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黄成勇 忘记了在风景画之外还有风俗画是不行的—— 高尔基转引自李广田一九三八年九月六日日记 纳博科夫讲欧洲小说，称道狄更斯有“唤起逼真感觉的艺术”（见《文学讲稿》欧洲卷泸译版一百二十八页）。他引述《荒凉山庄》中一段极富画面感的细节描写后，说道：“有的读者会认为这类唤起感官印象的东西不过是小意思，有什么值得停下来加以称道的呢。然而文学就是由这样的小意思构成的。” 英国小说家伊利莎白·鲍温也曾引用《荒凉山庄》另一段场景描写，称狄更斯是“善于布置场景的巨匠，”让读者“看到了一幅情景逼真的画面。”（见《世界文学》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三百零六页） 纳博科夫不经意间解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外最优秀的长篇巨制，往往会被誉为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风俗画? 这是因为作家把风俗画的特质当作小说构成要件，作了细微描摹、精妙安排而无处不在地精彩呈现，从而诱使读者通过感官印象，感同其时，身临其境，“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最终与人物“同呼吸、共命运。”这样的小说和作家，岂止《荒凉山庄》？岂独狄更斯？本土《金瓶梅》《红楼梦》更宜当作明清社会风俗画看。以“唤起逼真感觉的艺术”指称风俗画，自然恰当无疑。 但若设问，风俗画的特质是什么？会使门外汉如我者颇伤脑筋。好在凭借新近获赠《中国风俗图志·武汉卷》（泰山出版社一九二0年版）一册在手，又与作者之一萧继石先生及几位书友有过简短交流，故敢（当然有无知无畏的勇气）试为作答： 风俗既是日常习见也是恒久绵长的大众生活。以时间言之，风俗画展现风貌、风尚。以空间言之，风俗画描绘风土、风物。以人文言之，风俗画渲染风气、风采。以受众言之，风俗画述诸风怀、风情。以画家言之，风俗画各有风度、风格。 以此陋见，对照萧继石先生的画作，但见楼宇巷陌、门脸招牌、酒旗灯幌、器物工具、骡马车船、衣饰穿戴……莫不体现时代特征；商贾工匠、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敲锣吹糖、四时节庆、婚丧礼俗、饮馔酬应……不难辨认地域特色；男女老少，身姿各异，表情各具，穿梭往来，动静其间，连缀起来，不啻一幅充满楚风汉韵的浮世长卷。加上严昌洪先生武汉民俗研究长文，这部图文并茂的著作，自然堪当纳博科夫所谓“唤起逼真感觉的艺术”。 读这部书，我有些感叹。时移世易，风俗流变，未获传承的风习被记录下来，仍有历史人文价值。得以延续的风俗正在习用，足证当下生活渊源有自，应须倍加珍惜。现在固然终将成为过去，过去却未必不是现在。 读风俗画而有所怀想，必以往昔有美好德性和良善品行，使人发追慕之思而又遗憾今之不传。如果人们嫌恶现在，必以当下有恶德劣性污染于世而宜乎弃绝。而世风日下的反证、复兴武汉的线索，恰恰可以到过去去找寻。风俗画有其价值。 我读四十四面《热干面》图文，唤起一个追问：热干面佐料中的萝卜丁，是现在大多热干面馆中通用的鲜亮红艳胡萝卜丁么？我凑巧有机缘知道原本并不是。何以今非昨是，乃今人逐利，取易舍难。读第九十面《谦祥益》图文，描绘武汉著名布匹商号，诚信不欺客、享有良好声誉，生意兴隆的场面，唤起一个记忆，某年，谷林先生信中有“足尺加五”一词，我不解，函询后得知是布匹店施惠顾客的行规。未详专营布店武汉尚有存否？各类商家打折让利倒是天天叫得山响，可惜全是“买家没有卖家精”套路。 写到这里，我想起钟叔河先生笺释周作人、丰子恺《儿童杂事诗图》时，曾就某些吴越风俗，函询过谷林先生。《儿童杂事诗图笺释》是诗、图、笺并佳的风俗画，钟先生《笺释者言》有云：“盖生为中国人，虽惭磊落，而于吾土吾民之过去现在未来，实未能忘，亦不敢忘也。” 我想，萧继石先生画武汉风俗，积累这百多幅水墨彩绘的立意和初衷，庶几也与钟先生相同吧？萧先生也曾注目于儿童生活，在崇文书局出版过一部《老武汉童谣》。我与萧先生认识不久，见面也只二三次。感觉温文尔雅，敦厚谦和，值得尊敬。那次得书，是在武昌昙华林陋巷之中“何陋之有”老张书舍，“唯吾德馨”的主人为萧先生此书作分享会。当时我正自埋头翻书，忽被点名发言。仓促之间，说了两点。 二是画家作为为财经部门业务刊物主编，而有志于中国传统文化，且有兴趣专注于地域文化研究，卓然有成，殊为难得。当然，“财经”与“文化”“刊物”与“艺术”不仅不是对立的，反而理应是统一的。我通过欣赏，打量他的艺术选择和价值取向，可以肯定地说，财经工作与风俗绘画，在萧继石先生这里是融洽的。在他的风俗画中，固然有文化有艺术，但透过市井百态，揣摩画家笔下心头，可以看出更重要的：民生也在焉，民瘼也在焉。 一是这些画构图精巧，设色生动。前者，绘事意在笔先，无构图便无画图，人物动静相宜、疏密相间，场景调停得当，器具摆布得体，符合年代地域，也给人带来美感。后者，是我听来的知识，有年参加崇文书局新书发布会，书序作者唐小禾老师伉俪（“文革”中《在大风大浪中锻炼》作者）在，美术院几位老师竞夸唐夫人程犁女士是用色高手，由此知道配色原是极其重要。萧先生的画，多为淡彩，凡用重彩点染处，莫不立显生动。同时，色稍深者，比如大量用褐，所绘多为年代稍远题材，沉郁古朴；反之，色稍浅者，比如大量留白，所绘多为儿童题材，活泼明快。这证明画家在艺术技巧上有着自觉追求。 草于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日 Continue reading

文/ 宋海东 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是一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长篇小说，现已发现57种译本，涵盖31个语种。由于文化上、地域上的近亲关系，加之中国境内朝鲜族人口众多，这部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的韩文及朝鲜文译本已有6种，版本为13种，印本则多达15种，“祥子”也成为以朝韩文为母语的读者最为熟悉的中国文学形象之一。 中国大陆出版了3种朝鲜文印本，分别由民族出版社1958年8月初版初印、1959年4月初版再印、1980年6月初版三印。前两种印本的印量虽多达9500册，因年代久远，留存至今且品相尚可的已属凤毛麟角，没有数百元人民币是拿不下来的；至于三印本，花几十元即可到手。平心而论，三印本的价值不逊于前两种早期印本，理由有三：一是它依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1月的再版六印本对译文进行了修订，也可以算作一种独立版本；二是早期的朝鲜文印本无插图，而三印本则将顶尖漫画家丁聪“人文再版本”绘制的20幅插图也照搬过来，每幅插图用寥寥几笔便抓住小说人物个性和内心活动，系这位画家晚年代表作；三是仅印3400册，相对于庞大的中国旧书市场，如今同样属于稀罕物。“民族版”3个印本的译者均为徐廷弼，是一位实力派翻译家，曾将雨果的《九三年》、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以及一批日本当代小说翻译为朝鲜文。 出版地为朝鲜的仅1种，译者同样是徐廷弼，于1958年在平壤与“民族版”同步印行，以实物形式见证了中朝当年的“蜜月期”关系。 上个世纪80年代，韩国掀起中国现代文学热潮，对老舍的关注度持续升温，《骆驼祥子》逐步成为三八线南侧出版商的宠儿，有5种译本、11种版本及印本陆续印行。 作为《爱藏版世界文学大全集》第23卷，韩国金星出版社两度印行《骆驼祥子》，分别于1981年7月31日初版、1982年10月30日再版；随后作为《金星版世界文学大全集》第80卷，金星出版社又分别于1990年12月15日初版、1997年5月15日再版。上述4种“金星版”皆由韩国杂志记者协会会长金河中翻译，书中附录有相关解说和老舍的年谱，并均与鲁迅的《呐喊》《彷徨》合订为一册。 1986年，有一种分订上下两册的《骆驼祥子》韩译本由原木图书出版社出版，并于1989年再版、1990年三版、2001年四版，译者为崔英爱、金容沃。其母本主要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1月出版的修订本，但第23章部分内容系根据立间祥介的日文译本而来。全书厚达760页，前面居然花费245页刊登中国概况和对老舍的介绍，正文后又用了185页刊老舍撰写的《后记》和《老舍年谱》《老舍著作目录》《北京城图》等。该译本无论是文本完整性还是翻译质量,都堪称最具价值的韩译本，不足之处是信息量过于庞大，不仅前后附录文章甚为繁杂，且满纸注释，干扰读者阅读。全书针对地名、习俗、成语、俗语、方言等方面注释多达两千余处，且有不少冗长的说明文字，如正文第一页对“北平”一词居然加了28行详注。一些韩国人戏谑，这是一部专供专家学者研究的辅导教材。 1987年，《骆驼祥子》又出现了一种金成泰译本，出版机构为栗谷文化社。与金河中译本一样，该译本丧失了原作的完整性，有大量删节。   时隔两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全集》第5卷，中央日报社出版柳晟俊的新译本，系硬精装本，可惜质量较差，频频出现对原文的误译与漏译。 最新版本由金牛座出版社2008年5月印行，沈奎浩、刘小英译，书上特别注明该书的韩语版权属于韩国IMPRIMA版权代理公司与人民文学出版社。译者在《后记》中言：“《骆驼祥子》在很久以前翻译过一次(笔者按：显然远远不止一次)，现代中国小说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和有关老舍的学位论文也不少，不过让新时代的读者来阅读的韩国语版还没有诞生。希望通过这本书，年轻读者能记住老舍和他的祥子。”出于这个初衷，该译本一是添加了许多韩国人日常用语,语言简洁轻快，易于被阅览者尤其是年轻读者层接受;二是突出正文，除了封面上对老舍的简单介绍和译者后记外，只对含有中国文化的词汇标记中文原音，旁边标记汉字，括号里简略说明阅读方法，中国俗语、成语、方言部分也按原意直译，有助于韩国读者轻松地接受中国文化和民俗习惯。 《骆驼祥子》的朝韩文译本、版本、印本虽然谱系庞大，但可惜没有惊现一种如英文世界的伊文·金译本一般的译本。伊文·金译本上世纪40年代曾风靡美利坚，销量达百万册。 Continue reading

文/ 傅承洲 大概是在1996年6月，我已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即将离开南京的时候，谈凤梁老师请我吃饭，在一个小单间里，和我单独谈了一个多小时。一方面是为我饯行，另一方面是有话要嘱咐我。这次谈话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叮嘱我专心做好教学科研，不要从政。我到中央民族大学报到之后，给他写信汇报工作生活状况，他回信再次提醒我，最好不要从政。我当时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用意，甚至觉得这话有点多余，我一个年轻教师，即便想从政别人也不会给我机会，何况我根本就没有从政的想法。2000年，我在同事和领导的再三劝说下，答应做了一任学院副院长，虽说谈不上从政，但也是管理工作。一届任满，才知道自己真的不是那块料，即使是学校已经张榜公示，我也坚决不再续聘。虽然没有完全听从谈老师的嘱咐，走过一点弯路，最终还是回到了书斋。正是有了这段经历，才完全明白了他的良苦用心。 谈老师叫我不要从政，是用他自己的人生经验来教育学生，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我于1993年考入南京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谈老师时任南京师范大学校长。我曾听他说自己从政是历史的误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各级领导干部面临年龄老化的问题，中央提出了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的要求。江苏省委要在南师大选拔一位副校长，条件非常具体：年龄五十岁以下，职称副教授以上，教学科研出类拔萃。这种条件在现在看来并不苛刻，当时文革结束不久，高校教师被耽误了十年的时间，符合条件的简直是凤毛麟角。1983年，谈老师四十七岁，已晋升副教授职称，上课是当时中文系最叫座的教师之一，又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完全符合副校长的任职条件。家庭出身不好，连教研室主任都没有当过的谈凤梁，就这样破格提拔为大学副校长。从1983年任副校长，1991年任校长，至1996年因病卸任，一干就是十三年。这十三年正是一个人文学者的黄金时期，可以说谈老师将自己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了南京师范大学，还搭上了自己的健康。他为南师大做了哪些实事，一个只在学校念过三年书的学生，不可能作出全面的评价。就我和他接触中，只知道他活得太累了。作为一校之长，谈老师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休息时间还得加班加点。我向他请教只能是周末或晚上，交谈之中还经常被电话打断。一天晚上，我上谈老师家，他告诉我，今天不能在家中谈，只能外出散步边走边聊。原来有人纠缠很久，他已反复解释，仍不管用，还要上家里来，不得不选择回避。一个冬天的周末，我去他家，他正准备出差。师母告诉我，为学校出版社一事，他已经上北京多次，求人的事，必须校长出面。还有一次去见他，他刚从国外访问回来，因有心脏病，长期靠服药维持，在上海下飞机时，药已服完，差点把命都丢了。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严重影响他的健康。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才五十多岁，身体消瘦，眼窝深凹，脸色焦黄，一脸倦容。1995年暑假，南京、上海多家医院诊断他患上肺癌，在上海做了部分肺切除手术。术后切片检查，只是一个结核钙化点。虽是一场虚惊，却是一次开胸手术，元气大伤。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又投入繁忙的工作。一年后，确诊为淋巴癌，经过手术、化疗、放疗等一系列痛苦的治疗，仍旧没能挽救他的生命，1998年2月8日病逝，年仅62岁。 谈老师出任校领导，耽误了太多做学问的时间和精力，一些计划中的研究工作也未能完成。谈师1960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不到24岁，作为人文学者，都有一段读书积累的时间；作为大学老师，还有一个准备和熟悉教学的过程。这一过程还没有走完，文革爆发，一搞就是十年，学术研究完全停止。1977年文革结束，谈老师已人到中年，这才有了正常的做学问的条件，到1983年走上领导岗位，留给他专心治学的时间只有七年。在这七年里，他写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文，大多收入他的个人论文集《古小说论稿》（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中。他投入精力最多的有两个领域：一是《儒林外史》研究，一是文言小说研究。他和同事校注过《儒林外史》，花很大的气力编写了《儒林外史纪历》，既为自己的研究打下来坚实的基础，也为学术界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儒林外史创作时间、过程新探》一文，提出吴敬梓用了十九年的时间，分三个阶段写成了《儒林外史》，每个阶段取材和写法存在明显差异。这一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李汉秋先生选编《儒林外史论文集》，收录了这篇论文。哥伦比亚大学的商伟教授撰写的《儒林外史叙事形态考论》（《文学遗产》2014年第5期）引述了谈老师的观点。他1980年发表在上海《文艺论丛》的《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演变》一文，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小说作品，重新梳理了小说的概念。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在《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一书中考察小说概念时参阅了两篇论文，一篇是北京大学浦江清教授的《说小说》，另一篇就是谈凤梁的《中国古代小说概念的演变》。（《小说史：理论与实践》第164页）在当副校长期间，谈老师仍旧挤时间做研究，他带着三位研究生一起编写了《中国古代小说简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主编了《历代文言小说鉴赏辞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他打算撰写一部文言小说史，已经与王裕祥合写了《文言笔记小说发展简史》。计划修订《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简史》，并请人给原书提修改意见。我毕业前，他多次对我说，等他卸任了，我们一起做研究。在治病期间，他在给我的信中，还谈到他的研究计划，等疗程一结束，将重新开始研究工作。但病魔没有给他时间，他带着终身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近几年经常见到和听说一些朋友为导师祝八十大寿，写祝寿文，我便会想起了谈凤梁老师。谈师1936年出生，今年正好是他八十周年诞辰，却没有机会为他祝寿。谨草此短文，寄托我对谈老师的思念与感激之情。 2016年10月1日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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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丁邢 我们较为熟悉的武汉作家是胡发云。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如焉》，写的是2003年疫情中的故事。小说全名《如焉@SARS.COM》,其中就含有萨斯。今天重读，仍觉时光倒流，好像小说情节在现实中重演。小说中的副市长梁晋生，是个颇为干练的官员，如果疫情初期有这样的官员主事，时下的局面，可能不至于如此被动。因为作品中的几个配角如毛子、江晓力、达摩、卫老师写得更出彩，以至读者往往忽略了梁晋生。 《如焉》的面世，我曾起过一点推手作用。这本小说原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当代》杂志向作者约稿。但写成之后，他们不敢出。武汉大学教授肖箑父的儿子肖远和胡发云是朋友，和我也是朋友，他拿到小说的电子文本，让我先睹为快。我一口气读完，眼睛为之一亮！我感到，这是进入新千年以来罕见的紧扣时代精神的长篇小说。如此切近地展示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和人格分化，如此传神地描绘灾难中的世象，如此深入地解剖体制机理的当代小说，已经多年未见！于是，我连夜转发二十几个朋友。反馈最快的是女作家袁敏。她原来是作家出版社编辑，经她之手推出了刘海军的杰作《束星北档案》。她没有读完全书，便在次日上午给我打来电话，问这部小说是否已经有了着落？我说没有。她说：我要了。她已经应聘出任《江南》主编，就要走马上任。她说，我当主编，有终审权，这部小说由我出。她上任后，2006年第1期《江南》以近乎整本杂志的篇幅刊登了《如焉》。《江南》原来每期只印二、三千册，这一期加印到一万多册，还供不应求。 《如焉》发表以后，我和胡发云成了朋友。他生于1949年，长我两岁，曾主动奉还中国作协会员名号，我称他发云兄。2006年４月，武汉市文学院在东湖客舍召开了《如焉》学术讨论会，发云兄邀我参加。会上除了见到艾晓明、傅国涌等旧识，还遇到邓晓芒、李工真、默雷、梁卫星等新友。那次会议，碰撞出许多思想火花，至今难忘。 数月后，《如焉》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单行本，得到很多有识之士好评。有人赞曰：“六朝无文，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当代亦无文，惟胡发云《如焉》而已。”有人赞曰：“孤篇压全唐”。其实，《如焉》不是胡发云的孤篇，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迷冬》同样有份量。故事的背景就是武汉，小群曾撰文评介。 这次武汉封城，我不免惦记老友。连忙和他通微信，问候近况，得知他此刻并不在武汉。 原因还要从《如焉》说起。 他原来的妻子李虹在《如焉》写完，未及出版时，因胃癌与世长辞。所以小说第一页作者肖像下面印了一句：“献给先我而去的李虹”。小说女人公茹嫣身上，就有李虹的影子。胡发云对女主人公心理的细微洞察，对亡妻的深情，感动了无数女性读者。其中有一位定居维也纳的中年华人独身女士，由喜欢小说而钟意作者。回国相见，果然情投意合，和他结为连理。更有意思是，这位女士的女儿和胡发云的儿子年龄相当，相识后也颇为投缘，成就了第二段佳话。这些年，发云兄在武汉和维也纳之间行走。今年原定除夕之夜回武汉，已订机票。1月9日，他在微信上留言：“半夜醒来，发现手机未关，还在叨叨各类消息，包括武汉肺炎，想起16年前的非典，想起如焉极其跌宕起伏的命运，大墙内外真是天地两重，唯有故国宿命，岁岁重演。返乡机票已订，不知此年好过否？”行前突然宣布武汉封城，他只好临时退票，留在维也纳，遥望故乡同胞与疫情抗争。他说：“71年来，第一次没在故乡武汉过年。十多天来，没日没夜地盯着国内的各种信息。” 唉，发云兄！ （以上内容选自2020年2月4日“丁东小群”，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张福臣 2017年，我退休半年后在卓尔书店任顾问，工作之便得知祖慰先生的《黑眼睛对着蓝眼睛》（删节版）2017年4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上市。这本书稿曾在我手里压了3年未能出版，心有亏欠，想用行动补偿。 也是利用工作之便，电话联系祖慰先生，请他来卓尔书店做个《黑眼睛对着蓝眼睛》讲座和签名售书活动，先生满口答应。时间定在8月30日，活动时间定了下来，我让书店采购进了一批《黑眼睛对着蓝眼睛》，一切准备就绪。 8月30日上午10时许我来到卓尔书店三楼淘书坊，脑子里反复琢磨活动的程序，两眼盯着淘书坊对面可容纳100多人的大会议室，想象下午活动的场面，回忆以往在这个封闭的会议室举办各种讲座签名售书的冷场。 忽然间灵光一闪，何不把活动场地移到一楼大厅，和书和读者融合到一起呢？想到做到，把宣传背景板、桌椅都移到了一楼。 下午1点钟刚过，祖慰先生江霞女士夫妇出现在会场，立刻有人认出了祖慰夫妇，马上围了上来。2点30分的讲座两点整就开始了。 他讲到《黑眼睛对着蓝眼睛》一书并非一个有关风月的异国爱情故事，而是来自中国的文化学者如何让自己的黑眼睛对上西方人的蓝眼睛，是关于文化交流方面的思考。祖慰先生两个小时没休息，为读者分享中西方文化的差别。 我不记得当时进了多少本书，最后剩下的3本书我全买了，签名留给自己一本，两本送给了亲友。 2017年旅居法国的祖慰先生回国前已获得巴黎永久居民，有记者问他为何选择回国？我们看祖慰先生如何回答的。 祖慰说：我生在上海，后来在江苏长大，现定居武汉。我有两个选择，可以去法国，因为我是那边的永久居民。假如我在法国，晚年的生活，从经济方面考虑不会有任何问题，整个环境对于一个老年人的生活是很好的。我想做点事，而在法国，我是边缘的，因为我没有“语言”，我这个人“贼心不死”，我想做点事情，你看我现在还在写文章，我希望留在中国，权衡之后，就留下了。至于为什么选择了湖北武汉，那得问我夫人，爱情的力量！ 这是这次活动后凤凰网湖北记者杨娜的采访记录，这次讲座也是我在卓尔书店策划的最后一场读书活动，第二天就辞职离开了卓尔书店。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