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祭》，鹏喜 著，原载《当代作家》1989年2月号，单行本由长江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 图文：鹏 喜 汉江是长江最长的支流，长约1570公里，流域面积覆盖陕西、河南、湖北三省十余县，约174300平方公里，年水量约500亿立方米。汉江又名汉水，在它流经的不同地方又有唐河、白河、襄河、沔水、夏水等不同河名。这条贯穿南北、汇通江湖的古老河流，必然有它悠久的独特文化传统。 船帮文化便是丰富多彩的汉水文化一个截面。历史上汉江中上游有唐帮、襄帮、天帮，下游有黄帮、孝帮、中帮、府帮。还有来自外河的下江帮、湘江帮、株河帮、川江帮。由船帆和风浪、水手、纤夫和帮主形成的船帮文化极富传奇色彩，却也鲜为人知，逐渐湮没于历史长河。 《河祭》表现的是此前文学作品鲜少涉及的汉水文化，主旨是表达船帮文化。小说开宗明义描述的祭河仪式，正是水上部落世代遵循的生存信仰，以雄鸡为牺牲祭祀河神水妖。危急关头无以牺牲就毅然断腕，以血淋淋冠状手掌抛洒于惊涛骇浪，祈求显灵止怒，平息风波。小说描绘的水神杨泗、杨泗庙、船帮规矩和帮主威权、纤夫号子、自绑自杀情形及一些奇异风俗，虽然都极具传奇色彩，却都有据可考，当然多出于地方史志记载和船民口口相传。   阅读过拙著的读者可能有疑问，船行于江河之上，临时何来鲜活的雄鸡献祭？难怪读者质疑，历史上的船帮作为水上部落，实际上是一个类似村落的社会群体。小说刊行时，美编配的插图有一幅像江浙一带的乌蓬船，我当时看了摇头苦笑。船帮中船只大小不一，最小的船也比划子似的乌蓬船大。而高桅大船长三丈余，宽盈丈，后置的舵舱即驾驶室也是船民一家的厅堂、餐室。舵舱下层是女船主和老幼家眷的卧舱，艄后有厨房和洗涮间。船首下层是男船主和青壮年男眷及水手雇工的卧舱。这种大木船就是现代铁驳轮的雏形。舵舱顶上覆土，利用难得的一块水上田地种菜种花，养鸡养鸭。诚然，巴掌大，小得可怜，它更是颠沛流离的船民对绿洲的向往。 船帮文化虽然已经湮灭，但它在历史上源远流长。由于江河水系都是交汇贯通的，历史上与汉水船帮关系密切的就有湘江帮、川江帮、下江帮和唐河帮等。 有帮派就有争斗。江湖上所谓“打码头”的说法，首先是说船帮争泊位港口，其次才是指岸上商贩和搬运伕争夺船运货物的集散地。故拙著写河也写河两岸。所谓汉水文化，严格地说应为汉水流域文化。汉水从发源地至入江口，流经三省十余县市，流域之广可想而知。其沿岸风土人情囊括了中国北方和南方的概貌，说汉水文化兼具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特征也不为过。事实上，世纪之交时，有一批学者研究了大量文物和考古资料，提出过汉水才是与黄河文明齐头并进的长江文明发祥地的学说。 船帮部落虽然生活在水上世界，却与岸土有千丝万缕联系。故拙著写船帮文化也写码头文化、乡村文化，小说人物广泛涉及农伕、商贩、土匪、河盗、娼妓、赌徒和青帮汉流掌门人和喽啰。当然主要是塑造水手、纤夫，努力逼真地描摹船伕形象，刻画他们慓悍而粗犷的性格。 在小说语言上，我同时大量运用了河南方言和武汉方言。因小说是循时空经纬顺序演绎的，这种在一部小说中同时采用两套语言体系的写法，读来并无南腔北调的违和感。 小说出笼后，恭维者谬赞小说写得才华横溢，也有极少嘲讽者，说无非是模仿《红高粱》。拙著在笔法的大胆上，可能有意无意受到过一些莫言先生那种粗犷甚至粗野写法的影响，而拙著从题材、题旨到语言风格，都与其相去甚远。尤其在语言特点上，尽管莫言先生后来已是大名鼎鼎的诺奖得主，本人却不妄自菲薄，拙著在叙述描写中大段大段使用了散文甚至散文诗式语言，与莫言先生的小说语言迥然不同。 倒是拙著创作、发表之际，所谓“寻根文学”方兴未艾，其时“伤痕文学”已经退潮，“反思文学”也已式微，而“新写实主义”刚刚萌芽。文坛这些划分阶段的说法，却又都是事后研究者贴的标签。 Continue reading

文/ 黄成勇 忘记了在风景画之外还有风俗画是不行的—— 高尔基转引自李广田一九三八年九月六日日记 纳博科夫讲欧洲小说，称道狄更斯有“唤起逼真感觉的艺术”（见《文学讲稿》欧洲卷泸译版一百二十八页）。他引述《荒凉山庄》中一段极富画面感的细节描写后，说道：“有的读者会认为这类唤起感官印象的东西不过是小意思，有什么值得停下来加以称道的呢。然而文学就是由这样的小意思构成的。” 英国小说家伊利莎白·鲍温也曾引用《荒凉山庄》另一段场景描写，称狄更斯是“善于布置场景的巨匠，”让读者“看到了一幅情景逼真的画面。”（见《世界文学》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三百零六页） 纳博科夫不经意间解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外最优秀的长篇巨制，往往会被誉为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风俗画? 这是因为作家把风俗画的特质当作小说构成要件，作了细微描摹、精妙安排而无处不在地精彩呈现，从而诱使读者通过感官印象，感同其时，身临其境，“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最终与人物“同呼吸、共命运。”这样的小说和作家，岂止《荒凉山庄》？岂独狄更斯？本土《金瓶梅》《红楼梦》更宜当作明清社会风俗画看。以“唤起逼真感觉的艺术”指称风俗画，自然恰当无疑。 但若设问，风俗画的特质是什么？会使门外汉如我者颇伤脑筋。好在凭借新近获赠《中国风俗图志·武汉卷》（泰山出版社一九二0年版）一册在手，又与作者之一萧继石先生及几位书友有过简短交流，故敢（当然有无知无畏的勇气）试为作答： 风俗既是日常习见也是恒久绵长的大众生活。以时间言之，风俗画展现风貌、风尚。以空间言之，风俗画描绘风土、风物。以人文言之，风俗画渲染风气、风采。以受众言之，风俗画述诸风怀、风情。以画家言之，风俗画各有风度、风格。 以此陋见，对照萧继石先生的画作，但见楼宇巷陌、门脸招牌、酒旗灯幌、器物工具、骡马车船、衣饰穿戴……莫不体现时代特征；商贾工匠、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敲锣吹糖、四时节庆、婚丧礼俗、饮馔酬应……不难辨认地域特色；男女老少，身姿各异，表情各具，穿梭往来，动静其间，连缀起来，不啻一幅充满楚风汉韵的浮世长卷。加上严昌洪先生武汉民俗研究长文，这部图文并茂的著作，自然堪当纳博科夫所谓“唤起逼真感觉的艺术”。 读这部书，我有些感叹。时移世易，风俗流变，未获传承的风习被记录下来，仍有历史人文价值。得以延续的风俗正在习用，足证当下生活渊源有自，应须倍加珍惜。现在固然终将成为过去，过去却未必不是现在。 读风俗画而有所怀想，必以往昔有美好德性和良善品行，使人发追慕之思而又遗憾今之不传。如果人们嫌恶现在，必以当下有恶德劣性污染于世而宜乎弃绝。而世风日下的反证、复兴武汉的线索，恰恰可以到过去去找寻。风俗画有其价值。 我读四十四面《热干面》图文，唤起一个追问：热干面佐料中的萝卜丁，是现在大多热干面馆中通用的鲜亮红艳胡萝卜丁么？我凑巧有机缘知道原本并不是。何以今非昨是，乃今人逐利，取易舍难。读第九十面《谦祥益》图文，描绘武汉著名布匹商号，诚信不欺客、享有良好声誉，生意兴隆的场面，唤起一个记忆，某年，谷林先生信中有“足尺加五”一词，我不解，函询后得知是布匹店施惠顾客的行规。未详专营布店武汉尚有存否？各类商家打折让利倒是天天叫得山响，可惜全是“买家没有卖家精”套路。 写到这里，我想起钟叔河先生笺释周作人、丰子恺《儿童杂事诗图》时，曾就某些吴越风俗，函询过谷林先生。《儿童杂事诗图笺释》是诗、图、笺并佳的风俗画，钟先生《笺释者言》有云：“盖生为中国人，虽惭磊落，而于吾土吾民之过去现在未来，实未能忘，亦不敢忘也。” 我想，萧继石先生画武汉风俗，积累这百多幅水墨彩绘的立意和初衷，庶几也与钟先生相同吧？萧先生也曾注目于儿童生活，在崇文书局出版过一部《老武汉童谣》。我与萧先生认识不久，见面也只二三次。感觉温文尔雅，敦厚谦和，值得尊敬。那次得书，是在武昌昙华林陋巷之中“何陋之有”老张书舍，“唯吾德馨”的主人为萧先生此书作分享会。当时我正自埋头翻书，忽被点名发言。仓促之间，说了两点。 二是画家作为为财经部门业务刊物主编，而有志于中国传统文化，且有兴趣专注于地域文化研究，卓然有成，殊为难得。当然，“财经”与“文化”“刊物”与“艺术”不仅不是对立的，反而理应是统一的。我通过欣赏，打量他的艺术选择和价值取向，可以肯定地说，财经工作与风俗绘画，在萧继石先生这里是融洽的。在他的风俗画中，固然有文化有艺术，但透过市井百态，揣摩画家笔下心头，可以看出更重要的：民生也在焉，民瘼也在焉。 一是这些画构图精巧，设色生动。前者，绘事意在笔先，无构图便无画图，人物动静相宜、疏密相间，场景调停得当，器具摆布得体，符合年代地域，也给人带来美感。后者，是我听来的知识，有年参加崇文书局新书发布会，书序作者唐小禾老师伉俪（“文革”中《在大风大浪中锻炼》作者）在，美术院几位老师竞夸唐夫人程犁女士是用色高手，由此知道配色原是极其重要。萧先生的画，多为淡彩，凡用重彩点染处，莫不立显生动。同时，色稍深者，比如大量用褐，所绘多为年代稍远题材，沉郁古朴；反之，色稍浅者，比如大量留白，所绘多为儿童题材，活泼明快。这证明画家在艺术技巧上有着自觉追求。 草于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日 Continue reading

文/ 宋海东 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是一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长篇小说，现已发现57种译本，涵盖31个语种。由于文化上、地域上的近亲关系，加之中国境内朝鲜族人口众多，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的韩文及朝鲜文译本已有6种，版本为13种，印本则多达15种，“祥子”也成为以朝韩文为母语的读者最为熟悉的中国文学形象之一。 中国大陆出版了3种朝鲜文印本，分别由民族出版社1958年8月初版初印、1959年4月初版再印、1980年6月初版三印。前两种印本的印量虽多达9500册，因年代久远，留存至今且品相尚可的已属凤毛麟角，没有数百元人民币是拿不下来的；至于三印本，花几十元即可到手。平心而论，三印本的价值不逊于前两种早期印本，理由有三：一是它依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1月的再版六印本对译文进行了修订，也可以算作一种独立版本；二是早期的朝鲜文印本无插图，而三印本则将顶尖漫画家丁聪“人文再版本”绘制的20幅插图也照搬过来，每幅插图用寥寥几笔便抓住小说人物个性和内心活动，系这位画家晚年代表作；三是仅印3400册，相对于庞大的中国旧书市场，如今同样属于稀罕物。“民族版”3个印本的译者均为徐廷弼，是一位实力派翻译家，曾将雨果的《九三年》、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以及一批日本当代小说翻译为朝鲜文。 出版地为朝鲜的仅1种，译者同样是徐廷弼，于1958年在平壤与“民族版”同步印行，以实物形式见证了中朝当年的“蜜月期”关系。 上个世纪80年代，韩国掀起中国现代文学热潮，对老舍的关注度持续升温，《骆驼祥子》逐步成为三八线南侧出版商的宠儿，有5种译本、11种版本及印本陆续印行。 作为《爱藏版世界文学大全集》第23卷，韩国金星出版社两度印行《骆驼祥子》，分别于1981年7月31日初版、1982年10月30日再版；随后作为《金星版世界文学大全集》第80卷，金星出版社又分别于1990年12月15日初版、1997年5月15日再版。上述4种“金星版”皆由韩国杂志记者协会会长金河中翻译，书中附录有相关解说和老舍的年谱，并均与鲁迅的《呐喊》《彷徨》合订为一册。 1986年，有一种分订上下两册的《骆驼祥子》韩译本由原木图书出版社出版，并于1989年再版、1990年三版、2001年四版，译者为崔英爱、金容沃。其母本主要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1月出版的修订本，但第23章部分内容系根据立间祥介的日文译本而来。全书厚达760页，前面居然花费245页刊登中国概况和对老舍的介绍，正文后又用了185页刊老舍撰写的《后记》和《老舍年谱》《老舍著作目录》《北京城图》等。该译本无论是文本完整性还是翻译质量,都堪称最具价值的韩译本，不足之处是信息量过于庞大，不仅前后附录文章甚为繁杂，且满纸注释，干扰读者阅读。全书针对地名、习俗、成语、俗语、方言等方面注释多达两千余处，且有不少冗长的说明文字，如正文第一页对“北平”一词居然加了28行详注。一些韩国人戏谑，这是一部专供专家学者研究的辅导教材。 1987年，《骆驼祥子》又出现了一种金成泰译本，出版机构为栗谷文化社。与金河中译本一样，该译本丧失了原作的完整性，有大量删节。   时隔两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全集》第5卷，中央日报社出版柳晟俊的新译本，系硬精装本，可惜质量较差，频频出现对原文的误译与漏译。 最新版本由金牛座出版社2008年5月印行，沈奎浩、刘小英译，书上特别注明该书的韩语版权属于韩国IMPRIMA版权代理公司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译者在《后记》中言：“《骆驼祥子》在很久以前翻译过一次(笔者按：显然远远不止一次)，现代中国小说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和有关老舍的学位论文也不少，不过让新时代的读者来阅读的韩国语版还没有诞生。希望通过这本书，年轻读者能记住老舍和他的祥子。”出于这个初衷，该译本一是添加了许多韩国人日常用语,语言简洁轻快，易于被阅览者尤其是年轻读者层接受;二是突出正文，除了封面上对老舍的简单介绍和译者后记外，只对含有中国文化的词汇标记中文原音，旁边标记汉字，括号里简略说明阅读方法，中国俗语、成语、方言部分也按原意直译，有助于韩国读者轻松地接受中国文化和民俗习惯。 《骆驼祥子》的朝韩文译本、版本、印本虽然谱系庞大，但可惜没有惊现一种如英文世界的伊文·金译本一般的译本。伊文·金译本上世纪40年代曾风靡美利坚，销量达百万册。 Continue reading

文/ 傅承洲 大概是在1996年6月，我已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即将离开南京的时候，谈凤梁老师请我吃饭，在一个小单间里，和我单独谈了一个多小时。一方面是为我饯行，另一方面是有话要嘱咐我。这次谈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叮嘱我专心做好教学科研，不要从政。我到中央民族大学报到之后，给他写信汇报工作生活状况，他回信再次提醒我，最好不要从政。我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用意，甚至觉得这话有点多余，我一个年轻教师，即便想从政别人也不会给我机会，何况我根本就没有从政的想法。2000年，我在同事和领导的再三劝说下，答应做了一任学院副院长，虽说谈不上从政，但也是管理工作。一届任满，才知道自己真的不是那块料，即使是学校已经张榜公示，我也坚决不再续聘。虽然没有完全听从谈老师的嘱咐，走过一点弯路，最终还是回到了书斋。正是有了这段经历，才完全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 谈老师叫我不要从政，是用他自己的人生经验来教育学生，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我于1993年考入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谈老师时任南京师范大学校长。我曾听他说自己从政是历史的误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各级领导干部面临年龄老化的问题，中央提出了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的要求。江苏省委要在南师大选拔一位副校长，条件非常具体：年龄五十岁以下，职称副教授以上，教学科研出类拔萃。这种条件在现在看来并不苛刻，当时文革结束不久，高校教师被耽误了十年的时间，符合条件的简直是凤毛麟角。1983年，谈老师四十七岁，已晋升副教授职称，上课是当时中文系最叫座的教师之一，又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完全符合副校长的任职条件。家庭出身不好，连教研室主任都没有当过的谈凤梁，就这样破格提拔为大学副校长。从1983年任副校长，1991年任校长，至1996年因病卸任，一干就是十三年。这十三年正是一个人文学者的黄金时期，可以说谈老师将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南京师范大学，还搭上了自己的健康。他为南师大做了哪些实事，一个只在学校念过三年书的学生，不可能作出全面的评价。就我和他接触中，只知道他活得太累了。作为一校之长，谈老师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休息时间还得加班加点。我向他请教只能是周末或晚上，交谈之中还经常被电话打断。一天晚上，我上谈老师家，他告诉我，今天不能在家中谈，只能外出散步边走边聊。原来有人纠缠很久，他已反复解释，仍不管用，还要上家里来，不得不选择回避。一个冬天的周末，我去他家，他正准备出差。师母告诉我，为学校出版社一事，他已经上北京多次，求人的事，必须校长出面。还有一次去见他，他刚从国外访问回来，因有心脏病，长期靠服药维持，在上海下飞机时，药已服完，差点把命都丢了。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严重影响他的健康。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才五十多岁，身体消瘦，眼窝深凹，脸色焦黄，一脸倦容。1995年暑假，南京、上海多家医院诊断他患上肺癌，在上海做了部分肺切除手术。术后切片检查，只是一个结核钙化点。虽是一场虚惊，却是一次开胸手术，元气大伤。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又投入繁忙的工作。一年后，确诊为淋巴癌，经过手术、化疗、放疗等一系列痛苦的治疗，仍旧没能挽救他的生命，1998年2月8日病逝，年仅62岁。 谈老师出任校领导，耽误了太多做学问的时间和精力，一些计划中的研究工作也未能完成。谈师1960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不到24岁，作为人文学者，都有一段读书积累的时间；作为大学老师，还有一个准备和熟悉教学的过程。这一过程还没有走完，文革爆发，一搞就是十年，学术研究完全停止。1977年文革结束，谈老师已人到中年，这才有了正常的做学问的条件，到1983年走上领导岗位，留给他专心治学的时间只有七年。在这七年里，他写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文，大多收入他的个人论文集《古小说论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中。他投入精力最多的有两个领域：一是《儒林外史》研究，一是文言小说研究。他和同事校注过《儒林外史》，花很大的气力编写了《儒林外史纪历》，既为自己的研究打下来坚实的基础，也为学术界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儒林外史创作时间、过程新探》一文，提出吴敬梓用了十九年的时间，分三个阶段写成了《儒林外史》，每个阶段取材和写法存在明显差异。这一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李汉秋先生选编《儒林外史论文集》，收录了这篇论文。哥伦比亚大学的商伟教授撰写的《儒林外史叙事形态考论》（《文学遗产》2014年第5期）引述了谈老师的观点。他1980年发表在上海《文艺论丛》的《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演变》一文，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小说作品，重新梳理了小说的概念。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在《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一书中考察小说概念时参阅了两篇论文，一篇是北京大学浦江清教授的《说小说》，另一篇就是谈凤梁的《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演变》。（《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第164页）在当副校长期间，谈老师仍旧挤时间做研究，他带着三位研究生一起编写了《中国古代小说简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主编了《历代文言小说鉴赏辞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他打算撰写一部文言小说史，已经与王裕祥合写了《文言笔记小说发展简史》。计划修订《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简史》，并请人给原书提修改意见。我毕业前，他多次对我说，等他卸任了，我们一起做研究。在治病期间，他在给我的信中，还谈到他的研究计划，等疗程一结束，将重新开始研究工作。但病魔没有给他时间，他带着终身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近几年经常见到和听说一些朋友为导师祝八十大寿，写祝寿文，我便会想起了谈凤梁老师。谈师1936年出生，今年正好是他八十周年诞辰，却没有机会为他祝寿。谨草此短文，寄托我对谈老师的思念与感激之情。 2016年10月1日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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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丁邢 我们较为熟悉的武汉作家是胡发云。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如焉》，写的是2003年疫情中的故事。小说全名《如焉@SARS.COM》,其中就含有萨斯。今天重读，仍觉时光倒流，好像小说情节在现实中重演。小说中的副市长梁晋生，是个颇为干练的官员，如果疫情初期有这样的官员主事，时下的局面，可能不至于如此被动。因为作品中的几个配角如毛子、江晓力、达摩、卫老师写得更出彩，以至读者往往忽略了梁晋生。 《如焉》的面世，我曾起过一点推手作用。这本小说原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向作者约稿。但写成之后，他们不敢出。武汉大学教授肖箑父的儿子肖远和胡发云是朋友，和我也是朋友，他拿到小说的电子文本，让我先睹为快。我一口气读完，眼睛为之一亮！我感到，这是进入新千年以来罕见的紧扣时代精神的长篇小说。如此切近地展示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和人格分化，如此传神地描绘灾难中的世象，如此深入地解剖体制机理的当代小说，已经多年未见！于是，我连夜转发二十几个朋友。反馈最快的是女作家袁敏。她原来是作家出版社编辑，经她之手推出了刘海军的杰作《束星北档案》。她没有读完全书，便在次日上午给我打来电话，问这部小说是否已经有了着落？我说没有。她说：我要了。她已经应聘出任《江南》主编，就要走马上任。她说，我当主编，有终审权，这部小说由我出。她上任后，2006年第1期《江南》以近乎整本杂志的篇幅刊登了《如焉》。《江南》原来每期只印二、三千册，这一期加印到一万多册，还供不应求。 《如焉》发表以后，我和胡发云成了朋友。他生于1949年，长我两岁，曾主动奉还中国作协会员名号，我称他发云兄。2006年４月，武汉市文学院在东湖客舍召开了《如焉》学术讨论会，发云兄邀我参加。会上除了见到艾晓明、傅国涌等旧识，还遇到邓晓芒、李工真、默雷、梁卫星等新友。那次会议，碰撞出许多思想火花，至今难忘。 数月后，《如焉》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单行本，得到很多有识之士好评。有人赞曰：“六朝无文，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当代亦无文，惟胡发云《如焉》而已。”有人赞曰：“孤篇压全唐”。其实，《如焉》不是胡发云的孤篇，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迷冬》同样有份量。故事的背景就是武汉，小群曾撰文评介。 这次武汉封城，我不免惦记老友。连忙和他通微信，问候近况，得知他此刻并不在武汉。 原因还要从《如焉》说起。 他原来的妻子李虹在《如焉》写完，未及出版时，因胃癌与世长辞。所以小说第一页作者肖像下面印了一句：“献给先我而去的李虹”。小说女人公茹嫣身上，就有李虹的影子。胡发云对女主人公心理的细微洞察，对亡妻的深情，感动了无数女性读者。其中有一位定居维也纳的中年华人独身女士，由喜欢小说而钟意作者。回国相见，果然情投意合，和他结为连理。更有意思是，这位女士的女儿和胡发云的儿子年龄相当，相识后也颇为投缘，成就了第二段佳话。这些年，发云兄在武汉和维也纳之间行走。今年原定除夕之夜回武汉，已订机票。1月9日，他在微信上留言：“半夜醒来，发现手机未关，还在叨叨各类消息，包括武汉肺炎，想起16年前的非典，想起如焉极其跌宕起伏的命运，大墙内外真是天地两重，唯有故国宿命，岁岁重演。返乡机票已订，不知此年好过否？”行前突然宣布武汉封城，他只好临时退票，留在维也纳，遥望故乡同胞与疫情抗争。他说：“71年来，第一次没在故乡武汉过年。十多天来，没日没夜地盯着国内的各种信息。” 唉，发云兄！ （以上内容选自2020年2月4日“丁东小群”，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张福臣 2017年，我退休半年后在卓尔书店任顾问，工作之便得知祖慰先生的《黑眼睛对着蓝眼睛》（删节版）2017年4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上市。这本书稿曾在我手里压了3年未能出版，心有亏欠，想用行动补偿。 也是利用工作之便，电话联系祖慰先生，请他来卓尔书店做个《黑眼睛对着蓝眼睛》讲座和签名售书活动，先生满口答应。时间定在8月30日，活动时间定了下来，我让书店采购进了一批《黑眼睛对着蓝眼睛》，一切准备就绪。 8月30日上午10时许我来到卓尔书店三楼淘书坊，脑子里反复琢磨活动的程序，两眼盯着淘书坊对面可容纳100多人的大会议室，想象下午活动的场面，回忆以往在这个封闭的会议室举办各种讲座签名售书的冷场。 忽然间灵光一闪，何不把活动场地移到一楼大厅，和书和读者融合到一起呢？想到做到，把宣传背景板、桌椅都移到了一楼。 下午1点钟刚过，祖慰先生江霞女士夫妇出现在会场，立刻有人认出了祖慰夫妇，马上围了上来。2点30分的讲座两点整就开始了。 他讲到《黑眼睛对着蓝眼睛》一书并非一个有关风月的异国爱情故事，而是来自中国的文化学者如何让自己的黑眼睛对上西方人的蓝眼睛，是关于文化交流方面的思考。祖慰先生两个小时没休息，为读者分享中西方文化的差别。 我不记得当时进了多少本书，最后剩下的3本书我全买了，签名留给自己一本，两本送给了亲友。 2017年旅居法国的祖慰先生回国前已获得巴黎永久居民，有记者问他为何选择回国？我们看祖慰先生如何回答的。 祖慰说：我生在上海，后来在江苏长大，现定居武汉。我有两个选择，可以去法国，因为我是那边的永久居民。假如我在法国，晚年的生活，从经济方面考虑不会有任何问题，整个环境对于一个老年人的生活是很好的。我想做点事，而在法国，我是边缘的，因为我没有“语言”，我这个人“贼心不死”，我想做点事情，你看我现在还在写文章，我希望留在中国，权衡之后，就留下了。至于为什么选择了湖北武汉，那得问我夫人，爱情的力量！ 这是这次活动后凤凰网湖北记者杨娜的采访记录，这次讲座也是我在卓尔书店策划的最后一场读书活动，第二天就辞职离开了卓尔书店。 Continue reading

绘画：Selene Wong （黄奕迪，12岁） Continue reading

文/ 傅承洲 周兆新老师在北大中文系的教师名单上叫周强，课表、招生简章、通知上都写作“周强”，而周老师的著作、论文一律署名“周兆新”，很多人以为“周兆新”是周老师的笔名，我曾当面问过周老师，他告诉我，他原本就叫周兆新，周强是后来上学改的，“我一直认为周强是别人的名字。” 最后一句是原话，我印象很深。 周老师的严厉是出了名的，考试、答辩的时候，学生都怕他。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亲眼见过周老师对研究生的严格要求。有一位同学，在职读研究生，单位还有工作，又赶上研究生三年级的时候，妻子生孩子，论文写作受到影响，虽然按时交稿申请答辩，但论文存在一些问题。论文送给周老师审阅，周老师看后拒绝参加答辩。导师只得劝这位同学延期答辩，继续修改论文。另一位同学在答辩会上，周老师提出一大堆问题，批得答辩人满脸通红。答辩结束后，在回宿舍路上，这位同学还一路嘀咕，“愤愤不平”。大约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某一天，我去看周老师，他给我讲过刚遇到的一件事。有所大学要给一位青年教师评教授，将评审表和著作送给周老师写评审意见，周老师看过送审著作后，告诉来取评审表的工作人员：如果你们学校想给这位教师评教授，就不要让我写评审意见；如果你们一定要我写评审意见，我认为这位教师没有达到教授的学术水平。工作人员只好将评审表和著作取走，另外请人评审。 其实周老师并不是冷若冰霜，永远板着脸，在我与他的交往中，总是能感受到他的宽厚与慈祥。我读研究生时，选修过他开的古代戏曲研究课，为了让学生了解戏曲音乐与表演，他安排选课的学生买票观看昆曲与京剧表演，或看戏曲片，经费由系里报销。他也和同学们一起去看戏，看完之后，总会问同学们的观感，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好。其实多数同学对戏曲表演并不熟悉，甚至连一些唱词都听不明白，更谈不上欣赏，说好只是为了不让周老师失望。到后来，负责买票的同学也买歌剧、话剧片的票，周老师也和我们一起去看，看完后，我们问他的观感，他也笑着说好。从同学们改看其他剧种这件事上，周老师肯定知道这些学生对戏曲片不感兴趣，但他并没有责怪同学。我在论文答辩前，将硕士论文《论冯梦龙的文艺思想》和一篇副产品《冯梦龙著作编年与考证》一并送周老师审阅，我去取评审意见时，他当即告诉我，他担任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周老师时为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他安排。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那篇副产品评价更好，他对我说，不知道有没有刊物愿意发表你的这篇论文，如果发表了，一定要送我一份。研究生毕业后，我到烟台大学中文系教书，这篇论文在《烟台大学学报》发表，我寄给他一份当期的学报。周老师则将他的《三国演义考评》寄给我，并写信告诉我，以后发表论文，也寄给他一份杂志，他看完后会转交给研究生阅读。 1996年6月，我在南京师范大学完成了博士论文，谈凤梁老师要请周兆新老师参加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想到1988年参加硕士论文答辩的情境，不免有些紧张。一向深居简出，连学术会议都很少参加的周老师，居然答应到南京参加我的论文答辩，让我非常感动。答辩会上，一向以严厉著称的周老师非常的温和，印象中，他对我论文中《明代话本的勃兴及其原因》一节比较满意，而对《文人独创与明代话本的文人化》一节不太满意，但也没有像当年批评我的同届同学那样尖锐。答辩之后的第二天上午，中文系请周老师与青年教师、研究生座谈。我要送来宁参加答辩会的邓绍基先生去机场，座谈会的前半场没有参加。我匆忙从机场赶回学校，座谈会尚未结束，当我推门进去时，全场哄堂大笑。会后从同学处得知，周老师正在谈我论文存在的问题，“文人是社会的良心”，这种表述就不严谨。下午陪同周老师到明孝陵参观，坐在公园的椅子上，与我有一段充满关爱的谈话。他从谈老师出得知，我在读博士期间，家庭发生了变故。他劝我是不是可以换一种处理方式，当我谈了自己的想法之后，一方面他表示理解，另一方面，又对我今后的生活满是担忧。二十年过去了，周老师当时谈话的神情至今仍旧历历在目。 博士毕业之后，我来北京工作，逢年过节总会给周老师打个电话，春节只要是在北京过，一定会去给周老师拜年。每次去他家，他都会关切地询问我的工作、生活状况，问我又读了什么好书，学术界有什么热点话题。我则将读书中遇到的问题向他请教，当时有人提出黄正甫刊本是现存《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周老师是研究《三国演义》的权威，尤其是对《三国演义》的版本有深入研究，就此问题我曾向周老师请教，周老师早已看过相关文章，明确表示这种观点不能成立。2000年前后，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大象出版社合作编辑、出版一套《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孟二冬为中心的学术秘书，向我约稿，我将已发表的研究冯梦龙的十来篇论文进行修改、补充，拟名《冯梦龙与通俗文学》交二冬兄，中心请周老师审定，这本书得以顺利出版。不知何故，我却一直没有当面向周老师讨教过他对这本小书的意见，甚至没有表达过谢意，至今想到此事，仍旧后悔不已。周老师不抽烟，不喝酒，逢年过节去看他，我会给他带盒茶叶，买点水果。他会给我的小孩准备一些零食、玩具，让我带回家。有一年春节，他准备了一大袋旺旺雪饼，送给我时还说：你带给我的都是好东西，我给你的都是不值钱的东西。 周兆新老师为人耿直，有话直说，对学生要求严格，有时严格到近乎苛刻。和他走得比较近的人都知道，周老师对学生非常关爱，可谓无微不至。两个方面看似矛盾，细想确实完全统一。无论是批评还是鼓励，他都是希望学生严谨治学，老实做人，少走弯路，做出一点成绩。 Continue reading

蒋志坚 对于泉州木版年画的兴趣可以追溯幼时住在古厝里厅堂两边贴着的老年画，画面上活灵活现的古装人物和绚丽的色彩深深地吸引着我。长大后才知道那是泉州木版年画，但已经消亡了。叹息之余，泉州木版年画的种子就在我心里开始发芽了。 泉州传统木版年画，历史悠久，真正始于何时已难断定。但泉州的木版雕印技术早在北宋时就非常出色，从当时泉州公使库印书局刊行的书集可见一斑。据专家研究，相传泉州木版年画始于明代天启年间，其时虽无专门年画作坊，但已有简单的木版刻制的手印神符、纸马和少量单色门神，为民间自发性质的乡土艺术而已。实际上，当时泉州的木版雕刻技艺就很出色，现藏于泉州开元寺的崇祯年间(1628-1644年)刻印极为精致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扉画《卢舍那佛讲法华严经图》就是例证。清代康、乾年间，泉州木版年画已颇为流行，到了清中叶已进展为兴盛阶段，家家户户贴春联时必贴木版彩印年画。同时促成木版年画的商业化。清末，专业从事木版年画的画肆主要聚集在道口街和义全宫巷一带，有“美记”“通兴”“重美”“三兴”等专营年画的店铺。泉州木版年画除了在本省发行，也大量销往浙江、台湾以及南洋各地。辛亥革命后，泉州年画店纷纷倒闭，“美记”“通兴”相继歇业，其所藏画版及部分工人归于新开业的“福记”。不久“重美”倒闭，泉州木版年画只剩“三兴”和“福记”两家。1957年，泉州的木版彩印业务划归市商业局染纸厂经营，木版年画已基本停止生产印制。在十年浩劫期间，泉州木版年画雕版及年画几乎全部被销毁。目前泉州传统的木版年画只有极少量画作由博物馆和藏家收藏存世。 泉州年画品种多样，内容丰富，多吉祥题材，以祝愿和讨吉利为主，直至近代仍属主流。泉州年画可分三大类。(一)用于春节张贴的门神与门画。常见的如“神茶·郁垒”“簪花·晋爵”“招财进宝”“春招财子”“灶君”“狮头衔剑”“八卦图”等。（二）用于纸扎的图画及图案纹样。如“八仙”“西游记”“三国演义”“白蛇传”“牛郎织女”及龙凤图案、花边等。（三）用于游艺的图纸。如“升官图”“葫芦闷”等。 泉州木版年画构图饱满，线条坚实，色彩绚丽，民间艺术气味非常浓厚，基本都是分版分色套印而成，画稿不但有墨线稿，还要根据墨线稿制作相应的色版画稿。通常使用四色或五色色版画稿，绘制时也要尽量准确，严格按照尺寸要求，不能错位。 泉州木版年画雕版用材多为质地坚硬、纹理细密的梨仔木、红柯木、石榴木等。这些木材质地细密，不易弯曲磨损。既省料和减轻重量，也便于收藏，画版多呈不规则形状。雕版前先对木版进行加工处理再将画稿反贴在木板上，晾干后用目贼草(中药名)略微磨薄，使画稿线条清晰可见，然后开始雕刻。雕刻时，刻刀要运转自如，刻线要挺拔流畅，人物面部线条的刻线还需分出阴阳，衣纹也要显出刀锋。墨线刻成上细下宽的楔形，以防因木版涨缩导致线条断裂。刻版时还要注意控制线纹凸起的坡度，保证在刷墨印线时，线条交叉拐角处不积水污纸。最后出渣净底。每道工序都要精工细作，直至地板平滑、光洁，雕版才算完成。 泉州年画印制的纸张采用以幼竹纤维手工制作的玉扣纸为主。本色(米黄色)玉扣纸主要用来印制风俗节令类的年画和纸扎用年画。泉州民间喜红忌白，故泉州木版年面底色多以大红朱红为主。色彩应用加工后的传统染料，以白土为填充剂和海南胶为调剂，基本色彩有红、黄、青、黑、白等，其他色彩可根据画面需要调配。 与中国传统木版年画套色工艺多是先印黑线版再印色版不同，泉州木版年画的印制工艺则是先印色版,后印黑线版，即直接采用“饾版”技法分版分色套印，不再另加笔绘。常用四色或者五色套印，最多为六色套印。印制过程中，需靠目测，凭经验调整套色对位，同时还要根据印制效果，及时调整颜色配比及含胶量。 对传统泉州年画的画稿、刻版及用色、印制纸张等进行深入研究是成功复刻再现泉州年画的重要基础。那么再现泉州传统木版年画，是按照传统的工艺、材料、颜料来完全再现，还是对其进行符合现代审美的改造呢？本人进行了分析，现在全国各地现存的民间木版年画除了苏州桃花坞年画表现比较突出外，其他产地的生存现状都不太好，离泉州最近的漳州木版年画现在几乎没有印制了，没有市场，靠着政府补贴勉强生存。而苏州桃花坞年画也主要由当地政府对其进行了抢救性保护，将其收归苏州工艺美院，成立了“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研究所”，并将唯一的老艺人聘请来主持年画的印制与传承工作，这唯一的老艺人也在3年前去世，所幸老人在研究所带了两个年轻的徒弟，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的传承才得以继续！但目前桃花坞生产复刻印制的传统木版年画价格颇高，其销路主要为藏家购买。显然，传统年画的广泛社会性需求的生存条件已不具备，如完全按照传统的工艺、材料、颜料来再现，不仅费时费力，且市场走不通。那么怎样以一种新的形式来呈现泉州木版年画呢？本人研究了传统与现代版画的几种版种，并以传统的分版套色和现代的绝版套色分别做了尝试。虽然两种技艺都可以表现出泉州年画的艺术魅力，但分版套色的工作量很大，而且很费材料。最后从多方面权衡，决定应用绝版套色木刻的技法来再现泉州木版年画。 画稿的绘制是绝版套色年画制作的起点。2011年，我开始根据手上有限的资料，着手泉州传统年画的画稿绘制，由于资料图片大多较模糊，许多画中的形象及图案装饰纹样不完整甚至残缺，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对画面上模糊不清的地方都做了较对和矫正，并进行了原尺寸线稿的再现。绘制画稿需要画师熟悉所画的人物、故事情节，乃至装饰图案、形式语言与造型方法，因此画师必须有较高的绘画技能和一定的文化修养。同时，绘制画稿和雕刻工艺相关，画师在绘制画稿时要充分考虑木版印刷的工艺特色。画稿中的细节应简练明晰，线条应圆润挺拔，以便于刻版。 完整的绝版套色版画是在一块木版上完成所有颜色的刻、印工作，即印完一个颜色就把木版上这个颜色的地方刻掉，再印下一个颜色，再刻掉，直至完成整幅画面的印制，最后剩下的是黑线稿版面，还可以将黑线稿直接印制在万年红纸或宣纸上。 经过多年的艰苦实践与不断探索，本人复刻泉州传统木版年画有了一些成果，也积累了不少经验。2018年，晋江市电视台曾在报道中国传统年画和泉州年画时对本人进行了采访。2021年12月10日至12日，于泉州源和1916艺术空间举办《蒋志坚·泉州木版年画展》，此次展览是由泉州文旅局及鲤城文旅局组织的文创展览之一。展览期间，吸引了很多观众，大家对久远的富有民间艺术气息的泉州年画在当下得到再现赞叹不已，并现场体验了传统雕版印刷过程。主办方赞誉该展“师承古法，再现传统”。 应用现代版画技法再现传统泉州民间木版年画的工作也许才刚刚开始，本人以后会将此项工作继续进行下去，为泉州传统木版年画的传承与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