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文斌
接客小城火车站
那些年，我也参加过接待各级记者的活动。一个地方报纸的记者下基层采访，都要先给各级部门打招呼,然后派人派专车接送，好吃好喝自然不用说，生怕有招待不周。省里媒体来的记者就更不用说了。至于《人民日报》的记者，好像还没有来过安陆。
身为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讽刺与幽默》主编的英韬先生，起码是高级记者，论行政级别，怎么也不止县级。怎么接待他，我们确实犯了难。
没想到，英先生在信中特地嘱咐，不让我们到武汉去接他，坚持要自己从北京乘火车到武昌，然后转车到安陆。
尽管这样，在安陆火车站怎么接到英先生，又成了我们的问题。虽然我和英先生有过几次书信往来，但从未见过面，连他的照片也没看过，不知道他是高是矮，是胖是瘦。再者，英先生从老远的北京来，在车站还是我们头一次见面，这见面的方式可得掂量掂量。
大家经过商量，决定把英先生的一张漫画像放大,贴在一块木板上，到时在车站高高举起，用这种特别的方式接人，到时英先生一定看得见。英先生是大漫画家，对这样的见面方式应该不反感。
可接站怎么也得有台车吧，让先生出了车站步行到宾馆，虽然只有10多分钟的路，还是太说不过去。一位漫友自告奋勇地找朋友，借了一辆北京212吉普车。
1989年4月1日上午，是英先生到安陆来的日子，我们一群人穿戴整齐，乘借来的吉普车，早早来到安陆火车站。火车晚点几分钟进站，按照分工，我们在车头、车尾、出站口和有通道的地方都派人守着。其他人的目光急切地在下车的人群中搜寻，寻找一位素不相识却极想见到的客人。
不大的安陆火车站，人不多却有点乱，但我们正处在“人逢喜事精神爽”的状态，还带有一点惶恐。随着涌动的人群从各个车厢出来，大家把目光聚在一位老者身上。
他身穿浅灰白色夹克、内穿深棕色毛衣，手提蓝色帆布包、戴一副宽黑边眼镜，头发花白。尽管衣着不光鲜，装束也寻常，但从他身上透出一种文雅、一种风度。
我们几乎同时认定，这就是我们要接的客人，便都不约而同地围了过去。面对我们的目光，先生认定是接他的人，上前一步，伸出右手，微笑且干脆地说道：“我是英韬。”
大家纷纷上前自报姓名并和英先生握手。来自京城的漫画大家和一群基层的漫画爱好者，就这样见面了。
英先生没有来之前，大家天天盼，日日念，终于盼到京城来的漫画大家，我们不安起来，安陆接待条件差，不能同北京相比，这里的吃住英先生习惯吗？大家都是漫画新手，该拿些什么样的作品见先生呢？
见面几分钟，就知道这种担心是多余了。英先生幽默、风趣的谈吐，很快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初次见面，居然一点隔阂都没有。
我们上了车，在车上提出请他下榻当地最好的安陆宾馆，然后正儿八经地为他开个欢迎宴会，请有关领导作陪。英先生马上拒绝了，说只要住的地方卫生、安静点就行。我们连忙说，那就住五七棉纺厂招待所，那儿很安静。英先生说行，至于吃饭，英先生更干脆地说：“随便。”那神态，有“总不会让我饿着”的意思，让我们感到亲切而随和。
只为一张卧铺票
时间过得很快，离英先生回北京的日子不远了。我想，怎么样也不能让先生坐火车硬座回北京，一定要想办法弄一张火车的卧铺票。
那时，火车是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武昌到北京需要行车一天一夜。不少的车次因严重超员，车上的乘客常为了一个座位或者一片空地而争抢，不要说卧铺票，就连一张站票都难求。
我提前托熟人找关系，想尽办法想弄一张卧铺票，结果，回复都是没办法。万般无奈，我决定亲自往武昌车站跑一趟。把英先生当天在安陆的活动安排好以后，我拿上英先生的记者证，在文化馆开了一张证明，再带上自己的身份证，天没亮就坐班车赶到武汉。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算是排上一天的队，能拿到一张卧铺票也值得。
走进武昌南站的售票大厅，只见人头攒动，几十个售票窗口，每一个窗口前都排有一条长队，前挤后拥。虽然只是四月上旬，大厅门窗全开，挑高的屋顶上风扇旋转，人群里散发的汗味和热气还是充满大厅，不断进来的人，又将大厅外经太阳暴晒过的热气裹携进来，蒸腾发酵。望着不停地挤来挪去的人群，我傻眼了。如果这样排队，估计排两天队也没用，更何况每天发售的卧铺票只有那么有限的几张。
眼看到中午了，怎么办？无助之际心里突然蹦出一个念头：“找站长”。在候车大厅里，我逢穿制服的人就问，问了一圈人，都不知道站长在哪儿。是呀，谁知道站长在哪儿？于是，我改口询问车站办公室怎么走。一次又一次地拦住车站工作人员，重复着同样一个问题。终于，一位年纪稍大的穿制服的男子给我指了指一扇门。当时,也记不住别人指点的迷宫般的线路，只是双手举起手里所有的证件，直接从剪票口挤进站内，撒开腿就往办公室方向跑，这一跑不要紧，引来好几个车站工作人员在后面追。
就这样，我边跑边解释，满头大汗地到达了写着“站长办公室”的房间。推开门，看到房内有几个人，或站或坐，我喊了声：“站长，我有事请求解决。”
一位身穿制服，留着短发，微胖的中年女士, 扭过头看着我，我估计她就是站长。
我发现这是位慈眉善目的女士，还带着微笑，估计是位好说话的人，就递上了英先生的记者证、文化馆的证明和我的身份证。
可能是英先生的人民日报社记者证起了作用，也许是我这个购票的方法特别，再不就是我这副显得老实的面孔加上满头大汗，总之是感动了女站长。她边听我说，边倒了杯水给我。随后在桌上拿过一叠便笺，在上面写了些什么，然后扯下来，依然带着笑递给我。我拿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请11号窗口给来人办理到北京卧铺票一张。”
我忙不迭向女站长道谢，心里像喝了凉水般痛快。出了站长办公室，直奔售票大厅11号窗口排了队。这时我心情大好，觉得车站内的一切都让人感到舒适。排队约一个小时，终于轮到我，我把站长写的条子和钞票一起递进去，售票员略看了看纸条，点几下钞票，“啪啪”几声轻响后，递给我一张卧铺票。
拿到这张小小的硬纸片，我像捧着块宝贝似的，生怕掉到地上不见了，看了又看，再放进口袋里，又从口袋外面摸了一下，确认车票在内面。
此时我发现肚子有点饿，这才想起从早晨5点钟到现在，我已经11个小时没有喝水吃饭，就在车站一个面摊上吃了碗面，满心高兴地打道回府。
《山乡春早》初获奖
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是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一个不大不小的县级市。江汉平原和大洪山在这里交汇，地理环境独特，有山有水，这个被称为安全陆地的地方民风很淳朴。
1977年8月，不到16岁已高中毕业的我，怀着对乡村好奇的心理，主动要求告别母校和家人，汇入了“上山下乡”的知青洪流，在安陆白兆山和涢水之间的棠棣公社联合渔场知青点，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几十个知青在这里跟农民学习种地种菜、养鱼捕鱼。农闲渔休时，每个知青每天要捡120斤牛屎，以备冬天养鱼。
那时，牛是农民的主要劳动力，牛屎是农田的基本肥料，能留给我们捡的很少，要想完成任务，唯一的方法是天不亮就起床，然后尽可能走远些，去别的知青到不了的地方。往往捡满一担牛屎，走完十几里地回知青点时，便疲惫不堪倒在床上，然后一阵好睡。
也许是累了才体会到躺在床上的舒服，或者是完成当天任务，挣得到了10工分后获得的的轻松，当我睡足了醒来时，突然发现窗外山清水秀，田平如镜，一群农民在绿毯般的草地上忙碌着，风光异常地迷人。
于是拿起久违的画笔来。此时的眼中，一块石头、一棵小草、一缕清风都是有感情的。有了画笔，一个人的寂寞、一个人的激情、一个人的忧愁感伤，都可以通过描绘身边的山山水水去表达，人与自然的天性契合让人的精神得以回归。
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划着船去检查渔网。
清晨，太阳刚露头，把一库清泉水唤醒，蓝天白云倒映在水中，小船像行在蓝天上一样。如果你在雨后初晴来到水库边，很可能会看见一幅“泼墨山水画”；如果你在初秋的清晨登白兆山，荡荡悠悠的轻雾肯定会让你流连忘返；如果你从水库溯源而上，脚下踩过石头发出的声响，仿佛踩着千年的瓷片……
这些当年知青生活中美好的场景，成为我当时能在农村生活下去的精神支撑，久久不能从记忆中抹去。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寻找一种绘画语言来表达这种情感。
能不能用诗和漫画结合来表达这种挥之不去的记忆呢？
当这种念头闪现时，我感觉自己积压已久的情感找到了出处，于是一组《山乡春早》漫画作品随着心情而被创作出来。为了更好地表现这种情感，我用尝试中国传统水墨来表现。当时，画了一稿又一稿，然后挑了最满意的一组寄给了英先生。
作品很快见报了。让人惊喜的是，发在1992年6月5日《讽刺与幽默》的4版头条上。
1992年12月19日，我收了《讽刺与幽默》编辑部寄来的一封信。
张文斌同志：
新年好！
您的大作《山乡春早》已被评为1992年度优秀作品，特向您致贺。
请务必在一月底之前，将您的照片、简历、签名（横排）寄到编辑部，以便发表。
年内，本刊将组织学术座谈会，邀请优秀作品作者参加并颁发纪念品，待日期、地点确定后再另行通知。
请将获奖作品按展出规格精心加工复制一幅，将来带到座谈会上，及日后出版、展出之用。
祝您在新的一年里，创作出更多高水平的漫画作品！
谢谢！
《讽刺与幽默》编辑部
宜昌承办漫画会
1994年初，《讽刺与幽默》编辑部决定，1994年的漫画年会在湖北宜昌召开，英韬先生邀请我为会议特邀代表，并负责整个会议的筹备工作。
这一下，令我想了许多。在安陆办会，我是安陆人，认真办事责无旁贷，可在宜昌办会，那儿的能人多的是，北京也有人，武汉也有不少漫画界的人，怎么独独要我这个不是宜昌人的张文斌去办。
但先生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可能是我外表加内心的憨厚，办事一丝不苟，让英先生放心。
接到任务后我既兴奋又忧虑。兴奋的是这对于我将又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忧虑的是，那时候的我没有去过宜昌，对这个城市还很陌生，如何做好这次会务工作，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加上通信不方便，压力很大，怕做不好会务工作，辜负了英先生的期望。怎么办？当时暗暗下决心，再难，也要把英先生交办的事做好。
我首先找来宜昌市地图，试图对这个陌生的地方有个初步了解，然后查阅资料、找宜昌的朋友介绍那里的情况。最后把所掌握的情况，按会议的要求进行梳理，提出一个初步方案提供给英先生，请他审定。英先生很快就回信了，基本上同意我提出的方案，并对会议的议程，代表的接站及生活细节，提出了具体要求。
直到这时候，我才打开文化馆上锁的电话，按英先生的要求，同宜昌有关方面进行了沟通。几经联系商量，会议地点定在宜昌市沿江大道38号三峡宾馆，时间为3月24日至30日。
但进入3月份以后，宜昌的天像破了一样，雨下个不停。天气预报说三峡地区3月份将处在雨季,这可急坏了我,怎么办？英先生风趣地说：“雨中的三峡更有诗情画意。”
3月23日，我拿着《讽刺与幽默》给我的委托书，提前来到了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城市。
按着英先生的要求，我和负责接待的宾馆业务经理进行了对接，把代表的房间、会场、生活及交通等事情作了安排，等着会议代表们的到来。
晚上零点前，我带着车赶到宜昌火车站接英先生一行。宜昌是旅游城市，又是游客到三峡的必经地，尽管是深夜，丝毫不影响游客们的热情，车站广场上挤满了旅行团队，人海中想找到要接的人，会费很大的劲。从北京来的火车，整整晚点30分钟才到站。此时，焦急的旅客拼命往前挤。我事前准备的接站牌根本派不上用场，夹在人群中随着人流一浪又一浪地朝前涌。正在着急时，隐隐约约听到英先生的声音：“找张文斌。”声音像GPS一样定了位，我从人缝中循着声音挤过去，终于接到了英先生。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先生的老伴一同来到了宜昌。师母见到我后高兴地说：“文斌，一路要你多多关照。”
到了三峡宾馆，英先生顾不上休息，让我把会议准备情况作了汇报。按照英先生的要求，我和宾馆工作人员，把第二天会议的会场重新检查一遍，确定无误后才休息。
所幸的是，天公似乎知晓我们的一番心意，会议开幕的那天清晨，一轮红日喷薄而出，照得江边的青山如画，照得江城宜昌五彩缤纷！
多彩风光峡江游
一天的会议后，接着就是去长江三峡采风。傍晚代表们登上去三峡的客船。这次会议北方的代表比较多，有夏清泉、徐鹏飞、蒋谷峰、庄锡龙、汪家铭、魏铁、李滨声、杨玲和张爱学等。由于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坐江轮，船行至巫峡，幽深的两岸山峰连绵不断，秀丽多姿，船行峰转，刚才还见前方大山挡道，转眼却是江水滚滚向前，大有“船到山前必有江”之感。大家被美丽的峡江所吸引，不约而同地相聚在客船的甲板上，望着从身边慢慢退去的三峡夜景，大家兴奋不已，或唱、或跳、或表演魔术等，纷纷亮出各自的绝活，表达自己喜悦的心情，有说有笑，高潮不断，久久不愿散去。
会议要求大家在采风期间，交3幅以上随感漫画。
以前只是在报刊上见到漫画家们的作品，这次却有机会全程近距离地感受他们的创作。
船驶入三峡坝区已是深夜，工地上却是“火树银花不夜天”，魏铁先生有了第一幅作品《日以继夜》。
夏清泉先生在爬山时，脚上的袜子老往鞋尖上跑，成为笑话。这一细节马上被李滨声先生抓住了，用他特有的表现方法，画了幅《疑是内穿健美裤》。
在巴东神农溪漂流时，由于水的落差大，当船顺水而下时，水急似箭，船去若飞，惊与险同在，一船人的生命全掌握在操桨船工的手中。一把普普通通的船桨在英先生的笔下，变成了劈波斩浪的大刀，令人叫绝。
徐鹏飞先生的视觉，则是关注环境保护。当他看到有的游客随意往长江扔垃圾时，觉得应该用画笔警醒这些不良习惯，于是有了美丽的长江上漂满垃圾的画面，名为《长江奉献给游客的是美景，游客回赠给长江的是……》，并且题目不说完，留下空间让读者去思考。
庄锡龙先生的速写漫画、蒋谷峰和汪家铭两位先生画的《三峡游记》、夏清泉先生画的《三峡畅想曲》等，匠心独具，各展所长，三峡在艺术家们的笔下与心中飞舞，变成了一幅幅令人回味的作品。
看着漫画家们一幅幅的佳作问世，我心里没底了,画什么呢？英先生看出了我的心事，让我多看，留意细节，画自己感受最深的东西。
到了小三峡，做小生意的人很多，旅游给这些靠山里几亩薄地生活的农民带来了希望，家乡不起眼的土特产成了国内外游客的心爱，很多一辈子没有出过山的人，如今包里有了美元、日元、英镑等外币。这不是一幅很好的画吗？我把想法讲给英先生听，得到英先生的肯定。于是有了第一幅、第二幅。
三峡采风，让我近距离感受了漫画大家们的创作过程，感受他们的为人和社会责任感。我敬佩漫画家们的绘画功底，敬佩漫画家们娴熟的绘画技巧和广泛涉猎的艺术修养，更敬佩的是漫画家们的精神境界和思想品德，也更深刻体会到英先生说的“成一个好漫画家不容易”这句话。
宜昌漫画年会结束不久，我收到了英先生寄来的照片和信:
文斌同志：
您好！每想起宜昌之行，就为您给予的协助而高兴，宜昌年会是顺利的，可以说完全按预定计划圆满完成。
老伴儿随行，一路上承蒙关照，非常感谢！在她拍摄的照片中，有关于您的，特附信寄上留作纪念。
漫写三峡已经发表，从中获得启发，今后每年都可以在开会的地方，画一组画，估计当地也会高兴，也显得年会的专业性。
五一节已经过了，就要进入夏季，湖北该热起来了。
请代问各位同志们好！
英韬 1994.5
（原创内容由作者提供并授权）
附：读者评论
张文斌这篇文章，写活了过去的那些往事，写活了英韬和他自己，也写活了那个远去的年代。
在这里，漫画已经不重要，漫画只算作一个叙事的载体。在他所记叙二三事里，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购买火车卧铺票。它能唤起我们共同的记忆。那个年代，铁路客运异常艰难而紧张，一票难求是人人都会遇到的困境，别说卧铺票难购，就是坐票甚至站票也不容易买到。想想当年，本人大年初二由四川资阳回武汉，是被人从车窗硬生生地塞进去的，整整站了38个小时，未敢吃喝，厕所里都挤满了人。他所记叙的那个女站长，真让人敬佩不已，二话不说，非常爽快地批了买票条子，解决了他的购票难题。
在今天看来，这是不可想象的，别说收取好处费，至少也得盘问半天吧。仅此一件事，也仅此一人，把武汉女人的干练、爽直、热情、大度全都展示出来。如果今天这个社会，有更多这样的女站长，是否意味着这个社会将会变得更加干净、高效而完美呢？
张文斌老师的这篇大作和去年11月份本刊发表萧继石老师的《小镇岁月》都是写上个世纪70-90年代初湖北基层青年画家的成长历程，言辞朴素，清新自然，情真意切，在貌似平淡中打动人心，令人回味悠长，口有余甘。非常好[强][强][强]谢谢两位作者老师，谢谢《丛刊》[抱拳][抱拳][抱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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