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丁邢 周一良和陈旭麓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周先生生于1913年，陈先生生于1918年，从70年代到80年代，他们有一段相似的境遇。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周先生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其中最让人感兴趣的是第七节，这一节的题目和书名一样，就叫“毕竟是书生”。由此也可推测作者对这一节的重视。 我之所以感兴趣，有一点个人的理由，就是曾经和高增德、谢泳两位好友一起讨论过文革中的写作组这样一个鲜有人研究的问题。在这方面，当事人的回忆录极少涉及，而周先生的回忆录十分坦率。 他先回忆了文革初期挨批挨斗争的情况──这方面和别人回忆的开放度无异；接着就回忆了1974年被北大党委从历史系调到“梁效”写作组的经过──这是具有相似经历者大多讳莫如深的，尤其是梁效成员受审查的一段，此前更是无人涉及。 周先生对这段历史的态度，简而言之，一是说明他和另外几位老教授“主要是起装点门面以为号召作用，同时供顾问咨询”，并未参与阴谋；二是理解知识界谴责梁效成员的义愤；三是如实叙述了他受审查的心态，包括视为“无耻之尤”的郁闷心情。作为不了解内情的读者，我感觉周先生的态度是如实而平和的。 陈旭麓先生和上海市委写作组是什么关系，我没有看到更多的文字材料，只是在《陈旭麓文集》第四卷中看到一点蛛丝蚂迹，比如他在给郑云山、左步青等人的信中都谈到这一点。 他没有来得及留下回忆录，只是从这些信中知道，他因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般性问题”，被折腾了七年，“代价是六十岁变成了六十七岁”。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里对他晚年的经历也有含蓄的记录。可惜，文集附的《陈旭麓先生传略》将这一段略过了。不知道是作者写了没刊出来，还是因为作者是陈先生的学生，爱师心切，故意回避。 学者进入写作组被认为是是严重的历史污点，和任伪职，当汉奸相仿佛。我却以为，把二者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因为历史环境毕竟不同。 从整体上说，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留下了可以自豪的篇章，就是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保持了人格操守的也很多，周作人那样的失节者，毕竟是极少数，在当时也为公众所不耻。在异族入侵时，坚持民族操守，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底线。 文革毕竟不同于外族入侵，而是内部动乱，是以政权和执政党名义发动的政治运动。中国知识分子，从五十年代以来，就没有独立的空间，与政权的关系成了皮毛关系。为政权的主流意识形态效力，是几乎所有知识分子躲不开的义务。尤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充当革命动力，就得充当革命对象，二者必居其一，没有第三种选择。想要置身局外，可能性微乎其微。 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苦恼，不是因充当革命动力，伤害了同事和朋友，引起了良心的内疚；而是想充当革命动力没有资格。 在这方面，只有少数过来人，如邵燕祥先生。表现了如实地直面历史、直面自我的坦率精神（《人生败笔》），而更多的过来人，提到历次政治运动，往往只说自己如何“走麦城”，挨批斗，不提自己当年勇，如何过五关，斩六将。 其实，五十年代的作家学者，哪个没有批判过胡适、胡风、没有声讨过右派、右倾？文化大革命，包括批林批孔，与以前历次政治运动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说有一点区别，就是站在前台的江青已经引起了人们心理上的反感，而真正能够从思想上拒绝真正的决策者，当时又有几人？ 写作组吸收学者到其中效力，是以政权的名义，以执政党的名义，并不是以哪个帮派哪个团伙的名义，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又都无可选择地隶属于所在单位，谁能拒绝以组织名义分派的工作？就算当时有人拒绝了，也不敢直截了当，只能找一点巧妙的借口。多数人的实际情况是既不想拒绝，也拒绝不了。冯友兰如此，周一良如此，陈旭麓也如此。 八十年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在历史的大变动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愿望，不同的诉求。有人着眼于从此杜绝政治运动，让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从此摆脱人为的阶级斗争的阴影；有人则希望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出一出当年挨整的恶气。 从境界上讲，当然是前者更高，只有真正进入这个境界，中国的政治文明才能升华。当然，后者的心理中也包含着某种义愤。义愤不可一概否定。但感情用事，就不一定能把事情办得公道。 周一良险些没当上博导，陈旭麓多年评不上教授，总不能说是公正的。在治魏晋南北朝史方面，影响超过周一良者有几人？在治中国近代史方面，成就超过陈旭麓者又有几人？今天教授中不学无术者随处可见，博导中滥竽充数者也不胜枚举。当时如真的把周、陈等排斥在教授、博导之外，岂不酿成新的笑话？好在周、陈二位，在不愉快的时候，能够倾力于学术，总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改革开放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宽阔了许多，不再别无选择。然而，就是在今天，许多知识者仍然把递奏折，当幕僚作为自我发展的终南捷径，在如何接近权力、投靠权力上倾注了过多的注意力。 知识分子应当向社会贡献自己的才华和智慧，但这种贡献是从独立的立场出发还是从依附的立场出发？是一味按图索骥、投其所好，还是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这仍然是一个未能解决的大问题。要说从上一代人陷入写作组的悲剧中可以得出什么教训，我想首先就是这个问题了。（1998年）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丁东小群”，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绘制：圃生 Continue reading

文/ 赵良杰 民国26年，《内黄县志》总编韩兆麟先生为志书写下诚恳序言：“自光绪十八年以来，迄今民国二十六年，已五十年之久，幸有周君余德、曹君秉仁、张君清泉、司君庚光、陆君绍言、孔君庆升等对于邑乘，注意累年，采辑荟萃，煞费苦衷。本欲付诸剞劂，以广其传，奈因外患已起，工资绵薄，不敷支用，无奈暂为保存，不能遂其志愿。惟望后之热心邑乘，志同道合之友，起而代为续办，以总其成，俾传永久。” 韩先生却不知道这本志书后来背井离乡，颠沛奔波，历经45年后才得以面世。 幸有周宋村周余德先生视此志书如命，携稿藏身，辗转流离，1937年周先生携稿逃难信阳，1938年再携稿迁居内乡师岗，1945年又携稿躲避陕西武功，1948年再携稿到湖北羊楼洞，1949年携稿回河南郾城，1950年周先生托孔庆臣将志书捎回内黄，1951年周先生去世。1957年孔庆臣从内黄三中被遣送河北魏县，1967年孔先生去世，这部志书便失踪无觅。可以想见这部志书随周先生经过乱世长夜，窥见一线光明却又埋没尘世，志书上近百年的生死歌哭将化为尘埃，这部志书躺在世间的某个角落该有多痛苦！ 时间又过了15年，1982年内黄县志总编室在《河南地方志综录》上看到了这部志书的名字，失踪的志书收藏在天津图书馆，经过联系协调两个月后奔赴天津，终于见到了这部失踪44年之久的志书手稿，这该是他乡遇故知的惊喜和激动啊！这终于可以告慰诸位先生编辑收藏之苦难，精心复制了两套带回内黄，这部志书才得以荣归故里，重见父老。想起陈寅恪先生的诗句“后世相知或有缘”，是啊！未知他朝重相见，后世相知或有缘。却又想起“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周先生十二年间战乱逃难三省五地，人书不离与书偕行，可谓惜书如命，困苦之际托命故人，仁义尽矣。从1967年至1982年十五年间，这部志书如何从内黄辗转千里到达天津？又如何隐身天津图书馆？至今仍是无人破解的谜语，或许这世上再没有人知道它的辛苦了，这或许也是历代志书的宿命吧。 （图1-3由作者提供，图4-5来自网络） Continue reading

赵克 绘 欧·亨利 小说 The Last Leaf (1907) by O. Henry A SMALL PART OF THE CITY WEST OF Washington Square, the streets have gone wild. They turn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They are broken into small pieces called “places.” One street goes across itself one or two times. A painter once discovered something possible and… Continue reading

文/ 彭建新 新安街，位于硚口区东部、长堤街以南，呈南北走向：南起大夹街，北至六水街。 新安街，长仅177米、宽不足6米，“个头” 虽小，却是条很有年头的明清老街。 如果对新安街这名字比较生疏的话，那么，提起新安市场，稍微有一点年纪的武汉人，肯定会作恍然状：噢，新安市场唦！就是那个随么事都买得到的新安市场啊！晓得晓得！ 的确，新安街，得名于新安市场，而新安市场的形成和繁荣，又不得不提及新安书院。 新安书院又叫徽州会馆。明清时节，汉口以九省通衢之利，跻身中国四大名镇之列，引来百商云集，尤其是汉正街，商机无限，人气发旺。来汉正街做生意的外省人，就扎帮在汉正街周遭的街巷里，建的建会馆，修的修书院——所谓书院，除了延请塾师，为本帮子弟课读之外，亦兼具会馆聚会议事的功能。汉正街周边街巷里的诸多会馆中，徽州会馆年头最老。据相关史籍载，康熙七年（1668年），徽州所属歙县、休宁、祁门、婺源、黟县、绩溪等县在汉商人，集资建起了自己的会所，因以上六县皆在新安江流域，历史上同属“新安郡”，故会所取名“新安会所”。徽商是很讲究儒雅经商之道的，二十七年之后亦即康熙三十四（1695）年，他们把新安会所扩建成新安书院。书院内供奉的神祗，除孔子之外，还专供朱熹，且为之建起魁星楼和紫阳坊。南宋大儒朱熹是安徽婺源县紫阳镇人，所以新安书院又叫“紫阳书院”。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徽商在书院南面修了一条新街，一头接新安街，一头通他们于雍正十三（1735）年在汉水边的码头——新安码头，从而完成了徽商在汉口的“系统工程”。 看到徽商如此重视基础建设，其他在汉正街一带经商的商帮，也意识到扎堆并建会馆对彰显本帮势力从而扩大本帮影响的重要性，认识到基础建设、子弟教育对发展本帮生意具有战略意义，就纷纷在新安书院附近建的建会馆，修的修公所：道光十四（1834）年，晋陕旅汉商人，筹资共建了山（西）陕（西）会馆亦即西关帝庙，作为山西陕西同乡联谊、绅商聚会、休闲议事的场所；其后，附近又陆续有了广东会馆、宁波会馆、江西公所。由此延伸开来，附近陆续兴建了一些商帮各自用于祭祀的寺庙——在清代汉口地图上，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不是藏在深山而是在闹市招摇的袖珍型的寺庙：凤龄禅寺、沈家庙、准堤庵、解脱庵……为便于交通，商帮们还在有水凼沟渠的街巷间修了一些石桥，这些石桥工程虽然不大，但石桥都有些吉祥的名字：延寿桥、九如桥、保寿桥……有了会所，交通也便利了，各类店铺行栈就像雨后春笋样地冒了出来，终至形成了一条可与汉正街比肩的繁荣的街——新安街，且由街而进一步发展成商铺林立、行栈栉比、作坊麇集的老汉口最繁荣的市场——新安市场。 很长一段岁月里，新安街一带，所居大多为安徽人。他们到汉口定居之后，为生存发展，一方面不得不入乡随俗，尽可能地融入汉口的码头文化之中；另一方面，他们对各自故乡的情愫，又难以释怀，同是安徽人，在日常生活中，有意无意仍执着地固守着原籍的乡俗。对这一点，叶调元在《竹枝词》里吟道：“徽客爱缠红白线，镇商喜捻旱烟筒。西人不说楚人话，三处从来习土风。”在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里，还有生动描写徽人祭祀的篇什—— 楚人做祭极平常，不及徽人礼貌庄。高坐灵旁宣诔祝，只如平常读文章。 在这首诗后，调元先生特注如下：“徽祭，正立垂手，恪守执事。本地祭，生员六人分坐灵旁，别无所事，惟轮流读文而已。”他老人家对徽州人祭祀祖宗的认真劲大加赞赏，绝对不像我们汉口人，举行祭祖宗的仪式时，连站都不站，坐着读祭文，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敷衍了事，态度一点都不虔诚。 也是，在汉口做生意的外省人，多如牛毛，在激烈商战中，徽帮得以脱颖而出，得以在血腥的帮派斗争中成为一方翘楚，兴旺发达，余绪绵绵，除了他们的精明加努力，或许与他们的这份虔诚有关罢。 世事转蓬，人算不如天算。武昌首义之后，清朝政府为了扑灭辛亥革命的燎原之火，派冯国璋部南下镇压。在黄兴指挥下，汉口民军与清军激战多日，终至不敌而退走汉阳。惨烈的汉口保卫战失败之后，冯国璋为泄愤，狂焚汉口，一时间，汉口烧成一片火海。在这场人为的回禄浩劫中，新安码头到新安书院、新安街到新街，被烧成一片废墟。此后，这一带虽挣扎重建复业，无奈落花流水，繁荣难再。直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形成气候，新安街和新安市场才又重萌生机，并迅速发展膨胀，其繁荣热闹，远胜当年——     眼下，临汉正街街面的紫阳商场，即昔日紫阳书院亦即新安书院旧址，当年来汉上创业的徽商先辈，如泉下有知，定会含笑唏嘘之余，为之浮一大白也！ （以上内容选自作者公号“汉翁漫笔”，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丁邢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李煜的《虞美人》，已经流传千载。有两位当代学人，由此获得灵感，创办了一个史学平台，每期都以“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题头，这便是郑仲兵、李宇锋主编的《往事》。 郑仲兵是福建人，1939年生，1963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文革中两度蒙冤入狱。在胡耀邦干预下平反昭雪。他在中宣部工作多年，曾任《新观察》副总编、《精品》总编，在中华文学基金会副总干事任上退休。他患上癌症，经历了手术、化疗、放疗，却没有放弃思考与写作。 李宇锋是山东人，生于1963年，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前途似锦的年纪，却患上重病，多次手术，只能坐轮椅活动。 他们两位的年龄相差24岁，共同的志向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在2004年创办了北京文衡文化发展中心，对历史进行抢救、发掘和整理。他们对历史当事人进行采访、录音、录像，还举办研讨会、编辑图书等，并建立了史学交流平台《往事》。郑仲兵先生是平台的主心骨，李宇锋是平台的实际主持人，承担了组稿与编辑的大部分工作。 如今，他们两位已经成了古人。李宇锋是2016年12月31日去世的，享年53岁。郑仲兵是2023年11月18日去世的，享年84岁。 最近，我重新通读《往事》。鲜活的生命力扑面而来，让我重新思考这个平台的史学价值。 《往事》诞生于2004年9月，结束于2017年2月，历时13年，共出版134期。每期一个主题，一般只发一篇文章，偶尔刊发一组文章。所有内容加在一起，总计280万字。它以印刷品和电子版两种方式，在同仁间小范围流传。作者有100多人，读者估计不超过几千人。但它的史学意义，却不因两位主编的离世而消失。 中国的史学，源远流长。从源头起，就有两个不同的传统。一个传统是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唯帝王马首是瞻。一个传统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是后一个传统的代表。 当代史学，如何面对政治权威，也存在不同的选择。仰其鼻息，投其所好，歌功颂德，涂脂抹粉，固然可以获得眼前利益，短时期可能大行其道，但岁月无情，泡沫终究是泡沫。 有出息的史家，还是会选择司马迁代表的良史传统。 李宇锋曾表达《往事》的宗旨：尊重历史，就是不为利害、好恶、而歪曲、编造、增隐历史事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它关心人在历史中的命运和遭际，并试图在这一基础上对历史进行重新叙述和重新评价；它将成为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观察者、对历史真相感兴趣的人们的交流平台。他们既是作者也是读者。 李宇锋还说：它的目标非常有限，只想在开满天窗的某一段历史中，寻一点真相，做一点注释，只想以陈述者个人的名义，为把历史从宏大叙事的神话，从为我所用的功利主义和成王败寇的权谋主义之下解脱出来，略尽绵薄之力。 《往事》十分低调。甫一问世，就被刮目相看。它既有史述，也有史论。史述主要是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它拒绝平庸，选题精粹。很多文章，都能引领读者穿越遮蔽，进入独特的历史天地，让人耳目一新，猛然醒悟。 我曾向多位关注当代史研究的朋友推荐，也曾到文衡文化发展中心参加过几次专题学术讨论会。在《邱会作回忆录》和《毛泽东最后的革命》等讨论会上的发言，在《往事》上刊登；张显扬回忆理论务虚会的文章，也是在我们口述采访基础上充实而成的，这都让我感到荣幸。 中国的史学平台数以千计。《往事》存续期间，有《炎黄春秋》等平台存在，所涉范围大体相似。郑仲兵、李宇锋也是《炎黄春秋》的作者。在《炎黄春秋》之外，还有创办《往事》的必要吗？回头看，十分必要。虽然《炎黄春秋》发行量更大，传播面更广，但《炎黄春秋》是公开发行，不能不受语境约束，不得不自律性地设限，回避某些禁区。《往事》不公开发行，仅在小范围交流，不需要和审查机关打交道，发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空间就大得多。当然，这只是可能性，真正拓展还需要见识和胆魄。郑仲兵先生有独特的优势。他人脉广，许多一流学者都是他的莫逆之交。他和李宇锋以开放的胸怀，吸引诸子百家亮相。曾经在这里发表文章的李锐、吴江、冯兰瑞、朱厚泽、戴煌、邵燕祥、王年一、张思之、李洪林、张显扬、阎长贵、刘家驹、迟泽厚、吴小龙等，都已先后去世。郑仲兵晚年没有出版整本著作，多篇精彩文章，亦仅见于《往事》。比如他和傅高义的对话，别处就看不到。 《往事》虽然在七年前划上了句号，但它起到开风气之先的作用。继《往事》之后，《记忆》《昨天》等电子刊物陆续诞生。创办者都是《往事》的作者。他们是否受其启发，要由当事人来回答。这些民间史学平台，都保持了很高的学术水准，不事张扬地推进着当代史研究。国运艰难，史不绝书。爝火不熄，他们为将来的中国史学史，书写了绕不过去的一笔。 （原载公号“丁东小群”，原题“往事知多少”，获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黄成勇 《油菜花》是一幅油画静物，见于一种挂历封面。封面有手写题言：“老夫无他物，送尔一案春——居平”。老画家王居平先生女儿王乔女士赠，时在二０二二年元月。 王乔在崇文书局（湖北辞书出版社）建社时任美编，退休时在湖北美术出版社。我到崇文书局上班，邀请她回来主持美编室，为一大套图书“剪裁”书衣，整体风格统一，每册都有变化，体现图书内容，大家一致称赞。后来有几种图书，或一起组稿，或居间协调，或到印厂解决技术难题，出力挺多。她为人热心快肠，个性活泼开朗，富有感染力，且富正义感，大家都称她乔姐，足见人缘很好。装帧艺术大师张守义曾为她速写造像，浓眉大眼，开心大笑，极为传神。擅观察，善模仿，或坐或立，二三个动作，一两个表情，就能把某人特征，拿捏得形神兼备。这种艺术秉赋和能力，颇使人揣想，究竟是先天造就抑或后天练得？或有家族影响？那时冗务繁多，未便探问。有天我正拆封作家徐鲁寄赠写徐迟的港版新著，乔姐来谈事，取书翻阅一过，悠然说，在沙洋“五·七干校”，与徐家两代人都关系深厚。我则说，熊召政、徐鲁两位先生曾带我去水果湖拜访过诗人，当时宾主俱欢，岂料不到半年，诗人就振翅飞天。 有一天，我记得是二０二０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乔姐与同事谈天，手持一书，正是我参与责编的美术笔记本《赏画》(中国卷)，空白处写满钢笔字，我取来一翻，顿感兴奋——这套笔记书策划立意，在于可赏可读兼可写可画，有人施墨纸上，就契合出版目的——只见书中抄有很多古今中外绘画大师名言，又有一些个人读美术理论体会。首先触目，便是郑板桥题画竹夫子自道：“其实胸中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于是磨墨展纸，下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之乎哉？！”乔姐说，这是父亲所为，年逾九秩，住养老院，写写画画，日课不断。我庆幸这种笔记书有了一个最好的读者和使用者，请她便中拍一些照片发来。不久，十数帧照片发来，另有徐迟致“居平、朱仪、乔乔”书翰手迹一通，纸短情长，且富诗意，信息量大，令我惊喜：原来，乔姐父母先落实政策，离开干校到鄂西北工作，母亲（画家朱仪）分配郧阳地区新华书店，是我不曾谋面的前辈店员；乔姐在十堰一中就读，招工到二汽工厂，后来考上大学学美术；父亲则分配到郧阳地区群艺馆——王居平先生是这样引起我高度关注。 “乔乔的学校安排好了没有？不要忘记我们在屋西溪边的谈话，……当时有白鸭彩鸡十六只在场可以作证，要有决心这样做啰！那末，做起来吧！要‘认真’！”小文中说徐迟信“且富诗意”即指此。 一个月后，“一个冷酷无情，肉眼看不见，医生管他叫‘肺炎’的不速之客，在艺术区里潜蹑着，用他的冰冷的手指这儿碰碰那儿摸摸。……这个坏家伙明目张胆地走动着，每闯一次祸，受害的人总有几十个。”这段话引自欧·亨利短篇名作《最后的常春藤叶》，用来形容新冠病毒肆虐武汉，颇为形象和恰当。当然，情况远比欧·亨利叙及情形严重许多，困居家中，每天都会为武汉拯救与抗争的各种人、事所感动。 二０二二年元月，武汉仍处在各种管控措施之中，乔姐快递寄来一本挂历，十三张月历画中，有若干幅旧画，已见于《王居平画选》，但这幅封面画《油菜花》从未之见，应是新画，与几个朋友微信交流，得知是老画家在养老院路边检来插瓶，并对之调色作画。这幅画，是画家自己满意的近作，却也是最后一幅油画。 背景着色由蓝绿构成阴郁气氛，有理由推想作画时已近傍晚，天气恶劣：“与夜晚同来的是北风怒号，雨点不住地打在窗上”（见《最后的常春藤叶》），每滴冷雨都满含恶意，每阵寒风都居心叵测。木案一角色呈深褐，案上一盘光影灰暗，盘里盘外，各置一暗绿半透明劣质玻璃瓶，晦暗包围之中，凭借或立或欹两把青绿瘦枝，大群金色小花兀自绽放。花开得欢闹恣意，生机盎然，好象不是两丛油菜花，倒是一片笑声：轰然而起，兴高采烈，一阵清丽婉转，又叠加一阵高嗓朗声，细辨有春阳下蜜蜂振翅之声，再辨有雨檐下翠鸟跳跃之声，一枝斜逸，应是“仰天大笑”而出，几朵翩坠，或是“心轻一笑”而落？好一个“送尔一案春”！这幅画，主旨是满怀希望迎春来，固然如板桥所言，有意在笔先之定则，画家笔下之花，已非眼前之花，而是心中之花。彦悰所谓“触物为情，备皆绝妙”，却又是不同观赏者趣在画外之化机。在我，则化视为听，听见春天。 那时我正苟且偷生，“偏安一隅”，惶恐莫名。这幅画出现的时机，不得不使我想起《最后的常春藤叶》：年青女画家琼珊身染肺炎，感觉沉疴难起，每天数窗外墙上逐日减少的常春藤叶，跟同室女友苏艾说，最后一片叶子飘落时，她就该离去了。医生无奈地说，“这种精神状态使医药一筹莫展”。同在一楼的老画家贝尔曼知道琼珊病情后，冒着风雨，连夜搭梯子悄悄在墙上画了一片绿叶，画得逼真，正好在藤蔓处，而且叶缘已经泛黄。结果当然是这片”绿叶”在瑟瑟风中始终不落，而琼珊的病竟渐渐好了，又重新打算去加勒比海海岸画海。 武汉人和武汉市，疫情期间被称为“英雄人民英雄城”，在我心目中，王居平先生就是贝尔曼式老英雄。我受这幅《油菜花》的感染，很想写写这位老画家，表达一下敬意，却一直没有动笔，我想，画家既然在郧阳工作生活过，一定会有些“蛛丝马迹”与我的关切相勾连并成为一种缘份，从而使我起兴下笔。果然，最近一些相关信息接踵而至，先是，竹山县熊昆老师（教过我一堂美术课：画头像的规则“三停五眼”）在《堵河》杂志载文说，曾师从王居平先生学画：先生曾多次到过竹山，并在田家（今上庸镇）、擂鼓等乡镇辅导绘画与泥塑；接着，我从冷摊寻来《王居平画选》，从中发现有几幅竹山题材画作，如油画《竹山堵河小景》，炭精画《山区女教师》（有题识标记为竹山），都令我这个竹山人欣喜，因为故乡正是我的关切；紧接着，又听说竹山后生许东，幼罹小儿麻痹症，行走拄双拐，立志于绘画，报考湖北美术学院，先生时任学院教授，斡旋助其破例录取。许东毕业后，以工艺美术专长在印刷企业工作，现在武汉创作、课徒，且颇有成就。竹山一中七七级高二（四）班学生都认识许东，因其姐姐是同班同学。最近，正值竹山《堵河文艺》创刊五十周年，见到老作家罗维扬（曾任《今古传奇》杂志主编）刊于竹山县《堵河文艺》公号文章，提到王居平先生四十年前为《堵河文艺》设计封面旧事，罗老师颇为动情地设问，“他老先生还健旺吗？”我急忙给乔姐打电话，得知老画家今年九十七，有小恙住院，却无大碍，总体健康。乔姐还发来湖北美术馆新近给老画家送画作收藏证书的视频，果然精神矍铄。我又急忙把这些情况转告罗维扬老师。如果没记错，我的唯一一篇所谓小说，就发表在这位老画家设计封面、罗维扬主编的《堵河文艺》上。 在郧阳工作期间，王居平先生还戴着“摘帽右派”帽子，经常到各县辅导美术创作，上述点滴竹山事迹和留痕，说明只要心中常怀春天，身份贬谪并不能禁锢艺术生命如花绽放，同时印证原竹山县老县长闫进忠先生精辟论断：“贫困山区文教卫事业得益于‘臭老九’时期”，此所谓士子不幸而山民有幸，此亦所以潮州有“韩江山”而黄州有“文赤壁”。“所以切不要悲伤”。 如果真有一个平行时空，欧·亨利或许正埋头改写《最后的常春藤叶》，欧·亨利式结尾仍然精彩：为让琼珊对生命怀抱希望，老贝尔曼画“最后一片绿叶”时，不敌风寒，也染疾送院急救，由于病患骤增，医院一片忙乱，护士或护工，弄错了病历牌，噩耗其实是讹传，老贝尔曼没有死，一直幸福地活着。有人看到琼姗和苏艾陪着老画家在加勒比海岸某沙滩作画，并用一个中国年轻诗人的名句署题画作：春暖花开。 二０二四年元月十八日（农历腊八） （原载公号“佣书斋”，获作者授权） Continue reading

文/ 龚明德 流沙河比艾芜年轻十七岁，属于两代人。流沙河出生时，艾芜已经结束漂泊流浪生活，在大上海成为了“左翼文坛一新人”。流沙河因《草木篇》暴得大名变为全国上下大力批判对象的时段，没有见到艾芜写过批判的文章发表。流沙河在金堂老家锯木板钉包装箱糊口养家时，艾芜也在成都受难被管制着。两人的面对面交际，粗略地估计，只能在他们双方都定居于四川省文联宿舍的时段，也就是所谓“改革开放”以后了。 查艾芜已经公开出版的日记，写及流沙河的一共只有以下九次。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应韩素音之约，同流沙河、刘俊民、黄化石去锦江宾馆同她开座谈会”。再从其他渠道了解情况补充后得知，这一次还有四川人民出版社负责人三个和四川省外事办的人，中午韩素音请吃午饭，共坐两桌，十五六个人吧。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一日，“下午三时半，同高缨、黄化石、流沙河、刘俊民到锦江宾馆去会刚来成都的韩素音，这是约定的，同她谈文艺的许多问题。晚上由杨超设宴招待韩素音及其丈夫陆文。我们作陪，九时回家”。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七日，下午“请流沙河译英文信，是继湘拿回来的，是日本人写给少儿出版社的信”。流沙河这一天的私人记录也写着，“为艾芜译一封英文书信”。继湘，就在此时在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当编辑的艾芜之幼子汤继湘。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一日，“晚上流沙河的爱人何同志和钟文来访，为香港一家画报索取照片”。查流沙河的私人记录，这天晚间他因晚餐喝冷啤酒而导致肠胃不舒服，所以才让其“爱人何同志”带领成都大学的老师钟文去艾芜家，帮香港辜健主编的《良友》画报索取艾芜的照片。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九日，“上午何洁来约我参加川西小说促进会会议”，“约九时半，流沙河、周克芹来邀，一道去参加小说促进会的会议。大家所谈的，是提出了川西小说不发展的各种原因。我就创作讲了话。会后到华兴街盘飧市吃午饭。大酒大席，未免奢侈了点”。查流沙河的私人记录，他这一天写着“上午参加小说促进会的讨论会。中午聚餐在市美轩。下午未去了”。看来，“华兴街盘飧市”也叫“市美轩”，成都豪华进餐的去处之一。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到文联大楼开党小组会，这次由我提议开扩大会，非党员作家王余、杨禾、张幅、流沙河都参加了”。流沙河这一天的私人记录写着“上午参加刘俊民小组讨论文学现状”，原来并不是艾芜主持党小组的这个讨论会，而是中共女党员领导刘俊民负责这个党小组的活动，艾芜属于这个小组的成员。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时任馆长“杨犁去看周克芹和流沙河，我陪他去”。流沙河这一天的私人记录，也写着“下午艾芜前辈引北京现代文学馆馆长杨犁来见”。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收到香港林真的来信，说他创刊的《文学家》将在明年三月出版，要我为他写稿拉稿。下午去找了周克芹、流沙河等，约他们向《文学家》投稿”。这一件事情，流沙河没有记录。 艾芜日记中记录的第九次有关“流沙河”的段落，不是他和流沙河共同出席活动或者互相走访，而是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艾芜会见南斯拉夫笔会秘书长巴格丹·波加契尼克时听他转述“韩素音向他说过到成都应看看艾芜和流沙河”的话。 流沙河和艾芜双方都没有专门的文章谈及对方，他们的直接交往和共同出席活动肯定不会只是艾芜日记中写到的这么八次。我已经发现一次很重要的活动，艾芜和流沙河等同时参加了，但是艾芜的日记却不写出“流沙河”等人的名字。这次活动，就是一九八六年二月八日早上八点“乘车去金牛坝，参加省政府举行的春节联欢会，共有六百多人。还有邓小平、王震来参加。散会时，邓小平出来，经过群众面前，样子沉静而又喜悦，显得很健康”。查阅流沙河的私人记录，方知道这次同艾芜共坐一车前往金牛坝宾馆的还有李友欣、周克芹和流沙河，近午结束活动，流沙河写的是“看见了邓伯伯”。李友欣，是当时的四川省文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这一天是除夕，即农历大年三十，普通民众最为看重的一个节日，第二天就是正规的“春节”即正月初一。 还有一次，事情很普通，但是艾芜也是没有如实在日记上写出“流沙河”的名字。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日艾芜的日记写道：“《百花洲》的编辑金锐、王中朝来约稿。”要非常熟悉当年文艺刊物分布及其编辑情况的人，才知道艾芜这里的记录不确。《百花洲》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艺双月刊，该杂志编辑部这一年的编辑中并没有“金锐”和“王中朝”。好在流沙河这一天的私人记录写着：“下午郑州《百花园》的王中朝与金锐来约稿。小小说。引他们去找艾老与别的人。” Continue 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