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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林泉
文/ 孙翰青 自从搬了新工作室后,内心总是不能平静,心烦意乱,写不出什么东西来。 受到疫情影响,二零二零年实打实地做了个“闲人”。从年头闲到年尾,在这期间,活得像个隐士。每日清晨起来,便坐到桌前做日课,日课结束就吃午饭,下午便开始煮水喝茶,喝茶到晚饭,吃完便又回到书房开始创作或写文章、看书,直到睡觉。 简单的生活却引来朋友们阵阵羡慕。我笑称自己是“居家不出一宅男”,平日无事便绝不出门。关起门来的天地便是我在都市的“林泉”。在这里同古圣先贤交游,与天地精神往来。在这片“林泉”中,有床可高卧,有石可赏山川。汲水可烹茶,抚琴可寻知音。杯酒中可论天地,花木间可见丛林。常设清供,佛手四五、法书一轴,又或爇香一炉读书静思。有平台可俯瞰都市,每每入夜,搬一杌凳,望万家灯火,听雨啸风。又或在其中常读快意书,兴起吟哦三两句,酒后草草五六纸。不论书画,皆抒胸中意、心中想。抑或把玩所藏古物图书,摩挲间与古人精神相接,自珍心头好。 我想,对“林泉”的执念是与生俱来的。家中祖上曾有一座辉煌一时的大宅院,恐是家族基因中就埋下了对“林泉”的种子吧。我辈自小出生便生活在都市之中,身居高楼之里。营造园林对于都市生活的我们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既然现实的园林无望那就营建精神的“林泉”吧。南宋词人张炎曾说:“好林泉都付与闲人”,这句话特别合适活在当下的人们。无论是何等条件,只要有“闲人”之心,“好林泉”自会出现。当代人蜗居都市,方寸天地中亦可构建“林泉”,可居可游,给精神构筑一方净土。 隐居在现在的“恰庐”新工作室中,只生欢喜不生愁。 (原创文字及图片由作者提供并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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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瑞生速写手稿
绘画及文字:洪瑞生 我的速写体验 速写是因观察的兴奋所引发的,它信手拈来短时画成。画家的感觉聚焦于一点,画得很兴奋,很动情,很生动,常常画出很有艺术感觉的速写。所以,多数速写含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它既是生活的记录,又是艺术的灵犀;既是感受的凝聚,往往又是创作的素材。它饱含画家对生活、人物、自然的敏锐观察与艺术冲动,甚至由此而触发创作灵感的萌动!这是我的体会,更是我的经历。 以前没有相机,画速写几乎是一个习惯,平时以及下乡下厂都带着速写本,有发现、来画兴,就画起来,或记录生活,或画下兴奋,或积累素材;总是有收获!几十年后的今日,翻看自己的速写,依然新鲜,仿佛那生活历历在目,那画里依然意趣盎然。 画于1960年的两幅北京五一节的速写,那时我还在读央美大一,初习速写。那一溜送花的三轮车队,画于天安门广场,富有动感和节奏的简洁线条传达了节日前那些工人的忙碌和轻松的心情。那大人带着手牵气球的儿童,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画的,洋溢着节日喜庆祥和的气氛,水彩色都是回宿舍凭记忆后加上的。我也是第一次在北京过五一节,自己的心情比市民们还兴奋哩! 画于贵州惠水县城的圩日桥上那幅,现场的感觉使我夸大了人物与桥的大小比例,用色彩点画出少数民族的美丽身影,而其余仅用寥寥数笔淡墨勾画,别有一番情趣,自己也感到挺满意的。 画于惠安的《净峰集市》,当时我很兴奋,用彩色铅笔捕捉集市的阳光与色彩的气氛,没想到这张速写后来孕育出我的“闽南红”系列的一幅最重要的代表作:三联画《大集市》——源于那集市的现场及自己多方位的生活感受的复合而形成的构思 !同一次在惠安写生时画的《惠安渔家室内》后来也形成了另一幅“闽南红”的重要代表作《渔家过厅》。 “个性化语言”一组速写里有五个人像和一幅全身像,全身像《巴黎女郎》是我在1998年访欧时画的巴黎时髦女郎,我力求把那巴黎女郎的精致优雅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余的五个人像因他们的气质与形象不同而运用个性化的造型手法,而且有三人都探索性地画了三张以上;这样手法画一张,另外手法又画第二张第三张。 “乌江上的艄公”是1968年深入生活时在乌江木船上,画那掌舵的艄公师傅,以雕塑般的手法去塑造船夫刚毅耐劳的形象。我大多喜欢依着对象、人物的个性面貌,依着我的感受,寻找一种更能表达对象个性并具有一定表现意味的艺术手法。 “动态”这组,是看演出时的快写,快速捕捉运动的整体、神态、组合,不在乎所有的细节,唯一地捕捉对象的运动神韵。 “记录与刻画”,都是七十年代以前的速写,最早的是那幅正在打电话的公社书记,那是在央美大一时到北京郊区官厅水库花园公社劳动锻炼时画的。其余就不一一细说了。 我还想简单谈谈“火车司机”,这是1974年我去厦门火车站机务段体验生活画的师傅和徒弟们。当然,我还画了他们在机车上的劳作和火车头。我在和他们的接触中慢慢和他们接近,边聊边观察边画,力求不只是把型画像,更要能刻画点每人的性格和火车工人的气质。因为自己心里的想法明确,所以这些头像是一定程度上达到这一诉求了。当自己进入创作时,脑子里就有了这些司机们活生生的形象了。 速写是一种观察生活亲近生活而且很有情致的绘画艺术,它促使艺术家在生活里更敏锐更富于激情,激活艺术表现的热情。所以,速写里总蕴含着不息的活力,是很有意思也是大有可为的! 洪瑞生 2021,7,12,于厦门 (原创作品图片及文字由作者提供并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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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居旧京会馆时期的“大先生”
编注:这个原创文本为先前发于本刊的《民初北京会馆的况味》的最新扩充版。新媒体时代的数字技术使同一作者作品的前后内容一并存在,以活的文本形态呈现作品的演进过程,这在纸媒时代是难以做到的。数字文本的版本校勘将来是否会如古籍整理那样成为一项专门学问,不得而知。编者姑且在此留下注脚,以便有心人以后的探究。 文/ 弋戈 到2020年的今日,写下“会馆”这个词,都觉得古意森森了。仅在京史京俗书中,还能留存一个历史的背影。到清代时,每个省都有会馆在京,能够拿到京试名额较多的府县一级,大都也在京设置“会试举子的客馆”。1949年时新政权的官方统计,全北京城还存有会馆391处。 我们家八十年代末迁京时,有几个寒暑假带着读高中的儿子在宣南一带逛胡同。走完一条,就在市区地图上用马克笔涂一条胡同。从宣南到前门外,正是当年会馆分布带,只是大部分都已成大杂院,包括后文提及的“绍兴县馆”。 民初离乡背井去“北漂”的文化人,不少人都是存身本藉会馆,借此窗口沉潜旧京情调。诸如张恨水《春明外史》、《记者外传》中主角的浮沉。 查鲁迅日记: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途中弥望黄土,间有草木,无可观赏。约七时抵北京,宿长发店。夜至山会邑馆访许铭伯先生,得《越中先贤祠目》一册。 五月六日:上午移入山会邑馆。坐骡车赴教育部,即归。予二弟信。夜卧未半小时即见臭虫三四十,乃卧桌上以避之。 五月七日:夜饮于广和居。长班为易床板,始得睡。 这个中华民国刚继承到手的都城,给江南世家子弟又历经上海、杭州的周树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实在不怎么样。 鲁迅这次是随南京的临时政府教育部迁京,其后在京近15年间,本职一直是教育部佥事,兼社会教育司第一科之长,分管图书馆、博物馆、文艺美术等。 据胡春焕、白鹤群著《北京的会馆》一书记载:绍兴会馆有两处,一处在虎坊桥东,称“越中先贤祠”,另有书称之为“浙绍乡祠”。另一处即鲁迅寓居的“山会邑馆”。那是晚清时的叫法。清末宣统年间撤府并县,山阴、会稽两县合二为一,改名绍兴县,山会邑馆也相应改“绍兴县馆”。鲁迅先生1912年5月6日(来京第二天)住进会馆,先住“藤花别馆”,1916年5月6日迁入“补树书屋”,在绍兴县馆中住7年余。 从鲁迅的例子看,会馆是可以长住的。周作人老年时写《补树书屋旧事》说:“因为这个会馆里特别规定,不准住家眷乃至女人的。原因时在多少年以前有一位姨太太曾经在会馆里吊死了。吊死的地方即补树书屋,不在屋里面是在院子里的槐树上,因此那补树书屋得以保留,等他(鲁迅)来住,否则那么一个独院,早就被人占先住了。这院子前面是什么堂,后面是希贤阁,差不多处在鬼神窝中,原是够偏僻冷静的,可是住了看也并不坏……” 《补树书屋旧事》中还有关于这个小独院,以及各房摆设的详尽回忆。这是又一次改朝换代后,知堂老人以刑余之身,靠卖文苟活京城,鲁迅成为最好的卖文题目。 知堂老人曾经画过一张图,给人解说“大先生”、“二先生”居住的补树书屋格局与室内家俱方位。 同时居绍兴县馆的,还有教育部同事,绍兴同乡许寿裳。那是从东京始的朋友,交情终鲁迅一生。赴京第一日,记夜访许寿裳之兄许铭伯,也居绍兴县馆内“嘉荫堂”。就是知堂老人前文所说的“什么堂”,口气故意不屑,倒不至于真忘记堂名。统计鲁迅居绍兴县馆的七年多日记,许寿裳的名字出现次数应最多。 绍兴县馆是个大会馆,有好几个院子,相邻还有江苏元宁、安徽黟县、歙县、河南彰德四处会馆。都在南半截胡同里。 在鲁迅搬出会馆那一年的1919年,后来成大名的小说家张恨水来京,借住潜山会馆,时年24岁,比鲁迅先生小14岁。张恨水后来在《写作生涯回忆》中记:“……我就搬到我自己的会馆去住,这会馆没有什么同乡,我一个人拥有两间小屋子,倒是很舒服的。”张恨水隶籍安徽潜山,所以有“我自己的会馆”之说。 张氏的成名作《春明外史》,男主角杨杏园初来北京章节,就是借用了张氏自己的经历:“在我这部小说开幕的时候,杨杏园已经在北京五年了。他本孤身作客惯的,所以这五年来,他都住在皖中会馆里。这皖中会馆房子很多,住的人也是常常拥挤不堪,只有他到正屋东边,剩下一个小院子,三间小屋,从来没有人过问。原因这屋子里,从前住过一个考三次落第的文官,发疯病死了,以后谁住这屋子,谁就倒霉。一班盼望升官发财的寓公,因此连这院子都不来,谁还搬来住。杨杏园到京这年,恰好会馆里有人满之患,他看见这小院子里三间屋,空堆着木器家伙,就叫长班腾出来,打扫裱糊,搬了进去。会馆里也有人告诉他,说住不得的。杨杏园笑道:“我本来倒霉,不搬进去,不见得走运;搬进去倒落得清闲自在,住一个独院子了。”人家见他如此说,也就由他。其实这个小院子里,倒实在优雅。外边进来,是个月亮门,月亮门里头的院子,倒有三四丈来见方,隔墙老槐树的树枝,伸过墙来,把院子遮了大半边。其余半边院子,栽一株梨树,掩住半个屋角,树底下一排三间屋子,两明一暗。杨杏园把他收拾起来,一间作卧室,一间作书房,一间作为好友来煮茗清谈之所,很是舒服。” 在会馆短住的也举一例子:当时北大文学院教授陈独秀,安庆人,家住东城箭杆胡同19号,因在南城办刊,常寓居安庆会馆内。 住会馆不管是短住是长住,不用掏房费。因会馆修建与维修都源于同乡京官的捐助,是为帮助本籍举子们进京赶考的。后来单身小官吏到京出差、候补、调任,也习惯住会馆。只是按节令还是得给会馆的长班一笔赏钱。长班是会馆的管理员兼杂役。《桃花扇》中,写的“胸中一部缙绅,足下千条胡同”,是长班中的杰出者。 鲁迅与二弟周作人住会馆里,“饭是托长班代办,菜就由长班的大儿子(算是听差)随意去做,当然不会得好吃,客来的时候到外边去叫了来。”这是见诸前引周作人回忆录中的一段。文中未说明包伙每月花费多少,不过翻阅张恨水《记者外传》有相类情形,“……会馆长班,办得有伙食,九元钱一个月……”。 “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川籍学者吴虞,1921年5月进京,到文学院任教授,同年10月11日记“院中厨子包伙食,每月七元,予见饭菜尚舍……” 于是在文学院包伙。 至于鲁迅先生也在会馆外包过伙,《鲁迅日记》中有记,1913年9月4日记:“午约王屏华、齐寿山、沈商耆饭于海天春,系每日四种,每人每月银五元。” 同月18日又记:“海天春肴膳日恶,午间遂不更往,沈商耆见返二元五角。” 日记中的“海天春”是当时称为“二荤铺”的小馆,卖起码的肉菜,光顾者图个方便实惠。海天春在宣内大街上,离鲁迅先生供职的北洋政府教育部不远。教育部在西单牌楼迄南,东铁匠胡同(今教育部街)口内路北。 最后说出行,鲁迅先生每天上下班,逛琉璃厂,赴中山公园约人喝茶,后来还要赶兼课课时,都离不开人力车。前两年,坐拉零座的车,如癸丑(1913年)四月二十日记: 午后散出,不得车,步归。 同年九月六日也记: 下午出部无车,缓缓步归。 鲁迅先生日记至简,将雇不到车之事记下来,足见其对下班时难雇车是上心的。 不久鲁迅先生就用包月人力车了。到1919年周氏兄弟买下八道湾十一号的大四合院之后,周家就用包月的人力车送孩子去东华门的孔德学校上学。大先生去教育部上班,二先生去沙滩的北大上课,还是坐散座的洋车。散座是坐一趟付一趟车资。包月是每月除打赏外,定额付银元三十元,还包饭。关于洋车,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里有很多人力车或者“洋车”行业的社会细节。 鲁迅在教育部与绍兴县馆之间往来,也就六七里路,“步归”并不算远。从教育部往东上西单大街南行,至宣武门。这座城门民间还是习惯叫“顺治门”,因在清代顺治年间大修过,但到鲁迅先生居绍兴会馆时,顺治门上的箭楼已坍塌拆除。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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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说牛:知青岁月的故事
文/ 高兴 今年是牛年。 生肖牛被赋予种种吉祥的含义,承载人们的许多寄托。 不过作为一种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动物, 许多人对它们并不十分了解。 我这里讲几个关于牛的有趣的小故事, 它们都是真正的牛, 是我亲眼所见, 亲身经历的。 牛吃狗肉 我下乡的地方, 是朝鲜族和汉族混居的地区。 朝鲜族人爱吃狗肉是出了名的, 他们认为狗肉有奇特功效, 不仅味道好, 还能去寒,壯力。 当地朝鲜族生产队种植水稻, 插秧前后要给耙地的牛吃狗肉汤, 好让它们多出力。 这个习俗也影响到汉族生产队。 我下乡的生产队很穷,但队长知道, 如果老牛不出力或累趴下了, 就误了大事, 于是买了只狗, 吩咐饲养员杀了, 把肉炖得稀烂, 熬成汤, 拌到牛料里喂牛。 牛也有三六九等, 只有体大、有力的牛才能享受到狗肉汤。 早在耙地前半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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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熟了
正月十五上元节,你吃了元宵吗? 小雨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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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牛之间
送别鼠年,迎接牛年! 小雨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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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家的窗
文/ 小阳 又到了周末的晚饭时间,我照例走到厨房的窗前,似乎不经意地瞥了对面那家一眼。对面与我家厨房是窗对窗,那时没有纱帘,为了驱散炒菜的油烟,几乎家家户户在做饭的时候都敞开着窗口,这时我的一口气仿佛就可以吹到对面。 他家窗前是空荡荡的,我走了几个来回,那个成年男人还是没有出现。我说“成年”是因为我只有十来岁,猜不准大人的年龄, 特别是男性,个子一高,嘴上再有些胡须,在我童年的印象中那就是成年的标志。今天他的缺席多少使我有些失落,但是我仍然不愿意走开。 我妈并不知道我的心思,仍然不住地唠叨“厨房太小了,走动不开。” “要么你来帮我洗碗?” 我可不愿弄湿自己的双手,也不愿意继续听她的啰啰嗦嗦,于是一口气跑到了楼下。 夏日的夜晚满天挂着点点繁星,蛐蛐躲在某个角落声嘶力竭地鸣叫,树梢的阔叶却纹丝不动,好像空气都静止了。没有了风,屋内燥热难忍,邻居们有的搬出了竹床,有的拿出了凉席,盛夏的夜晚,屋外却像白天一般热闹。我无所事事地在户外穿行,还没走两步就忍不住回头朝陈家望去。 陈家就是那个成年男人的家,和我家住在同一栋楼里相邻的单元,两家对面。他家占据了通常是院子里两户人家合用的整个三楼。因为不与别人共享,家里又只有成年人,我们这些小孩就没有机会“光顾“,就是居委会里无所不知的蔡妈妈找他们,也只能趁在楼梯上与他们心不在焉地聊上几句时,顺便掠过讲话人的身体向屋里探望一下。因此他家对我们这些邻居们来说非常地神秘,这也激起了我对他和他那个家孩童式的好奇。 蔡妈妈是我家搬来时最早认识的邻居,她的丈夫是个司机,把她从农村带到城里来以后,她就一直没有出去工作过,但她这人闲不住,不久便开始收起了楼里没人愿意管的水费和电费,后来街道居委会干脆找到她帮忙解决邻里纠纷和传达通知之类的事情。 她家住在一楼,每天我上学经过她家时,她照例会坐在门前,一边摘菜一边“不经意”地扫视匆匆而过的邻居们。我很害怕她的那双眼睛,因为那双眼睛总能察觉我的任何不轨的企图和想法,比如,我那时特别不喜欢吃馒头,每天早餐在我妈妈的监督下,囫囵吞枣地吃完一个荷包蛋, 接着把一个一两的馒头整个塞进嘴里,一出家门就吐掉。每当我含着一大口干巴巴难以咽下的馒头从家里走出时,她总能及时地警告我,“丫头,你把馒头咽下,要不然我告诉你爸爸说你浪费粮食”。在她的胁迫下,我会用力地伸长脖子,眼球使劲向上一翻,用仅有的一点口水,“咕嘟”一声,让卡在喉咙里的馒头块顺利地滑进食道。她的热情就像炎热的夏天,淋漓尽致,有时又会使我感到虚脱。 她的嘴唇丰厚而有力,就像她那泼辣的性格,总是那样得理不饶人的。每当她眯起双眼,爱抚地看着她最宠爱的小女儿时,她的嘴里就会发出“你这个小女人”的嘟噜声。 邻居们都说在我家搬来之前,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陈家的女主人,只看见陈家爸爸和四个孩子。儿女们成年后都搬出去很长时间了,只是近来与陈家爸爸的走动又有些频繁了。后来我才知道,时常在窗口见到的那个成年男人是陈家的第二个孩子。今天他家里熄着灯,看来是一家人外出了。 接下来的几个周末,那个成年男人照例出现在窗前,他个头很高,窗顶遮盖了他前额以上的头发,他上半身几乎牢牢地占据了大半个窗户,永远低着头注视着手下的什么,我猜想现在是晚饭时间,他正在往碗里盛饭,如此三次出现在窗前,我一点也不吃惊,心里想,“长那么大的个头是要吃很多饭的”,于是我断定他一定吃了三大碗。 我那时年龄虽小,看到他时还是感到了我的心脏在砰砰有力地撞击着我扁扁的胸膛,哪怕今天我也依然笃定地认为,他的五官是如此的俊秀,他的身材像松树一样挺拔。在我第一次透过窗户看到他的那一刻,我意识到我对这个邻居一家一无所知,直到我妈和蔡妈妈成了朋友。 我妈做得一手好针线活,又乐于帮助邻居们缝缝补补,正好也可以顺便串串门,这一来二往也少不得聊上几句,久而久之就与蔡妈妈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从此,邻里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就没有她不知道的了。也因为这样,大院里的事也上了我们家的饭桌。我家餐桌上总是干巴巴的那几样素菜,偶而有一点荤腥夹杂在盘中,我妈也会拿起筷子,飞速地翻搅直到零星肉丝从我们孩子的视线中消失。当然,最后我们还是找到了肉丝并且快速地将其塞进嘴里,但是她事后永远会用她那浓浓的山东口音补上一句,“不能老是盯着肉,酸甜苦辣都要吃”。面对如此窘迫的菜肴,邻里的家长里短话题多少缓和了饭桌上尴尬气氛。 多年以后,对面窗口又出现了一个年轻女子。那女子婉约而谦和,就像散发着淡淡幽香的一抹兰花!她外表清秀,说得一口软软的带着“侬侬“口音的吴语普通话。 她说话时眼帘低垂,有些害羞。据我妈说,这女子高中毕业后响应国家的号召,支援内地建设从上海来到了我们这座城市,她在这里的第一份工作便是为陈家爸爸当秘书。 那时的陈家爸爸人到中年仍然不失英武之气,加上过去打过游击的传奇经历,现在也是位高权重,指挥着一个庞大的建筑工地,对如此单纯而又不谙世事的她来说无疑是高山仰止。当然,她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她会作为继母走进这个复杂的大家庭。她也并不知道她钦慕的领导早已有了妻室儿女,甚至他最大的孩子与她的年龄相仿。 我妈要我们管那年轻女子叫阿姨,还说她现在和我爸在同一个单位工作。说这话时,不知为什么 我妈狠狠地盯了我爸一眼。从我妈的口中得知这个年轻女子现在也当了陈家的后妈。 自从知道阿姨秘密后,我对她更多了几分好奇。我发现她和陈家爸爸从不一起上街。他俩说话就不像我爸和我妈。陈家爸爸问她话时双眼往往跳过她的头顶,从来没有直视过她,而她回答他时则是双眼投向自己的脚尖。一问一答,就像老师在批评一个犯错误的学生。 阿姨稍稍年长陈家那成年儿子几岁,几次看到他们偶而在厨房相遇,气氛也颇有些尴尬,两个人都同时想礼让对方,却又发现他们同步了,这时男子脸上微微红了,阿姨更是不知如何是好,嘴里喃喃了几句, 最后还是知趣地退了出去。 那时的我,弄不明白大人的一些事,经常听见邻居一楼的蔡妈妈背后叫陈家爸爸是“老不死的”。我还以为陈家爸爸得了病,而且病得不轻。不久,我发现阿姨有些异样,蔡妈妈背地里说那个肚子里的孩子应该是“陈老八”,过了几年阿姨又有了“陈老九”,两个都是女孩。在我准备上大学前不久的一天,陈家爸爸一定是喝多了酒,满脸潮红,他摸了一把糟红的鼻头,对着坐在门口的蔡妈妈“呵呵”地憨笑,蔡妈妈说,“小林怕是害喜了,又有了陈老十?”,女人都是敏感的,小林就是那阿姨。果然,不久我发现阿姨的肚子再一次大了起来,这次她穿着宽大的衣服也遮不住日渐隆起的腹部。邻居们也更加大胆放肆地聚在一楼门前,居然给尚未出生的孩子起名为“陈三六”,“陈六十”。这样叫多少有些揶揄的意思, 只是因为在邻居们心里,那看上去仍然年轻的阿姨三十六岁,陈家爸爸已经六十岁了。当我听到他们背后议论阿姨肚子里的这个孩子时,我为这个尚未出生的小人感到莫名的难过。此后,阿姨更是鲜少露面,面对邻居们的议论,她总是沉默,见人就低下头,抿着嘴,匆匆离开。这次终究是个男孩,最后大家叫他“陈老十”。我想那应该是陈家爸爸的最后一个孩子了吧。 陈家阿姨出现没多久,对面的成年男子就从窗前消失了,据说陈家爸爸把他送到外地部队里去锻炼了。不久,窗前又出现的却是一个男孩,他有些清瘦,个子也小了许多,面容却与前一个有些相似,只是有些羞怯,据说他还是个学生,转学来父亲这里上中学,从我妈那里知道他是他母亲唯一的孩子,但我们院子里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母亲是谁,现在在哪,他为什么现在才与父亲一起生活?楼下的蔡妈妈叫他“陈老七”。 他叫陈老七,那陈老五和陈老六在哪儿呢?他们是男孩还是女孩?他们的母亲与陈家爸爸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一直困绕着我,对我这个尚未完成二年级学业的孩子来说是太复杂了,终究是没有人见过他们,所以我也一直得不到解答,以后大家也淡忘了这事。 陈老七大我几岁,却从来没有与我们说过话,那时他除了上学,几乎就呆在家里。他从来没有拿正眼瞧过我们这群大院的孩子,当然他更不屑与楼下的蔡妈妈她们讲话。蔡妈妈喊他“陈老七放学了?”, 他会装着没听见,背着书包径直往前走,然而蔡妈妈并不生气,只是笑着补上一句,“你这个小杂种”。我知道蔡妈妈很心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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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观影阁茶馆影像
摄影及文字 | 张建忠 在四川成都双流区彭镇的杨柳河畔有一座拥有百年历史的老茶馆,观影阁茶馆。 据说这座茶馆在文革期间被当时的革委会征用,茶馆里遗留着大量文化大革命的文物,墙壁上到处书写着文革时期的标语,进门就能看到醒目的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标语口号。也正因为如此,这座茶馆现在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摄影圣地,每天吸引着无数国内外摄影爱好者的到来,有时摄影的人比喝茶的茶客还要多。 现任老板李强除了给茶客端茶倒水外,还经常和摄影爱好者探讨拍摄茶客的各种角度,有时还像个老师一样指导刚入门的摄影人。这里除了墙壁上保留着文革时期的标语口号外,醒目的一处就是那块写着“拍照10元,喝茶10元,喝茶加拍照10元”的小黑板,几乎所有来茶馆拍照的摄影人都会选择喝茶加拍照。 我天没亮就来了,也不记得是第几次来这里了。反正只要是路过成都,基本都会来这里找个角落坐上一会,随手拍点自认为还行的照片。其实也就是记录一下当地茶客们在这里喝茶的一种状态,一个人的、几个人的都拍。借用墙壁上文革遗留的标语口号等历史元素作为背景,来突出它与别的茶馆的不同之处。来这里是喝茶还是拍照,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了,反正茶也喝了,照片也拍了。 上午9点左右,慕名而来的摄影人基本都慢慢离开了,喧闹的茶馆此时才会慢慢安静下来,回归到四川茶馆本来的面目。这时也能清晰地听到茶客的招呼声:“老板,加点水”,“要得”。 (原创图片及文字由作者提供并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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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在枝头的口罩:首个确诊新冠病例周年
Lolita: 記得周媛嗎? 十多年前, 四川地震時, 她在香檳衛斯理教堂舉辦了一場義唱會。他們後來搬到波士頓, 先生在MIT 教書,她在那里組了兒童合唱團。她剛寄給我一首短詩, 詩中提到 “是誰把口罩掛在樹枝” ,靈感來自我女兒康玲縫製的口罩。 2020.12.1纪念 周媛 一分一秒 从手心渗出四季的交响乐巴赫 小提琴 玫瑰番茄 绿瓦罐 白糖雪盖住落叶一脚跑过 溅起十二组大小二度 谁把口罩挂在枝头新英格兰北部深处有五只 企图解释的眼睛和三双 带助听器的耳朵山路绕过啤酒瓶坐标一言不发却被悄悄期待回答 康玲的口罩带给我和家人很多温暖和鼓舞。凭着那些纪念和期待,愿大家都健健康康迎回春暖花开。 12/1 marked a year since the first documented confir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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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岁月
文| 萧继石 我们这些老三届中的小字辈,文革的喧嚣声中,匆匆地被中断学业,下乡、回乡。几年后招工进城,我和文祥在一个单位。单位的头是搬运工出身,没多少文化,人很敦厚,把一些出墙报、写口号之类事交给我俩。文祥父亲是一位有识之士,近“墨”者黑嘛。通过朋友介绍文祥结识同在乡下、文史与艺术修养很全面的王受之。稍后,文祥带我认识受之。 1973年,我和文祥都20岁刚出头,受之大几岁。我们都是“老三届”的,招工进城,同在洪湖县城。受之的父亲是创办湖北音乐学院的教授,母亲是抗战时期孩子剧团成员,家学渊源深厚。受之天分极高,特勤奋。 那时,洪湖新堤镇新开了一家贝雕厂。厂房就在内荆河边的民房里。受之作设计工作,设计室在房顶搭建的小房子里。 我、文祥的工作在粮食局的一个单位,和贝雕厂隔着一条连通洪湖的穿城小河,我们每每下班吃过晚饭,走过河东的石板老街,来到河西的老街角落贝雕厂楼顶和受之兄聊上几个钟头。 古代的、当代的、国内的、国外的,一会儿历史、文学的、一会儿艺术的,偶尔街头花边新闻小道消息 ,没办法,受之是百科全书式却比百科全书重点突出的人,和他聊,“引人入胜”这个词都有点苍白。 前些年,上海媒体评受之为全国十大知道分子,其实,我们那时就认为他是一大知道分子。 我那时想入非非又不着边际,自信善画,又没多少理论,读了一点书,与他比,只能算皮毛而已。 受之每次参加广交会回来,就指着设计室摆放的贝雕作品一一介绍,哪几幅 ,外商又订了多少万的合同。就是这间“幺子角落”(当地俗语)的简陋工艺厂,短短两年时间,成为全国知名的淡水贝雕工艺厂,受到省外贸的重视,拨款新建厂房,不久后就搬进新的厂房。 今年9月,他回武汉,我们在一起聊天,我说:“我是你的追随者,不敢称你的学生。”他笑而不答。 他是一个自信而又谦虚的人,他说,走到哪里,口口声声称我大师,哪来那么多大师? “你不是大师,那我就从来未见过大师了”。这是我的感慨。 受之在设计教育领域的建树,为世人瞩目。 追随者,他无法否认。在那个动荡而又贫苦的年代,遇到这位“知道分子”,算是幸运了。 他在洪湖工艺厂做设计员一直到四人帮倒台、恢复高考这五六年时间,我、文祥与受之交流最多。 那个年代,我痴迷于绘画,从受之那里得到的教益,弥足珍贵。 我的父亲是闻名四乡的教书先生。懂事后,父亲很少提及他的经历。我上完初中一年级上学期,父亲病故,很多有关父亲的故事,是从乡亲那里听到的。父亲天资好,写得一手好字,四邻每逢春节对联由他书写。农村妇女生小孩,遇到难产,医疗条件差,容易坏事,迷信是月母鬼害的,临产前挂张钟馗辟邪。有乡亲提着母鸡来求父亲画钟馗,父亲居然无师自通地画出来。 父亲常与镇上一个刻图章的彭先生交流画技。彭先生刻图章呱呱叫,用木板刻得冥钞版,刷上色,印出来,人见都说和真钞差不多。画画在镇上也算得上一流。他可能是根据芥子园手绘的一本水墨画稿学习,父亲借来看,我也反复翻阅。渐渐的,我迷上了绘画。 文革来了,没学上了。绘画爱好派上了用场,1973年7月,当年改变政策,通过考试上高校。我的成绩在录取之列。后来某人交白卷,全国批“白专”道路。清理阶级队伍时,有人说我父亲15岁儿童团时期有问题。所以,这次我政审未过关。我问到负责招生的人,他一脸暗淡,支支吾吾,无能为力的样子。我的政治前途和求学之路等于画上了句号,那就只有一条所谓的“白专”道路了,因而我对绘画的兴趣更加集中了。 那时政治统帅一切,宣传放在首位,我在所谓八大公司的财资战线,绝大部分时间由单位安排画宣传画、布置会议室,其实是临摹作品,平时基本靠自学,资料很少,一位画友文革前从苏联画报上剪贴的一本苏联油画家的作品,我才三十几元的月工资里拿出十元买下来学习临摹。有一阵迷上临摹希什金和列维坦的作品,每有画家来体验生活,县文化馆便把我们这些美术青年邀到一起,请画家言传身教。 那时相继来洪湖采风的画家有白统绪、汤文选、邵声朗、姚治华、鲁慕迅、恽其昌…… 水彩画家白统绪每年都上洪湖呆上一段时间,每次来镇上采风,我们几个”美术青年”总是伴其左右,他边写生示范,边讲解。他那时画洪湖的一批作品好评如潮,几幅参加全国美术展览后,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再后来,全国五年一届的美术大展征集作品,白统绪来洪湖搜集素材,我们在一起讨论创作很热烈。 我说要画洪湖的秋天,绝对和其他地方不一样,人们印象中的秋天都是金色的,洪湖的秋天是银色,水波如银,丰收的满船鱼虾如银。我的神侃居然得到白统绪肯定,还确定以此为题创作冲刺大展。 我那时不知高低,好高骛远,思想跳跃无边无际,白老师为人谦逊随和,像老大哥,和我们喝酒,偶想起他是河南人,喝酒一定喜欢猜拳行令,他不善辞令,埋头画画,未必善猜拳之道,我们提议猜拳,六六六,五魁首,七星照…… 每每我们喝的时候多,没办法,又提出猜火柴棍,结果还是我们败下阵来。 那年,白统绪老师与我合作《洪湖银秋》,入选第五届全国美展。也体现老师带我们后进一把的心意。 身边常年有受之这位好老师,真是幸运。设计工艺贝雕画的稿子,他与别人不同,有时四张设计稿纸在桌子上一齐展开,同时设计完成四张设计稿。厂长叼根烟,光顾设计室,看王受之这样的劲头和效率,操着干哑的烟嗓子说:“个杂(口头语),受之还真有本事!” 这些一般是比较传统的四季花卉翎羽,设计起来,他几乎是烂熟于心、信手拈来。 那时讲创新,看着他设计现代题材的《丹江之春》,作品反映丹江大坝,近景山花烂漫、中景巍巍大坝、远景水库水阔天空、白帆点点,巧妙应用淡水贝壳的自然光泽,展现了人工之力的伟大。从设计到指导制作、上色,他一丝不苟。不久传来轻工部工艺品年度获奖的消息。我们一起分享这份快乐。 受之作为设计员,英语已有相当水平,他儿童时代在广州度过,会讲一口地道粤语,所以一有广交会,厂里必会派他参加,他回来时,总有让全厂振奋的消息:“今年又订了70万订单。”这在当年是个不小的数字,意味着 一年厂长的业绩、工人的工资全有保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