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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宋海东 《腐蚀》是茅盾抗战时期创作并发表的一部长篇佳构。小说以陪都重庆为背景，以日记体形式和细腻笔触，述说花样年华的女特务赵惠明的一段扭曲人生，从中可略窥皖南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之侧面。 茅盾自云：“在我所写的长篇小说中，《子夜》是国外版本最多的，而《腐蚀》则是国内版本最多的。”此言不虚，但《腐蚀》同样洵为一部引发世界文坛关注的作品，先后有俄文、捷文、越文、日文等译本行世，尤其是在日本掀起接受的浪潮。 早在1947年4月，日本学者小野忍便在日华文化会主办的《随笔中国》杂志第1期揭载《关于茅盾的〈腐蚀〉》。仅看标题，该文貌似乎一篇关于《腐蚀》的书评，但实则相当于一篇浓缩版《腐蚀》日译本，全面叙述这部小说的故事情节。小野忍自1940年来华进入满铁调研部工作，无意中从香港《时代文学》杂志上读到《腐蚀》的前三期连载。战后，他回归日本，不久又从友人处借到这部小说的中文单行本，一气读之，震撼不已，认为极具翻译价值。然而当时驻日盟军总部签发公告,宣布凡在日本出版或在报刊上转载和发表翻译文章,原文超过四百字的必须得到版权所有者许可。小野忍联系不上茅盾，退而求其次，只能“打擦边球”，以摘要形式将《腐蚀》呈现在日本读者眼前。 至于《腐蚀》最原始的日文全译本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归功于小野忍。正是他与另一位翻译家菊池租一道，于1954年6月通过东京筑摩书房推出这部小说的日译本，系32开平装本，凡310页。 与小野忍一样，菊池租抗战时期来华，战后一度滞留沪上，购得一册华夏书店1946年版《腐蚀》，将其翻译为日文。同样囿于版权，菊池租回国后该译本并未及时梓印。1950年，中国方面分两次给日中友好协会邮寄来中共领袖以及学者、作家等51人允许在日本翻译出版其著作的授权书，这里面便包括茅盾签署的授权文件。于是乎，《腐蚀》日译本的出版被提上议事日程，有了小野忍与菊池租的此番合作。小野忍在筑摩书房版本附录的《解说》中，不仅评述了茅盾的生平和创作，也交待了翻译的源起和过程：“由于之前介绍过这部小说，有关方面就认定应该由我来负责，委托我把那个译稿修改、加工。所以，这项翻译工作并非只是我一个人完成的，本应该以合译名义发表。但根据谦逊的菊池先生的意见，最终还是以我个人名义出版。”小野忍还透露：“现在传到日本的是经过作者修改、1951年1月第一次出版的新版本。这个新版本，除去订正旧版本中的错误之外，还作了一些细小修订。本次翻译是以新版本为母本，译者认为新版本明显出现错排时，则参照旧版本。”所谓“新版本”，指的是开明书店1951年1月版修订初版本。换言之，小野忍放弃了菊池租之前采用的母本即华夏书店版本，进行了一次幅度颇大的“加工”。不仅如此，我在阅读过程中，还发现译者对母本的部分内容进行过删节。 1960年，小野忍又依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茅盾文集》，在筑摩书房版本的基础上再度改译，并于1961年2月通过东京岩波书店付梓新译本。该书系“岩波文库”32—27-3号，64开袖珍本，书名下是副标题：“一个女人的手记”。前勒口有作品简介：“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一位进入情报机构工作的女性之手记，描绘腐败的政治和军事组织如何侵蚀正常的人类。”全书凡423页，卷后有《注释》和《解说》各一则，其中《解说》云： 此译本是筑摩书房1954 年版旧译本的修订本。修订时，我尽可能多地纠正之前的错译和蹩脚的翻译，并依据了《茅盾文集》（1958年版）第5卷原文。这个新译本与旧译本有所不同，主要的内容我都写出来了。新译本中还包括作者《后记》，讲述这部作品的源起，由此判断，作者最初的想法是以小昭(宋注：即赵惠明从前的爱人，系共产党员)被杀作为结局。 岩波书店版本因价廉物美，在坊间颇受追捧，后多次加印，寒舍所藏便是2002年2月问世的第4次印刷本。该印本套有鲜红的护封，正面印有三行醒目的白体字，可印证岩波版受欢迎的程度： 2002年春 请求复刊 应读者的要求 岩波文库   《腐蚀》后来又出现了市川宏译本,收入东京学习研究社1978年6月版《世界文学全集45 老舍 茅盾》，本卷还收录有《骆驼祥子》日译本。该书印制得十分考究，为32开硬精装本，封面系黑底烫金，外有压膜函套，厚达500页，以铜板纸精印的图片和说明文字多达48页。在《腐蚀》正文及作者《后记》之外，另附《登场人物》简介和《茅盾解说》《茅盾年谱》，其中市川宏本人执笔的《茅盾解说》除去详尽曝光国民党特务机关内幕和皖南事变真相，对译本本身有如下记叙： 本书已有小野忍先生译本（一九五四年筑摩书房版，以及一九六一年“岩波文库”《茅盾文集》改译本）。为了给人一种新意，我尽量保持平易简洁的风格，不过我还是参照了小野先生译本。另外，《年谱》是借用东京都立大学中文研究室茅盾研讨班的研究成果编写而成。             Continue reading

绘制：圃生 Continue reading

文/ 龚明德 这部《艾芜年谱长编》的体例，不再另立规范，凡是约定俗成和所有古今中外的人物年谱著述都遵守的条款，都是我必须无条件遵守的编撰原则。 艾芜生前曾与一个中国现代文学教师谈过怎样编写他自己的年谱，大意是编撰者知道什么就写什么、能落实到哪个程度就写到哪个程度、可以写多大篇幅就是多大篇幅。这部《艾芜年谱长编》，就是依照艾芜的这个指点来编撰的。但有一点要说明，凡是在别的相关文史工具书上可以找到的背景材料，诸如一些国内外相关大事件等，一律不作介绍，只集中笔力写艾芜本人的行踪和事迹，尤其是他的著述登录。其实，这部《艾芜年谱长编》的读者大多会存储一些必备的相关部类工具书的，珍贵的版面虽然可以由编撰者掌握，但惜墨如金是写作人物年谱类著述的起码要求。 根据可信史料编撰，是人物年谱不可动摇的写作原则。本年谱严格遵循只采用艾芜的日记、书信、写实随笔散文札记、一些谈话记录中的硬性史实和经过多方严格验证的回忆录为材料，有几种不同说法的经过考证起用破绽较少的一种，实在一时弄不成定论的就一并摘要述说，供日后有了新的材料再行坐实。 让读者读得下去，即行文一定要具有可读性，更是这部《艾芜年谱长编》的编撰者从一动笔就严守的。一切为了好读、一切为了读者的方便，彻底废除令人厌恶的学院派中的死板文风，如各类英文字母夹上不同的标号等的卷尾注释和当页底注等等不必要的啰嗦形式，一动笔就开始说人话、说普通人平时都这么说着的话。除非万不得已，行文中一般不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使用庄严的中文数字。每则年谱，都力争写成一小篇生动活泼的文章，而且随意翻到哪一页，你都可以读到艾芜或一时间或一时段的相关事迹之有根有据的叙说。 还有，一些与艾芜生平关联性很强的人物、事件或者作品写作，凡是前后相隔很多年的史实细节，都努力前后做一些提示。比如，梅绍农这个人物，艾芜晚年给他的一部内部油印的诗集写过序，艾芜还有一封写给梅绍农的书信有幸被保留了下来。年谱的前后，涉及梅绍农的，就有提示。读者读到艾芜为梅绍农的诗集写序的谱文，可以根据其中的提示往前翻到相关谱文，再看艾芜怎么和梅绍农结识的。举一个例子，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九日的谱文，一开始的“写于十二日、十三日和十四日”的一篇文章发表于某报，就提示了五条相关联的信息，读者再往前看，就可以获知艾芜一篇文章的诞生简要的历程。前后各条史实线索的脉路是清晰的，以供互相参阅。 不用隐讳，艾芜去世二十三四年后，我才利用工余时间动手编撰他的大型年谱，是不太正常的。好在艾芜故乡的四川文艺出版社，在印行了十九卷本《艾芜全集》之后，非常关注艾芜的研究，尤其希望出版一部《艾芜年谱长编》，好供相关学科的研究者方便使用。我的劳动，得到了有力的支持，签订了合同之后，让我这个编撰者可以用一段比较安宁的时间来从容充实完善书稿。历经十多年，我这个孤独奋战的编撰者兢兢业业地看了几百上千万字的材料、几千张图片，刀耕火种写了这么多字，再交付能辨识编撰者潦草手迹的专人细心录入电脑，再经反复核对修改，终于成了如今的模样，与读者见面了。 艾芜的著述数量，远远不止已经出版的十九卷本《艾芜全集》那么多，他五六十年笔耕生涯的文字产量大得惊人。编撰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在不少友人的帮助下，不断发掘出至少几百件各种艾芜的文字，包括已经发表过的文章和手稿。这部年谱长编，虽不以详细介绍艾芜作品内容为己任，但在《艾芜词典》和《艾芜与他的同时代人》等艾芜研究的系列工具性图书尚未正式公开出版前，这部大型年谱长编还是力争多担负一些艾芜研究基础建设的任务。 好了，等候认真又极其耐心的热心读者在细心阅读和查阅使用的过程中，多多提供编撰者不知道的史实，以丰富今后《艾芜年谱长编》的升级版本的内容。更欢迎有机会读到这部《艾芜年谱长编》的读者，能把书中的失误具体指陈出来，让多年以后的该书修订本能少一些疏漏和差错。 在这部《艾芜年谱长编》之前，比较权威的系统的艾芜史料工具书也是四川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印行的《艾芜研究专集》。那时我还在这家出版社担任编辑工作，就是我所在的编辑室操持印行的。如今，我这部《艾芜年谱长编》又在我的“母社”四川文艺出版社公开出版，我成了著作责任人，即作者或曰编撰者。这是缘分，缘分是神秘的、可贵的，我用刀耕火种的苦力劳作，“做”出了这一部大书，是我的本职做工和荣幸。四川文艺出版社承担了这部书稿的编印工作，也是一种责任和荣耀。 再次期待使用这部《艾芜年谱长编》的人，能善意地点滴补充、能友好地提出具体改进和丰富的史料。多年之后，经过不断的充实增补，再印行一部至少一百万字的无差错无疏漏的修订本《艾芜年谱全编》，让艾芜八十八年的生平事迹得到更为详尽的展示，善莫大焉。 谨此为序。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日于四川师范大学柳堤教工宿舍 Continue reading

文/ 小满 快要去成都了，想起翟永明和她的白夜酒吧。 2023年的5月8号，是“白夜”25周年纪念日。 1998年，诗人翟永明路过玉林西路看见一张招租广告，“便想做一件不用上班、又能养活自己的事”。于是，她和友人何多苓、戴红创立了独立文化品牌——“白夜”。 多年来，“白夜”从一个六十多平的小酒吧，逐渐发展成一个综合文艺空间。 据说白夜25周年庆祝，有一些白夜开业第一天就去的诗人、艺术家，也去店里祝贺。何多苓老师到场，他身手敏捷，像一个年轻人。有一桌年轻人，看上去都是何老师的学生，何老师过来敬酒、合影，没多久，那一桌人就走了。 他们喝得很少，非常礼貌，这是2023年。 而在1998年，艺术家、诗人不是这样喝酒的，从来不喝酒但是又经常参加聚会的洁尘回忆，她见过太多人喝醉酒之后的样子——在90年代的玉林街头，像她这样清醒的作家可能不多。 小酒馆和白夜能够坚持，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唐蕾和翟永明这两个主理人。 唐蕾在朋友圈留言向翟永明表示祝贺，她的话非常精准地形容了她们身上的特质：“25年前的我们已经不年轻，现在我们也没老。” 1998年，小酒馆一周年，而白夜还在筹备中，唐蕾和翟永明合影。 我注视着那张合影，久久。 替我多年前写的那篇文字——翟永明，像极了弗里达。 那张照片很多年了，那真是成都的一个迷人时刻，一种新的觉醒和力量。 25年前，她们获得了人最重要的品质,独立和自由，这种发现让她们“成熟”，也让她们勇敢。 而在今天，很多人都和时代的浪潮一样退去，而她们的内心却没有变化，她们比一些青年更“年轻”。 「白夜」酒吧，诗人翟永明经营了23年。 酒吧叫「白夜」，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名小说《白夜》。翟永明在 1998 年创办了它，起初是希望辞了职的自己依靠它能有尊严地去写作。 20年的岁月更迭，白夜已成为成都的文艺地标。 曾经的美丽「小翟」变成了通透的「翟姐」。 她与白夜相互依傍的故事似乎告诉人们写作者的另一种可能性。尤其是在城市蜕变的进程中，如何于坚硬的现实里捕捉诗意，如何让庸常的人生拥有浪漫和美好。 而2022年7月3日晚，成都窄巷子 32号，有14年历史的「白夜•宽窄店」迎来了闭店前的最后一夜。 成都文化圈对这个文化地标发起了一次集体告别，全场满座。 自疫情以来，这里还是第一次这么热闹。 这晚，建筑师刘家琨喝起了酒，艺术家何多苓重逢了几十年未见的老友，翟永明被粉丝拉着合了很多次影。 告别的氛国平和，又带着一些肃穆。 这个翟永明亲手打造的成都文化地标沦陷了，一度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幸而「白夜」并没有消失，玉林路上的老白夜和位于芳华街的白夜花神诗空间，在成都的老社区重新启动。不过，翟永明也在面对新的烦恼：市场能否容下「白夜」？谁会愿意承担诗歌与梦想的成本？ 前一年，白夜品牌诞生的24周年生日，翟永明和她的白夜推出了以何多苓“俄罗斯森林”系列画作为题材的限量定制款独立装瓶威士忌。 作为系列首款，他们选择了对品牌有着启迪意义的陀翁登上了酒标，也即“俄罗斯森林”组画中的《黄金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 这批限量版的纪念威士忌一推出，便得到了相当热烈的反响，不但以极快的速度全部售罄，在过去的一年中，关于“什么时候会推出下一款”、“最终会将‘俄罗斯森林’系列全部出完吗”，更不断地收到朋友们好奇的探问。 2023年，白夜25周年纪念日，「俄罗斯森林」系列独立装瓶威士忌第二弹——《俄罗斯森林（白银时代）阿赫玛托娃·忧伤》，与大家见面。 对喜爱俄国文学——尤其是俄国诗歌——的朋友来说，阿赫玛托娃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许多评论家将其与普希金并举，称其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以与普希金“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的美誉相对应。而俄罗斯当代诗人叶夫图申科对她作如此描述：“她永远是诗歌的白夜。” 作为「白银时代」的代表人物，阿赫玛托娃的诗作带有着相当强烈的时代烙印。她的早期作品多以苦恋、忧愁、背叛、哀伤等为主题，被认为带有“室内抒情”的特点；而后期作品则少了情绪的抒发与挥洒，而多了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刻的沉思。 这与她个人痛苦而坎坷的人生经历和她所处的动荡不安的年代有着十分直接的关系。 她的丈夫因政治案件死于非命，爱子流放古拉格群岛多年，而她自己也被打成反面的典型，多年不能发表作品，生活在痛苦与屈辱之中。 但纵是如此，阿赫玛托娃既没有选择对命运妥协，也没有用自戕这样惨烈的方式抗议命运的不公。 她背负起一切的苦难，将其化作了自身创作的源泉，最终成为了悲剧时代的记录者，也跻身了伟大诗人的殿堂。 《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对阿赫玛托娃如此评价：她“不仅在诗歌方面，而且在伦理方面成了自己时代的一面旗帜。她接受并分担了俄罗斯悲剧的命运，没有向‘黑铁的时代’妥协，没有向道义上的压迫低头。” 出发成都已经倒计时。 我期待着喝一瓶阿赫玛托娃的忧伤， 期待着能在白夜遇见翟永明、何多苓， 最好，还能遇见阿来。 （选自“小满散文”，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摄影：黎德利，文字：周末 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黎德利是武汉青年报的摄影记者。在很多人对摄影还没有概念的年代，他就早早地开始用相机记录城市生活。 玩摄影初期，他沉迷于拍历史建筑。拍得多了，发现光是拍建筑总感觉表达受限，直到镜头中开始出现形形色色的人物身影。 “建筑是静止的，但人能让照片活起来。”因此，他顺理成章地走上了人文摄影的道路。 在黎德利的个人摄影集《城事》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夏天。通常记忆里的夏天是由浓烈明艳的色彩组成的，而在他偏爱的黑白胶卷中，摈弃色彩后的影像呈现出一种更简洁、纯粹的质感。 当我好奇摄影集里为何大多是夏季场景，黎德利告诉我，用黑白卷拍摄更需要良好的光线条件。夏日充足的光照，能使画面色调形成强烈的反差与对比度。 更重要的是，夏天是一个会不断“发生”的季节。炽热和茂密让万事万物都变得鲜活又热络。这也契合着他对人文摄影的追求——记录生活的真实与温度。 武汉的夏天向来炎热且漫长，但武汉人总能有法子“暑”中作乐，而黎德利也乐于用镜头捕捉这些瞬间。 当年还没有空调房能躲，家家户户都躺着竹床、摇着扇子睡大街。现在流行的随地大小躺，是武汉老杆早就玩剩下的松弛感。 身处于被互联网垄断的时代，我曾无法想象，没有网络的时候都靠什么解闷？看到老照片才大开眼界，原来线下生活可以玩出百般花样。 打台球、搓麻将、下棋……街边就是浑然天成的棋牌室和娱乐室，没有低消门槛，只有玩着玩着就亲密熟络起来的邻里关系。 那时电视机和电影院还属于稀有产物，但大家仍对银幕上的光影有着无限的向往与热忱。 那些年没有弹幕，但身边总会有一群“追剧搭子”、“电影搭子”， 想不热闹都难。 伴着夏夜的微风与蝉鸣声，约小伙伴去隔壁家蹭一台电视机看动画片和电视剧、和街坊邻居一起看免费的露天电影，夏日的顶配快乐也不过如此。 在娱乐圈还很遥远、文娱节目还没出现的年代，人人都能在各自的兴趣领域自成一派。搞文艺、当文青没有门槛，遍地都是多才多艺的创作者。 写诗、作画、玩乐器、唱歌唱戏……讲真，要说到会玩，老一辈不一定输给如今的年轻人。 无论城市面貌和生活方式怎么变，“江”永远是武汉人心中那份珍贵的不变量。从小在长江边长大的武汉人，不仅天性亲水，也擅长玩水。 年轻人下班后骑自行车聚集到江滩，一场激烈的球赛就此开场。那时的江滩还没有任何建筑，只有望不到边际的草坪，活脱脱一个纯天然的足球场。 无论大人小孩、不管泳姿是不是标准好看，一个猛子扎进江水的透心凉爽感，经历过燥热三伏天的武汉人是最能懂的。 滔滔江水的柔情包裹着武汉人的粗粝与直率，常用于形容武汉的“江湖气”，在翻腾的水花中变得具象化。 野生的自由和快乐，在此不计成本地生长着。 二 对于黎德利来说，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摄影，早已不是工作和爱好延续出的习惯，而是一种天性使然。 在摄影集的序言中，他提到了土耳其诗人纳乔姆・希格梅说的，“人的一生有两样东西是不能忘记的，那就是母亲的面孔和城市的面貌。” 城市在飞速发展的同时，承载着记忆的老街小巷也在不断消失。自由空间的拓展意味着文明的进步，随之而来的是个体的独立、人际的淡漠疏远。 黎德利在摄影的过程中观察和记录着，同时也为心中的迷惘探寻答案。即使抵挡不了日新月异、年华无痕，于他而言，记录仍是一种有价值的选择。 照片中的武汉并非让人感到全然陌生，但又有独属那些时代的印记。它们清晰地镌刻在影像中，也无声地挥发在岁月的余晖里。 最让人唏嘘的不是物件、建筑的迭代变迁，而是那些紧密相关的人与事，也随着记忆一同褪色。就像夏天从未变过，但照片里的夏天，早已是过去式了。 （选自“优良better ”，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丁东 回忆录历来是人们读书的热点之一。中国外国都是如此。 什么是回忆录，记述自己过去的经历，就是回忆录，通常用文字表达，也可以用声音和影像表达。广义上的回忆录，无处不在。现在有了网络，有了数码印刷，人们写作和发表回忆录的门槛，越来越低。可以说，人人都有撰写和发表回忆录的权利。但对于读者来说，不是任何回忆录都能引起人们阅读的兴趣，只有一部分回忆录才能勾起人们阅读的愿望。我想，回忆录能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还是取决于它本身的历史文化含量。 工人出版社邀请我编书。当时他们说，这些年，文化名人纷纷去世，能不能搜集一些悼念文章，汇编成书。出版社都要面对市场。最吸引人的当然是政要的回忆录。但那是一个特定的门类，出版有特殊的审批程序，操作难度比较大，进度没有办法掌控。还有明星的回忆录，虽然卖点也不错，但不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对文艺和体育领域的明星不熟悉。我比较熟悉的是人文学者。选编这个领域的怀念文章，名人写，写名人，难度不大。我调动自己和阅读积累，很快就编出了《先生之风》，印出来以后，社会反映不错，出版社让我继续编，形成一个系列。我想，要形成系列，就要编出特色。《先生之风》里的文章，学生回忆老师比较多。继续编就要有专题性，于是第二本的主题定为《追忆双亲》，是回忆父母公婆，别的不收。第三本《此生此情》是回忆夫妻，第四本《风雨同窗》都是回忆同学和同龄朋友。这种自我限制虽然提高了选文的难度，但形成了特色。许多朋友都说角度不错。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整体规划。本来还想编第五本，主题是回忆校长。出版社改制，责任编辑陈大钢退休了，这个系列就划上了句号。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人们获取信息更多地依赖网络。纸质书籍还有没有市场空间，成为严峻的问题。这套背影书系，不是原创为主，而是选择已经公开的文章为主，能不能得到读者的认可？我想就这个问题，讲五点心得。 一，怎么处理独家文章与二手文章的关系。名人回忆名人，肯定要在第一时间发表，很难留到我编出的时候再出手。现在有一些小众电子刊物，通过电子邮件小范围传播，网上查不到，也没有纸质印刷品。比如吴迪主编的《记忆》，内容大部分是独家的。其中有几篇回忆文章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对于《记忆》的读者，这是二手，对于普通读者，这是一手。《先生之风》里最长的一篇是赵越胜的《辅成先生》。最早我就是在《记忆》里读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周辅成是北大哲学系教授，伦理学泰斗，活到98岁，和季羡林同年去世。他们年龄相仿、资历相仿，但周辅成去世后几乎无声无息。赵越胜的散文《辅成先生》是在周辅成活着的时候写完的，让其过目，周先生也很满意，周辅成去世之后，四川的伦理学家肖雪慧说，周辅成去世社会一点响动都没有，太遗憾了。我通过她找到了赵越胜这篇文章的全文编到书里。文革后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组织理论队伍，赵越胜是北京一个工厂的青年工人，进了工人理论队伍里。当时请北大教师做辅导，周辅成给他们讲西方哲学。赵越胜本来喜欢读书，读过康德，跟周先生探讨。周辅成一看这个年轻人有学术兴趣，就成了忘年交。把他请到家里，借给他书，指点他怎么学西方哲学。赵越胜成了周教授特殊弟子。恢复高考后，周辅成跟赵越胜说，你不需要考本科了，直接考研究生吧，一下子考上了。周辅成是一辈子不愿意投靠权力，保持独立人格，人生故事非常精彩。赵越胜的文章后来出了单行本，叫《燃灯者》，社会评价很高。 王年一先生是独立研究文革史的先驱，75岁去世，默默无闻，报纸上一则消息都没有。吴迪写了一篇悼念文章，不是简单地赞美王年一，而是讲他们怎么认识，怎么切磋，两人之间有冲突，不打不相识，越冲突，吴迪越尊重王年一。《背影书系》里选了这些文章，增添了分量。 二，怎么处理名人和普通人的关系？《先生之风》是名人忆名人。继续编回忆父母、夫妻和同学的文章，是不是坚持这个思路，我提出一定要放宽。于建嵘、林贤治有名，但他们的父亲不出名。蔡定剑有名，但他的儿子不出名。文章好就可以上。我还选了回忆者和被回忆者都不出名的文章。这就是马懋如回忆婆婆的文章。我有自己的用心。马懋如是中宣部离休干部，在《炎黄春秋》发表过好几篇文章。她虽然不是名人，但她的公公刘顺元，被称为“中国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第一人”。刘顺元1920年代参加革命。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作为中共代表，去接管大连。当时大连由苏军占领。他们居高临下，对中共很不平等。刘顺元受不了这个气，顶撞了苏军，苏方把这个事汇报上去，给中共施加压力，说大连不能用这个人。1949年开国大典，天安门上只有一个外国代表团，就是苏联文化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开国大典结束后，法捷耶夫要访问济南，当时济南一把手就是刘顺元。为了迎接法捷耶夫访问，刘少奇紧急召见刘顺元，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没有苏联的支持，我们站不住，你赶快写一个检讨，法捷耶夫来的时候，让他带给斯大林。刘顺元说，我没有做错，为什么要检讨。刘少奇说，为了党和国家，你必须做这个检讨。结果不光让刘顺元写了检讨，还把他连降三级，放到一个不起眼的单位担任副职。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4年刘少奇想到了刘顺元，安排他当了江苏省第二把手。马懋如写了回忆公公的文章，我没选，而是选了回忆婆婆王春香的文章。王春香是个农村妇女，15岁跟刘顺元结婚。刘顺元上北京师范大学，参加革命，她在老家侍奉公婆，抚养三个孩子参加革命。日军占领当地时，她被关押过，被打伤了。解放后，她找丈夫，丈夫却已经另外结婚。当时共产党队伍里有规定，夫妻失去联系多少年以上，经过组织批准可以结婚。刘顺元第二次结婚不违反规定。但对留在农村的王春香来说，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样的农村妇女，太容易被历史忽视。主流的历史，是大人物的历史，是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的历史，没有小人物的位置。我想做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尝试。 三，怎么处理纸媒信息与网络信息的关系。网上搜索文章很方便，大家都可以做。互联网进入中国，相对普及是新千年以后的事。上个世纪末以前的许多印刷品，网上搜不到。这就给我留下了另辟蹊径的空间。《此生此情》里有两场重头戏，都是选自纸质书籍。一篇是戴厚英回忆闻捷。闻捷是50年代中国三大著名诗人之一。文革开始成了审查对象。戴厚英是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的文学评论家，文革前很革命，写批判文章很尖锐、很泼辣。文革开始她是革命动力，闻捷成了她的审查对象。当时闻捷的夫人已经去世。在审查闻捷的过程中，戴感到他很有才华，也很正派，一来二去，审查者与被审查者就产生了感情。戴厚英早就跟丈夫离了婚。闻捷带着三个孩子生活也不容易。如果放在今天，结婚顺理成章，谁也拦不住。但当时惊动了张春桥，组织上说什么也不让他俩结婚，一定要把他俩发配到不同的地方去劳动。闻捷是情感型的人，气不过，就自杀了。这成了戴厚英的心病。改革开放初期戴厚英写了一本长篇小说《诗人之死》，写的就是闻捷。90年代，她又写了长篇回忆录，回忆他们的爱情如何被扼杀。可惜，戴厚英的回忆录没写完，有一个人谋财害命，把戴厚英给杀了。她没有赶上互联网普及的时代，就离开了人世。新一代读者一般不知道她的名字。我从当年的书上把她的回忆钩沉出来。 另一篇的作者是金凤。她毕业于清华大学，政权更迭前夕参加革命，任《人民日报》记者。朝鲜战争击落对方飞机最多的空军战斗英雄是赵宝桐，《人民日报》让金凤采访他。组织让赵宝桐做报告，因文化水平所限，他写讲演稿有困难，请金凤帮助。一来二去，俩人产生感情，结了婚。文革开始，金凤到空军采访。当时空军提出要把飞行的命令用毛主席语录表达。金凤丈夫是空军飞行员。金凤知道这样做不行。飞行速度太快，如果先念语录，再下命令，在空中会出风险。就写了一个内参，说不能这么干。这得罪了高层的一些人。不久金凤就被关进秦城，组织对丈夫做工作，说老婆是反革命，反革命家属不能上天，要想继续当空军，就必须跟老婆离婚。赵宝桐不愿意离婚，扛了一年，实在抗不住了，只好离婚，组织上还给赵宝桐介绍了一个女士结婚。9·13事件以后，金凤平反出狱，发现丈夫跟别人结了婚。金凤一定要跟丈夫见面。赵宝桐和金凤有感情。第二任妻子看到这个情况，有点招架不住，急了，就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不久江青倒台。她给江青写信成了问题，法院判离婚。这样，金凤和赵宝桐复婚。复婚以后，金凤观察，觉得赵宝桐的第二任妻子人不坏，又帮她找了对象。金凤不会用电脑，所以她的回忆录，要通过纸质书籍寻找。 四，如何处理彰显与反思的关系。追寻道统，彰显良知，是我选文的内在追求。中国主流的历史是政治家的活动史。何家栋先生提出过一个观点：政统比道统更深刻。就是说，思想史的线索比政治家的传统更重要。我赞成这个观点。所以特别关注半个多世纪以来具有探索性和超前性的思想者的命运，选取了回忆林昭、遇罗克、顾准、李慎之的文章。这些思想家有的为了表达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擦亮这些人的名字非常重要。 一些学生怀念老师，让我们看到过去的师道。比如钱文忠，是一个少年才子，上中学的时候，十几岁就想学梵文。给季羡林写信，季羡林觉得有意思，就在1984年招了一个班，共8个人，他是其中一个。结果8个学生有6个没有学下来，只有2个学下来。季羡林把钱文忠推荐到德国继续深造。钱文忠学成回国赶上了风波，成了一个有问题的学生，被北大开除。搞不成学术。东方不亮西方亮，他就下海经商。90年代，周一良见到钱文忠，觉得钱文忠是人才，是搞学问的料，下海经商有点可惜，就拜托上海的王元化先生把钱文忠收在门下读博士。钱文忠成了王元化的关门弟子。他在复旦大学读完博士之后，留在复旦当了教授，从商海回到了学界。他学有所成，很有名气，非常感谢周一良、王元化对他的帮助。 还有刘道玉回忆杨小凯的文章。全球华人没有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人认为，全球华人里有可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6个人，杨小凯是其中的一个。可惜他才活了50几岁。杨小凯的学术道路很坎坷，在文革时期他是一个高中学生，他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康生看了以后说，这篇文章绝不是中学生写的，要追后台，把杨小凯判了十年徒刑。幸好在监狱里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他在里面学了高等数学，出来之后，就想走学术道路。刑满释放人员，连考大学的机会都没有。他的父亲跟李锐是好朋友，李锐又把杨小凯推荐给于光远，于光远让杨小凯考进了社科院，出版了学术专著，但解决不了夫妻两地生活。这时，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破格把杨小凯聘成武汉大学讲师。美国邹至庄教授到大陆访问，看杨小凯很有水平，就邀请他到普林斯顿大学去当访问学者、读博士。武汉大学有人不同意。刘道玉硬是开绿灯，让他去了。如果不去，杨小凯也不会取得国际一流的学术成果。他死的时候是澳大利亚科学院的院士，莫纳什大学的终身教授，说明在国际上承认杨小凯的学术成就。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佳话，在当今的中国大学里，已经很少听到了。 回忆父母的文章，一般都是怀念父母的恩情，歌颂父母的美德。但我有意选择了几篇是反思父母的弱点、缺点的文章。老鬼、李南央写母亲的文章，曾经引起很大反响，我编了进来。有一些文章，不是专门揭父母的短处，而是把父母当成活生生的人来写，既写优点，也写缺点。比如北岛写回忆父亲的文章。我曾经和北岛家住在一个院子，跟他父亲赵济年先生很熟。在我印象中，赵先生是很好的人，待人随和、文雅。他是一个保险专家。解放后中国不重视保险，把他安排在民主党派工作。改革开放之后，要恢复保险国际业务，只好把赵先生请回来当顾问。北岛办《今天》，遇到官方很大的压力，父亲给了很大的支持。北岛的回忆文章提到，冰心丈夫被打成右派后，官方对冰心不放心，想了解冰心的思想状况与精神状态。冰心是民进宣传部长，北岛的爸爸是副部长，官方让他爸爸不时到冰心家坐坐，了解冰心的动向，向组织汇报。北岛的态度是理解性地反思。北岛的爸爸把党看得比朋友更高，当时不奇怪。如果换另外一个人，也会这样做。这个事情放在今天，会觉得是不太光彩的事。北岛把他爸爸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如实地反思，不避讳亲人的缺点、弱点、局限，是一种高境界的表现。 五，如何处理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的关系。回忆性属于历史的范畴，拒绝虚构，但从文学的角度看，有一些回忆录也有很高的审美意义。当今中国最好的文学作品并不是小说，而是一些讲述真人真事的散文。 以《风雨同窗》里沈睿的《残酷的青春》为例，她回忆的是小学同学姚锦云，两个女孩子一块上小学、初中，一块插队。作者考上了大学，姚锦云当了出租车司机。80年代初北京出租车特别少，当时的出租车公司全是国有的，中学毕业生能当出租车司机，也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但车队的队长老对她进行性骚扰，弄得她告状无门。那时候是铁饭碗，不在那个单位干，就没了饭碗。她一怒之下，开着出租车在金水桥撞死了6个人。这在当时是轰动北京城的大案。这篇文章一共有6万字，写得非常生动与细致，把文革期间那一代女孩子的追求与爱好，以及互相之间很私密的东西写得淋漓尽致，应当说文学价值很好。 如果把这套书的几十位作者视为一个整体，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他们代表了当代汉语文学的真正高度。 （选自公号“丁东小群”，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绘制：圃生 Continue reading

文/ 樊枫 初来乍到 早上醒来，我真正意识到从昨天到今天这短短的二十几小时，已跨越了亚洲，来到欧洲，日行一万二千余公里，途经数十个国家。我将画具和作品放进我宽敞的艺术工作室，把日用品放进大衣柜，洗漱用具摆放在盥洗间里，那忙乎的劲头就像搬进新家那样兴奋。 约蓝塔给我送来了早餐，典型的西式面包、牛奶、鸡蛋。恰巧翻译杜瑾也到达，于是我们共同用早餐。席间我拿出清早起草好的新闻发言稿，请她过目以便翻译。可以说时间匆匆而逝，显得非常紧张和迫切。第一天我就开始感受到在国外生活紧迫的滋味。 杜瑾看着我的文稿。我抓紧时间烫着从箱子里取出的西装。 未等我把西装穿上、领带打好，门铃已被前来接我们的司机按响。 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布会场设在鲁尔下莱茵企业联合会。 德方之所以要我匆匆赶到，就是为了今天能按时召开新闻发布会。德国人做事极其认真严谨，没有非常特殊的情况，不会做时间改动。 平时在国内办展，当电视台的记者把摄像机镜头对着我时，多少有些表情不自在。今天要我在德国出席新闻发布会充当“主角”，是否要我这个“新闻人物”在洋人面前出“洋相”？俗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眼下我身在欧洲，也不得不从容“登堂”。 副市长玛格多芙斯基来了，她是一位能干而富有灵性和激情的女性。见面后非常激动，尽管今天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我的画室，今天就在德国的新闻发布会上。她今天身着一套深红色西服裙、外套一件同色的呢制长大衣，显得年轻漂亮、风姿绰约，并不失从政者的端庄成熟之美。作家池莉访德归来曾撰文《杜伊斯堡印象》中，把她描写得如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一般。 会议由鲁尔下莱茵联合会主席魏什德特先生主持、玛格多芙斯基副市长向记者介绍我的生平简介。他们居然把我和翻译“押”在当中而坐，真是弄得我受宠若惊。玛格多芙斯基挺有意思，她向我笑着眨眨眼，示意我不要太紧张。这样“眉来眼去”地挺有缘亲切感，从而使我放松了许多。 玛格多芙斯基很有口才和演说能力，她用一口流利而富有表演情感的德语，向记者介绍我的生活经历和艺术特点及艺术追求。 “请问您对杜伊斯堡的印象？”记者开始向我发起“进攻”。 “由于是夜间到达，车开得很快，我没有看清楚！我想三个月后我会把杜市看得一清二楚”。杜瑾马上把我的话翻译给德国《西部德国报》、《新鲁尔》、《莱茵时报》及杜伊斯堡电台的记者们听。 “请问您到德国来有何打算？” “我将在杜市当三个月的居民，我想将此感受溶进我的艺术作品里。” 记者又转向魏什德特：“您作为赞助担保人，您对樊枫先生的艺术有何看法？” 魏什德特答道：“我认为樊枫先生的作品有现代中国人的气息。赞助艺术，是为了建立我们的企业形象，当玛格多芙斯基女士向介绍我几位中国画家的资料时，我第一个就投了樊枫先生的票。” 这时，魏什德特从秘书手中取过一个钱包，对记者说道：“这个钱包不是空的，里面装有樊枫先生的生活费，还有一张三个月有效期的杜市通用交通月票，他可以去杜市的每一个角落。”天哪，德国人怎么可以这么干，在这众目睽睽之下要我接受这个做工精美的钱包，里面还装有现金马克，竟然当众清点数目。怎么一点也不讲含蓄。弄得我好像初乍到就受人恩惠似的。那些记者马上意识到新闻发布会已进入高潮，连续不停地闪烁手中装备精良的相机。 接风宴 魏什德特大约五十岁左右，高大的身躯，白头发秃顶，留着整洁讲究的八字胡，一副派头十足的企业家形象，用玛格多芙斯基女士的话说：他是地道的资本家。也许他知道中国人有“吃文化”，特意安排会后请我吃饭，不搞“陪同团”式的就餐宴请，仅只带上他的秘书及我和翻译，来到一家西式餐厅。 中国各地流行西餐多半为俄式，而德国流行意大利式。一看那钩子款子的德国菜单，我纯粹两眼一抹黑，可以说是瞎着眼睛点菜。 出国前朋友告知，在德国人面前吃饭嘴里不能发出响声，我怎么偏偏点了一碗热汤，喝汤时不能用力吸，要顾及风度与形象。那姿势真像姑娘吃饭怕抹去唇边的口红，挺别扭。搞得我在北半球高纬度的“三九”天也大汗淋漓。席间，边要与魏什德特谈天说地，边要忙乎手中的刀叉。他看到我应接不暇的样子，而大笑不止。 席间，魏什德特对我说：“我去过二次中国，那次去上海搞大众汽车经济合作，我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给我印象很深。我每天很早起来去外滩看老人打太极拳，我感到中国人很会生活，特别是中国的菜，味道美得让人难以想象。” “那么您对中国菜也感兴趣？”我反问道。“当然。只是我用筷子的水平就像你用刀叉的水平一样。”大家又哈哈大笑起来。 我对魏什德特说：“德国人对中国菜感兴趣，您可知中国人对德国的交响乐也有同感。在中国的音乐厅里，德国交响乐园的演奏常常使中国人也疯狂起来。如此说来，“食文化”和“乐文化“同属人类文化结晶，大家应有共同享用权，您以为？”魏什德特瞪着惊讶兴奋的大眼睛看着我，“当然，OK!OK!由我来安排此事。不过有个条件，你得给我的公司画张画，OK?” “OK!” 我当即应允。 架起生活的炉灶 走出餐厅，翻译杜瑾抓紧时间带我去解决生活的首要问题——超级市场购物。必须将刚领来的马克用于即将开始的生活。“阿尔的”(Aldi)是德国购物最便宜的超级自选市场，留德的学生及访问学者常在此光顾购物。平日在国内我很少去菜场和百货商店。今天面临这集二项为一体的“阿尔的”我也不得不穿梭于油、盐、酱、醋、茶的货架之中。 “阿尔的”的商品价格的确不贵，标价的数码与中国的菜价数码差不多。但一想到马克与人民币的比值，那就并不便宜了。杜瑾告诉我，在国外生活都是精打细算的，决不允许有半点奢侈和浪费。德国人的工资收入虽高，他们在用钱方面都很谨慎。更何况中国旅德的学者、留学生或打工仔，更应在消费方面提高戒备。因大多数在国外华人都有这种观念：节约每个铜板去创造旅游观光的机会，多看一个地方，多走一个国家，都能丰富和扩大自己的阅历和经历，同时也没忘记生活在国内的父老乡亲，家里人并不宽裕，能节约点钱寄回国补贴一下生活也在情理之中。 在“阿尔的”购物，无需要懂外语，只要看准什么商品往手推车放就行，反正出门结帐。它的货柜和商品标价很有意思：同类商品等级档次和质量差别有区分，高质量高价格的在上，低质量低价格的在下，让人一目了然，各取所需。比如说即将到达食品卫生要求贮藏期限的肉和蛋，或者说骨头比较多的肉和猪内脏，大小规格不统一的蛋类蔬菜瓜果，必定便宜而放在货柜的下方。超市中的蔬菜瓜果，买回家后无须清洗可直接切好下锅，因蔬菜都采取了无菌保鲜包装。购买蔬菜时因大小重量有异，只需将蔬菜放在电脑秤上将与蔬菜图案同类的按键按下，立即就跳出一张重量/价格帖签，贴上后到出口处结帐。 在这类超市购物实在是太方便，不用到处跑路，在一个超市我就推出一车日用品：猪肉、蔬菜、牛奶、鸡蛋，色拉油、酱油、糖、咖啡、面色、盐，外加香烟打火机、牙膏、肥皂、摩丝、手纸等。一下子就用掉二百多马克。下一步就到亚洲超市去购买米、面条、葱姜蒜虾米紫菜味精等。而且从前面一个店购买好的商品也可带进这一个超市，无须存放（可放在手推车中），每个超市的出口处都有本店商品的价格帖签识别器，没有人去搞鱼目混珠的偷窃行为。 杜瑾对我说：“下次得你自己来购物喽，我可没时间再陪你。”我的天哪，我到此地还不足十三个小时，她就把我扔下不管了。好像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王起明将他的朋友接到后稍许安排就甩手了，他朋友操了一声他妈，眼下，我能操谁的娘吗？谁叫我一个人来德国！ 杜瑾的举动一下子让我真正会过神来而进入角色。在国外生活必须要有较强的独立生活能力，不能有半点依赖的想法。时间意味着人的进取和财富。人需要在实际的生活锤炼中寻找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观念。在国外生活不光是要有优秀的专业水平，更需要具有水准的外交和较强的生活能力，只有能干才能获得幸福自在的空间。 晚上我不得不自己乖乖地回到Dreigiebelhaus做饭吃。我 开始架起我在德国的生活炉灶。 三墙屋主 “Dreigiebelhaus”意为“三墙屋”，何谓“三墙”，就是在房屋建筑的顶部有三个“凸”字造型的墙尖。位于莱茵河畔的各个城市都具有这样一种特色，那就是街头“文物”，马路边一堵不起眼的旧墙，杂草丛生，道出来历竟然是十三四世纪的，顿时让人肃然起敬。 据说很早以前罗马人就到莱菌河畔筑城，虽然如今罗马时代在德国的建筑已不多见，但中世纪以后的古老建筑至今尚保留着，这些建筑大都用于宗教。当你看到那些古朴斑驳的老屋老墙，一派庄重肃穆，灰暗的外壁不知是烟熏的还是历经沧桑的岁月印记，都会令你对漫长历史浮想联翩。 我作为三个月的“三墙屋主”，更需要对它的经历考察一番。踩着晨露，围绕这座古屋一圈审视，发现“三墙屋”占地面积并不大，大约在600平方米，共建有三层楼，砖墙木框结构。 房屋前面有一个一百平左右的小院落，院落中央栽着一棵树，树杆上也爬满了藤蔓，院落的地面是用石板铺设的。一楼作艺术沙龙酒吧、餐厅，二楼作为艺术家的工作室和卧室。三楼是洗衣、晾衣、烫衣工作间，同时也是管理工作人员的生活住房。 院子的大门口有块铜铸的牌子，上面记载着“三墙屋”的经历，建于16世纪初的1525年，距今已整整471年的历史了。我在青少年时代，就曾听说外国有这“堡”那“堡”，在中国挂历的图片上也时常看到，今天居然可以这样近的亲临古堡，的确有种梦想成真的感觉。 “三墙屋”也与其他德国古建筑一样，用于宗教长达二个世纪。从杜伊斯堡地方志都可考证出它曾有过旺盛的香火，不知有多少人来此作过祷告。进入19世纪，教堂迁至广场后，“三墙屋”成为一所教会女子学校，它仍旧服务于宗教事业，随着本世纪初欧洲的工业革命兴起，“三墙屋”完成了它起初的宗教使命，从而，转换为一所纺织加工厂。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杜市及整个鲁尔地区成为德国的重工业钢铁生产基地。战场上所需的坦克、火炮、飞机、潜艇等军火原材料均生产于些。因此鲁尔被盟军视为战略要地，轰炸目标，成批的轰炸机群不分昼夜地对该地区实行狂轰滥炸，使整个鲁尔地区毁于火海之中而沦为废墟，房屋所剩无几。然而这座“三墙屋”也许是曾经长年服务于宗教，受着神灵的保佑而免遭灭顶之灾，成为这场残酷战争中的幸运者，同时，也是杜伊斯堡这座城市唯一幸存下来的一幢最为古老的建筑。 “三墙屋”历经战争沧桑后，以残缺不堪濒临倒塌的创伤姿态展现于世，所面临的问题是由谁来收养这座历史文化遗孤，1975年杜伊斯堡市政府买下了这座房屋，并在次年进行了全面整修和装饰，同时给“三墙屋”注入了新的历史使命“将它用于人类的文化艺术事业，专门用它来接待来自世界各国获杜伊斯堡文化奖学金的艺术家。这座哥特式建筑的“三墙屋”，目前已在室内本市有完善的生活设施，以及宽敞明亮的艺术创作工作室。它已接待过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地的艺术家，我作为中国艺术家，是第一个住进“三墙屋”的东方屋主。 Dreigiebelhaus.三墙屋很使杜伊斯堡人骄傲，他们常常把它的照片印在各种画册和旅游册上。严格来说“三墙屋”诞生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但提倡科学讲究和谐美的新型审美思想没有 影响到这座房屋的建造者，从“三墙屋”的外形特征上看，它仍然保留着中世纪那种反和谐，讲神性美的冷酷风格，如三个“凸”字造型，体现着“数”的概念和几何形体造型观念，给人一种崇高、朴素、冷峻、反和谐式的神秘感，德国是一个浸透着文化艺术的国家，而作为一切艺术之母的建筑，它不但标志着当地的传统文化风采，同时它带给人间更多的是讲不完的故事。 可惜我只能做隆冬和早春的“三墙屋主”。我有幸看到在那大雪弥漫的日子里，它那银妆素裹的净容，以及在那春雨潇潇中的宁静和安详。遗憾的是我却看不到在那春暖花开时它是什么样子，我想那里的三墙屋一定更加美丽和有生气。 诙谐市长克林斯 出访前听介绍说杜伊斯堡市有位全德国最有名望、年逾古稀的老市长克林斯先生。没有想到我还真与这位老市长有缘分。我到达杜市不足三个星期，他便通知杜市政府外办的霍夫斯，特意安排了单独召见我的时间。 这天我随同二位前来接我的翻译小姐准时到达杜市政府赴约。老市长克林斯已等候在那宽敞硕大的办公桌旁，满面和蔼地与我握手问好。 “我听说您已连续担任二十多年的市长了，非常不容易呀！”我恭维道。当他听完翻译后马上答道：“我这个市长与你们偌大的中国相比，充其量是位小村长而已。”市长的回答谦逊中带有德国式的幽默，之后他向我介绍了他办公室中陈列的一组版画作品，作品风格有些像中国的民间剪纸，图式鲜活有趣地反映着俄罗斯杂技戏剧题材，可见克林斯先生有着很高的艺术品位和素养。…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