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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樊枫

初来乍到

早上醒来，我真正意识到从昨天到今天这短短的二十几小时，已跨越了亚洲，来到欧洲，日行一万二千余公里，途经数十个国家。我将画具和作品放进我宽敞的艺术工作室，把日用品放进大衣柜，洗漱用具摆放在盥洗间里，那忙乎的劲头就像搬进新家那样兴奋。

约蓝塔给我送来了早餐，典型的西式面包、牛奶、鸡蛋。恰巧翻译杜瑾也到达，于是我们共同用早餐。席间我拿出清早起草好的新闻发言稿，请她过目以便翻译。可以说时间匆匆而逝，显得非常紧张和迫切。第一天我就开始感受到在国外生活紧迫的滋味。

杜瑾看着我的文稿。我抓紧时间烫着从箱子里取出的西装。

未等我把西装穿上、领带打好，门铃已被前来接我们的司机按响。

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布会场设在鲁尔下莱茵企业联合会。

德方之所以要我匆匆赶到，就是为了今天能按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德国人做事极其认真严谨，没有非常特殊的情况，不会做时间改动。

平时在国内办展，当电视台的记者把摄像机镜头对着我时，多少有些表情不自在。今天要我在德国出席新闻发布会充当“主角”，是否要我这个“新闻人物”在洋人面前出“洋相”？俗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眼下我身在欧洲，也不得不从容“登堂”。

副市长玛格多芙斯基来了，她是一位能干而富有灵性和激情的女性。见面后非常激动，尽管今天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我的画室，今天就在德国的新闻发布会上。她今天身着一套深红色西服裙、外套一件同色的呢制长大衣，显得年轻漂亮、风姿绰约，并不失从政者的端庄成熟之美。作家池莉访德归来曾撰文《杜伊斯堡印象》中，把她描写得如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一般。

会议由鲁尔下莱茵联合会主席魏什德特先生主持、玛格多芙斯基副市长向记者介绍我的生平简介。他们居然把我和翻译“押”在当中而坐，真是弄得我受宠若惊。玛格多芙斯基挺有意思，她向我笑着眨眨眼，示意我不要太紧张。这样“眉来眼去”地挺有缘亲切感，从而使我放松了许多。

玛格多芙斯基很有口才和演说能力，她用一口流利而富有表演情感的德语，向记者介绍我的生活经历和艺术特点及艺术追求。

“请问您对杜伊斯堡的印象？”记者开始向我发起“进攻”。

“由于是夜间到达，车开得很快，我没有看清楚！我想三个月后我会把杜市看得一清二楚”。杜瑾马上把我的话翻译给德国《西部德国报》、《新鲁尔》、《莱茵时报》及杜伊斯堡电台的记者们听。

“请问您到德国来有何打算？”

“我将在杜市当三个月的居民，我想将此感受溶进我的艺术作品里。”

记者又转向魏什德特：“您作为赞助担保人，您对樊枫先生的艺术有何看法？”

魏什德特答道：“我认为樊枫先生的作品有现代中国人的气息。赞助艺术，是为了建立我们的企业形象，当玛格多芙斯基女士向介绍我几位中国画家的资料时，我第一个就投了樊枫先生的票。”

这时，魏什德特从秘书手中取过一个钱包，对记者说道：“这个钱包不是空的，里面装有樊枫先生的生活费，还有一张三个月有效期的杜市通用交通月票，他可以去杜市的每一个角落。”天哪，德国人怎么可以这么干，在这众目睽睽之下要我接受这个做工精美的钱包，里面还装有现金马克，竟然当众清点数目。怎么一点也不讲含蓄。弄得我好像初乍到就受人恩惠似的。那些记者马上意识到新闻发布会已进入高潮，连续不停地闪烁手中装备精良的相机。

接风宴

魏什德特大约五十岁左右，高大的身躯，白头发秃顶，留着整洁讲究的八字胡，一副派头十足的企业家形象，用玛格多芙斯基女士的话说：他是地道的资本家。也许他知道中国人有“吃文化”，特意安排会后请我吃饭，不搞“陪同团”式的就餐宴请，仅只带上他的秘书及我和翻译，来到一家西式餐厅。

中国各地流行西餐多半为俄式，而德国流行意大利式。一看那钩子款子的德国菜单，我纯粹两眼一抹黑，可以说是瞎着眼睛点菜。

出国前朋友告知，在德国人面前吃饭嘴里不能发出响声，我怎么偏偏点了一碗热汤，喝汤时不能用力吸，要顾及风度与形象。那姿势真像姑娘吃饭怕抹去唇边的口红，挺别扭。搞得我在北半球高纬度的“三九”天也大汗淋漓。席间，边要与魏什德特谈天说地，边要忙乎手中的刀叉。他看到我应接不暇的样子，而大笑不止。

席间，魏什德特对我说：“我去过二次中国，那次去上海搞大众汽车经济合作，我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给我印象很深。我每天很早起来去外滩看老人打太极拳，我感到中国人很会生活，特别是中国的菜，味道美得让人难以想象。”

“那么您对中国菜也感兴趣？”我反问道。“当然。只是我用筷子的水平就像你用刀叉的水平一样。”大家又哈哈大笑起来。

我对魏什德特说：“德国人对中国菜感兴趣，您可知中国人对德国的交响乐也有同感。在中国的音乐厅里，德国交响乐园的演奏常常使中国人也疯狂起来。如此说来，“食文化”和“乐文化“同属人类文化结晶，大家应有共同享用权，您以为？”魏什德特瞪着惊讶兴奋的大眼睛看着我，“当然，OK!OK!由我来安排此事。不过有个条件，你得给我的公司画张画，OK?” “OK!” 我当即应允。

架起生活的炉灶

走出餐厅，翻译杜瑾抓紧时间带我去解决生活的首要问题——超级市场购物。必须将刚领来的马克用于即将开始的生活。“阿尔的”(Aldi)是德国购物最便宜的超级自选市场，留德的学生及访问学者常在此光顾购物。平日在国内我很少去菜场和百货商店。今天面临这集二项为一体的“阿尔的”我也不得不穿梭于油、盐、酱、醋、茶的货架之中。

“阿尔的”的商品价格的确不贵，标价的数码与中国的菜价数码差不多。但一想到马克与人民币的比值，那就并不便宜了。杜瑾告诉我，在国外生活都是精打细算的，决不允许有半点奢侈和浪费。德国人的工资收入虽高，他们在用钱方面都很谨慎。更何况中国旅德的学者、留学生或打工仔，更应在消费方面提高戒备。因大多数在国外华人都有这种观念：节约每个铜板去创造旅游观光的机会，多看一个地方，多走一个国家，都能丰富和扩大自己的阅历和经历，同时也没忘记生活在国内的父老乡亲，家里人并不宽裕，能节约点钱寄回国补贴一下生活也在情理之中。

在“阿尔的”购物，无需要懂外语，只要看准什么商品往手推车放就行，反正出门结帐。它的货柜和商品标价很有意思：同类商品等级档次和质量差别有区分，高质量高价格的在上，低质量低价格的在下，让人一目了然，各取所需。比如说即将到达食品卫生要求贮藏期限的肉和蛋，或者说骨头比较多的肉和猪内脏，大小规格不统一的蛋类蔬菜瓜果，必定便宜而放在货柜的下方。超市中的蔬菜瓜果，买回家后无须清洗可直接切好下锅，因蔬菜都采取了无菌保鲜包装。购买蔬菜时因大小重量有异，只需将蔬菜放在电脑秤上将与蔬菜图案同类的按键按下，立即就跳出一张重量/价格帖签，贴上后到出口处结帐。

在这类超市购物实在是太方便，不用到处跑路，在一个超市我就推出一车日用品：猪肉、蔬菜、牛奶、鸡蛋，色拉油、酱油、糖、咖啡、面色、盐，外加香烟打火机、牙膏、肥皂、摩丝、手纸等。一下子就用掉二百多马克。下一步就到亚洲超市去购买米、面条、葱姜蒜虾米紫菜味精等。而且从前面一个店购买好的商品也可带进这一个超市，无须存放（可放在手推车中），每个超市的出口处都有本店商品的价格帖签识别器，没有人去搞鱼目混珠的偷窃行为。

杜瑾对我说：“下次得你自己来购物喽，我可没时间再陪你。”我的天哪，我到此地还不足十三个小时，她就把我扔下不管了。好像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王起明将他的朋友接到后稍许安排就甩手了，他朋友操了一声他妈，眼下，我能操谁的娘吗？谁叫我一个人来德国！

杜瑾的举动一下子让我真正会过神来而进入角色。在国外生活必须要有较强的独立生活能力，不能有半点依赖的想法。时间意味着人的进取和财富。人需要在实际的生活锤炼中寻找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观念。在国外生活不光是要有优秀的专业水平，更需要具有水准的外交和较强的生活能力，只有能干才能获得幸福自在的空间。

晚上我不得不自己乖乖地回到Dreigiebelhaus做饭吃。我 开始架起我在德国的生活炉灶。

三墙屋主

“Dreigiebelhaus”意为“三墙屋”，何谓“三墙”，就是在房屋建筑的顶部有三个“凸”字造型的墙尖。位于莱茵河畔的各个城市都具有这样一种特色，那就是街头“文物”，马路边一堵不起眼的旧墙，杂草丛生，道出来历竟然是十三四世纪的，顿时让人肃然起敬。

据说很早以前罗马人就到莱菌河畔筑城，虽然如今罗马时代在德国的建筑已不多见，但中世纪以后的古老建筑至今尚保留着，这些建筑大都用于宗教。当你看到那些古朴斑驳的老屋老墙，一派庄重肃穆，灰暗的外壁不知是烟熏的还是历经沧桑的岁月印记，都会令你对漫长历史浮想联翩。

我作为三个月的“三墙屋主”，更需要对它的经历考察一番。踩着晨露，围绕这座古屋一圈审视，发现“三墙屋”占地面积并不大，大约在600平方米，共建有三层楼，砖墙木框结构。

房屋前面有一个一百平左右的小院落，院落中央栽着一棵树，树杆上也爬满了藤蔓，院落的地面是用石板铺设的。一楼作艺术沙龙酒吧、餐厅，二楼作为艺术家的工作室和卧室。三楼是洗衣、晾衣、烫衣工作间，同时也是管理工作人员的生活住房。

院子的大门口有块铜铸的牌子，上面记载着“三墙屋”的经历，建于16世纪初的1525年，距今已整整471年的历史了。我在青少年时代，就曾听说外国有这“堡”那“堡”，在中国挂历的图片上也时常看到，今天居然可以这样近的亲临古堡，的确有种梦想成真的感觉。

“三墙屋”也与其他德国古建筑一样，用于宗教长达二个世纪。从杜伊斯堡地方志都可考证出它曾有过旺盛的香火，不知有多少人来此作过祷告。进入19世纪，教堂迁至广场后，“三墙屋”成为一所教会女子学校，它仍旧服务于宗教事业，随着本世纪初欧洲的工业革命兴起，“三墙屋”完成了它起初的宗教使命，从而，转换为一所纺织加工厂。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杜市及整个鲁尔地区成为德国的重工业钢铁生产基地。战场上所需的坦克、火炮、飞机、潜艇等军火原材料均生产于些。因此鲁尔被盟军视为战略要地，轰炸目标，成批的轰炸机群不分昼夜地对该地区实行狂轰滥炸，使整个鲁尔地区毁于火海之中而沦为废墟，房屋所剩无几。然而这座“三墙屋”也许是曾经长年服务于宗教，受着神灵的保佑而免遭灭顶之灾，成为这场残酷战争中的幸运者，同时，也是杜伊斯堡这座城市唯一幸存下来的一幢最为古老的建筑。

“三墙屋”历经战争沧桑后，以残缺不堪濒临倒塌的创伤姿态展现于世，所面临的问题是由谁来收养这座历史文化遗孤，1975年杜伊斯堡市政府买下了这座房屋，并在次年进行了全面整修和装饰，同时给“三墙屋”注入了新的历史使命“将它用于人类的文化艺术事业，专门用它来接待来自世界各国获杜伊斯堡文化奖学金的艺术家。这座哥特式建筑的“三墙屋”，目前已在室内本市有完善的生活设施，以及宽敞明亮的艺术创作工作室。它已接待过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地的艺术家，我作为中国艺术家，是第一个住进“三墙屋”的东方屋主。

Dreigiebelhaus.三墙屋很使杜伊斯堡人骄傲，他们常常把它的照片印在各种画册和旅游册上。严格来说“三墙屋”诞生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但提倡科学讲究和谐美的新型审美思想没有

影响到这座房屋的建造者，从“三墙屋”的外形特征上看，它仍然保留着中世纪那种反和谐，讲神性美的冷酷风格，如三个“凸”字造型，体现着“数”的概念和几何形体造型观念，给人一种崇高、朴素、冷峻、反和谐式的神秘感，德国是一个浸透着文化艺术的国家，而作为一切艺术之母的建筑，它不但标志着当地的传统文化风采，同时它带给人间更多的是讲不完的故事。

可惜我只能做隆冬和早春的“三墙屋主”。我有幸看到在那大雪弥漫的日子里，它那银妆素裹的净容，以及在那春雨潇潇中的宁静和安详。遗憾的是我却看不到在那春暖花开时它是什么样子，我想那里的三墙屋一定更加美丽和有生气。

诙谐市长克林斯

出访前听介绍说杜伊斯堡市有位全德国最有名望、年逾古稀的老市长克林斯先生。没有想到我还真与这位老市长有缘分。我到达杜市不足三个星期，他便通知杜市政府外办的霍夫斯，特意安排了单独召见我的时间。

这天我随同二位前来接我的翻译小姐准时到达杜市政府赴约。老市长克林斯已等候在那宽敞硕大的办公桌旁，满面和蔼地与我握手问好。

“我听说您已连续担任二十多年的市长了，非常不容易呀！”我恭维道。当他听完翻译后马上答道：“我这个市长与你们偌大的中国相比，充其量是位小村长而已。”市长的回答谦逊中带有德国式的幽默，之后他向我介绍了他办公室中陈列的一组版画作品，作品风格有些像中国的民间剪纸，图式鲜活有趣地反映着俄罗斯杂技戏剧题材，可见克林斯先生有着很高的艺术品位和素养。

这时克林斯市长带着我来到了市府中的中国会客厅。这里的陈设是典型的东方情调。红木坐椅中国画，我想这些陈设一定来自于它的中国友好城市，我们的武汉市。

《西部德国报》的记者走进来要摄影采访，克林斯市长便说道：“仅仅我和樊枫先生二位男士照相不好看，必须让这二位翻译女士进来点缀才行。”气氛一下子又被他逗活了。

克林斯市长向秘书要来了一本印刷精美的大型画册送给我，并向我介绍画册中的“德国表现主义绘画”，又问我“你知道什么是表现主义吗？”我答道：“意思是由内向外。”他高兴了，“看来你对德国艺术并不陌生。”

我拿出一幅自己较大的作品《西塞秋意图》赠给杜伊斯堡市政府，这位克林斯市长边认真的观赏着作品边乐哈哈道：“你是不是还嫌我这个会客厅太小，看来我非扩建这客厅不可。”我又赠给他一盒茶叶，他又饶有兴趣地问：“这是什么茶叶，有何讲究？”我答道：“上面标着是‘长寿茶’，具有保健功能。“他又乐开了：“有人已经给我算过命，说可以活到九十岁以上，这茶是否让我更加长寿。”我答：“当然。”

克林斯市长兴致很高，他吩咐外办主任德拉斯多和霍夫斯先生：“我们一道吃中饭，到泰国饭店，我要宴请樊枫先生。”这位老市长和我们之间真像年轻朋友一样，一路谈笑地徒步前往饭店就餐。

我们在市中心找了一家泰国饭店，市长亲自点了五道菜，每人一碗汤。饭店的饮食款式为中式，用筷子吃饭。其中汤里有对虾，一下子就显出克林斯的筷子功夫不到家；他又眯着眼鼓捣起来：“筷子太难侍候，还是手来得快。”于是我们都跟着他用手抓着虾子啃，也顾不得那些“外交礼仪”和风度，气氛显得轻松愉快。

席间我向老市长提问道：“过去中德友好城市间都是政治和经济上的交往，将来会有更多的文化交流项目问世吗？”这时候克林斯吃得正带劲，还没咽下口中的食物便答道：“前任杜市的文化专员害怕坐飞机，老是不肯出远门，这次邀请你来的副市长玛格多芙斯基女士负责分管文化工作，她不怕坐飞机；所以我们可能多些机会来享受中国的文化和艺术。”老市长的一番话，又把他的两位部下德拉斯多和霍夫斯逗得乐而开怀。

接着克林斯又指着他的两位部下对我说：“你看看，他们长得多高，过去德国经常下雨，把人关在屋子里，所以我长不高，可现在德国还是不断下雨，可他们的个子却越长越高，真是要命。”

他说话极其诙谐有趣，彩头连珠式的话意味深长使人乐而深思。饭店里的餐桌陈设为西式长型，市长与我对坐，仅隔一米之距。而在这种氛围里就餐使你没有感到一点紧张，更没有年龄和地位上的距离。

说笑中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市长看了看手表后说道：“你们年轻人再聊一会，我还有其他安排。”于是他独自起身告辞，徙步返回市政厅。

玛格多夫斯基曾约请我为克林斯市长画幅素描肖像，以作为她赠给市长七十诞辰的礼物。我感到从市长的外表形象的背后，一定藏着许多动人的故事。与其去画他的外表，倒不如更多地去了解他的内在。

市长的肖像画

我开始准备为克林斯市长画肖像画。

我感到这位老人非常可敬可爱。他的个子并不高大，却长得结实、强悍，精力过人。他满头白发，从眉宇间就感觉到他曾有过丰富的经过。老人有一双大而有神的蓝眼睛，锐利的目光从你身边掠过，就能体会到他的力度美。对他的这种感觉，是后来我给他作画的进程中而得出的。

“克林斯市长马上又要访问武汉，他这次已是第八次了。”德拉斯多告诉我说。我感到克林斯市长已是武汉市的老朋友了，有必要向武汉市民介绍这位老市长。于是我请霍夫斯给我弄些有关克林斯市长的介绍资料来。

几天后霍夫斯给我送来了一叠资料，的确我发现克林斯有着非凡的经历。约瑟夫.克林斯，1926年10月21日出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市，战前就读于一家中等师范学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1944年，当时只有18岁的克林斯在德国海军服役。次年德军战败，克林斯被盟军送进了战俘集中营。二次大战后，年轻的克林斯再次就读于天主教会的师范大学，从而使他信奉天主教。大学毕业后在一所实验中学任教，教授历史和德语，他勤奋努力工作，屡受表彰，被选为校长。由于生活发生转机，克林斯便开始从事政治追求。

他加入了社会民主党，当选为地区党主席，成为杜伊斯堡市党委的领导成员之一，继而又当选为该党的国际关系委员会成员。六十年代初，35岁的克林斯当选为杜伊斯堡议会议员、文化常委等职。1969年当选为杜市文化委员会主席、杜市政府副市长等职。七十年代中斯，49岁的克林斯正式当选为杜伊斯堡市市长，德国北威州议院议员至今。

克林斯非常热爱生活，尤其喜爱体育运动。四十年代末，曾是德国优秀的长跑和跳远运动员。后来由于某种健康原因，医生禁止他运动，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创下了3000米/12分钟长跑的优异成绩，这是他有生以来的最高记录。他曾在德国多种田径运动中获得过18枚运动奖牌。之后他又把运动要领用于政治，用他的话说：“长跑时要善于呼吸，否则很难创造好成绩，政治的要领也是要学会运用呼吸。”他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家庭，虽然他与妻子没有生育后代，却有一位温存善良、深深爱着他的贤妻。他的妻子是一位非常出色的专业舞蹈演员。克林斯又特别爱跳交际舞，他非常得意的声称，爱妻是他的最佳舞伴。

身为一市之长的克林斯，面对目前德国的经济萧条，日夜为市民的生活状况操劳着。许多厂矿企业和公司的资本家们，把生产基地移至亚洲东南亚地区，利用当地廉价的生产力，以此来压缩生产成本，减少政府纳税。从而使德国本土的企业大量裁员。工人失业率大幅度的上涨。其中Thyssen,Mannebmann,Klockner等公司就裁员达3万余人之多，Krupp更严重，工人失业后造成该地区商业也受到影响，商店关门街市冷落。这样的状况不得不造成政府救济金的短缺。另外德国科尔政府颁令：要求原西德在职员工在工资收入中抽取7.5%的资金，作为团结经费用于资助东德的建设基金所需。基于以上状况，杜市政府决定压缩政府开支，将现任政府的8500名工作人员，在本世纪末裁掉2000余人，采取日常工作合理化的措施。目前的德国已出现大型企业不断吞并中、小型企业的状况，中产阶级及小型企业处在消亡之中。

  克林斯市长为此伤透脑筋。霍夫斯先生说道：“有次失业工人上街游行，市长得知后，在交通堵塞的情况下，他叫人用摩托车将他送到出事地点后，也加入了游行队列。体现了一个政府官员对下层阶级的同情心及身为市长的责任感。许多记者发现后，在游行队列中采访了他。从而使他在劳动人民阶层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和信任。

他认为需要有这种质朴的感情才能对得起劳动人民对政府的纳税义务。

克林斯看准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前景。武汉的地理状况，这种重工业基地的内河大港，与杜市是莱茵河畔的重工业基地极为相似。杜市与武汉建立了友好城市后，在德国引起很大反响，德国许多城市的市长纷纷前来杜市，向他学习经验。

宗教与传教徒

在Lutherpsatz地铁站，我偶然认识了一位在德国攻读音乐专业的华人朋友田禾。由于彼此从事艺术，因此一见如故，并留下地址和电话。

一星期后的周日，田禾带上了一位叫彼得的德国人来到我的画室。彼得能说许多汉语单词，但中文语法不太好。与他单独对话彼此都能听得懂，这样我们之间就不存在语言障碍。

彼得对艺术是行家。他曾经办过画廊。他看了我的作品后谈了许多他的看法，还从作品中挑选了一组抽象图式的山水画对我讲：像这类作品德国人会很喜欢。谈完艺术，彼得问我：“你信教吗？”我答道：“不！我在艺术学院时哲学成绩不错，我爱读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彼得又说道：“达尔文的进化论不对，现代科学无法证明，你能与我们一起去听课吗？现在！”我想与德国朋友一起探讨进化论也是很有趣，同时也可了解他们的背景文化。当即同意：“Ja,ok.”

我们一行三人，由彼得驾驶驱车来到杜塞尔多夫的一所大学的会议室。在会议室中坐的全是会汉语的德国人，也有少数中国留学生。在更衣室衣柜旁边的书架上摆放着许多中文资料和书籍，印刷装订极其精美讲究。陈列着：《圣经》、《生命——从何而来》等书籍，听课者可随便索取。田禾给我介绍了许多会汉语的德国人，我一看便知，这些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我马上领悟到这个课堂的用意，之所以这些德国人会这么精通汉语，其目的就是更为方便地将基督教传入华人圈内。

讲台上放下了银幕，即将放映《生命——从何而来》的录像及幻灯。上面全是用汉语表述的图文资料。内容摘取了许多生命科学实验的结果，表示无法用实据证明达尔文的“人是由猿进化而成”的论说。只是人们将远古遗存下来的头盖骨化石认做是自己的祖先。资料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现有人类大脑的大小结构经历过什么生物学上的变化。人类和动物间至今都隔着一条深沟，而人类和猿类之间并无例外。而今世界上智商仅次于人类的猿仍旧是猿，这种进化本该较为优越的种类，却一个也没有进化成为人类。欧洲《原子科学家公报》提到：人类很相信进化，但他们研究结果也就受到左右。《体内的宇宙》书中讲到“什么东西使进化过程，仿佛在一夜之间就产生出具有异乎寻常的脑子的现代化人类呢？”“既然生物界学者不能提供一个联系载体，与猿的沟通环节，因此才只好企望这种化石纪录来定论。”

显然，西欧科学界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异议，而宗教界要利用这些论点去彻底否定人类进化学说，宣扬达尔文时代已结束，将造物主归结为万能的耶和华。即使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中，在结论中也指出：“功能纷殊的生命力当初可能由造物者注入一种或多种生物体内。”

宗教文化是西欧一切文化之本源，它制约着欧洲人的大脑神经，渗透着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他们把信教和传教当作神圣的事业，伴随着生命意义和价值。宗教曾给欧洲人带来许多恩惠，指导他们的良性行为。如保护自然资源、生态平衡。讲究伦理道德，遵守法制观念等。但宗教也曾在二次大战中受过纳粹的利用，给德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在杜塞尔多夫返回杜伊斯堡的路上，彼得单独开车送我。暮色中的高速公路上飘起了鹅毛大雪。我对彼得说道：“今晚到我家去吃饭，我做中国菜给你吃如何？”彼得高兴极了：“OK”,我问彼得：“你为何学汉语？”他说：“我花近一千个小时学汉语，是为了将来到中国去传教。”我想很有趣，从明朝开始西方就向中国人传教，如今也一如既往。

回到“三墙屋”，我做了一个包菜香菇肉片榨菜鸡蛋番茄汤，再将做好的卤菜切好就此款待彼得。饭前，彼得要求先祷告：“感谢万能的上帝，让樊枫赐予我这美餐” ，而后坐度就餐。

后来我知道他住在离杜塞尔多夫好几百公里的亚深，这样，每周开车二趟去听课，真是毅力和虔诚所驱。他们中一些传教士还时常跑到各城市的大学生寝室去进行传教活动。

夜行车上的遭遇

在国外生活最热衷的事就是旅游。那心态就像老外在中国跑来跑去，到处浏览观光的兴趣一样。在我卧室里的挂历上标满了我的各种计划，3月9日是个周末，计划指向去东德柏林。顺便去柏林看从武汉来的艺术家邱萍。

德国的铁路部门没有周末优惠车票，一票可同时乘五人，这种廉价票非常适合家庭旅游。每张票的价格是三十马克，可走遍全德国。它的局限性是只能乘坐慢车跑短途，如跑长途也可，得一段段的转车，限周六和周日48小时内有效。施德的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极青睐这种周末票，时常结伴旅行在德国各城市。

我很早就与华中理工大学的访问学者刘建州相邀，结伴去柏林旅游。因为我们是来自同乡同水，在德国又同在杜伊斯堡访问，真是难得。这天，我请刘建州到我家来吃晚饭，凌晨零时我们便走向杜伊斯堡火车站。

午夜的站台，寂了无声。候车人形只影单寥寥无几。1点零6分我们上了开往柏林方向的列车。整个车厢只坐着三四个乘客，空空如也。上车后我和建州脱去皮褛外套挂在车窗边上的衣勾上，便就席对坐。

我们聊了一会儿天，二十分钟后列车停靠波鸿站，上来一青年乘客与我背靠而坐。他瞥了我们一眼后，也将皮服外套脱下挂在车窗衣勾上。正好与我的皮服相挤一处，仅隔座椅靠背之距。大约二十分钟后，列车停靠埃深站，青年取衣下车，列车又很快起动离站。

这时我猛然感到那青年人下车前取衣服时有些不对劲，赶紧搜我皮服中的钱包，发现口袋已空。这只鲁尔下莱茵企业联合会主席魏什德特赠给我的钱包已落入他人手中。里面装有出国护照、杜市公交车通用月票，一百马克的电话磁卡，二百五十马克现金和通讯录。损失惨重不用说，将如何面临下一步计划，大脑中一片空白……

好在车票放在建州身上。在火车站建州抢着付钱把车票买了，现在我又身无分文，继续用人家的钱，心里着实难受。

走出警察局已是午夜二时，踏着多特蒙德街头的人行道脚步显得异常沉重。一想到在火车上发生的那一幕，就感到涌上心头的寒意而不堪回首。我心里非常明白：随着护照的丢失，意味着许多计划将会由此而落空。护照可补办，但欧洲共同体的签证是无法办回，原订去法国巴黎看卢浮宫艺术的计划恐怕就无法实现了。

好心的建州不断地规劝我不要再为此事伤神，事情已发生，只有考虑下一步怎么办。建州告诉他还剩一百二十马克，够我们两个人去柏林的路途费用。

我考虑在柏林还可找到邱萍帮忙，最起码可住在人家家里，这样就可省去昂贵的旅馆住宿费。最后我俩决定继续东进。

天快亮了，我们离开多特蒙德车站，坐上开往柏林方向的列车。

柏林街头

实在太困了，上车后不自觉地进入梦乡。迷迷糊糊中感到车已过汉诺威，飞速的前进着进入东德境内。我们在勃兰登堡站转车。走出站台呼吸一下早晨的新鲜空气，顺便领略一下东德城市的街景。

有一个多小时的空余时间，我们利用这机会吃早点。喝了一杯牛奶、啃着面包就上街了。

东德的街道与西德不同，建筑庞大，马路宽敞而明亮。有着浓烈的俄式气息。不像西德的波恩、科隆等城市，街道弯曲，建筑玲珑古老纯属欧洲西部风味。从街道建筑样式就可马上体味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分来。尽管现在东西德已统一，但建筑的遗风就像历史的教课书，时时刻刻供人们在不断的探索和研究。

由于马路太宽、广场太大。有趣的是目前的德国政府又在这空旷的广场中央填充新的建筑物。看到架起的一座座高高的塔式吊车，那情形就像目前的中国各大城市，到处是建筑工地一样，那么它又如何来统一这原有的建筑风格呢？可见人们不仅仅是用笔来谱写历史，同时也在用建筑的艺术样式给时代定位。

上车后，列车很快又经过波茨坦车站。波茨坦这个地名，我们在读初中时就曾知道，它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着紧密的联系。我沐浴着初春的阳光眺望车窗外。此刻间，不得不迫使我回忆着五十多年前曾在这铁路两旁所发生的人间故事。可以说在这里每寸土地都散发着硝烟的焦糊味。

伴随熙熙攘攘的人群走出火车站，第一件事就是走进红遍全世界的麦当劳，解决了“首要问题”。第二件事就是赶紧与邱萍取得联系。

来自武汉的画家邱萍在柏林从事艺术。她曾是武汉画院院长卢柏森的学生，卢院长特地将她介绍给我就是为到德国后给予提供一些方便。好不容易打电话与邱萍联系上，终于听到邱萍那熟悉的声音，遗憾的是邱萍已离开柏林市区，回到市区以外的乡村别墅。原因出在我自己身上，忘了出门前与邱萍联系，临时登门拜访，的确有些不礼貌。邱萍告诉我她很想返回柏林与我见面，可周末离开家里有些不便。但邱萍未忘乡，她知我钱包被偷，我们两人来柏林一定会有生活中的困难。特介绍他的朋友唐先生给我们，并且帮助我们解决住宿的问题。虽然带着万里迢迢来看望老乡未果的遗憾，但我非常感激邱萍解决了我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按照邱萍的吩咐打电话给唐先生，唐先生约我们去看装置艺术展，晚上在展厅见面。从地图上找唐先生说的地点，在东柏林的一条小街上。

从电话亭里出来，穿过动物园，在波茨坦街上就可看见高高耸立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这座建筑物可以说是柏林特征之一，但它尖顶上的“皇冠”已被摘去，映入眼帘的却是一座视角强烈，令人振撼的战争纪念碑。它那直刺青天的尖顶已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空袭的炮弹削掉三分之二，昔日的“皇威”已不复存在，“秃顶”的它留给人们的是一个巨大的战争悲剧惊叹号。它今天的残缺美无非是要呼吁人们一个永久真理：永远不要忘记那一日、那一刻所给我们带来的创伤和灾难。不知不觉我被它的这种残缺存在方式上了一课，用历史教育人们提高认识，“警钟长鸣”并非单靠解说台词，仅此形体象征，足以震撼人心。

坐上柏林市内的轻轨列车，沿着潘克河前往柏林东部。我们的周末优惠票很顶用，不光能坐火车，同时有效期内在全德国各城市还能用于市内交通，地铁公交车都能坐。由于没有人帮助导游，因此只能凭感觉在柏林各处坐车观光。

东部的柏林北风呼啸，寒气逼人。加上街道冷落清静，人烟稀少。虽说是观光，倒不如说有点像“流浪”的滋味了。不得不充饥来取暖来转换情绪的低落。

在我印象中柏林很大，从西柏林的动物园到东柏林，途经帝国议会大厦，来到奥斯陆街，车子走了好半天，夜幕开始降临，我们去找唐先生。

装置艺术

东柏林的夜晚的确感到萧条冷落，僻静的小街灯火昏暗。各种生活垃圾将垃圾箱塞得满满的，在寒风凛冽中，抖动而嗖嗖地响。街道两旁的生活住楼里灯火寥若星辰，由此而见有许多居民已撤离本区。

我们按照唐先生在电话中指引的约会地点走进了一所老式旧房子，而里面却鸦雀无声，空空如也。

“Hello”,推门进去后，我们在楼梯脚向上叫喊。没有回答。老式楼梯踏板上铺着许多废报纸，好像刚做过油漆。我们沿着空落黑暗的楼梯一直向上爬，咔咔的脚步在地板上发出了让人感到一丝恐怖和神秘的气息。发现六楼处点了一盏没有灯罩的白炽灯和一架无人管的老式收录机，此刻正放着摇滚乐曲。让人诧异的是一直上到顶楼也不见一人。当我们又返回楼下时仿佛会过神来，我对建州说：这就是装置艺术，刚才我们上楼的那种感觉，就体验了一番这作品的味道。

穿过院落看到前面有一幢二层楼的楼房，从窗口昏暗的灯光中透出人影，走进去看见里面挤满了人，正在开Party。房间中央用木料围搭着一间“屋中屋”，里面陈列着装置艺术作品。大家边饮着酒边观赏着作品，看来我们没有找错地点。建州用英语询问唐先生来了没有，却发现有一位说得一口流利汉语的汉斯先生。汉斯二年前在浙江美术学院（现在中国美术学院）进修了四年中国书法艺术专业。因此汉语口语很过关，且发音纯正。

“你为何要到中国去学书法？”我问汉斯。

“中国书法艺术很具有现在抽象艺术的表现性，我将中国艺术的笔墨功夫用于我现在的艺术创作。”汉斯很健谈，见到中国艺术家他就很来劲。

柏林艺术家办展览也有多样性，今天的屋就是展厅，里面的“屋中屋”就是作品。一个“展览”也就是一件作品。本世纪初，自从法国“达达主义”艺术的创始人杜尚，将他那个小便池挺进了美术馆登上了大雅之堂后，也就将“生活的艺术”移进了美术馆。虽说前无古人，却后有来者。于是杜尚的行为一直影响到当今西方艺术的发展，也就是今天的装置。

房子中央的装置作品是由黑色橡皮筋组合制作而成。扯来扯去的黑色橡皮筋活像一张大蜘蛛网，从中点缀着酒瓶和砖头，形成点与线的交合，看上去耐人寻味。

唐先生来了，问我装置作品如何？我说看了二件，一是刚才的楼梯与录音机，二是这件装置作品。他会意地笑了笑。

唐先生是福建人，他是个现代艺术迷。他个人喜爱摄影，同时也偶而做些装置艺术。他的生活来源主要是接些中国旅游团、做导游翻译。同时也搞信息咨询，办语言班什么的。

我问唐先生：这些装置作品的出路如何安排，比如是去博物馆？美术馆？还是销售？他说：先只能在艺术圈内产生影响，下一步得靠艺术批评家去作宣传。

在国外，艺术家要获得成功，得到社会的承认，是件很不容易的事。经多方努力和良好的机遇才能使艺术家成名。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们非常仰慕艺术人才。一位成了名的美术家、音乐指挥家、其地位在某种程度上高于政治家和企业家。从事艺术者，未成名前得靠打工维持生计，一举成名后，很快就进入中产阶层。一位法国艺术家说：“这就是生活。”

在唐先生家寄宿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我们拿出他家冰箱中的食物，自己在炉灶上做熟来填饱肚子。按照唐先生的吩咐将房门钥匙丢在他的信箱中，就乘上了去西柏林的大巴。

列车又一次的返回到多特蒙德，时间已是周末零时，我们的周末票已过期。这意味着剩下的路程得重新买车票。于是我们买二张到埃深的车票，上车后遇到查票的再将情况如实说明。

又是一次深夜旅行，一路上没有遇到列车员查票。这次柏林之行对我来说，可能是永生难忘。我想：如果没有建州在我身边，那结果该是一个什么样子？

当我们走出杜伊斯堡火车站时，我有点像回到自己的家乡一样。和建州道别后，我独自走在步行街上，感到一切是那样的熟悉和亲切，此时，钟楼的钟声已敲响凌晨4点。

玛格多芙斯基

“中国的开放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而且还具有强烈的文化内容。在中国处于政治孤立和封闭的年代里，艺术被扭曲成一种官方工具，所有的艺术都雷同。随着‘文革’的结束和‘四人帮’的倒台，中国不再是远东的那个不为人知的神秘国家，而是我们世界文化共同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副市长玛格多芙斯基在介绍中国艺术讲话稿的翻译原文。

作为一名德国政治资历并不深的年轻副市长，如此这般的了解中国的国情和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实属罕见，她既是副市长，又是文化专员，她曾多次在德国的艺术杂志上发表对中国艺术的介绍文章，她能分辩出当今中国艺术的流派，哪些是先锋前卫作品，哪些是传统改良主义等。她曾对一些中国女留学生说：“我正悄悄地爱上了中国”。

她的确是位女强人。走到哪里总是风风火火。带来一片欢声笑语。办事极其干练果断，从不拖泥带水，优柔寡断。

玛格多芙斯基特意抽出时间，亲自开着她的奔驰车，陪我和北京中央美院旅德画家黄华三，去杜塞尔多夫博物馆看展览。她边开车边用车载电话帮我联系去汉诺威的事宜。同时又教我如何把我的作品打进德国的博物馆，这样才能在德国留下名气。她告诉我，她已将我的展览通知和我的艺术资料送交杜市的威廉博物馆的馆长，到时他会前来观展。

“你能帮我再介绍些中国的艺术家吗？”看来她想把中德艺术交流继续下去。我说：“我有个想法，能否将中德友好艺术城市双方的企业家联合成一个艺术交流基金会，一方面企业家能双方互相交往，同时为今后两国的艺术交流基金作些资助。不知能否行得通？”

“你这个想法很好，可去努力试试”。她打了打方向盘对我说，我说我想找魏什德特先生谈谈，她答道：“可能有些问题，魏先生手下的那些企业，已有两家钢铁厂已关闭，其他的厂也在闹罢工，估计他最近没有心事来关注这类事。”

德国的文化事业的开展，可能比中国还麻烦。政府拿不出资金，不像中国有时还有政府拨专款。他们得处处依靠企业和金融系统的赞助和支持。玛副市长也时常为寻求资助文化事业而弄得头疼，有些企业家一看到她就避守三舍，不敢与她见面。而她也总有巧妙办法敢闯敢冲，争取资金而来搞她的文化事业，正因为她能力突出，所以克林斯市长才把她从其他城市“挖”过来当副市长市长。

来到杜塞尔多夫的博物馆。里面陈列着马蒂斯，毕加索、杜尚、塔皮埃斯、波已斯等欧洲名家大师们的原作。

“看看，谁的作品只要能进入全世界的博物馆和美术馆，谁就是世界级的大师。”玛格多芙斯基对我说道。我感到她对艺术颇有见地、出语惊人。然后悄悄地对我和华三说：“你们留个影吧。”她看了看旁边的确没有工作人员，赶紧拿出相机给我们照相。

走出博物馆，玛格多芙斯基问我：“是吃中餐，还是西餐？”我答：“西餐”。她笑了：“对，我以为你到德国来还是吃不腻中餐呢，该换换口味了。”她又说：“其实不是我请你吃饭，而是你请我和华三吃饭，你的护照丢了，去不成法国巴黎了，现在只好把这笔钱拿出来吃饭喽。”

原来在我访问计划中，玛格多芙斯基为满足我的要求，给我争取到了去法国巴黎的差旅经费，现在护照被丢失，只好把这笔经费用于其他用途。

“今年六月，我将随我丈夫私人出访中国，到西安、上海、武汉，到时你可愿请我到你家里去做客？”

玛格多芙斯基问我道。

我答道：“你能给我这么大面子，我感到荣幸。只是我没有房子，至今还和父母住在一起，不过我告诉你，虽说我们家住得挤，却是典型的‘四世同堂’，你一定会对此更有兴趣。”

她高兴极了，“‘四世同堂’我还很少见，一言为定，OK?”我答道：“OK”。

在我回国的一个多月后，她果真和她的丈夫来到我们家，亲眼目睹了中国人“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我们一家老少，几乎用了近大半个月的时间打扫卫生，整理房间，来接待这对贵宾。

人际空间

在德国生活的几个月，感触很深的是人际关系中交往的“空间与距离”，生活在这地地道道，彻头彻尾的市场商品经济的社会里，人们成天疲于奔命式的寻求生存，很少有闲暇与朋友们一起坐下来谈天说地，交流感情。尤其是华裔移民，他们最能体会什么叫“世态炎凉”，想来那感觉一定铭心刻骨。这种心态也许与欧洲的经济萧条有关，他们生活难度可能大于在美国的华裔移民。

在我认识的华人圈中，生活优越富裕的为数有限。大部分自费出国到欧洲的留学生，取得文凭或学位后并没有找到合适的理想的工作。最为理想的学者梦，无非就是能留在大学里做教授，那就可进入中产阶层。如无缘进入这个圈内，就得自立生存寻找其他途径。或到公司打工，或自己开中国餐馆。这样一来生活压力就加大。倘要养活迁居到国外的一家老小，并非易事。

在杜伊斯堡的中心步行街，就有一家耀眼的“武汉饭店”。这家饭店几经周折，最后由杭州人赵老板将它买下。赵老板很精明，他知杜市与武汉是国际友好城市，“武汉饭店”这个招牌将会给他带来财运。他知我是武汉去的艺术家，便请我为他题个横幅，于是我给他题了四个大字“欧洲江城”。其实，他那里没有我这个正宗武汉人爱吃的豆皮和热干面，无非是刀叉吃米饭而已，那味道是可想而知的。赵先生可不像我们国内的老板那样，拿着手提挂着CALL机只需指手划脚的动口指挥，他得跑堂，记帐、收款、有时得亲自上灶掌勺，这样才能减少雇佣员工，压缩资金支出。

生活压力转换了人们的心理状态，因此彼此的确腾不出时间去交流感情了。有些留学生自己的同胞姐妹同在德国，只是在不同城市而已，数年来都互不联系，几千年来的中华民俗，在此时此地也荡然无存了。

个人画展

我从荷兰阿姆斯特丹旅游回到了杜伊斯堡，我的个人画展即将在杜市开幕。

画展设在杜伊斯堡市政厅内，展出了二十多幅作品。这些作品是我从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六年创作的积累，其中到杜市之后又创作了几幅当地特色的风景。展出的这些作品，是杜市市政府请威廉莱布克博物馆的馆长从我的作品中挑选出来的，展厅布置得非常精致典雅。

杜市文化局的秘书长彼特.温得给我送来了二十张请柬，让我个人可发给在德国的朋友，我将这些请柬发给我所要求的朋友们，他们大部分都是旅德艺术家和访问学者，其中也发了曾经访问过武汉的德国舞蹈家和音乐家。

画展开幕的这天，克林斯市长几乎将杜市所有的政界要人请到展厅，玛格多芙斯基女士则将杜市艺术办、文化界的同仁们组织前来观展。遗憾的是魏什德特先生抽不出空来，特派女秘书代表参加。估计经济萧条对他的企业影响很大，弄得他头疼脑胀。

“樊枫，你好！祝贺你。”是德拉斯多挺着他的大肚皮高高地站在展厅中央、用他不太熟悉的中国话与我打招呼逗乐。这时玛格多芙斯基副市长迈着她特有风采的高跟鞋步，喜赢赢地走进。她打招呼，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气氛一下子被这位外办主任弄活了。德拉斯多身高二米多，长行又高又胖，偏偏又将一副很小的老花眼镜架大分子那硕大的鼻梁上，那模样实在让人感到滑稽可笑，全然是位“喜剧明星”。

玛格多芙斯基用手暗示了一下我，示意克林斯市长从楼上下来进入展厅。大家一下了从哄笑中安静下来。

克林斯市长是昨天刚访问武汉回到杜市的，今天他就来参加我画展的开幕式，并由他主持剪彩发表演讲。他今天情绪很振奋，看得出他将通过这次画展聚会，向他的部下和新闻记者表达他刚刚从武汉访问归来的心情，以及对武汉的见闻。

“武汉的变化令人目不暇接。长江二桥，经济开发区神龙富康轿车生产基地等，它们以全新的面貌展现于武汉三镇，我感到几年没去武汉，我得重新认识这座位于长江中游的美丽城市”，克林斯市长的讲话，翻译逐字逐句地翻译给我听，我作为一名武汉市民深感荣幸。

克林斯市长继续说道：“加强友好城市间的伙伴关系，我们将要继续认真地去抓。在市政厅举办艺术画展，邀请艺术访问学者，今天是第一个、第一次。今后像这类画展将继续开下去，让武汉的艺术家再次有机会来德国展示他们的艺术，最后，祝画展成功，干杯！”

老市长揣着酒杯看我的作品，然后对我悄悄地说：“这次我还到了上海，去了豫园，在古老的城隍庙中怎么居然出现西方的迪斯尼乐园？我感到这气息破坏了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中国人应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

他的话使我感触很深，我感到如果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本土文化不自信，那将如何去影响国际文化圈呢？

初来乍到德国时，认为德国人做事很刻板，缺乏灵活性。来了之后我感到他们的一板一眼务实精神，和对事物的冷静思考，的确值得我们去深刻认识、考察借鉴。

克林斯的意见好像是给我敲了一棒。我一向主张融汇中西文化，其关键在于如何个融法。 我想倘或在借鉴、坚持、发扬之中能让西方在东方的艺术中找寻到独特的启示，那么当代的中华文化，或许该真正走向成熟了。

告别步行街

在杜伊斯堡市政厅大楼广场的东侧，有条步行街。可以说除了三墙屋门口的那条马路外，这条步行街是我走得最多的。

步行街较宽，设了许多花坛和长靠背椅。路面是用石板铺设，加上生铁铸造古朴典雅的路灯，给人一种典型的欧洲古典情调。隔不了多少距离的草坪中央，就有一座抽象雕塑，它时时给人以美的享受，散发着艺术的想象空间。

整条步行街，西面通向杜市政厅大楼广场、东面连接着杜伊斯堡火车站。街道两边的建筑既有古典式，也有现代式。这里设有邮局、银行、影院、商场、珠宝行等。是供人购物休闲的最佳领地。

即使在那寒冷的隆冬时节，只要天气晴朗。当你坐在这长凳上，喝上一杯热咖啡、要上一包薯条。伴随着远处教堂传来的钟声，目击那成群结队飞来飞去的广场鸽，你会看到鸽子的队形如五线谱的音符，时上时下，飞向白云，飞向太阳，飞向一个诗的王国。

三个月的访问即将结束，我等不到步行街的迎春花枝条散发浪漫的小黄花时，就得向它告别了。

这条街我是多么的熟悉，我曾经踏着它去听歌剧、听世界一流的交响乐园演奏，看芭蕾舞。同时也在这里观看街头艺术家的卖艺，我向他们投去仗义的硬币，以及我对艺术生涯思索的目光。

我带上我的小朋友徐博，在我访德的后期，几乎全是他义务为我当翻译。今天我们要在此尽情留下难以忘怀的相片。照片一直拍到莱菌河畔，望着那川流不息的河水，汇聚到天边暮霭……

在我临行的前一天，玛格多芙斯基女士特意给我送来一本《德国现代绘画艺术》，在扉页上她写道：希望您能对德国留下印象，把它融入您有作品里。然后对我说：“现在是我们真正要说再见的时候了，武汉见！”

199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