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仙逝，年愈八旬的两位老友邹贤敏与朱子昂（二人均为评论家）前来看望家母，令我无比感佩。邹伯伯还是那样乐观豁达，如这篇文章的结尾：“但愿他乐观豁达地走下去，让有限的生命留下更多有益于世的痕迹.” — 周璐 文/ 周翼南 邹贤敏兄的学生要为贤敏编一本纪念文集，约我写一篇文章。我未加思索，答应了。因为我与贤敏是相识20多年的老友，我从未写过他、介绍他。但是，动笔时发现这是件难事。 难就难在我与贤敏从未共过事。他是教授、学者、评论家，我呢，先是编辑，而后成了作家。再说，相处时间极少，他居武昌，我住汉口，一江之隔，除了通通电话，一年至多见上三四次面，从未促膝长谈过。就是见面了，也是一杯清茶，东南西北地聊天，不曾具体研讨一个什么问题。总之，我们之间似无事可记，无话可引，要写成一篇文章，可就难了。 想了想，觉得这也是颇怪的事。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我视为朋友的人甚多。大概有数百吧。由于各种原因，近些年来渐趋疏淡，有的甚至不通音讯。我愿与之往来的也就那么20来位朋友，其中就有不曾共事的贤敏兄。 再深入地想一想，发现这20来位朋友的共同特点是：自我从认识他们起，到现在，他们都没有什么改变。 如今，我和贤敏均年过花甲，早已进入“爷爷辈”了。贤敏若因事过江，总要到我家来坐坐聊聊。我觉得贤敏除了头发花白外，几乎没有变什么，仍是过去的他：真诚直率，不会寒暄客套，胸无城府，不使心计，毫无架子，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认识他时他就是这样。我不记得是何年何月在何场合第一次见面。大概是1980年吧，我离开了那所给予我很多的中学，被调到刚刚创刊的文学月刊《芳草》任小说编辑。 其时“四人帮”虽然覆灭，但“左”的流毒依然存在，似是早春二月，虽然可感受到春天的气息，却不时有料峭的北风。可以说，充满生气的《芳草》是站在思想解放前列的，从创刊起，它就团结了一批作家和评论家。贤敏便是评论队伍中的一员战将。 现在的文学青年很难想象当时创作的艰难，也不懂“三突出”是个什么创作原则。简言之，当时创作有许多禁忌：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只能写“光明面”，只能写工农兵……稍越雷池一步，便会遭到不测。我当时写过一篇散文《我家的猫》，便有人兴师问罪：为什么写猫而不写工农兵呢？现在说来可笑，而在当时，这可是一个涉及“创作方向”的严肃问题。 《芳草》执著地向前走，发表了一些有真情实感的作品，或涉“伤痕”、或涉“爱情”、或涉“阴暗面”，等等，于是便有非议有争议，便有反对者和支持者，而贤敏，是站在《芳草》编辑部一边的。 那时贤敏便是评论界的一位“名人”。早在1979年他就三次访问徐迟，发表了三篇谈报告文学真实性的论文，引发了争论。继而，《长江文艺》发表了一首题为《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的诗，因揭露“阴暗面”而遭非议。贤敏奋起支持，撰文评介，又引发全国性讨论。如此等等。贤敏便成了《芳草》的常客，经常参加我们的作品讨论会或作品评奖会。 我很喜欢贤敏在讨论会上的发言，他的发言总是单刀直入，从不拐弯抹角，一是一，二是二，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就作品论作品，直率坦诚，而且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他对文学创作“写中心”“跟形势”“观风向”深恶痛绝，他认为“写中心”违背了艺术创作规律，他说，把“中心”二字颠倒一下就对了，要“写心中”！——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写中心”与“写心中”》，极有见地，现在读来，也是有裨益的。 但很多人信奉“文艺从属于政治”，习惯于“跟形势”“写中心”，在他们眼中，贤敏成了一个激进的叛逆者——我想，正是当年有一批贤敏这样的“激进的叛逆”，才有今天文学艺术的多元化吧。 但这种“激进”是要付出代价的。《芳草》换了主编。贤敏因为在当时省文联扩大会议上作了论述“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发言——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有人言他“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 从此，他由“常客”变为“不受欢迎的人”，武汉市的一些文艺讨论会上我再也没有见到他的身影，只是我们的友谊延伸到今天。还有一点要说及的是，后来他把那次发言整理成为一篇论文《文艺的歧路》,发表在《新文学论丛》上，继而被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理论集》之中。 我曾对贤敏说过我的一个不甚成熟的观点。我说，我们这代人有幸经历中国当代的两次“大革命”，一是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的“文化革命”，二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尚在进行的“经济革命”。我还说，后者比前者更能触及人的灵魂，因为在利益的驱动下，人的七情六欲会得到充分地暴露，因此人极容易丧失自我，特别是文化人，要抵拒外界的诱惑，固守自己的理性和良知，需要极大的定力。 贤敏以为然。 也许是这种相通使我和贤敏的友情延伸到今天。这么些年，我目睹许多过去的朋友或从政、或经商、或走红、或成名……而贤敏却没有什么改变，这不仅是外形上，而是他内心始终保持一个文化人应有的心态，固守自己的理念和良知。他默默地、毫不张扬地做着自己应该做的、对人有益的事，如主编《西方现代艺术辞典》、主编《中学语文》、主编《中学语文素质教育名家丛书》，等等。他还在思考，写了不少涉及人文领域的有分量有见地的论文。 他为此付出了精力和心血。正因如此，他受到友人和学生的尊重。 与贤敏相比，我是自愧弗如的。我曾对贤敏笑言道，鲁迅始于“呐喊”，继而“彷徨”，我们这代人也似乎如此。我是觉得，在信息通达、网络密布的现代社会，步入暮年的我，能做的事极其有限。特别是一些年长、年轻友人的逐一离去和冥王星从九大行星除名后，我悟到人是伟大的，亦是渺小的；生命是顽强的，亦是脆弱的。于是，我往往有些悲观。 贤敏或比我乐观豁达。这也正是他的优点。他能目无旁顾，径直往前走，很少想身外和身后的事。他常在呐喊，而绝少彷徨。但愿他乐观豁达地走下去，让有限的生命留下更多有益于世的痕迹。这是一位老友的祝愿。 2008年春 （选自公号“周翼南文与画”，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口述：周勃 （1932 – 2022） 记录：吴佳燕 一 我出生在湖南湘阴县，十几岁时经历了抗日战争，那时候真是性命堪忧。日本人当时到处拉夫，土匪也很猖獗。当时我家算是一个小地主。祖父科举未第，后赴疆学习俄文，为塔城外交局长，后来祖父被调到广西天宝县任知事，四年后归乡隐居。父亲周凤楼是一位私塾先生，1926年徒步到广东参加北伐军，任录士、副官、参谋等职。后退伍回到湘阴老家。 父亲是我的第一个蒙师，先读《三字经》、《幼学琼林》，之后就读《论语》、《孟子》、《诗经》，深奥的儒家经典我完全不懂内容，往往是将识字和念书合在一起，口对口地教。我的父亲教我非常严厉，从我四岁多开蒙，我就很怕他。有次一位族长来家，他在门外就听见我在读《论语》，大概有点出乎意料，进门就说：我考考你好吗？他指着茶几上一盆菊花说：残菊傲霜，你对吧。我不假思索：腊梅喜雪。他拊掌惊呼：天才，天才！吾家千里驹也。父亲很淡漠，没有一句夸奖我的话。随着年龄增长，特别是父亲连续送我到几位乡间宿儒门下求学，我的进步就快多了。为躲避日寇，我逃亡乡下读私塾先后约六七年之久，颇有收益。一是读了文史类一些基本经典，虽不求甚解，但藏在记忆里，是以后几十年“反刍”的重要资源；二是锻炼了我读写文言文的基本能力，我由私塾插班读小学，国文老师考我，题目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我写六七百字一气呵成，得老师首肯，在全班朗读。他问我名字是谁取的，我说我自己，他又问出处，我说我喜欢王勃的文和诗，年少才高，十分仰慕，故用了他的名字。老师笑道，希望你能赶上。 当时日军驻扎县城，我们避难乡下，日子暂时也算安稳。在初夏的一个晚上，突然一声枪响，将我们从睡梦中惊醒，再仔细一听，又没有声音了,次晨才看到门上贴一张条子,向我家派款十五万,七日后三更二点 ,以雄鸡花酒为标志送至周家桥上,听候喊话。遭遇土匪勒索之后,我们家秘密搬迁,躲在一个亲戚家,又收到匪首派人送来的三十万元的派款条子，特别说明不交就绑架户主。父亲决定再搬一次。这家姓左，对我们很好。父亲担心自己很可能遭到不测，留下孤儿寡母,怎么守业持家？于是决定与左家结亲,国难家难成就了我和妻子左圣清的婚姻。这也是缘吧。土匪的勒索一直追着我们，我们只好搬到日军统治下的县城去住。俗话说小乱住乡，大乱住城。到了1944年冬天，日寇因侵略的地盘扩大了，战线拉长了，兵力已明显不足，全城的防务兵力不足百人，过去常驾驶小汽艇到乡间奸杀掳掠，如今不敢再去骚扰，乖乖龟缩在县城。居住城内的人渐渐多起来，有躲避匪患的，看守房屋的，贩卖盐巴的。有天乡下来人说匪首被杀了，得到这个消息，我们立刻搬回乡下。日寇投降后，我家又搬到城里。 抗战爆发以后，我亲历和见证了战火之灾，亡国之耻，蹂躏之痛，抗击之勇，胜利之喜，我的童年与少年，是从血与火中成长的，伴着年岁成长还有我的爱国心、报国志。 三 …… 我想着的是考大学。我的家庭担子重，有些犹豫，父亲却非常支持。我努力复习功课，想扬长避短以文科优势取胜。考场都设在长沙，不分文理科，四天考八门。囊中羞涩，我每天蹭在街边吃烤红薯果腹。1952年8月26日，我收到武汉大学录取通知书，全家很高兴，通知书写得很简单，学费、杂费、伙食费，一字未提，什么意思？父亲似乎很有把握地说,不写就是不收,大包干嘛。母亲接着说，你参加火花工作队，吃的大包干，现在上大学还是大包干，国家培养人才呗。家里忙着做准备，妻将她陪嫁的青官布从箱底翻出来，给我缝一套棉衣，母亲执意要给我做布鞋，赶着纳鞋底。报到日期一天天临近了，路费还没有筹齐，父亲说要带二十万（一万相当于一元），我坚持只带十万。父亲将栏里养的两只小猪卖了，得六万多元，还差几万。妻听了，抱着三岁的女儿小果匆匆奔街上去了。一会儿，她拿着一叠钞票边进门边说，有了，有了。母亲用眼打量着果儿，急切地问妻，你将她的项圈、脚圈还有长命锁都卖了？妻说，我跟小果说好了，爸爸有了钱给她买新的。说罢抱着果儿进房去了。只听“哇”的一声，果儿哭了，妻在哄着。母亲听了，轻轻拭着泪水。果儿的银镯子，是周岁时母亲为她定制的，长命锁刻着“长命富贵”四个字，脚镯上系着小银铃，果儿走到哪里，银铃响到哪里，声音特别清脆甜美。我看着想着，鼻子也有些酸酸的。九月十日我从湘阴县城步行四十华里到白水车站搭车。母亲和妻抱着果儿送我到城东邓婆桥。走了好远了，我回首一望，她们还站立桥上，我不敢再回首了。 从白水车站到武昌，约三百六十公里，行驶十一个小时，于晚上十一时才到。我提着行李朝大东门走，找旅店住宿。次日上珞珈山，这时有两个穿木拖板、一身短打的青年拦在公汽门边问我姓名，我作答，他们连说，你住荒字斋十六号，说罢一人扛一件行李走了。到了宿舍，放下行李，他们擦着汗，我数钱给他们，并连声道谢，他们忙说自己是迎新站的同学，误会了。后来我和这两位学兄在珞珈山砥砺三年，偶尔还谈起这次愉快的误会。 报到以后，打听的第一件事是交不交费，回答是全包干了，学杂费、伙食费、医疗费、教材费全免交，学生享有国家干部待遇。有困难的可申请补助，冬天补助棉衣，夏天借蚊帐、竹席。每餐二荤二素，节日打牙祭。来自河南一位同学说，俺掉进蜜罐里了。 系里召开迎新会，我们班一共三十七位同学，是中文系招生最多的。迎新会先介绍老师，刘永济、刘博平、席鲁思、徐天闵、黄焯、陈登恪几位先生是老一辈的。陈登恪是陈寅恪先生的弟弟，任文学院长，刘博平任中文系主任，他们都坐在第一排，童颜鹤发，焕然有神。中年一辈有程千帆、刘绶松、袁昌英、李健章、胡国瑞、毕奂午、周大璞、李格非等先生。 现代文学主讲是刘绶松先生，湖北洪湖人，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博学多识，治学教书，严谨缜密。他用的史实考之有据，他的史评，必援引文件或领导人讲话。他论述文学史发展，注意政治的影响，从而增强了文学史的政治含量。刘先生对学生非常谦和，他得了《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的稿费，提出要资助我们几位同学作庐山游。1956年我初到《长江文艺》工作，恰逢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向刘先生约稿，他寄来赏析《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的文章，约五六千字，刊物篇幅很紧，文章也确显累赘。刘先生当时在北京，请他修改已来不及，我只好删改了。后来我向刘先生致歉，他笑着说，你删得好，我们师生本来就教学相长嘛。他的谦虚和豁达风度，令我感佩。1957年初夏，文艺界对我的文章开始围攻，视我为异端的议论，渐成阵势。我奉命到武大组稿，编辑部还特意让我带《长江文艺》给武大中文系党支部的介绍信，意在证明我在执行编务。我先去了党支部，将信交给了毛治中，同时邀他一同到刘先生家，心想如果刘先生批评我的文章，毛治中可以缓解一下，他是我的同班同学。到了刘先生家，毛治中没提编辑部介绍信的事，自个去翻阅书架上的书，刘先生不招呼我坐下，也不搭理我，我向他说明编辑部派我向他组稿的事，刘先生不置一辞，非常冷漠，倒和毛治中搭讪起来，将我晾在一边。珞珈山四年，中文系老师都知道我是一个攻苦食淡的穷学生，热情待我，关爱备至，今天遭此冷遇，真是恨无地洞可钻，最后我将于黑丁、王淑耘嘱我代向刘先生致意的话说了，刘才冷冷地说，我知道了。我从刘先生家出来，心里非常难过，想到“世态炎凉”曾使多少失意之士唏嘘伤感，而如今的政治斗争，怎么说翻脸就翻脸。粉碎“四人帮”后，我在省文联开会，骆文给我一份油印材料说，你看看绶松是怎么被迫害死的。我才知道刘先生夫妇在一次宽严大会以后双双自缢身亡。像他那样谨慎那样注意政治的人，尚不得见容，“浩劫”真够“浩”的了。 程千帆先生教过我们的《文艺学》、《中国文学史》、《杜诗讲座》以及辅导《中国通史》，时间达三年半。《文艺学》原是丽尼开的，他调走了，千帆师自编了二十多万字的讲义。那时他才三十九岁，头发已经灰白，面容清癯，眉宇间含着一种忧郁。他穿一套褪色的蓝干部服，走路微弯着腰，显得早衰。后来听说千帆师原是中文系主任，带领同学们下农村土改，任土改分团团长，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被定为重点对象，宣布撤销其职务，交由学生批判。千帆师平生第一次受此打击，郁结于心，但他讲课却是精神抖擞，特别认真，我们听着或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或如化雨春风，潜移默化。他善于引而不发，诱人深思；也善于引用例证，信手拈来，点石成金。《文艺学》极具政治敏感性，动辄获咎，千帆师不唯书不唯上，不人云亦云，而是依据科学原理对文艺现象进行分析。 我常到千帆师家去。他谈的内容，除了授业，解惑，还有人生的体验，文章的得失，人物的品评。或感慨，或唏嘘，或激愤，或赞扬，从真情流露中，我感知了千帆师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我深深觉得千帆师不仅是文学良师，更是道德长者。 党的整风运动开始了，请民主党派帮助党整风。千帆师是九三学社成员，觉得责无旁贷。他后来回忆说：“孔孟的书读得多，就比较单纯……说是大鸣大放，言者无罪，我当时的确是想帮助党整风，大家畅所欲言，就讲了很多犯忌讳的话。”反右开始，千帆师被打成“右派元帅”。七月初，文艺界在老汉口饭店召开批判他的大会，于黑丁指定我发言，并要我站稳立场。最先发言的是武大中文系负责人，他全面揭发“罪行”，轮到我发言，无非人云亦云，跟在别人后面往先生身上扔石头而已。不过我仍称呼他为先生，中文系负责人板起面孔批评我，我未理睬。程先生在南京大学的弟子莫砺锋教授在一篇怀念先生文章中称，千帆师曾对他说，在反右中，一直称他先生，从不直呼其名的只有两个学生，一个便是周勃。大概就指的这个会。11月21日，我受到批判，次年4月21日，要我签字定案，并出示二十三份揭发材料，证明他们对我的结案是有根有据的。我仔细地阅读这些材料，几乎每一份都叫我倒抽一口冷气。最后一份，竟是千帆师写的，他用钢笔行书写在一张红格稿纸上，写着“周勃在鸣放期间，常到我家来，有时来看我，有时来讨教，也有时向我组稿（和别人一起来），他曾向我谈过文艺界的鸣放和编辑部内部的一些情况（其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属于自由主义一类的东西。”将问题说成自由主义，这不是在为我开脱吗？这是二十三份材料中唯一特殊的一份。在署名程千帆的下面，写着八月十四日。这不正是珞珈山上的狂风暴雨扑向先生的时候吗？他怎么能平静地写这样的材料？反右办公室的人在一旁说：“你的这个右派老师够顽固的了，我们第一次找他，他不肯写，后来我们找了武大反右办的同志一起去，狠狠训斥了一顿，他才写了这么个东西！”一听这话，我火了，说你们本事够大的了，说完我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先生宁可忍着羞辱和痛苦为我呵护，而我竟跟在别人后面往先生身上扔石头！此后二十余年，每念及此就遭到无可躲避的良心谴责！ 1980年我去庐山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文艺理论研讨会，听说先生在那里讲学。我一放下行囊，便去看他。他住在一幢小楼里，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身边平添了一根手杖，只是精神状态和气色都非常好。先生非常健谈，话题是他要以有生之年，追回二十年耽误了的时光。在谈到他的教学和研究计划时，壮怀暮节，雄心不已。当我们还处在“流泪眼看流泪眼，断肠人劝断肠人”的伤痕时代时，先生却将历史的旧页翻过去了，以一个新的奋战姿态走进时代的激流。 1986年冬天，千帆师来信说南京很冷，他的取暖设备不好。我想他已是73岁的老人了，心脏也不好，最怕冷，就邀请他到湖大来讲课。程师来了，他住外籍专家楼，整日供暖，讲课在中文楼，相距约五百米，来回由我接送。伴着他的手杖敲击路面的节奏声，我们边走边谈，他显得很快乐，常发出爽朗的笑声。这年冬天忒冷。一次我在风雪中护送他回专家楼，听他断断续续地说：“周勃呀，五十年代有幅画叫婆媳冒雨上夜校，现在我们是白头师生雪中送教图——”。2000年6月3日，千帆师与世长辞。他生前曾给我写了六十四封信，在南京大学收集出版他的遗书时，我选了十六封寄去。1994年夏天，千帆师冒暑用毛笔手书古诗名篇七首，附以训言，最后他写道：“甲戊长夏，雨窗独坐，忽忆周勃老弟，因杂书数纸寄之。古之人有一夕相思，千里命驾者。吾老矣，愧不能也。闲翁记。时新屋盆池睡莲方花。” 四 后来文艺界几个大的运动，一个是批《武训传》，一个是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再一个就是批判胡适、杜威，之后批判胡风。既然涉及胡风，作为中文系出身的我们必须要阅读与胡风的相关作品文集，比如《论现实主义的路》等。他非常强调文学艺术的规律，他与周扬、林默涵等人一个非常大的矛盾是，他认为文学应该回归其本性，文学的描写对象不光是人，包括人的活动、思想，文学自身更是独立的一种存在。所以我们讲创作方法时，上面就必须戴一顶政治帽子。但是由于当时批判胡风进行得如火如荼，我虽然十分赞同胡风的观点也不能公开支持。 有一次，大概是1954年，省作协通知我去开座谈会。我从大二时就开始参加作协的活动，这次是巴人来了，他当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出了部新书叫《文学论稿》，有两本之厚。于黑丁就想开一个《文学论稿》座谈会。《文学论稿》最大的问题就是用传统观点看问题。比如说文学跟理论对于事物认识的目的和结果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两者的方法不同，一个是运用理论，一个是运用形象。那么文学就没有自己的规律，没有观察生活的特点。而文学实际上应该是一个非常宽广的精神世界的海洋，作家应该怎么写，有他自己的方法和心声，你看不看得懂是你的事，如果用政策政治去把它规定死，作家就没法写了。 所以会上其他人都是给巴人点赞说好的，我就坐在后面不作声。后来巴人几次插话，要求发言不要送礼，多谈问题。我就作家认识生活和创作过程谈了些看法，对《文学论稿》的批评，虽态度比较委婉，但并未掩盖其原则分歧。巴人听得很认真，不时地在本子上记着，倒是会议主持者于黑丁显得有点紧张，常常插进几句缓和气氛的话。会后，作协宴请巴人，巴人举着酒杯，径直走到我面前说，你的意见提得很尖锐，很好，我向你表示谢意。我已向黑丁说了，请你写成文章，交他们发表。说罢举杯大饮一口，巴人的谦和纳言精神不仅冰释了我的疑虑，同时也使我佩服。   我将发言稿整理成文章的时候，决定以形象思维为切入口，提出思维规律独特性，辨析其异同。文章没有回避敏感问题，题目就叫《略谈形象思维》，发表在《长江文艺》1956年第8期。 1956年，国家计委下达的分配方案中注明我选调到中国作协。我就被分配到中国作协的创委会，每年要出一套小说诗歌的选本。后来又把我调去搞西南地区的理论情报，凡是西南地区报刊发表的理论文章和观念我都要摘下来整理了送到文艺处。我在北京的时候，于黑丁对我很器重，要我回武汉去，后来把我分在《长江文艺》理论组工作，当时理论组只有刘岱、姜弘两个人。在谈形象思维的基础上，我又谈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便是《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发在《长江文艺》1956年第12期。它是对形象思维问题的深入，是从理论上谈公式化、概念化、教条主义的问题，谈它的源头在哪。 文章出来后很轰动，苏联、南斯拉夫等国都有翻译转载，国内媒体也纷纷发表文章，还被收入聂华苓编的《百花集》。那个时候的思想比较禁锢，就像大家都关在屋子里，门关着窗户也关着，现在突然开了一个窗户，可以透透气了，大家就把脑袋都伸出去了。所以陈思和主编的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60年（1949—2009）》将我的这两篇文章一起收录进去，就是发现了这两篇文章虽然谈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是其精神脉络是一致的，可以视其为姊妹篇。 1957年6月，中国作协武汉分会的反右运动开始了。1958年我和李蕤、姚雪垠、李柯等一道下放到东西湖的一个蔬菜农场劳动。监督我们的有农工，但主要是下放干部，他们本身有些问题，因此对我们显得特别的“左”，钢刀要磨砺，我们是最好的磨刀石了。有一阵都不叫我们名字，直呼张右派，王右派。1959年五一节加餐，每人一个大馒头，一碗猪肉炖土豆，对于长年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人来说，该有多大诱惑力呀，早就有人排队了。排在姚雪垠前面的下放干部领着一份饭菜正要走开，突然喊道，我肉碗里有一只苍蝇，他从窗口换了一碗走了。轮到姚雪垠，他领的就是退回去的这一碗，死苍蝇还躺在肉上。姚大声说，这碗肉不能吃，我不要。怎么不能吃，拿掉不就行了。两只黑糊糊指甲一夹，死苍蝇就躺在地上了。为什么该我吃，姚瞪着大眼睛，歪着脖子大吼起来。你是右派！你翻天啦！姚雪垠决不示弱：右派就该吃苍蝇？右派有错，该怎么定罪和处罚，有党的政策管着哩！苍蝇吃了要生病，谁都不能吃，右派也不该吃！又有人大声吼：你这个右派太猖狂，想翻天吗？最后是炊事班班长说话：熊！给你吃，还嫌脏哩，不给他吃！姚雪垠扭头便走，大声说，你不要骂人！不吃就不吃！下放干部都在场，无人吱声。 不久，我们被派到江堤上去参加加固工程，闲下来又谈到目前处境，姚雪垠说他准备给市委写信，李柯认为这是徒劳，他认为我们应该去寻找和感受爱，才能得到平衡和解脱。歧视和仇视是将他们和我们关系政治化，而在农民眼里，我们没有被政治化，他们以勤劳、本分、正直取人，我们和他们相处常感到一种亲和。李柯的爱论后来又讲过几次，而他自己也身体力行。我并不十分同意他的观点，我们这顶帽子是钢制帽子，铁打结论，谁动得了。 1960年10月18日，农场召开右派摘帽大会，八百多人总共摘十八名，有李蕤、姚雪垠和我。我与他们不同，没有兴趣再弄文艺，我郑重向管理组申请不回文艺界，调到中学教书，回应是哪里来哪里去，我只能回到武汉市文联，在文化局戏曲研究室工作，一搞就是四年。当时恰逢梅兰芳逝世，引发了抢救戏曲遗产的活动。武汉将喜剧《胭脂虎》送到广州演出，结果在广州挨了板子，《羊城晚报》、《南方日报》都发文批评。我奉上级之命，在戏剧研究室讨论的基础上，写了《对〈胭脂虎〉讨论中几个问题的看法》，笔名石燕西，意在回应广州报媒的批评。“文革”期间有人把这篇文章揪出来准备发难。当时武汉市市委书记宋一平看了这篇文章觉得没问题，给王任重说明。王任重在洪山礼堂的五级干部会议上点名批评我，说中国有个湖北，湖北有个武汉，武汉有个文化局，文化局里有个石燕西，你们把他的文章拿去看一看闻一闻，看有什么问题。当时宋一平出国去了，回来后文化局领导拿着我的文章去找他，说当时周恩来讲话要抢救戏剧遗产，把戏剧放开，才写了这个文章。宋一平在省委常委开会的时候把情况说明后，我暂时避过一劫。 可是随着“文革”的来临，我的这篇文章连同之前的那两篇文章一起被批判。1966年4月，《光明日报》全文转载了《红旗》杂志1966年第5期郑季翘的《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对形象思维论的批判》。郑季翘是当时的吉林省委书记，后调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文章一开头就给形象思维定罪为“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个认识基础”，是“某些人进行反党、反马克思主义活动的理论武器”。文章“横扫”了建国以来参加形象思维讨论的所有文章，一一加以批判。当时我正在湖北柴油机厂当“候补”社教队员，因为摘帽右派是没有资格当正式队员的。有一位工人拿着《光明日报》来找我，说报上批评周勃是右派分子，这个周勃不会是你吧？热血一下涌到头上，人都蒙了。我向社教队党委作了汇报，并表明态度，他们当即指示尽可能回避此事，如有人问及，不必明确答复。过了两天，接到通知，凡候补社教队员一律回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回到单位，大字报上，巴斗大的名字划上了红笔叉杠，下面写着：“周扬文艺黑线在武汉的黑手，《红旗》点名的右派分子必须老实交代。” 1967年11月12日深夜，我已经睡了，突然李柯捶门，他进来就说，老兄，把毛选和洗具收好，准备再到东西湖去。我愕然。他说“旗手”接见湖北造反派，谈清队问题，点了你的名，说你是秦兆阳式人物，现在改名换姓写文章反对他们，造反派从北京打长途回来要赶紧查找你。我说不用查，就住我隔壁。我们相对无语，只有苦笑而已。派人到我老家外调，想找点什么，空手而归，最后只好将我解放出来，闹腾了一阵的点名就此终了。接着我带着老婆孩子下放到崇阳，我和农民相处很好，他们常将农事、队事、家事和我谈。在崇阳呆了三年回武汉，将我分配到市话剧院搞创作，我坚持不回文艺界，要求到市郊六十里外一所中专教书，一教就是六年。1978年，中南民院邀请我执教，当时他们尚未复校。八月，武汉师院（后改为湖北大学）中文系李悔吾、刘绍明冒酷暑来金口请我，诚意可嘉，我决定去武师了。我到武师被安排在文艺理论教研室，原想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的想法只好打消了。 八十年代初，我写了一系列批四人帮和“左”的文艺思潮的文章，如《打倒瞒和骗的文艺》、《禁区、荒区、闹区》、《“三寸金头”解》以及一些作品评论，我还参加一些会议并作重点发言，虽然这些受到人们欢迎，但也遭到有人诟病和非议。 有一天，曾卓通知我到姚雪垠在东湖宾馆的住处去一下，我去时他已先到了，正和姚谈话。姚见我劈头就说，武汉市有人告你，你听老曾讲。曾说，市领导最近召开了少数老作家会，我去了，有人说了你一些情况，一是在省文学学会成立大会上，你的讲话有自由化倾向。二是你和邹贤敏在庐山开会，对从属论的批评，否定了“延座讲话”的成果，你们题目叫“文艺的歧路”，将几十年的文艺发展都说成歧路。曾和姚都望着我，听我回答。我说，第一，文学会的成立，由省社联指定陆耀东、黄曼君和我做召集人，开大会时，黄曼君代表我们召集人作讲话，内容是传达省社联的精神，和大家商量如何选出学会领导班子。曼君一个人讲，我和陆耀东没有讲话。第二，我们文章原题是《文艺的歧路》，会后我们将稿子给了《新文学论丛》，编辑部建议我们在文章正题下面加一个副题“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考察和辨析’”。我们觉得这个建议很好，更实际更准确地概括了全文，于是就采用了。文章发表在1980年3期，文章和庐山发言题目不同，内容完全一致，刊物和庐山会议的简报我都保存在手边，只要是重证据，我可以给大家看。至于否定之说，一看发言和文章便知道了。姚雪垠说市领导也约了我谈话，你将刚才的材料整理好交给我，我可以为你们说明真实情况。这之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校领导李珠对我说，今年是“延座讲话”四十周年，你写点纪念文章吧，到时也还可以给学生做一次报告。我答应了，意识到他是从正面做工作，既让我回应诘责，也是自我证明。这场纠葛大概就此结束了。 （以上内容为节选，全文原载《长江文艺》2017年第6期） Continue reading

绘画：樊枫 公历2022年11月7日农历壬寅年十月十四日节气“立冬” 寒露月令解 立冬，十月节。立字解见前。冬，终也，万物收藏也。 立冬三候： 初候，水始冰。水面初凝，未至于坚也。 二候，地始冻。土气凝寒，未至于拆。 三候，雉入大水为蜃。雉，野鸡。郑康成、《淮南子》、高诱俱注蜃为大蛤；玉篇亦曰：蜃，大蛤也；《墨子》又曰：蚌，一名蜃。蚌，非蛤类乎？《礼记》之注曰：蛟属；《埤雅》又以蚌蜃。各释似非蛤类，然按《本草》车螯之条曰：车螯是大蛤。一名蜃，能吐气为楼台。又尝闻海旁蜃气成楼垣。章龟经曰：蜃，大者为车轮岛屿，月闲吐气成楼，与蛟龙同也。则知此为蛤明矣。况《尔雅翼》引周礼诸家，辩蜃为蛤甚明。《礼记》之注以谓，雉由于蛇化之说，故以雉子为蜃。埤雅既曰似蛇而大，腹下尽逆鳞，知之悉矣。然复疑之一曰：状似螭龙，有耳有角，则亦闻而识之。不若《本草》《章龟经》为是即一物耳。大水，淮也，晋语曰：雉入于淮为蜃。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选自“樊枫艺术工作室”公号，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https://champaignmagazine.com/2022/10/28/%e6%88%91%e7%9a%84%e8%80%81%e6%9d%bf%e4%b8%a5%e9%99%86%e6%a0%b9/ 《我的老板严陆根》 小品文章，给人善的诱导，启智开慧。此文尤其值得推崇。作者讲的陆老板为人宽宏，气度不凡，慷慨大方，言简刚重，难得的好老板。他的辞世，不能不让下属们深感哀伤，作者以此文寄托他的思念，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其实，作者张昌华也是一位有风骨的文化人，敢作为，有原则，善沟通，得人缘，难得的好主编。做人做事，应以他们为榜样。诚恳待人，认真做事，为人不因富贵而专横（陆老板），做事不因位卑而低眉（张昌华），为人处世就应当懂节操，讲风范，重情义。这篇文章让我深受教益。 世上多一些严老板，是文化人的福气。 虽写凡人小事，但情感真切动人！ 写得很感人，落笔看似云淡风轻，于无声处更动人。 https://champaignmagazine.com/2022/09/09/%e6%88%91%e7%94%bb%e7%9a%84%e8%82%96%e5%83%8f%e6%bc%ab%e7%94%bb/ 《我画的肖像漫画》 这篇不错，朴质而真挚，又有圈外人不熟悉的新鲜。 https://champaignmagazine.com/2022/08/21/%e6%9c%a8%e5%88%bb%e4%b8%8e%e9%92%a2%e7%ac%94%e7%94%bb%e4%b8%80%e7%bb%84/ 《木刻与钢笔画一组》 很喜欢后几幅的钢笔草图，其自然的动感，似从环境中、情绪中生发出来的。 因制作方式不同，木刻则倾斜于形式美，技术美了。 想见受之老师后三幅成稿，其细腻或如铜版，期待观瞻。 黄永玉版画代表其水平，版画代表作是阿诗玛。他的作品基本属小品，有趣味，其实版画因工具特性适合小品，黄文革时也整了一张“大品”，没甚趣。 九十年代版画语言几近极致。现在版种宽松，用印刷制版的 PC版打印也算。 我至今仍运用版画语言，但繁复的制作过程巳成过去。版画界现在的创作方式，也有自已出画稿交由专业作坊制作的，不太纯粹。 他的钢笔画线条密集，留白不多，有旧时欧美精装小说插画的味道。 https://champaignmagazine.com/2022/06/10/%e6%b8%85%e9%a3%8e%e5%85%a5%e6%80%80%ef%bc%9a%e6%8a%98%e6%89%87%e4%b8%8e%e6%89%87%e9%9d%a2%e4%b9%a6%e7%94%bb/ 《清风入怀：折扇与扇面书画》 入美院前，我曾做过三年多的扇面设计员，但对扇文化的了解知之甚少。今读老师的文章，大受益。 Continue reading

文/ 严春芳 今天当我一进家门，映入眼帘的仍是那把堂屋里的靠椅。 这不是一把普通的椅子，是父亲为乡亲们理发用了五十多年 留下来的一把靠椅。这把椅子是父亲为了生计，专门托人用梨木定制的理发用椅，现已经非常陈旧，长年累月来理发的 乡亲坐得靠得多了，表面已磨得非常光滑，椅子已经有些歪斜， 一角需要木垫才能支稳。 父亲生前非常爱惜这把椅子，我每年回家劝父亲换把新 的，可父亲总是说：这把椅子跟了我几十年，用起来顺手， 现在还买不到咧，来理发的老人们坐着躺着舒服。 自从我有记忆起，就看见父亲不辞辛劳地替乡亲们理发。 无论是早是晚，是寒是暑，只要有顾客来，父亲就迎上去请 顾客椅子上就坐，然后是剪发、洗头，刮胡须。父亲的理发 动作非常娴熟麻利，尤其是为老年人理发，刮脸刮胡须是父亲的招牌手艺。只见父亲轻轻地放下靠椅，顾客平躺在椅子 上，闭上眼睛，父亲弯着腰，左手轻轻地按着顾客的头部， 右手稳稳地拿着剃须刀，顺着顾客的额头、脸面、上下唇部， 直至颈部，逐一刮净，顾客甚是享受，父亲也乐在其中。 在非常困难的年代，父亲就是靠理发手艺以及种田养大我们兄妹五个。父亲年轻时就独立门户挑着理发工具四处奔 波，据说我就出生在一个破庙里。记忆中小时候全家住在严家台两户人家之间搭盖的一间小屋里，那真是叫寄人篱下。 后来靠父亲的勤奋，家里盖起了草房，又住上了瓦房。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父亲又为大弟盖上了新房结婚。 若干年后，父亲拆掉了我童年住过的老屋，为幺弟盖上 了两层小楼，父母后来就一直与幺弟住在一起。一楼的堂屋 也成了父亲的理发室。 父亲的晚年本来应该是非常幸福的，我与大哥大弟的经济条件都还不错，赡养父母的能力是绰绰有余。我常劝父亲 别为生计发愁，钱不是问题，80 多岁的老人了，别再理发了，别再辛苦了。可父亲总是闲不住，一有顾客来就忙着理发， 一站就是一天。父亲的腿静脉曲张，就是长期站立理发造成的。 其实前些年理个发也就几毛钱，这几年才几块钱。也许父亲不是为了钱，可能理发成了他老人家的乐趣，和与乡亲交流 情感的工具。 父亲去世的那天，也就是 2016 年 4 月 28 日上午，他老 人家还为一位老年人理了发，吃完午饭就到田里忙碌，不幸 一头栽到地里再也没有醒来。 当我在国外听到父亲去世的噩耗，悲痛万分。每当我想起已经 85 岁的父亲死于劳动，心里总是自责愧疚，实在是对不 起生我养我、抚养我成人、省吃俭用支持我上大学的父亲大人。 不记得有多少年我都没好好在家过年，总是在大年初一回来给父母亲拜个年吃个饭就走了，今年却在父亲离开我们后，我回来过年了，是为了祭奠我的父亲，也是为了赎罪陪我已年迈的母亲过个年。 父亲留下的不仅仅是一把普通的理发椅，是一辈子的勤 劳品德，是热忱服务乡亲们的真情，是留给我子孙后代的传 家宝。 父亲与这把椅子永远留在我们心里! Continue reading

文/ 张昌华 严陆根先生突然一抛手一转身，于9月5日拂袖而去。我想写篇小文纪念他，谓他什么“总”“兄”“先生”都觉乏味，还是称他“老板”最亲切；因他本就是南京利源集团的老板，我在他麾下整整做了五年的伙计。 十年前的秋天，叶兆言的一个电话把我推到严老板的面前，他希望我主持集团麾下《百家湖》杂志的编辑工作。时我居江宁莱茵东郡小区，距杂志编辑部五分钟之遥，待遇又厚，闲赋在家的我，没有任何犹豫一口承应。 如果说彼时百家湖花园是江宁的一张名片，那么《百家湖》杂志要算是老板这张名片的一粒宝石。它是民刊，每期印四千份，分赠集团所开发的小区居民，每户一册，少量的作对外交流。这是一本以“情景、人文、生活”为主旨的文化月刊，充满着锅碗瓢盆的人间烟火气，已有十年历史。 记得那天严老板召见谈话很简短，充其量半小时。老板说，他聘我当主编，就是要我替他当家，想怎么干与吴晓梅合计合计，就可怎么干。吴晓梅是杂志社社长，她挺坦率地对我说她的“一二三”：一水平一般，二待人诚恳，三办事认真。我说我跟你差不多。老板说他相信我们俩都是实诚人，合作会愉快的。 严老板话是这么说的，不过他留了一手，申明一条原则：每期杂志必须由他签字，才可付印。 老板践行了他的诺言。 杂志有个“亲情树”栏目，每年评奖。我接手杂志，时适岁末，评奖在即。我翻看了前两年杂志获奖文章，惊异地发现，连续两年拔头筹者均为同一人。文章写得确实不错，但总觉得有点奇怪。我私下问小同事此公是何人。同事语我，是老板家的亲戚。听罢，我有点不爽，立马给老板写了个报告，直言此举有失公允，评奖不能唯人，应唯文，并建议以后评奖应设评委会，以投票方式裁夺。记得老板在退回的报告上，连写三个“好，好，好”。 我游走文坛三十年，办过杂志，多少有点经验，又依仗长老板十岁，倚老卖老，向老板建议《百家湖》要“改革开放”。首先改革封面，原杂志封面多为“新闻图片”，报告啊、获奖啊、会见啊之类，十九为一副面孔，老板“霸屏”。我说这与杂志以人文为主旨的风格不和谐，也乏品位；建议改用百家湖博物馆藏品做封面，一典雅有品位，二可宣传博物馆藏品。再就是原杂志稿源，主要依赖电子信箱自然来稿，编辑守株待兔，捡到篮中便是菜，没有自己的特色。我向老板建议“开放”，欢迎社会各界作者入盟《百家湖》，重组作者队伍；而且每期由主编撰写“编辑室手记”，引导读者的阅读兴趣……老板听了很高兴，批了两个字“可行”。随之，一大批文化名人先后活跃在《百家湖》上。时下广为流传的黄宗英的《命运断想》便首发在《百家湖》，记得还发了一个在校女大学生对铁凝、张抗抗作品的评头论足……民刊《百家湖》渐渐地受社会关注，《读者》《作家文摘》《特别文摘》竞相转载《百家湖》的文章。吴青的《怀念母亲冰心》，还入选了2015年《中国散文选》。 编辑部人员流动较大，某期因新老编辑交接仓促，封面画作的署名张冠李戴了。事故发生后我向老板写检讨报告，说责任在我。因刊物已印出，必须重换封面，我说所需费用由我负担。老板批示：“接受教训，封面要换，款项由公司负责。”这笔钱是由我先行垫付，社长吴晓梅多次向我索要发票报销，我拒绝了。老板后来知道了，请我吃饭，问我这是干啥。我说不为别的，警示编辑部同人工作要负责，有错要敢担责而已。老板哈哈一笑，往我碗里挟了只大对虾。 由于大环境影响，集团由房地产开发转为艺术品投资。办了十五年的《百家湖》不得不终刊。散伙的那天，老板设家宴招待编辑部同人。 缘已尽，情未了。在我离开《百家湖》五年中，他三次召宴与我叙旧，送我烟酒茶。有趣的是去年，他处理百家湖商业街门面房，售价百万起步，我是从他朋友圈看到这条消息的，马上给他发条微信：“老板，可否让价五十万，给我留一套？”半个小时后他回复：“没问题，明天上午十点你到公司找某某。”我立马回复：“谢谢老板，我是跟你开玩笑的。”说实话，我只不过想测测我在老板心中的分量而已。 在老板逝世的追思会上，我们原《百家湖》杂志同人献了一副挽联： 陆沉纽约恩泽遗人间笑看广厦遍中华 根在金陵精神润艺苑诚赞文光耀神州 2022.10.5 Continue reading

图：樊枫 公历2022年10月23日，农历壬寅年九月廿八日节气：霜降（秋天最后一个节气） 霜降月令解 霜降，九月中。气肃而凝露结为霜矣。《周语》曰：驷见而陨霜。 寒露三候： 初候，豺祭兽【《月令》作豺乃祭兽戮禽】。祭兽，以兽而祭天，报本也，方铺而祭。秋，金之义。 二候，草木黄落。色黄而摇落也。 三候，蛰虫咸俯【《淮南子》作俛】。咸，皆也。俯，蛰伏也，垂头也。此时寒气肃凛，虫皆垂头而不食矣。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Continue reading

「山居笔记」廖东才笔下的漓江景致 绘画：廖东才，策展：圃生 文/圃生 前几天和我哥聊天，讨论老木屋的改造情况和进度。因为疫情，我已经有两年多没有回桂林了，老家的木屋改造一直都是他一个人在推进。我们平时只能线上沟通，聊着他就说让我看看他今年的新画，然后就蹭蹭给我发了上百张今年的新作，我的老手机瞬间都快反应不过来！ 我知道虽然平时小院的改造工作很繁杂，但他都会坚持每天晚上画一到两张，日积月累，大半年过去，数量可观！内容依旧是他每天看到的漓江两岸的风景，但在笔墨、构思、意境上都有不小的变化，让我很是敬佩！同时对比自己今年的成绩单，实在汗颜。  正好工作室灯的展览前段时间已经结束，赶上国庆假期，要不就在这几天给他的新作做个小展览吧，因为是临时起意，准备时间有点仓促，如果有哪里招待不周还望朋友们见谅。 文/ 廖东才 儿时在桂林生活了近二十年，在桂林也学习了几年画，却没有认真画过漓江，可能主要是那会儿没有咂摸出味儿来吧。 而后在北京生活了近二十年，画画和工作，也去全国各地跑，走到哪都要写上几张，始终也没想起写写家乡的大美漓江。 几年前，因为有事在桂林待了一小段时间，没事时就背上画夹到漓江边写生，慢慢地才发现，漓江也别有一番独特风味，也不仅仅只是“旅游”美，而是越品越来味，也很有品质还带有风情。于是我和弟弟圃生就产生了在漓江边改造一小院做工作室的念头。 这几年下来，对漓江的感受越来越强烈，边改造院子边写漓江，也画了一千多幅画，这个画展主要展出这半年我在漓江边，见到、闻到、感受到的漓江“温度”！ Continue reading

绘画：樊枫 公历2022年10月8日，农历壬寅年九月十三日节气：寒露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寒露月令解 寒露，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 寒露三候： 初候，鸿鴈来宾。宾，客也。先至者为主，后至者为宾，盖将尽之谓。鴈以仲秋先至者为主，季秋後至者为宾，《通书》作来滨，滨，水际也。亦通。 二候，雀入大水为蛤。雀，小鸟也，其类不一，此为黄雀。大水，海也。《国语》云雀入大海为蛤，盖寒风严肃，多入于海变之为蛤。此飞物化为潜物也。蛤蚌属此小者也。 三候，菊有黄华。草木皆华于阳，独菊华于阴，故言有桃桐之华皆不言色而独菊言者。其色正应季秋土旺之时也。 （选自“樊枫艺术工作室”公号，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口述：金鸿钧，笔录：王丹 在我的师辈中，王雪涛先生是我最崇拜的人。我偏喜欢雪涛先生富丽又灵妙的画风，特别怡情。在附中时，一次到北京画院，院方安排王雪涛、汪慎生两位先生为我们授课。王雪涛先生给我留下了特别深的印象，他一边讲一边画，仅仅几笔就就点出一只翠鸟，栩栩如生，很精妙。 对王先生的艺术特点，我总结了精、巧、妙、俏四字。 精，指画里没有一点多余的东西，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浩瀚繁杂的生活中，他只取最精炼、最本质、最美的要素搁到画面里边。 巧，是他的画让人感觉很巧妙，生动之极。 妙，画论里的迁想妙得，就是指构思、构图要让人意想不到，他的画构图千变万化，有层次，极具美感。 最后俏是俊俏、俏丽、峭拔，偶尔有些俏皮。他画中露出的花尖、叶尖、鸟的嘴、鸟的尾全是“俏”，就像京剧里的武生亮相，是最吸引人眼球的。 如他画蝈蝈、天牛的须各不相同，很有劲儿，很有趣儿，都像是活的一样。 《四季花鸟之冬》画中有很多留白好像被这些花给占满了。一枝梅干，几朵山茶，四只喜鹊张嘴叫喳喳，尾巴翘到很高，美而生动的景象是他的特点所在。 《鹤舞》是传统题材，右侧的空白是为了衬托仙鹤。六只不同动态的鹤不是左右对称，而将一只藏在花丛后，画面增加了节奏感，很巧妙。 《万朵红霞》是他大幅的牡丹图，构图很饱满，红色灿烂，有淡粉红、朱砂红，深浅洋红等，画面左下的石头很好的起到了平衡构图的作用。 《万紫千红》也是我很喜欢的一幅。牡丹盛放，紫藤婆娑。在这一代老画家里，他画的牡丹最好，有大突破也很精。吸收了水彩、水粉，甚至照相技术特点，画出了体积，以及各种不同的正、侧姿态，满目春光。 六十年代，他跟随北京画院组织的采风活动，到云南、四川，画了很多写生。大大地拓展了他的创作题材。《云南山麓》画中的生活气息很浓，一看就是写生的，用双勾画芭蕉叶，画法新颖，对比着看，画在中心位置的孔雀很有纵深感。他选择孔雀尾巴放松处理，再被别的景物挡住，有空间感还主题突出。 总之，雪涛先生真是一位大师，现代人应该好好总结他的创作和教学经验，再怎么宣传都不算多。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雪涛艺坛”，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