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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郭力

北京大学的右派中，有一些是有亲属关系或夫妻、情侣关系的，笔者了解的情况如下：

1.亲属右派

兄：郭定一（物理系55级学生） 弟：郭家一（数学系55级学生）

兄：裴家麟（中文系助教）   妹：裴虎叉（化学系实验员）

2.夫妻右派

梁钰文（俄语系助教） 樊振环（数学系54级学生）

侯建儒（经济系助教） 姚光曙（中文系53级研究生）

岳麟章（马列教研室教员） 崔一华（马列教研室教员）

关明波（人事处学生科职员）寇德璋（留学生办公室助教）

3.情侣右派

陈成钧（物理系54级学生）   龙伟丽（物理系54级学生）

沈迪克（物理系54级学生）   梁成金（化学系54级学生）

张锡锟（化学系54级学生）   段瑜瑛（化学系54级学生）

蒋文钦（中文系54级学生）   韩其慧（中文系54级学生）

文秉勋（中文系54级学生）   孙  复（中文系54级学生）

孙文铄（中文系54级学生）   张  玲（中文系54级学生）

朱承立（西语系法语专业54级学生） 聂罕娜（西语系法语专业54级学生）

这些具有亲属和伴侣关系的右派，笔者直接采访到的不多，不能完全了解到他们划右派的原因，但在所调查的范围中，固有一些是因为三观一致，有类似言行而同时划右的，但也有一些是受到无辜的株连。据姚光曙的同学陈贤英回忆，因丈夫侯建儒被划为右派，姚光曙为丈夫抱屈，因此也被划为右派。情侣右派的株连情况更严重一些，龙伟丽1957年鸣放时正因病休学在广州家中，根本没有参加鸣放。但她听说男友陈成钧被划为右派，颇为不解，写信给自己的一个中学同学表示了不解和不满，结果被补成右派。沈迪克是以“谈谈”笔名写出重磅大字报的右派，女友梁成金则不关心政治，没有发表任何言论，仅因为与沈迪克的关系就被划为右派。中文系的韩其慧与梁成金一样，也是因为与被划为极右的男友蒋文钦划不清界限而被打成右派。化学系张锡锟在鸣放中比较活跃，女同学段瑜瑛是学生干部，奉命帮助张锡锟，结果在接触中对张锡锟产生好感，成为一对情侣。段瑜瑛为自己的爱情付出了划右派的代价。在反右的重灾区西语系，朱承立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极右派，女友聂罕娜虽然也参加了西语系同学的一些活动，但本人并没有特别的言论，因为朱承立的牵连，聂罕娜也被打成极右。

北大有些右派落难是由于校外亲属的株连。当时北大的学生和年轻教师大多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有些人的父辈是高级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是反右中的重点对象，因此，一些学生的家长在反右中成了右派，直接株连到子女。化学系56级学生薛慰灵的父亲是著名药学家薛愚，西语系英语专业56级学生孙建秋的父亲是著名电影教育家、中国纪录片先驱孙明经，薛愚和孙明经都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株连到上大学的子女，薛愚和孙建秋在接受笔者采访时都说，自己被划成右派，受父亲牵连的因素很大。历史系54级右派许南亭的落难，也受到时任民建秘书长的父亲许汉三影响。

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受到高等教育的比例比较大。北大不少学生有兄弟姐妹在高校就读，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中，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瓜葛。化学系53级学生傅国强在反右中本来安然无事，已经顺利毕业留校任教。但因他在鸣放中给就读于哈工大的弟弟傅丰祥写信，谈到一些北大鸣放中的情况，结果傅丰祥被划为右派，哈工大把傅国强给弟弟的信作为材料转到北大，傅国强马上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到门头沟农村劳动，后又到京西煤矿劳动改造，受了20年的磨难。同是化学系53级学生的金星，也遭遇了与傅国强同样的经历。金星的哥哥高云龙当时是中央美院雕塑系研究生，金星在校时是校排球队员，有时进城打比赛，因北大在郊外较远，就住到中央美院哥哥处。鸣放期间，金星到哥哥那里，会讲到一些北大鸣放的情况，结果高云龙被划为右派，他的同学向北大举报金星曾到美院煽风点火，此时金星已毕业分到上海交通大学，北大将金星打成右派的材料追到上海交大，金星被补成右派，被强制动员到新疆石河子农学院教化学，每次运动都受到冲击。同样无辜的还有化学系的助教于豪建，因丈夫是清华的教师，被划为右派，其兄是去台湾的国民党将军，即使于豪建没有片言只语的言论，也没能逃脱被打成右派的命运。

北大划了数百名右派，校外亲属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株连。西语系助教黄继忠是鸣放中非常活跃的人物，后来成为极右，其妻子乔无远是《工人日报》记者，受其株连也被打成右派。数学系55级右派郭家一向笔者回忆：鸣放中他把在北京中央建筑工程部工作的姐姐郭冠一叫到北大来看大字报，结果不仅他和哥哥郭定一都被打成右派，牵连姐姐也成了右派。

不愿与右派一刀两断的亲人或恋人即使没有打成右派，受到的压力也是难以想象的。中文系右派沈泽宜的妹妹沈蓉蓉是北大俄语系学生，反右时在俄语系55级就读，她没有任何出格言行。但据俄语系55级校友陈立柱回忆，当时开会批判右派，如果沈蓉蓉在场，经常会把与俄语系毫无干系的沈泽宜拎出来批判一番，以敲打沈蓉蓉，无辜的沈蓉蓉只能默默无语，忍辱含垢。物理系气象专业54级马鹤年打成右派后，刚开始交往的女友同级同学王淑静受到极大压力，她回忆说：我和马鹤年是初恋，当时刚刚开始交往，我连他宿舍都没去过。我在反右时没有任何言论，结果马鹤年被打成右派了，把我拉出来，让我揭发他, 可是我没听他说过什么，揭发不出来。当时我们情况相同的几个人被召集去开了一个会，让我们跟右派划清界限。可是我没听马鹤年讲过什么，怎么划清啊？像有的人那样表态揭发什么的，我实在做不出来。结果说我跟右派划不清界限，把我划了个中右。图书馆系56级李修宇被打成右派后不甘屈辱，跳楼自杀未遂，受伤住院。与他刚开始交往的女友戴淑娟被组织委派去医院看望，戴淑娟批评了李修宇的自杀行为，并带回了李修宇的认罪书。但回来后莫名被指为“与右派谈恋爱不向组织汇报”“与右派订立攻守同盟”，因此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西语系英语专业55级学生陈玉麟被划为右派，对其有好感的女生阮季霆被团支部书记找去谈话，让其揭发陈玉麟，本来就对反右的残酷氛围惊恐不已的阮季霆感到压力山大，当晚就在北京大同酒家卫生间喝来苏水自杀。

一些情深意笃的夫妻和情侣为了避免株连带来的没顶之灾，使家庭或二人的关系得以维系，可谓煞费苦心。数学系助教刘时衡划为右派后，在职工业余学校工作的妻子华炳荣受到单位的警告。刘时衡回忆：一天炳荣在回家后极紧张地告诉我，她所在的职工业余学校通知她，明天要以团支部的名义开会帮助她，要求她在思想上与我划清界限。这是一个不祥之兆，……看看再有不到两个月便将临产的妻子，想到即将来到人世的孩子，我意识到不能再有丝毫麻痹，如果她再掉入陷阱，这个即将是三口之家的家庭便将趋于毁灭。我幸亏从她以往的言谈中，大体了解到她所在单位几个头面人物的概况。我说服了她，让她先睡觉，我替她写这份检查，但要她重抄一遍，不然，万一有人要收走或者哪怕是偷看她的这份检查，后果就不堪设想。刚清晨6点，我便唤醒了她，在她抄完这份检查后我把原稿烧掉。幸而华炳荣出身贫寒，属于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又在刘时衡帮助下，把检查做得很深刻，总算幸运过关。

历史系55级学生张学仁划为右派后，同班的恋人陈宁生受到要求其划清界限的巨大压力，陈宁生不得不表示与张学仁分手，并把张学仁送给她的手表退还。但暗地里她多次写信给张学仁，表示“死也不分离”。有些左派同学乘虚而入，追求陈宁生，但她不为所动。毕业后张学仁被发配到东北一个中学教书，陈宁生就读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陈宁生放弃留京工作的机会，追随张学仁去了东北，两人终成眷属。生物系54级学生赵明蓟划为右派，女友杨端明确表示划清界限，并积极投入反右，避祸过关。在60年代初赵明蓟摘帽后，杨端重续旧情，嫁给了赵明蓟。

刘时衡、张学仁、赵明蓟是幸运的，他们的爱人在他们最艰难的岁月里，用忠贞的爱情给予他们极大的慰藉。更多的情侣在压力下被迫分手。在残酷的环境下共患难需要巨大的勇气，对分手离去的一方不应苛责。对于众叛亲离的受难者来说，爱人的绝情而去往往是致命的打击。化学系55级右派郑光第与恋人陈某某是同年级同学，两人已是山盟海誓的情侣。但郑光第划右后，陈某某立即与他划清界限。郑光第始终放不下这段感情，在经历了数年劳教改造终于摘帽后，他去找陈某某，试图重续前情，但却被陈某某拒之门外。郑光第受到致命打击，在此后发现自己的罪人烙印实际上无法去除后，他选择自杀，告别了这个令他无所留恋的世界。

对株连的恐惧不仅使人对受难者绝情，还会激发人主动作恶。物理系56级学生陈运鸿回忆，当时与他同宿舍的同学黄某某和吴某某反右时特别积极，极力要把同学打成右派，他因为与几个右派同学关系比较好，被黄某某和吴某某当成假想敌，无端怀疑他应该也是右派，为了挖出他的右派证据，无所不用其极，经常在宿舍里谩骂、拍桌子恐吓，包括扣除他的助学金，后来右派同学告诉他，黄和吴还动员右派揭发他以立功赎罪，最终因为实在找不到他的右派言行，他也没有出身问题，而逃过一劫。2016年，56级入学60周年聚会时他遇到吴某某，他问吴当年为什么那样对待他，吴某某马上表示道歉，并答非所问地说：我哥哥当时已经被划为右派。“他担心他哥哥会影响他的前途，竟不惜诬赖别人”，陈运鸿说。

北京大学还给右派学生家长发送通知书，告知其儿女被划为右派。中文系56级右派学生江之浒保存了这份通知书。

这份通知应该不是普遍发送的，因为在笔者采访到的近百位右派校友中，仅发现此一例。但是格式和落款均显示其为正式公文，这份通知是怎样产生、在什么时间段、什么范围内发送的，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株连的底层逻辑是具有血亲或姻亲关系的人都会具有相同、相似的立场与观念，这种逻辑通过历次政治运动中各种手段的强化，使很多人潜移默化地接受。由此，逃避株连也就演化为积极主动的划清界限的行为。著名右派沙文汉和陈修良的女儿沙尚之是化学系57级学生。她在入学以后，在批判右派分子的会上主动发言，表示与父母划清界限，她说：“三十多年前就从事革命的父母亲堕落成右派分子，对我来说不能不感到惊奇和痛心，但是，我终究和她们划清了界限，在这些问题上，我的立场是不能模糊的。…….我虽然是他们的女儿，可是，我有我的政治前途，决不能因为私人情面，父母之爱而把最重要的一面抛开不理，……这是大是大非，在这些问题面前，我经常鼓励自己，叫自己要坚定，必须和他们划清界限。我深信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一定能够坚持到底，我失去的是两个敌人，得到的是广大人民。”

60多年后，沙尚之回顾当年时说，当年我是团干部，我的认识就是如此，还在大饭厅广播出来。晚年的沙尚之对当年有深入的反思：“十八岁和八十多岁，我们经历了苦难也明白了历史真相。”沙尚之退休后以大量精力整理父母留存的书信、笔记等历史资料，无偿提供给需要的历史研究者。前面提到的西语系法语专业学生右派聂罕娜，出身于基督教家庭，父亲是牧师，1949年之后，聂罕娜接受无神论思想，反对父亲的宗教职业，离开家庭，追随革命。在受到株连成为右派历尽坎坷之后，聂罕娜重新皈依基督教，晚年以照顾老人，照顾教友，为教友送终为自己的志业。早年，她们以划清界限、逃离家庭的方式远离了可能株连她们妨碍进步的父母；晚年，她们以走近父母、承袭父母精神遗产的方式完成了人性的回归与救赎。

原编者按：郭力是北京大学中文系78级校友，目前正在从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丁东小群”，获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