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傅承洲 张国光先生是我大学本科阶段的老师，从1978年秋至1979年夏，张老师给我们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78级的同学讲了一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从先秦讲到魏晋南北朝。当年张老师当时五十多岁，中等身材，体形消瘦，戴着眼镜，拎着公文包，一上讲台，精神抖擞，打开话匣子就停不下来，拖堂一二十分钟是常事。 他讲课的口头禅是“他不懂”、“我们的观点”。他给我们讲《论语》、讲《庄子》，讲《诗经》、讲《楚辞》、讲《史记》，文字比较古奥的作品，他会作一些串讲，让学生读懂文本。重点放在作家与文本分析上，每讲一家，先批评学术界的一些流行的说法，往往都是一些名家的观点。再讲他本人的看法，就是“我们的观点”。 几乎每个作家、每部作品，他都有新观点，真是让人惊讶。板书是他的短板，恕我不敬，张老师的字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一些生僻的字词，人名地名以及重要的引文，他会写在黑板上。有时写完之后，看看，不满意，就用手连带袖子把它擦掉，重写一遍。再看看，满意了，接着讲。在学生看来，第二遍并不比第一遍写得好。 他讲的是第一段文学史，却并不只是讲这一段的作品。讲着讲着，就讲到他正在研究的课题，我在他的课上听他讲过杜甫、讲过韩愈、讲过《水浒传》、讲过金圣叹、讲过《红楼梦》。学生课后向他请教，如果不理解、不接受他的观点，他会花很长的时间，耐心细致地给你讲解，直到你接受为止，至少是口头表示接受，否则别想离开。他教学生独立思考，不要迷信权威，不人云亦云，从文本和材料出发，得出自己的结论，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治学经验。 张老师上课经常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写论文，一学期写好几篇，却并不指定具体题目，从先秦到明清，作家作品都可以写，甚至写历史、哲学方面的论文也没关系。他总是鼓励学生创新，质疑权威的观点，写出新意。凡是学生提交的论文，他都会认真批改，每篇作业后面都会写一段评语。当时是三个班合班上课，学生有一百多人，还有进修教师，作业批改量非常大，不知张老师哪来那么多时间和精力。 不仅如此，他每次将作业批改完毕，都会从中挑选十几篇写得比较好的论文，出一期墙报。让书法比较好的同学用白纸把这些论文抄写出来，贴在文史楼门口的墙上，一贴就是整整一面墙，让感兴趣的师生阅读。课余时间，墙报前总会聚集一群人，看我们年级同学的论文，成为校园的一道风景。 张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新观点，都是他的研究成果，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张老师学术的高峰期，或者说，是压抑了十几年的喷发期，他发表了一批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的论著。 他当时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金圣叹翻案。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学界的主流看法认为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1964年，张老师在《新建设》上发表了《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吗？——与公盾同志商榷》的论文，认为金圣叹不是封建反动文人，而是“封建文化的贰臣”，“封建政权的叛逆”。金圣叹腰斩《水浒》，“不是歪曲，而是强化了革命主题。”时值文革前夕，张老师的学术观点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而且不允许发表答辩文章。 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张老师恢复了发表论著的权力，短短几年时间，他先后发表了《两种水浒，两个宋江》、《有比较才有鉴别——金西厢优于王西厢之我见》、《我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金圣叹》等十多篇论文，并于1981年结集出版了《水浒与金圣叹研究》（中州书画社），提出金圣叹不仅是第一流的文学批评家，而且是杰出的启蒙思想家，调子越唱越高。 张老师毫不掩饰自己的策略，我就当面听他说过，矫枉必须过正，只有充分肯定金圣叹，才能摘掉他头上的封建反动文人的帽子。张老师有些学术观点并不被学界普遍接受，但当下的学者很少还称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大多肯定金圣叹在小说、戏曲批评领域里的杰出贡献，说他是中国第一流文学批评家名副其实。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张老师的多年的努力有直接的关系。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湖北大学附中教书，附中与大学相距不远，只有一站路。有时周末会去湖大看望张老师，一般是晚饭后步行过去，在他书房坐下，没有寒暄，也不闲聊，就像上课一样，听他讲最新的研究成果，一讲就是几个小时。有一次与同事田绍文兄一起去看他，从傍晚七八点钟，一直讲到次日凌晨一点多。附中晚上十二点锁校园大门，值班的老师傅锁门睡觉之后，决不起床开门，好在大门是两扇铁栅栏，我们只能翻栅栏进去。 附中同事也是77级师兄谭文祥调到《武汉青年报》当编辑，约我写一篇张老师的专访。我与张老师长谈之后，写出初稿，请他审定。他对初稿不太满意，记得我在文章中形容张老师的论文在学界的反响，就像在平静的湖面扔下了一块石头，激起层层波澜。张老师认为与实情不符，不是扔下一块石头，而是扔下一颗炸弹；不是波澜，而是惊涛骇浪。不过张老师还是同意稍作修改后发表，修改稿中是否采用了扔下炸弹的比喻，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1985年秋季，我离开了武汉，先后在北京、烟台、南京等地求学、教书，与张老师的联系少了。我所学专业为中国古代文学，毕业后一直在高校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研究兴趣集中在古代小说方面，与张老师的研究领域十分接近，因此得到张老师的帮助与提携。 张老师经常主办学术会议，我在烟台大学任教期间，硕士刚毕业，还是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教师，也没有发表几篇论文，更谈不上出版学术专著，却多次收到张老师寄来的会议邀请函。我记得参加过两次他主办的会议，一次是在湖北大学举办的《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一次是在荆州举办的《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三国演义》会议上提交的论文还收入了会后公开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中。《烟台大学学报》的文学编辑刘国宾先生曾委托我向张老师约稿，张老师爽快地将他的论文《许穆夫人——我国最早爱国女诗人》交给《烟台大学学报》发表，该文发表后，还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我在南京读博士期间，听说张老师到南京出差，当时正好有事找业师谈凤梁先生，闲谈时提及张国光先生来南京一事，谈老师非常热情地邀请张老师到南京师范大学做客，并让我带车去接张老师。我提前到达约定的地点，等了近一小时，没有接到张老师，只好空车返回。事后得知，当时张老师与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的专家座谈，忘了到南师大的事情。我也错失一次与张老师见面讨教的机会。 博士毕业后，工作生活十分忙乱，一个人带孩子，我有七年时间没有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几乎与外界隔绝。有时回湖北老家，也是匆忙从武汉经过，没有时间去见张老师，潜意识中也许还有躲避张老师问我学术研究状况的意图。 张国光老师逝世的噩耗，还是从网上知道的。这些年，我还是经常想起他，给本科生讲小说评点，给研究生讲小说研究史时，我会给学生介绍张老师的学术观点，备课时还会翻阅张老师的著作。一位有成就的学者，他的生命和普通人一样也会终结，但他的著作会长存人间，泽被后学。 Continue reading

文/ 戴耘 俄乌战争自2月24日开战已经几个星期，战争似乎已进入某种胶着状态，三次和谈也无果而终。 因为缺乏有效民调，很难确定中国民意。中国民众似乎很分裂，众说纷纭背后的理由也五花八门。中国政府的态度战前战后出现微妙变化，但总体是同情俄罗斯为主，兼顾乌克兰人的权益。这场战争究竟怎么看，这篇小文希望对各种不同观点意见做点梳理。这样比较有利于理性地看待俄乌战争，避免盲目跟风。当然，如果你是普京的粉丝，普京做什么你都支持，那就没有讨论的必要。假如仅仅从中国利益出发也没有什么可讨论的，所谓屁股决定脑袋。有一种说法是普京倒了，中国也完了，所以必须挺普，这基本是冷战思维，现实如何，可以商榷。但就俄乌战争本身，或这类国与国的冲突，大致可以有三个评价视角。每个视角出发点和评价标准不同，A视角认为正确B视角可能认为不可取，反之亦然。所以有时大家吵架，吵的可能不是一回事。 第一种视角从道义和法理出发的评价，关乎国际规则和国家代表的民众、民族的基本权益和独立、安全。第二种评价视角无关法理和道义，而关注策略和行动选项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包括近期和远期的得与失），如《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谈的是政治智慧、军事谋略，这种谋略对道义和法理方面也有考虑，但限于它们产生的后果，而不是道义法理依据本身。第三种评价是从战争的前因后果评判它的必然和偶然，以及国家领导人决策上的是非功过。即历史中的个人决策必然带有时代印记，如某种社会历史结构性的“必然”，领导人政治人格和决策中主观意志上的“偶然”，所以既需要“同情的理解”，也需要批判的审视。 一，法理和道义的评价视角 对俄乌战争最直接的评价是对战争本身的厌恶，对发动侵略战争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谴责。我想这是全世界大部分民众的最直接反应，这在“联大”141票支持谴责俄罗斯和5票反对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国家的态度。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法理上违背了国际法，而对无辜生命的戕害，道义上也必然受到谴责。尤其是二战军事强权造成人类灾难的教训，俄乌战争使本来涣散的欧洲各国立场高度一致，空前团结。尤其是像吃尽俄罗斯苦头的波罗地海三国和与俄罗斯帝国有历史恩怨二战后保持中立的芬兰瑞典这些俄罗斯邻国（更不用说被苏联斯大林出卖的波兰），看到俄国对自己的“兄弟”乌克兰大动干戈，都会心有忌惮。不仅如此，俄罗斯五十多个城市也爆发了反战游行，原因很简单，大家都受够了战争带来的苦难。许多人都看到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平民遭受的罪（数千人死亡，几百万难民流离失所）。其实俄罗斯人何尝不是吞下普京留给他们的苦果。如果这场仗旷日持久地打下去，最苦的将是俄罗斯人民。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二战后的共识是，用武力（侵略战争）争夺霸权打击对手，会把世界拖回丛林法则。而大国用武力欺凌主权小国的行为必须坚决阻止。 所以，那些指责柯蓝、余秀华等的反战言论（或诗歌）的中国人肯定是出于其他理由。他们可能觉得普京发动侵乌战争有正当理由，但他们认为的正当理由肯定拿不上台面，否则“联大”反对谴责就不会只有五个国家（有些国家如朝鲜为什么反对就不用提了，提起来臊得慌）。比如，普京认为乌克兰不是独立民族，因为历史上乌克兰属于俄罗斯民族。就算如此，乌克兰现在已经是独立国家，这就像英国今天不能因为美国人原来是英国移民而要求美国归顺一样。何况乌克兰是不是独立民族也不能由俄罗斯总统说了算。有些人指责柯蓝等为什么不骂美国，这就有点无理了。这就好像你抓了个小偷突然一大帮人上来指责你世界上其他小偷你为什么不抓；你们也可以去抓啊，没人拦着。有人会说普京是被美国逼的，要骂就骂美帝。这种理由也拿不上台面。明明是俄罗斯坦克开到了乌克兰的土地上，明明是你要逼乌克兰一个主权国家就范。从道义和法理上，你就应该负责。如果你说你老美到处给我下绊子，我直接跟你老美叫板，那倒是一说。 二，战略战术得失的评价视角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没有法理道义的支持，俄罗斯也得打，这是俄罗斯战略防御的需要。这就产生了另一个评价视角，即单纯从战略战术的角度，俄罗斯对乌克兰动粗会得分还是失分。这是我说的第二个评价视角。这涉及几个问题：第一，战略上，普京想达到什么目的，能否达到，代价是什么。第二，战术上，普京选择这个时机出手，为何出师不利；选择武力征服，是否属于下策。 先回答战略问题，普京的最低目标是逼迫乌克兰“中立”，即承诺不加入“北约”，并承认“乌东”和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的既成事实。而他的更长远目标，是以乌克兰属于俄罗斯民族的名义将乌克兰化为附庸国，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尊严和地位。普京通过入侵，可能达到乌克兰“中立”的目标，是乌克兰成为像芬兰那样的战略缓冲带。但要求乌克兰“割让”土地，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第一，发展态势不利俄罗斯，有利于乌克兰，前者会被乌克兰的长期抵抗拖垮，后者有西方作为后盾，抵抗力量后劲十足。第二，乌克兰领导人不可能承担叛国卖国的罪名。至于通过拿乌克兰作为祭旗来宣告俄罗斯向西方的挑战，这更不可能成功，这次西方制裁的烈度超出了对伊朗的制裁。同样，世界的大势不在俄罗斯一边，因为俄罗斯是一个衰落的帝国，从经济、科技到军事和西方都构不成一个水平上的竞争，且不说占领乌克兰，俄罗斯道义上处于劣势。 从战术上，普京这次更是进退失据。2014年普京迅速占领克里米亚，并成功让克里米亚归入俄罗斯，可以算是“得分”，“乌东”两个州（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宣布独立，让乌克兰不得安宁，也可以算是俄罗斯“暗算”成功。但是全面入侵乌克兰，要求乌克兰政府“臣服”俄罗斯，普京完全失算了。首先，普京以为乌克兰就是一些亲西方的政客和“精英”瞎咋呼瞎折腾，很容易摆平，他错了。乌克兰人民众志成城，连乌东俄罗斯裔乌克兰人也反抗俄罗斯侵略。第二，普京以为泽连斯基就一演员，软柿子一个，他错了。泽连斯基成为乌克兰强劲的声音，使一贯绥靖的欧洲雄起，一致谴责俄罗斯，而芬兰瑞典这些中立国也坚决支持乌克兰，并考虑放弃“中立”立场加入“北约”，让普京始料未及。本来普京以为48小时他就能妥妥地把乌克兰收入囊中，结果是他生生地将整个东欧，包括俄罗斯周边的邻国推向西方，把自己弄成了孤家寡人（当然，除了中国这个朋友）。第三，俄罗斯的军队的作战能力，战事的补给，指挥官的无能，也是这次俄罗斯出师不利的原因。 总之，从战略和战术上，这次入侵乌克兰，几乎成为普京的“滑铁卢”。最大的失策是这次战争的结果与普京的初衷适得其反；面临世界各国的制裁，俄罗斯的处境更加艰难，欧洲更加团结，周边保证“中立”的国家（如芬兰、波罗的海三国）更加需要“北约”的保护。你不是北约成员，你不受“北约”保护，你就和这次乌克兰一样，无法名正言顺地得到军事支持，如设立“禁飞区”，以及所有北约国家向俄罗斯宣战。普京现在是骑虎难下，所以吃相非常难看（比如叫嚣不惜动用核武，声言你美国经济制裁就是宣战）。很难预测最后的结局，但如果说普京哭晕在厕所里，拜登半夜笑醒，很可能是事实；因为欧洲空前团结，这点拜登没有做到，普京做到了。 三，从历史纵深的俄罗斯民族命运出发谈对普京总统的评价角度 有朋友可能说，普京堪称大国领袖，只是命运不济。我不完全同意这种笼统的说法，例如他在俄罗斯实行的寡头政治并不是现代政治家应有的操守，但这种观点确实代表了我开始说的第三种评价视角，即历史的角度。历史的评价角度，和策略的得失分析相比，时间跨度历史纵深更大，而且关注的角度不是单纯的得失，而是更深刻的历史宿命和个人宿命。 俄乌战争刚开始时我读过李晓教授的一个访谈。他认为，历史经验是“个人对国家认同感的强度和社会稳定性成反比，社会越稳定、成员的安全感越强，民族主义需求越小，对外政策的攻击性和侵略性就越弱化”，反之亦然，社会中成员越没安全感，越需要民族主义。这可以让我们理解很多民族冲突和国与国冲突的根源。俄罗斯民族历史上是很强悍的民族，可以说一部俄罗斯历史就是不断攻城略地扩大版图的历史。据说对这次俄乌战争民调显示有60% 俄罗斯人赞成普京的决定，即虽然有反对声音，大部分俄罗斯人还是支持对乌克兰实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毕竟，乌克兰长期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同源同宗。所以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有一定的民意基础，也代表了他自己的民族信念。 普京在入侵乌克兰前，对俄罗斯人作了一份长篇讲话。撰稿人是被称为普京的“大脑”的俄罗斯“意见领袖”杜金。杜金反对福山“历史的终极”的说辞（即市场经济，民主政体，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治理的终极形态），因为这只是西方的文明形态。他主张的“新欧亚”文明形态反对被金钱主宰的“堕落”的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传统，而主张亚欧集体主义的、以权威和秩序见著的国家治理模式（所以并不奇怪的是，他不久前被复旦的中国研究院邀请到中国演讲）。我不知道普京多大程度上服膺杜金的信念，但杜金是普京背后的战略家，这是无疑的。杜金之于普京，正如班农之于川普。而且，杜金作为战略家的浓厚的大俄罗斯民族情结，和班农作为新教安格鲁撒克逊的民族宗教情结也是异曲同工。再次，杜金和班农都是反全球化的，因为全球化自由主义消融了民族性和民族主义。 普京作为“克格勃”出身的领导人，应该是强悍而务实的，但未必是极端意识形态或基本教义派的拥趸。比如他和叶利钦刚上台时都热衷于加入“北约”，只不过他“融入”欧洲的希望被无情地打碎，甚至他觉得被西方欺骗和羞辱，才寻求俄罗斯的“自强”。但是，杜金在两方面给了普京足够的底气。第一，俄罗斯作为统一民族的无可争辩性，在这种“民族大义”下，打乌克兰属于修理自己的弟兄（所以叫“特别军事行动”），其他国家管不着。第二，“北约东扩”属于西方尤其是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从冷战开始对大俄罗斯民族的围剿的继续。所以基辛格也一直呼吁乌克兰要保持中立，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也认为乌克兰弄到今天这步田地是西方“北约东扩”惹的祸，西方尤其是美国企图把乌克兰纳入北约，并在2014年制造“橙色革命”推翻亚努科维奇，这一切始于西方自由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妄念。当然，一个不同观点是，东欧各国的民族主义觉醒，都是因为以前受到俄爹的欺凌压迫，所以并非“北约东扩”惹事，而是东欧小国想“西进”以免北极熊的骚扰。当然，经济上和文化软实力上，西方吸引力也更大。同样，乌克兰作为主权国家也不应该被视为大国纷争间的一个棋子，而应该有她自己的尊严和立场。不管怎样，从2013-2014年开始的这个进程客观上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打破了区域战略平衡。于是，乌克兰成为大国竞争的牺牲品。这种历史叙事如果成立，普京的行为就能获得某种程度的“同情的理解”：他希望抵御西方威胁，重振大俄罗斯的雄风，这既可以解释他对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一贯施行“铁腕”政策，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对乌克兰大动干戈。 可是，为什么他不能随心所欲？因为他的对手太强大，更因为世界发展大势（包括民族自决）与他的意图相悖。普京手里的牌并不多：欧洲（尤其是德国）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和中国的合作，核武器，强人魅力（能迷倒无数中国粉丝），而他的对手西方尤其是美国可以不动一兵一卒掐住你的喉咙。经济上俄罗斯过于依赖能源，高科技上乏善可陈（芯片等高科技依赖西方），贫富差别巨大，甚至军事现代化上的问题，在这次战争中也暴露出来。总体上，即使有核弹的威慑力，它的科技能力和经济规模撑不起一个超级大国。更重要的是，它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按我的看法，俄罗斯人民的观念依然落后，依然相信强人政治），身处二十一世纪，俄罗斯早已没了本钱，不可能仅仅靠军事征服去重振一个衰落的帝国，这是普京的悲剧。马克思说过历史事件第一次是以悲剧的形式出现（如拿破仑一世），第二次是以笑剧（Farce) 的形式出现（如拿破仑三世）。我个人观点，面对西方，他有悲剧性（知其不可而为之），面对乌克兰，他具有喜剧性（大俄罗斯主义的妄念，以为乌克兰真是个软柿子）。悲剧耶，喜剧耶，历史自有公论。何妨再等一百年。 写于2022年3月13日 （以上原创文字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 Continue reading

图文：高巍立 长期以来外界包括美术圈人士普遍对我的正面评价是在“画肖像”方面的优势，而我自己一向并不这么认为。 我创作的目的并不是“画肖像”，而是借“肖像”也借“风景”“静物”为载体，依附于形式以意味呈现意境从而实现意图。 我认为真正体现我艺术价值的，一是以上所述的对“艺术”对“绘画”的认知；二是对“油画”这个源于欧洲的画种特质的认知。为此我创造了一个词：色层和声。 这是我的油画原作会被意大利人、德国人、法国人、奥地利等外藉人士喜欢的原因。他们认为我的油画作品”语言纯正＂，不像是中国人画的。 相反对于我的这个认知和实践，国内很多油画家并不能认识到，因为他们吃的奶是“苏派”的，被异化的油画。 （作品图片及文字由作者提供并授权） Continue reading

序文/ 董宏猷，摄影/ 张建忠 最近秋凉，却夜夜多梦。梦里都是童年往事，都是在汉口的大街小巷过早，醒来不禁感慨万千。究其起因，当是张建忠先生的邀请，为他的摄影画册《过早》作序。 对于摄影，我只是个爱好者。但仔细欣赏品读建忠先生的作品后，却浮想联翩，欲罢不能。很早就听闻建忠在摄影界的大名，常常听说他又去大凉山了。见到他，便是在他的《远山的记忆》大凉山摄影展上，凝重的黑白影像，凝固的生活瞬间，令人震撼，真实地记录了大凉山彝族人民的生存状态与生活现实。而摄影家的人文情怀，对现实的关照与思考，以及博大的爱，此时无声胜有声，全都凝聚在一帧帧动态的多元的影像之中。 从此我记住了张建忠，一个执着严谨低调的摄影家。大凉山只是他执著观照的对象之一。他习惯一头扎下去，5年里，10次出入大凉山腹地，历尽艰辛，锲而不舍，拍摄了10多万张照片。这哪里是一般的创作与观照，而是将自己的生命，融入了摄影艺术的追求与探索中。 与大凉山的凝重不同，建忠这次呈现的，是武汉人过早。 说起武汉人过早，就像说广州人喝早茶，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城市风景与文化现象。其不同之处，广州人是坐在优雅的茶楼里，边饮早茶，边吃早点，慢悠悠的。而武汉人过早，则是在户外，路边，简陋的塑料椅凳，嘈杂的街头环境，匆匆忙忙，甚至边走边吃。满大街的早点摊，满大街买早点的人，满大街边走边吃的人，构成了武汉最独特的风景，最活色生香的晨曲。 武汉人的“过早”，是视为与“过年”，“过节”，“过生日”同样重要的。是与武汉独特的城市发展史密不可分的。 作为中国“九省通衢”的交通枢纽，武汉自古就是一个“大码头”。现代考古证明，远在商代中期，武汉就萌芽了城市――盘龙城，而盘龙城的主要功能，便是军事、物资的中转。春秋战国，武汉属楚，楚国多江河湖泊，水陆交通十分发达。千百年来，行政隶制虽分分合合，但城市的主要功能，仍然是水陆交通之枢纽，商品集散之码头。翻开一部唐诗，诗人们来到武汉，不是“送别”，就是“晓泊”。而匆匆停靠之际，武汉给他们的印象，便是 “孤帆远影碧空尽”的水陆码头。及至清初，汉口成为四大名镇，后又成为天津条约中的通商口岸，从此，武汉的沿江两岸，不但密布了自古以来的“土码头”，而且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由洋人控制的“洋码头”。 水路如此繁忙，陆路呢，则因了京广铁路的贯通，使武汉迅速成为京广大动脉的中心点，武汉的码头色彩，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武汉的城市功能，武汉的发展与繁盛，武汉被外国人称为“东方的芝加哥”，皆因了码头而做了许许多多的文章。 有了码头，就有了靠码头吃饭的人。尤其是那些底层的码头工人，以及围绕着码头形形色色的商业与服务业。武汉天气湿热，清早就要到码头扛苦力的码头工人们，没有时间闲坐饭馆。他们要的，一是“快”，二是“饱”。出体力流汗多，需要补充盐分，于是，武汉的早点普遍呈现快餐化和重口味。它是劳动的需要，生活的需要，生存的需要，这样的“内容”，便决定了它的“形式”。即不拘一格。街头，路边，码头边，乃至边走边吃，形成自己独特的早餐文化。 码头文化深深地影响了武汉人，影响了武汉人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影响了武汉面对世界的个性表达。 码头的功能是什么？是集散与流通。是人的集散与流通，物的集散与流通，信息的集散与流通，风俗的集散与流通。所谓“来如行云，去如流水”，坐而能知天下事，一日看尽五洲花。于是，码头文化给予武汉人的，首先是开阔而不保守的眼界，是包容不狭隘的心胸，是善于接受新鲜事物、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开拓意识。武汉人不排外，多包容，东西南北，五湖四海，兼蓄并收，皆为我用。因此，中国的居多大城市中，只有上海和武汉的前面才冠有“大”字，“大上海”、“大武汉”。所以称“大”，不仅仅在于面积，更在于包容也。 于是，武汉的早点品种繁多，十分丰富。二十多年前，我曾在《长江日报》开设武汉小吃专栏，那个时候的粗略统计，武汉的早点品种，已经逾百。蔡林记的热干面，老通城的豆皮，谈炎记的水饺，顺香居的重油烧梅，田恒启的糊汤米粉，福庆和的牛肉米粉，厚生里的什锦豆腐脑，老谦记的牛肉枯炒豆丝……包容兼济，美不胜收。难怪香港美食作家蔡澜在到访武汉之后，将武汉称为“早餐之都”。 请原谅我如此阐述武汉的早餐文化。因为不说清楚武汉人过早的缘由，就无法真正理解建忠一年四季坚持拍摄过早的美学思考与纪实意义。 毋容置疑，建忠过去拍摄的大凉山，藏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凝重。而这次拍摄的过早，则充满了人间烟火，市井风情。大凉山和藏地呈现的是远方，是“异”，武汉人过早呈现的是身边，是“同”。然而无论是远近，还是异同，这些自然的黑白世界，内核依然是“诗”，是蕴藏在作者心中对于人民，对于平凡的百姓，平凡的生活滚烫的大爱与热情。 纪实摄影是以“人”为主要反映对象的，强调的是真实、客观地再现人的社会生活。真实性、客观性，是纪实摄影的生命线。在这个世界上，“人”的社会生活是具有差异性的。决定这种差异的，是独特的文化。在建忠的镜头中，武汉人的过早，是真实的，客观的，包括在街头路边过早的随意性，简陋性，以及周边环境的杂乱无章。但这种杂，或者杂糅，恰恰是武汉的特点之一，武汉是中原、荆楚、吴越、巴蜀四大文化风云际会的交锋点，在饮食上，是北方的面文化与南方的米文化的交汇点，是川湘之辣、江浙之甜、闽粤之清淡、徽鲁之厚重的交汇点。东西结合，南北杂糅，恰恰是武汉文化的特征。而武汉人过早的率性与随意，一方面是码头文化的浸润，更重要的，是楚文化的传承。 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叶调元刻印的《汉口竹枝词》，第一次将吃早餐用“过早”一词表达：“小家妇女学豪门，睡到晨时醒梦魂；且慢梳头先过早，糍粑油饺一齐吞。”在那个时代，连小家妇女过早时，都这么豪爽粗犷，可见楚地侠武之民风源远流长。同时，杂糅的特点，就是包容，就是海纳百川。武汉早点的丰富多元，形象地展示了这一文化特色。因此，建忠用摄影语言精准地展示了武汉多元杂糅，包容大气的文化特色。一句话：建忠对于“过早”的选择，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是想通过纪实影像，再现武汉的文化特色，城市之根的。 建忠在当下选择发表《过早》的作品，我想，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 美国著名摄影家多罗西娅·兰格曾经说过：“纪实摄影记录我们时代的社会场景。它映照现在，为将来保留文献。它的焦点是人与人类的关系”。摄影大师爱德华·斯泰肯也曾经说过：“摄影的使命是向人类解释人类，向每个人解释自己。”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崭新的影像文化和视觉文化的时代正在飞速到来。全球化会迅速地解构抹平这个世界的差异性，而这些差异性是人类几千年来用不同的方式创造的具有个性与特色的文明。 因此，保护这些差异性，保护本土文化，便显得格外地重要与迫切。这些差异与特色，已经不能用肤浅的“风俗”，“风情”来阐释了。这是关乎人类文明的重大课题，也是摄影艺术理所当然的历史使命。因此，我是在这个意义上来品读建忠的作品的。他的《过早》，就像当年的《清明上河图》一样，为历史留下了可贵的视觉史料。于是，我便理解了建忠为什么选择了武汉人最有特色的过早方式。就像一个美食家屏蔽了所谓的“杂乱无章”，而给予武汉“早餐之都”的美誉。在这个意义上，《过早》再一次展示了建忠对于摄影题材的慎重，敏感，与责任感。这也是一个优秀的纪实摄影家必须具备的思想品格与艺术品格。 在写这篇序言之前，建忠嘱我少谈摄影，多谈文化。我能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说，在摄影艺术的追求上，建忠是个完美主义者。这从他铆定一个题材，不惜多年，坚持不懈地去拍摄去思考的原因。我还想说，建忠的片子，是耐得住细嚼慢品的。看似随性的抓拍，其实构图用光都是及其讲究的。由于拍摄的是武汉人过早，他最用心的，是人物之间的对应关系。他的每一张片子，看似群像，且都动态，多用中景与近景，但过早的人与人之间，无意间构成精妙的对应关系，活色生香，余味悠长，细细品读，令人点头微笑，忍俊不禁。 一个优秀的成熟的艺术家，总是在不断地追求与探索，不断地想去超越自己的。《过早》便是建忠艺术征途上的又一座里程碑。祝贺建忠《过早》画册的问世，并期待看到他更多更好的作品。 2021年9月1日于汉口 (文字及图片由作者提供并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汤旭岩 想起他，总感觉温暖。 这温暖，属于但又不完全限于阎崇年。 （一）路中央，温暖的告辞 过去并未弄懂，究竟为何唐诗经典多有送别一类，现在感觉像是“幡然悔悟”。 当代歌曲，唱的是“送君送到大路旁”，可85岁的阎崇年，却是站在大路中央送我。 路的两边，车来车往！ 他这一送，几乎颠覆了我对“送”的种种认知。 可不？光想起，就温暖。 刚开始，他在家说送我下楼，没得商量。都送到小区门口了，又坚持送到我停车的那条路上，这一下，绕着走过三分之二的小区外围，走过整整三面街。边走边聊，他还说今天走起来，感觉这段路特别短。我也接过话茬说，时间应该不会停下来等我们。 停下来等我们的，是暖暖的日头。 沐浴着阳光，缓缓走到路边。紧握双手道珍重，知道我们车在右边，他便说得调头回来往现在的左边走。 调转车头返回，己经是几分钟以后。我无意中往窗外看去，发现刚握手的那地儿，未见阎先生。 行驶的目光，却禁不住“刹车”，停留在了路的中央。 路中央是半人多高的铁栅栏。那手扶着铁栅栏，眼神看向我们的不正是阎先生吗？几缕发丝直起身来，借助风的语言，仿佛诗一样地，传递着先生从容的嘱托。 每每想起这一刻，那叫一个温暖！ 阎先生的温暖，特别走心。 （二）传递温暖的嘱托 充满阳光的心灵，一定会时刻传递温暖。 感知这温暖，便是享受。 行进的车闪了闪灯，穿过路口。 阎崇年的嘱托，常常像一盏灯，点燃着你的光明。 他的嘱托，似乎总与读书有关。 在读书人心里，读书当然是最温暖的事情。 刚刚离开阎先生住宅之前，他交给我四部新著的签名本。除赠送我及孩子两部之外，还特别拜托我分别转送天津和武汉历史专业的学者各一部。 将赠书装进牛皮纸信封后，阎先生一遍遍书写“烦交”谁谁等敬语。看到字迹未干，他站起身，抽取并小心翼翼地用纸巾按压，避免跑墨。 说时迟那时快，我抢拍了一张特写。 现在想起来，也深究不着出自什么动机，或许就是心头一热吧。 遵阎先生之嘱，代为转赠签名新作，对我而言算是常规“使命”。 可是这次，却显得不同寻常。那是因为阎先生专门告诉我，他将在这一年内，给自己数十年如一日的学术研究工作，画上圆满的句号。 顿时，我感觉手上捧着的著作，沉甸甸的，分量非同一般。 于是乎，当即请人联系了冯天瑜先生，告知阎先生签名赠书，系文化史专著《森林帝国》。冯先生则一边称道“雪中送炭”，一边表示“着即”准备回赠之书。 与此同时，我也不由自主地翻开感觉还保留着阎先生体温的《阎崇年自选集》一书，旁若无人地重读起来。 时不时地，还会将目光停留在扉页上，因为从那里阎先生的题字，可以读出书如其人的温文尔雅。阎先生的签题很讲究，整页呈“书法作品”式，钤印含署名印、压角闲章。 通过书，输送读书人的热情，还真是神奇。 我感觉，书是温暖的导体。 兴之所至，我通过车上Wi-Fi上网连接电脑，调看上次受赠的《阎崇年自选集》，对照着细品先生的签名情形。 毫无疑问，书籍一定是读书人温润如玉的信物。 （三）拿出另一本书 换了本书，恰逢车在变道。 拿起另一本叫做《阎崇年讲谈录》的赠书，相当于触动另一些叮嘱。 《阎崇年讲谈录——读史阅世五十年》所收篇目，源于讲座、演讲、访谈等。聊及此书，不知不觉就会涉及湖北省图书馆和长江讲坛。 《长江讲坛》的开坛嘉宾，是众望所归的阎崇年先生。他，曾被尊称为《百家讲坛》的“开坛功勋”。 提前一天，各路媒体均已高调报道：《长江讲坛》春天里开坛，阎崇年首讲《读史与修心》，时间2013年3月1日。 所有宣传资料，包括大幅背景布置就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进入数小时倒计时了，工作人员告诉我，阎先生叮嘱主讲的题目，改为《读史与读心》。 得闻此讯，不禁为这一字之别拍案叫绝。着一“读”字，尽接地气，倍受读者青睐。阎先生演讲恰似春风送暖入屠苏，果然好酒一坛，不同凡响。 著书立说方面，也多次领教过阎先生的认真严谨、一丝不苟。 除一字之师的佳话外，像车轮转动的速度一样，我脑海里还会浮现先生利用图书馆的相关叮嘱，比如为一书、一序、一画、一名而反复求证，终于拨云见日的故事。 阎先生做学问的态度，足以温暖图书馆。 用图书馆的话说，为读者提供智力保障是为本份。给阎先生的研究之嘱尽责，无异于给自己的知识加热。 举几个例子，短信里现成的。 其一，考据《江陵志余》作序者情况。将湖北省图书馆收藏的多种版本，逐一甄别、去伪存真。虽颇费周章，却其乐融融。 其二，核实明吴伟画作信息。摘录两条短信，一读便知。“汤馆，近安！有一事求教：贵馆藏明朝吴伟《渔雪图》，画面高245厘米、宽156厘米，准确吗？”“报告阎先生:所述《渔雪图》，我馆未收。湖北省博物馆收有明吴伟的雪渔图轴。相关尺幅等信息，可见发给您的两个彩信。”… Continue reading

礼失求诸野：潮汕元宵节习俗 文/ 林凯龙 正月十五为元宵节，俗称“十五夜”，道教称之为上元节，与七月十五中元节，十月十五为下元节合称三元，据说上元是天官赐福之辰，故特别隆重，在潮汕甚至有“小春节，大元宵”之说，因为元宵“闹热”程度远超春节，民间如果没有闹过元宵，春节就似乎没有结束。而一“闹”字，已将潮汕元宵节的特点表露无遗。因为除了花灯鼓乐外，“闹热”的游神赛会，都会集中在元宵前后举行。 元宵节实际上从正月十一日上灯起就拉开了序幕，到十五夜达到高潮之后一直延续至二月。在这段时间里，吊喜灯、游花灯、做丁桌、猜灯谜、吃汤丸、荡秋千、行桥度厄、游神赛会等在城乡各地如火如荼进行，这持续一二个月的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将潮汕大地春之气息渲染到极致，也将潮人带进了一种人神同乐、普天同庆的“狂欢”状态。 元宵节习俗的形成与衍变 传说元宵节是汉文帝为纪念正月十五夜平息“诸吕之乱”而设的。另一种说法是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蔡愔从印度求佛法归来，称正月十五是印度摩喝陀国参佛的吉日。崇信佛法的汉明帝遂下令在宫中和寺院“燃灯表佛”，由此而形成元宵节。 元宵节到唐代成了全民狂欢节。在开元盛世，京城长安燃灯五万盏，官员放假三天，唐玄宗李隆基曾下令造宽20间，高150尺的巨型灯楼，壮丽无比，冠绝古今。到了宋代，张灯时间由三夜延至五夜，《东京梦华录》载：每逢灯节，开封御街上，万盏彩灯，垒成灯山，花灯焰火，金碧相射，锦绣交辉。京都少女，载歌载舞，万众围观。“游人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音喧杂十余里”。 到了明代，朝庭又规定京城金陵每年正月初八上灯，十七落灯，家家户户张灯十夜，官员放假十天，其重视程度已超过放假五天的春节。 清代宫廷已不再办灯会，但据嘉庆《澄海县志》引旧志云：“十一日夜起，各神庙街张灯、仕女游，放花爆，打秋千，歌声达旦。”又说：“今俗元夜，各祠庙张灯结彩，竞为鳌山，人物台榭如绘……竞赛花灯。”清乾隆《普宁县志》巳载：“城市街巷以至乡寨皆点花灯，寺庙多有灯会，放大梨金、菊兰、落地梅等花。”可见潮州民间依然保存游花灯的古俗。 潮汕元宵游花灯 潮汕元宵游花灯习俗最早见于明嘉靖刻本潮剧《荔镜记》，该剧讲的是明朝泉州人陈三探亲途经潮州，元宵上街赏灯时偶遇五娘，两人一见钟情，后经一番波折终成眷属的故事。戏中有“睇灯”一折，描写了当时潮州元宵夜：“元宵夜，有十成，赏灯人，都齐整，办出鳌山景致，抽出王祥卧冰，丁兰刻母，尽都会活……”。并有 “三街六巷好灯棚”一语。由此可推知，潮汕元宵游花灯至少有四百年以上历史。 潮州花灯最盛时期当推清代府城每年的游安济圣王，元宵前后，一连三天，花灯鼓乐，满城如醉。一到晚上，纱灯活景如、祥花瑞兽、花鸟虫鱼、戏剧人物、民间故事等等齐集于北门箭道上评比，有时可达百屏以上，其内容如潮州《百屏花灯歌》所唱：“活灯看完看纱灯：头屏董卓凤仪亭，貂蝉共伊在戏耍，吕布气到手槌胸；二屏秦琼倒铜旗；三屏李素射金钱；四屏梨花在吸毒；五屏郭槐卖姻脂；六屏点将杨延昭；七屏张飞战马超；八屏孔明空城计；九屏李旦探凤娇；十屏关爷过五关……九四妲妃迷纣王；九五罗通去扫北；九六寡妇征西番；九七万历小登基；九八武王反西岐；九九摘印潘仁美；百屏拜寿郭子仪。”几乎将中国历史故事一网打尽。 这种习俗发展至今天，就成为官府组织的大型灯会，如揭阳市2009年的元宵灯会设于榕江沿岸，楼船萧鼓，极一时之盛。 另由各地乡村潮俗吊喜灯、游花灯的习俗。因潮语“灯”与“丁”同音，点灯即添丁之意。故自十三日起，人们纷纷到宗祠神庙去“点灯”，然后接回来挂于家门口或神龛、床头上，叫作“兴灯”。如果去年生了男孩的，还要在一对大灯笼上写上姓名，挂到乡中宗族祠堂上向祖宗报喜。然后在祠堂设宴请客，以庆“出丁”，称“做丁桌”。至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游灯”，也在元宵期间择日举行，其中汕头市澄海区的隆都镇乡村游灯的习俗最著名。 每年从农历正月初六开始至元宵后，该镇各村各社都要自发轮流游灯。在这段时间里，每当夜幕降临，在莲花山下一望无际的平原上，烟雾升腾，焰火不断，鞭炮锣鼓，此起彼伏。一条条由无数灯笼汇成的游动的火龙时聚时散，在古老的村庄里、池塘边、田野上蜿蜒行进。 那在夜空中摇曳晃动的点点星火，映衬着一个个可溯至中原的宗族堂号，也照亮了那些欢呼雀跃的男女老少的脸，他们遵循“有游灯，家里生千丁；无游灯，家里要绝种”的古训，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在娱乐自已，敦睦乡邻的同时，将这一古老的习俗，灯灯相传，长明不熄延续下去。 元宵荡秋千 荡秋千也是潮人过元宵玩的一项游戏。关于秋千的起源，一说起源于汉代宫人为祝贺汉武帝千秋之寿而发明的游戏。中原地区荡秋千活动多在清明节，相传苏轼谪居惠州时，曾命妾妇朝云歌《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朝云歌喉未啭，泪已满襟。全词从暮春写起：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该词触景生情，有一种苦涩之感，将坡公此时无可奈何的心境表露无遗。诗中荡秋千的习俗，在宋代也已传入潮汕，并一直延续至今。相传南宋丞相陆秀夫谪居澄海辟望港口时，见乡人在荡秋千，甚为称赞而谓众曰：“此举可强力也！”并吩咐子弟与乡民同乐。明万历的《普宁县志》也有：“正月……男子小儿或妇人，竞打秋千，至十五夜止”。此后，历代方志都载有潮汕元宵节荡秋千活动，如清顺治《潮州府志》载：“（上元）儿童以秋千为戏，斗畲歌焉，善者为胜”；乾隆《揭阳县志》谓：“（上元）乡村架秋千为戏，斗畲歌，善者胜”等等。 今天，潮汕荡秋千仍以澄海古辟望港口乡、澄海隆都后沟乡，揭阳市砲台镇桃山乡、潮安县庵埠镇仙溪乡、亭厦乡等较为著名。秋千架一般设于宗祠前广埕，以竹木为架，高达二三层楼，上系板垫，可在空中旋转翻滚，状如今天的“摩天轮”。春节后开始搭建，由乡里添丁者出钱，元宵过后即拆去。在这段时间里，乡中男女老幼都可上秋千架荡秋千，但在揭阳市砲台镇桃山乡，到了元宵这一天晚上，只能由女人独占秋千，男士只好站在一旁欣赏。这应是一种古俗，大概是古人想为元宵这个中国“情人节”增加点气氛吧。 除以上活动外，潮汕元宵还有“十五夜采榕枝”，即将榕枝、竹叶回家插在门楣、灶台、鸡笼上；“十五夜抱大猪”，即从野外抱来灰砖土块，放在猪栏内；“十五夜坐大菜”，即未嫁少女偷偷到菜园里坐在芥菜（大菜）上，口中言 “坐大菜，嫁个好夫婿”等奇风异俗。有些地方还要举行赛大猪、赛大鸭、赛大鹅、摆社祭神、游神赛会、跳火祈福等活动（参考《潮汕时节与崇拜》陈卓坤、王伟深著，公元出版有限公司2005每5月版）。其中揭阳元宵著名的“行彩桥”和“破门楼郑安仔灯”，以及澄海冠陇的赛大猪、盐灶的游神可说具有代表性。 （原创文字及图片由作者提供并授权） Continue reading

《雄狮少年》，动画喜剧片，孙海鹏导演，里则林编剧，北京精彩时间文化传媒等出品，2021年12月上映。 文/ 郭喜忠 老吴家住广州，对舞狮子非常熟悉，他认为这部电影的主创人员并没有真正了解广东人，更不了解舞狮子。 首先，人物设定就有问题。舞狮子是一项非常复杂的技术活儿，要想舞得好，没有十年八年的基础功夫是做不到的，剧中几个少年十天特训技术就能突飞猛进，是不现实的。再说了，舞狮子也是个力气活儿，看看那几个少年孱弱或者肥胖的身板，怎么舞得动狮子。 再者，主创对广东的舞狮不了解。狮子的颜色是有讲究的。黄色、红色、黑色为广州醒狮传统意义上的三种主颜色。黄狮称为刘备狮，用以代表仁义；红狮称为关公狮，代表着忠义和财富；黑狮称为张飞狮，代表勇猛战斗，一般的斗狮都是黑狮。 广东人对舞狮的场合是很重视的，绝不会乱来。比如李连杰主演的电影《狮王争霸》，为表现黄飞鸿的仁义，用了黄色刘备狮，但手里却是黑旗，代表着战斗。 主创人员不了解广东舞狮的现状。电影主创以为舞狮也是像北方的京剧一样，成了非遗奄奄一息了。 其实，舞狮在两广、福建、海南、东南亚、美国等地一直生机勃勃，一只好的舞狮队一年到头被邀请到处表演的，收入很高的。 几位少年在舞狮上取得成就，怎么可能放弃又赚钱又喜爱的舞狮，跑到上海打工呢？ 主创人员对广州、佛山也不了解，对当地农村更不了解。 佛山距离广州非常近，现在已经连成一片了，比如他们剧情中的陈村，距离广州也就20多公里，父母在广州打工也不回家吗？怎么可能成了留守儿童？又不是2000公里。 影片也显示对广东人的性格缺乏了解。在电影中，舞狮队的人大多嚣张跋扈，性格顽劣，这并不真实，广东是保持中国传统文化最完整的地区之一，广东人的性格大多谦和低调，在舞狮队这种传承传统技艺的地方，更是有很多老规矩，怎么可能是电影中的那种样子。 影片主创都是北方人，对广东真是不了解，漏洞太多了！ 比如，几位主角获得冠军后到上海打工，这不太真实。广府一带的人，要打工也是去广州和深圳，佛山本地工厂也是多如牛毛，基本不会去上海打工。 电影的监制还说他们多次到广东采风，他们都采了什么呢？作为一个老广，在电影中看到的是他们对广东所知甚少。 至于宝安的舞狮又有特点，有空再聊，宝安舞狮有两个国家级非遗，一个省级非遗，舞狮头，麒麟头，龍头的，全都是武功髙强的人，没有谁会把这活给小初哥去舞。 不争论，我只是觉得此片很可惜。成长题材，民俗题材，很好，但要理解其存在意义。一是造型不美，反人类设计，解释还涉嫌地域岐视；二是成长题材，从拿不起一个狮子头，到苦练舞得翻飞如花，不更好吗？ 全面的成长，不但内在而且连面目都好看，这才是正常情况下人们想看的。再转一个老广的发言：主创团队不知道南番顺（南海、番禺、顺德），当年珠三角最有钱么？很长一段时间甚至连广州都比不过它们。零几年的时候广州这边平均工资1000多不到2000，我认识的一个在顺德工作的朋友月薪就已经6000了，然后还向我吐槽收入好低。 顺带一提，他们采风的陈村距离广州南站只有5公里左右，就算没车而只坐公交也只需要不到半小时，用得着男主父母数年外出工作回不了家？并且拿过奖的舞狮团队收入不比白领低，男主用得着舍近取远地跑去深圳上海打工？ 形象是否漂亮，自然是各花入各眼，但若是作为商品，就要考虑观众（顾客）的感受，而不能对着干，且人家有疑问时让人家回去照镜子，更不能说全广东都此形象。我是长得不帅不美，还不能欣赏帅哥美女了，这逻辑很感人。至于是否地域黑，我不介意，但此形象之动画人物，吸引不了大多数我们这样不太美的人，这是肯定的，我们是正常人，很卑微，当然很不愿意因为卑微而不舒服地看一场让我不舒服的电影。我想多数人都没有自虐倾向。 （图片源自网络） Continue reading

文/ 赵克 米勒创作于1859年的《晚钟》，表现农夫虔诚的晚祷，暮色萧瑟，静默安详，笔者早年学画时，便记住画面那黄褐色调的庄严和温暖。 改开初年，观看的第一部美国电影是《音乐之声》，通过影片略知修道院生活，后来的《修女也疯狂》则反映生活多彩一面。网络年代，接触到一些修女形象资料，包括她们在旧时中国施善的场景。 善和怜悯是我的创作动力之一。追溯“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古典艺术理想（18世纪德国美学家温克尔曼语），表现上，以本土审美意象糅合现当代形式语言。试图以幽默手法，表现人的初始腼腆与出走。 特蕾莎修女令世人尊敬，她从12岁至87岁去世前，终生行善，我试图表现少女特蕾莎的可爱形象。 乡间田埂迷途的羔羊，穷乡僻壤矗立的教堂，爱琴海钟声徘徊。 玛丽亚慈怀孕育了仁化，《圣母颂》音律回响。 2022.2.7 Continue reading

樊枫 绘 （作品图片由樊枫艺术工作室授权提供） Continue reading

郑林 绘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