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mpaignmagazine.com

赵克 绘 欧·亨利 小说 The Last Leaf (1907) by O. Henry A SMALL PART OF THE CITY WEST OF Washington Square, the streets have gone wild. They turn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They are broken into small pieces called “places.” One street goes across itself one or two times. A painter once discovered something possible and… Continue reading

文/ 彭建新 新安街，位于硚口区东部、长堤街以南，呈南北走向：南起大夹街，北至六水街。 新安街，长仅177米、宽不足6米，“个头” 虽小，却是条很有年头的明清老街。 如果对新安街这名字比较生疏的话，那么，提起新安市场，稍微有一点年纪的武汉人，肯定会作恍然状：噢，新安市场唦！就是那个随么事都买得到的新安市场啊！晓得晓得！ 的确，新安街，得名于新安市场，而新安市场的形成和繁荣，又不得不提及新安书院。 新安书院又叫徽州会馆。明清时节，汉口以九省通衢之利，跻身中国四大名镇之列，引来百商云集，尤其是汉正街，商机无限，人气发旺。来汉正街做生意的外省人，就扎帮在汉正街周遭的街巷里，建的建会馆，修的修书院——所谓书院，除了延请塾师，为本帮子弟课读之外，亦兼具会馆聚会议事的功能。汉正街周边街巷里的诸多会馆中，徽州会馆年头最老。据相关史籍载，康熙七年（1668年），徽州所属歙县、休宁、祁门、婺源、黟县、绩溪等县在汉商人，集资建起了自己的会所，因以上六县皆在新安江流域，历史上同属“新安郡”，故会所取名“新安会所”。徽商是很讲究儒雅经商之道的，二十七年之后亦即康熙三十四（1695）年，他们把新安会所扩建成新安书院。书院内供奉的神祗，除孔子之外，还专供朱熹，且为之建起魁星楼和紫阳坊。南宋大儒朱熹是安徽婺源县紫阳镇人，所以新安书院又叫“紫阳书院”。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徽商在书院南面修了一条新街，一头接新安街，一头通他们于雍正十三（1735）年在汉水边的码头——新安码头，从而完成了徽商在汉口的“系统工程”。 看到徽商如此重视基础建设，其他在汉正街一带经商的商帮，也意识到扎堆并建会馆对彰显本帮势力从而扩大本帮影响的重要性，认识到基础建设、子弟教育对发展本帮生意具有战略意义，就纷纷在新安书院附近建的建会馆，修的修公所：道光十四（1834）年，晋陕旅汉商人，筹资共建了山（西）陕（西）会馆亦即西关帝庙，作为山西陕西同乡联谊、绅商聚会、休闲议事的场所；其后，附近又陆续有了广东会馆、宁波会馆、江西公所。由此延伸开来，附近陆续兴建了一些商帮各自用于祭祀的寺庙——在清代汉口地图上，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不是藏在深山而是在闹市招摇的袖珍型的寺庙：凤龄禅寺、沈家庙、准堤庵、解脱庵……为便于交通，商帮们还在有水凼沟渠的街巷间修了一些石桥，这些石桥工程虽然不大，但石桥都有些吉祥的名字：延寿桥、九如桥、保寿桥……有了会所，交通也便利了，各类店铺行栈就像雨后春笋样地冒了出来，终至形成了一条可与汉正街比肩的繁荣的街——新安街，且由街而进一步发展成商铺林立、行栈栉比、作坊麇集的老汉口最繁荣的市场——新安市场。 很长一段岁月里，新安街一带，所居大多为安徽人。他们到汉口定居之后，为生存发展，一方面不得不入乡随俗，尽可能地融入汉口的码头文化之中；另一方面，他们对各自故乡的情愫，又难以释怀，同是安徽人，在日常生活中，有意无意仍执着地固守着原籍的乡俗。对这一点，叶调元在《竹枝词》里吟道：“徽客爱缠红白线，镇商喜捻旱烟筒。西人不说楚人话，三处从来习土风。”在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里，还有生动描写徽人祭祀的篇什—— 楚人做祭极平常，不及徽人礼貌庄。高坐灵旁宣诔祝，只如平常读文章。 在这首诗后，调元先生特注如下：“徽祭，正立垂手，恪守执事。本地祭，生员六人分坐灵旁，别无所事，惟轮流读文而已。”他老人家对徽州人祭祀祖宗的认真劲大加赞赏，绝对不像我们汉口人，举行祭祖宗的仪式时，连站都不站，坐着读祭文，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敷衍了事，态度一点都不虔诚。 也是，在汉口做生意的外省人，多如牛毛，在激烈商战中，徽帮得以脱颖而出，得以在血腥的帮派斗争中成为一方翘楚，兴旺发达，余绪绵绵，除了他们的精明加努力，或许与他们的这份虔诚有关罢。 世事转蓬，人算不如天算。武昌首义之后，清朝政府为了扑灭辛亥革命的燎原之火，派冯国璋部南下镇压。在黄兴指挥下，汉口民军与清军激战多日，终至不敌而退走汉阳。惨烈的汉口保卫战失败之后，冯国璋为泄愤，狂焚汉口，一时间，汉口烧成一片火海。在这场人为的回禄浩劫中，新安码头到新安书院、新安街到新街，被烧成一片废墟。此后，这一带虽挣扎重建复业，无奈落花流水，繁荣难再。直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形成气候，新安街和新安市场才又重萌生机，并迅速发展膨胀，其繁荣热闹，远胜当年——     眼下，临汉正街街面的紫阳商场，即昔日紫阳书院亦即新安书院旧址，当年来汉上创业的徽商先辈，如泉下有知，定会含笑唏嘘之余，为之浮一大白也！ （以上内容选自作者公号“汉翁漫笔”，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丁邢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李煜的《虞美人》，已经流传千载。有两位当代学人，由此获得灵感，创办了一个史学平台，每期都以“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题头，这便是郑仲兵、李宇锋主编的《往事》。 郑仲兵是福建人，1939年生，1963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文革中两度蒙冤入狱。在胡耀邦干预下平反昭雪。他在中宣部工作多年，曾任《新观察》副总编、《精品》总编，在中华文学基金会副总干事任上退休。他患上癌症，经历了手术、化疗、放疗，却没有放弃思考与写作。 李宇锋是山东人，生于1963年，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前途似锦的年纪，却患上重病，多次手术，只能坐轮椅活动。 他们两位的年龄相差24岁，共同的志向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在2004年创办了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对历史进行抢救、发掘和整理。他们对历史当事人进行采访、录音、录像，还举办研讨会、编辑图书等，并建立了史学交流平台《往事》。郑仲兵先生是平台的主心骨，李宇锋是平台的实际主持人，承担了组稿与编辑的大部分工作。 如今，他们两位已经成了古人。李宇锋是2016年12月31日去世的，享年53岁。郑仲兵是2023年11月18日去世的，享年84岁。 最近，我重新通读《往事》。鲜活的生命力扑面而来，让我重新思考这个平台的史学价值。 《往事》诞生于2004年9月，结束于2017年2月，历时13年，共出版134期。每期一个主题，一般只发一篇文章，偶尔刊发一组文章。所有内容加在一起，总计280万字。它以印刷品和电子版两种方式，在同仁间小范围流传。作者有100多人，读者估计不超过几千人。但它的史学意义，却不因两位主编的离世而消失。 中国的史学，源远流长。从源头起，就有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传统是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唯帝王马首是瞻。一个传统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是后一个传统的代表。 当代史学，如何面对政治权威，也存在不同的选择。仰其鼻息，投其所好，歌功颂德，涂脂抹粉，固然可以获得眼前利益，短时期可能大行其道，但岁月无情，泡沫终究是泡沫。 有出息的史家，还是会选择司马迁代表的良史传统。 李宇锋曾表达《往事》的宗旨：尊重历史，就是不为利害、好恶、而歪曲、编造、增隐历史事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它关心人在历史中的命运和遭际，并试图在这一基础上对历史进行重新叙述和重新评价；它将成为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观察者、对历史真相感兴趣的人们的交流平台。他们既是作者也是读者。 李宇锋还说：它的目标非常有限，只想在开满天窗的某一段历史中，寻一点真相，做一点注释，只想以陈述者个人的名义，为把历史从宏大叙事的神话，从为我所用的功利主义和成王败寇的权谋主义之下解脱出来，略尽绵薄之力。 《往事》十分低调。甫一问世，就被刮目相看。它既有史述，也有史论。史述主要是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它拒绝平庸，选题精粹。很多文章，都能引领读者穿越遮蔽，进入独特的历史天地，让人耳目一新，猛然醒悟。 我曾向多位关注当代史研究的朋友推荐，也曾到文衡文化发展中心参加过几次专题学术讨论会。在《邱会作回忆录》和《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等讨论会上的发言，在《往事》上刊登；张显扬回忆理论务虚会的文章，也是在我们口述采访基础上充实而成的，这都让我感到荣幸。 中国的史学平台数以千计。《往事》存续期间，有《炎黄春秋》等平台存在，所涉范围大体相似。郑仲兵、李宇锋也是《炎黄春秋》的作者。在《炎黄春秋》之外，还有创办《往事》的必要吗？回头看，十分必要。虽然《炎黄春秋》发行量更大，传播面更广，但《炎黄春秋》是公开发行，不能不受语境约束，不得不自律性地设限，回避某些禁区。《往事》不公开发行，仅在小范围交流，不需要和审查机关打交道，发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空间就大得多。当然，这只是可能性，真正拓展还需要见识和胆魄。郑仲兵先生有独特的优势。他人脉广，许多一流学者都是他的莫逆之交。他和李宇锋以开放的胸怀，吸引诸子百家亮相。曾经在这里发表文章的李锐、吴江、冯兰瑞、朱厚泽、戴煌、邵燕祥、王年一、张思之、李洪林、张显扬、阎长贵、刘家驹、迟泽厚、吴小龙等，都已先后去世。郑仲兵晚年没有出版整本著作，多篇精彩文章，亦仅见于《往事》。比如他和傅高义的对话，别处就看不到。 《往事》虽然在七年前划上了句号，但它起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继《往事》之后，《记忆》《昨天》等电子刊物陆续诞生。创办者都是《往事》的作者。他们是否受其启发，要由当事人来回答。这些民间史学平台，都保持了很高的学术水准，不事张扬地推进着当代史研究。国运艰难，史不绝书。爝火不熄，他们为将来的中国史学史，书写了绕不过去的一笔。 （原载公号“丁东小群”，原题“往事知多少”，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黄成勇 《油菜花》是一幅油画静物，见于一种挂历封面。封面有手写题言：“老夫无他物，送尔一案春——居平”。老画家王居平先生女儿王乔女士赠，时在二０二二年元月。 王乔在崇文书局（湖北辞书出版社）建社时任美编，退休时在湖北美术出版社。我到崇文书局上班，邀请她回来主持美编室，为一大套图书“剪裁”书衣，整体风格统一，每册都有变化，体现图书内容，大家一致称赞。后来有几种图书，或一起组稿，或居间协调，或到印厂解决技术难题，出力挺多。她为人热心快肠，个性活泼开朗，富有感染力，且富正义感，大家都称她乔姐，足见人缘很好。装帧艺术大师张守义曾为她速写造像，浓眉大眼，开心大笑，极为传神。擅观察，善模仿，或坐或立，二三个动作，一两个表情，就能把某人特征，拿捏得形神兼备。这种艺术秉赋和能力，颇使人揣想，究竟是先天造就抑或后天练得？或有家族影响？那时冗务繁多，未便探问。有天我正拆封作家徐鲁寄赠写徐迟的港版新著，乔姐来谈事，取书翻阅一过，悠然说，在沙洋“五·七干校”，与徐家两代人都关系深厚。我则说，熊召政、徐鲁两位先生曾带我去水果湖拜访过诗人，当时宾主俱欢，岂料不到半年，诗人就振翅飞天。 有一天，我记得是二０二０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乔姐与同事谈天，手持一书，正是我参与责编的美术笔记本《赏画》(中国卷)，空白处写满钢笔字，我取来一翻，顿感兴奋——这套笔记书策划立意，在于可赏可读兼可写可画，有人施墨纸上，就契合出版目的——只见书中抄有很多古今中外绘画大师名言，又有一些个人读美术理论体会。首先触目，便是郑板桥题画竹夫子自道：“其实胸中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于是磨墨展纸，下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之乎哉？！”乔姐说，这是父亲所为，年逾九秩，住养老院，写写画画，日课不断。我庆幸这种笔记书有了一个最好的读者和使用者，请她便中拍一些照片发来。不久，十数帧照片发来，另有徐迟致“居平、朱仪、乔乔”书翰手迹一通，纸短情长，且富诗意，信息量大，令我惊喜：原来，乔姐父母先落实政策，离开干校到鄂西北工作，母亲（画家朱仪）分配郧阳地区新华书店，是我不曾谋面的前辈店员；乔姐在十堰一中就读，招工到二汽工厂，后来考上大学学美术；父亲则分配到郧阳地区群艺馆——王居平先生是这样引起我高度关注。 “乔乔的学校安排好了没有？不要忘记我们在屋西溪边的谈话，……当时有白鸭彩鸡十六只在场可以作证，要有决心这样做啰！那末，做起来吧！要‘认真’！”小文中说徐迟信“且富诗意”即指此。 一个月后，“一个冷酷无情，肉眼看不见，医生管他叫‘肺炎’的不速之客，在艺术区里潜蹑着，用他的冰冷的手指这儿碰碰那儿摸摸。……这个坏家伙明目张胆地走动着，每闯一次祸，受害的人总有几十个。”这段话引自欧·亨利短篇名作《最后的常春藤叶》，用来形容新冠病毒肆虐武汉，颇为形象和恰当。当然，情况远比欧·亨利叙及情形严重许多，困居家中，每天都会为武汉拯救与抗争的各种人、事所感动。 二０二二年元月，武汉仍处在各种管控措施之中，乔姐快递寄来一本挂历，十三张月历画中，有若干幅旧画，已见于《王居平画选》，但这幅封面画《油菜花》从未之见，应是新画，与几个朋友微信交流，得知是老画家在养老院路边检来插瓶，并对之调色作画。这幅画，是画家自己满意的近作，却也是最后一幅油画。 背景着色由蓝绿构成阴郁气氛，有理由推想作画时已近傍晚，天气恶劣：“与夜晚同来的是北风怒号，雨点不住地打在窗上”（见《最后的常春藤叶》），每滴冷雨都满含恶意，每阵寒风都居心叵测。木案一角色呈深褐，案上一盘光影灰暗，盘里盘外，各置一暗绿半透明劣质玻璃瓶，晦暗包围之中，凭借或立或欹两把青绿瘦枝，大群金色小花兀自绽放。花开得欢闹恣意，生机盎然，好象不是两丛油菜花，倒是一片笑声：轰然而起，兴高采烈，一阵清丽婉转，又叠加一阵高嗓朗声，细辨有春阳下蜜蜂振翅之声，再辨有雨檐下翠鸟跳跃之声，一枝斜逸，应是“仰天大笑”而出，几朵翩坠，或是“心轻一笑”而落？好一个“送尔一案春”！这幅画，主旨是满怀希望迎春来，固然如板桥所言，有意在笔先之定则，画家笔下之花，已非眼前之花，而是心中之花。彦悰所谓“触物为情，备皆绝妙”，却又是不同观赏者趣在画外之化机。在我，则化视为听，听见春天。 那时我正苟且偷生，“偏安一隅”，惶恐莫名。这幅画出现的时机，不得不使我想起《最后的常春藤叶》：年青女画家琼珊身染肺炎，感觉沉疴难起，每天数窗外墙上逐日减少的常春藤叶，跟同室女友苏艾说，最后一片叶子飘落时，她就该离去了。医生无奈地说，“这种精神状态使医药一筹莫展”。同在一楼的老画家贝尔曼知道琼珊病情后，冒着风雨，连夜搭梯子悄悄在墙上画了一片绿叶，画得逼真，正好在藤蔓处，而且叶缘已经泛黄。结果当然是这片”绿叶”在瑟瑟风中始终不落，而琼珊的病竟渐渐好了，又重新打算去加勒比海海岸画海。 武汉人和武汉市，疫情期间被称为“英雄人民英雄城”，在我心目中，王居平先生就是贝尔曼式老英雄。我受这幅《油菜花》的感染，很想写写这位老画家，表达一下敬意，却一直没有动笔，我想，画家既然在郧阳工作生活过，一定会有些“蛛丝马迹”与我的关切相勾连并成为一种缘份，从而使我起兴下笔。果然，最近一些相关信息接踵而至，先是，竹山县熊昆老师（教过我一堂美术课：画头像的规则“三停五眼”）在《堵河》杂志载文说，曾师从王居平先生学画：先生曾多次到过竹山，并在田家（今上庸镇）、擂鼓等乡镇辅导绘画与泥塑；接着，我从冷摊寻来《王居平画选》，从中发现有几幅竹山题材画作，如油画《竹山堵河小景》，炭精画《山区女教师》（有题识标记为竹山），都令我这个竹山人欣喜，因为故乡正是我的关切；紧接着，又听说竹山后生许东，幼罹小儿麻痹症，行走拄双拐，立志于绘画，报考湖北美术学院，先生时任学院教授，斡旋助其破例录取。许东毕业后，以工艺美术专长在印刷企业工作，现在武汉创作、课徒，且颇有成就。竹山一中七七级高二（四）班学生都认识许东，因其姐姐是同班同学。最近，正值竹山《堵河文艺》创刊五十周年，见到老作家罗维扬（曾任《今古传奇》杂志主编）刊于竹山县《堵河文艺》公号文章，提到王居平先生四十年前为《堵河文艺》设计封面旧事，罗老师颇为动情地设问，“他老先生还健旺吗？”我急忙给乔姐打电话，得知老画家今年九十七，有小恙住院，却无大碍，总体健康。乔姐还发来湖北美术馆新近给老画家送画作收藏证书的视频，果然精神矍铄。我又急忙把这些情况转告罗维扬老师。如果没记错，我的唯一一篇所谓小说，就发表在这位老画家设计封面、罗维扬主编的《堵河文艺》上。 在郧阳工作期间，王居平先生还戴着“摘帽右派”帽子，经常到各县辅导美术创作，上述点滴竹山事迹和留痕，说明只要心中常怀春天，身份贬谪并不能禁锢艺术生命如花绽放，同时印证原竹山县老县长闫进忠先生精辟论断：“贫困山区文教卫事业得益于‘臭老九’时期”，此所谓士子不幸而山民有幸，此亦所以潮州有“韩江山”而黄州有“文赤壁”。“所以切不要悲伤”。 如果真有一个平行时空，欧·亨利或许正埋头改写《最后的常春藤叶》，欧·亨利式结尾仍然精彩：为让琼珊对生命怀抱希望，老贝尔曼画“最后一片绿叶”时，不敌风寒，也染疾送院急救，由于病患骤增，医院一片忙乱，护士或护工，弄错了病历牌，噩耗其实是讹传，老贝尔曼没有死，一直幸福地活着。有人看到琼姗和苏艾陪着老画家在加勒比海岸某沙滩作画，并用一个中国年轻诗人的名句署题画作：春暖花开。 二０二四年元月十八日（农历腊八） （原载公号“佣书斋”，获作者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龚明德 流沙河比艾芜年轻十七岁，属于两代人。流沙河出生时，艾芜已经结束漂泊流浪生活，在大上海成为了“左翼文坛一新人”。流沙河因《草木篇》暴得大名变为全国上下大力批判对象的时段，没有见到艾芜写过批判的文章发表。流沙河在金堂老家锯木板钉包装箱糊口养家时，艾芜也在成都受难被管制着。两人的面对面交际，粗略地估计，只能在他们双方都定居于四川省文联宿舍的时段，也就是所谓“改革开放”以后了。 查艾芜已经公开出版的日记，写及流沙河的一共只有以下九次。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应韩素音之约，同流沙河、刘俊民、黄化石去锦江宾馆同她开座谈会”。再从其他渠道了解情况补充后得知，这一次还有四川人民出版社负责人三个和四川省外事办的人，中午韩素音请吃午饭，共坐两桌，十五六个人吧。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一日，“下午三时半，同高缨、黄化石、流沙河、刘俊民到锦江宾馆去会刚来成都的韩素音，这是约定的，同她谈文艺的许多问题。晚上由杨超设宴招待韩素音及其丈夫陆文。我们作陪，九时回家”。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七日，下午“请流沙河译英文信，是继湘拿回来的，是日本人写给少儿出版社的信”。流沙河这一天的私人记录也写着，“为艾芜译一封英文书信”。继湘，就在此时在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当编辑的艾芜之幼子汤继湘。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一日，“晚上流沙河的爱人何同志和钟文来访，为香港一家画报索取照片”。查流沙河的私人记录，这天晚间他因晚餐喝冷啤酒而导致肠胃不舒服，所以才让其“爱人何同志”带领成都大学的老师钟文去艾芜家，帮香港辜健主编的《良友》画报索取艾芜的照片。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九日，“上午何洁来约我参加川西小说促进会会议”，“约九时半，流沙河、周克芹来邀，一道去参加小说促进会的会议。大家所谈的，是提出了川西小说不发展的各种原因。我就创作讲了话。会后到华兴街盘飧市吃午饭。大酒大席，未免奢侈了点”。查流沙河的私人记录，他这一天写着“上午参加小说促进会的讨论会。中午聚餐在市美轩。下午未去了”。看来，“华兴街盘飧市”也叫“市美轩”，成都豪华进餐的去处之一。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到文联大楼开党小组会，这次由我提议开扩大会，非党员作家王余、杨禾、张幅、流沙河都参加了”。流沙河这一天的私人记录写着“上午参加刘俊民小组讨论文学现状”，原来并不是艾芜主持党小组的这个讨论会，而是中共女党员领导刘俊民负责这个党小组的活动，艾芜属于这个小组的成员。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时任馆长“杨犁去看周克芹和流沙河，我陪他去”。流沙河这一天的私人记录，也写着“下午艾芜前辈引北京现代文学馆馆长杨犁来见”。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收到香港林真的来信，说他创刊的《文学家》将在明年三月出版，要我为他写稿拉稿。下午去找了周克芹、流沙河等，约他们向《文学家》投稿”。这一件事情，流沙河没有记录。 艾芜日记中记录的第九次有关“流沙河”的段落，不是他和流沙河共同出席活动或者互相走访，而是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艾芜会见南斯拉夫笔会秘书长巴格丹·波加契尼克时听他转述“韩素音向他说过到成都应看看艾芜和流沙河”的话。 流沙河和艾芜双方都没有专门的文章谈及对方，他们的直接交往和共同出席活动肯定不会只是艾芜日记中写到的这么八次。我已经发现一次很重要的活动，艾芜和流沙河等同时参加了，但是艾芜的日记却不写出“流沙河”等人的名字。这次活动，就是一九八六年二月八日早上八点“乘车去金牛坝，参加省政府举行的春节联欢会，共有六百多人。还有邓小平、王震来参加。散会时，邓小平出来，经过群众面前，样子沉静而又喜悦，显得很健康”。查阅流沙河的私人记录，方知道这次同艾芜共坐一车前往金牛坝宾馆的还有李友欣、周克芹和流沙河，近午结束活动，流沙河写的是“看见了邓伯伯”。李友欣，是当时的四川省文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这一天是除夕，即农历大年三十，普通民众最为看重的一个节日，第二天就是正规的“春节”即正月初一。 还有一次，事情很普通，但是艾芜也是没有如实在日记上写出“流沙河”的名字。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日艾芜的日记写道：“《百花洲》的编辑金锐、王中朝来约稿。”要非常熟悉当年文艺刊物分布及其编辑情况的人，才知道艾芜这里的记录不确。《百花洲》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艺双月刊，该杂志编辑部这一年的编辑中并没有“金锐”和“王中朝”。好在流沙河这一天的私人记录写着：“下午郑州《百花园》的王中朝与金锐来约稿。小小说。引他们去找艾老与别的人。” Continue reading

图文：李泽峰 百年一金庸 百侠念金庸 “金庸诞辰100周年——百侠念金庸漫画特展”从筹划到落地展出，耗时一年，创作了“金庸百侠”漫画版，134位武侠人物，集纳成103幅画作。 最初画金庸武侠，缘起去年《讽刺与幽默》的一个张无忌约稿，这让我乍然想起，2024年是家乡先辈金庸的百年诞辰，那么，是否可以创作一组金庸小说人物，来致敬“百年金庸”？ 小学时，我就和父母一起看金庸小说，不过，我了解金庸的武侠主要还是以TVB拍摄的金庸武侠剧为主，对孩子来说，这是更容易接受的方式。 因为喜欢金庸塑造的一个个侠客，我还拜师学起了武术，我也曾经幻想过，仗剑走天涯。虽然“梦想”落了空，但学武的经历，以及受金庸笔下大侠们的影响，使得从小胆怯的我，渐渐变得“侠气”起来，金庸改变了我。而在众多侠客中我最喜欢的人物是萧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就是乔峰。对我来说，侠，最起码的就是堂堂正正做人。 我最喜欢的金庸小说是《天龙八部》。小说看过，黄玉郎的漫画版更是几乎翻烂了。我非常喜欢黄玉郎先生画的漫画，他的画有东方审美，也有美漫的硬朗，又不失日漫的唯美，我觉得结合得非常好。 这次“金庸百侠”的创作中，我就在传统的连环画中加上了现在动漫人设图的那种用色和搭配，“既致敬经典，也做了些延伸。” 最初，我想依据网上的一篇金庸100位武侠的战力榜绘制，但不久就遇到了困难。这些人分属不同的小说，战力排序参考价值不大。另外，这份榜单上，有些人并不为人熟知。于是，我向嘉兴金学研究者袁斐老师请教，我们俩一拍即合。 在金庸百年诞辰之时，在金庸的家乡，创作“金庸百侠”，我们觉得天时地利人和。袁斐老师将金庸15部小说进行梳理，或讴歌金庸笔下为国为民的盖世名侠、奇侠，或描绘江湖世界缤纷多姿的幕后隐侠、异侠，或展示人性中难以自制的各路怪侠、反侠，或临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风貌的方外僧侠、道侠，更有在此八个‘十大侠客系列’之外的女侠图谱、组合群像。 在这份榜单中，袁斐老师还列出了十大反侠，他们大多是书中的反面角色，他们并不是侠义之士，为什么这样安排？“他们走向了侠的反面，是侠的镜像，这其实是一种反讽。金庸越到后面的作品，正邪之间的转换，越有警示的味道。” 反倒是韦小宝，袁斐把他列到了奇侠中，韦小宝算不算侠，袁斐觉得他是，他符合侠的最低标准，是更像普通人的侠。 在这份榜单中，除了关注性格各异的各类大侠，我们还精心制作了一个“彩蛋”。 嘉兴人金庸，对他的家乡念兹在兹，他的小说中自然不乏侠肝义胆的嘉兴人。 “江南七怪”是一代大侠郭靖的恩师，他们豪气干云，一诺千金，正是金庸心中嘉兴人的侠义象征。同时被放入彩蛋的还有两位侠骨柔肠的嘉兴侠女，容貌俏丽娇美、性情活泼坚定的陆无双和容貌清丽温雅、性情恬淡内敛的程英。 在技法上，我以电脑手绘，白描勾线、填色的方式。我在金庸文字表达的基础上，参考金庸小说改编影视剧的经典人物造型，譬如萧峰，就参考了黄日华版的萧峰形象。 我在人物造型上下了功夫，动了脑筋。韦一笑是青翼蝠王，轻功很好，我在处理他的时候，整个身形都比较轻盈，他亦正亦邪，所以我就将他画得狡黠中带着一些诙谐，还给他画了一颗小虎牙，代表他是一个“吸血蝙蝠”。同时我也借鉴TVB服化道的形象，给韦一笑的帽子增加了一些可爱的元素，毕竟我们这一代人说起金庸人物，想起来的就是TVB的印象。 在构图上，我没有画景。既像现在动漫的人设图，又像小时候看过的108将人物图谱。我们这一代人，都有过疯狂集卡的经历。水浒卡、三国卡，我画这些人物也是怀念我的童年，把他们集纳成一张张人物卡片，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另外，中国传统人物画最初也是单纯的人物造像，如《列女传》《历代帝王图》等。 我也有瓶颈，在画到七十多幅的时候，我一下子没有感觉了，不知道该怎么画下去了，被留在后面也多是不够熟悉的人物。于是，我就空了一段时间，去看看金庸的影视剧和网友剪辑的各种金庸人物的短视频，希望从中找到鲜活的形象，给予我一些灵感。 金庸人物是三维立体的维度，各有不同的理解和展现。我把百侠画出来，抛砖引玉，大家产生共鸣或碰撞，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书为心画，画为心声。赤子心、少年志、家国情，在书中，也在画中。我以漫笔绘百侠致敬金庸先生，也是想让金庸先生的侠义精神在嘉兴这片土地上的延续，传得更加深远。 Continue reading

文/ 黄成勇 早在《开卷》创刊之前，记得是一九九八年，在陕师大校园与宁文先生初见。徐雁先生主持“华夏书香丛书”首发，我们同为编委，一起与会。有一些共同点，除都喜欢读书外，都是六十年代生人，都没有堂皇学历，第一职业并非文化工作，还都喜欢“叨陪末座”，故每参会，除情非得已，遇纵向排座而择其后，遇横向排座则择其偏，于是这次会议有一帧合影，他以年少略显青涩、我以年轻已带暮气并坐摩肩且偏于一隅，共同见证徐雁先生“不信书香唤不回”从理想到实践，被我留存至今。 过两年，《开卷》创刊，若说没有功利主义，则我难以予信。那时蔡总玉洗先生以译林社社长兼凤凰台饭店总经理，《开卷》应是“文化凤凰台”的有机组成部分。搭台唱戏，各有分际，凤凰台上，《开卷》或不过为“舞美”，可视之为“末”；凤凰台外，《开卷》有独立文化品格和卓异文化个性，可称之为“本”。本末可以倒置，随机换位：以本换末，是取得生存发展资质，变末为本，是刊物自身具有内在动力。这，我猜度是蔡总最初的设定，《开卷》生命力也因此坚韧持久，抗得住时移事易的颠簸。换手宁文，未详“换手率”何时达到百分之百，总之后来一手独裁，遭遇更多困难坎坷，但也愈加生机蓬勃。所谓困难坎坷，是背后没有企业依托，生存日艰，这从邮寄信封变化多端可以推知其困窘，多年以来，我所收《开卷》，见到过译林社、凤凰台饭店和《译林书评》信封，也见过邮局过期废弃贺年卡封，有一时段用南京某工厂信封；一些年一期一寄，一些年两期一寄、最多时四期一寄。但是，信封一直都是“长枪大戟”宁文手书，里边总是装着端正素净的刊物，内容总是保持一贯的上乘水准，随机抽读总是使我开卷有益，而列在“开卷文丛”“开卷书坊”名目下的图书逐年增多，渐成大观。此所谓生机蓬勃者也。 读宁文新著《写在开卷边上》，想起上述这些，同时又想到前些年，有人采写报道宁文时用的标题：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这种意象，未详习水墨画的宁文如何泼墨写意，揣度他会避实就虚，必不欲在“所来径”上去刻意着墨。而这本书，记述文稿、书稿编辑工作实务，与诸文化人交往实录，却又无法渲染“横翠微”，倒可以工笔细摹“所来径”。果然，与宁文以往多册著作一脉相承，全书语言平实，记叙翔实，所写尽为书人书事，于《开卷》和“开卷文丛”“开卷书坊”，虽曰“写在边上”，实则倾情其中。令我生出许多感慨，择其要是： 一，《开卷》是一支温暖的手，抚慰了无数落寞的文化心灵。上世纪八十年代，《读书》杂志曾推出“读书无禁区”专题讨论，响应改革开放的实践理论，未几，三联书店又推出书话系列图书，使书话这种颇具新意的文化散文一时读写两旺。此后直至九十年代，许多大报辟读书副刊，更有多种专业读书类报刊问世，编、写、读诸方共同助燃书话热，代表着阅读风气在国内形成。当许多报刊读书阵地逐渐由商业广告换防之际，一批有能力、有识见、有品位的民间读书报刊应运而生，客观上接力官媒副刊，继续提倡读书，而又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得到一批读书人的认可和拥护，盖因他们在经济大潮冲击下，也正手足无措，备感落寞，文化心灵无处安放，流沙河先生曾把这种现象譬之为“甘瓜苦蒂”。这些报刊中，虽优长各具，宁文主编的《开卷》无疑是翘楚和旗帜。本书《<开卷>十五岁，翩翩少年矣》一文中，开列了一个长长名单，可以看到《开卷》作者队伍庞大而又显赫。这些专家学者和作家，本也是大小公共报刊争相组稿的对象，但很显然，他们更愿意给《开卷》之类的民报民刊供稿，何以故？也许因素原有多重，就刊物说，同气相求，同声相应是其一吧？就编辑说，虚心向学、尊重文化又其一吧？就作者说，堪托文稿（包括心事），视为友朋（甚或知已）又其一吧？宁文依托《开卷》，广泛联系作者，陆续结集“开卷书坊”九辑数十种图书，如果加上以《开卷》为名头的图书如“开卷书坊”，应有百多种，均以一人之力策划组稿，联系出版，而且颇获好评，在多年“出版难”现状下，堪称一个文化奇迹。某年出差南京，宁文曾向我谈起此中甘苦，说最关健是要找到（三观相同的）出版社社长和责编。这固然说明“吾道不孤”，作为业内中人，我深知这须“踏破铁鞋”。因而，倘有机会与出版“开卷”系列的诸责编和社长见面，要请他们受我一拜。上海彭卫国先生、湖南丁双平先生，都曾当“开卷文丛”“开卷书坊”的东家，曾有一见、二见之缘，再见该当二拜三拜了。 书中长文《缘为书来滋味长》述编、读经历，其中说及编“开卷文丛”第二辑时，收入当时并不为读者广知的谷林、李君维二先生文稿事，使我想起某年往访谷林先生，坐在书桌一侧木椅上闲谈，先生示我一信，正是宁文“长枪大戟”约书稿信。那些年，我办的报纸托庇于先生，常得惠赐文稿，正谋划为先生做点事，不意宁文捷足先登，次年便见到《淡墨痕》。这里要说且宁文并不知道的是，正是他这封约稿信，间接催生了谷林先生的另一部著作《书简三叠》。其实，何止谷林和李维君，多年来纳入“文丛”而声名并不彰显的书话作家，为数委实不少，如湖北的王成玉先生等。 书中记与黄宗江、黄裳、锺叔河、李文俊、流沙河、周退密、褚钰泉、蔡玉洗、韦明铧等文化人交往诸文，虽大多记事，直陈事务，殊少抒情，但就是在这些日常琐细之间，流露出真情。一种尊重文化、亲近文化的温暧情怀，在读者展卷时，自会感知有如和熙春风一样的热情拂面而来。 二，《开卷》是推动摇篮的手，促使民间阅读活动茁壮成长。《写在开卷边上》有关涉全国民间读书年会文章多篇，为之前宁文著作没有提及，而在此书集中呈现，是崭新内容。读《民间读书报刊年会缘起》，使我不期然想起温庭筠那首《商山早行》。犹忆二００三年年末，由蔡总与宁文在南京以《开卷》名义发起民间读书报刊讨论会，可不就是“晨起动征铎”？然后一路逶迤前行，连绵不断，至今秋成都年会，忽焉年已十八，成一茁壮小伙了。就此回望，恐只有早行的人，如蔡总、宁文及最初几届招集人等，才能赏及“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而一众为年会倾心倾力的主事人、参与者，自然堪配欣赏“槲叶满山路，枳花明驿墙”的明艳。这个并无严密组织和控制规则，却颇具吸引力的民间读书活动，越来越受到社会各方的关注和支持，说明初始设定健康、运行机制良好，后续动力十足。最近，有家文史刊物关注及此，询民间读书年会社会意义何在？我答以一是及时因应社会，契合各地全民阅读活动，通过新书分享会、专家读书论坛和讲座等形式，倡导读书爱书，推动阅读风气的形成；二是积极介入当地文化建设活动，如书店、书院、图书馆、文化馆、纪念馆等，得到当地党政部门充分肯定。如本次成都年会，就与成都市打造“书香成都”“书店之城”无缝对接，故而受到成都市委相关部门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三是促使上承“诗话”“词话”，下开“书话”先河的中国书文化随笔写作，达到空前繁荣。在民间读书年会中人（包括经常与会的书商、出版社、书话作家群、媒体人）直接作用下，国内公开出版书话类著作达数百种。四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以外，先有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施行，解放农村生产力，后有民营经济崛起而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有包括读书年会之类众多民间文化活动兴起，证明社会发展自有其经济文化不可偏废相悖、最终须协调发展的逻辑，而民间读书年会的发起、发展，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宁文以年会协调人常打理会议事务，故年会召开时每在台上；我则仍沿陋习喜欢“偏安一隅”。不意第十八届年会闭门会议环节安排坐在一起，分任主、副主持，坐得近，打量一下，已不复再有当年青涩，头上竟已霜花点点，我已是“雪染的风采”。这一次并坐摩肩，不意又见证了年会主办权的激烈纷争。这令人大喜，试想，年会若没有丰厚内涵，何来强烈的吸引力，因而凭谁来争？因此要恭喜蔡总、恭喜宁文。 《写在开卷边上》收入部分书友谈《开卷》“开卷文丛”及读书年会的文章，约占四分之一，可以帮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宁文的工作。而有些评议未收入书中。 如，川文社老编辑、川师大教授、被称为“现代文学研究界的福尔摩斯”龚明德说，宁文做成的事情，太不容易了，完全可以作为“成功学”的案例。 又如，作家、画家、独立图书出版策划人、被称为“中国的毕加索”彭国梁说，宁文的经历可以成为当代“励志学”的典范。 再如，一直致力推广全民阅读活动的南大教授、学者徐雁说，在民间读书报刊办刊人员中，最具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精神且成绩斐然者，唯白下宁文和历下自牧。 宁文为文不事雕琢，不尚文饰，如结绳记事般有简古之风。在内心深处抱朴守真，精神素淡，心灵清洁，不事张扬，默然劳作。我尝言，在读书年会的朋友中，有三个人微有驼背，龚明德、董宁文、马国兴。这是长期为人作嫁的结果。偶尔与宁文闲谈，颇有一些体已话，他说，现在把什么都已看得很淡。我表示理解，深知人有多少做事热情，同时也便会面对多少凉薄。待读完《写在开卷边上》，我发现并不尽然，正如谭晶所唱，总有一个心愿不能忘，总有一个热爱不能凉。人没法把什么都真正看淡，比如读书、比如爱书、比如像宁文这样，倾尽全力帮助读书人和爱书人。 Continue reading

文/ 彭建新 碗这家什，在生活中的重要性，估计是不言而喻的。在我们这座城市的土话里，如今还有把找工作称作“找饭碗”；某人丢了工作，大多也说是丢了饭碗；某人有样稳定的或收入高的工作，羡慕或祝贺的，往往会说他找到一个铁饭碗，或者说他捧到了一个金饭碗。 既然饭碗如此重要，在过去的年月里，如果饭碗打破了，一般小户人家，补救的法子就只有一个，那就是补碗。如今的人家，谁家摔破了碗，还蛮过细地连碎渣子都捡拢来，等有补碗匠来了给补好呢？不用说碗摔碎了就让它碎了算了，就是几角块把的硬币掉在地上，人们也多半懒得弯腰去捡的。再说了，我们武汉市，人们大多喜欢在外头吃早饭，谓之曰“过早”，意思是，不在外头吃这餐饭，这天的这个早，就无法过或者叫没有过或者说没有过好。我们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对话—— “伙计，过早冇？”“嗨，莫谈，这个早一点都冇过好！”“么样搞的唦？”“咳，起晚了，就手在屋里抓了个馍馍，这昝（音“咱”，汉方言，早晚之意）肚子里一点捞摸（感觉之意）都冇得！”而在外头过早，是连碗都不消洗的！比不得旧时代，一只瓷碗，往往用几代人，破了，心里总还是暗自疼的。于是，就有了补碗的行当，于是，就有了补碗匠。 补碗的招牌行头，是一副挑子，与补锅匠不同的是，补碗的挑子，两头都是箱式小柜。补碗的，由于所补对象为陶瓷制品，因此，工具及工艺流程都比较特殊。补碗的当家工具，是那把小钻子——“没有金刚钻，揽不了陶瓷活”的俗话，说得一点都不错：接过客户送来要补的碗，说得确切些，应该是接过客户递过来的一包碎瓷片——这些破碗的破法，往往奇形怪状，碎片亦少则两爿，多则七八上十片的碎状也不少见——补碗的眯缝了眼——当然，这要看补碗匠眼睛是否够大而论，如果他老人家生就是双丝麻草样细眯的眼睛，睁着也就是眯缝着的，这表示专注的下意识眯缝的动作过程，也就可以免了——仔细地将碎片端详一番，那副专注得有些神圣的神情，让人觉得他不是个补碗匠，而是考古学者在研究新鲜出土的稀世国宝一般。端详得够了，补碗匠用小刷子把碎片逐一清理一番，用细胶泥粘拼成未碎时之原状，然后，操起那当家的金刚钻，在碎片上对应逐一钻眼。这过程很细，所以耗时也相对长些。待得所有需要拼合的对应碎片上的眼子都钻好了，就用形状如钉书钉相仿佛的钉子铆进去。把钉子铆进，相当于朝里头打楔子——这可不是往木头之类有“让性”的物件上打楔子，而是朝毫无“让性”且非常易碎的瓷片里打楔子噢，那用力气的分寸，那手上的功夫，定是了当得起的！     在我的记忆里，关于碗的记忆，是沉重的：身为家中的老幺，还是少年的时候，父母就年事颇高了，加之又在乡下，在实行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年代，乡农的日子无一例外地过得紧巴。好几个夜晚，父母以为我睡着了，我听见他们叹息：么办咧，熬咧，把幺儿熬锝扒得到饭碗，我们就是死，眼睛也闭得住些唦。可见饭碗之重要，亦可以想象，旧时岁月里，如果把碗打碎了，是何等的心疼；亦可以理解，旧时岁月里，我们的生活的确离不开补碗匠。 身为农夫之子，少小在农村，泥里来水里去，手里捏的握的捧的，不是锄头扁担锹，就是那充饥果腹的饭碗了。在我的记忆里，父辈给我端的，都是粗瓷碗——家里也没有一只豪华的碗。尽管是粗碗，破了，也从不当碎瓷扔了，总是等补碗的来了给补还原。即或碗破锝太细碎，请补碗匠补，算算又划不来——补碗是按“锔”钉子的多少收费的，那碗的碎片，也用来刨削萝卜、芋头、藕，是不会轻易扔掉的。初中毕业，中考之前，父亲说，你要考学校，就考个管饭碗的学校。我记得，他指着一对粪桶说：要是再扒（此处念作“巴”音）不到饭碗，这担粪桶就是你的了。我晓得，这是老迈的父亲为激励我能够冲出穷困的农村，迫不得已说的“激励”之言。不过，我倒是听到心里去了。中考之后，填报志愿之时，毫不犹豫地选了武汉第一师范学校。因为，自幼喜欢文学，而听说，武汉一师重文；更重要的是，那学校既管住宿，还管吃，也就是扒到饭碗了——从十六岁进入武汉第一师范学校，我真的就扒到了饭碗。可遗憾的是，当我舌耕多年，又进更高一级且仍管饭的师范学院深造，到可以从自己的饭碗中匀点饭到父母的碗里的时候，他们却已作古，再也用不着饭碗了。     早年，我不止一次看过补碗匠补碗，对他们的手艺，总是暗地里啧啧称奇；也用过补碗匠补过的碗，不漏汤汁不漏水，且那些锔补上的铜钉，被捧碗的手摸娑得久了，黄灿灿的，如同金钉，给人以“我所捧饭碗者，非破碗，乃金碗也”的感觉，顿时觉得日子不穷窘了，腰杆子也就硬了许多。眼下，一只碗所值，实在微不足道，谁家打破了碗，一来用不着补，二来，民俗有“碗越用越少”、“越打（此处音“答”）越发”的是吉利讲究——一户人家，碗越用越多，不是经常在死人吗！三者，如今一次性塑料碗、纸碗，比比皆是，于是，生活中，打破碗的几率也就少多了，所以，补碗匠退出三百六十行，也是必然的。有时我也想，当今到底还有没有耍这行手艺的呢？比如，不用来补碗，可以用“锔”的法子来修补文物古瓷器呀——或许，这一行，多用胶水之类罢——事涉外行，就不好多所置喙了。 2024年新春正月初八 Continue reading

文/ 落子，图/ 张志城 玩新浪博客时代，网上初见江东酒鬼的人物漫画，落子惊诧不已，惊喜不已。他的人物漫画件件充满小市民的烟火气，件件都牵引着市井时空中的小情调出来。 江东酒鬼，大名張志城，浙江东阳人，东阳以黄杨木雕著称。江东酒鬼笔下人物刻画，完全没有东阳木雕的古典写实匠气手法，却有东阳人物那一种甜丝丝不可名状的油腻感觉。 我在浙江金华一带待过好长时间，深深领会过此处的甜俗感觉。 比如一早上醒来，躲在被子里给一位熟识的大嫂打手机。我说：奶荡，困醒米，今朝克拉里搞？对方回答：要死啦，弗晓得！ 哈，可亲的人物，可亲的语言，可亲的天气，可亲的场景，这里的“油腻”，是浙江风土中不时可见亲切的感受与感动。 江东酒鬼在深圳多年，回到家乡，却更有一种天子呼来不上船，我輩岂是蓬蒿人的自得其乐，与小人物的大家子气慨，这些，从他主业环境设计中的甜美、开阔气象中可见一斑了。 打开他的人物漫画图卷，笔下的人物个个都有鲜明的特点：大大脑袋，细细胳膊腿，瞪着不解的眼珠，没有张扬的动作，都有奇妙的情绪，辅以突涕可乐的文字。 这个个鲜明的人物都像西游记盘丝洞中的蜘蛛精一样，冒着妖气，冒着仙气，深获我此等二师兄们喜欢-你也不是妖怪，我也不是妖怪，-观众与江东酒鬼笔下人物都是市井百相中的欢快妖精人物！ 这么多的大脑袋加细手细脚的典型形象从何而来，是否西游记读多了，特喜欢受蜘蛛精这类妖魅女菩萨的蛊惑所致？ 2017年我携《一棵开花的树-六人肖像漫画联展》到桐乡展出，正逢漫画界领军人物陶小明先生筹办国内肖像漫画家高峰会议。会议上一见江东酒鬼，哈，大大脑袋，细细胳膊细细腿，活脱脱一个他自已漫画中人物也！ 想必他当年初写素描时，多番写生自已，自怜自爱自诩忒甚了！ 2021.4.20于汉口蔡家田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