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二矿的小学生活

廉亚光

图 1:学校现在还在老地方,并且盖了一些教学楼

1. 难忘的一声哭

我出生在河北省邯郸市西南方向约五十公里的峰峰矿务局通二矿,峰峰和唐山附近的开滦是河北的两大产煤基地。1968年9月初的一天,已到入学年龄的我就要成为一名小学生了。这一天一大早,我穿上母亲准备的新衣服,背上新买的书包,高高兴兴地跟着父亲到学校报到。学校建在一个土坡的上方,土坡的下面是一个相对平缓的操场,从我们家走大概十分钟。我和父亲来到学校的办公室门前报到,许多小伙伴陆陆续续来到门前,有的见过,有的没见过,有的是父亲陪着,有的是母亲陪着,也有爷爷奶奶或老爷姥姥陪着的。父亲和大人们打着招呼,而孩子们的脸上则洋溢着激动、希望,以及忐忑的表情。

不远处的操场上,传来了一阵的口号声:“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 抬头看去,只见一群高年级的师兄师姐们正绕着操场呼喊着口号,一个男生头上戴着一顶纸做的尖帽子走在前头,帽子上隐隐约约有几个字,好像还打着叉。当时距离稍远,有点看不清,还有刚跨入校门,基本上不识字,在那时可没有学前补习班,父母们也没把孩子送到学前补习班的意识和机会。一九六八年,那正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大部分的学校基本上处于半停课状态,但通二矿的学校还能维持一个稍微正常的状态。到后来识字了,看到一些批刘少奇的图片,想起来操场上的高帽,猜想帽子上的字应该是“刘少奇”……

有点扯远了,再回到报到的现场。在办公室里,有位男老师,照着名册点人。当喊到要入学的孩子的名字时,大部分是家长帮着喊“到”,老师就让家长拿出一些小本本和纸片片,估计是户口本和入学通知书之类的东西,核实身份后,就告诉要到的教室号码,家长就带着孩子到那个教室去。父亲领着我到了要去的教室,一个中年女老师已等在那里,欢迎新学生的到来。学生们到齐后,长辈们又叮嘱一番,就离开了教室。老师就按照学生们的身高,安排到不同的座位上。我记得当时的课桌是两个抽屉连在一起,每个抽屉前有个小板凳,老师尽量安排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坐在一起,共用一个课桌。学生们坐好后,老师拿出名册准备点名:“我姓徐”,老师首先自我介绍说,然后转过身去,在黑板上整整齐齐地写下了“徐”字,这是我从学校里学到的第一个字。徐老师接着说:“当我喊到你的名字时,你就回答‘到’,明白吗?” “明白,”学生们用稚嫩的嗓音齐声说。

“某某某”,徐老师开始点名,“到”,一个声音从某个座位上响起,“出身,贫农”。是的,当时是要说家庭出身的。

“某某某”,

“到”,

“出身,中农”……

点名在继续,直到:

“某某某”,

“到”,一个明显弱的多的声音从某个座位上发出。

“出身,地主”,

短暂的沉默之后,“哄”的一声从全班即刻响起,所有的的学生都把头转向了那个声音发出所在。

“哇”,不到一秒钟,哭声就从那里传来。那是一个男同学,一个刚到入学年龄的男孩子,只见他用手臂擦着眼窝,哭声中透出委屈和无奈。

见到此,徐老师立即说:“不要哭,不要哭,出身不重要,重要在表现……”

图 2:土坡上的老教室依然挺立

2. 横平竖直

当时一年级的功课有两门,语文和算术,徐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第一天上课,徐老师强调课堂纪律,要求我们身子要坐直,手背在后面,上课不准说话,有问题举手,举手的姿势是胳膊肘放在桌面上,举起上臂和手,老师同意后,站起来提问。课本和作业本是学校发的,语文作业本是田字格本,一个横排十个田字格。对于写字,徐老师常说的话就是:“中国字是方块字,写出来要横平竖直”。每次学了新字,留的家庭作业就是在田字格本上每个字写一个横排,就是写十遍。每次写作业时,发现写的字不是“横平竖直”,就用橡皮擦掉了重新写,而写完字的地方,被橡皮一擦,就会变成黑乎乎的一片。所以我的语文作业本常常是黑乎乎的,每次交作业,都提心吊胆,怕被老师批评。但出乎我意料的是,老师并没有因为黑乎乎的作业本批评过我,估计这是小学生常有的问题。

记得有一次徐老师上课,她写完一个字后,转过身来,见一个学生举起了手,我已记不清是男生还是女生了。徐老师见到有人举手,就让那个学生站起来说话。那个学生怯怯地说:“徐老师,你的那个竖写歪了。”我一看,徐老师写的竖果然有点歪。听到此,她扭过头又看了一下,就进行了表扬,夸那个学生学习认真,并且,用黑板擦擦掉那个竖道,重新认真地写下了一个笔直的竖道。多少年过去了,这个情形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图 3:大部分老教室已变成了仓库

3. 天天读,雷打不动

那时早上到教室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站着高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喊完口号后,学习“毛主席语录”,叫做“天天读,雷打不动”。因为语录的书皮是红的,所以又叫“红宝书”。虽然嘴里说着这句话,但一直不太理解这句话的含意。多年之后,才理解“天天读,雷打不动”的意思,就是要天天读毛主席的书,即使是五雷轰顶,也不能停止。

我在通二小学只呆了一年,由于父亲调动工作,第二年,我们全家就搬到了一个新成立的煤矿,孙庄矿。新成立的矿,学校不正规,记得只有三个年级:一年级,二年级和五年级。学生二十个左右,两位老师,两间教室,一个给二年级用,一个给五年级用。一年级的学生有两个,没有单独的教室,今天借二年级的教室用,明天借五年级的教室用。在这样的条件下,“天天读,雷打不动”的活动也就停了下来。

通二矿一年级时,领我们读毛主席语录的是班长赵霞,是一个女生,每天早上绕着桌子领我们读语录上的一些简短句子。我在那里只有一年的时间,同学的名字基本上都忘了,但这个女班长我记住了她,这是因为多年之后,她成了我妹妹的高中老师。

图 4:月亮门居然还在

4. 故地重游

一晃47年过去了,2015年9月的一天,我又重返通二矿学校参观。那天学校没上课,当我走进校门时,门卫拦住了我,问我找谁,我告诉他,1968年我曾在这里读书,门卫听说后,热情地把我迎进门。

学校还在老地方,但原来不平的操场变成了一个有跑道的篮球场,并且盖了一些教学楼(图1),土坡上的老教室依然挺立(图2),只不过大部分变成了仓库(图3),令我惊喜的是,月亮门还在(图4)。

图 5:矸石山

为了使大家对煤矿有所了解,我附上两张照片。图5是矸石山,当煤从地下挖出后,要经过筛选,好煤挑出来,供社会使用,剩下不好的,就是矸石,并把他们堆积起来,日积月累,就形成山一样的形状,所以被称为矸石山,煤的这个筛选过程叫做洗煤。图6是井架和天轮,建在煤井的上方,地下的煤就是通过井架上的天轮从几百米甚至上千米的深处提出来的。

图 6:井架和天轮

(图片由作者提供)

刘炯朗教授去世,留下口述历史

本刊综述:原伊大教授、前台湾清华大学校长、图灵奖得主姚期智院士的伊大博士导师刘炯朗先生于2020年11月7日去世。特转发刘先生口述历史视频及相关信息,以志纪念。

刘炯朗先生口述历史,来源:YouTube
刘炯朗先生纪念信息

十一月三日,我、你、她/他

I voted, and you?

November 3rd, 2020, make your voice heard, and be nice to others.

I Voted, photo: Dan Smith, Champaign resident

我投票了,你呢?

十一月三日,发出你的声音,并请善待他人。

对十一月大选前后时局动荡的担忧,对伊州病毒新增感染人数创全美第一的焦虑,以及对国运及民生的祈愿:一张清新的纸,放上简单的一朵花,一切尽在不言中。

制图:冯岚,香槟

我所知道的香槟(五)

编注:今日内容是作者关于香槟的回忆系列之最新一篇。该系列的前几篇陆续发表于本刊的过往纸刊。

文 | 杨大春

图片来源:gcah.org

进教堂

欲了解美国社会,必得了解基督教。凡是到美国学习的中国人,一定都会接触过基督教,或多或少还进过教堂。我也不例外,甚至是和教会打交道,进教堂较多的一个。我的母校苏州大学前身是美国基督教监理会(American Southern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在1901年开办的东吴大学。苏州大学的英文校名至今还沿用东吴大学当年的校名——Soochow University。我在进入法学专业之前的研究方向是历史学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史,重点关注中国近代基督教会史,博士毕业论文是《晚清政府的基督教政策研究》。所以我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在到美国读书前对中美两国基督教历史也已经有所了解。到了香槟后,和国内相比教堂比比皆是,教会活动空前活跃,和教会的接触,进教堂的机缘自然也大为增加,甚至成为一年访学生活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无论岁月怎么流逝,只要一想起香槟,想起那段温暖的时光,就会想起教堂和教堂里的朋友们。那些记忆已经溶化在我的血脉中,随着生命的波涛向前流淌。

Wesley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Urbana, Illinois, 图片来自网络

我在香槟看到的第一座教堂是校园里座落于Green Street 和 Goodwin Avenue路口的Methodist Church。这座教堂给我印象深刻,不仅因为它是整个校园里最高大的教堂,也不仅因为它和我在学校的office小楼咫尺之遥,比邻而居,最重要的还是它Methodist Church的名称。这就是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该教会在1844年分裂成南北两会,南部的即在苏州创建东吴大学的监理会,北部的是后来在杭州创建之江大学的美以美会。1939年,南北两会又合并成卫理公会,直到今天。我是2014年9月27日的深夜到达香槟,入住Urbana 的Pointe小区。28日上午即乘小区的Shuttle到学校报到。因为初来乍到,我也不知道该在哪里下车,便按室友的指点,在校园的中心Union站下车,然后沿着Green Street向东走过去。此时,第一次踏上美利坚的土地才十来个小时,人生地疏,忐忑不安。尚未到达Goodwin Avenue,没有找到我的office小楼,在眼前突兀而起的首先是教堂高大健硕,直插云霄的钟楼。接着映入眼帘的是路边长宽规整的教堂墙牌。上面写着‘Wesley United Methodist Church’。这不就是我一直研究,耳熟能详的基督教卫理公会吗?竟然在这里第一座教堂就碰到了它。仿佛他乡遇故知。此时此刻,这座教堂带给我心头的亲切和慰籍是可想而知的。

在香槟学习的日子里,让我接触最多,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Urbana东南角Philo Road 边上的Grace教堂,起因是学英语。室友告诉我附近有个Grace教堂,每周一、三的晚上有免费的英语课。于是,9月29日傍晚,在稍加熟悉周边环境后,我就独自踏上了寻访Grace教堂之路。教堂就在小区附近,步行大约七八分钟即可到达。可是第一次,我不知道,竟然沿着Philo Road 一直走到头,到了Meijer超市边上,看到一家长老会教堂(Presbyterian Church)。经过询问,方知我已经错过了。于是,又折返回去,发现离小区不远即是Grace教堂,而且路边的墙牌上也写着‘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一股喜悦的暖流在我心头油然而生。

此时,教堂的一间小会议室里灯火通明,大约十来个人正坐在一起聊天,即是英语课堂了。我自报家门,加入其中,开始了在伊大访学一年,在Grace教堂学习英语一年的历史。教堂的英语教学每周一和三两个晚上。老师是Brenda和Bob,另外驻堂牧师Mike也不定期地参与教学。学员无论男女老少,来的都是客,没有不受欢迎的。平时大约有六七个学员,多时能有十位左右,少时只有两三位。主要都是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和交换学生,偶尔也有巴西、马来西亚、非洲国家的学生。此外,还有访问学者们的家属,甚至孩子。我们有一位同学的儿子,小名叫天天,上小学五年级。他成为我们班上年纪最小的同学。英语课没有固定的教材和教学内容,全凭三位老师自由安排。教学方法就是聊天,没有课程表和作业。这样的教学模式是极其松散的,说起来叫英语课堂,其实就是国内那种以老师为主的英语角活动。不过,学习是全免费的,无需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课后作业和考核要求,所以对采用什么教学方式,同学们也都没有意见。虽然教学模式极其松散,但是三位老师的态度却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很当回事。他们不仅自己守时准点,从不偷工减料,而且每逢上课天的早晨,Brenda都要给学员们群发信件,告知今天晚上要上课,请大家几点钟在什么地方等她开车来接。傍晚6点半上课前,他们就开着教堂的那部老爷车,在Champaign 和Urbana、UIUC校园里多个站点转悠,挨个接上学员。9点半钟下课后,又开车一个一个地送回去。即使我们Pointe小区那么近,也不例外。如此日复一日,风雨无阻,从无报酬,从不间断,也从来没有听他们有过一句抱怨的话语。在我回国后,每个星期仍然能接到两次Brenda这样的信件。虽然每次的内容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仍然会很欣喜地打开信件,有时还津津有味地读上一遍,让自己的思绪跨过大洋,飞过大陆,跟着那部老爷车在Urbana Champaign双子小城里来往穿梭。

说起教堂的这部老爷车,可不仅仅只是有十来个座位的普通中巴。它的车身上印着一行文字,表明它也曾经跨越过大洋,深入过内陆,有着光荣的过往。几年前Grace教堂曾经组织过一次援助非洲的行动。这部车子就是当时教徒们集资购买,远赴非洲的工作用车。至于它是怎样飞过了浩渺的大西洋,我就不知道了。它承载了这个教堂信徒们的爱心和热情,凝聚了一个大国普通民众对世界上其他人群的关心和责任,记录了一群普通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不普通的历史。它是一部有着世界阅历,国际眼光的车,回到香槟后依然勤勤恳恳地为我们这些国际学生们效力服务。在Brenda、Bob、Mike等人的组织下,这部老爷车不仅一次又一次接送我们到教堂去学英语,而且还拉着我们出游,去附近一些旅游景点,文化胜地,欣赏北美中部大平原的壮阔景观,了解美国一些特殊的风土人情。这样的活动有过好几次。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去参观Amish人社区。一大早,已经六十多岁,金发碧眼,瘦小柔弱又不失精明能干,颇有点知识女性气质的Brenda开着教堂这部老爷车,带着Bob和我们六七个学员,往南后来又往东开进,大约过了个把小时,就开始看到地里有马匹拉犁耕田。不久,进入一片社区,又看到路上有马车缓缓地走动,路边有戴着黑边布帽或者宽边大草帽的男士,还有穿白蓝色裙子,戴白色小帽的女子。我们知道Amish人的家园到了。那天,我们参观了Amish人文化展示园,进了他们私家的马厩,看到他们高大的马匹、粗壮的栅栏、成捆成捆喂马的干草,逛了简陋的街道,在一家古玩商店里逗留了很久。说是古玩商店 ,其实只是各色各样小物件和摆设,远没有中国国内古玩商店的金银瓷器、玉雕字画那样古色古香。感觉与其叫古玩店,还真不如叫杂货店算了。我们还在一户Amish人家吃了午餐。午餐期间,男主人指着报纸上一条关于中国的新闻和我们探讨他对中国形势的看法,说明Amish人虽然生活方式依然固守传统,但是他们的思想意识并非停滞不前,眼界也并不狭窄,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当然,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为了这顿午餐和整个行程,我们每人向Brenda缴了20美金的费用,算是AA制的活动基金。 每次参加这样的活动,Brenda都会事先声明需要缴纳多少费用,一般都是20美金,然后各人自愿报名。这种亲兄弟明算账,参加交费,不参加也无所谓的做法,我感觉很好,大家也都能接受。

图片来自网络

Grace教堂原来有一间大的礼堂,每个周日的礼拜都在这里进行。愿意的中国人也一起参与。为了观察美国基督教,我也多次在这里听牧师布道,参加礼拜。寒暑假期间,妻女来香槟度假,我也带她们一起去过。2015年春天,大约在三四月份,一则消息在中国访问学者之间传递,说Grace教堂要将我们原来每周上英语课的会议室改造成小礼堂,专门给中国人布道,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教会看到现在每个周末有不少中国人来参加礼拜(据我观察,每场大约有六七个人左右),但是这些新来的中国人的英语水平都很有限,很难听懂布道。牧师为了帮助中国人学英语,于是提议将我们的英语教室,教堂原来的会议室改造成一个小礼堂。每个周末他在大礼堂布完道后,再来小礼堂,用慢速语言再为中国学者们专门讲解一次。而且小礼堂的讲解结束后,没有捐献仪式,不必再另外捐款。后来,教会为改建小礼堂专门举办了一场募捐聚餐。我和另两位中国访问学者也去参加。我捐了10美金(在平时周日的礼拜中,我一般也捐5美金或者10美金。在Champaign有个专门的华人教会借用的教堂。我在华人朋友Grace的带领下,也去参观过两次。这个教会没有自己所有的教堂,甚至都没有固定的驻堂牧师。但是华人信徒还是坚持把教会办了下来,并且也像模像样,有声有色。我为华人们在异国他乡团结坚韧的精神所感动,奉献了20美金,略表支持)。据Grace教堂后来公布的“为修建中国小礼堂募捐公告”,这次聚餐会上募得了两千多美金。加上教堂女教友会集体捐献的一千多美金,前后总共募得了四千多美金。这笔款项全部用于购买建筑材料。人工,则依靠教友们各展所长,义务奉献。真的是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为此,我也去教堂做了几个半天的志愿者,主要任务是帮助切割天花板的材料、为木板刷防腐剂。有一天,就我和Bob两个人搭班工作。Bob是UIUC的农学教授,当年83岁了,仍然精神矍铄,精力充沛,拉锯子、刷油漆、脱粒机上加工玉米都不在话下。还一个人开车去亚里桑那探望女儿。他从上世纪80年代起曾经五次到中国,支援华北、西北地区的农业经济。那天我们边做活边聊天。他问我到教堂义务劳动的原因,我说:“就像您曾经五次到中国,为中国工作,现在是一份美好的回忆一样,我今天为教堂做些小事,很多年后,如果我还能重回香槟,再来Grace教堂,看看自己当年亲手劳动的成果,也会是一份美好回忆的。”聊到他对基督教的信仰、教堂的作用等等,我告诉他这次来香槟,在教堂学英语,参加各种活动,特别是伊利诺伊州长选举投票的时候,一个投票点就设在Grace教堂。那天,我冒着雨,特地赶到教堂,亲眼看着选民们是怎样投票选举自己州长的。这些所闻所见,让我切身感受到教堂在美国不仅是个宗教信仰的场所,而且还承担了很多社会职能,尤其在维持社会运转、老年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不一定需要像美国这么多的教堂,但是需要像美国这样的小政府大社会理念,需要类似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2016年,政治学家郑永年教授出版了一本《重建中国社会》的著作,大意应该正是这样。

香槟访学一年,我在Grace教堂学英语、参加多项活动、过圣诞节、复活节、请牧师免费为我一个从上海来UIUC学习的好朋友举办教堂婚礼,既切身领略到了教会活动的沉稳、优雅、高度自治、井然有序,也看到了他们的热情、博大、活力四射(圣诞节那天,教堂请来了电声乐队。年轻人在台上放声高歌,激情澎湃),从一个重要的方面零距离地观察、体验、了解美国社会,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和Brenda、Bob、牧师夫妇,还有其他一些美国人成了好朋友,收获了温馨的友谊。Bob两次在家中宴请我和我的家人。Brenda向我展示了教堂收藏的两幅画,告诉我画家是一位前几年已经去世的老教友。此人小时候曾经在中国生活,会画中国画。不过,教堂里的人看不懂画的意思。我看两幅画,是两幅竖屏中国青绿山水,画的是伯牙子期高山流水的故事,落款是中文“傅厚恩”,英文年月日和地点。我向Brenda介绍了高山流水的故事,解释了画的内容,询问了画家的生平。Brenda从网络里调出作者的生平资料,让我不仅又一次敬佩美国文化对家谱、世系、个人生平资料保存的齐全系统,不由感叹家谱在中国文化中的命运。原来该画家是一对美国入华传教士的女儿,1914年前后(具体时间记不准了)出生在福建省的兴化地方。这个地名现在已经不再使用,属于今天的莆田地区。这里在清末民初的时候,曾经是美国基督教会对华传教的重镇。傅厚恩是女孩子取了个男娃的名,而且颇具儒家品质,东方文化的特色。她在7岁时跟随父母离开福建,到了上海,后来又辗转于中国内地、英国多处地方,最后落脚终老于香槟。她在何时从何人受了中国文化的熏陶,练就了一手中国画的技法,从简洁的生平资料上不得而知。但可以知道的是她是Grace教堂里最早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她在多年前就给教友们带去了有关中国的图象和信息。她是香槟发达的中华文化中一位默默无闻,却别开生面的先驱,值得我们记住和纪念。

为了表达对Grace教堂、对Brenda、Bob、牧师夫妇,包括早已去世,无缘得见的生长于中国的傅厚恩女士的感激、敬佩之情,2015年9月,我在结束访学,回国之前,在爱人和女儿不远万里从国内帮我携带来的自己最珍爱的七弦琴(中国古琴)上刻下名字和日期,送给了教堂。

我回国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每周依然能两次接到Brenda群发的关于上英语课接送车辆的邮件。再后来,Brenda在信件中告知由于学员越来越少,以至于已经没有学员,Grace教堂持续多年的英语培训班只能停办,关门结束了。

此外,卫理公会将另一座教堂与Grace教堂进行了合并,更改了教堂名称。香槟Grace教堂物是名非,不复存在。

2020年9月6日于中国杭州

(作者为2014—2015年伊大访问学者)

螳螂川暴雨中的艳事

朋友寄来他的新作,遗忘的往事又涌上心头……希望这篇文章能唤起大家对青春的记忆!—Jennifer Smith(云霞)

文| 张实


有一年的一个夏日周末,我约了几位朋友走螳螂川青龙峡河谷, 出场人:

莉莉,云大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学俄语的,北京人。我们都称呼她的俄语名字,“嘎丽娅”, 她的特点是脸上有两个小酒窝,说话爽直,有 北方人的豪气。

云霞,昆明一家大酒店的领班。很秀气,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风姿绰约,是 一个亭亭玉立的大美人,比莉莉更含蓄与腼腆。

另外一个是云霞的小妹和一个有络腮胡的小伙子,马俊。

一下了火车,我们已陶醉在清香的田野中,随后步入了更加迷人的原生态河谷。不知何时,两位美人的草帽上已插上了“金丝梅”,一种夏季常见的黄色小花。

“你们看,我说的木棍桥到了”,我欣喜地说道。他们飞奔到桥上,一点也不害怕这个看 上去并不牢实的“桥”。

“我们可以在上面晃荡吗”,云霞问, “为什么不试试呢!” 我说,惊叫声中夹着笑声随即在木棍桥上荡漾起来。在桥上我们拍摄了不少情景照,尤其是云霞, 她很上镜,今天还特意带了几套衣裙, 其中有件橘红色的连衣裙,在绿油油的田野特别耀眼,更衬托出了她的美。

中午时分,我们在河边休息与午餐时,天色忽然大变,一阵狂风夹杂着大雨顷 刻袭来,大雨使我们的雨伞失去了作用,我们相拥站在树下。“张实,你以前来遇过吗”,莉莉问,“没有呀,应该不会太久吧”,我回道。

忽然,我的头碰着树上的一个东西,一抬头,“快看,我们躲在李子树下呀”,大 家不由分说地采摘李子,这时的李子已经是“足月”的大,爽口又微甜。

持续的暴风雨已经淋透了我们全身内外,好在是夏天,不冷。 “你们看,河水暴涨了”,谁说道。既然都淋透了,何不下去游泳呢?我这样想
道,“我们下去游泳吧,在河坝前下去安全,不会冲走”,我大胆地提议道。

莉莉与云霞对视了一下,“我不敢”,莉莉说, “不怕,下去试试”,云霞说。

真没想到她有这样的勇气,随即我们俩穿着单衣就投入河水中。我们浮在水面上游玩,任由暴雨倾泄,看着大滴的雨滴击打在水面上,煞是有趣。随后靠在石坝边,感受着河水的涌流从我们肩上急速地漫过,有一种愉快的按摩感。此时的云霞,湿透了的外衣已难掩起伏的“波”涛。这时要是一位美女的胴体浮在水上,一定是一副自然美与人体美的美妙图画,我这样遐想着……..

雨小了,“你们两个仙人还不上来,还要玩多久”,莉莉在河岸上高喊,声音中含 有点点的遗憾与嫉妒,而我却希望这样的时刻凝固。

傍晚我们愉快的回家了,后来,…… 没有后来的故事了,两个美人都嫁到国外了。 山水之美要有美人、美事才成其为美,而美妙之事自有美妙之处。对了,那次我在河 边还种下几粒红豆,如果它们成活一定已经是大树了,毕竟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也许,正是这相思的红豆常常带我回到过去这个画面中。

2020 年 8 月 7 日

回忆:中苏如何由结盟走向决裂

编注:本周这篇#2020读书季#原创文章,以阎明复回忆录的见证及个人有限的幼时记忆,复盘上世纪大国关系由交好到交恶的一段历史。

《阎明复回忆录》,阎明复 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文 | 土布新

这些年我读了很多人物传记及回忆录一类的书, 最近在读两卷本的《阎明复回忆录》。

阎明复,辽宁海城人,1931年在北平出生。他1949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后被分配到中华全国总工会,1957年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任组长,成为中共最高层的首席俄语翻译直到文革前夜。文革中年仅35岁的他成为“黑帮”,被单独监禁达七年半。文革结束,阎明复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创建和领导工作。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部长,政协副主席,官至副国级。由于那场“风波”的牵连,他被免去一切职务,1991年复出任民政部副部长直到退休。

回忆录内容涉及作者几十年经历过的风云变幻的历史,记述了他的家世,求学经历,以及作为本书最主要篇幅的翻译生涯。

从“哈外专”毕业后,阎明复就成为中共领导层的俄语翻译。从1957年开始,他更成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最高层的首席翻译长达十年。阎明复因而亲身参与了那个年代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中国与前苏联几乎所有的交往,经历了中苏关系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是中苏关系由结盟“蜜月”, 到产生裂痕,再到裂痕加大直到彻底决裂全过程的见证者。

据阎明复记述,他的第一次重大外事翻译活动是参与接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名义上的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元帅。他提到了当年的”围车“情节,唤起了我久远的回忆。

当时我母亲在中央民族学院附中任校医,附中的所有学生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学生,他们一律住校,为了能及时为学生们服务,我母亲和我们家就住在学校院里。学校离天安门长安街很近,每年的”五一“、”十一“游行和重大的欢迎外宾的活动都少不了附中学生们的身影,特别是他们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更是那时活动中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当年我还是个一年级的小孩儿,当天如何跟着我母亲加入民院附中夹道欢迎伏罗希洛夫的队伍,我已经记不清楚,只记得那天我肯定去了。

1957年,北京唯一的机场是军民两用的南苑机场,它位于北京正南方,距离天安门大约13公里。伏罗希洛夫的专机降落后,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内的几乎中共所有领导都去欢迎苏联贵宾,场面极为隆重热烈。

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陪同客人乘车向北驶回中南海。当迎宾车队进入永定门后,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开始站在敞篷车上缓缓行进,接受几十万群众的夹道欢呼。那时永定门到前门的街道非常狭窄,天安门广场还没有扩建,欢迎的人群离车队近在咫 尺。

记得车队从天安门刚刚向西拐到中山公园前,欢迎的人群冲破了警戒线,一下子就拥到了那辆敞篷车和整个车队的旁边,挥动花束,彩旗,高呼万岁。民院附中的欢迎队伍恰好就在中山公园前面,我记得我不断地被后面的大队人马推着向前走,如果不是一位叔叔紧紧地保护着我, 肯定会被冲倒被踩踏,母亲为这件事后怕了很久。

我没有被推到敞篷车那里,而是被挤到一辆轿车前,清楚地看到了坐在后座上的人,只是不知道是哪一位大领导。记得很多警察和警卫人员,甚至一些领导从车上下来紧张地劝大家离开车队。群众们围着车队欢呼了很长时间,经过劝导,退到了安全线以外,让出了能通过一辆汽车的道路,车队才得以冲出了迎宾群众的包围圈,驶进中南海。

回忆录作者提到,因为发生了这起事故,把那个区的区长给撤职了。那个区就是我们所住的西单区,1958年以后成为西城区的核心区域。作者还说,当年对伏罗希洛夫的接待是空前绝后的最高规格,的确如此。毛泽东站在敞篷汽车上陪同外宾,在北京的街道上接受群众的夹道欢呼,除了欢迎伏老,也绝无仅有。即使发生了“围车”的短暂意外,也没有造成大的损失,这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风气健康淳朴,人民对领袖的感情真挚深厚,更反映了当时非常热烈亲密的“兄弟般“的中苏关系。

1957年正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中国像庆祝自己的节日一样庆祝了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毛泽东又一次访问了苏联,参加了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一系列活动,受到了苏联方面隆重热烈的欢迎和款待。在接见中国留苏学生的大会上,他留下了那段“世界是你们的, 也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你们的”的名言。当年的另一件大事是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那是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是苏联援建的最重要的项目,是中苏友谊的结晶。还记得当年看大桥通车的记录影片,解说词一再感谢苏联“老大哥”的帮助,强调中苏友好,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57年 的确是上世纪中苏友谊蜜月关系的顶峰。

阎明复亲历的中苏友好的蜜月关系仅仅持续了短短的一年多就发生了变化。

1958年夏天,由于在建立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舰队两个问题上的分岐,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作者关于这一历史事件中双方会谈的详细描述,是对之前众多史书记叙的最权威的补充。加之中共方面没有提前通告苏方即将炮击金门的重大行动,引起了苏方极大的不满。作者认为,联合舰队和炮击金门两个事件,破坏了两国领导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给两党两国关系投下了阴影。

1959年9月中国和印度爆发了边界冲突,苏联通过塔斯社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声明,把中苏两党的分歧公开化,中苏之间的裂痕逐渐加剧。苏联在中印冲突中的态度,是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中方认为中苏两国是“社会主义的盟国”,苏方却发表指责盟国,偏袒敌国的公开声明,中方认为这是背叛行为,非常不满。

1959年10月恰逢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苏方也派来了以当时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在庆典以后举行的中苏最高级会谈时,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赫鲁晓夫一气之下借口国内有紧急情况要处理,取消了随后的访问行程,提前回国。他并没有直接返回莫斯科, 而是飞到了苏联远东的最大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在一次讲话中影射攻击中方像一只好斗的公鸡,热衷于战争。

读到这段历史,不禁想到一百六十年前,这个城市的名字还叫海参崴,它也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伤痛。在19世纪短短的几十年间,沙皇俄国侵占了中国包括海参崴在内的150万平方公里的北方领土。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曾经承诺,要废除沙俄政府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并把被沙皇侵占的一切领土无偿地归还给中国。

当时的俄罗斯大地以高尔查克,邓尼金为代表的沙俄旧势力和多国干涉军十分猖獗,苏维埃政府还没有控制广袤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我国正处在北洋政府初期,军阀割据,政府昏庸,内乱不断,根本顾不上也没有能力和苏俄交涉处理领土问题。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在扩张领土,攫取邻国利益方面继承了老沙俄的衣钵,再也没有提起过列宁的这一历史承诺。随着2004年“中俄边界东段补充协定”的签署,“海参崴”永远定格为“符拉迪沃斯托克”。

令人震惊的是,就在上个月初,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发布了一条中文微博,庆祝符拉迪沃斯托克建市160周年,并注释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意思是“统治东方”。这条微博深深刺痛了无数中国 人的心,我也感同身受,甚至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我实在不能想象俄罗斯使馆为什么要发这样的东西,这样明目张胆地重提沙俄的侵略史,难道一点也不顾及中国人的感受吗!特别在当前中俄友好的大背景下,这件事肯定会给中俄关系,至少在人心层面,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

历史的进程不能重复,但有时总是惊人地相似。六十年来,中国和这个北方大国的关系风风雨雨,充满坎坷。六十年前赫鲁晓夫提前回国在海参崴攻击中方像“好斗的公鸡”,六十年后俄罗斯驻华使馆的微博重提海参崴意为“统治东方”; 六十年前中国和苏联是信奉共同意识形态的盟国,六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和俄罗斯号称是不结盟的战略伙伴,但是在国家利益面前,任何“友好“都失去了意义,哪怕信奉同样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读了阎明复的回忆,再看看今天的现实,也许更能理解“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友谊”这一历史论断。阎明复先生去年年底恰逢88米寿,我的同学有幸出席他的生日庆典,老人身体精神都很好。”何止于米,相期以茶”,祝先生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