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彭建新 在汉口多如牛毛的老街巷里，珞珈山街名气真不大。 究其原因，是江南武昌的珞珈山及珞珈山路名头太大，其名气被“盖”住了。 也是，武汉珞珈山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20世纪初，‌其名称的由来和演变，‌以及与武汉大学的关系，‌共同构成了其丰富的历史背景。‌ 珞珈山，‌原名罗家山，‌亦名落袈山，‌后经武汉大学首任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先生改名为珞珈山。有相关资料介绍，闻一多为此山改名的寓意是，建校者在落袈山筚路蓝缕、‌辟山建校的艰难过程。‌珞珈山的名称，‌其中的“珞”字意味着石头坚硬，‌“珈”字则指古代妇女戴的头饰，‌二者结合既表达了山石的坚硬特质，‌也蕴含了一种文化和历史的积淀。 我不知道闻一多先生是否留下以上改名“寓意”的说道。我估计不会有。大学者、大诗人，不至于将音节和谐的“珞珈”这两个明显与“玉”有关系的字（词），横拉硬拽，弄得很“官腔”。闻一多先生为山改名，没错，大诗人、大学者，有那资格。“珈”指古代妇女头上戴的玉石头饰，也没错；‌“珞”字意味着石头坚硬，而且与楚人“筚路蓝缕”扯上关系，就有牵强之嫌了。其实，珞珈山，由东湖南岸边的十多个小石山组成，“珞”虽有“石头坚硬”之意，在这里，应该是颈项上的“玉石串珠”，与“珈”组成双音词，就是“玉石配饰”——听上去很美很入耳。武汉大学，珞珈山上一幢幢错落有致建筑精美的大学府，仿佛镶嵌在碧波荡漾东湖边的美玉饰，不好吗？将这俩字与“筚路蓝缕”扯上关系，应该是想多了。     但无论如何，武汉大学，因依傍着风光旖旎的大东湖，因坐落在珞珈山上，因是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著名学府，人文积淀的确可视为三镇翘楚，所以，在武汉，提及珞珈山，就知道是指武汉大学，提及武汉大学，就知道哪里是珞珈山；所以，武汉大学边，就还有一条路，叫珞珈山路。 相较而言，汉口的珞珈山街，就低调多了。 主要是街名低调：清末，这里是汉口“租界区”俄租界里的一块空地，慢慢地变成一处球场；民国初年渐有人在此建房定居，民居间的一条路，介于兰陵路与黎黄陂路之间，长140米、宽10米；路中有一花园，因花园内有块“洛加”二字的石碑——相传这洛加，为俄国一地产商人，当局就随口将这条路叫作“洛加碑”路。1946年，当局可能觉得“洛加碑”既有老毛子的余味且不吉利，就拉上武昌那边的珞珈山，取其谐音，将洛加碑路改成珞珈山街。     江北的汉口，还是沾了江南武昌的光。 不过，汉口这边的珞珈山街，虽然没有东湖的湖光，也没有珞珈山的山色，却也别具风情，且“秀色可餐”。不长的街道两边，大多是两三层楼的洋房，清水红砖红瓦，虽或有俄式风格，也不见几多狼伉，与不远处的现代高楼大厦一比，倒显出好些精致的韵味。经老汉口历史文化风貌区规划“整旧如旧”一改造，珞珈山街这百年老街，似乎又出落了。街两旁店铺，中西合璧非常亮眼，土样结合十分和谐。路边时不时可见咖啡馆，客座摆上街，绝不见城管过来指斥违法占道经营，倒似有巴黎风；好几家小茶室，有的如闺房，有的如小客厅，有的如儿童间，清新脱俗，雅致可爱。也有那很接地气的铺子，如糯米包油条、特色裁缝铺、小小理发馆，夹在很有些小资气的店铺中间，竟让人不觉违和。 更让人感慨且舒畅的是，当年那个叫“洛加”的俄国人立碑圈起来的“街心花园”，在长期荒芜、一度改作“菜场储存处”后，眼下又恢复了“青春”——还是叫“洛园”，可眼下洛园之漂亮，与当年洛加立碑的洛园相比，简直判若云泥。现在，珞珈山街周边的黎黄陂路、巴公房子一带，已成为年轻人的“打卡点”、老武汉的怀旧地。珞珈山街“肩挑”黎黄陂路和兰陵路，也“负担很重”：一年四季游人不断，有时竟摩肩接踵，有进来喝杯咖啡歇歇脚的，有直接进来打卡拍照的…. （以上内容来自公号“汉翁漫笔”，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彭建新 新安街，位于硚口区东部、长堤街以南，呈南北走向：南起大夹街，北至六水街。 新安街，长仅177米、宽不足6米，“个头” 虽小，却是条很有年头的明清老街。 如果对新安街这名字比较生疏的话，那么，提起新安市场，稍微有一点年纪的武汉人，肯定会作恍然状：噢，新安市场唦！就是那个随么事都买得到的新安市场啊！晓得晓得！ 的确，新安街，得名于新安市场，而新安市场的形成和繁荣，又不得不提及新安书院。 新安书院又叫徽州会馆。明清时节，汉口以九省通衢之利，跻身中国四大名镇之列，引来百商云集，尤其是汉正街，商机无限，人气发旺。来汉正街做生意的外省人，就扎帮在汉正街周遭的街巷里，建的建会馆，修的修书院——所谓书院，除了延请塾师，为本帮子弟课读之外，亦兼具会馆聚会议事的功能。汉正街周边街巷里的诸多会馆中，徽州会馆年头最老。据相关史籍载，康熙七年（1668年），徽州所属歙县、休宁、祁门、婺源、黟县、绩溪等县在汉商人，集资建起了自己的会所，因以上六县皆在新安江流域，历史上同属“新安郡”，故会所取名“新安会所”。徽商是很讲究儒雅经商之道的，二十七年之后亦即康熙三十四（1695）年，他们把新安会所扩建成新安书院。书院内供奉的神祗，除孔子之外，还专供朱熹，且为之建起魁星楼和紫阳坊。南宋大儒朱熹是安徽婺源县紫阳镇人，所以新安书院又叫“紫阳书院”。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徽商在书院南面修了一条新街，一头接新安街，一头通他们于雍正十三（1735）年在汉水边的码头——新安码头，从而完成了徽商在汉口的“系统工程”。 看到徽商如此重视基础建设，其他在汉正街一带经商的商帮，也意识到扎堆并建会馆对彰显本帮势力从而扩大本帮影响的重要性，认识到基础建设、子弟教育对发展本帮生意具有战略意义，就纷纷在新安书院附近建的建会馆，修的修公所：道光十四（1834）年，晋陕旅汉商人，筹资共建了山（西）陕（西）会馆亦即西关帝庙，作为山西陕西同乡联谊、绅商聚会、休闲议事的场所；其后，附近又陆续有了广东会馆、宁波会馆、江西公所。由此延伸开来，附近陆续兴建了一些商帮各自用于祭祀的寺庙——在清代汉口地图上，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不是藏在深山而是在闹市招摇的袖珍型的寺庙：凤龄禅寺、沈家庙、准堤庵、解脱庵……为便于交通，商帮们还在有水凼沟渠的街巷间修了一些石桥，这些石桥工程虽然不大，但石桥都有些吉祥的名字：延寿桥、九如桥、保寿桥……有了会所，交通也便利了，各类店铺行栈就像雨后春笋样地冒了出来，终至形成了一条可与汉正街比肩的繁荣的街——新安街，且由街而进一步发展成商铺林立、行栈栉比、作坊麇集的老汉口最繁荣的市场——新安市场。 很长一段岁月里，新安街一带，所居大多为安徽人。他们到汉口定居之后，为生存发展，一方面不得不入乡随俗，尽可能地融入汉口的码头文化之中；另一方面，他们对各自故乡的情愫，又难以释怀，同是安徽人，在日常生活中，有意无意仍执着地固守着原籍的乡俗。对这一点，叶调元在《竹枝词》里吟道：“徽客爱缠红白线，镇商喜捻旱烟筒。西人不说楚人话，三处从来习土风。”在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里，还有生动描写徽人祭祀的篇什—— 楚人做祭极平常，不及徽人礼貌庄。高坐灵旁宣诔祝，只如平常读文章。 在这首诗后，调元先生特注如下：“徽祭，正立垂手，恪守执事。本地祭，生员六人分坐灵旁，别无所事，惟轮流读文而已。”他老人家对徽州人祭祀祖宗的认真劲大加赞赏，绝对不像我们汉口人，举行祭祖宗的仪式时，连站都不站，坐着读祭文，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敷衍了事，态度一点都不虔诚。 也是，在汉口做生意的外省人，多如牛毛，在激烈商战中，徽帮得以脱颖而出，得以在血腥的帮派斗争中成为一方翘楚，兴旺发达，余绪绵绵，除了他们的精明加努力，或许与他们的这份虔诚有关罢。 世事转蓬，人算不如天算。武昌首义之后，清朝政府为了扑灭辛亥革命的燎原之火，派冯国璋部南下镇压。在黄兴指挥下，汉口民军与清军激战多日，终至不敌而退走汉阳。惨烈的汉口保卫战失败之后，冯国璋为泄愤，狂焚汉口，一时间，汉口烧成一片火海。在这场人为的回禄浩劫中，新安码头到新安书院、新安街到新街，被烧成一片废墟。此后，这一带虽挣扎重建复业，无奈落花流水，繁荣难再。直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形成气候，新安街和新安市场才又重萌生机，并迅速发展膨胀，其繁荣热闹，远胜当年——     眼下，临汉正街街面的紫阳商场，即昔日紫阳书院亦即新安书院旧址，当年来汉上创业的徽商先辈，如泉下有知，定会含笑唏嘘之余，为之浮一大白也！ （以上内容选自作者公号“汉翁漫笔”，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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