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风俗

文/ 黄成勇

忘记了在风景画之外还有风俗画是不行的——

高尔基
转引自李广田一九三八年九月六日日记


纳博科夫讲欧洲小说,称道狄更斯有“唤起逼真感觉的艺术”(见《文学讲稿》欧洲卷泸译版一百二十八页)。他引述《荒凉山庄》中一段极富画面感的细节描写后,说道:“有的读者会认为这类唤起感官印象的东西不过是小意思,有什么值得停下来加以称道的呢。然而文学就是由这样的小意思构成的。” 英国小说家伊利莎白·鲍温也曾引用《荒凉山庄》另一段场景描写,称狄更斯是“善于布置场景的巨匠,”让读者“看到了一幅情景逼真的画面。”(见《世界文学》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三百零六页)

纳博科夫不经意间解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外最优秀的长篇巨制,往往会被誉为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风俗画? 这是因为作家把风俗画的特质当作小说构成要件,作了细微描摹、精妙安排而无处不在地精彩呈现,从而诱使读者通过感官印象,感同其时,身临其境,“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最终与人物“同呼吸、共命运。”这样的小说和作家,岂止《荒凉山庄》?岂独狄更斯?本土《金瓶梅》《红楼梦》更宜当作明清社会风俗画看。以“唤起逼真感觉的艺术”指称风俗画,自然恰当无疑。

但若设问,风俗画的特质是什么?会使门外汉如我者颇伤脑筋。好在凭借新近获赠《中国风俗图志·武汉卷》(泰山出版社一九二0年版)一册在手,又与作者之一萧继石先生及几位书友有过简短交流,故敢(当然有无知无畏的勇气)试为作答:

风俗既是日常习见也是恒久绵长的大众生活。以时间言之,风俗画展现风貌、风尚。以空间言之,风俗画描绘风土、风物。以人文言之,风俗画渲染风气、风采。以受众言之,风俗画述诸风怀、风情。以画家言之,风俗画各有风度、风格。

以此陋见,对照萧继石先生的画作,但见楼宇巷陌、门脸招牌、酒旗灯幌、器物工具、骡马车船、衣饰穿戴……莫不体现时代特征;商贾工匠、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敲锣吹糖、四时节庆、婚丧礼俗、饮馔酬应……不难辨认地域特色;男女老少,身姿各异,表情各具,穿梭往来,动静其间,连缀起来,不啻一幅充满楚风汉韵的浮世长卷。加上严昌洪先生武汉民俗研究长文,这部图文并茂的著作,自然堪当纳博科夫所谓“唤起逼真感觉的艺术”。

读这部书,我有些感叹。时移世易,风俗流变,未获传承的风习被记录下来,仍有历史人文价值。得以延续的风俗正在习用,足证当下生活渊源有自,应须倍加珍惜。现在固然终将成为过去,过去却未必不是现在。

读风俗画而有所怀想,必以往昔有美好德性和良善品行,使人发追慕之思而又遗憾今之不传。如果人们嫌恶现在,必以当下有恶德劣性污染于世而宜乎弃绝。而世风日下的反证、复兴武汉的线索,恰恰可以到过去去找寻。风俗画有其价值。

我读四十四面《热干面》图文,唤起一个追问:热干面佐料中的萝卜丁,是现在大多热干面馆中通用的鲜亮红艳胡萝卜丁么?我凑巧有机缘知道原本并不是。何以今非昨是,乃今人逐利,取易舍难。读第九十面《谦祥益》图文,描绘武汉著名布匹商号,诚信不欺客、享有良好声誉,生意兴隆的场面,唤起一个记忆,某年,谷林先生信中有“足尺加五”一词,我不解,函询后得知是布匹店施惠顾客的行规。未详专营布店武汉尚有存否?各类商家打折让利倒是天天叫得山响,可惜全是“买家没有卖家精”套路。

写到这里,我想起钟叔河先生笺释周作人、丰子恺《儿童杂事诗图》时,曾就某些吴越风俗,函询过谷林先生。《儿童杂事诗图笺释》是诗、图、笺并佳的风俗画,钟先生《笺释者言》有云:“盖生为中国人,虽惭磊落,而于吾土吾民之过去现在未来,实未能忘,亦不敢忘也。”

我想,萧继石先生画武汉风俗,积累这百多幅水墨彩绘的立意和初衷,庶几也与钟先生相同吧?萧先生也曾注目于儿童生活,在崇文书局出版过一部《老武汉童谣》。我与萧先生认识不久,见面也只二三次。感觉温文尔雅,敦厚谦和,值得尊敬。那次得书,是在武昌昙华林陋巷之中“何陋之有”老张书舍,“唯吾德馨”的主人为萧先生此书作分享会。当时我正自埋头翻书,忽被点名发言。仓促之间,说了两点。

二是画家作为为财经部门业务刊物主编,而有志于中国传统文化,且有兴趣专注于地域文化研究,卓然有成,殊为难得。当然,“财经”与“文化”“刊物”与“艺术”不仅不是对立的,反而理应是统一的。我通过欣赏,打量他的艺术选择和价值取向,可以肯定地说,财经工作与风俗绘画,在萧继石先生这里是融洽的。在他的风俗画中,固然有文化有艺术,但透过市井百态,揣摩画家笔下心头,可以看出更重要的:民生也在焉,民瘼也在焉。

一是这些画构图精巧,设色生动。前者,绘事意在笔先,无构图便无画图,人物动静相宜、疏密相间,场景调停得当,器具摆布得体,符合年代地域,也给人带来美感。后者,是我听来的知识,有年参加崇文书局新书发布会,书序作者唐小禾老师伉俪(“文革”中《在大风大浪中锻炼》作者)在,美术院几位老师竞夸唐夫人程犁女士是用色高手,由此知道配色原是极其重要。萧先生的画,多为淡彩,凡用重彩点染处,莫不立显生动。同时,色稍深者,比如大量用褐,所绘多为年代稍远题材,沉郁古朴;反之,色稍浅者,比如大量留白,所绘多为儿童题材,活泼明快。这证明画家在艺术技巧上有着自觉追求。

草于二零二二年一月三十日

序《过早》

武汉市江汉区花楼街 拍摄时间:2019年7月

序文/ 董宏猷,摄影/ 张建忠

最近秋凉,却夜夜多梦。梦里都是童年往事,都是在汉口的大街小巷过早,醒来不禁感慨万千。究其起因,当是张建忠先生的邀请,为他的摄影画册《过早》作序。

武汉市硚口区电业路 2018年9月

对于摄影,我只是个爱好者。但仔细欣赏品读建忠先生的作品后,却浮想联翩,欲罢不能。很早就听闻建忠在摄影界的大名,常常听说他又去大凉山了。见到他,便是在他的《远山的记忆》大凉山摄影展上,凝重的黑白影像,凝固的生活瞬间,令人震撼,真实地记录了大凉山彝族人民的生存状态与生活现实。而摄影家的人文情怀,对现实的关照与思考,以及博大的爱,此时无声胜有声,全都凝聚在一帧帧动态的多元的影像之中。

武汉市硚口区电业路 2018年9月

从此我记住了张建忠,一个执着严谨低调的摄影家。大凉山只是他执著观照的对象之一。他习惯一头扎下去,5年里,10次出入大凉山腹地,历尽艰辛,锲而不舍,拍摄了10多万张照片。这哪里是一般的创作与观照,而是将自己的生命,融入了摄影艺术的追求与探索中。

武汉市江岸区铭新街 拍摄时间:2019年5月

与大凉山的凝重不同,建忠这次呈现的,是武汉人过早。

武汉市硚口区电业路 拍摄时间:2018年5月

说起武汉人过早,就像说广州人喝早茶,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城市风景与文化现象。其不同之处,广州人是坐在优雅的茶楼里,边饮早茶,边吃早点,慢悠悠的。而武汉人过早,则是在户外,路边,简陋的塑料椅凳,嘈杂的街头环境,匆匆忙忙,甚至边走边吃。满大街的早点摊,满大街买早点的人,满大街边走边吃的人,构成了武汉最独特的风景,最活色生香的晨曲。

武汉市江岸区后湖南路 拍摄时间:2018年10月

武汉人的“过早”,是视为与“过年”,“过节”,“过生日”同样重要的。是与武汉独特的城市发展史密不可分的。

武汉市武昌区户部巷 2018年10月

作为中国“九省通衢”的交通枢纽,武汉自古就是一个“大码头”。现代考古证明,远在商代中期,武汉就萌芽了城市――盘龙城,而盘龙城的主要功能,便是军事、物资的中转。春秋战国,武汉属楚,楚国多江河湖泊,水陆交通十分发达。千百年来,行政隶制虽分分合合,但城市的主要功能,仍然是水陆交通之枢纽,商品集散之码头。翻开一部唐诗,诗人们来到武汉,不是“送别”,就是“晓泊”。而匆匆停靠之际,武汉给他们的印象,便是 “孤帆远影碧空尽”的水陆码头。及至清初,汉口成为四大名镇,后又成为天津条约中的通商口岸,从此,武汉的沿江两岸,不但密布了自古以来的“土码头”,而且出现了密密麻麻的由洋人控制的“洋码头”。

武汉市江岸区后湖南路 拍摄时间:2018年10月

水路如此繁忙,陆路呢,则因了京广铁路的贯通,使武汉迅速成为京广大动脉的中心点,武汉的码头色彩,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武汉的城市功能,武汉的发展与繁盛,武汉被外国人称为“东方的芝加哥”,皆因了码头而做了许许多多的文章。

武汉市江汉区花楼街 拍摄时间:2018年10月

有了码头,就有了靠码头吃饭的人。尤其是那些底层的码头工人,以及围绕着码头形形色色的商业与服务业。武汉天气湿热,清早就要到码头扛苦力的码头工人们,没有时间闲坐饭馆。他们要的,一是“快”,二是“饱”。出体力流汗多,需要补充盐分,于是,武汉的早点普遍呈现快餐化和重口味。它是劳动的需要,生活的需要,生存的需要,这样的“内容”,便决定了它的“形式”。即不拘一格。街头,路边,码头边,乃至边走边吃,形成自己独特的早餐文化。

武汉市武昌区粮道街 拍摄时间:2018年10月

码头文化深深地影响了武汉人,影响了武汉人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影响了武汉面对世界的个性表达。

武汉市武昌区大成路 拍摄时间:2019年5月

码头的功能是什么?是集散与流通。是人的集散与流通,物的集散与流通,信息的集散与流通,风俗的集散与流通。所谓“来如行云,去如流水”,坐而能知天下事,一日看尽五洲花。于是,码头文化给予武汉人的,首先是开阔而不保守的眼界,是包容不狭隘的心胸,是善于接受新鲜事物、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开拓意识。武汉人不排外,多包容,东西南北,五湖四海,兼蓄并收,皆为我用。因此,中国的居多大城市中,只有上海和武汉的前面才冠有“大”字,“大上海”、“大武汉”。所以称“大”,不仅仅在于面积,更在于包容也。

武汉市江汉区北湖正街 拍摄时间:2018年8月

于是,武汉的早点品种繁多,十分丰富。二十多年前,我曾在《长江日报》开设武汉小吃专栏,那个时候的粗略统计,武汉的早点品种,已经逾百。蔡林记的热干面,老通城的豆皮,谈炎记的水饺,顺香居的重油烧梅,田恒启的糊汤米粉,福庆和的牛肉米粉,厚生里的什锦豆腐脑,老谦记的牛肉枯炒豆丝……包容兼济,美不胜收。难怪香港美食作家蔡澜在到访武汉之后,将武汉称为“早餐之都”。

武汉市江汉区北湖路 拍摄时间:2019年11月

请原谅我如此阐述武汉的早餐文化。因为不说清楚武汉人过早的缘由,就无法真正理解建忠一年四季坚持拍摄过早的美学思考与纪实意义。

武汉市江汉区福建街福建巷 2018年10月

毋容置疑,建忠过去拍摄的大凉山,藏地,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凝重。而这次拍摄的过早,则充满了人间烟火,市井风情。大凉山和藏地呈现的是远方,是“异”,武汉人过早呈现的是身边,是“同”。然而无论是远近,还是异同,这些自然的黑白世界,内核依然是“诗”,是蕴藏在作者心中对于人民,对于平凡的百姓,平凡的生活滚烫的大爱与热情。

武汉市硚口区电业路 拍摄时间:2019年7月

纪实摄影是以“人”为主要反映对象的,强调的是真实、客观地再现人的社会生活。真实性、客观性,是纪实摄影的生命线。在这个世界上,“人”的社会生活是具有差异性的。决定这种差异的,是独特的文化。在建忠的镜头中,武汉人的过早,是真实的,客观的,包括在街头路边过早的随意性,简陋性,以及周边环境的杂乱无章。但这种杂,或者杂糅,恰恰是武汉的特点之一,武汉是中原、荆楚、吴越、巴蜀四大文化风云际会的交锋点,在饮食上,是北方的面文化与南方的米文化的交汇点,是川湘之辣、江浙之甜、闽粤之清淡、徽鲁之厚重的交汇点。东西结合,南北杂糅,恰恰是武汉文化的特征。而武汉人过早的率性与随意,一方面是码头文化的浸润,更重要的,是楚文化的传承。

武汉市江岸区鄱阳街 拍摄时间:2019年7月

清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叶调元刻印的《汉口竹枝词》,第一次将吃早餐用“过早”一词表达:“小家妇女学豪门,睡到晨时醒梦魂;且慢梳头先过早,糍粑油饺一齐吞。”在那个时代,连小家妇女过早时,都这么豪爽粗犷,可见楚地侠武之民风源远流长。同时,杂糅的特点,就是包容,就是海纳百川。武汉早点的丰富多元,形象地展示了这一文化特色。因此,建忠用摄影语言精准地展示了武汉多元杂糅,包容大气的文化特色。一句话:建忠对于“过早”的选择,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是想通过纪实影像,再现武汉的文化特色,城市之根的。

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 拍摄时间:2019年4月

建忠在当下选择发表《过早》的作品,我想,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

武汉市江汉区福建街福建巷 拍摄时间:2018年9月

美国著名摄影家多罗西娅·兰格曾经说过:“纪实摄影记录我们时代的社会场景。它映照现在,为将来保留文献。它的焦点是人与人类的关系”。摄影大师爱德华·斯泰肯也曾经说过:“摄影的使命是向人类解释人类,向每个人解释自己。”我们正处于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崭新的影像文化和视觉文化的时代正在飞速到来。全球化会迅速地解构抹平这个世界的差异性,而这些差异性是人类几千年来用不同的方式创造的具有个性与特色的文明。

武汉市江岸区惠济二路 拍摄时间:2019年6月

因此,保护这些差异性,保护本土文化,便显得格外地重要与迫切。这些差异与特色,已经不能用肤浅的“风俗”,“风情”来阐释了。这是关乎人类文明的重大课题,也是摄影艺术理所当然的历史使命。因此,我是在这个意义上来品读建忠的作品的。他的《过早》,就像当年的《清明上河图》一样,为历史留下了可贵的视觉史料。于是,我便理解了建忠为什么选择了武汉人最有特色的过早方式。就像一个美食家屏蔽了所谓的“杂乱无章”,而给予武汉“早餐之都”的美誉。在这个意义上,《过早》再一次展示了建忠对于摄影题材的慎重,敏感,与责任感。这也是一个优秀的纪实摄影家必须具备的思想品格与艺术品格。

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 拍摄时间:2018年8月

在写这篇序言之前,建忠嘱我少谈摄影,多谈文化。我能理解他的良苦用心。但我还是忍不住想说,在摄影艺术的追求上,建忠是个完美主义者。这从他铆定一个题材,不惜多年,坚持不懈地去拍摄去思考的原因。我还想说,建忠的片子,是耐得住细嚼慢品的。看似随性的抓拍,其实构图用光都是及其讲究的。由于拍摄的是武汉人过早,他最用心的,是人物之间的对应关系。他的每一张片子,看似群像,且都动态,多用中景与近景,但过早的人与人之间,无意间构成精妙的对应关系,活色生香,余味悠长,细细品读,令人点头微笑,忍俊不禁。

武汉市硚口区易农街 拍摄时间:2020年12月

一个优秀的成熟的艺术家,总是在不断地追求与探索,不断地想去超越自己的。《过早》便是建忠艺术征途上的又一座里程碑。祝贺建忠《过早》画册的问世,并期待看到他更多更好的作品。

武汉市江岸区沈阳路 拍摄时间:2021年4月

2021年9月1日于汉口

(文字及图片由作者提供并授权)

潮汕元宵节习俗

礼失求诸野:潮汕元宵节习俗

文/ 林凯龙

潮汕乡村元宵夜

正月十五为元宵节,俗称“十五夜”,道教称之为上元节,与七月十五中元节,十月十五为下元节合称三元,据说上元是天官赐福之辰,故特别隆重,在潮汕甚至有“小春节,大元宵”之说,因为元宵“闹热”程度远超春节,民间如果没有闹过元宵,春节就似乎没有结束。而一“闹”字,已将潮汕元宵节的特点表露无遗。因为除了花灯鼓乐外,“闹热”的游神赛会,都会集中在元宵前后举行。

用纸扎成的手工莲花灯

元宵节实际上从正月十一日上灯起就拉开了序幕,到十五夜达到高潮之后一直延续至二月。在这段时间里,吊喜灯、游花灯、做丁桌、猜灯谜、吃汤丸、荡秋千、行桥度厄、游神赛会等在城乡各地如火如荼进行,这持续一二个月的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将潮汕大地春之气息渲染到极致,也将潮人带进了一种人神同乐、普天同庆的“狂欢”状态。

祠庙张灯结彩

元宵节习俗的形成与衍变

传说元宵节是汉文帝为纪念正月十五夜平息“诸吕之乱”而设的。另一种说法是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蔡愔从印度求佛法归来,称正月十五是印度摩喝陀国参佛的吉日。崇信佛法的汉明帝遂下令在宫中和寺院“燃灯表佛”,由此而形成元宵节。

买莲花灯

元宵节到唐代成了全民狂欢节。在开元盛世,京城长安燃灯五万盏,官员放假三天,唐玄宗李隆基曾下令造宽20间,高150尺的巨型灯楼,壮丽无比,冠绝古今。到了宋代,张灯时间由三夜延至五夜,《东京梦华录》载:每逢灯节,开封御街上,万盏彩灯,垒成灯山,花灯焰火,金碧相射,锦绣交辉。京都少女,载歌载舞,万众围观。“游人集御街两廊下,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音喧杂十余里”。

城市街巷皆点花灯

到了明代,朝庭又规定京城金陵每年正月初八上灯,十七落灯,家家户户张灯十夜,官员放假十天,其重视程度已超过放假五天的春节。

家族张灯待客

清代宫廷已不再办灯会,但据嘉庆《澄海县志》引旧志云:“十一日夜起,各神庙街张灯、仕女游,放花爆,打秋千,歌声达旦。”又说:“今俗元夜,各祠庙张灯结彩,竞为鳌山,人物台榭如绘……竞赛花灯。”清乾隆《普宁县志》巳载:“城市街巷以至乡寨皆点花灯,寺庙多有灯会,放大梨金、菊兰、落地梅等花。”可见潮州民间依然保存游花灯的古俗。

寺庙多有灯会

潮汕元宵游花灯

潮汕元宵游花灯习俗最早见于明嘉靖刻本潮剧《荔镜记》,该剧讲的是明朝泉州人陈三探亲途经潮州,元宵上街赏灯时偶遇五娘,两人一见钟情,后经一番波折终成眷属的故事。戏中有“睇灯”一折,描写了当时潮州元宵夜:“元宵夜,有十成,赏灯人,都齐整,办出鳌山景致,抽出王祥卧冰,丁兰刻母,尽都会活……”。并有 “三街六巷好灯棚”一语。由此可推知,潮汕元宵游花灯至少有四百年以上历史。

元宵之夜的潮州凤凰台

潮州花灯最盛时期当推清代府城每年的游安济圣王,元宵前后,一连三天,花灯鼓乐,满城如醉。一到晚上,纱灯活景如、祥花瑞兽、花鸟虫鱼、戏剧人物、民间故事等等齐集于北门箭道上评比,有时可达百屏以上,其内容如潮州《百屏花灯歌》所唱:“活灯看完看纱灯:头屏董卓凤仪亭,貂蝉共伊在戏耍,吕布气到手槌胸;二屏秦琼倒铜旗;三屏李素射金钱;四屏梨花在吸毒;五屏郭槐卖姻脂;六屏点将杨延昭;七屏张飞战马超;八屏孔明空城计;九屏李旦探凤娇;十屏关爷过五关……九四妲妃迷纣王;九五罗通去扫北;九六寡妇征西番;九七万历小登基;九八武王反西岐;九九摘印潘仁美;百屏拜寿郭子仪。”几乎将中国历史故事一网打尽。

三街六巷好灯棚

这种习俗发展至今天,就成为官府组织的大型灯会,如揭阳市2009年的元宵灯会设于榕江沿岸,楼船萧鼓,极一时之盛。

窄巷游灯

另由各地乡村潮俗吊喜灯、游花灯的习俗。因潮语“灯”与“丁”同音,点灯即添丁之意。故自十三日起,人们纷纷到宗祠神庙去“点灯”,然后接回来挂于家门口或神龛、床头上,叫作“兴灯”。如果去年生了男孩的,还要在一对大灯笼上写上姓名,挂到乡中宗族祠堂上向祖宗报喜。然后在祠堂设宴请客,以庆“出丁”,称“做丁桌”。至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游灯”,也在元宵期间择日举行,其中汕头市澄海区的隆都镇乡村游灯的习俗最著名。

“点灯”后准备出游
有游灯,家里生千丁

每年从农历正月初六开始至元宵后,该镇各村各社都要自发轮流游灯。在这段时间里,每当夜幕降临,在莲花山下一望无际的平原上,烟雾升腾,焰火不断,鞭炮锣鼓,此起彼伏。一条条由无数灯笼汇成的游动的火龙时聚时散,在古老的村庄里、池塘边、田野上蜿蜒行进。

由无数灯笼汇成的火龙蜿蜒行进

那在夜空中摇曳晃动的点点星火,映衬着一个个可溯至中原的宗族堂号,也照亮了那些欢呼雀跃的男女老少的脸,他们遵循“有游灯,家里生千丁;无游灯,家里要绝种”的古训,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在娱乐自已,敦睦乡邻的同时,将这一古老的习俗,灯灯相传,长明不熄延续下去。

元宵荡秋千

荡秋千也是潮人过元宵玩的一项游戏。关于秋千的起源,一说起源于汉代宫人为祝贺汉武帝千秋之寿而发明的游戏。中原地区荡秋千活动多在清明节,相传苏轼谪居惠州时,曾命妾妇朝云歌《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朝云歌喉未啭,泪已满襟。全词从暮春写起: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儿童以状如“摩天轮”的秋千为戏

该词触景生情,有一种苦涩之感,将坡公此时无可奈何的心境表露无遗。诗中荡秋千的习俗,在宋代也已传入潮汕,并一直延续至今。相传南宋丞相陆秀夫谪居澄海辟望港口时,见乡人在荡秋千,甚为称赞而谓众曰:“此举可强力也!”并吩咐子弟与乡民同乐。明万历的《普宁县志》也有:“正月……男子小儿或妇人,竞打秋千,至十五夜止”。此后,历代方志都载有潮汕元宵节荡秋千活动,如清顺治《潮州府志》载:“(上元)儿童以秋千为戏,斗畲歌焉,善者为胜”;乾隆《揭阳县志》谓:“(上元)乡村架秋千为戏,斗畲歌,善者胜”等等。

砲台镇桃山乡荡秋千的儿童

今天,潮汕荡秋千仍以澄海古辟望港口乡、澄海隆都后沟乡,揭阳市砲台镇桃山乡、潮安县庵埠镇仙溪乡、亭厦乡等较为著名。秋千架一般设于宗祠前广埕,以竹木为架,高达二三层楼,上系板垫,可在空中旋转翻滚,状如今天的“摩天轮”。春节后开始搭建,由乡里添丁者出钱,元宵过后即拆去。在这段时间里,乡中男女老幼都可上秋千架荡秋千,但在揭阳市砲台镇桃山乡,到了元宵这一天晚上,只能由女人独占秋千,男士只好站在一旁欣赏。这应是一种古俗,大概是古人想为元宵这个中国“情人节”增加点气氛吧。

揭阳新亨跳火祈福

除以上活动外,潮汕元宵还有“十五夜采榕枝”,即将榕枝、竹叶回家插在门楣、灶台、鸡笼上;“十五夜抱大猪”,即从野外抱来灰砖土块,放在猪栏内;“十五夜坐大菜”,即未嫁少女偷偷到菜园里坐在芥菜(大菜)上,口中言 “坐大菜,嫁个好夫婿”等奇风异俗。有些地方还要举行赛大猪、赛大鸭、赛大鹅、摆社祭神、游神赛会、跳火祈福等活动(参考《潮汕时节与崇拜》陈卓坤、王伟深著,公元出版有限公司2005每5月版)。其中揭阳元宵著名的“行彩桥”和“破门楼郑安仔灯”,以及澄海冠陇的赛大猪、盐灶的游神可说具有代表性。

(原创文字及图片由作者提供并授权)

清末民国的三镇茶馆

文|曾庆伟

茶馆,《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卖茶水的铺子,设有座位,供顾客喝茶。

在武汉方言中,茶馆又称茶坊、茶社、茶楼、茶肆、茶室等。以茶馆实际功能论,其为集商人洽谈业务、游客茶饮品茗、行人歇脚小憩、街坊邻居谈天说地等于一体的休闲娱乐空间。

武汉茶馆业自唐宋间开始兴起至明清繁荣昌盛,除却湖北茶业的不断发展能给茶馆提供各种茶品以足够的支撑因素,还得益于明清以后城市化的进程和商业经济的高速发展。

武汉自古是商业重镇,财货聚集,贸迁有无。唐宋时期,武汉最繁盛的商业区域先集中在武昌南市,后又移到汉阳东、南门一带。唐人罗隐《忆夏口》有“汉阳渡口兰为舟,汉阳城下多酒楼。当年不得尽一醉,别梦有时还重游”诗句,给后世留下唐代武汉市井繁华的千年想象。

汉口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诞生两百多年后的明中晚期即成为长江中游的商业中心、金融中心和水运交通枢纽。明神宗万历年间,汉口成为湖广地区漕粮转运口岸,并成为“楚商行盐”的总口岸,是淮盐的集散地。顺治年间的学者熊伯龙指出,汉口乃是“九省通衢之地”。乾隆时的《大清一统志》载:“汉镇适当五达之衙”。范锴在《汉口丛谈》中也多次论及汉口为“地当天下之中”、“七省要道”、“九省通衢”。

清代,随着武汉商业的日益繁华,往来客商人数逐日增大,城市居民人口急剧增长,在城镇中产生了一个由商人、工匠、挑夫、贩夫以及为城镇上层服务的各色人等组成的市民阶层,对此情形,清道光年间的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市廛》中有确实的记载:“茶庵直上通桥口,后市前街屋似鳞。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 由“九分商贾一分民”组成的汉口市民,在这座城市比邻而居,街市相见,而商品贸易的流通属性使他们相互之间联系极其紧密,茶馆作为一个沟通彼此的公共场所也就应运而生。如《汉口小志·风俗志》云:“夏间热度颇烈,轻罗薄纱,愈轻愈好,下等劳动家庭有终日赤体者亦有通宵露宿于外者,男女多爱吃茶,以故茶楼日渐发达。”

清代中后期,已成为著名东方茶港的武汉,汇聚了来自全国茶产区的茶叶,绿茶、红茶、黄茶、白茶、青砖茶、花茶,茶品齐全。这些茶叶的销售出路,除了外贸远销欧洲诸国一途,还有批发全国各地或在本埠销售一途。而武汉茶馆,则是与本埠消费者关系最直接也是最佳的茶叶销售终端。

因此而言,明清时武汉尤其是汉口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会催生武汉茶馆业尤其是汉口茶馆业的蓬勃兴盛局面。

清代早中期有关武汉茶馆的资料留诒无多,比较可信的资料,大约数“往来于淮扬楚蜀之间达30年之久,旅汉经营盐业多年”的范锴(1765—1844年,原名范音。字声山,号白舫,别号苕溪渔隐、苕溪渔叟。浙江乌程(今吴兴)南浔镇人)所写的地方史料笔记《汉口丛谈》和久居汉口的浙江余姚人叶调元所写的《汉口竹技词》。

据范锴《汉口丛谈》载,早期汉口镇后湖一带有数十家茶馆,有名字记载的茶馆有涌金泉、第五泉、翠萝、惠芳、习习亭、丽春轩、白楼、早逢春、忘湖泉等。

叶调元在《汉口竹枝词·市廛》中说; 

无数茶坊列市阗,早晨开店夜深关。粗茶莫怪人争嗑,半是丝弦半局班。

水光山色座中招,瓷器精工用淡描。茶叶多兼瓜子大,沿河馆比后湖高。

米市都居米厂台,砌城白石净无埃。坛场数亩排茶桌,顽雀人来坐一回。

层台百尺俯清流,客到先争好座头。一幅清波分两地,小江园对楚江楼。

两茶坊同巷对门,面临大江,足以游目。

我们能从范锴、叶调元的上述文字中,约约看到清代中晚期汉口各类茶馆的大概数量、高低档次等不同的存在情状。

有资料统计,清宣统元年(1909年)武汉三镇茶馆发展到411家,其中汉口250家,武昌133家,汉阳28家。

据《武汉饮食志》载:1918年,仅汉口就有696家茶馆。1928年汉口增加到1117家茶馆。1933年,武汉的茶馆多达1373家。1938年武汉会战失利,三镇沦陷于日寇之手,武汉百业凋零,茶馆只存有250家,至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前夕,武汉三镇仅有茶馆300多家。

上述统计数据表明,清末民国时的汉口,是毋庸置疑的茶馆业重镇。

民国时期,武汉茶馆的发展势头比清末有过之而无不及,民国时期的茶馆遍及武汉三镇的大街小巷,尤以汉口汉正街、长堤街和沿长江、汉江的街巷居多。旧汉口有句俗话:“饿不死的升基巷,渴不死的大火路”,意思是说汉口升基巷卖吃的餐馆多,大火路上谈事情、聊闲话的茶馆多。昔时,长约百米的大火路,密聚有汉江、龙泉、协兴、合兴、联兴、清香、洪发、万利、春来、汉泉等17家茶馆。

《茶馆》,萧继石

五颜六色的老武汉茶馆,是民国时代观察三镇市民生活的绝佳窗口,也是武汉民国时代纷乱社会的缩影。透过茶馆这扇窗口,可以观察到彼时政府权力(红道)与江湖帮派(黑道)同在,乡绅阶层与工商业者并存,宗法家规与法律契约共生,百通市民终日劬劳与民俗娱乐互补等斑驳庞杂社会体系的运行状态。

旧时茶馆有“清水”和“浑水”之分(也有“荤素”茶馆之称)。清水茶馆,指只卖茶、喝茶的茶馆。其经营方式单一,茶馆里不唱戏、不说书、不打牌;“浑水茶馆”指经营多元的茶馆。其唱戏、抹牌、赌博、说书、演皮影戏、标会、为未婚男女做媒,为已婚男女“打皮绊”拉皮条等等,皆可。“浑水茶馆”的行规是只认一壶茶钱而不管人事的是非曲直。

依据经营规模,汉口的茶馆大致可分大、中、小三类。

大型茶馆多称茶楼,比大型茶馆规模更大的则称茶园。

茶楼多设在建筑的楼上,也有临街的门面,经营面积较为宽敞。雇用茶房(工人,也叫“跑堂”)10余人(女子当茶房在民国茶馆屡见不鲜。女茶房的成分构成,大约一是妓女。二是卖唱女子。三是家境不宽裕的普通女子)。茶馆设头佬一人,负责管理经营业务。设茶桌(俗称八仙桌)在三四十桌以上。

旧时汉口茶馆喝香片、花茶较喝“毛尖”等绿茶流行,喝红茶和煮青砖茶的茶客是极少数。香片、花茶是大众化的茶叶品种,亦是汉口茶商的专利。乾隆七年(1742年)在汉正街开业的老字号“车益记茶庄”,以制作香片、花茶闻名三镇,上世纪四十年代,汉口坊间有“喝好茶,找车记”之说。

茶客是茶馆的衣食父母。若有茶客走进茶馆,茶房便笑脸相迎,伺候坐定。茶客点要茶叶品种,茶房迅即吩咐下去。须臾,一壶茶,几只茶杯即刻递到茶客面前,茶客将钱放在壶边,等茶房来续水时收钱。茶客需续水,也无需以言语告知,只将壶盖或杯盖朝上(用盖碗喝茶时,将茶碗盖口朝上斜插于杯托),茶房扫一眼便知道茶客的意思,提将水壶过来续水。

茶楼的茶具十分讲究,一般用细瓷盖碗,也有用紫砂壶泡茶的。

舒适怡人的品茗环境,是高端茶楼的标配。

冬季用火盆烧木炭取暖,厚帘掩门垂地,有茶房专人在帘旁掀帘迎来送往。夏季,在电扇没有普遍使用时,茶楼大堂挨着天花板装一长方形用竹蔑夹住帆布做成的土吊扇,茶馆杂役以人力拉扯绳子,一上一下之间,土吊扇在空中左右摆动扇风。电扇在城市开始使用后,价格不菲的电扇则是高端茶楼的必备器物。

茶楼必设有雅座雅间。雅座备有竹木躺椅,冬铺皮褥,夏用竹帘,或换作镂空瓷凳,腰鼓形状,多产自江西景德镇。春秋季则用毛巾铺垫竹木躺椅。雅间多供做生意的商家常客使用,商人多有其固定的茶楼洽谈生意,许多交易都在茶楼做成。所以茶楼还为商人提供立契签约的方便,诸如文房四宝、印泥等一应俱全。

雅间内大多设有麻将牌桌,供茶客抹牌娱乐。案几上备有瓜子、糖果、香烟等茶点。茶楼采用以时间计或定额计两种方法抽头(俗称交刀子钱)获利。当时在汉口有名的茶楼有临城茶楼、楼外楼、江南春、洞口春、话雅、怡心楼等。

特大型茶馆的特征,是在大堂搭有舞台,能在茶馆里进行戏曲、曲艺等文艺演出。茶客在茶馆喝茶的同时,还可兼作看戏。民国时武汉茶馆与京剧、汉剧、楚剧等戏曲结缘深厚,尤对武汉地方剧种如汉剧的推广普及起了较大作用。1930年代前后,汉剧就是武汉的时代流行歌。

汉剧,旧称楚调、汉调(楚腔、楚曲),俗称“二黄”,湖北省武汉市地方戏剧,系中华汉族传统戏曲剧种之一。早年,汉剧仅在城市周边农村集市的会馆演出,或搭草台,唱乡班,后来才定点在汉口的茶园里演出。据《汉剧在武汉六十年》载,1901年,汉口茶商邀京班名角汪笑侬、七盏灯等与汉剧名角余洪元、李彩云等在花楼街天一茶园联合演出,极一时之盛。这是汉剧第一次进入正规剧场,在正规舞台上演出。之后,药商刘子陶在满春路上建满春茶园,其为首演汉剧的第一家茶园,邀余洪元为首的十大汉剧名角出演,盛况轰动武汉三镇。后来,以汉口六渡桥为中心,在周边相继建了贤乐茶园、新舞台茶园、荣华茶园等,这些茶园都演汉剧。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建立,又相继建了大舞台、长乐茶园、和乐园、美成剧场等既能喝茶品茗,又能看剧听戏的茶馆。1934年,汉口常演出戏剧的茶园、茶社与茶楼计有37家。天一茶园内,既上演汉剧、楚剧,还放映电影。汉宁茶社也是演楚剧与放电影兼有。满春等14家茶园则专演楚剧,琴鹤等数家茶馆的主打节目是皮影戏。汉口的部分茶馆实际上已经演变成表演文艺节目的剧场,略与专门演戏剧场不同的是,在茶园看戏,观众可以人人手上捧着一杯茶。

 而在一些“浑水茶馆”里,不仅能演戏,还有杂耍与说书的,茶客在喝茶聊天之际,不时可听到说书人把惊堂木拍得“叭叭”作响。

这种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茶馆在汉口产生后,汉剧、楚剧等湖北地方戏剧种和评书等曲艺门类,能够在各个剧场(茶园)正规上演,茶馆成为保存和传播发展民间戏曲文艺的场所,休闲娱乐功能和文化传播功合二为一。人们到茶馆来,不仅仅只是为了喝茶休闲,同时还有一种戏剧文化的欣赏与享受。

中型茶馆规模在15—25张茶桌之间,它一般雇请3—6人不等,设有头佬一人管事。茶馆设有雅座,但没有茶楼雅座的装璜考究气派。茶具、茶叶比较普通,茶资较大型茶楼便宜。白天以卖茶为主,在晚间则演戏,杂耍、演出皮影戏,唱大鼓,说评书。这样的茶馆在当时数量者众,如安乐泉、凤台、一洞天、汉泉等都可划入中型茶馆之列。

小型茶馆规模在4—10张茶桌之间,三两间房子,比较简陋,它一般雇有1—2 人,通常是夫妻档经营,由老板或老板娘招呼熟客抹牌。这些有名或者根本没名的茶馆,往往设在沿江沿河(汉江)及铁路(京汉铁路)边,或者设在小巷深处。茶客多是各类手工业者、水陆办货客商及码头装卸工人,抑或是老街坊邻居,总的来讲,这种小型茶馆做的是熟人生意,本小利薄,收入仅可糊口。

清末以来,武汉茶馆不仅是各个社会阶层闲谈、娱乐的空间,还是鱼龙混杂,各色人等上演人间活剧的大舞台。青洪帮是一股色调灰暗的江湖势力,青洪帮成员往来多在茶馆或茶楼。青洪帮内有一套自成体系的“黑话”系统,帮派中人也称“道上”之人,身份不宜完全暴露于正当社会,在茶馆,他们常用“茶碗阵”作为彼此交流的语言。“浑水茶馆”是他们最好的活动阵地。“浑水茶馆”在武汉数不在少,坑、蒙、拐、骗、吃、喝、嫖、赌、抽等所有当时社会上见不得光的污烂之事,时常会在茶馆尤其是“浑水茶馆”发生。那些有业不就或无业可就的城市“晃晃”,玩“仙人跳”的拆白党,好吃懒做的二流子等三教九流之辈,往往藏身于茶馆。那些在抢夺码头地盘,开赌馆、鸦片馆等暴利行业的控制争斗中打打杀杀、强取豪夺的各色流氓地痞在有了一定资本后,往往把投资目标锁定在茶馆、酒楼、旅店、客栈行业。清末民国时期,刘玉堂、刘桂苟、章庆澜、潘义以及后来的杨庆山、周汉卿等武汉的青帮大佬、黑道老大,几乎都是从茶馆、酒楼、旅店、客栈行业“起水”。所以老武汉有句俗话:“不是流氓不开店,不是光棍(青洪帮黑道中人)不开茶馆”。若想在武汉顺利开茶馆,即使不是“光棍”,也要找个“道上”的“光棍老大”撑腰当后台。

总之,旧时的武汉茶馆江湖,在或简约或奢华的陈设装饰和喧阗的人群背后,藏匿、折射着社会风云的喧腾,乡村世界的荣枯,城市经济的起伏,以及世道人心的炎凉。我们依照茶馆在当时城市居民生活中的功能,可以把它归类为色彩斑驳的一个公共领域。德国当代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可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互动空间,是一种介于私人领域和国家权力之间的社会领域。

清末民国时的茶馆作为这样的公共领域,自然会聚集起五行八作和三教九流,它的色彩,只能是迷离斑驳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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