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 萧继石 我在乡村长大，绘画主要是受父亲和叔父的影响。我乡挨着＂小汉口＂之称的府场镇，镇上建筑、市井，完全保留着晚清民国时候的风格。石板铺就的街道上聚集了各类工匠、手艺人、形形色色的摊贩和林林总总的作坊、店铺，于旧时线装书里木刻版画描绘的差不多。 在儿时的记忆里，堂哥肩头驮我走亲戚，父亲牵着我在布景前照相，伯父带我泡茶馆听评书。街上一些房子的装饰非常精致，上面有一些水浒、三国的人物故事的雕塑。后来上小学天天背着书包从石板街穿过，有时在街道上小人书摊坐下来花几分钱看一本书。小镇上有一位会画画的彭老先生，跟我的父亲很要好，他在街上摆一个摊子，刻图章刻印版和绘画。我父亲做过小学校长，他的草行书写得很好，喜欢诗词。父亲时有兴致画一点画，有时到老先生那借一些绘画资料、范画来学习。乡间风和日，这些读书人偶尔雅聚，煮茶谈诗，苦中作乐。 我乡老百姓，都会手工艺，每家备有绣花针、各色花线、各种花样，妇女们农闲的时候就坐下来，纺纱、织布，做小孩身上穿的衣服、脚上穿的绣花鞋之类。我从小对这些东西感兴趣。 文革辍学回到农村。一边做农活，一边也没有把读书、书法绘画这些东西放下。后来进县城后，遇到了王受之、文祥这些读读画画的朋友，一有闲暇便混在一块，海阔天空地神侃，谈画家及其作品，谈一些书籍。当时书刊少，只要有能够找到的书，我就拿来读。喜欢看一些法国和苏联作家的小说中大师笔下对人物场景的描写，也喜欢看《高老头》、《堂吉诃德》、《战争与和平》里面的一些人物插图，觉得画得太棒了，偶尔用钢笔临摹。住所对面有一个铜匠铺，匠人们每天一大早就开始叮叮当当地做起来，一整天就是泡一杯茶，然后就在那里专心致志地做。不远处是我岳父一家，以竹器手艺谋生。我女儿结婚时，三位住洪湖的舅舅在汉做客，到湖北省博物馆参观了竹制艺术品后，回到家饶有兴致地谈论自己熟悉这些工艺，回去就能做出来…… 文革的时候，社会上闹来闹去，本人无奈做个逍遥派，应命画一些宣传画、油画、水粉画。假日到工厂、码头画速写，晚上到茶馆去画写生。那些老工人和老头在那里喝茶，他们汗渍渍地劳动以后喝一杯茶，在一起谈天就算是一种享受了。我清楚他们的甘苦。湖区里面织渔网用梭子，有位老人住在湖滨的村里，常能看到他边听书，边手工刻制作梭子，年纪大了，靠这手艺挣点小钱，一个人来来去去在茶馆那里坐下来喝一杯茶，然后回家去。我就画这些普通人，都是我身边一些非常熟悉的人。画写生的时候，实际上每画一个人我会有不同的感受。我可信手画出乡村和街巷人物百态。 白统绪、邵声朗、汤文选等一些画家下乡以后，我们几个绘画青年请他们授课，陪他们写生，一起喝酒猜拳。文祥的舅舅苏朗从兰州寄来最新出的画册，随信写了点评，我们一起细细品读。白统绪先生年年来我乡釆风，后来同住一城，几十年交往，亦师亦友，无话不谈。我这一辈的人，青少年时代物质匮乏，生活劳作在民间，尝尽甘苦，学的东西杂，爱好也杂，对于我后来专注于画民俗，却也自然形成五味杂存的笔墨底色。 我在武汉生活近四十年，之前画了一二十年的插图、连环画，搞木刻版画，后来画漫画，水墨画。这些东西好像自然而然地成为我后来画这些民俗的、民间的题材的铺垫或准备。 我作版画的时候，版画家蓝玉田和水彩画家白统绪来家作客，蓝先生翻看我的作品集后说了一句话：“你这些作品都很好，有生活气息，但是我们不能总是搞瓜菜代。”他是借用我们那个困难年代“口粮不够瓜菜代”的口头语，委婉地指出我的这些所作只不过是些杂碎，不知什么时候能吃上主食。表达出老艺术家对我们年轻人的一种期待和鼓励。后来这句话总是在我耳边回响。让我思考到底我能倾注一定的精力画点什么呢？ 七十年代省里举办粮食科技展，我被抽调到汉口参与筹备、写写画画。在“老汉口窝子”花楼街旁边住了一年，每天早晨被江汉关的钟声唤醒，在小巷子小吃摊过早，走小巷到展览馆上班，周末逛纵横如网的街巷，有时被文祥拉去他在铭新里的家中，喝他大伯煨的汤，晚上躺在旅店，静得能听见江边码头叫卖声、吆喝声。盛夏傍晚，在江汉路副食店花二毛喝一杯散装行吟阁啤酒，到码头吹会儿江风，步行到解放公园看露天电影《瓦尓特保卫萨拉热窝》，沿途居民露宿街头的竹床阵蜿蜒十里，蔚为奇观。在旅店工作的富态祝姐（那时流行称祝师傅）待人总是笑呵呵的，一天她告诉我说：“我们家那位也是画画的，经常来写生。”后常见她丈夫生程生达先生来探班、写生，还邀我到他住六渡桥的小木楼看画，予我学习教益良多。 再后来我定居武汉，滨临东湖一隅南望洪山，东倚珞珈山。阳春时节，带女儿到八铺街舅妈家菜地挖地米菜包春卷，或骑自行车越过阡陌到大东门闲逛，腊月步行姚家岭池塘釆摘野梅花，重阳时，与世清老弟相邀到何祚欢先生那儿蹭酒喝，听他侃老武汉故事，春节，中央美术学院姚治华先生回乡，常为我把脉鼓劲。 时光流逝，蓦然回首，沧桑巨变，尤其近十年城市化、工业化、好像整个社会进了快车道，人心浮躁难免，眨眼功夫星换斗移、面目全非，让人怅然若失！岳父家临码头石板街的砖木老房子被扒了建广场，我妻常一梦醒来说找不到家。乡愁悠悠，乡愁何寄？ 我们祖辈过着农耕时代田园式的生活，简朴而散淡，世代因袭的民俗文化融入血脉，成为精神家园的一部分。因此，无论世时变化，总能保持几分坚守、几份闲适、几分淡定。时下步入城市化信息时代，往昔的民俗文化所存无几。我秃笔在手，却愿意在回忆中思考，在思考中展卷，勾出令我难以忘怀的那些熟悉的面孔，那石板铺设的街道，那赚点小钱却神情专注的工匠…… 于是十几年清灯躬耕，画武汉民俗画，老字号、老民俗、老行当、老小吃、老游戏……创作过程是一个梳理、追忆、查找、走访、整理、思考、学习的过程。拾掇这些早已丢失的砖块与石子，搭建成一个为匆匆路人遮风避雨的茅草棚，寻找那些遗忘已久蒙满尘垢，散落各处的璞玉、珍珠，串起串挂在那儿，以期唤起对过往的丝丝回想。 Continue reading

绘画：樊枫 公历2023年2月19日，农历癸卯年正月廿九日节气“雨水” 雨水月令解 雨 【 去声】水，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属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後继之雨水。且东风既解冻，则散而为雨水矣。 雨水三候： 一候獭祭鱼。 二候鸿雁来。 三候草木萌动。 ——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选自“樊枫艺术工作室”公号，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图文/ 谢友苏 我是苏州人，也是个爱看喜剧并热爱生活的人。近二十多年来，我主要画表现苏州老百姓日常生活状态的市井风情画。《姑苏晚报》辟“苏式生活”专栏，每周发表一幅我的画，连续刊载一年余，颇受市民喜欢。 很多人问我画市井人物时是怎么从生活中提炼出那么多有趣细节的。其实，我觉得生活本身是有趣的、美好的，虽然也有烦恼、忧愁、痛苦乃至不幸，但你如果以平和、达观和愉悦的心态积极对待生活，就会发现生活充满了情趣且应该珍惜人生。 看我的画会勾起对过去时光的回味，在画中可以看到江南百姓淡定、温馨、儒雅、精致的生活情调，可以体会充满亲情、友情、爱情等人之常情的“苏式”慢生活。 看我的画会觉得有趣、快乐甚至感动，或许是因为我抓住了一个”情”字。“情”是人和万物沟通的桥梁。 我在画里努力表现一种人心向善的回归，让人感到温暖、平淡。让人活得真实，活得开心。 特别是到了我这个年龄，更觉得描绘“知足常乐随遇而安”的平民生活是我永恒的绘画角度和创作主题。 Continue reading

文/ 冯天瑜 （1942-2023） 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老教授张世英先生，是中国研究黑格尔的专家，应该也是研究黑格尔的第一人。 他是湖北人，20世纪80年代在湖北大学协助指导湖北大学研究哲学的中年教师们，还办了《德国哲学》的期刊，应该说在研究德国哲学的领域，这个团体和期刊是绝对达到了当时国内的最高水平，而这就是因为有张世英先生的带领。 当时他经常回湖北大学协助指导工作，我当时也在湖北大学工作。我们几乎每天傍晚都在沙湖边上散步，我们谈了很多问题。 张世英先生谈到了一个学者要想提高、培养自己的理论思维，要有“看家书”。当然要有广博的阅览，要有很渊博的知识，但是又要精读，要有“看家书”。 我向张先生请教了理论思维的训练，他是哲学家，我们作为史学工作者，要向文学家、哲学家请教。张先生说，要提高理论思维要有“看家书”。我问张先生他的看家书是什么，他说是黑格尔的《小逻辑》和《大逻辑》，大家如果读过黑格尔的书，这都是很熟悉的。 他说，我从在北大念哲学系开始，就反复地钻研这两本书，后来做哲学研究几十年、半个世纪也一直钻研。现在不止半个世纪了，因为张先生已经90多岁了，他说这对他的理论思维的训练有很大好处。前不久，他还专门托人给我送来了一个条幅，“腹有诗书气自华”。 他问：“冯先生（这当然是他对我的客气，我是他的后辈，但是他还是称先生）你有没有什么‘看家书’？”我说：“以前没想过这个事，现在张先生提了‘看家书’，也可以说有。”虽然原来没这个概念，我当时马上想到有三本书是我的“看家书”，我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还经常读这三本书。 一本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我的几本书包括《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讲到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特点时，很多地方我都提到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我家的《历史哲学》已经完全翻烂了，书的角都已经变成了圆形。这本书我从20几岁看，后来我做文化史研究也经常看。这本书对于提高我的理论思维很有帮助。 我并不是全盘接受黑格尔在《历史哲学》里面的一些观点，比如他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者，认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到日耳曼就达到了顶峰。他认为人类的文明是从东方开始的，从印度、中国开始的，但是后来就到了欧洲，最后就到了日耳曼，到了德国。这些观点，当然我是不同意的，而且日耳曼成为人类文明中心的想法也是不算正确的。 但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这本书中谈到人类文明史，我觉得他的概括能力之高、之深是空前的，好像也是绝后的，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一部能够达到《历史哲学》对人类文明史有这样的一种高屋建瓴的分析。书里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研究和提供我们思考，我们可以修正，可以不赞成他的很多具体的观点，但是它确实是对我们有益的。 张先生说，你另外的“看家书”是什么呢？我说是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这是一个历史学者，尤其是一个历史文化学者的必读之书。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写了很精辟的评述，他对从秦汉或者说战国后期，一直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只写到了这个地方）的各个时段的历史发展的一些规律，都加以解释。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谈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当然《资治通鉴》专门有表述，但王夫之的分析非常精彩。 他说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全然是出于他一家之私，完全是为了他的始皇、二世一直到万万世能够传下去，绝对不是为了天下，而是为了巩固以及使得他的专制皇权得以延续。如果封建就很危险，同姓王、异姓王很容易造反、闹分裂。他实行郡县制，官员都由中央、朝廷任命，而且可以随时罢免，随时调动，这叫做“流官”，流动的官。不像封建时代的贵族是世袭的，那不能随便动摇。关于封建问题，我专门写了一本书《封建考论》，其中也谈到了这一段。 同时他的评述也体现了王船山的理论思维和辩证观念，他认为虽然出于帝王的私心，废封建、立郡县，但是这也使得国家有了安定统一的可能，这就大有利于天下。所以王夫之的一段评论说，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这个做法是老天爷借秦始皇之私而行天下之大功。这是深刻的历史哲学的思维，而且应该是非常准确、非常深刻的。 像这样的分析在王船山的《读通鉴论》里面通篇皆是，比如汉武帝大用兵导致从文景之治以来国家积淀的财富到武帝的时候都消耗得差不多了，所以武帝的这个做法在后世历来是受到很多人批评的，但是王船山也指出，武帝的这些做法虽然有很大的问题，耗尽天下之财，但是他也使得国家得到了大利，给了正面的评价。 类似于这样一类的分析在王船山的著作中是很多的，突破了不少儒者仅仅只是从所谓的仁义学说出发来论述，而且评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时把仁义学说小化、弱化的缺点。 王夫之有一个更宏大的见解，把仁义放大，而不是简单的妇人之仁，应该说也是深刻的见解。 所以说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也算是我的一本“看家书”，我读这本书可能比读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稍微晚一点，这是我中年时候开始读的，而《历史哲学》是我青年时候开始读的，每次翻阅，都有新的体会，新的收获。 第三本书，明清三大思想家中的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我建议学文史哲的人要认真地读一下。我觉得《明夷待访录》把中国古典的、传统的政治学说推向了一个高峰，而且这个高峰完全可以跟当时西方17世纪的作品做比较。 当时西方带有近代色彩的政治哲学，如卢梭的《民约论》（后来翻译为《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的思想，这些都成为了我们近现代的政治建构的基础，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在若干方面完全可以跟它们相比肩，当然在有些方面还没有达到。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里面的第一篇就是《原君篇》。古人喜欢用“原”来讨论问题的来龙去脉，像后来熊十力先生的《原儒》，就是讲儒学、儒家的两种学派。“君”就是国君、王权或者讲皇权是怎么形成的，形成了以后有什么问题。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他高度地赞扬“古之君”。 “古之君”用我们现在社会发展史的眼光看，就是原始共产时代的部落领袖，后来在我们的骨髓当中把他们理想化，譬如黄帝、炎帝，以及尧、舜、禹这些古代的圣君。这些圣君为什么一向被人们所崇仰？那就是他们是“天下为公”，他们的一切思想和行动都是为了“公”，为了大众，天下最劳苦的事情自己来干，把天下好处都给大家。 所以他说“古之君”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古之君”只有那些道德最高尚的人才去干。在古代有很多这种记载，像尧、舜，当时推某一个人来干，那个人坚决不干：这个事情太苦了，不干！只有尧、舜、禹这些人出来干。黄宗羲高度赞扬这些“古之君”。 而关于“今之君”，首先要注意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包括儒学的很多重要经典，都有批评帝王的思想和言论，尤其孟子谈到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贵君轻”的思想，还有很多批评君王的例子。但是在黄宗羲之前，除了无政府主义者，即无君论者，像阮籍、嵇康就是魏晋南北朝时的无君论者，否定君，主张回到原始时代。 但是黄宗羲还是“有君论”的，他认为应该参考“古之君”的做法，而他对“今之君”是全盘否定，不是对“今之君”做的事情全盘否定，而是说不像以前的论者是区分明君、昏君、暴君。他认为“今之君”都有很大的问题，这是黄宗羲的《原君篇》里讲的内容。 “今之君”是怎么回事？“今之君”把天下的利都收归己有，把天下的害都让天下的老百姓去承受。所以他说“古之君”受到大家的敬仰，而且过了几千年大家还在敬仰。你看孙中山先生走到全世界，题字题得最多的是“天下为公”。“天下为公”就是“古之君”的做法。 当然我们并不赞成阮籍、嵇康等把君主废掉，回到原始社会的思想，那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其实黄宗羲的这种思想、孙中山提到的“天下为公”的思想，跟马克思主义总结的关于巴黎公社“三原则”的思想，就是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是一致的。 第二篇是《原臣》，讲臣子，他谈到一个思想，我觉得在今天就应该把它刷成横幅标语的那种样子以广而告之，就是臣和君是朋友关系、同事关系，不是主奴关系。他说臣和君是什么关系，就好像一些人扛木头，前面的人唱“呼”，后面的人唱“嘿”（前者唱邪，后者唱许），是朋友关系、同事关系。 中国自古以来君臣是主奴关系，提出“君臣同事”论很了不起。 再比如他的《学校》篇，他认为学校不仅应该是一个教育机关，而且应该是一个议政的机关。他提到要“公天下之是非于学校”，是非不能仅仅由朝廷说了算，还要学校代表民众来议论这个事情对还是不对。这都是很了不起的一些思想，很值得我们今天借鉴，但不是简单地搬过来。 “公是非于天下”很重要，把是非公之于天下，这也是他很了不起的思想。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里还有很多篇，比如他的《奄宦》讲宦官，明代的宦官干政特别厉害，我30年以前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明代宦官干政考略》，宦官能够干政就是绝对君权的产物。 黄宗羲认为君主集权时，君主们和普通人一样，杰出的人总是少数，大多数人是平庸之人，还有少数是坏人，君主也是如此，杰出的君主也是少数，可能唐太宗、汉武帝算是，但是有很多是庸君，还有很多是暴君，所以才产生了绝对君权下的严重的宦官干政。 接着就想谈《置相》篇，就是“恢复丞相”。他在《置相》篇里讲丞相不是世袭的，君是世袭的，世袭的人里面只有少数是杰出的，大多数都是平庸的，还有一部分是非常糟糕的，他当时也没有办法去否定君主世袭制，而丞相、大臣是精选、推举出来的，最杰出的人才能够当丞相，所以他认为丞相太重要了。为什么他要讲这个呢？ 因为洪武皇帝朱元璋废掉丞相是明清两代君主集权走到极端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丞相是推举产生的，所以中国历史上杰出的丞相有很多。《置相》篇分析得入情入理，他不是在讲空话，而是讲得真的有道理。 他分析为什么宦官会产生，第一代的君主一般不会重用阉宦，因为他有雄才大略，而且他对下情很了解。黄宗羲在这里分析得很有意思，他说后来的君主都关在九重之内，从小陪着他的是谁呢，就是宦官，那么他以后必然会重用宦官，他害怕又不相信外官。 所以明代有的把宦官称作“大伴”，就是从小陪伴他，或者叫“伴伴”，他就是这些宦官带大的，比如刘瑾、魏忠贤这些人，而且他们把明代搞坏了。以前很多朝代里宦官是不许认字读书的，明代为了让他们来参加政务，包括让他们批奏章，就请了很出色的儒生来教宦官念书。尤其到了明中后期，宦官不仅识文断字，而且文化水准都很高，使他可以更好地去干政。所以黄宗羲做的一些分析都入情入理。 黑格尔把古希腊称作是“欧洲人的精神家园”。我们的先秦诸子，到后来像“顾、黄、王”这样一些思想家也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像顾炎武区分了“天下”与“国家”，这也是很了不起的。当时明朝被清朝灭了，有些人是如丧考妣，对朱明王朝的覆灭悲痛不已。顾炎武也悲伤，他曾经参加甚至组织抗清的活动，但是他认识到了超乎一般的一点，就是“天下”与“国家”的区分。 国家是为君为臣者的国家，“肉食者谋之”。而天下则不然，天下是天下人的，所以，天下的兴亡，“虽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到近代的时候，梁启超先生把它概括成很精炼的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是把顾炎武的一段话精简了，精简得很好。 一个低贱到没有任何功名、没有任何地位的匹夫，对于天下的兴亡都有责任，因为天下是所有人的天下，包括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天下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我们都有责任。我看现在有些电视剧就把这句话给“阉割”了，说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就忘记了顾炎武当时的苦心和他的精义。 这些重要的思想家实际上都很了不起，一直到清末民初又出了很多优秀的人物，包括五四前后，他们都向我们提供了建立义理系统的非常丰富的资源。当然 “学也无涯，生也有涯”，所以一定要有“看家书”。 张世英先生也没有把黑格尔的所有书都说成是他的看家书，他也是专攻《小逻辑》《大逻辑》。古今中外理论的书也多得很，我也仅仅是把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做我的“看家书”。“看家书”是20世纪90年代我和张先生散步的时候他告诉我的一个概念，但实际上自己是“暗合”了这个概念，以前没认识到，以后就更明显了。 所以要提高我们的义理水平、理论水平，要认真地去阅读、钻研这些经典，不是随便看一下，而且你可以挑选经典，我并不是推荐《大逻辑》《小逻辑》《明夷待访录》这些书，而是要根据个人情况，你的专业、爱好等等选择你的“看家书”。 （以上文字节选自人文杂志》2018 年第 4 期，原标题：《治学三门径：义理、考据、辞章》，图片来自网络。） Continue reading

绘画：樊枫 公历2023年2月4日农历癸卯年正月十四日节气“立春” 立春月令解 立春，正月节。立，建始也，五行之气，往者过，来者续，于此而春木之气始至，故谓之立也，立夏秋冬同。 立春三候： 一候东风解冻。 二候蜇虫始振。 三候鱼陟负冰。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选自“樊枫艺术工作室”公号，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绘画：圃生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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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樊枫 公历2023年1月20日农历壬寅年腊月廿九日节气“大寒” 大寒月令解 大寒，十二月中。 大寒三候： 初候，鸡乳育也。鸡，水畜也，得阳气而卵育，故云乳。马氏曰，鸡，木畜丽于阳而有形，故乳在立春节也。 二候，征鸟厉疾。征，伐也，杀伐之鸟，乃鹰隼之属。至此而猛厉迅疾也。 三候，水泽腹坚。阳气未达，东风未至，故水泽正结而坚。陈氏曰，冰之初凝，水面而已，至此则彻上下皆凝，故云腹坚，腹犹内也。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选自“樊枫艺术工作室”公号，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董菁 父亲不孤独，他此刻、或在天国，或许就和孩子们在一起，在唱歌，在吹口琴。 或许，那里，有他的使命。或许那里，他可以不仅仅是一个作家，他那么有才华，他可以做一个歌唱家、一个摄影家、一个画家、一个导演。 他或许不会有那么多应酬和无奈，去安静地写作。去更多地陪伴母亲，和我去看更多的电影，一起散步，谈论艺术。在我从外地回到家的第二天，带我去武汉早点一条街吃烧麦。然后，一起去书店。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他就是我的闺蜜。我懂得他的悲悯，他理解我的孤独。他是唯一理解一个纯真而坚韧的女孩的呐喊的勇敢父亲。因此，我们的相互陪伴就像一种行为艺术。一种别样的美丽。一种大街上黑压压人群里出现的一抹蓝色，清凉、温暖，沁人心脾。就像我们从不服从这个世界的世故和单调。 因此，这个世界在我们眼里，是美丽而复杂的。而我们仍然爱着它，就像这个世界永远会有温暖人心的艺术电影，和与父亲牵手谈心的傍晚。 不知道，在父亲离开以后的日子里，我会怎样度过。我想，我会继续写作。就在昨晚医生在I C U对我们冷漠地宣布，你父亲今晚就会去世。那个悲壮的夜晚，我突然领悟到，你应该走自己的路，不要觉得孤独，爱你的人终会在你身边。哪怕稀少。你仍然会幸福地生活下去。 我想，这是父亲给予我的最后的礼物。 你鼓舞了我 文/ 曾庆伟 壬寅年腊月初九的早晨醒来，照例先看手机，有朋友给我发来消息：“2022年的最后一天，敬爱的董宏猷老师，于凌晨零点十八分，在武汉协和医院去世……” 我好像挨了一记闷棍，顿时眼冒金星，大脑一片空白…… 前天，我看到戴新民在微博上说：“董宏猷双肺白了，在ICU！”我心里猛地一紧。经过三年新冠疫情的熬煎，尤其是2020年武汉遭受新冠疫情突袭，三镇居民中大都有亲友在这轮疫情中染疫丢命的痛楚经历，于是我们在这三年自觉或不自觉中接受了许多新冠科普知识，因而谁都明白年逾古稀的董宏猷，现在被邪恶的新冠病毒击倒而送进ICU意味着什么！方方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现在我们这些普通人对重压在宏猷师长头上的这座大山又能为之奈何呢？唯一能做的，也只能是在心里默默为一向开朗、热情、豁达、乐观的宏猷师长祈祷：求助苍天庇佑宏猷师长闯过本命年的关隘，继续书写生命的华章吧！ 然而，奇迹没有出现，噩耗不期而来。董宏猷辞世的消息不断在微信朋友圈里刷屏，但我还是不死心，希望这些信息都是误传，便向多位朋友求正此消息的真实性。朋友们的共同回答是：确实。董宏猷终于没能迎来2023新年的第一缕霞光，驾鹤西去，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给我们留下了无尽的伤悲。 坏消息一被证实就显得更坏，我的情绪极度低落，心情沮丧，大半天怔怔地独自坐着，脑海里一幕幕闪现着与宏猷师长相交40年的过往片段，那些温暖的画面如电影镜头般清晰可见。 过去的40年，不管在人前还是人后，我一直是称董宏猷为董大哥的。董宏猷是1950年生人，长我8岁。他成名很早，上世纪70年代初，他下放市郊汉阳县（现蔡甸区）侏儒公社当知青，以写诗歌崭露头角，经常有以董宏猷或者郑耘（董宏猷笔名）署名的诗歌、散文作品发表于《长江日报》等报刊杂志，那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小路》中“只有我傍晚的炊烟/默默地缠绕着你的炊烟”等金句，就是他在侏儒农村当知青时所写的诗。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湖北省公开发行的报刊杂志数量不多，能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诗文的人，在像我这般热爱文学的小青年心目中可以说是神一般的存在。所以，虽然董宏猷只长我8岁，而在心里，我是将他视为前辈老师的。不仅是我，与我同是上世纪80年代的文青，日后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诗人如邓一光、钱鹏喜、解智伟等人，都尊董宏猷为师。后来我们与董宏猷稔熟，开口闭口叫他董老师，他却说：“不要叫我老师，我们是兄弟”。 交往多年，如此这般，董宏猷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定位，既是尊敬的老师，也是宽厚的兄长，还是知心的朋友。今天写这篇悼文，我将“老师”“兄长”这两个称谓做个折中，称他为“师长”，大约比较贴合我们相互之间关系的实际情形。 我与宏猷师长40年前的相识，缘于我表姐夫李汉章的介绍。宏猷师长与李汉章是武汉市四十四中学的同班同学，关系一直非常密切。李汉章见我爱好文学，而我的文字却总没能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便说找人给我指点指点，答应将我仰慕的董宏猷介绍给我认识。 1983年元月4日，李汉章邀董宏猷和我到他家吃晚饭。那时李汉章与我表姐一家三口住在汉阳月湖湖畔的一间约20平米的平房。那天我心怀忐忑，揣了几篇投稿文学杂志而被退回的小说到了表姐夫家，天快煞黑时，董宏猷到了。他中等身材，穿一件军绿色大衣，白皮嫩肉，眉清目秀，给人的感觉干净而文静，其形象跟后来“大胡子叔叔”的人设相去十万八千里！ 董宏猷静静地将我带来的稿子看完，表姐夫问：“宏猷，怎么样？”董宏猷回答：“依我看，这兄弟能写得出来。” 我的天！能从董宏猷口里听到这句话，我的血流加速、心跳加快，这话对我的鼓舞实在巨大！转眼40年过去，现在的我，也算是靠文字安身立命，并以文字获得了社会些许的肯定和朋友的尊重，或可算是“写出来了”吧，每每夜深人静，倾听由布兰登·格瑞翰作词、罗尔夫·拉夫兰作曲，布莱恩·肯尼迪和翠茜·坎柏奈勋演唱的《You Raise Me Up》（《你鼓舞了我》）时，便想起当初宏猷师长在表姐夫家中所说的话语，我都会在心里默默地念叨：“谢谢你鼓舞了我！” 认识董宏猷后，我同他走动较勤，其中原因之一，是我当时的供职的单位——武汉市织布工业公司机关离董宏猷住处很近，他住汉口药帮巷守根里5号，每天上下班，我都要从守根里经过。隔三差五，中午在单位吃过午饭，我便踱步去宏猷师长家聊天，有时在他家蹭吃蹭喝，所以跟他一家三口都熟。1983年元月18日，午饭过后，我踱步到守根里，见他正收拾行礼，一副要出远门的样子。他告诉我说：熊明泽、瞿晓和他受《工人文艺》编辑部委派，要去郑州采访，写“纪念二七大罢工60周年”的主题诗歌。董宏猷、熊明泽、瞿晓当时都是名声初起的青年诗人，斯时宏猷师长已从华师大毕业，分配在武汉市洪山区一所偏远中学当语文老师，学校放了寒假，他能抽出时间出差。 巧的是，待我从守根里回到办公室，领导将一份电报交给我，电文上说纺织工业部在河南郑州召开全国纺织设备工作会议，通知我们单位派员参加。我在公司技术科分管设备技术工作，领导吩咐我赶去郑州，务必于明天上午到会。我当即回家收拾行装，迅速赶往汉口火车站。在火车站售票窗口排队买票，没想到排在我前边的人，正是董宏猷。这真是巧上加巧啊，我俩相视大笑。我们买的是慢车票，硬座，武汉至郑州得走10多个小时，董宏猷把我向与他同行的熊明泽、瞿晓作了介绍。他们仨倒是有备而来，在上车之前买了卤菜，烧酒。夜里上车之后，他们开始就着卤菜喝酒。斯时的他们，风华正茂，举手投足间才气侧漏，一路上作诗吟句，让我好生羡慕，菜鸟般的我根本插不上嘴，只是在一旁傻看。 第二天到了郑州，他们住进河南省总工会招待所，我赶去会场报到。吃过会议晚餐，我就到他们的住所听他们吹牛侃大山。董宏猷对我说：“庆伟你既然来到郑州，写一篇关于‘二七’大罢工的文字试试吧。” 回汉后，我写了篇千多字的散文，交给了《工人文艺》编辑，编辑没看中，将稿件退还给我。我把退还的稿件转投给了《郑州晚报》。1983年2月7号，《郑州晚报》副刊发表了我的处女作《灯的畅想曲》。1983年2月7日应算是我正式迈开了文学创作步伐的日子，之后40年来，我累计公开发表了两百余万字的作品，但《灯的畅想曲》却是我第一篇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公开发表的小文。现在想来，如果不是宏猷师长当时的提议与鞭策，我能否吃文字饭还不一定，我整个人生道路可能走得就不是我今天这般的样子了。 1997年，我将先后发表在《长江日报》、《武汉晚报》、《工商周报》、《武汉商报》、《中国食品杂志》、《旅游导报》、《长江开发报》等报刊杂志上约20多万多字的饮食随笔结集，准备在长江文艺出版社以《三楚谈吃》为书名出版，我请宏猷师长为该书作序，他慨然应允，没过几天即将写好的《序》给我，该书的责编（也是我的朋友）告诉我说，如果不出意外，流程走过，就能静等《三楚谈吃》出版面世了。 世上的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不曾想就出了意外。因为彼时长江文艺出版社从汉口搬家到武昌，也不知长江文艺出版社内的编辑工作调动等什么的具体原因，反正结果是我的《三楚谈吃》书稿遗失了，出版计划就此胎死腹中。《三楚谈吃》没能出版，原稿丢了不说，还枉负了宏猷兄长费心所写的《序》，扎心的是，我还没留《序》的底稿。后来屡次碰到宏猷师长，他总是开玩笑地说：“庆伟你得还我的‘序’。”我只能报以歉意的苦笑。 我原本的打算，是请宏猷师长为我今年计划出版的拙著《楚食文化：山一程，水一程》作“序”，以此卸下这欠了20余年的人情包袱，没想到宏猷师长骤然辞世，归隐道山，再也不能给我写“序”了！“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呜呼，这笔人情债已经永远无法偿还了！ 去年三月间参加戴新民张罗的一个文友徐基建追思会，与宏猷师长喝茶聊天，他说哪天找个机会小聚。4月某日，我邀宏猷师长夫妇在刘东家餐厅餐叙，他欣然应允。那天，他的夫人因其他事没能出席，宏猷师长兴致很高，自己点菜、亲自捞鱼，到处拍照，胃口也很好，不住气地夸赞刘东家餐厅的鱼做得好。席间他谈笑风生，用黄陂话学东学西，妙肖之极，引得大家爆发出一阵阵笑声。餐后，宏猷师长请我去汉口解放公园天心茶社他的专用茶室喝茶，继续神侃。茶香袅袅…… 第二天，他在微信朋友圈中推发了一段文字，云：“正是人间四月天。庆伟请饭，主打吃鱼。从年轻时开始，曾庆伟便爱吃，善吃，尤擅侃吃。和他吃饭，听他谈吃，既是美食大餐，亦是精神大餐。鱼是活魚，做了一大锅鱼汤泡饭，另有红烧鮰魚，鲜美嫩滑。黄焖圆子加有许多鱼红，特别的泡。近年来，作为江汉大学武汉研究院的特聘教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评审专家，庆伟开始著书立说，从介绍推广武汉美食，湖北楚菜，转向学术化系统化的研究，在许多方面，进行开拓性的研究，成果斐然……” 宏猷师长是公认的儿童文学大家，著作等身，才艺卓绝，心胸豁达，对于像我这样的后学从不吝啬扶掖与鼓励，上面他写的这段文字，如同40年前他那句“这兄弟能写得出来”的话语给我以鼓舞一样，今天仍然给了我巨大的鼓舞！ 今天恰巧是我结识宏猷师长整整40周年，我将今年的第一篇文章奉献给宏猷师长，并敬献挽联于他的灵前： 教诲犹在耳边，如长江潮涌汉水浪； 风范永存心底，是龟蛇巍峨月湖云。 人生无常，世事难料，逝者远行，生活还将继续，在今年秋冬这轮疫情中，我们靠了运气躲过命运之神掷下的灾祸骰子，而今日，就让我们在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为没能躲过命运之神投掷灾祸骰子的宏猷师长点亮一盏心灯，以寄托我们的绵绵哀思！ 谢谢你，鼓舞了我！ 壬寅年腊月十三 人杰倏忽不见 文/ 鹏 喜 最近一次与董老师宏猷兄见面，记得是2022年10月16日中午。曾庆伟约餐叙，邀董宏猷、肖新富、谢力军、陈谢和我，倡议发起主题为老文青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征文，推举董宏猷领衔编撰出版。董宏猷慨然应允。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就领衔编撰过武汉知青回忆录《我们曾经年轻》，传为文坛佳话。餐叙当日他一如继往谈笑风生，健谈且胃口好，身体、精神状态极佳。他当即推荐了参与征文策划和撰稿人选，把盏意犹未尽，提议移步解放公园，在他的茶室继续讨论。下午五时各位告辞，不料此时分手竟是诀别！ 2022年12月31日噩耗传来时，我在咸宁，断然不敢相信，恍惚间，梓山湖湖风呼号，湖涛轰鸣，天地为之失色…… 我有幸是董老师宏猷兄的老同事。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调入《芳草》任编辑，时杂志社改革，将编辑部拆分成两个编辑室轮月编刊。由刘宝玲带领李贺明、李旻、胡良清成立一编室，由董宏猷带领黄河清、田天、罗高林和我成立二编室。那时《芳草》脍炙人口的卷首语“花桥茶座”，就是董宏猷命名的。约一年后董宏猷调离《芳草》，去杨书案任所长的武汉文学创研所任专业作家。临行他推荐我接任二编室主任，《芳草》领导考虑我到《芳草》工作时间不长，是杂志社中资历最浅的编辑，便任命老美编黄河清接任二编室主任，任命我为副主任，实际主持二编室工作。这个小小的副主任，是我文学编辑生涯的重要起点，我由副主任而副主编、执行副主编、执行主编、主编。“扶上马、送一程”的上司是董老师宏猷兄。 如果算上2012年我的人事档案关系转入武汉文学院，虽然我仍在《芳草》主编岗位到2015年6月，但名义上我是文学院院长董宏猷麾下专业作家，二度成为同事。 董老师宏猷兄亦是师长。上世纪八十年代，民族街文化站连续举办文学讲习班。我和邓一光、曾庆伟、肖新富、胡汉华等一批稚嫩的文青是讲习班学员。那时董宏猷虽只年长我们几岁，却与刘纲纪、李绍六等名师是讲座嘉宾。我们那批学员，后来成为长报、晚报和《芳草》等报刊杂志的主力记者、编辑，被誉为“黄埔军校”毕业。而董宏猷以其深入浅出的讲座，成为讲习班最受学员欢迎的老师。 1989年，拙著《河祭》由《当代作家》全文发表，武汉青年作家协会联袂长江文艺出版社召开作品讨论会。时任武汉青年作协主席董宏猷为拙著写了评论《寂寞与凝重》，发表于《长江日报》。翌年《河祭》出版单行本，我将董文作为代序编入书中。 1995年，武汉作家协会组织编著《让我们与历史对话》，约定由董宏猷、彭建新和我共同承担案头工作，驻进酒店日夜编写。交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前夕，董宏猷主动提出，以主要执笔工作量考量，由我署名第一作者，他们署名在后，彭建新也赞同。当时我就很感慨，毕竟二位既是我的师长，又是作协领导。足见董、彭先生高风亮节，提携后生。…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