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舞台上的《啼笑因缘》

文/ 宋海东

1930年,张恨水的长篇小说《啼笑因缘》发表,此后数十年间追捧者众多,被誉为“创造小说界的新纪录”。小说不仅十余次被改编为影视剧,还化身为20余种舞台剧及曲艺形式,尤其是在话剧舞台上频频被改编,久演不衰。然而,因年深日久,地方志及文史资料上的相关记载或一笔带过,或错谬百出,且音像资料匮乏,无法客观全面地反映其改编史。所幸的是,近20年来,或从书肆冷摊,或自旧书网站,或经亲友转让,我的书橱里已经堆叠起《啼笑因缘》的数十种话剧节目单。梳理这些大多已泛黄的纸品,我们可以从一个特殊的视角,追溯《啼笑因缘》在话剧舞台上近百年的辉煌。

早在1931年,大华话剧团便在上海齐天舞台上演话剧《啼笑因缘》,每天日夜两场,场场爆满。我所见到的戏单为32开单页,上面不见编导大名,只重点介绍朱飞饰樊家树,卢翠兰饰沈凤喜,杨耐梅饰何丽娜。这些演员不单单来自话剧界,亦有电影圈、京剧和歌舞剧的艺人客串,因此与普通话剧不同的是,作为噱头,剧中插入了一段闹轰轰的歌舞。戏单上还宣称该剧系“打破舞台纪录的急先锋,创造电影化戏剧的大成功”,大吹法螺,言过其实。其时,正在拍摄电影《啼笑因缘》的明星影片公司以齐天舞台及大华话剧团未经张恨水授权为由,阻拦该舞台剧公演,并将对方告上法庭。

同一年,上海尚乐社请来洋场才子王君达,根据张恨水的这部小说改编了三集话剧《缔笑因缘》。改“啼”为“缔”,系尚乐社蓄意为之,目的是回避版权纠纷。我手头的一份残缺不全的戏单上找不到该剧演员名单,但尚存一行醒目的大字:“轰动全国风光旖旎奇情曲折机关布景空前伟大新剧”,下面还有一段介绍机关布景的小字:“特制布景富丽堂皇、鲜艳悦目、美术新颖,关秀姑被捉一场机关奥妙、出神入化、样样考究、空前绝后。”

上海金都大戏院上世纪40年代公演戏单

上海金都大戏院(后更名为“瑞金剧场”)于1940年建成开业,专映电影。日伪占领期间,电影营业不佳,改演戏剧,上演过《家》、《上海屋檐下》等名剧,同时演出过上联剧团出品的话剧《啼笑因缘》。上联剧团《啼笑因缘》戏单为32开,内页有6页,另有封面和封底。这部七场剧的导演和编剧均署名“集体”,陈璐饰沈凤喜,陈述饰樊家树,林彬饰关秀姑。戏单上不仅有演职人员表和《<啼笑因缘>本事》,还有一篇《<啼笑因缘>的剧本》,介绍剧中为何使用独白形式,并且解释为何删除何丽娜这个人物:“我们的剧本最初是有何丽娜的,最后我们决定删去何丽娜的存在。为什么要在这方面使观众失望?首先,何丽娜的命运永远不和沈凤喜的进展交插,永远是平行的。第二,何丽娜沈凤喜面貌相似,剧本原来虽然已经想出办法安排,然而演员是否能够完全克服演出的困难,毫无把握。胡来一番,未免失掉舞台的真实性。第三,《啼笑因缘》的才子佳人的气息几乎全在何丽娜身上,她的存在有趣然而决不真实,更坏的是,她的存在增加樊家树的性格的模糊。”戏单上还用两个页面刊载剧中人物独白:“幸福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我觉得自己应该放心了,可是就在我放心的时侯,一点点疑心也没有起,幸福就偷偷把我卖给痛苦。……”删除何丽娜这个人物后来被话剧界普遍沿用,使用独白从民国到当代却属于独一份。

哈尔滨市群众艺术团1957年公演戏单之一

1957年10月8日,哈尔滨市群众艺术团在哈尔滨工人俱乐部公演三幕七场大型话剧《啼笑因缘》。我藏有该剧两种戏单,其中一种在那个年代堪称豪华,使用的是16开对折页道林纸,上面有9位主演的剧照,其中王凡娜饰沈凤喜,聂鲁夫饰樊家树,郑素梅饰关秀姑;剧中还添加了得胜、小牛、老奶奶等配角,但见不到何丽娜这个人物;另外,其执行导演为文辛。戏单的设计者显然读过三友书社出版的《啼笑因缘》,封面借鉴小说封面创意,描绘军阀刘将军鞭打沈凤喜的一幕。另一种戏单为32开单页双面,套色印刷,正面保留了刘将军鞭打沈凤喜的画面,并介绍该剧的原著作者和主要职员,背面是纯文字的《剧情说明》。

哈尔滨市群众艺术团1957年公演戏单之二

同一年,吉林市话剧团亦公演五幕九场话剧《啼笑因缘》,并且赴京演出。所印制的戏单为套红印刷,介绍导演为成滴石,董萍、章杰分别担任樊家树AB角,沈凤喜由华惠出演,依然不见何丽娜。单子上的《前言》交代了演出背景:“《啼笑因缘》改编剧本,是在我团老演员手中保存了十九年的话剧本,改编者是谁?已经无从讯查了。《啼笑因缘》是张恨水先生三十年前的一部巨作,流传很广,影响比较深。它揭露了当时军阀的专制蛮横的统治,对人民的压迫和残害,也反映了对人性和道德的摧残。虽然是一部社会言情小说,但是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将它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对丰富话剧上演剧目是有益的事情,但是我们这次演出对原剧本稍加整理并未进行修改。此剧保存十九年前的样子,贡献在观众面前,是为了征求原著作者张恨水先生及各界观众的意见,再进行修改,使它成为一出更完整的戏。”重病缠身的张恨水当时不可能从他所生活的首都远赴吉林观看演出,那么,此剧是否进京公演,以便原著作者一睹风采呢?不得而知。同样是1957年,该戏还出现过一种套色印刷的戏单,导演依旧,主演也无太大变化,只是为沈凤喜添加了一个B角演员;但该剧结构有极大调整,改为三幕七场。时间来到1962年6月,该团又将其改编为十场话剧公演,剧本整理者和导演均为单崇敬,扮演沈凤喜的AB角分别是刘忠秀、贾文,扮演樊家树的AB角分别是董平、王端志,关秀姑的扮演者为周岚。吉林话剧团的戏不错,但所印制的3份戏单相形见绌,均为普普通通的32开对折页,普普通通的用纸,普普通通的文字,未装饰任何图案。分析3种“吉话版”的剧情和人物表,显而易见与金都大戏院版本一脉相承,该团演员手中保留的那部民国剧本,很可能便来自上联剧团。

我这里还有一份1957年12月28日的上海《大新游乐坊演出说明》,系16开单页两面,介绍当日在该剧场分下午和夜晚两个时段公演通俗话剧《啼笑因缘》的上下集,由雪飞剧团、兰友剧团联合演出,张冲和小王君达分别担任樊家树AB角,王雪艳饰沈凤喜,陆文飞饰何丽娜,胡桂英饰关秀姑,其他上了演员表的优伶亦有二三十人之多,并且增添了李次长、傻大姐等书中未出现的角色。尽管集中了两个剧团的力量,人员使用上却依然捉襟见肘,有些伶人不得不身兼多职,如陆文飞既担当女主角,亦扮演傻大姐这个龙套角色。总体来讲,这是话剧史上较忠实于原著的一次改编,何丽娜、陶伯和、陶太太等人物被一并保留。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方言话剧团1962年公演戏单之一

自1962年7月7日起,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方言话剧团在长江剧场连演百余场方言话剧《啼笑因缘》,剧场门前经常出现车水马龙的盛况。这部戏共13场,另有尾声,第七场和第八场之间安排有剧间休息。该剧由苾莎、钱祖武整理,应云卫执导,蒋天一、李明分别担任樊家树AB角,王雪艳、陶醉娟分别担任沈凤喜AB角,唐雯、孙燕玉分别担任关秀姑AB角。这部戏效仿上联剧团剧本,删弃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何丽娜,突出樊家树、沈凤喜二人间的情感纠葛。十余年前,我在上海文庙淘得该剧两份16开对折页戏单,内容及排版基本一致,只不过一种为黑白版,一种为套红印刷,无太多特色。近两年,我又从网上淘得两种让人眼前一亮的戏单。一种为32开油印本,除封面封底,有内页4页,用钉书针直接装订成册,这种装订手段在我收藏的戏单中绝无仅有。封面上方为剧名,下为套红印刷的一簇花卉;首页主要是《职员表》,并注明演出时段,即1962年7月至10月;第2页至第4页依次为《剧情介绍》《场序》和《演员表》。另一种为大32开横式对折页,其封面经过精心设计,以充满悒郁氛围的紫色为底色,左上方是一位年轻女子的悲凄面孔,凝神注视着右方侧路灯下一名长衫男人瘦小落寞的背影——显然,他们便是被恶势力无情拆散的樊家树和沈凤喜;其内页及封底分别是《故事梗概》《场序》和《演职人员表》,但与前面的油印戏单相比,演员阵容略有调整。正因为该版本的公演获得巨大成功,这之后,国内话剧舞台上的各种版本均脱胎于苾莎、钱祖武改编的这种剧本。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方言话剧团1962年公演戏单之二

上海人艺方言话剧团的剧本很快便传到安庆市话剧团,后者借用该剧本,公演了这部话剧。系由任东黎执导,程雪丽、冯晓枫分任沈凤喜AB角,徐寄陶、李承铨分任樊家树AB角,杨美饰关秀姑。据安庆地方史料称,该团不局限于在当地公演,还携带此剧“逆江上行千余里,演红了安庆作家的作品,也演红了他们自己”。其戏单系特殊开本,尺幅为18.5×11cm,对折页,封面是樊家树在路灯下顶风趔趄前行的身影,右侧剧名为瘦长的彖体字。

景德镇也是张恨水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当地人对这位小说家情有独衷。上世纪60年代中期,景德镇市话剧团克隆上海人艺方言话剧团剧本上演同名话剧,乔木任导演,刘一兵、程金梅、郭阿芳分饰樊家树、沈凤喜、关秀姑。该剧戏单为横式48开对折页。

南通市歌舞话剧团上世纪60年代公演戏单

同一时期,南通市歌舞话剧团亦公演《啼笑因缘》。我手头的一份繁体竖排、32开对折页的戏单显示,这部十二场另加尾声的戏剧系杜友渔“根据原小说,参考上海人艺方言话剧团的演出,及北京市曲剧团的台本改编而成”,导演为陶衍、杜友渔,作曲为陶衍,唐水英饰沈凤喜,邵统动饰樊家树,周水英饰关秀姑。该剧严格地说属于话剧,但带有歌舞剧元素。

福建省话剧团上世纪60年代公演戏单

福建省话剧团在“文革”前后两度上演福州话版方言话剧《啼笑因缘》。“文革”前的这份戏单系特殊开本,尺幅为21.5×11cm,三折页。除《演出前言》版块为横排,其余文字均为竖排。其封面设计清新淡雅,乃是以白色为底色,左侧为绿色篆书剧名,上方偏右位置是在一簇盘曲的枝叶下,一位面目清秀的长辫姑娘正凝神弹奏月琴。长达650余言的《演出前言》信息量颇大,介绍福州话版方言话剧的滥觞,披露“为了让不懂福州話的观众也有欣赏‘啼笑因缘’的机会,我们并用普通话演出,以满足广大观众的需要”,并大胆地承认该剧借用的是上海人艺方言话剧团的改编本,同时阐明由于放弃了何丽娜这个人物,“这就确立和进一步突出了沈樊二人单一纯洁的爱情关系,并使这个情节成为剧本的主线,这样也就把由于封建軍阀刘德柱的蓄谋破坏,以至使樊沈二人美好的恋爱成了一场大悲剧的罪恶,揭发得更为深刻,开给以予情的咀咒和鞭鞑!”其演职人员表显示,该剧由黄家赋、陈滨生联合执导,陈玫、徐冰如分任沈凤喜AB角,何钰生、蔡怀玉分任樊家树AB角,王琴如、林照明分任关秀姑AB角。

福建省话剧团上“文革”后公演戏单

另一份“文革”后的戏单同样是特殊开本,尺幅为23×11cm,三折页,封面以绿白两色为底色,金色篆书剧名移到右上方,主体画面为丝丝垂柳下的一名以手捂面的长裙女子,氤氲凄美之情。戏单上的演职人员表显示,这部舞台剧新版本人员变更较大,第一导演仍是黄家赋,但第二导演换作林明;之前担任关秀姑A角的王琴如改任沈凤喜B角;之前担任沈凤喜B角的徐冰如改任关秀姑A角;之前饰演哑子的林守武晋升为樊家树B角。

九江市话剧团上世纪70年代末公演戏单

寒舍另有江西省九江市话剧团公演《啼笑因缘》时编印的两种戏单,一种封面为枣红色,一种封面为墨绿色,皆为32开对折页。单子上未注明演出日期,经考证,均属于上世纪70年代末产物。1979年秋,该剧曾到南京公演,夫子庙剧场一时间座无虚席。其导演为徐典、张峰,吴有熙、方坚分任樊家树AB角,李爱群、童雁冰、洪丹华分任沈凤喜ABC角,于丽、余荷艳分任关秀姑AB角。戏单上未提编剧之名,是不愿提,也是不敢提。

2007年,在纽约市政府艺术基金资助下,美国长江剧团在纽约剧艺中心公演《啼笑因缘》。通过半个多月的精彩演出,给纽约华人和美国友人留下深刻印象。该剧编导为陈尹莹,沈凤喜的扮演者为舞蹈演员马千,樊家树的扮演者为吴越坤,饰演刘将军的李昌林是当地中文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另外该剧还保留国内话剧舞台上甚少出现的何丽娜、陶伯和等人物。据张恨水之婿洪旻在网络上发文称,公演之时,长江剧团“因地制宜,创用了‘城池俯瞰’,‘一堂多景’的表演阵式。所谓‘城池俯瞰’,即观众席节梯如城,演出场地聚似盆池。观众在上,演员在下的表演格局,打破了传统舞台在上,观众居下,遐远延伸的形式。观众通过表演区进场入席,大大贴近了演员与观众的距离,也拉近了观众与剧情的位差,使观众融入剧情,随情节发展、演员表演亦啼亦笑。所谓‘一堂多景’,即把整部戏的舞美、布景、道具设计,溶集一堂。前景左为沈凤喜家,右为关秀姑家,收拾了简单的道具,实时变为天桥杂耍、鼓书表演场地。中景是陶伯和府地,后景高踞正中是军阀刘将军府。多景紧凑相连,使用竹凳、木凳,高矮茶几,典型简洁的陈设点明环境,手法极为洗练。这一堂多景,让观众随灯光聚灭,进入聚焦的表演景区,观赏剧情的推进扩展”。非常遗憾,这部海外话剧的戏单我至今未得手。

(图片由作者提供)

“译文丛书”土纸本屠格涅夫选集

文/ 蒲 湖

文化生活出版社是一九三五年五月创办于上海的一家民营出版社,原名文化生活社, 由吴朗西、丽尼(郭安仁)、伍禅(陆少懿)等人筹办,当年九月更名为文化生活出版社(以下简称“文生社”),巴金任总编辑,吴朗西任经理,主要出版中外文艺书籍。

近得文生社“译文丛书”几种,其中有土纸本的《父与子》、《贵族之家》、《前夜》。

关于土纸本,姜德明先生在《土纸书的特殊价值》中说: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国大半土地,…… 印刷设备和纸张极端缺乏,印书只好因陋就简地采用土法制造的手工纸,纸质粗劣,颜色发黑,铅字磨损不全,常有字迹不清或在书页上留有空洞…… 从印刷技术来讲,这样的出版物可以说是历史的倒退。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诞生的这些特殊的版本,无疑地又带有时代的烙印,把它作为文物来看待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薛冰先生也有《土纸本》一文专门论及。这种书所用纸,土法上马制作,大多纸软且黄,长短不一,厚薄不均,导致油墨淡浓不一,部分字模糊不清。与巴金研究会的一老师闲聊,说该社出版的土纸本少见,可以挖掘挖掘,激发了我的兴趣。根据淘得的书,寻找相关资料,本文重点说说“译文丛书”。

屠格涅夫选集之四《父与子》,巴金译,文生社刊行,译文丛书,民国卅二年七月桂一版。我手上的是民国卅二年十一月渝二版,有米色报纸和土纸本两种,米色报纸本价格壹百肆拾元,土纸本陆拾贰元捌角。我藏的为土纸本,书封底左边竖排印“广西省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证礼书字第一六八号”。

巴金在本书的后记中写道:七年前我与陆蠡、丽尼两位相约翻译屠格涅夫的六大名著,当时讲定每人担任两部。我选了《父与子》同《处女地》。他们早都交卷了。我的却没有消息。友人们知道我这些年来过着忙乱的生活,他们始终没有催逼过我。但是我还不曾把责任心完全失去。我终于找到一个赎罪的机会,我把《父与子》译出来了。不管我的译笔是如何草率、拙劣,但我毕竟交了一次卷了。

此后记写于一九四三年三月。书原来的持有者在书尾毛笔字写有“卅四、七、三读于王曲军校”。关于王曲军校,即黄埔军校第七分校。设于陕西长安王曲镇城隍庙内,一般常简称该校为“王曲军校”。学校创办于一九三八年,胡宗南任主任,一九四六年元月第七分校正式撤销。毛笔所写读后记印证此书原持有者曾在黄埔军校的王曲军校工作或者学习过。

屠格涅夫选集之二《贵族之家》,丽尼译,文生社刊行,译文丛书,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初版,民国卅二年六月渝一版,有报纸本和土纸本两种,报纸本定价柒拾玖元陆角,土纸本叁拾玖元捌角。我藏的为土纸本,书封底左边竖排印“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证世图字三四三一号”。书前有译者一九三七年二月所作“译者小引”。书原持有者在书尾毛笔字写有“四、十九于南阳旅次读完,诗一样的平静的叙述,对于过去时代的美丽的回忆,掩卷不胜叹息”。

屠格涅夫选集之三《前夜》,丽尼译,文生社刊行,译文丛书,民国二十八年九月初版,民国卅二年三月渝一版,土纸本,定价贰拾伍元陆角。书封底左边竖排印“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证世图字第二九九八号”。书前有译者一九四二年七月写的“渝版小记”:在抗战的前夜译完这本书。沪战爆发时,听说原稿已经毁在印刷所了。但结果却竟抢救了出来,而且终于出了版,不能不说是幸事。沪版很难流行到后方,有少数被运到后方的,售价也奇昂。因此,趁着书店重刊《屠格涅夫选集》之便,把译文重读了一过,改正了一些显明的误植。书原持有者在书尾毛笔字写有:“卅三、四、廿三读于南阳旅次,对于英沙罗夫的死,我寄以深深叹息。作者为何不让英沙罗夫参加到实际的保加利亚的解放战争中去呢?为何不让保加利亚人民‘寄托希望者’带给保加利亚?虽然这样作者也许含有更深的用意,但这样草草的’病’的处死,仍是凶残的行为。英沙罗夫是应该让回到保加利亚去,保加利亚需要他,保加利亚人民也需要他呀”。

以上几本书封面印有“屠格涅夫选集”的字样,字体是红色,其下的书名占据封面的中心,底色为长条形,上下均为波浪形,书名竖排于中央,设计为黑底反白。内文为竖排繁体字印刷。从整体看,应是手工木刻之后制版印刷的。姜德明先生谈及这种版本时说“在抗战期间的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后方,由于日伪的封锁,如重庆、桂林、成都等地同样只能以土纸印书,包括图书插图和刊物封面也都以手工木刻来制版印刷……这些书刊保持了原拓木刻的质朴韵味,甚至是现代铅印技术无法代替的一种艺术境界”(见《土纸书的特殊价值》)。书封底均有文生社社标图,图标内“文化生活”四个美术字自左向右分两排排列。此社标图与后来的社标图有异,后期的社标图为一个低头看书的人及脚下“文化生活出版社”七个字自右向左一排排列组成。更难得的是,三本书里面各有一张单独的人物表,如今七十多年过去了,都完好无损夹在各书中。

黄源在所编的《外国作家研究》(卢那查尔斯基等著,鲁迅、茅盾等译,上海生活书店出版,民国二十六年六月初版)一书“前记”中写道:一九三四年夏天,在鲁迅先生的热心倡议与主持之下,藉着茅盾黎烈文诸先生的有力的赞助与支持,给了我们一本以介绍外国文学与外国木刻等艺术为职责的杂志—《译文》。这本杂志自创刊以来,转瞬间已有三年多历史了,其间虽曾起过波折,停刊过一时,但复刊之后,这主要的趋向,明显的特点,还是竭力保持着。而且为了应和与强调这趋向,另外编译了‘译文丛书’,在文生社出版。现在已出版的名著,有果戈理选集二册,屠格涅夫选集三册,弱小民族作品选集二册,等等十余册。写作时间为一九三七年五月十八日夜。《译文》由上海生活书店发行,是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月刊,由鲁迅、茅盾、黎烈文发起,一九三四年九月十六日创 刊,至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六日出至第十三期停刊。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译文》复刊,改由上海杂志公司发行,至一九三七年六月新三卷第四期停刊。《译文》的前三期为鲁迅主编,此后由黄源接编。

既然《译文》是生活书店出版的,要以“译文丛书” 的形式出版单行本,顺理成章应由生活书店出版,为什么又花落文生社呢?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呢?鲁迅为《译文》发起人之一,《鲁迅书信集》、《鲁迅日记集》对此给出了答案: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生活书店请鲁迅去上海南京饭店赴宴,“晚与广平携海婴往,同席共十人”,商谈《译文丛书》出版事。《译文丛书》原拟由生活书店出版,后表示无意出版该丛书,席间鲁迅与吴朗西、巴金商定,改由文生社出版。” 同年十月八日,鲁迅在日记中写到:“晚吴朗西、黄河清同来,签订译文社丛书约。” (笔者注:黄河清即黄源)至此, “译文丛书”转为文生社出版的事成为定局。

对于翻译屠格涅夫长篇小说的经过,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七日,巴金在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王树基的信中进行了详细的叙述:上海文生社成立后一年,一九三七年四月我们几个从事编辑工作的朋友约好游览西湖(笔者注:此时间值得商榷,文生社是一九三五年成立的,从这整封信内容来看,成立后“一年”应为“两年”)……当时文生社正在编印《译文丛书》,出版了《果戈理选集》,首先印出了鲁迅先生译的《死魂灵》,引起读者的注意。我们谈到出版更多的俄罗斯文学名著,大家同意再出一个《屠格涅夫选集》……大家谈得高兴,当时就决定了选题,我们三个人每人分到两种,丽尼第一个报名,选了《贵族之家》和《前夜》,陆蠡便选了《罗亭》和《烟》,剩下的《父与子》和《处女地》就归我负责。我回到上海,就找出参考书来,花了一夜的功夫写了一篇介绍屠格涅夫六大长篇的广告,译者的名字也公布了。我仍然忙我的杂事。丽尼开始修改《贵族之家》的译稿,陆蠡在杭州湖滨租了一间房子闭门译起《罗亭》来。他们两位都很快交出了稿子,而且很快出版了,反应很好……抗战期间上海成为“孤岛”……第二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我为文生社的业务跑了重庆、桂林等地,终于在桂林定居下来。我四二年就在那里开始翻译《父与子》……我每天晚上……点起一盏小小煤油灯进行工作,到十二点就上床睡觉,每夜都是如此。夜非常静,我的工作也很顺利,用的是毛笔,后来也用蘸水钢笔。译好了一半,就送到印刷局去排印,作为《父与子》的上卷出版。因为当时邮局寄递书报只收小卷邮件,《父与子》分为上下二册也便于销售。《处女地》较长,就得分印三小册……《父与子》最初用土纸本印刷,为两卷,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印报纸合订本。仍由文生社发行。巴金为宣传屠格涅夫选集撰写的“六大长篇的广告,译者的名字也公布了”的全文为:

罗亭(一八五六)      陆蠡译

屠格涅夫写了六部有连续性的长篇小说,用恋爱关系来表现人物的性格,描写当时在俄国陆续出现的青年的典型。《罗亭》是第一部。作者的作风,没有夸张,也没有幽默。清丽的文笔,深透的观察,同情的描写使得作者的小说近于完成,在这一点别的更伟大的作家也不能够超过他。罗亭是个爱说话不做事,思想大胆,行为怯懦的人。他也他的热情的话语唤起了少女娜泰雅的爱情,却又拒绝她而逃避了。这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俄国知识阶级的典型。然而最后的巴黎暴动中的牺牲给我们留下一个希望,而预言了新典型的产生。

贵族之家(一八五九)   丽尼译

《贵族之家》是作者最完美的杰作。诚实,坦白的拉夫列茨基已经不能满足于罗亭的闲荡的生活。他投身在实际的活动里面,但他也不能在新的生活潮流中找着道路,而得到破灭的结局。他所爱的丽莎成了一般温柔、善良的俄国少女最优美典型。艺术的完整、人物描写的精致。与夫横贯全书的哀愁与诗的调子使这小说成了一件最优美的艺术作品。

前夜(一八六〇)       丽尼译

《前夜》在内容的深刻上是要超过《贵族之家》,而技巧的优美也仅次于它。在爱伦娜身上作者表现了俄罗斯青年女性的凄哀的美。她不仅善良,并且勇敢而有决断,所以她选择了保加利亚爱国者英沙罗夫做她的爱人。英沙罗夫不像罗亭,也不像拉夫列茨基,他是个实行的人,而且能毅然地把解放祖国的责任担在他的病弱的肩上。

父与子(一八六二)     巴金译

《父与子》是一部轰动世界的名作,在俄国曾激起大的骚动,且被认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这小说描写新旧两代斗争的悲剧。这是有科学思想和献身精神的新青年和保守传统的旧式贵族之间的斗争,作者第一次使用了“虚无主义”这名词,而且创造了一个典型的青年巴扎洛夫,这是一个不朽的典型。这是不肯在任何权威前低头的极端的个人主义者,被批评家皮沙列夫称为他的“最好的友人”,他的“母亲”。这小说虽然给作者招来许多误解,它却是作者的最有力的作品。它的价值在于忠实地描绘了人心的深处,这在各时代各民族中间常常表现出来的。

《烟》(一八六七)     陆蠡译

《烟》是一部笼罩着灰色烟雾似的绝望的作品。在作者著作中是最具有世界性的一部。这小说表现了以后二十年中支配俄国官僚社会的浅薄与愚蠢,同时很成功地绘出了在这环境中长成的一个荡妇型的交际社会的女性(薏丽娜)。农奴解放后的反动时期中知识分子对于俄国前途的绝望充分地表现在这书里。这是一本讽刺的书,一本控诉的书,而且是一部自白的书。

《处女地》(一八七六)   巴金译

最后的一部小说《处女地》也是最长的,最健全的一部。作者仿佛走着长远的路程,现在逼近目的地了,在这书里作者以他的惊人的直觉捉住了当时革命运动的最显著的特色,据说玛利安娜就是以女革命家薇娜.沙苏利奇为模特儿写成的,她和淳朴沉着的沙洛明,都是逼近健全的性格。这小说里横贯着作者最后的希望,浸透着作者对于革命运动的真挚的同情。这是一本伟大的书。这是一个预言。

这六大长篇的广告,刊登在《罗亭》(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文化生活出版社,屠格涅夫著,陆蠡译)护封上。到了1942年9月,迁移到重庆的文生社又陆续重印《屠格涅夫选集》,即渝版。1942年10月25日《新华日报》还刊登了渝版《屠格涅夫选集》发售预约的广告。

对于“译文丛书”的主编变动及编辑方针,解放前曾任文生社襄理的湖北作家田一文,著有《我忆巴金》(四川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版一印,印数二三五〇册),在《巴金与编辑工作》一文写道:《译文丛书》的编辑,鲁迅先生曾给以深切关怀……《译文丛书》初由黄源主编,后因黄源参加了新四军,刚好巴金由日本回国,所以改由巴金主编……巴金主编《译文丛书》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不论是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虽然不象现在这样有成文的编辑方针和编辑计划,然而,巴金的编辑实践说明,他是有意识地介绍外国的艺术大师,并不止限于俄国。他打算编若干大师的选集,例如福楼拜、莫泊桑、左拉、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等,主编《契诃夫戏剧集》就有这样的编辑意图。

文生社究竟出版了多少种丛刊、丛书?多少种“译文丛书”?笔者根据相关资料及实物整理的丛刊、丛书及“译文丛书”种数,丛书、丛刊有二十一种,分别为译文丛书、文学丛刊、现代长篇小说丛书、文季丛书、文化生活丛刊、翻译小文库、新时代小说丛刊、现代生物学丛书、烽火小丛书、烽火文丛、通俗小说名著译丛、综合史地丛书、新艺术丛刊、少年读物丛刊、呐喊小丛书、呐喊文丛、现代日本文学丛刊、战时经济丛书、青年读物丛刊、通俗演唱丛书、现代科学小丛书等等。译文丛书六十九种,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鲁迅译果戈理《死魂灵》第一部开始到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毕修勺译左拉《萌芽》为止, 其中契诃夫著、丽尼译《万亚尼舅舅》有民国卅三年九月和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两种初版本,渝版在先,仍算一种。由于资料不全,肯定有遗漏或错误的地方,敬请方家予以补充完善,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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