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朱庆和《小镇上的外乡人》

小镇上的外乡人

朱庆和

我买了一份当天的晚报
卖报纸的老头认出我是外乡人
的确,我只是偶然路过这个小镇
夜晚降临,我就在小镇上走一走
这是我的习惯,每到一个地方
我总要熟悉那里的街道
我想起妻子和孩子在家乡
或许已经入睡,或许还在灯前
我想起他们就摇摇头
如果我就在这南方小镇住下来
该有多好,就这样住下来
没有我认识的人
安静地过一辈子,这该有多好
可是一个姑娘身着白色婚纱
突然站到了我面前
她邀请我做她的新郎
“我知道你喜欢这个小镇。”
她一边说一边挽着我的手
来到一条热闹的街上
两旁的人家都张灯结彩
就这样我们步入婚礼的殿堂
“可是我不是。”
“没关系,戴上这朵花你就是新郎。”
就这样我戴着大红绸花
与漂亮的姑娘结拜成亲
我看见妻子和孩子
还有家乡的许多亲人在酒席间
举杯庆祝我的婚礼
好事的客人们让新郎新娘做一些小游戏
我没有太多的兴趣,可新娘很乐意
看她一脸幸福的模样
还不时附在我耳边跟我讲:
“今晚我就为你生个儿子,
明天我们就儿孙满堂。”

赏析

文/ 于贵锋

《小镇上的外乡人》一诗,讲了一个没有结尾的故事。这故事让我想起某篇外国小说的情节:一个男人离开自己的家庭,躲在同一个地方,每天观察着他妻子的生活,多年以后,像当时悄无声息离开又悄无声息回来了,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本诗的故事有点与此类似,但又不尽相同。整体而言,本诗中的故事是在“想”中发生的,处于一种模拟、推演状况。“我”经常外出,离开家,偶然路过某个小镇时,在想妻子和孩子的同时,会不由想着就此在小镇住下来,“没有我认识的人/安静地过一辈子”。“家”、“妻子和孩子”、“想”(依恋),这就是原有的生活,是“乡”的具体化;在别处住下来,住一辈子,不想被任何人认识(打扰),想“安静”,这就是离开原有的生活,是“离乡”,是“外乡”、“异乡”。对于自己想久居的“小镇”和那些陌生人,“我”就是“外乡人”“异乡人”。

而就在“我”这样“想”时,“一个姑娘”以“我喜欢这个小镇”为由,拉我和她结婚,举行婚礼;而“我的”“妻子和孩子/还有家乡的许多亲人在酒席间/举杯庆祝”;而新娘,给我“儿孙满堂”的“幸福”许诺——由此,生活似乎又要进入到原有的模式。

故事到此结束,所“想”,和“想”以后的“结果”,如同自问自答,同时出现了,让想要“离乡”永远处于一种“不会发生”但又确实一直在发生的状况。这很奇妙,就像“可是一个姑娘身着白色婚纱/突然站到了我面前”这行诗一样奇妙,明明是“想象”中的事但就是那么清晰、确切,跟真的一样,想什么什么就出现了——这分明是一种只有童话、神话才有的“法力”,但确实感觉是诗人朱庆和独有的笔法。而“没关系,戴上这朵花你就是新郎”,语言的这种赋能方式,出于生活,如同口语,又饱含情绪,在精准地切近生存,像一个真诚的“异数”,但又没有出离惯有的思维方式——“新郎”,就如此被确定、确认,直接了当。

更奇妙的是,这种“头脑中发生的事”竟然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生活逻辑。普通人,小镇,“安静”的需求,对家的留恋,这些是如此的普通,没有人能逃避自己的生活,没有人能面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人不在自己的生活里。没有人可以成为“外乡人”“异乡人”,但人与人之间又互为“外乡人”“异乡人”,没有人不是“外乡人”“异乡人”。按照库切说的,或我对库切的延伸理解,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在“异乡人的国度”,我们都是“外乡人”“异乡人”。

我们一直处于这种“外乡”“异乡”状态,像这个“故事”,是那么轻柔,又如此坚固。它是虚的,但又甚至有超乎寓言的概括和隐喻能力。用故事、散文的方式,丰富与成就诗歌的表现力,朱庆和的诗歌,再次成为一个杰出的案例。而故事所包含的结构与关系,让意义的呈现又是那么出乎自然。

(来源:公号“遇见好诗歌”)

打捞植根于民族深处的记忆

编注:童谣是民谣乃至民俗的一部分,本文论及民谣,是配合本周萧继石中国画展《童谣》的评论,也是该画展的序言。

文祥

一个世纪之前。1918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号召全校师生,协助搜集全中国各地近世歌谣,还动员报馆、学会、杂志等广为宣传。这项活动坚持了近七年时间,跑了两千个省,收到11000余首民谣。

这项活动始于北大中国民俗学会的一波大学者,而非政府。发起、投身研究的这批学者学术上各有专攻,却都迷上了这种寻找民族民间记忆的活动。

比如考古学家董作宾,从民谣中梳理出《看见她》母题民谣,发源于黄河流域的陕西三原一带,至少流变于12省地域。随方言、地域风习差异,《看见她》的面貌也变化纷纭,呈现不同风貌。民谣母题横向迁徙的变迁,成为大学者们饶有兴趣深究的课题,这仅是当年收获之一。

按1962年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代表作《野性思维》的看法:认定原始、初民以及潜藏于口口相传歌谣里的去逻辑、反逻辑通性,只是人类心灵结构的反映。

扎根于民间传统,包括民谣、神话、祭祀仪式、粗朴宗教崇拜之中的是本能,具象、共在、直觉,依类联想的思考方式、表达方式。

今日大热之量子理论,往前走还会遇到人类原始思维的新变种。

在“礼失求诸野”的历史曲折中,萧继石注定是个孤独的“记忆打捞人”,他前十余年画民俗与民间面貌,近三数年又着力于再现民间童谣共生的旧日社会形态,都取得不俗成绩。这个展览就是实证。

萧继石的二十年劳作中,表现出那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倒是中国真正 文人之“继绝世”精神。

肖像之相

编注:本文系配合落子肖像漫画系列而专门撰写的原创批评。落子《抗疫众生相:肖像漫画》即日起在本刊连载。


文 | 文祥

人生漫长,过眼之人无法永久记忆;能抓住的仅仅只是一瞬,还是借助昔日之绘画,今日之摄影之力。所以,传统肖像画是绘画的功能性最好之证明。通俗地说:就是有用。有记录、证实、纪念的实用价值。文短不能多说,大伙可以自去绘画史上找例子,大把的。还有一途,去找写西洋宫廷、教廷、大家族的影视例子,那种大宅子里,满坑满谷都是肖像画,连楼梯上都挂满,非如此不足以显示“蓝血”血统。

肖像画的垄断地位,被技术颠覆。摄影术兴起百年,人像摄影便宜到几无成本。传统肖像画被挤到边缘。这一局面被艺术史家、社会学家称为“图像的民主”。

肖像画之泽,大有百世而斩之殆。

好在技术促成一个画种衰落,技术也能成另一新画种接生婆。

这次是报刊印制、分发技术的大普及,跟随着摄影术来到工业国家。报刊一举成为新型公共空间,与民主政治交相激荡,催生了政治肖像漫画。欧美工业国家,各色报刊构成的大生态系统,称为各种利益人群各说各话,各有表达,各持己见的民意党表达空间。

肖像画从大宅子的高墙深院一走入公共空间,变身为政治肖像漫画,它的指涉性与表现性充分生长。这在中国现代政治中能找到大行其道,风头极盛的例子,如抗战大后方,尤其是1938年的武汉。如国共决战时的国统区。如文革时的城市大字报墙。

除了这样的时段,中国的政治肖像漫画不受待见,也就难以长成参天大树,如西方新闻传媒中的远亲。

不受待见的漫画肖像,入不了庙堂,自堕入民间,满足了草根阶层的肖像画需求。这种需求自有落子漫画团队流落民间的几万幅作品证明。

以上部分,讲的是本文题目的前半题,算形而下部分。以下讲后半题,稍稍近“玄”,勉强算“形而上”。没兴趣者大可略过。

画像之“像”,是“肖”,是“相似”。它永远不是所画对象本身,不是实存的人物面孔,所以才是“像”是本人缺席的替代品。

所以有“逼真”一词出来。西方绘画,直至十九、二十世纪的印象派之后,一直走的路子就是“无限逼近对象”。不管是透视、造型、明暗、色彩、写生,模特应用,各种技术、方法、都是为了解决迎得象的难题,都要逼近被画者之“真”。一般肖像画之象,说到底就是作品里人物面孔的基本结构、基本特征相符,相似度高。

漫像比一般肖像画更像所画对象,或者说更有辩识度,是因为漫像夸张了人物面孔的基本特征。

对于陌生人肖像来说,观者只会关注基本特征,有了特点认知,就认为达到“像”的程度。
还是拿文革来举证最方便:当年大字报上的“走资派”漫画像,我们凭什么认识谁是谁,还就凭的突出的面部特征。

对于熟人的画像,我们判断的标准就增加了太多的东西,这就是所谓的“相”,肖像画作品中那张面孔,是各种亲缘关系的总和,也是各种情感积淀的总和,最重要的是被画者人生经历,修为的总和。

汉传佛教之禅宗,有个深入民间的说法,叫”相由心生“。某人面孔,或隐或显表达出来的,叫“气质”、叫“韵味”、叫“素质”、叫“气场”、叫“酷”、叫“拽”的那种东西,统统都是某人人生积淀,无论正邪,文野、高下、人皆有之。

所以中国文化传统,无论庙堂之上,或江湖之远,都讲相由心生,也就是从外貌之象深求人生总和之相。比如清代之大挑知县,就是由皇帝面试“县团职干部”,最重要的项目就是观面相。

脸孔之“相”的重要,再举个民间的例子,工艺里,无论塑像、壁画、玉雕牙雕、墙面均由师傅“开脸”。这开脸就是添上五官,但又不仅仅只是添上五官,还得添上生气。此工序之重中之中,在于能不能让作品“活”起来。没有生机的面孔,在民间叫“死相”,挪到肖像画中说,就是有形无神的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