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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蔡予新 在兰溪，平常日子的社交中，倘若撞着一位不好说话、不易沟通，爱挑剔、难纠缠的人，老兰溪人多半脱口而出一句土话：“这个人太难过厘金”。难过厘金”是什么意思？绝大多数兰溪人可能都道不明讲不清。 我先说说什么是“厘金”，再说为什么“难过”。 “厘金”是一个税收概念名词，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久。清朝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运动如火如荼，方兴未艾。镇压太平军需支付巨额军费，但清朝中央财政早已捉襟见肘，一筹莫展，军队和地方官府嗷嗷待哺。咸丰三年（1853），江苏扬州官府急不可耐，自己想出一个法子，首先创办厘金制度，对来往商客的货物征收税捐，资助军饷。 厘金又称“厘捐”， 是一种创造性的税收，最初是一种地方劝商捐助“军费”的临时筹款方式，在商品的产、运、销三个环节同时征收。它的显著特点是划地界设关卡，五里一卡，十里一局，天罗地网，过路客商经过关卡时，便拦路收钱。颇有“此路是我开，若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的山大王味道。 扬州厘金创办之初，规定是“每百文，抽一文”，即按货物价值的1%征收。清朝一枚铜钱称一文，又谓一厘，因此这种逢百抽一的税捐就命名为“厘金”。厘金一经面世，便似一根救命稻草，被各地官府紧紧抓住，依样画葫芦纷纷仿办，在全国大部分地方推广开来。 浙江厘金开办年份是清同治元年（1862），正是左宗棠率领湘军在浙江大地上与太平军殊死搏斗之际。同治二年（1863）春，太平军退出兰溪，兰溪开设厘金局， 系浙江厘金总局直辖机构，厘金局总办(局长)是五品候补知府衔，比七品兰溪知县高。兰溪厘金局辖县城上、中、下三个卡(后增加一个平渡卡)，分别扼守衢、婺、兰江三江，征收江上往来商船的税捐。局址初设在南门外，后迁入城北迎春巷内。 厘金雁过拔毛，凡商民人等无不深恶痛绝，但朝廷的开支、军队的饷银，需要各地厘金局来支撑啊。太平天国失败后，因战争而产出的厘金没有随战争结束而取消，却成为固定的税种。厘金有明显的地方性烙记，厘局的主管人员任用很随意，甚至可以承包。 大家一定会很好奇，政府的收税机构也能承包啊？是的，税收承包自古有之。两宋时期的酒税（当时酒是专卖品，由政府控制，不准民间私酿私卖）就是通过“买扑”方式承包给个人。元代则将全国的商税交给色目人（蓝眼睛高鼻子的西域人）承包。 厘金局工作岗位油水丰厚，是一个肥缺，不是任何人想做就能做的。兰溪厘金局的一局四卡也是无不例外，要想担任这几个部门的负责人，须交纳一笔“承包款”，方能上岗。 清光绪三十年（1904），五十八岁的无锡人窦镇打算到兰溪“承包”一个厘金卡。兰溪厘金局四个卡中，下卡业务最忙，当然油水最多，窦镇承包的就是下卡，承包费当然也不菲。七月，窦镇赶往杭州的浙江省厘捐总局缴纳了承包费。八月初十日，他坐的船靠上兰江边码头，来到兰溪厘金局报到，之后前往下卡接任。 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初一，窦镇早晨起床，见雪花飞舞，触动文思，脱口一句：“岁朝春同人萃泰，元旦雪大有恒丰。”七月初五日半夜，窦镇与下一任的下卡承包人交卸卡务。工作交接完毕后，他连夜来到一艘商船上宿夜。忽狂风卷过江面，万舟动摇，窦镇在船上熬过惊心动魄的一夜。第二天早晨，窦镇离开兰溪。 窦镇（1847–1928），字叔英，号拙翁。工诗文，擅书画，无锡近代名人。在兰溪不足一年的日子里，喜游山水，他有一首诗：     义乌老少尽堪怜，个个撑篙齐用肩。     百货往来须纳税，巡丁高喝速停船。 这首诗是《兰溪竹枝词》组诗中的一首，记录近代义乌人在兰溪艰苦谋生、创业。南宋以来，兰溪占据水运之便利，在金、衢、严三府县中独占鳌头，盛况一直延续八百年。许多义乌人来兰溪谋生，一部分从事撑船、脚夫、烧饭等繁重体力工作，也有一部分义乌人通过奋斗，挤入兰溪商圈，成为商界巨头精英，如杨忠才，他曾担任兰溪县商会会长，并主持建造东门外的稠州公所（义乌会馆）。“百货往来须纳税，巡丁高喝速停船。”是窦镇工作场景写照。 浙江的厘金局卡除征收百货（货物）厘金外，还征收茶厘、盐厘、洋药土膏（鸦片）厘金、丝捐、茧捐等。除此之外，还有饷捐、房捐、铺捐、船捐、炮船捐、米捐、草捐、芦荡捐、落地捐、钱捐、牙厘捐、树木捐、串捐、肉捐、赌捐、彩票捐、牙户捐，名目繁多。 厘金征收率起初是1%，后逐渐增加到6%、7%，同治二年（1863）浙江规定，凡货物经过浙东、浙西，厘金按货值共抽取9%。兰溪按照浙东厘金征收条例是“两起两验”，每一个“起验”环节征4.5%（一起征3%，一验征1.5%），两个起验一共征足9%，后面的厘卡即不再征收。 兰溪厘局却听任厘卡差役肆意勒索客商，中饱私囊，坐地分赃，随便拿货“叨光”、 无端要钱“加水”等行为屡见不鲜。凡江上运载客货的船只靠岸，货主进入厘卡缴税捐，必先打点私费给厘卡办事人员，然后才可办理报捐验票及查验船舱货物等事。倘若私费没给足，免不了被刁难。如果不给私费，则不堪其扰，厘卡的司事巡丁百般刁难，任意多收厘金，随便罚款，货主无不怨声载道。太阳西斜，厘卡就早早停止办公，有些货主因少纳数百文铜钱的税捐，便被厘卡扣留船只，不得放行。夜间若突遭狂风巨浪，船覆货损，险境环生，也只能听天由命，告投无门，找不着地方去讲道理。 民国初年，兰溪县商会向省府提交控文，说兰溪厘金局自清同治二年（1863）设卡征收厘金，六十年来，厘局司巡人员无物不搜刮尽干净。兰溪四乡所出之农产品，都汇集城中各家货栈等待发售。但货物运进费陇卡要抽捐，运出黄湓卡又要抽捐，重重捐勒陷阱，阻碍商品流通，兰溪的商业环境大不如前，已到了无法忍受的极点。用一组数字做一个说明，光绪十年（1884），兰溪厘局征收厘金钱120800千文，占全省总额的6.52%，在全省11个府局中排名第六。光绪二十三年（1897），征收厘金钱69687.574千文，占3.63%，排第八位。兰溪域内商品流通量和货物金额萎缩和下降相当明显，加之长江轮船和火车的兴起，更削弱了兰溪水路的中心枢纽地位。 在外地谋生的人们往家中捎回一些食品和零星日用物品，沿途厘金局卡用“零货捐”的名目挖空心思，想方设法去勒索，遭到广大民众强烈反对后，又巧立名目，变本加厉，将零货捐改名杂货捐，连随身行李和包袱也收税捐。 厘金是一种恶税，无时无刻不被商人们垢病和詈骂。每次贩运货物通过厘金关卡，就摆脱不了被敲诈勒索，面对贪腐舞弊丛生的厘局、厘卡和凶神恶煞般的司事巡丁，兰溪商人们任意被宰割盘剥留难又无可奈何，免不了长长一声叹息：难过厘金哇！ 老兰溪是一座消费性的商业城市，日长细久，这句商人口中的哀叹流入街陌坊巷，成为极具兰溪地方特色的土话俗语。掐指一算，“难过厘金”也有一百六十年的历史了。 1912年，兰溪的上卡、中卡裁撤。1931年，废除厘金改统税，撤销下卡。“下卡子”、“下卡”这个厘卡名作为一处古老地名，传承至今。 讲完“难过厘金”，再简单说说另一句兰溪土话“真过抽”。“真过抽”在兰溪人的语境里，是某事某物真真实实，不容置疑之意。 “真过抽”与厘金“逢百抽一”有关联，但其历史要比“难过厘金”源远流长。唐代规定各地出产的竹木茶漆等货物抽收十分之一归政府。宋代对贩运竹木、砖瓦、柴炭等抽收十分之一。元代对粗货抽十五分之一，细货抽十分之一。明永乐六年（1408），户部在运河沿岸设五个竹木抽分局，成化七年（1471）工部在杭州等地设三处抽分厂。抽分局、抽分厂把持水陆交通要道，对客商贩运的竹木及竹木制品、农副产品、日常用品均抽收十分之一，连农户自产自用的零星什物也在抽收之列。 被抽收过的货物，官府发给完税凭证，商人可以公开向消费者讲明：这是“真过抽”的物品，货真价实，请放心购买。久而久之，老百姓心里留下“真过抽”物品信誉好的印象。当然，也有商人翻山越岭，走小路、过叉港携带私货逃避抽收，没被抽收的私货，当然不是“真过抽”的。 “真过抽”这句古老的兰溪土话俗语流传至今，起初仅指真货不伪，后来泛指真事、真物。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云泉”，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郭小兵 20年前，与陶君、陈君二人骑自行车往盘龙城，那里犹是一片荒野。泥土中挖出来几片粗陶，令人兴奋不已。如今物是人非，早已建起了博物馆。 先驱者的字迹，虽鸿泥雪爪，却字字珠玑，弥足珍贵。 一辆自行车，一只行军壶，一把小手铲，一个指南针，却挖出一座远古的城邦，把武汉建城史推到3500年前。   1954年，武汉文物保护工作的奠基人蓝蔚，在他的考古日志上写到: “盘土城遗址一片荒凉，山坡上只有一个小茅屋，一个老太太住在那里。我们又饥又渴，向她买了几个红苕生吃，后来我们在断崖上挖到了几枚绳纹陶片和石锛。虽然大家非常疲惫，但今天的收获特别大，心情非常激动……”   故纸虽黄，字迹犹新，垄梅已落，鸿鳞不再。追思先哲，无以述怀。 Continue reading

文/ 郭力 北京大学的右派中，有一些是有亲属关系或夫妻、情侣关系的，笔者了解的情况如下： 1.亲属右派 兄：郭定一（物理系55级学生） 弟：郭家一（数学系55级学生） 兄：裴家麟（中文系助教）   妹：裴虎叉（化学系实验员） 2.夫妻右派 梁钰文（俄语系助教） 樊振环（数学系54级学生） 侯建儒（经济系助教） 姚光曙（中文系53级研究生） 岳麟章（马列教研室教员） 崔一华（马列教研室教员） 关明波（人事处学生科职员）寇德璋（留学生办公室助教） 3.情侣右派 陈成钧（物理系54级学生）   龙伟丽（物理系54级学生） 沈迪克（物理系54级学生）   梁成金（化学系54级学生） 张锡锟（化学系54级学生）   段瑜瑛（化学系54级学生） 蒋文钦（中文系54级学生）   韩其慧（中文系54级学生） 文秉勋（中文系54级学生）   孙  复（中文系54级学生） 孙文铄（中文系54级学生）   张  玲（中文系54级学生） 朱承立（西语系法语专业54级学生） 聂罕娜（西语系法语专业54级学生） 这些具有亲属和伴侣关系的右派，笔者直接采访到的不多，不能完全了解到他们划右派的原因，但在所调查的范围中，固有一些是因为三观一致，有类似言行而同时划右的，但也有一些是受到无辜的株连。据姚光曙的同学陈贤英回忆，因丈夫侯建儒被划为右派，姚光曙为丈夫抱屈，因此也被划为右派。情侣右派的株连情况更严重一些，龙伟丽1957年鸣放时正因病休学在广州家中，根本没有参加鸣放。但她听说男友陈成钧被划为右派，颇为不解，写信给自己的一个中学同学表示了不解和不满，结果被补成右派。沈迪克是以“谈谈”笔名写出重磅大字报的右派，女友梁成金则不关心政治，没有发表任何言论，仅因为与沈迪克的关系就被划为右派。中文系的韩其慧与梁成金一样，也是因为与被划为极右的男友蒋文钦划不清界限而被打成右派。化学系张锡锟在鸣放中比较活跃，女同学段瑜瑛是学生干部，奉命帮助张锡锟，结果在接触中对张锡锟产生好感，成为一对情侣。段瑜瑛为自己的爱情付出了划右派的代价。在反右的重灾区西语系，朱承立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极右派，女友聂罕娜虽然也参加了西语系同学的一些活动，但本人并没有特别的言论，因为朱承立的牵连，聂罕娜也被打成极右。 北大有些右派落难是由于校外亲属的株连。当时北大的学生和年轻教师大多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有些人的父辈是高级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是反右中的重点对象，因此，一些学生的家长在反右中成了右派，直接株连到子女。化学系56级学生薛慰灵的父亲是著名药学家薛愚，西语系英语专业56级学生孙建秋的父亲是著名电影教育家、中国纪录片先驱孙明经，薛愚和孙明经都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株连到上大学的子女，薛愚和孙建秋在接受笔者采访时都说，自己被划成右派，受父亲牵连的因素很大。历史系54级右派许南亭的落难，也受到时任民建秘书长的父亲许汉三影响。 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受到高等教育的比例比较大。北大不少学生有兄弟姐妹在高校就读，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中，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瓜葛。化学系53级学生傅国强在反右中本来安然无事，已经顺利毕业留校任教。但因他在鸣放中给就读于哈工大的弟弟傅丰祥写信，谈到一些北大鸣放中的情况，结果傅丰祥被划为右派，哈工大把傅国强给弟弟的信作为材料转到北大，傅国强马上被补划为右派，下放到门头沟农村劳动，后又到京西煤矿劳动改造，受了20年的磨难。同是化学系53级学生的金星，也遭遇了与傅国强同样的经历。金星的哥哥高云龙当时是中央美院雕塑系研究生，金星在校时是校排球队员，有时进城打比赛，因北大在郊外较远，就住到中央美院哥哥处。鸣放期间，金星到哥哥那里，会讲到一些北大鸣放的情况，结果高云龙被划为右派，他的同学向北大举报金星曾到美院煽风点火，此时金星已毕业分到上海交通大学，北大将金星打成右派的材料追到上海交大，金星被补成右派，被强制动员到新疆石河子农学院教化学，每次运动都受到冲击。同样无辜的还有化学系的助教于豪建，因丈夫是清华的教师，被划为右派，其兄是去台湾的国民党将军，即使于豪建没有片言只语的言论，也没能逃脱被打成右派的命运。 北大划了数百名右派，校外亲属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株连。西语系助教黄继忠是鸣放中非常活跃的人物，后来成为极右，其妻子乔无远是《工人日报》记者，受其株连也被打成右派。数学系55级右派郭家一向笔者回忆：鸣放中他把在北京中央建筑工程部工作的姐姐郭冠一叫到北大来看大字报，结果不仅他和哥哥郭定一都被打成右派，牵连姐姐也成了右派。 不愿与右派一刀两断的亲人或恋人即使没有打成右派，受到的压力也是难以想象的。中文系右派沈泽宜的妹妹沈蓉蓉是北大俄语系学生，反右时在俄语系55级就读，她没有任何出格言行。但据俄语系55级校友陈立柱回忆，当时开会批判右派，如果沈蓉蓉在场，经常会把与俄语系毫无干系的沈泽宜拎出来批判一番，以敲打沈蓉蓉，无辜的沈蓉蓉只能默默无语，忍辱含垢。物理系气象专业54级马鹤年打成右派后，刚开始交往的女友同级同学王淑静受到极大压力，她回忆说：我和马鹤年是初恋，当时刚刚开始交往，我连他宿舍都没去过。我在反右时没有任何言论，结果马鹤年被打成右派了，把我拉出来，让我揭发他, 可是我没听他说过什么，揭发不出来。当时我们情况相同的几个人被召集去开了一个会，让我们跟右派划清界限。可是我没听马鹤年讲过什么，怎么划清啊？像有的人那样表态揭发什么的，我实在做不出来。结果说我跟右派划不清界限，把我划了个中右。图书馆系56级李修宇被打成右派后不甘屈辱，跳楼自杀未遂，受伤住院。与他刚开始交往的女友戴淑娟被组织委派去医院看望，戴淑娟批评了李修宇的自杀行为，并带回了李修宇的认罪书。但回来后莫名被指为“与右派谈恋爱不向组织汇报”“与右派订立攻守同盟”，因此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西语系英语专业55级学生陈玉麟被划为右派，对其有好感的女生阮季霆被团支部书记找去谈话，让其揭发陈玉麟，本来就对反右的残酷氛围惊恐不已的阮季霆感到压力山大，当晚就在北京大同酒家卫生间喝来苏水自杀。 一些情深意笃的夫妻和情侣为了避免株连带来的没顶之灾，使家庭或二人的关系得以维系，可谓煞费苦心。数学系助教刘时衡划为右派后，在职工业余学校工作的妻子华炳荣受到单位的警告。刘时衡回忆：一天炳荣在回家后极紧张地告诉我，她所在的职工业余学校通知她，明天要以团支部的名义开会帮助她，要求她在思想上与我划清界限。这是一个不祥之兆，……看看再有不到两个月便将临产的妻子，想到即将来到人世的孩子，我意识到不能再有丝毫麻痹，如果她再掉入陷阱，这个即将是三口之家的家庭便将趋于毁灭。我幸亏从她以往的言谈中，大体了解到她所在单位几个头面人物的概况。我说服了她，让她先睡觉，我替她写这份检查，但要她重抄一遍，不然，万一有人要收走或者哪怕是偷看她的这份检查，后果就不堪设想。刚清晨6点，我便唤醒了她，在她抄完这份检查后我把原稿烧掉。幸而华炳荣出身贫寒，属于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又在刘时衡帮助下，把检查做得很深刻，总算幸运过关。 历史系55级学生张学仁划为右派后，同班的恋人陈宁生受到要求其划清界限的巨大压力，陈宁生不得不表示与张学仁分手，并把张学仁送给她的手表退还。但暗地里她多次写信给张学仁，表示“死也不分离”。有些左派同学乘虚而入，追求陈宁生，但她不为所动。毕业后张学仁被发配到东北一个中学教书，陈宁生就读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陈宁生放弃留京工作的机会，追随张学仁去了东北，两人终成眷属。生物系54级学生赵明蓟划为右派，女友杨端明确表示划清界限，并积极投入反右，避祸过关。在60年代初赵明蓟摘帽后，杨端重续旧情，嫁给了赵明蓟。 刘时衡、张学仁、赵明蓟是幸运的，他们的爱人在他们最艰难的岁月里，用忠贞的爱情给予他们极大的慰藉。更多的情侣在压力下被迫分手。在残酷的环境下共患难需要巨大的勇气，对分手离去的一方不应苛责。对于众叛亲离的受难者来说，爱人的绝情而去往往是致命的打击。化学系55级右派郑光第与恋人陈某某是同年级同学，两人已是山盟海誓的情侣。但郑光第划右后，陈某某立即与他划清界限。郑光第始终放不下这段感情，在经历了数年劳教改造终于摘帽后，他去找陈某某，试图重续前情，但却被陈某某拒之门外。郑光第受到致命打击，在此后发现自己的罪人烙印实际上无法去除后，他选择自杀，告别了这个令他无所留恋的世界。 对株连的恐惧不仅使人对受难者绝情，还会激发人主动作恶。物理系56级学生陈运鸿回忆，当时与他同宿舍的同学黄某某和吴某某反右时特别积极，极力要把同学打成右派，他因为与几个右派同学关系比较好，被黄某某和吴某某当成假想敌，无端怀疑他应该也是右派，为了挖出他的右派证据，无所不用其极，经常在宿舍里谩骂、拍桌子恐吓，包括扣除他的助学金，后来右派同学告诉他，黄和吴还动员右派揭发他以立功赎罪，最终因为实在找不到他的右派言行，他也没有出身问题，而逃过一劫。2016年，56级入学60周年聚会时他遇到吴某某，他问吴当年为什么那样对待他，吴某某马上表示道歉，并答非所问地说：我哥哥当时已经被划为右派。“他担心他哥哥会影响他的前途，竟不惜诬赖别人”，陈运鸿说。 北京大学还给右派学生家长发送通知书，告知其儿女被划为右派。中文系56级右派学生江之浒保存了这份通知书。 这份通知应该不是普遍发送的，因为在笔者采访到的近百位右派校友中，仅发现此一例。但是格式和落款均显示其为正式公文，这份通知是怎样产生、在什么时间段、什么范围内发送的，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株连的底层逻辑是具有血亲或姻亲关系的人都会具有相同、相似的立场与观念，这种逻辑通过历次政治运动中各种手段的强化，使很多人潜移默化地接受。由此，逃避株连也就演化为积极主动的划清界限的行为。著名右派沙文汉和陈修良的女儿沙尚之是化学系57级学生。她在入学以后，在批判右派分子的会上主动发言，表示与父母划清界限，她说：“三十多年前就从事革命的父母亲堕落成右派分子，对我来说不能不感到惊奇和痛心，但是，我终究和她们划清了界限，在这些问题上，我的立场是不能模糊的。…….我虽然是他们的女儿，可是，我有我的政治前途，决不能因为私人情面，父母之爱而把最重要的一面抛开不理，……这是大是大非，在这些问题面前，我经常鼓励自己，叫自己要坚定，必须和他们划清界限。我深信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一定能够坚持到底，我失去的是两个敌人，得到的是广大人民。” 60多年后，沙尚之回顾当年时说，当年我是团干部，我的认识就是如此，还在大饭厅广播出来。晚年的沙尚之对当年有深入的反思：“十八岁和八十多岁，我们经历了苦难也明白了历史真相。”沙尚之退休后以大量精力整理父母留存的书信、笔记等历史资料，无偿提供给需要的历史研究者。前面提到的西语系法语专业学生右派聂罕娜，出身于基督教家庭，父亲是牧师，1949年之后，聂罕娜接受无神论思想，反对父亲的宗教职业，离开家庭，追随革命。在受到株连成为右派历尽坎坷之后，聂罕娜重新皈依基督教，晚年以照顾老人，照顾教友，为教友送终为自己的志业。早年，她们以划清界限、逃离家庭的方式远离了可能株连她们妨碍进步的父母；晚年，她们以走近父母、承袭父母精神遗产的方式完成了人性的回归与救赎。 原编者按：郭力是北京大学中文系78级校友，目前正在从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丁东小群”，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绘制：圃生 Continue reading

文/ 紫含 我们知道HG书籍装帧工作室主人胡瑾女士是衢州人，还是几年前的事了。视频里，她将张爱玲的《流言》拆去封面，“小心地去除书脊里的旧胶水，再一叠叠拆开。把渗透进缝线孔里的胶水去掉，擦拭夹杂在书页中的，几十年的灰尘。” 如此清理干净的书，对于一场过程可能涉及一百道工艺的装帧来说，才算得上刚刚开始，而对于书籍主人来说，心爱之物的第二次生命旅程，也终于拉开了序幕。 一下子就被吸引。完全是一个新的领域——将一本书拆开，发黄的纸张去酸，去污，重新装订，根据主人和书的特点，设计封面款式，选取材料，运用皮革拼贴工艺、切金箔、缝制堵头布、书口湿拓染色、古法刷金等等工艺装帧一本书籍——对于爱书之人，这过程，绝对是一个暴击性的治愈。 HG装帧师胡瑾把它称为“书的剖解：手工装帧之美”。 一百道工艺，不夸张，若是看过胡瑾的工具柜，看那五六十个工具，是会迈不开腿的。几个人围着六边形两层玻璃柜，看了很久。 那是一个中古柜，最早的用途应该是用于展示珠宝，所以三个面都有镜子，用来观看物品的另一面。有烫金的工具，铁制木柄，圆型，工字型，方型，圆型的那把最长，也最爱看，想象它们被拿起使用时的样子。 也有几张金箔和皮革制成的花朵图形展示。花朵非常细小精致，展厅讲解老师说，制作这些不仅需要高超的技术，还需要绝对的静心和耐心。胡瑾和她们说过，割金箔的时候，是要屏住呼吸的，因为呼出的温度和湿气会影响金箔成型的图形。 书籍装帧工具既熟悉又陌生，约略知晓功能，叫不出名，只能摘抄HG的介绍：烫金字模及夹具，各种材料的刮刀（有骨刀，特氟龙，德尔林，黄铜等材质）、皮革削薄刀、竹节定型夹、各种皮革、装帧布料、湿拓纸、丝线，麻线等。 几个工具控狂喜中。可能人类进化出两只不安分的手，就是喜欢敲敲打打、剪剪裁裁，一边创造一边破坏的。 最爱看的是书脊。看视频知道这些脊里面有装订的丝线、麻线，不同的装订方法留下不同的线条，很美，可惜成书后就看不见了。而我知道，那些装订的线条和粘合它们的过程，有多重要。 可能和自己的职业有关吧，工作时会装订资料，师傅扔下一个榔头，一个粗长钉子，一团麻线一枚针，看一遍便上手了。年轻时性急，并不注重线的走向，缝好粘好就完事大吉，直到多年后遇到一个将资料装订得像新买的书本的同行，装订好的资料有着直直的挺括的书脊，一本本竖放在架子上，又庄重又整洁的时候，装订之美，突然在心中觉醒——或圆或直的书脊，在于装订、粘合、敲打、磨合，每一关都需要时间，纸张的粘合成型，需要双手一遍一遍的摩挲。 而今装订，虽然用的都是全自动打洞，加热塑料管固定纸张，但仍然可以在封面粘合的过程中，用手做出一本有脊梁的书，只不过没有人愿意浪费时间罢了。当然这也是题外话了。 来前并未想到，一个以书籍装帧为主题的小众展览，能看到的内容如此丰富，工具，材料，过程，最后抵达艺术——展览名“书象”，是大格局的，书，包罗万象，从形式到内容，只要能想到，皆有存在的可能。 沿着地面粘贴的标识“Books”走进上海图书馆东馆展厅，蓝嘀咕，这一竖未出底横的“书”咋像个玉字？玉象？其实也可，书中，可不自有黄金玉嚒？ 在存列几本欧洲古典装帧书籍柜前看了许久，每一本都喜欢。细细看一本烫金紫色底，四周配三齿绿叶的书，想象装帧师用镊子夹起裁剪好的叶片，一片一片放进刻好的模型里，一丝缝隙也不差，完美贴合的同时，一幅事先设计好的画作也在完成，一本带着审美意义的书籍正在趋于诞生，生命被创造出来，带着一种目的和诗意，手工的意义大概就在于此吧。 手工的意义也代表着寂寞、等待，代表着严谨、秩序的维护和逻辑性的美学，代表着人类使用工具对理想和完美世界的追求和征服之欲。看展过程里，数次想起童年时的游戏过家家，想起女孩们给破残的娃娃缝制衣服，男孩们用小刀削竹片木头做武器——手工的消失是长大成人养家糊口的必然，而手工的存在也许是对记忆不肯磨灭的保护，它凭的，不仅是热爱，还有更深远的，我们记忆深处的纯真。 胡瑾常说，她做的每一本书，都“独一无二”。主人独一无二，书籍独一无二，技艺材料都属于他们。一本独属于自己的书，像时光一样伴随着自己，旧了，破残了，在装帧师的手里，是修旧如新，在主人的历程里，是起死回生吧。它是装帧的艺术，更是生命。 网络里，不喜欢重复自己的胡瑾被喜爱她的人亲热地称呼“胡胡”，她做书，也做书盒，那些具有保存书本功能的书盒，精美绝伦，也独属于那本受到青睐的书。 展厅里，重复播放她装帧董桥《双城杂记》的过程，记得她说过，有些书，做了几年，做好之后，舍不得归还主人了。 “这本书之后的生命，就拜托你了！”这样郑重其事的托付，这样的情景和话语，身边也有做手工的人这样说过。美，可以让人感觉多么幸福。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抗吴”，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丁邢 周一良和陈旭麓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周先生生于1913年，陈先生生于1918年，从70年代到80年代，他们有一段相似的境遇。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周先生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其中最让人感兴趣的是第七节，这一节的题目和书名一样，就叫“毕竟是书生”。由此也可推测作者对这一节的重视。 我之所以感兴趣，有一点个人的理由，就是曾经和高增德、谢泳两位好友一起讨论过文革中的写作组这样一个鲜有人研究的问题。在这方面，当事人的回忆录极少涉及，而周先生的回忆录十分坦率。 他先回忆了文革初期挨批挨斗争的情况──这方面和别人回忆的开放度无异；接着就回忆了1974年被北大党委从历史系调到“梁效”写作组的经过──这是具有相似经历者大多讳莫如深的，尤其是梁效成员受审查的一段，此前更是无人涉及。 周先生对这段历史的态度，简而言之，一是说明他和另外几位老教授“主要是起装点门面以为号召作用，同时供顾问咨询”，并未参与阴谋；二是理解知识界谴责梁效成员的义愤；三是如实叙述了他受审查的心态，包括视为“无耻之尤”的郁闷心情。作为不了解内情的读者，我感觉周先生的态度是如实而平和的。 陈旭麓先生和上海市委写作组是什么关系，我没有看到更多的文字材料，只是在《陈旭麓文集》第四卷中看到一点蛛丝蚂迹，比如他在给郑云山、左步青等人的信中都谈到这一点。 他没有来得及留下回忆录，只是从这些信中知道，他因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般性问题”，被折腾了七年，“代价是六十岁变成了六十七岁”。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里对他晚年的经历也有含蓄的记录。可惜，文集附的《陈旭麓先生传略》将这一段略过了。不知道是作者写了没刊出来，还是因为作者是陈先生的学生，爱师心切，故意回避。 学者进入写作组被认为是是严重的历史污点，和任伪职，当汉奸相仿佛。我却以为，把二者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因为历史环境毕竟不同。 从整体上说，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留下了可以自豪的篇章，就是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保持了人格操守的也很多，周作人那样的失节者，毕竟是极少数，在当时也为公众所不耻。在异族入侵时，坚持民族操守，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底线。 文革毕竟不同于外族入侵，而是内部动乱，是以政权和执政党名义发动的政治运动。中国知识分子，从五十年代以来，就没有独立的空间，与政权的关系成了皮毛关系。为政权的主流意识形态效力，是几乎所有知识分子躲不开的义务。尤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充当革命动力，就得充当革命对象，二者必居其一，没有第三种选择。想要置身局外，可能性微乎其微。 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苦恼，不是因充当革命动力，伤害了同事和朋友，引起了良心的内疚；而是想充当革命动力没有资格。 在这方面，只有少数过来人，如邵燕祥先生。表现了如实地直面历史、直面自我的坦率精神（《人生败笔》），而更多的过来人，提到历次政治运动，往往只说自己如何“走麦城”，挨批斗，不提自己当年勇，如何过五关，斩六将。 其实，五十年代的作家学者，哪个没有批判过胡适、胡风、没有声讨过右派、右倾？文化大革命，包括批林批孔，与以前历次政治运动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说有一点区别，就是站在前台的江青已经引起了人们心理上的反感，而真正能够从思想上拒绝真正的决策者，当时又有几人？ 写作组吸收学者到其中效力，是以政权的名义，以执政党的名义，并不是以哪个帮派哪个团伙的名义，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又都无可选择地隶属于所在单位，谁能拒绝以组织名义分派的工作？就算当时有人拒绝了，也不敢直截了当，只能找一点巧妙的借口。多数人的实际情况是既不想拒绝，也拒绝不了。冯友兰如此，周一良如此，陈旭麓也如此。 八十年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在历史的大变动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愿望，不同的诉求。有人着眼于从此杜绝政治运动，让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从此摆脱人为的阶级斗争的阴影；有人则希望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出一出当年挨整的恶气。 从境界上讲，当然是前者更高，只有真正进入这个境界，中国的政治文明才能升华。当然，后者的心理中也包含着某种义愤。义愤不可一概否定。但感情用事，就不一定能把事情办得公道。 周一良险些没当上博导，陈旭麓多年评不上教授，总不能说是公正的。在治魏晋南北朝史方面，影响超过周一良者有几人？在治中国近代史方面，成就超过陈旭麓者又有几人？今天教授中不学无术者随处可见，博导中滥竽充数者也不胜枚举。当时如真的把周、陈等排斥在教授、博导之外，岂不酿成新的笑话？好在周、陈二位，在不愉快的时候，能够倾力于学术，总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改革开放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宽阔了许多，不再别无选择。然而，就是在今天，许多知识者仍然把递奏折，当幕僚作为自我发展的终南捷径，在如何接近权力、投靠权力上倾注了过多的注意力。 知识分子应当向社会贡献自己的才华和智慧，但这种贡献是从独立的立场出发还是从依附的立场出发？是一味按图索骥、投其所好，还是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这仍然是一个未能解决的大问题。要说从上一代人陷入写作组的悲剧中可以得出什么教训，我想首先就是这个问题了。（1998年）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丁东小群”，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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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赵良杰 民国26年，《内黄县志》总编韩兆麟先生为志书写下诚恳序言：“自光绪十八年以来，迄今民国二十六年，已五十年之久，幸有周君余德、曹君秉仁、张君清泉、司君庚光、陆君绍言、孔君庆升等对于邑乘，注意累年，采辑荟萃，煞费苦衷。本欲付诸剞劂，以广其传，奈因外患已起，工资绵薄，不敷支用，无奈暂为保存，不能遂其志愿。惟望后之热心邑乘，志同道合之友，起而代为续办，以总其成，俾传永久。” 韩先生却不知道这本志书后来背井离乡，颠沛奔波，历经45年后才得以面世。 幸有周宋村周余德先生视此志书如命，携稿藏身，辗转流离，1937年周先生携稿逃难信阳，1938年再携稿迁居内乡师岗，1945年又携稿躲避陕西武功，1948年再携稿到湖北羊楼洞，1949年携稿回河南郾城，1950年周先生托孔庆臣将志书捎回内黄，1951年周先生去世。1957年孔庆臣从内黄三中被遣送河北魏县，1967年孔先生去世，这部志书便失踪无觅。可以想见这部志书随周先生经过乱世长夜，窥见一线光明却又埋没尘世，志书上近百年的生死歌哭将化为尘埃，这部志书躺在世间的某个角落该有多痛苦！ 时间又过了15年，1982年内黄县志总编室在《河南地方志综录》上看到了这部志书的名字，失踪的志书收藏在天津图书馆，经过联系协调两个月后奔赴天津，终于见到了这部失踪44年之久的志书手稿，这该是他乡遇故知的惊喜和激动啊！这终于可以告慰诸位先生编辑收藏之苦难，精心复制了两套带回内黄，这部志书才得以荣归故里，重见父老。想起陈寅恪先生的诗句“后世相知或有缘”，是啊！未知他朝重相见，后世相知或有缘。却又想起“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周先生十二年间战乱逃难三省五地，人书不离与书偕行，可谓惜书如命，困苦之际托命故人，仁义尽矣。从1967年至1982年十五年间，这部志书如何从内黄辗转千里到达天津？又如何隐身天津图书馆？至今仍是无人破解的谜语，或许这世上再没有人知道它的辛苦了，这或许也是历代志书的宿命吧。 （图1-3由作者提供，图4-5来自网络）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