的集散与流通，风俗的集散与流通。所谓“来如行云，去如流水”，坐而能知天下事，一日看尽五洲花。于是，码头文化给予武汉人的，首先是开阔而不保守的眼界，是包容不狭隘的心胸，是善于接受新鲜事物、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开拓意识。武汉人不排外，多包容，东西南北，五湖四海，兼蓄并收，皆为我用。因此，中国的居多大城市中，只有上海和武汉的前面才冠有“大”字，“大上海”、“大武汉”。所以称“大”，不仅仅在于面积，更在于包容也。 于是，武汉的早点品种繁多，十分丰富。二十多年前，我曾在《长江日报》开设武汉小吃专栏，那个时候的粗略统计，武汉的早点品种，已经逾百。蔡林记的热干面，老通城的豆皮，谈炎记的水饺，顺香居的重油烧梅，田恒启的糊汤米粉，福庆和的牛肉米粉，厚生里的什锦豆腐脑，老谦记的牛肉枯炒豆丝……包容兼济，美不胜收。难怪香港美食作家蔡澜在到访武汉之后，将武汉称为“早餐之都”。 请原谅我如此阐述武汉的早餐文化。因为不说清楚武汉人过早的缘由，就无法真正理解建忠一年四季坚持拍摄过早的美学思考与纪实意义。 毋容置疑，建忠过去拍摄的大凉山，藏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凝重。而这次拍摄的过早，则充满了人间烟火，市井风情。大凉山和藏地呈现的是远方，是“异”，武汉人过早呈现的是身边，是“同”。然而无论是远近，还是异同，这些自然的黑白世界，内核依然是“诗”，是蕴藏在作者心中对于人民，对于平凡的百姓，平凡的生活滚烫的大爱与热情。 纪实摄影是以“人”为主要反映对象的，强调的是真实、客观地再现人的社会生活。真实性、客观性，是纪实摄影的生命线。在这个世界上，“人”的社会生活是具有差异性的。决定这种差异的，是独特的文化。在建忠的镜头中，武汉人的过早，是真实的，客观的，包括在街头路边过早的随意性，简陋性，以及周边环境的杂乱无章。但这种杂，或者杂糅，恰恰是武汉的特点之一，武汉是中原、荆楚、吴越、巴蜀四大文化风云际会的交锋点，在饮食上，是北方的面文化与南方的米文化的交汇点，是川湘之辣、江浙之甜、闽粤之清淡、徽鲁之厚重的交汇点。东西结合，南北杂糅，恰恰是武汉文化的特征。而武汉人过早的率性与随意，一方面是码头文化的浸润，更重要的，是楚文化的传承。 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叶调元刻印的《汉口竹枝词》，第一次将吃早餐用“过早”一词表达：“小家妇女学豪门，睡到晨时醒梦魂；且慢梳头先过早，糍粑油饺一齐吞。”在那个时代，连小家妇女过早时，都这么豪爽粗犷，可见楚地侠武之民风源远流长。同时，杂糅的特点，就是包容，就是海纳百川。武汉早点的丰富多元，形象地展示了这一文化特色。因此，建忠用摄影语言精准地展示了武汉多元杂糅，包容大气的文化特色。一句话：建忠对于“过早”的选择，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是想通过纪实影像，再现武汉的文化特色，城市之根的。 建忠在当下选择发表《过早》的作品，我想，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 美国著名摄影家多罗西娅·兰格曾经说过：“纪实摄影记录我们时代的社会场景。它映照现在，为将来保留文献。它的焦点是人与人类的关系”。摄影大师爱德华·斯泰肯也曾经说过：“摄影的使命是向人类解释人类，向每个人解释自己。”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崭新的影像文化和视觉文化的时代正在飞速到来。全球化会迅速地解构抹平这个世界的差异性，而这些差异性是人类几千年来用不同的方式创造的具有个性与特色的文明。 因此，保护这些差异性，保护本土文化，便显得格外地重要与迫切。这些差异与特色，已经不能用肤浅的“风俗”，“风情”来阐释了。这是关乎人类文明的重大课题，也是摄影艺术理所当然的历史使命。因此，我是在这个意义上来品读建忠的作品的。他的《过早》，就像当年的《清明上河图》一样，为历史留下了可贵的视觉史料。于是，我便理解了建忠为什么选择了武汉人最有特色的过早方式。就像一个美食家屏蔽了所谓的“杂乱无章”，而给予武汉“早餐之都”的美誉。在这个意义上，《过早》再一次展示了建忠对于摄影题材的慎重，敏感，与责任感。这也是一个优秀的纪实摄影家必须具备的思想品格与艺术品格。 在写这篇序言之前，建忠嘱我少谈摄影，多谈文化。我能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说，在摄影艺术的追求上，建忠是个完美主义者。这从他铆定一个题材，不惜多年，坚持不懈地去拍摄去思考的原因。我还想说，建忠的片子，是耐得住细嚼慢品的。看似随性的抓拍，其实构图用光都是及其讲究的。由于拍摄的是武汉人过早，他最用心的，是人物之间的对应关系。他的每一张片子，看似群像，且都动态，多用中景与近景，但过早的人与人之间，无意间构成精妙的对应关系，活色生香，余味悠长，细细品读，令人点头微笑，忍俊不禁。 一个优秀的成熟的艺术家，总是在不断地追求与探索，不断地想去超越自己的。《过早》便是建忠艺术征途上的又一座里程碑。祝贺建忠《过早》画册的问世，并期待看到他更多更好的作品。 2021年9月1日于汉口 (文字及图片由作者提供并授权）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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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阎崇年
文/ 汤旭岩 想起他，总感觉温暖。 这温暖，属于但又不完全限于阎崇年。 （一）路中央，温暖的告辞 过去并未弄懂，究竟为何唐诗经典多有送别一类，现在感觉像是“幡然悔悟”。 当代歌曲，唱的是“送君送到大路旁”，可85岁的阎崇年，却是站在大路中央送我。 路的两边，车来车往！ 他这一送，几乎颠覆了我对“送”的种种认知。 可不？光想起，就温暖。 刚开始，他在家说送我下楼，没得商量。都送到小区门口了，又坚持送到我停车的那条路上，这一下，绕着走过三分之二的小区外围，走过整整三面街。边走边聊，他还说今天走起来，感觉这段路特别短。我也接过话茬说，时间应该不会停下来等我们。 停下来等我们的，是暖暖的日头。 沐浴着阳光，缓缓走到路边。紧握双手道珍重，知道我们车在右边，他便说得调头回来往现在的左边走。 调转车头返回，己经是几分钟以后。我无意中往窗外看去，发现刚握手的那地儿，未见阎先生。 行驶的目光，却禁不住“刹车”，停留在了路的中央。 路中央是半人多高的铁栅栏。那手扶着铁栅栏，眼神看向我们的不正是阎先生吗？几缕发丝直起身来，借助风的语言，仿佛诗一样地，传递着先生从容的嘱托。 每每想起这一刻，那叫一个温暖！ 阎先生的温暖，特别走心。 （二）传递温暖的嘱托 充满阳光的心灵，一定会时刻传递温暖。 感知这温暖，便是享受。 行进的车闪了闪灯，穿过路口。 阎崇年的嘱托，常常像一盏灯，点燃着你的光明。 他的嘱托，似乎总与读书有关。 在读书人心里，读书当然是最温暖的事情。 刚刚离开阎先生住宅之前，他交给我四部新著的签名本。除赠送我及孩子两部之外，还特别拜托我分别转送天津和武汉历史专业的学者各一部。 将赠书装进牛皮纸信封后，阎先生一遍遍书写“烦交”谁谁等敬语。看到字迹未干，他站起身，抽取并小心翼翼地用纸巾按压，避免跑墨。 说时迟那时快，我抢拍了一张特写。 现在想起来，也深究不着出自什么动机，或许就是心头一热吧。 遵阎先生之嘱，代为转赠签名新作，对我而言算是常规“使命”。 可是这次，却显得不同寻常。那是因为阎先生专门告诉我，他将在这一年内，给自己数十年如一日的学术研究工作，画上圆满的句号。 顿时，我感觉手上捧着的著作，沉甸甸的，分量非同一般。 于是乎，当即请人联系了冯天瑜先生，告知阎先生签名赠书，系文化史专著《森林帝国》。冯先生则一边称道“雪中送炭”，一边表示“着即”准备回赠之书。 与此同时，我也不由自主地翻开感觉还保留着阎先生体温的《阎崇年自选集》一书，旁若无人地重读起来。 时不时地，还会将目光停留在扉页上，因为从那里阎先生的题字，可以读出书如其人的温文尔雅。阎先生的签题很讲究，整页呈“书法作品”式，钤印含署名印、压角闲章。 通过书，输送读书人的热情，还真是神奇。 我感觉，书是温暖的导体。 兴之所至，我通过车上Wi-Fi上网连接电脑，调看上次受赠的《阎崇年自选集》，对照着细品先生的签名情形。 毫无疑问，书籍一定是读书人温润如玉的信物。 （三）拿出另一本书 换了本书，恰逢车在变道。 拿起另一本叫做《阎崇年讲谈录》的赠书，相当于触动另一些叮嘱。 《阎崇年讲谈录——读史阅世五十年》所收篇目，源于讲座、演讲、访谈等。聊及此书，不知不觉就会涉及湖北省图书馆和长江讲坛。 《长江讲坛》的开坛嘉宾，是众望所归的阎崇年先生。他，曾被尊称为《百家讲坛》的“开坛功勋”。 提前一天，各路媒体均已高调报道：《长江讲坛》春天里开坛，阎崇年首讲《读史与修心》，时间2013年3月1日。 所有宣传资料，包括大幅背景布置就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进入数小时倒计时了，工作人员告诉我，阎先生叮嘱主讲的题目，改为《读史与读心》。 得闻此讯，不禁为这一字之别拍案叫绝。着一“读”字，尽接地气，倍受读者青睐。阎先生演讲恰似春风送暖入屠苏，果然好酒一坛，不同凡响。 著书立说方面，也多次领教过阎先生的认真严谨、一丝不苟。 除一字之师的佳话外，像车轮转动的速度一样，我脑海里还会浮现先生利用图书馆的相关叮嘱，比如为一书、一序、一画、一名而反复求证，终于拨云见日的故事。 阎先生做学问的态度，足以温暖图书馆。 用图书馆的话说，为读者提供智力保障是为本份。给阎先生的研究之嘱尽责，无异于给自己的知识加热。 举几个例子，短信里现成的。 其一，考据《江陵志余》作序者情况。将湖北省图书馆收藏的多种版本，逐一甄别、去伪存真。虽颇费周章，却其乐融融。 其二，核实明吴伟画作信息。摘录两条短信，一读便知。“汤馆，近安！有一事求教：贵馆藏明朝吴伟《渔雪图》，画面高245厘米、宽156厘米，准确吗？”“报告阎先生:所述《渔雪图》，我馆未收。湖北省博物馆收有明吴伟的雪渔图轴。相关尺幅等信息，可见发给您的两个彩信。”…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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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元宵节习俗
礼失求诸野：潮汕元宵节习俗 文/ 林凯龙 正月十五为元宵节，俗称“十五夜”，道教称之为上元节，与七月十五中元节，十月十五为下元节合称三元，据说上元是天官赐福之辰，故特别隆重，在潮汕甚至有“小春节，大元宵”之说，因为元宵“闹热”程度远超春节，民间如果没有闹过元宵，春节就似乎没有结束。而一“闹”字，已将潮汕元宵节的特点表露无遗。因为除了花灯鼓乐外，“闹热”的游神赛会，都会集中在元宵前后举行。 元宵节实际上从正月十一日上灯起就拉开了序幕，到十五夜达到高潮之后一直延续至二月。在这段时间里，吊喜灯、游花灯、做丁桌、猜灯谜、吃汤丸、荡秋千、行桥度厄、游神赛会等在城乡各地如火如荼进行，这持续一二个月的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将潮汕大地春之气息渲染到极致，也将潮人带进了一种人神同乐、普天同庆的“狂欢”状态。 元宵节习俗的形成与衍变 传说元宵节是汉文帝为纪念正月十五夜平息“诸吕之乱”而设的。另一种说法是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蔡愔从印度求佛法归来，称正月十五是印度摩喝陀国参佛的吉日。崇信佛法的汉明帝遂下令在宫中和寺院“燃灯表佛”，由此而形成元宵节。 元宵节到唐代成了全民狂欢节。在开元盛世，京城长安燃灯五万盏，官员放假三天，唐玄宗李隆基曾下令造宽20间，高150尺的巨型灯楼，壮丽无比，冠绝古今。到了宋代，张灯时间由三夜延至五夜，《东京梦华录》载：每逢灯节，开封御街上，万盏彩灯，垒成灯山，花灯焰火，金碧相射，锦绣交辉。京都少女，载歌载舞，万众围观。“游人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音喧杂十余里”。 到了明代，朝庭又规定京城金陵每年正月初八上灯，十七落灯，家家户户张灯十夜，官员放假十天，其重视程度已超过放假五天的春节。 清代宫廷已不再办灯会，但据嘉庆《澄海县志》引旧志云：“十一日夜起，各神庙街张灯、仕女游，放花爆，打秋千，歌声达旦。”又说：“今俗元夜，各祠庙张灯结彩，竞为鳌山，人物台榭如绘……竞赛花灯。”清乾隆《普宁县志》巳载：“城市街巷以至乡寨皆点花灯，寺庙多有灯会，放大梨金、菊兰、落地梅等花。”可见潮州民间依然保存游花灯的古俗。 潮汕元宵游花灯 潮汕元宵游花灯习俗最早见于明嘉靖刻本潮剧《荔镜记》，该剧讲的是明朝泉州人陈三探亲途经潮州，元宵上街赏灯时偶遇五娘，两人一见钟情，后经一番波折终成眷属的故事。戏中有“睇灯”一折，描写了当时潮州元宵夜：“元宵夜，有十成，赏灯人，都齐整，办出鳌山景致，抽出王祥卧冰，丁兰刻母，尽都会活……”。并有 “三街六巷好灯棚”一语。由此可推知，潮汕元宵游花灯至少有四百年以上历史。 潮州花灯最盛时期当推清代府城每年的游安济圣王，元宵前后，一连三天，花灯鼓乐，满城如醉。一到晚上，纱灯活景如、祥花瑞兽、花鸟虫鱼、戏剧人物、民间故事等等齐集于北门箭道上评比，有时可达百屏以上，其内容如潮州《百屏花灯歌》所唱：“活灯看完看纱灯：头屏董卓凤仪亭，貂蝉共伊在戏耍，吕布气到手槌胸；二屏秦琼倒铜旗；三屏李素射金钱；四屏梨花在吸毒；五屏郭槐卖姻脂；六屏点将杨延昭；七屏张飞战马超；八屏孔明空城计；九屏李旦探凤娇；十屏关爷过五关……九四妲妃迷纣王；九五罗通去扫北；九六寡妇征西番；九七万历小登基；九八武王反西岐；九九摘印潘仁美；百屏拜寿郭子仪。”几乎将中国历史故事一网打尽。 这种习俗发展至今天，就成为官府组织的大型灯会，如揭阳市2009年的元宵灯会设于榕江沿岸，楼船萧鼓，极一时之盛。 另由各地乡村潮俗吊喜灯、游花灯的习俗。因潮语“灯”与“丁”同音，点灯即添丁之意。故自十三日起，人们纷纷到宗祠神庙去“点灯”，然后接回来挂于家门口或神龛、床头上，叫作“兴灯”。如果去年生了男孩的，还要在一对大灯笼上写上姓名，挂到乡中宗族祠堂上向祖宗报喜。然后在祠堂设宴请客，以庆“出丁”，称“做丁桌”。至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游灯”，也在元宵期间择日举行，其中汕头市澄海区的隆都镇乡村游灯的习俗最著名。 每年从农历正月初六开始至元宵后，该镇各村各社都要自发轮流游灯。在这段时间里，每当夜幕降临，在莲花山下一望无际的平原上，烟雾升腾，焰火不断，鞭炮锣鼓，此起彼伏。一条条由无数灯笼汇成的游动的火龙时聚时散，在古老的村庄里、池塘边、田野上蜿蜒行进。 那在夜空中摇曳晃动的点点星火，映衬着一个个可溯至中原的宗族堂号，也照亮了那些欢呼雀跃的男女老少的脸，他们遵循“有游灯，家里生千丁；无游灯，家里要绝种”的古训，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在娱乐自已，敦睦乡邻的同时，将这一古老的习俗，灯灯相传，长明不熄延续下去。 元宵荡秋千 荡秋千也是潮人过元宵玩的一项游戏。关于秋千的起源，一说起源于汉代宫人为祝贺汉武帝千秋之寿而发明的游戏。中原地区荡秋千活动多在清明节，相传苏轼谪居惠州时，曾命妾妇朝云歌《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朝云歌喉未啭，泪已满襟。全词从暮春写起：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该词触景生情，有一种苦涩之感，将坡公此时无可奈何的心境表露无遗。诗中荡秋千的习俗，在宋代也已传入潮汕，并一直延续至今。相传南宋丞相陆秀夫谪居澄海辟望港口时，见乡人在荡秋千，甚为称赞而谓众曰：“此举可强力也！”并吩咐子弟与乡民同乐。明万历的《普宁县志》也有：“正月……男子小儿或妇人，竞打秋千，至十五夜止”。此后，历代方志都载有潮汕元宵节荡秋千活动，如清顺治《潮州府志》载：“（上元）儿童以秋千为戏，斗畲歌焉，善者为胜”；乾隆《揭阳县志》谓：“（上元）乡村架秋千为戏，斗畲歌，善者胜”等等。 今天，潮汕荡秋千仍以澄海古辟望港口乡、澄海隆都后沟乡，揭阳市砲台镇桃山乡、潮安县庵埠镇仙溪乡、亭厦乡等较为著名。秋千架一般设于宗祠前广埕，以竹木为架，高达二三层楼，上系板垫，可在空中旋转翻滚，状如今天的“摩天轮”。春节后开始搭建，由乡里添丁者出钱，元宵过后即拆去。在这段时间里，乡中男女老幼都可上秋千架荡秋千，但在揭阳市砲台镇桃山乡，到了元宵这一天晚上，只能由女人独占秋千，男士只好站在一旁欣赏。这应是一种古俗，大概是古人想为元宵这个中国“情人节”增加点气氛吧。 除以上活动外，潮汕元宵还有“十五夜采榕枝”，即将榕枝、竹叶回家插在门楣、灶台、鸡笼上；“十五夜抱大猪”，即从野外抱来灰砖土块，放在猪栏内；“十五夜坐大菜”，即未嫁少女偷偷到菜园里坐在芥菜（大菜）上，口中言 “坐大菜，嫁个好夫婿”等奇风异俗。有些地方还要举行赛大猪、赛大鸭、赛大鹅、摆社祭神、游神赛会、跳火祈福等活动（参考《潮汕时节与崇拜》陈卓坤、王伟深著，公元出版有限公司2005每5月版）。其中揭阳元宵著名的“行彩桥”和“破门楼郑安仔灯”，以及澄海冠陇的赛大猪、盐灶的游神可说具有代表性。 （原创文字及图片由作者提供并授权）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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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舞狮风俗与《雄狮少年》
《雄狮少年》，动画喜剧片，孙海鹏导演，里则林编剧，北京精彩时间文化传媒等出品，2021年12月上映。 文/ 郭喜忠 老吴家住广州，对舞狮子非常熟悉，他认为这部电影的主创人员并没有真正了解广东人，更不了解舞狮子。 首先，人物设定就有问题。舞狮子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技术活儿，要想舞得好，没有十年八年的基础功夫是做不到的，剧中几个少年十天特训技术就能突飞猛进，是不现实的。再说了，舞狮子也是个力气活儿，看看那几个少年孱弱或者肥胖的身板，怎么舞得动狮子。 再者，主创对广东的舞狮不了解。狮子的颜色是有讲究的。黄色、红色、黑色为广州醒狮传统意义上的三种主颜色。黄狮称为刘备狮，用以代表仁义；红狮称为关公狮，代表着忠义和财富；黑狮称为张飞狮，代表勇猛战斗，一般的斗狮都是黑狮。 广东人对舞狮的场合是很重视的，绝不会乱来。比如李连杰主演的电影《狮王争霸》，为表现黄飞鸿的仁义，用了黄色刘备狮，但手里却是黑旗，代表着战斗。 主创人员不了解广东舞狮的现状。电影主创以为舞狮也是像北方的京剧一样，成了非遗奄奄一息了。 其实，舞狮在两广、福建、海南、东南亚、美国等地一直生机勃勃，一只好的舞狮队一年到头被邀请到处表演的，收入很高的。 几位少年在舞狮上取得成就，怎么可能放弃又赚钱又喜爱的舞狮，跑到上海打工呢？ 主创人员对广州、佛山也不了解，对当地农村更不了解。 佛山距离广州非常近，现在已经连成一片了，比如他们剧情中的陈村，距离广州也就20多公里，父母在广州打工也不回家吗？怎么可能成了留守儿童？又不是2000公里。 影片也显示对广东人的性格缺乏了解。在电影中，舞狮队的人大多嚣张跋扈，性格顽劣，这并不真实，广东是保持中国传统文化最完整的地区之一，广东人的性格大多谦和低调，在舞狮队这种传承传统技艺的地方，更是有很多老规矩，怎么可能是电影中的那种样子。 影片主创都是北方人，对广东真是不了解，漏洞太多了！ 比如，几位主角获得冠军后到上海打工，这不太真实。广府一带的人，要打工也是去广州和深圳，佛山本地工厂也是多如牛毛，基本不会去上海打工。 电影的监制还说他们多次到广东采风，他们都采了什么呢？作为一个老广，在电影中看到的是他们对广东所知甚少。 至于宝安的舞狮又有特点，有空再聊，宝安舞狮有两个国家级非遗，一个省级非遗，舞狮头，麒麟头，龍头的，全都是武功髙强的人，没有谁会把这活给小初哥去舞。 不争论，我只是觉得此片很可惜。成长题材，民俗题材，很好，但要理解其存在意义。一是造型不美，反人类设计，解释还涉嫌地域岐视；二是成长题材，从拿不起一个狮子头，到苦练舞得翻飞如花，不更好吗？ 全面的成长，不但内在而且连面目都好看，这才是正常情况下人们想看的。再转一个老广的发言：主创团队不知道南番顺（南海、番禺、顺德），当年珠三角最有钱么？很长一段时间甚至连广州都比不过它们。零几年的时候广州这边平均工资1000多不到2000，我认识的一个在顺德工作的朋友月薪就已经6000了，然后还向我吐槽收入好低。 顺带一提，他们采风的陈村距离广州南站只有5公里左右，就算没车而只坐公交也只需要不到半小时，用得着男主父母数年外出工作回不了家？并且拿过奖的舞狮团队收入不比白领低，男主用得着舍近取远地跑去深圳上海打工？ 形象是否漂亮，自然是各花入各眼，但若是作为商品，就要考虑观众（顾客）的感受，而不能对着干，且人家有疑问时让人家回去照镜子，更不能说全广东都此形象。我是长得不帅不美，还不能欣赏帅哥美女了，这逻辑很感人。至于是否地域黑，我不介意，但此形象之动画人物，吸引不了大多数我们这样不太美的人，这是肯定的，我们是正常人，很卑微，当然很不愿意因为卑微而不舒服地看一场让我不舒服的电影。我想多数人都没有自虐倾向。 （图片源自网络）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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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祷的钟声
文/ 赵克 米勒创作于1859年的《晚钟》，表现农夫虔诚的晚祷，暮色萧瑟，静默安详，笔者早年学画时，便记住画面那黄褐色调的庄严和温暖。 改开初年，观看的第一部美国电影是《音乐之声》，通过影片略知修道院生活，后来的《修女也疯狂》则反映生活多彩一面。网络年代，接触到一些修女形象资料，包括她们在旧时中国施善的场景。 善和怜悯是我的创作动力之一。追溯“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古典艺术理想（18世纪德国美学家温克尔曼语），表现上，以本土审美意象糅合现当代形式语言。试图以幽默手法，表现人的初始腼腆与出走。 特蕾莎修女令世人尊敬，她从12岁至87岁去世前，终生行善，我试图表现少女特蕾莎的可爱形象。 乡间田埂迷途的羔羊，穷乡僻壤矗立的教堂，爱琴海钟声徘徊。 玛丽亚慈怀孕育了仁化，《圣母颂》音律回响。 2022.2.7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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