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小满 快要去成都了，想起翟永明和她的白夜酒吧。 2023年的5月8号，是“白夜”25周年纪念日。 1998年，诗人翟永明路过玉林西路看见一张招租广告，“便想做一件不用上班、又能养活自己的事”。于是，她和友人何多苓、戴红创立了独立文化品牌——“白夜”。 多年来，“白夜”从一个六十多平的小酒吧，逐渐发展成一个综合文艺空间。 据说白夜25周年庆祝，有一些白夜开业第一天就去的诗人、艺术家，也去店里祝贺。何多苓老师到场，他身手敏捷，像一个年轻人。有一桌年轻人，看上去都是何老师的学生，何老师过来敬酒、合影，没多久，那一桌人就走了。 他们喝得很少，非常礼貌，这是2023年。 而在1998年，艺术家、诗人不是这样喝酒的，从来不喝酒但是又经常参加聚会的洁尘回忆，她见过太多人喝醉酒之后的样子——在90年代的玉林街头，像她这样清醒的作家可能不多。 小酒馆和白夜能够坚持，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唐蕾和翟永明这两个主理人。 唐蕾在朋友圈留言向翟永明表示祝贺，她的话非常精准地形容了她们身上的特质：“25年前的我们已经不年轻，现在我们也没老。” 1998年，小酒馆一周年，而白夜还在筹备中，唐蕾和翟永明合影。 我注视着那张合影，久久。 替我多年前写的那篇文字——翟永明，像极了弗里达。 那张照片很多年了，那真是成都的一个迷人时刻，一种新的觉醒和力量。 25年前，她们获得了人最重要的品质,独立和自由，这种发现让她们“成熟”，也让她们勇敢。 而在今天，很多人都和时代的浪潮一样退去，而她们的内心却没有变化，她们比一些青年更“年轻”。 「白夜」酒吧，诗人翟永明经营了23年。 酒吧叫「白夜」，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小说《白夜》。翟永明在 1998 年创办了它，起初是希望辞了职的自己依靠它能有尊严地去写作。 20年的岁月更迭，白夜已成为成都的文艺地标。 曾经的美丽「小翟」变成了通透的「翟姐」。 她与白夜相互依傍的故事似乎告诉人们写作者的另一种可能性。尤其是在城市蜕变的进程中，如何于坚硬的现实里捕捉诗意，如何让庸常的人生拥有浪漫和美好。 而2022年7月3日晚，成都窄巷子 32号，有14年历史的「白夜•宽窄店」迎来了闭店前的最后一夜。 成都文化圈对这个文化地标发起了一次集体告别，全场满座。 自疫情以来，这里还是第一次这么热闹。 这晚，建筑师刘家琨喝起了酒，艺术家何多苓重逢了几十年未见的老友，翟永明被粉丝拉着合了很多次影。 告别的氛国平和，又带着一些肃穆。 这个翟永明亲手打造的成都文化地标沦陷了，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幸而「白夜」并没有消失，玉林路上的老白夜和位于芳华街的白夜花神诗空间，在成都的老社区重新启动。不过，翟永明也在面对新的烦恼：市场能否容下「白夜」？谁会愿意承担诗歌与梦想的成本？ 前一年，白夜品牌诞生的24周年生日，翟永明和她的白夜推出了以何多苓“俄罗斯森林”系列画作为题材的限量定制款独立装瓶威士忌。 作为系列首款，他们选择了对品牌有着启迪意义的陀翁登上了酒标，也即“俄罗斯森林”组画中的《黄金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 这批限量版的纪念威士忌一推出，便得到了相当热烈的反响，不但以极快的速度全部售罄，在过去的一年中，关于“什么时候会推出下一款”、“最终会将‘俄罗斯森林’系列全部出完吗”，更不断地收到朋友们好奇的探问。 2023年，白夜25周年纪念日，「俄罗斯森林」系列独立装瓶威士忌第二弹——《俄罗斯森林（白银时代）阿赫玛托娃·忧伤》，与大家见面。 对喜爱俄国文学——尤其是俄国诗歌——的朋友来说，阿赫玛托娃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许多评论家将其与普希金并举，称其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以与普希金“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的美誉相对应。而俄罗斯当代诗人叶夫图申科对她作如此描述：“她永远是诗歌的白夜。” 作为「白银时代」的代表人物，阿赫玛托娃的诗作带有着相当强烈的时代烙印。她的早期作品多以苦恋、忧愁、背叛、哀伤等为主题，被认为带有“室内抒情”的特点；而后期作品则少了情绪的抒发与挥洒，而多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刻的沉思。 这与她个人痛苦而坎坷的人生经历和她所处的动荡不安的年代有着十分直接的关系。 她的丈夫因政治案件死于非命，爱子流放古拉格群岛多年，而她自己也被打成反面的典型，多年不能发表作品，生活在痛苦与屈辱之中。 但纵是如此，阿赫玛托娃既没有选择对命运妥协，也没有用自戕这样惨烈的方式抗议命运的不公。 她背负起一切的苦难，将其化作了自身创作的源泉，最终成为了悲剧时代的记录者，也跻身了伟大诗人的殿堂。 《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对阿赫玛托娃如此评价：她“不仅在诗歌方面，而且在伦理方面成了自己时代的一面旗帜。她接受并分担了俄罗斯悲剧的命运，没有向‘黑铁的时代’妥协，没有向道义上的压迫低头。” 出发成都已经倒计时。 我期待着喝一瓶阿赫玛托娃的忧伤， 期待着能在白夜遇见翟永明、何多苓， 最好，还能遇见阿来。 （选自“小满散文”，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摄影：黎德利，文字：周末 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黎德利是武汉青年报的摄影记者。在很多人对摄影还没有概念的年代，他就早早地开始用相机记录城市生活。 玩摄影初期，他沉迷于拍历史建筑。拍得多了，发现光是拍建筑总感觉表达受限，直到镜头中开始出现形形色色的人物身影。 “建筑是静止的，但人能让照片活起来。”因此，他顺理成章地走上了人文摄影的道路。 在黎德利的个人摄影集《城事》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夏天。通常记忆里的夏天是由浓烈明艳的色彩组成的，而在他偏爱的黑白胶卷中，摈弃色彩后的影像呈现出一种更简洁、纯粹的质感。 当我好奇摄影集里为何大多是夏季场景，黎德利告诉我，用黑白卷拍摄更需要良好的光线条件。夏日充足的光照，能使画面色调形成强烈的反差与对比度。 更重要的是，夏天是一个会不断“发生”的季节。炽热和茂密让万事万物都变得鲜活又热络。这也契合着他对人文摄影的追求——记录生活的真实与温度。 武汉的夏天向来炎热且漫长，但武汉人总能有法子“暑”中作乐，而黎德利也乐于用镜头捕捉这些瞬间。 当年还没有空调房能躲，家家户户都躺着竹床、摇着扇子睡大街。现在流行的随地大小躺，是武汉老杆早就玩剩下的松弛感。 身处于被互联网垄断的时代，我曾无法想象，没有网络的时候都靠什么解闷？看到老照片才大开眼界，原来线下生活可以玩出百般花样。 打台球、搓麻将、下棋……街边就是浑然天成的棋牌室和娱乐室，没有低消门槛，只有玩着玩着就亲密熟络起来的邻里关系。 那时电视机和电影院还属于稀有产物，但大家仍对银幕上的光影有着无限的向往与热忱。 那些年没有弹幕，但身边总会有一群“追剧搭子”、“电影搭子”， 想不热闹都难。 伴着夏夜的微风与蝉鸣声，约小伙伴去隔壁家蹭一台电视机看动画片和电视剧、和街坊邻居一起看免费的露天电影，夏日的顶配快乐也不过如此。 在娱乐圈还很遥远、文娱节目还没出现的年代，人人都能在各自的兴趣领域自成一派。搞文艺、当文青没有门槛，遍地都是多才多艺的创作者。 写诗、作画、玩乐器、唱歌唱戏……讲真，要说到会玩，老一辈不一定输给如今的年轻人。 无论城市面貌和生活方式怎么变，“江”永远是武汉人心中那份珍贵的不变量。从小在长江边长大的武汉人，不仅天性亲水，也擅长玩水。 年轻人下班后骑自行车聚集到江滩，一场激烈的球赛就此开场。那时的江滩还没有任何建筑，只有望不到边际的草坪，活脱脱一个纯天然的足球场。 无论大人小孩、不管泳姿是不是标准好看，一个猛子扎进江水的透心凉爽感，经历过燥热三伏天的武汉人是最能懂的。 滔滔江水的柔情包裹着武汉人的粗粝与直率，常用于形容武汉的“江湖气”，在翻腾的水花中变得具象化。 野生的自由和快乐，在此不计成本地生长着。 二 对于黎德利来说，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摄影，早已不是工作和爱好延续出的习惯，而是一种天性使然。 在摄影集的序言中，他提到了土耳其诗人纳乔姆・希格梅说的，“人的一生有两样东西是不能忘记的，那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 城市在飞速发展的同时，承载着记忆的老街小巷也在不断消失。自由空间的拓展意味着文明的进步，随之而来的是个体的独立、人际的淡漠疏远。 黎德利在摄影的过程中观察和记录着，同时也为心中的迷惘探寻答案。即使抵挡不了日新月异、年华无痕，于他而言，记录仍是一种有价值的选择。 照片中的武汉并非让人感到全然陌生，但又有独属那些时代的印记。它们清晰地镌刻在影像中，也无声地挥发在岁月的余晖里。 最让人唏嘘的不是物件、建筑的迭代变迁，而是那些紧密相关的人与事，也随着记忆一同褪色。就像夏天从未变过，但照片里的夏天，早已是过去式了。 （选自“优良better ”，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丁东 回忆录历来是人们读书的热点之一。中国外国都是如此。 什么是回忆录，记述自己过去的经历，就是回忆录，通常用文字表达，也可以用声音和影像表达。广义上的回忆录，无处不在。现在有了网络，有了数码印刷，人们写作和发表回忆录的门槛，越来越低。可以说，人人都有撰写和发表回忆录的权利。但对于读者来说，不是任何回忆录都能引起人们阅读的兴趣，只有一部分回忆录才能勾起人们阅读的愿望。我想，回忆录能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还是取决于它本身的历史文化含量。 工人出版社邀请我编书。当时他们说，这些年，文化名人纷纷去世，能不能搜集一些悼念文章，汇编成书。出版社都要面对市场。最吸引人的当然是政要的回忆录。但那是一个特定的门类，出版有特殊的审批程序，操作难度比较大，进度没有办法掌控。还有明星的回忆录，虽然卖点也不错，但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对文艺和体育领域的明星不熟悉。我比较熟悉的是人文学者。选编这个领域的怀念文章，名人写，写名人，难度不大。我调动自己和阅读积累，很快就编出了《先生之风》，印出来以后，社会反映不错，出版社让我继续编，形成一个系列。我想，要形成系列，就要编出特色。《先生之风》里的文章，学生回忆老师比较多。继续编就要有专题性，于是第二本的主题定为《追忆双亲》，是回忆父母公婆，别的不收。第三本《此生此情》是回忆夫妻，第四本《风雨同窗》都是回忆同学和同龄朋友。这种自我限制虽然提高了选文的难度，但形成了特色。许多朋友都说角度不错。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整体规划。本来还想编第五本，主题是回忆校长。出版社改制，责任编辑陈大钢退休了，这个系列就划上了句号。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信息更多地依赖网络。纸质书籍还有没有市场空间，成为严峻的问题。这套背影书系，不是原创为主，而是选择已经公开的文章为主，能不能得到读者的认可？我想就这个问题，讲五点心得。 一，怎么处理独家文章与二手文章的关系。名人回忆名人，肯定要在第一时间发表，很难留到我编出的时候再出手。现在有一些小众电子刊物，通过电子邮件小范围传播，网上查不到，也没有纸质印刷品。比如吴迪主编的《记忆》，内容大部分是独家的。其中有几篇回忆文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对于《记忆》的读者，这是二手，对于普通读者，这是一手。《先生之风》里最长的一篇是赵越胜的《辅成先生》。最早我就是在《记忆》里读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周辅成是北大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泰斗，活到98岁，和季羡林同年去世。他们年龄相仿、资历相仿，但周辅成去世后几乎无声无息。赵越胜的散文《辅成先生》是在周辅成活着的时候写完的，让其过目，周先生也很满意，周辅成去世之后，四川的伦理学家肖雪慧说，周辅成去世社会一点响动都没有，太遗憾了。我通过她找到了赵越胜这篇文章的全文编到书里。文革后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组织理论队伍，赵越胜是北京一个工厂的青年工人，进了工人理论队伍里。当时请北大教师做辅导，周辅成给他们讲西方哲学。赵越胜本来喜欢读书，读过康德，跟周先生探讨。周辅成一看这个年轻人有学术兴趣，就成了忘年交。把他请到家里，借给他书，指点他怎么学西方哲学。赵越胜成了周教授特殊弟子。恢复高考后，周辅成跟赵越胜说，你不需要考本科了，直接考研究生吧，一下子考上了。周辅成是一辈子不愿意投靠权力，保持独立人格，人生故事非常精彩。赵越胜的文章后来出了单行本，叫《燃灯者》，社会评价很高。 王年一先生是独立研究文革史的先驱，75岁去世，默默无闻，报纸上一则消息都没有。吴迪写了一篇悼念文章，不是简单地赞美王年一，而是讲他们怎么认识，怎么切磋，两人之间有冲突，不打不相识，越冲突，吴迪越尊重王年一。《背影书系》里选了这些文章，增添了分量。 二，怎么处理名人和普通人的关系？《先生之风》是名人忆名人。继续编回忆父母、夫妻和同学的文章，是不是坚持这个思路，我提出一定要放宽。于建嵘、林贤治有名，但他们的父亲不出名。蔡定剑有名，但他的儿子不出名。文章好就可以上。我还选了回忆者和被回忆者都不出名的文章。这就是马懋如回忆婆婆的文章。我有自己的用心。马懋如是中宣部离休干部，在《炎黄春秋》发表过好几篇文章。她虽然不是名人，但她的公公刘顺元，被称为“中国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第一人”。刘顺元1920年代参加革命。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作为中共代表，去接管大连。当时大连由苏军占领。他们居高临下，对中共很不平等。刘顺元受不了这个气，顶撞了苏军，苏方把这个事汇报上去，给中共施加压力，说大连不能用这个人。1949年开国大典，天安门上只有一个外国代表团，就是苏联文化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开国大典结束后，法捷耶夫要访问济南，当时济南一把手就是刘顺元。为了迎接法捷耶夫访问，刘少奇紧急召见刘顺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没有苏联的支持，我们站不住，你赶快写一个检讨，法捷耶夫来的时候，让他带给斯大林。刘顺元说，我没有做错，为什么要检讨。刘少奇说，为了党和国家，你必须做这个检讨。结果不光让刘顺元写了检讨，还把他连降三级，放到一个不起眼的单位担任副职。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4年刘少奇想到了刘顺元，安排他当了江苏省第二把手。马懋如写了回忆公公的文章，我没选，而是选了回忆婆婆王春香的文章。王春香是个农村妇女，15岁跟刘顺元结婚。刘顺元上北京师范大学，参加革命，她在老家侍奉公婆，抚养三个孩子参加革命。日军占领当地时，她被关押过，被打伤了。解放后，她找丈夫，丈夫却已经另外结婚。当时共产党队伍里有规定，夫妻失去联系多少年以上，经过组织批准可以结婚。刘顺元第二次结婚不违反规定。但对留在农村的王春香来说，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样的农村妇女，太容易被历史忽视。主流的历史，是大人物的历史，是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的历史，没有小人物的位置。我想做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尝试。 三，怎么处理纸媒信息与网络信息的关系。网上搜索文章很方便，大家都可以做。互联网进入中国，相对普及是新千年以后的事。上个世纪末以前的许多印刷品，网上搜不到。这就给我留下了另辟蹊径的空间。《此生此情》里有两场重头戏，都是选自纸质书籍。一篇是戴厚英回忆闻捷。闻捷是50年代中国三大著名诗人之一。文革开始成了审查对象。戴厚英是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的文学评论家，文革前很革命，写批判文章很尖锐、很泼辣。文革开始她是革命动力，闻捷成了她的审查对象。当时闻捷的夫人已经去世。在审查闻捷的过程中，戴感到他很有才华，也很正派，一来二去，审查者与被审查者就产生了感情。戴厚英早就跟丈夫离了婚。闻捷带着三个孩子生活也不容易。如果放在今天，结婚顺理成章，谁也拦不住。但当时惊动了张春桥，组织上说什么也不让他俩结婚，一定要把他俩发配到不同的地方去劳动。闻捷是情感型的人，气不过，就自杀了。这成了戴厚英的心病。改革开放初期戴厚英写了一本长篇小说《诗人之死》，写的就是闻捷。90年代，她又写了长篇回忆录，回忆他们的爱情如何被扼杀。可惜，戴厚英的回忆录没写完，有一个人谋财害命，把戴厚英给杀了。她没有赶上互联网普及的时代，就离开了人世。新一代读者一般不知道她的名字。我从当年的书上把她的回忆钩沉出来。 另一篇的作者是金凤。她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权更迭前夕参加革命，任《人民日报》记者。朝鲜战争击落对方飞机最多的空军战斗英雄是赵宝桐，《人民日报》让金凤采访他。组织让赵宝桐做报告，因文化水平所限，他写讲演稿有困难，请金凤帮助。一来二去，俩人产生感情，结了婚。文革开始，金凤到空军采访。当时空军提出要把飞行的命令用毛主席语录表达。金凤丈夫是空军飞行员。金凤知道这样做不行。飞行速度太快，如果先念语录，再下命令，在空中会出风险。就写了一个内参，说不能这么干。这得罪了高层的一些人。不久金凤就被关进秦城，组织对丈夫做工作，说老婆是反革命，反革命家属不能上天，要想继续当空军，就必须跟老婆离婚。赵宝桐不愿意离婚，扛了一年，实在抗不住了，只好离婚，组织上还给赵宝桐介绍了一个女士结婚。9·13事件以后，金凤平反出狱，发现丈夫跟别人结了婚。金凤一定要跟丈夫见面。赵宝桐和金凤有感情。第二任妻子看到这个情况，有点招架不住，急了，就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不久江青倒台。她给江青写信成了问题，法院判离婚。这样，金凤和赵宝桐复婚。复婚以后，金凤观察，觉得赵宝桐的第二任妻子人不坏，又帮她找了对象。金凤不会用电脑，所以她的回忆录，要通过纸质书籍寻找。 四，如何处理彰显与反思的关系。追寻道统，彰显良知，是我选文的内在追求。中国主流的历史是政治家的活动史。何家栋先生提出过一个观点：政统比道统更深刻。就是说，思想史的线索比政治家的传统更重要。我赞成这个观点。所以特别关注半个多世纪以来具有探索性和超前性的思想者的命运，选取了回忆林昭、遇罗克、顾准、李慎之的文章。这些思想家有的为了表达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擦亮这些人的名字非常重要。 一些学生怀念老师，让我们看到过去的师道。比如钱文忠，是一个少年才子，上中学的时候，十几岁就想学梵文。给季羡林写信，季羡林觉得有意思，就在1984年招了一个班，共8个人，他是其中一个。结果8个学生有6个没有学下来，只有2个学下来。季羡林把钱文忠推荐到德国继续深造。钱文忠学成回国赶上了风波，成了一个有问题的学生，被北大开除。搞不成学术。东方不亮西方亮，他就下海经商。90年代，周一良见到钱文忠，觉得钱文忠是人才，是搞学问的料，下海经商有点可惜，就拜托上海的王元化先生把钱文忠收在门下读博士。钱文忠成了王元化的关门弟子。他在复旦大学读完博士之后，留在复旦当了教授，从商海回到了学界。他学有所成，很有名气，非常感谢周一良、王元化对他的帮助。 还有刘道玉回忆杨小凯的文章。全球华人没有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人认为，全球华人里有可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6个人，杨小凯是其中的一个。可惜他才活了50几岁。杨小凯的学术道路很坎坷，在文革时期他是一个高中学生，他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康生看了以后说，这篇文章绝不是中学生写的，要追后台，把杨小凯判了十年徒刑。幸好在监狱里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他在里面学了高等数学，出来之后，就想走学术道路。刑满释放人员，连考大学的机会都没有。他的父亲跟李锐是好朋友，李锐又把杨小凯推荐给于光远，于光远让杨小凯考进了社科院，出版了学术专著，但解决不了夫妻两地生活。这时，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破格把杨小凯聘成武汉大学讲师。美国邹至庄教授到大陆访问，看杨小凯很有水平，就邀请他到普林斯顿大学去当访问学者、读博士。武汉大学有人不同意。刘道玉硬是开绿灯，让他去了。如果不去，杨小凯也不会取得国际一流的学术成果。他死的时候是澳大利亚科学院的院士，莫纳什大学的终身教授，说明在国际上承认杨小凯的学术成就。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佳话，在当今的中国大学里，已经很少听到了。 回忆父母的文章，一般都是怀念父母的恩情，歌颂父母的美德。但我有意选择了几篇是反思父母的弱点、缺点的文章。老鬼、李南央写母亲的文章，曾经引起很大反响，我编了进来。有一些文章，不是专门揭父母的短处，而是把父母当成活生生的人来写，既写优点，也写缺点。比如北岛写回忆父亲的文章。我曾经和北岛家住在一个院子，跟他父亲赵济年先生很熟。在我印象中，赵先生是很好的人，待人随和、文雅。他是一个保险专家。解放后中国不重视保险，把他安排在民主党派工作。改革开放之后，要恢复保险国际业务，只好把赵先生请回来当顾问。北岛办《今天》，遇到官方很大的压力，父亲给了很大的支持。北岛的回忆文章提到，冰心丈夫被打成右派后，官方对冰心不放心，想了解冰心的思想状况与精神状态。冰心是民进宣传部长，北岛的爸爸是副部长，官方让他爸爸不时到冰心家坐坐，了解冰心的动向，向组织汇报。北岛的态度是理解性地反思。北岛的爸爸把党看得比朋友更高，当时不奇怪。如果换另外一个人，也会这样做。这个事情放在今天，会觉得是不太光彩的事。北岛把他爸爸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如实地反思，不避讳亲人的缺点、弱点、局限，是一种高境界的表现。 五，如何处理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的关系。回忆性属于历史的范畴，拒绝虚构，但从文学的角度看，有一些回忆录也有很高的审美意义。当今中国最好的文学作品并不是小说，而是一些讲述真人真事的散文。 以《风雨同窗》里沈睿的《残酷的青春》为例，她回忆的是小学同学姚锦云，两个女孩子一块上小学、初中，一块插队。作者考上了大学，姚锦云当了出租车司机。80年代初北京出租车特别少，当时的出租车公司全是国有的，中学毕业生能当出租车司机，也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但车队的队长老对她进行性骚扰，弄得她告状无门。那时候是铁饭碗，不在那个单位干，就没了饭碗。她一怒之下，开着出租车在金水桥撞死了6个人。这在当时是轰动北京城的大案。这篇文章一共有6万字，写得非常生动与细致，把文革期间那一代女孩子的追求与爱好，以及互相之间很私密的东西写得淋漓尽致，应当说文学价值很好。 如果把这套书的几十位作者视为一个整体，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他们代表了当代汉语文学的真正高度。 （选自公号“丁东小群”，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绘制：圃生 Continue reading

文/ 樊枫 初来乍到 早上醒来，我真正意识到从昨天到今天这短短的二十几小时，已跨越了亚洲，来到欧洲，日行一万二千余公里，途经数十个国家。我将画具和作品放进我宽敞的艺术工作室，把日用品放进大衣柜，洗漱用具摆放在盥洗间里，那忙乎的劲头就像搬进新家那样兴奋。 约蓝塔给我送来了早餐，典型的西式面包、牛奶、鸡蛋。恰巧翻译杜瑾也到达，于是我们共同用早餐。席间我拿出清早起草好的新闻发言稿，请她过目以便翻译。可以说时间匆匆而逝，显得非常紧张和迫切。第一天我就开始感受到在国外生活紧迫的滋味。 杜瑾看着我的文稿。我抓紧时间烫着从箱子里取出的西装。 未等我把西装穿上、领带打好，门铃已被前来接我们的司机按响。 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布会场设在鲁尔下莱茵企业联合会。 德方之所以要我匆匆赶到，就是为了今天能按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德国人做事极其认真严谨，没有非常特殊的情况，不会做时间改动。 平时在国内办展，当电视台的记者把摄像机镜头对着我时，多少有些表情不自在。今天要我在德国出席新闻发布会充当“主角”，是否要我这个“新闻人物”在洋人面前出“洋相”？俗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眼下我身在欧洲，也不得不从容“登堂”。 副市长玛格多芙斯基来了，她是一位能干而富有灵性和激情的女性。见面后非常激动，尽管今天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我的画室，今天就在德国的新闻发布会上。她今天身着一套深红色西服裙、外套一件同色的呢制长大衣，显得年轻漂亮、风姿绰约，并不失从政者的端庄成熟之美。作家池莉访德归来曾撰文《杜伊斯堡印象》中，把她描写得如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一般。 会议由鲁尔下莱茵联合会主席魏什德特先生主持、玛格多芙斯基副市长向记者介绍我的生平简介。他们居然把我和翻译“押”在当中而坐，真是弄得我受宠若惊。玛格多芙斯基挺有意思，她向我笑着眨眨眼，示意我不要太紧张。这样“眉来眼去”地挺有缘亲切感，从而使我放松了许多。 玛格多芙斯基很有口才和演说能力，她用一口流利而富有表演情感的德语，向记者介绍我的生活经历和艺术特点及艺术追求。 “请问您对杜伊斯堡的印象？”记者开始向我发起“进攻”。 “由于是夜间到达，车开得很快，我没有看清楚！我想三个月后我会把杜市看得一清二楚”。杜瑾马上把我的话翻译给德国《西部德国报》、《新鲁尔》、《莱茵时报》及杜伊斯堡电台的记者们听。 “请问您到德国来有何打算？” “我将在杜市当三个月的居民，我想将此感受溶进我的艺术作品里。” 记者又转向魏什德特：“您作为赞助担保人，您对樊枫先生的艺术有何看法？” 魏什德特答道：“我认为樊枫先生的作品有现代中国人的气息。赞助艺术，是为了建立我们的企业形象，当玛格多芙斯基女士向介绍我几位中国画家的资料时，我第一个就投了樊枫先生的票。” 这时，魏什德特从秘书手中取过一个钱包，对记者说道：“这个钱包不是空的，里面装有樊枫先生的生活费，还有一张三个月有效期的杜市通用交通月票，他可以去杜市的每一个角落。”天哪，德国人怎么可以这么干，在这众目睽睽之下要我接受这个做工精美的钱包，里面还装有现金马克，竟然当众清点数目。怎么一点也不讲含蓄。弄得我好像初乍到就受人恩惠似的。那些记者马上意识到新闻发布会已进入高潮，连续不停地闪烁手中装备精良的相机。 接风宴 魏什德特大约五十岁左右，高大的身躯，白头发秃顶，留着整洁讲究的八字胡，一副派头十足的企业家形象，用玛格多芙斯基女士的话说：他是地道的资本家。也许他知道中国人有“吃文化”，特意安排会后请我吃饭，不搞“陪同团”式的就餐宴请，仅只带上他的秘书及我和翻译，来到一家西式餐厅。 中国各地流行西餐多半为俄式，而德国流行意大利式。一看那钩子款子的德国菜单，我纯粹两眼一抹黑，可以说是瞎着眼睛点菜。 出国前朋友告知，在德国人面前吃饭嘴里不能发出响声，我怎么偏偏点了一碗热汤，喝汤时不能用力吸，要顾及风度与形象。那姿势真像姑娘吃饭怕抹去唇边的口红，挺别扭。搞得我在北半球高纬度的“三九”天也大汗淋漓。席间，边要与魏什德特谈天说地，边要忙乎手中的刀叉。他看到我应接不暇的样子，而大笑不止。 席间，魏什德特对我说：“我去过二次中国，那次去上海搞大众汽车经济合作，我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给我印象很深。我每天很早起来去外滩看老人打太极拳，我感到中国人很会生活，特别是中国的菜，味道美得让人难以想象。” “那么您对中国菜也感兴趣？”我反问道。“当然。只是我用筷子的水平就像你用刀叉的水平一样。”大家又哈哈大笑起来。 我对魏什德特说：“德国人对中国菜感兴趣，您可知中国人对德国的交响乐也有同感。在中国的音乐厅里，德国交响乐园的演奏常常使中国人也疯狂起来。如此说来，“食文化”和“乐文化“同属人类文化结晶，大家应有共同享用权，您以为？”魏什德特瞪着惊讶兴奋的大眼睛看着我，“当然，OK!OK!由我来安排此事。不过有个条件，你得给我的公司画张画，OK?” “OK!” 我当即应允。 架起生活的炉灶 走出餐厅，翻译杜瑾抓紧时间带我去解决生活的首要问题——超级市场购物。必须将刚领来的马克用于即将开始的生活。“阿尔的”(Aldi)是德国购物最便宜的超级自选市场，留德的学生及访问学者常在此光顾购物。平日在国内我很少去菜场和百货商店。今天面临这集二项为一体的“阿尔的”我也不得不穿梭于油、盐、酱、醋、茶的货架之中。 “阿尔的”的商品价格的确不贵，标价的数码与中国的菜价数码差不多。但一想到马克与人民币的比值，那就并不便宜了。杜瑾告诉我，在国外生活都是精打细算的，决不允许有半点奢侈和浪费。德国人的工资收入虽高，他们在用钱方面都很谨慎。更何况中国旅德的学者、留学生或打工仔，更应在消费方面提高戒备。因大多数在国外华人都有这种观念：节约每个铜板去创造旅游观光的机会，多看一个地方，多走一个国家，都能丰富和扩大自己的阅历和经历，同时也没忘记生活在国内的父老乡亲，家里人并不宽裕，能节约点钱寄回国补贴一下生活也在情理之中。 在“阿尔的”购物，无需要懂外语，只要看准什么商品往手推车放就行，反正出门结帐。它的货柜和商品标价很有意思：同类商品等级档次和质量差别有区分，高质量高价格的在上，低质量低价格的在下，让人一目了然，各取所需。比如说即将到达食品卫生要求贮藏期限的肉和蛋，或者说骨头比较多的肉和猪内脏，大小规格不统一的蛋类蔬菜瓜果，必定便宜而放在货柜的下方。超市中的蔬菜瓜果，买回家后无须清洗可直接切好下锅，因蔬菜都采取了无菌保鲜包装。购买蔬菜时因大小重量有异，只需将蔬菜放在电脑秤上将与蔬菜图案同类的按键按下，立即就跳出一张重量/价格帖签，贴上后到出口处结帐。 在这类超市购物实在是太方便，不用到处跑路，在一个超市我就推出一车日用品：猪肉、蔬菜、牛奶、鸡蛋，色拉油、酱油、糖、咖啡、面色、盐，外加香烟打火机、牙膏、肥皂、摩丝、手纸等。一下子就用掉二百多马克。下一步就到亚洲超市去购买米、面条、葱姜蒜虾米紫菜味精等。而且从前面一个店购买好的商品也可带进这一个超市，无须存放（可放在手推车中），每个超市的出口处都有本店商品的价格帖签识别器，没有人去搞鱼目混珠的偷窃行为。 杜瑾对我说：“下次得你自己来购物喽，我可没时间再陪你。”我的天哪，我到此地还不足十三个小时，她就把我扔下不管了。好像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王起明将他的朋友接到后稍许安排就甩手了，他朋友操了一声他妈，眼下，我能操谁的娘吗？谁叫我一个人来德国！ 杜瑾的举动一下子让我真正会过神来而进入角色。在国外生活必须要有较强的独立生活能力，不能有半点依赖的想法。时间意味着人的进取和财富。人需要在实际的生活锤炼中寻找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观念。在国外生活不光是要有优秀的专业水平，更需要具有水准的外交和较强的生活能力，只有能干才能获得幸福自在的空间。 晚上我不得不自己乖乖地回到Dreigiebelhaus做饭吃。我 开始架起我在德国的生活炉灶。 三墙屋主 “Dreigiebelhaus”意为“三墙屋”，何谓“三墙”，就是在房屋建筑的顶部有三个“凸”字造型的墙尖。位于莱茵河畔的各个城市都具有这样一种特色，那就是街头“文物”，马路边一堵不起眼的旧墙，杂草丛生，道出来历竟然是十三四世纪的，顿时让人肃然起敬。 据说很早以前罗马人就到莱菌河畔筑城，虽然如今罗马时代在德国的建筑已不多见，但中世纪以后的古老建筑至今尚保留着，这些建筑大都用于宗教。当你看到那些古朴斑驳的老屋老墙，一派庄重肃穆，灰暗的外壁不知是烟熏的还是历经沧桑的岁月印记，都会令你对漫长历史浮想联翩。 我作为三个月的“三墙屋主”，更需要对它的经历考察一番。踩着晨露，围绕这座古屋一圈审视，发现“三墙屋”占地面积并不大，大约在600平方米，共建有三层楼，砖墙木框结构。 房屋前面有一个一百平左右的小院落，院落中央栽着一棵树，树杆上也爬满了藤蔓，院落的地面是用石板铺设的。一楼作艺术沙龙酒吧、餐厅，二楼作为艺术家的工作室和卧室。三楼是洗衣、晾衣、烫衣工作间，同时也是管理工作人员的生活住房。 院子的大门口有块铜铸的牌子，上面记载着“三墙屋”的经历，建于16世纪初的1525年，距今已整整471年的历史了。我在青少年时代，就曾听说外国有这“堡”那“堡”，在中国挂历的图片上也时常看到，今天居然可以这样近的亲临古堡，的确有种梦想成真的感觉。 “三墙屋”也与其他德国古建筑一样，用于宗教长达二个世纪。从杜伊斯堡地方志都可考证出它曾有过旺盛的香火，不知有多少人来此作过祷告。进入19世纪，教堂迁至广场后，“三墙屋”成为一所教会女子学校，它仍旧服务于宗教事业，随着本世纪初欧洲的工业革命兴起，“三墙屋”完成了它起初的宗教使命，从而，转换为一所纺织加工厂。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杜市及整个鲁尔地区成为德国的重工业钢铁生产基地。战场上所需的坦克、火炮、飞机、潜艇等军火原材料均生产于些。因此鲁尔被盟军视为战略要地，轰炸目标，成批的轰炸机群不分昼夜地对该地区实行狂轰滥炸，使整个鲁尔地区毁于火海之中而沦为废墟，房屋所剩无几。然而这座“三墙屋”也许是曾经长年服务于宗教，受着神灵的保佑而免遭灭顶之灾，成为这场残酷战争中的幸运者，同时，也是杜伊斯堡这座城市唯一幸存下来的一幢最为古老的建筑。 “三墙屋”历经战争沧桑后，以残缺不堪濒临倒塌的创伤姿态展现于世，所面临的问题是由谁来收养这座历史文化遗孤，1975年杜伊斯堡市政府买下了这座房屋，并在次年进行了全面整修和装饰，同时给“三墙屋”注入了新的历史使命“将它用于人类的文化艺术事业，专门用它来接待来自世界各国获杜伊斯堡文化奖学金的艺术家。这座哥特式建筑的“三墙屋”，目前已在室内本市有完善的生活设施，以及宽敞明亮的艺术创作工作室。它已接待过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地的艺术家，我作为中国艺术家，是第一个住进“三墙屋”的东方屋主。 Dreigiebelhaus.三墙屋很使杜伊斯堡人骄傲，他们常常把它的照片印在各种画册和旅游册上。严格来说“三墙屋”诞生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但提倡科学讲究和谐美的新型审美思想没有 影响到这座房屋的建造者，从“三墙屋”的外形特征上看，它仍然保留着中世纪那种反和谐，讲神性美的冷酷风格，如三个“凸”字造型，体现着“数”的概念和几何形体造型观念，给人一种崇高、朴素、冷峻、反和谐式的神秘感，德国是一个浸透着文化艺术的国家，而作为一切艺术之母的建筑，它不但标志着当地的传统文化风采，同时它带给人间更多的是讲不完的故事。 可惜我只能做隆冬和早春的“三墙屋主”。我有幸看到在那大雪弥漫的日子里，它那银妆素裹的净容，以及在那春雨潇潇中的宁静和安详。遗憾的是我却看不到在那春暖花开时它是什么样子，我想那里的三墙屋一定更加美丽和有生气。 诙谐市长克林斯 出访前听介绍说杜伊斯堡市有位全德国最有名望、年逾古稀的老市长克林斯先生。没有想到我还真与这位老市长有缘分。我到达杜市不足三个星期，他便通知杜市政府外办的霍夫斯，特意安排了单独召见我的时间。 这天我随同二位前来接我的翻译小姐准时到达杜市政府赴约。老市长克林斯已等候在那宽敞硕大的办公桌旁，满面和蔼地与我握手问好。 “我听说您已连续担任二十多年的市长了，非常不容易呀！”我恭维道。当他听完翻译后马上答道：“我这个市长与你们偌大的中国相比，充其量是位小村长而已。”市长的回答谦逊中带有德国式的幽默，之后他向我介绍了他办公室中陈列的一组版画作品，作品风格有些像中国的民间剪纸，图式鲜活有趣地反映着俄罗斯杂技戏剧题材，可见克林斯先生有着很高的艺术品位和素养。 Continue reading

文/ 丁东 我的妹妹丁宁，退休前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审。她看我们开办微信公众号，很感兴趣，于是也注册了一个，名叫“丁宁心语”。她发表了不少回忆出版往事的文章，引起读者的关注，张冠生、向继东等朋友，都曾给予好评，成为她继续写作的动力。 中国电视新闻的开创者庞啸先生，是丁宁闺蜜的父亲。他晚年写了一本回忆录，名叫《回望——我与电视新闻》，自印出来，送了丁宁一本。丁宁觉得史料价值很高。此书浓缩了中国电视新闻从无到有的历程，独家回忆了许多于史无载的珍贵细节。于是，丁宁在她的公号上选登了其中一些章节，供读者分享。谁知刊发到某一节时，公号突然夭折，已经发表上百篇文章的“丁宁心语”，从此销声匿迹。 她很郁闷。我建议她不要灰心，不妨重新起步，重新注册一个自媒体。于是，她先注册了一个今日头条号，试发了几次，觉得不如微信公众号感觉好，接着又开办了一个新的公众号，名叫“丁宁心声”。在发表新作的同时重新展示旧作，日积月累，又有了100多篇。本书精选了其中的一部分。 第一组文章仍然是出版往事。丁宁1983年大学毕业，考入北京出版社，一直干到退休。三十多年的出版生涯，经历了很多喜怒哀乐。 我手里的某些选题，如《世纪学人自述》，我朋友的一些书稿，如傅国涌的《金庸传》，经丁宁之手，得以在十月文艺出版社付梓。  她赶上了寒暑交替的1980年代，风云变幻的1990年代，进入新千年才结束职业生涯。她享受过成功推出《思痛录》《红色记忆》等传世佳作的喜悦，也品尝过运作好书功败垂成的苦恼。因为工作，她结识了几代优秀的作家、学者。她的回忆文章，讲述了不少书前书后的掌故。对于那些勇于担当，为传承文明付出代价的志士仁人，她追忆了铭记在心的点点滴滴；对于启发、帮助过她的前辈，支持过她的作者，她真诚地表示感恩。对于出版繁荣需要的文化生态，她也记录下自己的思考。一般读者只知道借书、买书、读书，不知出书背后还有那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一本好书的诞生，其实相当不易，不亚于过五关、斩六将。时运交移，出版界风气今非昔比。好书出不来是常态，出成了是侥幸。好书遇上好读者，几成梦想。思今抚昔，并非无病呻吟。 第二组文章是有关三不老的回忆。三不老是北京德内大街西侧的一条胡同。明代航海家郑和曾住在这里。郑和被尊称“三宝老爹”，叫俗了就演化成三不老胡同。1950年代中期，在郑和花园的旧址上盖了八个民主党派的机关宿舍，八个单元，门牌是三不老胡同一号。父亲在此分得两居室的单元，全家在这里住了几十年。院里住过不少知名人士，有很多沧桑故事。北岛曾和我们是邻居，写过多篇有关三不老的散文。学者徐城北也曾在这里居住，著有《梦回三不老》。冯亦代、程廼欣等已故作家，均留下涉及三不老一号的文字。丁宁也有很多故事要写，先写了我的父亲、母亲和外婆，接着写熟悉的邻居，都引起我不尽的感慨。 第三组文章是记忆中的名人。北京城里名人多，丁宁因从事出版，或参加公益活动结识了几位，记录下自己的印象。 第四组文章是关注女性。丁宁从九十年代起，就参加了不少与女性相关的NGO组织活动。这也成为她人生经历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一组文章是域外感受。丁宁的女儿高中毕业就到美国留学，现在是一名外科医生。丁宁和先生姚毅军多次旅美探亲，和女儿、女婿、外孙相聚，家庭本身就是不同语言文化碰撞的缩影，别有一番感受。她讲述的细节，也得到许多朋友的回应。 这本书，虽然都是丁宁生活片段的回忆，但合在一起，大致可以构成她的自传。明年丁宁就满70岁了。回忆生平，正当其时。 附：《记忆中的人和事》目录 序 第一辑 出版往事 老社长陆元炽 永远的小骆 侯琪大姐 《晚霞消失的时候》与姬梦武 张兴春与《十月》 《十月》主编谢大钧 与张守仁交谈 怀念母国政 赵洛老师 马志行的退休生活 怀念刘红庆 从一份丛刊到一套丛书 钱理群与《周作人传》 凌宇的《沈从文传》 《徐志摩传》的前前后后 傅国涌与《金庸传》 《思痛录》出版经过 《红色记忆》出版前后 一本失之交臂的好书 王小妮与刘川鄂 两本关于自然的图书  第二辑 难忘三不老 父亲的干校之行 母亲的无奈 哥哥丁东 忆外婆 冯亦代伯伯 北岛母亲孙美利阿姨 江奶奶 许家父子 郑海天与程廼欣 画家邵恒秋 黄埔同学会会长林仪 余西西老师 第三辑 记忆中的名人 李慎之先生二三事 访叶氏五兄弟 老诗人郑敏 黄万里的人生 Continue reading

文/ 蔡士旸 一、逃飞机的故事                     吃吃嬉嬉，逃逃飞机。                     吃吃荡荡，飞机矇矇（望望）。 旧时散漫惯了的兰溪人，当年日本鬼子的飞机临空时，居然不当一回事，还编个歌谣哼唱。谁知飞机炸弹落下，酱坊的酱缸里竟捞出人腿，北门外三硔桥挨了一个炸弹，躲在桥硔下的人群全部遇难，于是人们才慌张起来，开始“逃飞机”。 日本飞机刚来的时候，我家人躲在土纸捆砌的房子里，后来，防空警报天天拉响，大家才拎着“飞机袋”，逃出城门。“飞机袋”又名“警报袋”，是兰溪人逃飞机过程中一个“发明”，用一块布缝制一个小袋，再用带子束住袋口，袋里放些食品，应急时拎袋便逃。 我家先逃到东门外的三官殿（原址在老兰二中图书馆），祖母以前经常到此上香捐助，殿里的斋公很热情地接待我们。当时我六、七岁，只感到外面真新鲜、好玩，自然界景色是那样的美丽，陌生的逃难人群是那样的拥挤。 家里大人觉得每天进出城里城外太累，就动议去乡下避难几天。北门外的石阜岭是爹爹的外婆家，还有表伯辈的亲戚，于是，我们像做客般出门了。我坐在祖母的“被笼”里，抬着出城门北去，田野上一股栏肥和杂草发酵的混合气味扑鼻而来，我第一次被这种气味强烈刺激了，深刻留下记忆，以致后来每当嗅到此气味就联想起石阜岭的时光。 走出十里路，石阜岭的表伯家到了，他家顿时热闹起来，他们连连说道：稀客啊，要不是日本佬飞机掼炸弹，你们是接也接不来的呀。在前清时，爹爹的外公曾任台州太平参将，如此说来，表伯家也算官宦人家，只是那时的农家陈设，日常生活习惯，与城里迥然不同。我一下子与年岁差不多的表兄弟混熟了，晚上没事，大人坐着聊天，我们兄弟仨与表兄弟们去长年（长工）住处玩耍。长年们个个身强力壮，说话粗声大气，一天劳动之余，也玩点余兴，两人用手指拖拉长凳比输赢，双方各有“啦啦队”助威，我没见过这场面，还认为他们在吵架，吓得哭起来。大人们闻讯赶来，了解原委后，就让长年们安静些，别吓着城里来的小孩。 兄弟们中，我年纪最小，大家都护着我，前呼后拥地围着我玩。农村的玩意的确比城里有趣多了，捉迷藏自然是少不了的，房里、院里，这里天空地濶随便躲迷藏。豆棚、麦架、稻杆堆、桔杆堆里钻进钻出，别有洞天。表哥们极尽地主之谊，什么好吃的、可吃的都找来给我，我只觉得落苏（茄子）干最好吃了，有点咸有点辣，韧性强，口感好，比城里糕饼都好吃。 月黑风高的一个夜晚，突然一阵锣声惊起，大人们把我们从梦中摇醒下床。炮兵进村抢掠了！身强力壮的男人们拿着梭标出去了，剩下的妇孺都吓得晕头转向，逃也没处逃，躲也没地躲。大家急得想不出办法，我猛地想起白天捉迷藏的豆棚，那里不是可躲藏的吗？于是提议去豆棚躲下，大人们开始不相信，说小孩子的话不尽信，后来实在没法子，只得由我们带着，都钻进豆棚里躲起来。大家刚躲好，院子的东门就被炮兵们用铁杠撞开，黑漆漆，也不知进了多少兵，他们从豆棚旁穿过，直闯进屋。围墙外火把通明，锣声急敲，喊声连连，村民们闻讯奔来，持械自卫，炮兵们打家劫舍一番就匆忙退出了。第二天，地方乡绅出面去炮兵驻防地交涉，索回一部分财物，姆妈的一只梳头藤篮也索回了。财物损失不多，但人倒是受惊不轻。乡里不安全，那就进山吧。 石阜岭表伯家有个表姑娘在沈家山，我们一家就往沈家山逃了。我还是坐在祖母的“被笼”里，抬着进了高山，山里的亲戚更好客，小伙伴也一下子混熟了。初冬时节，杨梅山、兰花坑，羊肠小道、高山深谷，我们都爬遍了，山上有口井，据说喝了井水就能变成英雄好汉，山里小伙伴把我们带到古代英雄聚义起事的地方，遗址上什么东西也找不到，点将台也剩下一堆乱石头，可传说中英雄形象却留着我们的脑海里。山涧的泉水很甘洌，“吃山坑水的人健壮些的”，此俗话果真不虚，亲戚家打猎的几个兄弟，个个虎背熊腰，早上持枪结群上山，傍晚扛着野猪、山麂浩浩荡荡回家，连猎狗也口叼野兔，煞是威风凛凛。 在沈家山过年了，年货是从城里雇人挑上山的，有吃有嬉，我们并没感到乏味，爹爹还邀来酒友进山畅饮，吆喝“一只蛤蟆，四条腿—”。下雪给新年增加气氛，我们住在楼上，打开窗户，银装素裹，分外好看。过完年，雪也烊了，大人们觉得山里的日子过得太久，要搬回城里。山里小伙伴们依依不舍，他们把自做的竹玩具送给我们，我觉得这些土玩具比城里京货店的洋玩具好玩多。 回城后，日本飞机越炸越凶，我家东门房屋也挨了炸弹，全家被迫再次逃亡，爹爹的一个堂兄在汤溪经商，全家决定远奔他乡。逃到汤溪中戴，私塾读不成了，我们兄弟仨插班进入中戴的仁义乡中心小学读书。我读的二年级只三门课：国文、算术和常识，老师用汤溪土话教国文，算术题也抄房东儿子阿牛的，我依样画葫芦写一遍，渐渐地，我适应了学习环境和方法，成绩也名列前茅。有一回，中戴辅导区举办国语演讲比赛，各村校要选代表参加。老师对我说：你是兰溪人，说国语不露汤溪腔，演讲肯定比其他人好，叫我去参加比赛。演讲稿老师已写好，题目是：抗日英雄某某某（名字忘记了），讲稿中有许多成语，如：视死如归、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等，我虽不全懂讲稿含义，但能意会，加上对日本鬼子的切身仇恨，讲演时，我举拳蹬脚，慷慨激昂，声情并茂，夺得第一名，捧回不少奖品，有小学生字典和折扇等。三年级的历史课“有巢氏”、“燧燃氏”的故事，而《小雨点》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课外书。四年级的常识课老师是一位年轻的师范毕业生，“印花水果”是他讲的一个生物实验，说是桃子青的时候，贴上镂空花纸，待桃子熟了，就会印上花纹。我也从教科书上知道了牛顿和爱迪生的故事。 我的伯父是盲人，却非常关心时局形势，读初中的堂哥天天读报纸给他听，什么法国的马其诺防线、德国的毒瓦斯炸弹等等，宛如《封神演义》中的法宝，一件一件祭上天空，而当时中国有什么呢？中国有优秀的古代文明，近代中国却太落后了。我听到现实中故事是这样的：日本鬼子飞机不但在城里飞，而且也经常目中无人地在乡下低空盘旋。一位国军士兵看不过去了，举起步枪就是一枪，日本飞机顿时恼羞成怒，一个俯冲，一梭机关枪子弹扫下来，差点要了这位年轻士兵的命。步枪怎能斗得过飞机，落后就要挨打呀。 我们在中戴住久了，也就随乡入俗，当地村民接纳我们，把我们当成本地人。有一年，中戴村恰逢十年一次的“大年”，要举办盛大的提灯庆典活动，小孩子只要去提灯，就可去领馒头。往日兰溪迎清明灯时，爹爹曾是扎花灯的好手，这次他也不放弃展示手艺的机会。他扎了一些抗战打鬼子的花灯，比如飞机、大炮、军舰等等，除了给我们以外，还送给房东、邻居的小孩子。一群孩子大白天提灯跑遍了中戴的祠堂、厅堂，村民们看到了连说：中国如真有这些武器，还会怕日本佬啊！ 汤溪县城沦陷了，形势紧张起来。有一天，保长突然前来通知：日本佬要来了！全家顿时惊慌失措，已不可能出村逃避，觉得无处可藏。我提起住屋的厨房里，有个小阁楼堆放杂柴禾，平时没人上去。全家就躲在这个小阁楼里，有一小窗对着村边的大路，全村寂静，连平时喧嚣的狗也嗅到萧杀气氛，变得异常安静。不一会儿，远远传来沉重的脚步声，越来越响，一支黄色的队伍出现在小窗前方的大路上。大人们都躲进柴堆里了，我伸头向窗外望着，小窗结构很特奇，里面是方形的大框，外面却是一个不大的小圆洞，颇似瞭望孔，这使得我可大胆地看个明白。 鬼子的队伍渐渐走近，大约三十多人，一匹高头大马上坐着军官，还有一只硕大的军犬。鬼子皮鞋踏在石子路上发出不整齐的咯咯声，搀杂鬼子们呼鲁呼鲁的叫喊声，显得乱哄哄的。鬼子的服装虽整齐，但身材显然比中国军人矮了许多。最触目的是那顶尖头小帽紧扣在头上，两爿猪耳朵似的风翼，走起路一扇一扇的。鬼子们肩背长枪，杀气腾腾，大模大样地穿村扬长而去。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村子似乎苏醒过来，磨坊里发出研谷声、农民耕田吆喝声、鸡叫和犬吠，形成乡村大合唱，战时暂短的和平生活在一场惊吓后又复位了。 二、见证抗战胜利 “日本佬投降了！”当我听到这消息时，是在七十年前兰溪永昌的正丰南货店里。 小学毕业后，十五岁的我也自谋生路。1945年的农历六月十三日，我进永昌正丰南货店当学徒，大概过了个把月，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开始大家都不相信，日本佬蹲在兰溪城里，店里天天有专人进城采购货物，过铁丝网时，日本兵还是盘查的，会不会误传消息吧？不久，一张张号外满天飞舞，上书：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日本佬真的投降啦，这一下，永昌街炸开了！平时本份又小器的我先生（店阿大）竟然让我师哥从货架最高处，取出存放多年、没人会买的镇店之宝—半斤头的大火炮，拿到店门口燃放。惊天动地的一声之后，紧接着是震耳欲聋的连续火炮声，正丰店的火炮架存货，被众人一扫而空。整个小镇沸腾了，压抑在老百姓心头的怒火爆发了，八年抗战，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灾难，生灵涂炭，家破人亡，结下了血海深仇。如今积压在平民百姓身上的耻辱、煎熬随着火炮上天也灰飞烟灭了，大家都好似被久闷在水底，终于挣扎浮上水面，伸直了腰杆，扬眉吐气了。永昌街上热闹非凡，不论农民、小贩、挑夫、商人、师傅、伙计，男女老少，大家拥挤着，呼喊着，不管认识不认识，七嘴八舌，兴高采烈地用永昌土话议论：日本鬼仂也有今日咯！天诛地灭的日本鬼仂，真格是天斗满啦！我不能上街去挤，只能站在店堂里，但目睹这一幕，心里觉得很畅快。 晚上，小镇自发举行了空前绝后的提灯晚会。正丰店员们也扎了“狮子抢球”灯，我的大师哥也是兰溪城里人，因逃难投进正丰店。他表现很积极，提出要扎一个“鬼子下场”的灯。他自己不会扎灯，于是去横街里请道士帮忙，道士都有扎纸人的手艺。不一会，一个篾扎纸糊的日本鬼子显形了，头戴猪头帽，两手在背后捆着，两脚下跪，背上插一牌，上书：日本皇军的下场！晚上，火树银花不夜天，整条永昌街满是举着灯笼火把的人，大师哥也提着这灯上街，特别引人注目。 三、 抗战胜利周年祭 1946年秋，抗战胜利一周年，这一年，永昌街要“擦琉璃灯”，民谚：前世点过琉璃灯，这世一双好眼睛。正街与横街交界处那盏琉璃灯轮到正丰店点亮了，店里派我完成这个任务。我非常虔诚地放下挂在灯杆上的琉璃灯，这盏灯外观似一只一尺见方的木箱，木条为廊，周围木板密封，一侧有门，上面敞空，有构架，顶系一粗绳穿过滑轮。底板中开圆孔，嵌入一只无碗足圈底、深腹的玻璃大碗。碗沿外翻卷，紧扣在底板的圆孔上。碗内注入一半清水，上置菜油一层浮于水面，一束灯芯穿过铁丝圈内，两端搭在碗边，碗内足够的菜油能让灯光一夜照亮，引导夜行路人。我小心翼翼取出琉璃灯碗，倒出残油和水，里里外外擦洗得干干净净，重新加注清水，添入三两菜油。傍晚时分，点亮了灯，用绳把灯升至杆顶，杆顶有圆顶棚，可挡风雨，灯光从碗底清水中衍射，显得明亮。 其实，永昌街时逢十年一次的“忏琉璃”，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擦琉璃灯”就算数的。“忏琉璃”和“擦琉璃”，用永昌土话讲起来发音是一样的，一般人分不清楚。“忏琉璃”是一场非常隆重又热闹的、要做七日七夜功德的“水陆道场”。“忏”字在佛、道教中有诵念经文、请求宽恕容忍的含义。 举行道场的第一天，通知各“头首”去太尉殿，正丰店是永昌街上的大店口，理所当然是“头首”，先生对我说：你去参加吧，我愕然应命。到了太尉殿，只见其他店里都来了老先生，就夹着我这样一个小鬼头，不过大家都知道我是正丰的人。道士头戴方帽，身着道袍，手拿铜铃，正在念经。念完经，头首们依次捧起置于托盘内的香炉，我也跟着捧起香案，一行人由道士引领，穿过大街，走上荒郊，爬山坡来到一棵将枯的古树下，有一个铁铸的三脚焚烧炉，相传此地为永昌街的发祥地—孔塘山背。道士摇着铜铃，站在废殿基前，口中念念有词，只听得一位老者走前说道：道士先生，仔细点吆，别漏念一个名字啊。原来这位道士在向神仙报告这场道场的组织人名单。 第二天，我办事路过太尉殿，只见围着一堆人，有人喊：道士壳仂斗台了。做戏斗台很平常，怎么拜忏也要斗台啊，我感到好奇怪，连忙挤进去看个究竟。只见两班道士并排坐在桌后，一班是横街里陆其一家人，另一班是毕家的，他们各显神通，吹吹打打煞是热闹。陆其一家四个儿子，身强力壮，衣着鲜丽；毕家的是一群老道士，上了年纪，道服陈色，口齿漏风，不过也很认真专致。两班道士都唱地道的昆腔戏：《火焰山》、《荆钗》、《琵琶》，文武戏皆有，各具特色。道士多才多艺，不仅念经，还要吹、拉、弹、唱，也善书画，老百姓称他们为“道士壳仂”，不乏嬉诩幽默。 正丰店侧门的琉璃灯下，搭了一个很大的戏台，台板用各店家的排门板铺成，台上做道场，台下可通行。道士们不分昼夜在台上表演，白天，我站在柜台里，不能出来看戏，夜里，我睡在店中，伴着震耳欲聋的鼓钹声入眠。 第三天，我又上街办事，路过鹅市巷，人群拥挤，我也跟着前行，只见道士们个个手持乐器，笙、箫、鼓、笛，还有二胡、锣、钹，管弦齐奏。走过石桥，来到牛市的一片空基上，道士们围成一圈，前后左右交叉穿插，且奏且唱，且歌且舞，我看得如痴如醉，旁边懂行的人说：这是道士“调罡（港）”。平时，永昌街上如有人举止轻飘，人们往往会说：你在调罡啊？如今，我看到真正的“调罡”了。太尉殿前斗台是娱神，牛市上“调罡”是娱人了。牛市处于双溪汇合之地，道士宛如古时巫师，上通苍天，下接地冥，他们在此翩翩起舞，似乎印合“水陆道场”之义吧。 最后一天，也是第七天，举行一场非常神秘又恐怖的“放焰口”的道场，本地人唤作“施孤”，也叫作“施野食”，雅名：“平安清醮”。八年抗战，百姓历经多少苦难，善良的永昌乡民以敬忏琉璃平安清醮的仪式来缅怀抗日英烈、死难民众、无辜冤魂！战争和灾难的破坏，物质方面可以重新再来，房子可重建，生意可再做。精神方面的创伤，人们则以“做道场”的方式来抚慰。 “施野食”的当晚，不到二更天，街上已早早空无一人。店家都打烊了，我睡在柜台后面的门板上，只听得一阵阵特别刺耳惊心“喹、啦、哩”招魂龙角声响起。抛撒在街上的馒头被狗儿抢着，余下的也被夜行老鼠拖进洞中。 七日七夜的道场结束了，次晚举行“吃拜馓”，先生又叫我去参加。我走进西头掘牌楼底的一户人家，里面已摆好桌凳，头首报完账目后，桌面摆上大碗菜，碗碗都是千张烧肉，这是当时乡下最佳菜肴了，大家辛辛苦苦做完这件大事，用“吃拜馓”的方式使之功德圆满，我大快朵颐。 Continue reading

绘画：樊枫 文字： 谢跃 樊枫是一个正宗的、地道的汉口画家，生于斯、长于斯，也成名于斯。除了读大学的那几年之外，几乎很少长时间地离开过汉口。 他于1958年7月出生于友益街公德里，上有二个姐姐。他家自1957年搬到此里弄后，一直在此生活了几十年。 友益街地处原汉口法租界内，起于大智路、止于一元路，全长约700米。它与车站路的交汇处，曾经是老汉口热闹繁华的十字街头之一，车水马龙、人来客往。 由于闹中取静的地理位置，这条街道成为旧时富裕阶层的典型住宅“里份”的扎堆之地，其中有尚德里、新成里、辅堂里、长青里、三德里、如寿里、海寿里…等等，但数樊枫家住的公德里和紧邻的三德里名气最大。 “里份”是西式联排住宅与中式四合院相结合的建筑形式，先始于汉口租界、后风靡武汉三镇。它不仅是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产物，也成为了百年江城民居的一个缩影。 公德里就坐落在友益街与车站路的路口，朝北对着老汉口火车站（大智门火车站）。它是1924年由法租界工部局监督、法国义品洋行出资兴建的。临街面有房屋16栋，系四层西洋式建筑；里分内有房屋12栋，系石库门式建筑。 樊枫的父亲是一个会计师，熟读古文，民国时期当过帐房先生，后来是武汉市卫生局计财科的干部，能写漂亮的蝇头小楷，在汉口一元路上班。 母亲是一位越剧演员，上世纪50年代初期，所在的越剧团按照周恩来“把江南优秀的越剧艺术传遍全国大江南北”的要求，从上海整体迁徙至汉口，设在车站路与沿江大道交汇处，位于汉口天声街民主剧场是剧团固定的演出场所。 樊枫受到文艺范儿家庭的熏陶，年仅3岁便酷爱绘画与表演。父亲为了鼓励他，每逢给在外地演出的母亲写信时，总要他也画上一幅涂鸦。他常常无师自通地画一些汽车、火车、轮船…等，自幼表现出善于物象记忆的特殊天赋。 某日，他在姐姐日记本的插页上，看到了一张印有齐白石画的“石榴”，仿佛被一道电流所击中，整个身心激荡看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从此对中国画艺术形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73年，父亲的一个同事来家拜访，发现他贴在床头上“雷锋”肖像画，便主动地介绍了一位名叫王雁秋的建筑工程师，给他当启蒙老师。 王老师民国时期在南京工程学院读书，受到著名画家李剑晨的影响，喜欢画传统的山水画和花鸟画。由此15岁的樊枫开始学习山水画，从一石、一树、一山画起，因循渐进、乐此不疲。 后来，父亲找到了家传的《芥子园画谱》（1946年上海商务出版社印刷），父亲的老同事又带他去拜见了著名书画家王文农先生，在老先生的家里观看其所收藏的一些明清书画之后，眼界大开、画技提高的很快。 1977年，他刚满19岁，经武汉荣宝斋裱画师胡长青和好友李瑞洪的引荐，著名国画家邓少峰先生看了他自创和临摹的一些作品，主动收他为入室弟子，并推荐他参加了刚刚成立的“武汉书画社”，与周永基、李国俊、程生达、孔可立、杨坤炳等人一道共亊，成为了其中年龄最小的一员。 此时，历经十年的“文革”浩劫终于结束了。 全国统一恢复了高考，要好的小伙伴们分别考上了心仪的艺术院校。樊枫猛然发现，自己因酷爱中国画忽略了素描与色彩的训练，而后二者恰恰是美术高考的必考科目。 在画友的介绍下，他结识了时为武汉青少年宫美术班的老师、武汉市卫生防疫站的徐芒耀，但后者当时刚刚考上浙江美院的研究生。尽管徐老师正在准备离汉，还是给了他很多专业上的指导。 1979年底，汉口荣宝斋陈列的一幅周韶华的山水画《干里烟波楚天阔》，深深吸引了他的目光。他想起母亲不久前还提起过周老师，于是央求母亲托关系拜其为师。 当时周韶华先生刚刚从湖北省郧阳县调回湖北省美术院，看到了樊枫能较娴熟地用国画方式进行实地写生时，当即欣然同意收为弟子。并赠送他《中国美术史》和《西方美术史》，鼓励他参加美术高考。 不过没有料到的是，当年出现了一个难得机遇，他被调入到市卫生防疫站宣传科，接替了徐芒耀老师的工作，编制也由工人转为干部。次年，又被国家卫生部防疫司选派到浙江美院参加了为期三个月的美术培训班。 1985年6月，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受教于国画家陈大羽、周积寅、方骏、王孟奇等名师。在校就读期间，他的一组“樊枫作品选”共5幅由《江苏画刊》（现为《画刊》）专版登载发表。 1988年，他毕业后仍回到了武汉市卫生防疫站宣传科工作，但在大学期间所创作的中国画，引起了湖北美术界的广泛关注。 1990年，他被调入武汉画院担任专业画家，实现了个人艺术生涯中的一次重要转折。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城市面貌也在产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老汉口的街道不断地被拓宽，里份、石库门的建筑也不停地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庞大的立交桥、矗立的高楼大厦。 樊枫敏锐地感觉到在传统的山水画中，尽管有“清明上河图”式的市井画风，但已经无法反映未来都市的精神风貌。他开始探索如何用笔墨描绘现代城市的景观，同时也发现了一个可以持续挖掘的艺术天地。 樊枫对都市水墨独有钟情，他希望运用传统中国画的形式，表现出当代都市的时尚、活力和生机。 他的作品不仅仅是高楼耸立、灯火辉煌的视觉符号，而是深深触及到都市人的心灵与情感，反映出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及精神向往。 2011年后，樊枫先后在深圳美术馆、福建省美术馆、北京画院美术馆、宁波美术馆、黑龙江美术馆、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广东美术馆、山东美术馆、江苏美术馆等国内13家美术馆，举办了《城市空间～樊枫作品展》的巡展，同时也举行了相关的学术研讨会。 他的作品《老汉口法租界》、《同治黄鹤楼》等参加了“武汉·印象～百年老房子系列美术作品展”；近年来，又创作了《自行车王国》系列、《车行天下》系列、《彼岸》系列、《大鹏展翅》系列…等等。 樊枫的艺术观念具有独一无二的鲜明性和个体性，这与个人的审美经验和人文修养是分不开的。他的作品，既富有抽象艺术的形式意味，也将传统的水墨画与现代都市的人文情趣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不难看出，老汉口独特的地域环境和历史背景，尤其是友益街公德里的文化氛围，给樊枫的艺术创作产生过极大的影响。 Continue reading

绘画及制作：圃生 Continue reading

文/ 黄成勇 循诗中有画之说，对诗画交融进行专门阐述，并屡有新见的，是流沙河先生。三联书店1985年版《隔海说诗》，率半篇幅总题被冠以《诗中有画》。这里共有28篇文章，先生从《诗经》到《离骚》，从汉诗到乐府再到唐诗，都有例举，但主要还是谈唐诗。文中借助摄影、电影、音响等表现手法，寻找诗人的诗情画意，总结诗人的创作规律，往往发人所未见。如，既缘前人所见，谈王维画景；又独具只眼，谈唐诗画人（体态美、意态美）、画声（夜半钟、满楼风、幻声与幻听）、画色（寂寞红、伤心碧）。沙河先生性喜戏谑，为文幽默，在深切领会之后，寓真知灼见，于轻松蔼然的闲谈之中。虽是三四十年前旧文，现在读来，仍然可喜可亲。 先生深谙书画同体之道，于文字，钻研甲骨、钟鼎，批勘许慎，自称“认字”；于书法，独创“余体”，别具一格，瘦硬通神，世所称道，自称“画字”。1999年，先生应邀至十堰，参加新华书店购书中心庆典，笔者有好几天时间，得与先生“朝”（陪进早餐）“夕”（拜访请安）相处，其它时间，均由龚明德老师和胡荣茂先生陪同。时间虽短，先生博学多识，温良恭俭，读写俱勤，晨昏不废，对我深具影响。尤以在十堰一个风雨之夕，大摆龙门阵，侃读书做人，使我（还有百余听众）深受教益。2005年11月，我已在省新华书店上班，收到先生新著《流沙河近作》题跋毛本，明德师托彭祥林兄送书时，另附短笺，言及“我和流沙河先生以及张放等友人都常念及你”。当晚就把沙河先生赐书裁读一过。未料次月，奉调出版社，工余编书，自然把老编辑沙河先生的书拿来温习，其中，《为书画进一言》深获我心。先生言： “画弃工而求野，字轻楷而求怪，鼓动成风，盖有年矣。或以为工与楷乃艺术观念落后，而目野与怪为思想解放。甚或援引东洋之说，置神形于不顾，妄标墨趣，种种见识，糊涂十分。汤汤泛衍，恶流九甸。未学爬而学跑，似驴耳之听秋风。不修业而修道，如马蹄之奔捷径。” 我编《沈祖棻赏析唐宋词》《王兰馨赏析唐宋词》，约请扬之水老师用日本花笺、以闺秀小楷书清真词；书法家黄家喜用角花笺、以恭楷小字书宋名家词，沙河先生这段话是直接诱因。再过十年，编《唐诗画谱别裁》《宋词画谱别裁》两册，仍然邀请黄家喜先生创作书法以作配图，同时撷取沈祖棻、王兰馨先生相关赏析文入书。不仅装下整部唐诗、诗馀画谱，置换了明人书法作品，新增了部分赏析文字，又将大部版刻图画改成小样，作为装饰，置于页下，颇类恭王府所创角花笺。而笺纸都是可以用来书写和绘画的。读者展卷赏读，体味祖国传统艺术诗画同源、书画同体的时候，一时兴来，心慕神追，提笔濡墨，写将起来，更是自然而然地，附合古人提倡的“口不绝吟”“手不停披”的学习方法。而我则见到过流沙河先生晨读暮写，堪称幸甚。 我想，面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传承，不必抱持太多功利主义，应该寻找多种实现形式。喜闻乐见，便可潜移默化。有益身心，就是艺术效能。诗、书、画、文，集于一册，而又有大量余裕让读者书写、涂鸦，编者心企力及的，也许是旧瓶新酒、旧酒新瓶交互作用，或许还有邹韬奋“竭诚为读者服务”的感召。 当然读者不必如此会意，而编辑却应这般措意。这就是老编辑流沙河先生给我的启示。昨天（二〇二四年七月二十日）与龚明德老师同在北川县，又同于石椅村喜见彭林祥教授，欢欣之余不免思念起流沙河先生，翻出旧文，略事修改，再向他老人家致敬。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金堂文旅”，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