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宋海东 张恨水在文学创作上的眩目光环，遮蔽了他作为一名职业报人的卓越成就。自1914年步入报馆大门，他跨越30多个春秋，被历练为一名“全能报人”，历任汉口、芜湖、北京、天津、上海、南京、重庆等地十余家报馆的外勤记者、助理编辑、编辑、主笔、总编辑、经理、社长,《申报》《新闻报》《益世报》《世界日报》《新民报》《立报》等民国一流报馆都因为他的存在熠熠生辉。直到花甲之年，他都认为写小说不过是一种副业，自己的职业就是报人，不肯以作家自居。 正因为张恨水拥有浓厚的“报人情结”，他笔下的报人题材小说比比皆是，包括《春明外史》《斯人记》《太平花》《记者外传》等。《春明外史》既是他的成名作，也是创作报人小说的起点;而《记者外传》是他笔下最后一部报人小说，亦乃最后一部现代题材小说。梳理这两部小说的创作路径，比较二者发表后反响上的巨大落差，或许能够帮助我们观察张恨水文学创作道路的跌宕与人生消长。 先说说《春明外史》。 1924年4月，中国现代著名报业家成舍我出资创办北京《世界晚报》。张恨水来京早期，曾在成舍我任总编辑的北京益世报馆工作，二人私谊深厚。应成舍我热忱邀请，年轻的张恨水加入世界晚报社。成舍我知道张恨水之前在南方报纸上发表过小说，便建议他写一部供报纸连载，张恨水爽快地应允下来。 上世纪20年代，北京虽为“首善之区”，却被一帮贪婪凶残、声色犬马的军阀官僚搅得乌烟瘴气。在当局高压政策下，面对社会阴暗面，新闻记者如鲠在喉，却无法诉诸笔端。张恨水拿定了主意，欲效仿晚清谴责小说讨伐权贵，撰写“新闻外的新闻”。 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讲，《春明外史》是“用作《红楼梦》的办法，来作《儒林外史》”。小说熔言情与谴责于一炉，庄谐杂出，通篇以旅京报人杨杏园与勾栏雏妓梨云以及孤苦女子李冬青、史科莲的情感波折串起一段段故事，全视角勾勒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城中军、政、警、学、商以及梨园、青楼、佛门内各阶层人士的生活动态，充分彰显中国传统章回小说包罗万象、地负海涵的雄伟气魄。文学作品当然不能等同于历史，但纪实性相当强的《春明外史》所描写的各界人物并非面壁虚构，书中的326位人物大多可以索引。“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经粗略考证，就可以找出一批艺术形象的原型，如魏极峰即大总统曹锟，章学孟即国务总理张绍曾，鲁大昌和关孟纲即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闵克玉即财政总长王克敏，何达即作家胡适，时文彦即诗人徐志摩，胡晓梅即名媛陆小曼，余梦霞即小说家徐枕亚，梁墨西即翻译家林琴南，吴问禅和舒九成即报业家成舍我，等等。还需要说明的是，杨杏园至少在出身、职业、性格、才干、志趣方面与张恨水别无二样，而且“杏园”二字恰与张恨水的本名“心远”谐音。 《春明外史》发表于1924年4月16日至1929年1月24日的《世界晚报》副刊“夜光”。连载期间，《世界晚报》办得风声水起，始终系北京销量最大的晚报，原因是很多读者买报纸就是为了看这部作品。凭借该作，没有任何帮派团体烘云托月的张恨水只手打天下，独辟蹊径，自成一路，从一名寂寂无名的报人跃升为北方一流小说家。 1925年秋，《春明外史》写出前13回，暂告一段落。在亲友建议下，张恨水将它们结集成书，作为“世界日晚报社丛书之一”分订两册于1925年10月出版，不到两个月，初版一千余册便告罄。次年再版时，仅在北京一地就售出三千余册，这在民国时代是一个很不错的发行量。1927年12月，世界日晚报社又将前26回作为第一集和第二集一同出版，销路也不错，张恨水拿到一笔可观的版税。1929年8月，全书39回又分三集印行，其出版者仍为世界日晚报社，印刷者为北京书局，分平装和洋装两种版本。 且说张恨水的另一部作品《啼笑因缘》名扬天下后，他身价陡增，八方索稿。1930年12月，应世界书局总经理沈知方之邀，张恨水从北平南下，出现在黄浦江畔。世界书局是一家民营出版机构，在各大城市设分局30余家，沈知方更是有“书业怪杰”之称。经过两轮蹉商，世界书局与张恨水终于敲定多部新作旧著的出版合同，其中对《春明外史》书局按千字四元的价码付酬，并且承诺一次付清，条件是必须将北平所印行单行本的纸型交世界书局销毁。就这样，一部《春明外史》让张恨水一下子挣到四千大洋。他不肯亏待世界书局，对作品进行全面修订，进一步清除连载时随写随印留下的一些不足和漏失，并将全书由39回调整为86回，每回都在万字左右，回目当然也改得天翻地覆。 1931年3月，世界书局推出新版《春明外史》前六卷；当年5月，后六卷也得以出版。正式发行前，出版方不惜重金，在上海销量最大的两家报纸《申报》和《新闻报》上打出巨幅广告，把全书回目用大号字刊载，吸引到不少眼球。书出，马上抢购一空。之后，该作成为世界书局的畅销书加常销书，一版再版，仅我所知的便有11种版本。另外，民国盗版书商大多拿张恨水当作第一衣食父母，上海天汉书局、奉天艺光书店、奉天文艺画报社、上海摄影社也均曾翻印该作。作为“中国报人小说丛书”之一，中国新闻出版社于1985年9月出版《春明外史》，约请张恨水的生前好友左笑鸿、金寄水分别撰写序跋，这也是建国后该作首次付梓。后来，岳麓书社、北岳文艺出版社、群众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亦先后印行。 《春明外史》发表至今，历经近百个春秋，从来不乏超级粉丝。1925年冬，这部连载小说中出现了一位韩幼楼将军，这也是作品内唯一以正面形象现身的上层人物。后经核实，小说中涉及韩幼楼的趣闻逸事，原本是一条发生在张学良身上的社会新闻，张恨水仅仅是稍加艺术处理而已。张恨水不曾料想到，自己笔下的这段文字，会成为与张学良交往的媒介。1926年春，张学良当了一回不速之客，带着几位随从突然出现在张恨水私宅。围绕《春明外史》，双方谈得甚投机，张学良与张恨水自此建立起稳定的往来关系。鲜为人知的是，巴金也是《春明外史》的忠实读者。2006年7月21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刊有上海作协研究室主任冯沛龄撰写的一篇《此情绵绵无尽期》，文中言：“八十年代初，巴老特将自己珍藏多年解放前出版的著名作家张恨水的作品如《春明外史》《落霞孤鹜》《啼笑因缘》《满城风雨》《现代青年》《热血之花》《秦淮世家》《蜀道难》《平沪通车》《山窗小品》《到农村去》《偶像》《大江东去》《中原豪侠传》《斯人记》等40余册图书捐赠给资料室。1931年5月世界书局出版的《春明外史》共12册，每一册都盖有‘巴金’印章，相信巴老当年是十分珍爱的，这次也一并捐给了资料室。”文中所谓的“资料室”，指的是上海作协资料室。著名翻译家、钱锺书的堂妹夫劳陇曾言：“钱先生（钱锺书）特别喜欢看张恨水的小说。有一次他问我有没有《春明外史》，我说没有，于是两人就一起去旧书摊找这本书。”这一段话，记录在宝岛上的联合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2月出版的《啼笑因缘》护封上。 梳理张恨水的创作轨迹，不难窥见他是一位在艺术上不甘重复自我、追求创新甚至革命的职业作家。从1913年写下的长篇处女作《青衫泪》到1922年诞生的《皖江潮》，属于他的第一次飞跃，作品类型由才子佳人说部进化为现代气息的社会言情小说。《春明外史》开始以谈笑从容的态度描摹世界，内容及文字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是张恨水小说走向成熟的标识，亦是对章回小说的重大改良，尤其是为社会言情小说开辟了新天地。自1927年启动连载的《金粉世家》吸纳西方文学技法，刷新民国社会言情小说结构面貌，打通雅俗，把章回体调适为一种富于弹性的新旧皆宜的文体，为大家族题材小说树立了一个标杆。1930年发表的《啼笑因缘》与时代接轨，跳出旧派小说家思维模式，打造出公认的“民国通俗小说第一代表作”，辗压群雄。1936年问世的《夜深沉》又出新招，将卑微的引车卖浆者当作描写主体，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无限接近新文学小说。至于1946年刊出的《巴山夜雨》，放弃了他习用的故事化写法，采用主线和副线齐头并进的多线结构，传奇性低，情节性淡，随处可见对家长里短和自然场景的勾描，深度挖掘人性的美与丑，是其小说中散文化倾向最浓厚的一部作品，有一种独特的风情美、人性美、诗意美。假若不是由于时局变化和身体状况的恶化，他的小说创作必将因此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然而，造化弄人。1949年5月，生活在北京的张恨水中风躺倒，左半身不遂，连生活都无法完全自理，写作只能局限在诗词和小品文范围内。直到1953年，他的身体才基本康复，正式恢复写作。自1956年始，他的长篇小说《孔雀东南飞》和系列散文《西北行》陆续在上海《新闻日报》连载，反响不恶，报社为此派人到北京约请这位小说家再提供一部小说。张恨水谈起自己正在创作的章回小说《记者外传》，说还有几家报社关注这部作品。《新闻日报》非常感兴趣，请求张恨水务必将此作交他们发表。 很快，张恨水把《记者外传》的前几回寄到《新闻日报》。小说以他的北京生活为基础，通过描述主人公杨止波由安徽到北京报界发展的经历，反映20世纪上半叶老北京的社会情态。它与《春明外史》《春明新史》《京尘幻影录》等张恨水小说一样，都可以当作民国野史来读。创作前，作者认真地进行过资料搜集工作，凭借作协给他开的介绍信，在北京图书馆报库里待了半个月，翻阅从前出版的大报小报，做了大量笔记。本来，他还想继续补充资料，却因为图书馆迁址到离张家较远的地方而无法遂愿。他原本是要将《记者外传》写成三部头的鸿篇巨制，时间跨度是从北洋军阀时期到共和国成立，因身体欠佳，精力不继，后又改成上下两部。 这部小说的男主人公杨止波是以张恨水本人为原型，清高正直，多才多情，一身名士才子气。不得不提的是，在女主人公孙玉秋身上，明显有张恨水第二位妻子胡秋霞的影子。比如二者名字中均带有“秋”字，都出生在杏林人家，都自幼离开父母，在北京一家会馆里跟随一对老年夫妇谋生，并与一位皖中才子产生恋情。就性格而言，爽直大方的孙玉秋亦与胡秋霞雷同。 1957年10月26日，《记者外传》开始在上海《新闻日报》连载，其责任编辑为陈诏，年轻气盛。多年之后，他还清楚地记得，张恨水寄来的第一批稿件仅有前几回，它们并非书稿原件，是复写稿，字迹有些模糊，看起来颇费力；而且在这位编辑的眼睛里，张恨水的“文字拖沓，疙疙瘩瘩，读起来很不流畅”，于是自作主张进行“斧正”。这一举动很快被报社领导郑拾风洞悉，当即坚决制止，“这是他的文风。你一改，就不成其为张恨水的小说了。” 次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通过《文学工作大跃进三十二条》草案，一方面提交全国文学工作者讨论，一方面号召大家制订跟得上时代的创作计划甚至规划。张恨水也草拟了一篇《我的规划》，其中提到：“我写了一个长篇，是《记者外传》，全篇大概60万至70万字之间，现在写了将近一半，还有一半，据我估计，夏天可以完。上海《新闻日报》，如今登着。”此文发表于《人民文学》1958年第4期。 张恨水的估计太乐观了，没有觉察到形势的急剧变化。据陈诏在《笔耕岁月：副刊编辑杂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3月版）一书中回忆：“(《记者外传》）这篇连载小说节奏极慢，故事又不曲折动人，加上写法上犯了平铺直叙的毛病，没有悬念，抓不住读者。登了几个月，还看不出什么名堂，报社内部意见很多。大家觉得陆陆续续的来稿，不知道下文如何，如果旷日持久地登下去，很容易浪费版面，失去读者。”这只是陈诏个人的观点，然而可以理解的是，当时“大跃进”狂潮席卷全国，该作与时代主旋律不合拍，有厚古薄今嫌疑。于是乎，这部小说连载到1958年6月24日，即宣告停刊。至此，小说共刊出30回，约33万字。 我淘得有《记者外传》连载剪贴本，分订上下两册，共238期。翻阅剪报，才知晓报馆曾专门请来张大千弟子、上海画院著名画家董天野为该连载稿配插图。从第1回到第8回，也就是从第1期至76期，几乎每期都配有插图一幅；但从第9回开始，插图便只是隔三差五出现，由此也反映出报社对这部小说重视程度的冷热落差。在小说结束连载这一天，编者清晰地注明“上集完”，并发表启事：“‘记者外传’分上下两集，本报登完上集不再续登。今天为最后一天，请读者注意。” 当时作家出版社一度打算将该作已发表的章回作为全书上部出版，已经发排，终因非工农兵题材，忍痛舍弃。1959年1月20日，中国文联工作人员沈慧访问张恨水，并留下一段文字记录：“去年一年写了一部《记者外传》(上册），预支了三千多元的稿费。现在已由作家出版社的许正因(武侠小说家）退还给我，不预备出版了。据说是作家出版社的领导，批评这部作品的思想性不强，没有出版的价值。不出版也就算了，我也懒得再写。本来今年开始写第二部，因此也就不再动笔。”(摘自贾俊学辑《文联旧档案：老舍、张恨水、沈从文访问辑要》，载《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4期）另外，沈慧1959年还曾将《记者外传》手稿送到通俗文艺出版社，该社同样认为不适合出版。张恨水听到这个消息，很不开心，悻悻然道：“随他吧。” 直到1993年，当卷帙浩繁的《张恨水全集》出版时，《记者外传》收入其中，才得以推出单行本，其中精装本为单册，平装本分订两册。 我们不得不惋惜，由于某些人对文学作品理解上的偏差，也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不仅让张恨水的这部长篇小说无法以足本呈现，也让世人无法完整地通过这部带有强烈自传色彩的文学作品，去尝试了解张恨水的传奇人生。 张恨水的外甥桂力刚在一封私信中称：“我舅父心中有二件遗憾事，曾多次和我谈起。一件是违心地写了《啼笑因缘》续集。……另一件是《记者外传》未能出版。他说，这是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打算就此停笔了，小说已排版，但在‘厚今薄古’的影响下，被挤掉了。” 当然，对照从前的作品，《记者外传》确实已不见往昔那种震颤心弦的情感冲击和连珠妙语，文笔略显枯涩，情节也欠紧凑，恰似一个老翁在给儿孙讲述隔壁人家的陈年往事，平平淡淡，慢慢悠悠。究其原因，其一是受中风后遗症困扰，记忆力和创作能力远不及从前。写短小文章还能灵光闪现，创作大部头便衰态毕现。其二是他人到暮年，业已失去或缠绵悱恻或激情四溢的心境。其三是囿于政治环境，尺度不好把握，他担心笔下的情感描写被当作黄色文字，写起来未免缩手缩脚。在那个需要激发斗志的岁月，风花雪月的文字已经不合时宜。 尽管如此，这部作品对报人小说再次进行了有益探索，记载了诸多民国野史，并为作者自己的情感史留下精彩的记录，也添加了一个晦涩的注脚。而且，男主人公杨止波这一人物形象塑造得相当生动传神，他与《春明外史》中的杨杏园、《斯人记》中的梁寒山、《巴山夜雨》中的李南泉、《牛马走》中的区庄正、《京尘幻影录》中的冯子虚一样，是张恨水心目中理想人格的象征。他们穷困潦倒，却不委流俗、不求闻达、不忘旧情、不食周粟，身上都刻画着“士”的精神痕迹，追求的是“道”的精髓，而非名利等俗物。 俱往矣，正是：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Continue reading

文/ 董宏猷 古代中国，文人之间的交流，除了书信往来，便是见面畅谈。倘若相隔很远，也要跋山涉水前往，谓之访友。在没有网上购书的年代，倘若出差，每到一地，心心念念的，就是访书，去书店，或者旧书摊，访书，淘书。这种爱好，深入骨髓，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有的时候，不是非得要买一本什么书，而是一种习惯，一种仪式，就像非见不可的亲友，哪怕空手而归，也要去了却一桩心愿。 现在，可以网上购书了。方便当然是方便了，但是，却少了心心念念，惦记挂牵，跋山涉水，一睹为快的乐趣与愉悦。下面的这些日记，其实都是视觉时代，手机上的微信，文字简短，多为配图。虽鸿爪雪痕，也是访书时代的脚印。深深浅浅，步步书香。 北 京 2015.7.20 每次去北京潘家园旧书地摊，都会有惊喜与收获。这次是撞到巴金先生家里去了。满地的巴金。而且，有抗战三部曲与激流三部曲。其中，《雾》《雨》《电》均为伪满康徳年号出版。看来，那时的伪满，也在盗版开明书店出版的巴金作品。《灭亡》一书，是巴金的处女作，当年在巴黎留学所写。1929年在《小说月报》发表时，第一次用了巴金这个笔名。从此，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开始有了巴金。 2016.1.10 北京潘家园依然车水马龙。旧书地摊依然人头攒动。到潘家园淘旧书，依然是北京之行的必修课。依然有小小的喜悦。许多五十年代的书，包括《长江文艺》杂志，均十元成交。民国时期的杂志巜人世间》合订本就贵了，七百成交。淘到伊萨柯夫斯基的诗集，他是前苏联著名诗人。许多著名的苏联歌曲，如《红莓花儿开》等，圴是他的作词。也淘到刘白羽的书，封面是黄永玉设计的。 默默地淘到，默默地欣赏，默默地穿越，默默地地喜悦。北京的冬天，似乎就温暖了许多呢。 2018.2.11      春节前夕。北京大风。潘家园古玩市场，空寂人稀。昔日旧书地摊区，是一过道，此刻便成为寒风走廊。 呼啸的风中，居然还有几个地摊。一老人不停的跑步取暖。一眼望去，居然有我常来的专售民国及解放初期旧书摊的老大姐。全副武装。缩立风中。见我便笑，大兄弟！快来帮我开張吧！ 风太大，且刺骨。手刚伸出，便冻得针扎般疼。遂挑了延安时期最有名的几部作品，任凭老大姐开宰。 潘家园，提前来拜年啦！ 2015.7.13 北京。百老汇影城。库布里克咖啡书店。不大。多电影，戏剧，文学类书藉。被誉为京城文青圣地。去后发现，看书的几乎全是女文青。长发。礼帽。短到不能再短的牛仔短裤。便思衬应改名为女文青之圣地了。 有朋友叹曰，难怪女生难嫁，原来都嫁给书与电影了。又问，男生呢？唉，男生都去泡风投、股票、户外与黑客去了。 2016.1.10 北京依然是文化高地。旧书地摊人头攒动。三联书店内，书友挤滿了一切可以坐下的地方。台湾杨渡先生的新书《百年漂泊》新书发布会正在进行。听众如云。互动热烈。 谁说实体书店会消亡呢？书店正在变成文化平台呢。 2018.5.18     今天是三味书屋的生日。一晃眼，三味书屋在长安街安静的存在，已经三十年了。过去到北京，必去三味书屋看看。后来去的少，但仍然惦念着。多少民营书店在时间的长河中沉没了。坚持三十年不容易。为此，祝三味书屋生日快乐！祝更多的书店青春常在！ 2018.9.28     北京的三里屯当然是年轻人的天堂。过去来三里屯，是和朋友们一边喝着整箱的喜力啤酒，一边听摇滚，一喝一通宵。 而现在，在更现代更时尚的三里屯太古里，我爱去一家名叫Page one的书店，一泡就是半天。这是一栋发光的楼房，LED 灯管错落有致穿插于木质墙缝中，让整栋楼即使在北京的雾霾中，也闪闪发亮。书店内，空间开阔，白、棕、黑的主色调明朗而沉稳。一片片木质书架凸Page One 概念店的设计主题之一：木屋，让读者感受到原始木质的亲切，和纸质阅读的快感。 当然，我更在意的，是它的书品。一层全部以纯艺术与设计类书籍为主，二楼则是儿童、文学、社科，以及大量的外文书籍与杂志。 比起大超市般的书店，我更喜欢对味口的品牌店。让我更高兴的是，三联书店也在太古里开了分店，而且，离Page one书店不远。虽然里面的装修以铁质的楼层为主，显得异常逼仄，但是，三联的书品还是丰富的。可以弥补Page one书店的不足。 三里屯不仅仅属于年轻的花骨朵，也属于胡子飘飘的老爷们。 2019.12.27 北京。三联韬奋书店三里屯店。一座铸铁构成的书籍迷宫。上下两层。曲折的二层铁廊道弯曲盘旋，铁的坚硬冷峻与书的柔软温暖构成强烈的反差，构成视觉的压迫与张力。 来这里淘书的都是真正的书友，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想要的书在哪一个弯曲里。每次来这里，其实就是来打卡，没打算淘书，只是向三联书店致敬。它的人文社科类丰富，而文学艺术书籍的书品一般。好在本月的三十号，美术馆东街的总店将重新开张了。不知能否补上短板，让书品更加丰富多彩一些呢？ 2019.8.9 PAGEONE书店。中文简称佩吉书店。意含第一页，每一天，都是新鲜的。在北京，我常去三里屯的佩吉店。而设在前门的佩吉店，则是最大的24小时营业的佩吉书店。设计新颖现代。整个三层的书店，犹如一件现代艺术品。整面墙的外文原版图书，艺术与设计，文学与童书。玻璃墙外，正阳门城楼。古老的四合院。与现代感十足的书店形成奇特的对比与张力。逛逛书店，逛逛北京坊，如饮佳茗焉。 今天从故宫出来，一直泡在故宫里。思索着如何创作《故宫一千零一夜》。走进前门的佩吉书店，竟淘到了不少有关故宫的书籍，便全买了。便默默地开心，这是不是命运对我的馈赠呢？ 2019.5.18 北京三里屯太古里不仅有时尚，有青春，有国际，也有书香。三联书店如同迷宫。木屋书店的主题设置令人动容。一是母亲节的书设。二是情人书信，展出了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亲笔书信。当年写在五线谱上。而李银河短短的一句话，令人泪奔：“小波：二十年了。你在天堂过得可好？”千言万语，化着＂明月夜，小松岗＂。 逝者安息。留下生者多少思念。珍惜当下，珍惜眼前人。天堂可期，最关键的，是与相爱的人平淡平安地活在人间。 2019.1.5 美术馆东街的三联书店无限期装修。便爱去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淘书了。 正值寒冬，店里人不多，安静雅致，正好淘书。进店一楼，其实是书品的展示。真正的海洋在地下室。那是一个好大的书库。我心仪的文学社科书籍其实在书库里。 但是不要错过二楼哦。那是一个雅致的展厅，正在展出书画作品。另一头是古香古色的茶室。三五好友，来此品书品茶，真是养心了啊！ 上… Continue reading

文/ 傅承洲 张国光先生是我大学本科阶段的老师，从1978年秋至1979年夏，张老师给我们武汉师范学院（今湖北大学）78级的同学讲了一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从先秦讲到魏晋南北朝。当年张老师当时五十多岁，中等身材，体形消瘦，戴着眼镜，拎着公文包，一上讲台，精神抖擞，打开话匣子就停不下来，拖堂一二十分钟是常事。 他讲课的口头禅是“他不懂”、“我们的观点”。他给我们讲《论语》、讲《庄子》，讲《诗经》、讲《楚辞》、讲《史记》，文字比较古奥的作品，他会作一些串讲，让学生读懂文本。重点放在作家与文本分析上，每讲一家，先批评学术界的一些流行的说法，往往都是一些名家的观点。再讲他本人的看法，就是“我们的观点”。 几乎每个作家、每部作品，他都有新观点，真是让人惊讶。板书是他的短板，恕我不敬，张老师的字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一些生僻的字词，人名地名以及重要的引文，他会写在黑板上。有时写完之后，看看，不满意，就用手连带袖子把它擦掉，重写一遍。再看看，满意了，接着讲。在学生看来，第二遍并不比第一遍写得好。 他讲的是第一段文学史，却并不只是讲这一段的作品。讲着讲着，就讲到他正在研究的课题，我在他的课上听他讲过杜甫、讲过韩愈、讲过《水浒传》、讲过金圣叹、讲过《红楼梦》。学生课后向他请教，如果不理解、不接受他的观点，他会花很长的时间，耐心细致地给你讲解，直到你接受为止，至少是口头表示接受，否则别想离开。他教学生独立思考，不要迷信权威，不人云亦云，从文本和材料出发，得出自己的结论，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治学经验。 张老师上课经常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写论文，一学期写好几篇，却并不指定具体题目，从先秦到明清，作家作品都可以写，甚至写历史、哲学方面的论文也没关系。他总是鼓励学生创新，质疑权威的观点，写出新意。凡是学生提交的论文，他都会认真批改，每篇作业后面都会写一段评语。当时是三个班合班上课，学生有一百多人，还有进修教师，作业批改量非常大，不知张老师哪来那么多时间和精力。 不仅如此，他每次将作业批改完毕，都会从中挑选十几篇写得比较好的论文，出一期墙报。让书法比较好的同学用白纸把这些论文抄写出来，贴在文史楼门口的墙上，一贴就是整整一面墙，让感兴趣的师生阅读。课余时间，墙报前总会聚集一群人，看我们年级同学的论文，成为校园的一道风景。 张老师在课堂上讲的新观点，都是他的研究成果，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张老师学术的高峰期，或者说，是压抑了十几年的喷发期，他发表了一批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的论著。 他当时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金圣叹翻案。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学界的主流看法认为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1964年，张老师在《新建设》上发表了《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吗？——与公盾同志商榷》的论文，认为金圣叹不是封建反动文人，而是“封建文化的贰臣”，“封建政权的叛逆”。金圣叹腰斩《水浒》，“不是歪曲，而是强化了革命主题。”时值文革前夕，张老师的学术观点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而且不允许发表答辩文章。 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张老师恢复了发表论著的权力，短短几年时间，他先后发表了《两种水浒，两个宋江》、《有比较才有鉴别——金西厢优于王西厢之我见》、《我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金圣叹》等十多篇论文，并于1981年结集出版了《水浒与金圣叹研究》（中州书画社），提出金圣叹不仅是第一流的文学批评家，而且是杰出的启蒙思想家，调子越唱越高。 张老师毫不掩饰自己的策略，我就当面听他说过，矫枉必须过正，只有充分肯定金圣叹，才能摘掉他头上的封建反动文人的帽子。张老师有些学术观点并不被学界普遍接受，但当下的学者很少还称金圣叹是封建反动文人，大多肯定金圣叹在小说、戏曲批评领域里的杰出贡献，说他是中国第一流文学批评家名副其实。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张老师的多年的努力有直接的关系。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湖北大学附中教书，附中与大学相距不远，只有一站路。有时周末会去湖大看望张老师，一般是晚饭后步行过去，在他书房坐下，没有寒暄，也不闲聊，就像上课一样，听他讲最新的研究成果，一讲就是几个小时。有一次与同事田绍文兄一起去看他，从傍晚七八点钟，一直讲到次日凌晨一点多。附中晚上十二点锁校园大门，值班的老师傅锁门睡觉之后，决不起床开门，好在大门是两扇铁栅栏，我们只能翻栅栏进去。 附中同事也是77级师兄谭文祥调到《武汉青年报》当编辑，约我写一篇张老师的专访。我与张老师长谈之后，写出初稿，请他审定。他对初稿不太满意，记得我在文章中形容张老师的论文在学界的反响，就像在平静的湖面扔下了一块石头，激起层层波澜。张老师认为与实情不符，不是扔下一块石头，而是扔下一颗炸弹；不是波澜，而是惊涛骇浪。不过张老师还是同意稍作修改后发表，修改稿中是否采用了扔下炸弹的比喻，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1985年秋季，我离开了武汉，先后在北京、烟台、南京等地求学、教书，与张老师的联系少了。我所学专业为中国古代文学，毕业后一直在高校从事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研究兴趣集中在古代小说方面，与张老师的研究领域十分接近，因此得到张老师的帮助与提携。 张老师经常主办学术会议，我在烟台大学任教期间，硕士刚毕业，还是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教师，也没有发表几篇论文，更谈不上出版学术专著，却多次收到张老师寄来的会议邀请函。我记得参加过两次他主办的会议，一次是在湖北大学举办的《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一次是在荆州举办的《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三国演义》会议上提交的论文还收入了会后公开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中。《烟台大学学报》的文学编辑刘国宾先生曾委托我向张老师约稿，张老师爽快地将他的论文《许穆夫人——我国最早爱国女诗人》交给《烟台大学学报》发表，该文发表后，还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我在南京读博士期间，听说张老师到南京出差，当时正好有事找业师谈凤梁先生，闲谈时提及张国光先生来南京一事，谈老师非常热情地邀请张老师到南京师范大学做客，并让我带车去接张老师。我提前到达约定的地点，等了近一小时，没有接到张老师，只好空车返回。事后得知，当时张老师与江苏省社科院文学所的专家座谈，忘了到南师大的事情。我也错失一次与张老师见面讨教的机会。 博士毕业后，工作生活十分忙乱，一个人带孩子，我有七年时间没有外出参加学术会议，几乎与外界隔绝。有时回湖北老家，也是匆忙从武汉经过，没有时间去见张老师，潜意识中也许还有躲避张老师问我学术研究状况的意图。 张国光老师逝世的噩耗，还是从网上知道的。这些年，我还是经常想起他，给本科生讲小说评点，给研究生讲小说研究史时，我会给学生介绍张老师的学术观点，备课时还会翻阅张老师的著作。一位有成就的学者，他的生命和普通人一样也会终结，但他的著作会长存人间，泽被后学。 Continue reading

文/ 戴耘 俄乌战争自2月24日开战已经几个星期，战争似乎已进入某种胶着状态，三次和谈也无果而终。 因为缺乏有效民调，很难确定中国民意。中国民众似乎很分裂，众说纷纭背后的理由也五花八门。中国政府的态度战前战后出现微妙变化，但总体是同情俄罗斯为主，兼顾乌克兰人的权益。这场战争究竟怎么看，这篇小文希望对各种不同观点意见做点梳理。这样比较有利于理性地看待俄乌战争，避免盲目跟风。当然，如果你是普京的粉丝，普京做什么你都支持，那就没有讨论的必要。假如仅仅从中国利益出发也没有什么可讨论的，所谓屁股决定脑袋。有一种说法是普京倒了，中国也完了，所以必须挺普，这基本是冷战思维，现实如何，可以商榷。但就俄乌战争本身，或这类国与国的冲突，大致可以有三个评价视角。每个视角出发点和评价标准不同，A视角认为正确B视角可能认为不可取，反之亦然。所以有时大家吵架，吵的可能不是一回事。 第一种视角从道义和法理出发的评价，关乎国际规则和国家代表的民众、民族的基本权益和独立、安全。第二种评价视角无关法理和道义，而关注策略和行动选项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包括近期和远期的得与失），如《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谈的是政治智慧、军事谋略，这种谋略对道义和法理方面也有考虑，但限于它们产生的后果，而不是道义法理依据本身。第三种评价是从战争的前因后果评判它的必然和偶然，以及国家领导人决策上的是非功过。即历史中的个人决策必然带有时代印记，如某种社会历史结构性的“必然”，领导人政治人格和决策中主观意志上的“偶然”，所以既需要“同情的理解”，也需要批判的审视。 一，法理和道义的评价视角 对俄乌战争最直接的评价是对战争本身的厌恶，对发动侵略战争的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谴责。我想这是全世界大部分民众的最直接反应，这在“联大”141票支持谴责俄罗斯和5票反对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国家的态度。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法理上违背了国际法，而对无辜生命的戕害，道义上也必然受到谴责。尤其是二战军事强权造成人类灾难的教训，俄乌战争使本来涣散的欧洲各国立场高度一致，空前团结。尤其是像吃尽俄罗斯苦头的波罗地海三国和与俄罗斯帝国有历史恩怨二战后保持中立的芬兰瑞典这些俄罗斯邻国（更不用说被苏联斯大林出卖的波兰），看到俄国对自己的“兄弟”乌克兰大动干戈，都会心有忌惮。不仅如此，俄罗斯五十多个城市也爆发了反战游行，原因很简单，大家都受够了战争带来的苦难。许多人都看到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平民遭受的罪（数千人死亡，几百万难民流离失所）。其实俄罗斯人何尝不是吞下普京留给他们的苦果。如果这场仗旷日持久地打下去，最苦的将是俄罗斯人民。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二战后的共识是，用武力（侵略战争）争夺霸权打击对手，会把世界拖回丛林法则。而大国用武力欺凌主权小国的行为必须坚决阻止。 所以，那些指责柯蓝、余秀华等的反战言论（或诗歌）的中国人肯定是出于其他理由。他们可能觉得普京发动侵乌战争有正当理由，但他们认为的正当理由肯定拿不上台面，否则“联大”反对谴责就不会只有五个国家（有些国家如朝鲜为什么反对就不用提了，提起来臊得慌）。比如，普京认为乌克兰不是独立民族，因为历史上乌克兰属于俄罗斯民族。就算如此，乌克兰现在已经是独立国家，这就像英国今天不能因为美国人原来是英国移民而要求美国归顺一样。何况乌克兰是不是独立民族也不能由俄罗斯总统说了算。有些人指责柯蓝等为什么不骂美国，这就有点无理了。这就好像你抓了个小偷突然一大帮人上来指责你世界上其他小偷你为什么不抓；你们也可以去抓啊，没人拦着。有人会说普京是被美国逼的，要骂就骂美帝。这种理由也拿不上台面。明明是俄罗斯坦克开到了乌克兰的土地上，明明是你要逼乌克兰一个主权国家就范。从道义和法理上，你就应该负责。如果你说你老美到处给我下绊子，我直接跟你老美叫板，那倒是一说。 二，战略战术得失的评价视角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没有法理道义的支持，俄罗斯也得打，这是俄罗斯战略防御的需要。这就产生了另一个评价视角，即单纯从战略战术的角度，俄罗斯对乌克兰动粗会得分还是失分。这是我说的第二个评价视角。这涉及几个问题：第一，战略上，普京想达到什么目的，能否达到，代价是什么。第二，战术上，普京选择这个时机出手，为何出师不利；选择武力征服，是否属于下策。 先回答战略问题，普京的最低目标是逼迫乌克兰“中立”，即承诺不加入“北约”，并承认“乌东”和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的既成事实。而他的更长远目标，是以乌克兰属于俄罗斯民族的名义将乌克兰化为附庸国，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尊严和地位。普京通过入侵，可能达到乌克兰“中立”的目标，是乌克兰成为像芬兰那样的战略缓冲带。但要求乌克兰“割让”土地，基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第一，发展态势不利俄罗斯，有利于乌克兰，前者会被乌克兰的长期抵抗拖垮，后者有西方作为后盾，抵抗力量后劲十足。第二，乌克兰领导人不可能承担叛国卖国的罪名。至于通过拿乌克兰作为祭旗来宣告俄罗斯向西方的挑战，这更不可能成功，这次西方制裁的烈度超出了对伊朗的制裁。同样，世界的大势不在俄罗斯一边，因为俄罗斯是一个衰落的帝国，从经济、科技到军事和西方都构不成一个水平上的竞争，且不说占领乌克兰，俄罗斯道义上处于劣势。 从战术上，普京这次更是进退失据。2014年普京迅速占领克里米亚，并成功让克里米亚归入俄罗斯，可以算是“得分”，“乌东”两个州（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宣布独立，让乌克兰不得安宁，也可以算是俄罗斯“暗算”成功。但是全面入侵乌克兰，要求乌克兰政府“臣服”俄罗斯，普京完全失算了。首先，普京以为乌克兰就是一些亲西方的政客和“精英”瞎咋呼瞎折腾，很容易摆平，他错了。乌克兰人民众志成城，连乌东俄罗斯裔乌克兰人也反抗俄罗斯侵略。第二，普京以为泽连斯基就一演员，软柿子一个，他错了。泽连斯基成为乌克兰强劲的声音，使一贯绥靖的欧洲雄起，一致谴责俄罗斯，而芬兰瑞典这些中立国也坚决支持乌克兰，并考虑放弃“中立”立场加入“北约”，让普京始料未及。本来普京以为48小时他就能妥妥地把乌克兰收入囊中，结果是他生生地将整个东欧，包括俄罗斯周边的邻国推向西方，把自己弄成了孤家寡人（当然，除了中国这个朋友）。第三，俄罗斯的军队的作战能力，战事的补给，指挥官的无能，也是这次俄罗斯出师不利的原因。 总之，从战略和战术上，这次入侵乌克兰，几乎成为普京的“滑铁卢”。最大的失策是这次战争的结果与普京的初衷适得其反；面临世界各国的制裁，俄罗斯的处境更加艰难，欧洲更加团结，周边保证“中立”的国家（如芬兰、波罗的海三国）更加需要“北约”的保护。你不是北约成员，你不受“北约”保护，你就和这次乌克兰一样，无法名正言顺地得到军事支持，如设立“禁飞区”，以及所有北约国家向俄罗斯宣战。普京现在是骑虎难下，所以吃相非常难看（比如叫嚣不惜动用核武，声言你美国经济制裁就是宣战）。很难预测最后的结局，但如果说普京哭晕在厕所里，拜登半夜笑醒，很可能是事实；因为欧洲空前团结，这点拜登没有做到，普京做到了。 三，从历史纵深的俄罗斯民族命运出发谈对普京总统的评价角度 有朋友可能说，普京堪称大国领袖，只是命运不济。我不完全同意这种笼统的说法，例如他在俄罗斯实行的寡头政治并不是现代政治家应有的操守，但这种观点确实代表了我开始说的第三种评价视角，即历史的角度。历史的评价角度，和策略的得失分析相比，时间跨度历史纵深更大，而且关注的角度不是单纯的得失，而是更深刻的历史宿命和个人宿命。 俄乌战争刚开始时我读过李晓教授的一个访谈。他认为，历史经验是“个人对国家认同感的强度和社会稳定性成反比，社会越稳定、成员的安全感越强，民族主义需求越小，对外政策的攻击性和侵略性就越弱化”，反之亦然，社会中成员越没安全感，越需要民族主义。这可以让我们理解很多民族冲突和国与国冲突的根源。俄罗斯民族历史上是很强悍的民族，可以说一部俄罗斯历史就是不断攻城略地扩大版图的历史。据说对这次俄乌战争民调显示有60% 俄罗斯人赞成普京的决定，即虽然有反对声音，大部分俄罗斯人还是支持对乌克兰实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毕竟，乌克兰长期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同源同宗。所以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有一定的民意基础，也代表了他自己的民族信念。 普京在入侵乌克兰前，对俄罗斯人作了一份长篇讲话。撰稿人是被称为普京的“大脑”的俄罗斯“意见领袖”杜金。杜金反对福山“历史的终极”的说辞（即市场经济，民主政体，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治理的终极形态），因为这只是西方的文明形态。他主张的“新欧亚”文明形态反对被金钱主宰的“堕落”的西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传统，而主张亚欧集体主义的、以权威和秩序见著的国家治理模式（所以并不奇怪的是，他不久前被复旦的中国研究院邀请到中国演讲）。我不知道普京多大程度上服膺杜金的信念，但杜金是普京背后的战略家，这是无疑的。杜金之于普京，正如班农之于川普。而且，杜金作为战略家的浓厚的大俄罗斯民族情结，和班农作为新教安格鲁撒克逊的民族宗教情结也是异曲同工。再次，杜金和班农都是反全球化的，因为全球化自由主义消融了民族性和民族主义。 普京作为“克格勃”出身的领导人，应该是强悍而务实的，但未必是极端意识形态或基本教义派的拥趸。比如他和叶利钦刚上台时都热衷于加入“北约”，只不过他“融入”欧洲的希望被无情地打碎，甚至他觉得被西方欺骗和羞辱，才寻求俄罗斯的“自强”。但是，杜金在两方面给了普京足够的底气。第一，俄罗斯作为统一民族的无可争辩性，在这种“民族大义”下，打乌克兰属于修理自己的弟兄（所以叫“特别军事行动”），其他国家管不着。第二，“北约东扩”属于西方尤其是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从冷战开始对大俄罗斯民族的围剿的继续。所以基辛格也一直呼吁乌克兰要保持中立，芝加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也认为乌克兰弄到今天这步田地是西方“北约东扩”惹的祸，西方尤其是美国企图把乌克兰纳入北约，并在2014年制造“橙色革命”推翻亚努科维奇，这一切始于西方自由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妄念。当然，一个不同观点是，东欧各国的民族主义觉醒，都是因为以前受到俄爹的欺凌压迫，所以并非“北约东扩”惹事，而是东欧小国想“西进”以免北极熊的骚扰。当然，经济上和文化软实力上，西方吸引力也更大。同样，乌克兰作为主权国家也不应该被视为大国纷争间的一个棋子，而应该有她自己的尊严和立场。不管怎样，从2013-2014年开始的这个进程客观上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打破了区域战略平衡。于是，乌克兰成为大国竞争的牺牲品。这种历史叙事如果成立，普京的行为就能获得某种程度的“同情的理解”：他希望抵御西方威胁，重振大俄罗斯的雄风，这既可以解释他对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一贯施行“铁腕”政策，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对乌克兰大动干戈。 可是，为什么他不能随心所欲？因为他的对手太强大，更因为世界发展大势（包括民族自决）与他的意图相悖。普京手里的牌并不多：欧洲（尤其是德国）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和中国的合作，核武器，强人魅力（能迷倒无数中国粉丝），而他的对手西方尤其是美国可以不动一兵一卒掐住你的喉咙。经济上俄罗斯过于依赖能源，高科技上乏善可陈（芯片等高科技依赖西方），贫富差别巨大，甚至军事现代化上的问题，在这次战争中也暴露出来。总体上，即使有核弹的威慑力，它的科技能力和经济规模撑不起一个超级大国。更重要的是，它没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按我的看法，俄罗斯人民的观念依然落后，依然相信强人政治），身处二十一世纪，俄罗斯早已没了本钱，不可能仅仅靠军事征服去重振一个衰落的帝国，这是普京的悲剧。马克思说过历史事件第一次是以悲剧的形式出现（如拿破仑一世），第二次是以笑剧（Farce) 的形式出现（如拿破仑三世）。我个人观点，面对西方，他有悲剧性（知其不可而为之），面对乌克兰，他具有喜剧性（大俄罗斯主义的妄念，以为乌克兰真是个软柿子）。悲剧耶，喜剧耶，历史自有公论。何妨再等一百年。 写于2022年3月13日 （以上原创文字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 Continue reading

图文：高巍立 长期以来外界包括美术圈人士普遍对我的正面评价是在“画肖像”方面的优势，而我自己一向并不这么认为。 我创作的目的并不是“画肖像”，而是借“肖像”也借“风景”“静物”为载体，依附于形式以意味呈现意境从而实现意图。 我认为真正体现我艺术价值的，一是以上所述的对“艺术”对“绘画”的认知；二是对“油画”这个源于欧洲的画种特质的认知。为此我创造了一个词：色层和声。 这是我的油画原作会被意大利人、德国人、法国人、奥地利等外藉人士喜欢的原因。他们认为我的油画作品”语言纯正＂，不像是中国人画的。 相反对于我的这个认知和实践，国内很多油画家并不能认识到，因为他们吃的奶是“苏派”的，被异化的油画。 （作品图片及文字由作者提供并授权） Continue reading

序文/ 董宏猷，摄影/ 张建忠 最近秋凉，却夜夜多梦。梦里都是童年往事，都是在汉口的大街小巷过早，醒来不禁感慨万千。究其起因，当是张建忠先生的邀请，为他的摄影画册《过早》作序。 对于摄影，我只是个爱好者。但仔细欣赏品读建忠先生的作品后，却浮想联翩，欲罢不能。很早就听闻建忠在摄影界的大名，常常听说他又去大凉山了。见到他，便是在他的《远山的记忆》大凉山摄影展上，凝重的黑白影像，凝固的生活瞬间，令人震撼，真实地记录了大凉山彝族人民的生存状态与生活现实。而摄影家的人文情怀，对现实的关照与思考，以及博大的爱，此时无声胜有声，全都凝聚在一帧帧动态的多元的影像之中。 从此我记住了张建忠，一个执着严谨低调的摄影家。大凉山只是他执著观照的对象之一。他习惯一头扎下去，5年里，10次出入大凉山腹地，历尽艰辛，锲而不舍，拍摄了10多万张照片。这哪里是一般的创作与观照，而是将自己的生命，融入了摄影艺术的追求与探索中。 与大凉山的凝重不同，建忠这次呈现的，是武汉人过早。 说起武汉人过早，就像说广州人喝早茶，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城市风景与文化现象。其不同之处，广州人是坐在优雅的茶楼里，边饮早茶，边吃早点，慢悠悠的。而武汉人过早，则是在户外，路边，简陋的塑料椅凳，嘈杂的街头环境，匆匆忙忙，甚至边走边吃。满大街的早点摊，满大街买早点的人，满大街边走边吃的人，构成了武汉最独特的风景，最活色生香的晨曲。 武汉人的“过早”，是视为与“过年”，“过节”，“过生日”同样重要的。是与武汉独特的城市发展史密不可分的。 作为中国“九省通衢”的交通枢纽，武汉自古就是一个“大码头”。现代考古证明，远在商代中期，武汉就萌芽了城市――盘龙城，而盘龙城的主要功能，便是军事、物资的中转。春秋战国，武汉属楚，楚国多江河湖泊，水陆交通十分发达。千百年来，行政隶制虽分分合合，但城市的主要功能，仍然是水陆交通之枢纽，商品集散之码头。翻开一部唐诗，诗人们来到武汉，不是“送别”，就是“晓泊”。而匆匆停靠之际，武汉给他们的印象，便是 “孤帆远影碧空尽”的水陆码头。及至清初，汉口成为四大名镇，后又成为天津条约中的通商口岸，从此，武汉的沿江两岸，不但密布了自古以来的“土码头”，而且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由洋人控制的“洋码头”。 水路如此繁忙，陆路呢，则因了京广铁路的贯通，使武汉迅速成为京广大动脉的中心点，武汉的码头色彩，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武汉的城市功能，武汉的发展与繁盛，武汉被外国人称为“东方的芝加哥”，皆因了码头而做了许许多多的文章。 有了码头，就有了靠码头吃饭的人。尤其是那些底层的码头工人，以及围绕着码头形形色色的商业与服务业。武汉天气湿热，清早就要到码头扛苦力的码头工人们，没有时间闲坐饭馆。他们要的，一是“快”，二是“饱”。出体力流汗多，需要补充盐分，于是，武汉的早点普遍呈现快餐化和重口味。它是劳动的需要，生活的需要，生存的需要，这样的“内容”，便决定了它的“形式”。即不拘一格。街头，路边，码头边，乃至边走边吃，形成自己独特的早餐文化。 码头文化深深地影响了武汉人，影响了武汉人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影响了武汉面对世界的个性表达。 码头的功能是什么？是集散与流通。是人的集散与流通，物的集散与流通，信息的集散与流通，风俗的集散与流通。所谓“来如行云，去如流水”，坐而能知天下事，一日看尽五洲花。于是，码头文化给予武汉人的，首先是开阔而不保守的眼界，是包容不狭隘的心胸，是善于接受新鲜事物、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开拓意识。武汉人不排外，多包容，东西南北，五湖四海，兼蓄并收，皆为我用。因此，中国的居多大城市中，只有上海和武汉的前面才冠有“大”字，“大上海”、“大武汉”。所以称“大”，不仅仅在于面积，更在于包容也。 于是，武汉的早点品种繁多，十分丰富。二十多年前，我曾在《长江日报》开设武汉小吃专栏，那个时候的粗略统计，武汉的早点品种，已经逾百。蔡林记的热干面，老通城的豆皮，谈炎记的水饺，顺香居的重油烧梅，田恒启的糊汤米粉，福庆和的牛肉米粉，厚生里的什锦豆腐脑，老谦记的牛肉枯炒豆丝……包容兼济，美不胜收。难怪香港美食作家蔡澜在到访武汉之后，将武汉称为“早餐之都”。 请原谅我如此阐述武汉的早餐文化。因为不说清楚武汉人过早的缘由，就无法真正理解建忠一年四季坚持拍摄过早的美学思考与纪实意义。 毋容置疑，建忠过去拍摄的大凉山，藏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凝重。而这次拍摄的过早，则充满了人间烟火，市井风情。大凉山和藏地呈现的是远方，是“异”，武汉人过早呈现的是身边，是“同”。然而无论是远近，还是异同，这些自然的黑白世界，内核依然是“诗”，是蕴藏在作者心中对于人民，对于平凡的百姓，平凡的生活滚烫的大爱与热情。 纪实摄影是以“人”为主要反映对象的，强调的是真实、客观地再现人的社会生活。真实性、客观性，是纪实摄影的生命线。在这个世界上，“人”的社会生活是具有差异性的。决定这种差异的，是独特的文化。在建忠的镜头中，武汉人的过早，是真实的，客观的，包括在街头路边过早的随意性，简陋性，以及周边环境的杂乱无章。但这种杂，或者杂糅，恰恰是武汉的特点之一，武汉是中原、荆楚、吴越、巴蜀四大文化风云际会的交锋点，在饮食上，是北方的面文化与南方的米文化的交汇点，是川湘之辣、江浙之甜、闽粤之清淡、徽鲁之厚重的交汇点。东西结合，南北杂糅，恰恰是武汉文化的特征。而武汉人过早的率性与随意，一方面是码头文化的浸润，更重要的，是楚文化的传承。 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叶调元刻印的《汉口竹枝词》，第一次将吃早餐用“过早”一词表达：“小家妇女学豪门，睡到晨时醒梦魂；且慢梳头先过早，糍粑油饺一齐吞。”在那个时代，连小家妇女过早时，都这么豪爽粗犷，可见楚地侠武之民风源远流长。同时，杂糅的特点，就是包容，就是海纳百川。武汉早点的丰富多元，形象地展示了这一文化特色。因此，建忠用摄影语言精准地展示了武汉多元杂糅，包容大气的文化特色。一句话：建忠对于“过早”的选择，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是想通过纪实影像，再现武汉的文化特色，城市之根的。 建忠在当下选择发表《过早》的作品，我想，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 美国著名摄影家多罗西娅·兰格曾经说过：“纪实摄影记录我们时代的社会场景。它映照现在，为将来保留文献。它的焦点是人与人类的关系”。摄影大师爱德华·斯泰肯也曾经说过：“摄影的使命是向人类解释人类，向每个人解释自己。”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崭新的影像文化和视觉文化的时代正在飞速到来。全球化会迅速地解构抹平这个世界的差异性，而这些差异性是人类几千年来用不同的方式创造的具有个性与特色的文明。 因此，保护这些差异性，保护本土文化，便显得格外地重要与迫切。这些差异与特色，已经不能用肤浅的“风俗”，“风情”来阐释了。这是关乎人类文明的重大课题，也是摄影艺术理所当然的历史使命。因此，我是在这个意义上来品读建忠的作品的。他的《过早》，就像当年的《清明上河图》一样，为历史留下了可贵的视觉史料。于是，我便理解了建忠为什么选择了武汉人最有特色的过早方式。就像一个美食家屏蔽了所谓的“杂乱无章”，而给予武汉“早餐之都”的美誉。在这个意义上，《过早》再一次展示了建忠对于摄影题材的慎重，敏感，与责任感。这也是一个优秀的纪实摄影家必须具备的思想品格与艺术品格。 在写这篇序言之前，建忠嘱我少谈摄影，多谈文化。我能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说，在摄影艺术的追求上，建忠是个完美主义者。这从他铆定一个题材，不惜多年，坚持不懈地去拍摄去思考的原因。我还想说，建忠的片子，是耐得住细嚼慢品的。看似随性的抓拍，其实构图用光都是及其讲究的。由于拍摄的是武汉人过早，他最用心的，是人物之间的对应关系。他的每一张片子，看似群像，且都动态，多用中景与近景，但过早的人与人之间，无意间构成精妙的对应关系，活色生香，余味悠长，细细品读，令人点头微笑，忍俊不禁。 一个优秀的成熟的艺术家，总是在不断地追求与探索，不断地想去超越自己的。《过早》便是建忠艺术征途上的又一座里程碑。祝贺建忠《过早》画册的问世，并期待看到他更多更好的作品。 2021年9月1日于汉口 (文字及图片由作者提供并授权）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