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家檢疫十四天記

潘欽

跨境歸途
2020伊始,新冠肺炎(COVID-19)席捲全球,造成人類歷史上少見的淹漫疫情。自過年後返港工作已四月有餘。在抵擋不住思鄉愁緒下,我毅然決然於六月五日請了長假,搭機返回。平常熙熙攘攘的香港國際機場,幾乎真的成為「空」港,稀疏寥落面戴口罩的旅人,邁著匆匆快閃的腳步,景象淒清,這是以前無法想像的狀況,新冠病毒影響之大可見一般。

空空蕩蕩的香港國際機場

為了確保社交距離,謹遵母親指示,訂購較為寬敞的商務艙機位。事實上,搭機的旅客不多,座位亦經過安全間距的刻意安排,謹慎的乘客仍全副武裝,配戴口罩,身穿防護雨衣與簡易的防護面罩,更使用酒精噴灑其座位徹底消毒。不同防護措施的眾生相,前所未見,令人驚嘆。身著防護衣的空服人員提醒,防疫期間,座艙不能隨意更換座位,除了瓶裝水,機上不提供其他餐飲服務。為求萬全保護,我一路緊戴口罩,滴水未進。

機艙內使用各種防護措施之乘客

入境見聞
班機準時抵達桃園機場。滑行了一段時間後,空服人員廣播可以使用手機,立刻打電話給媽媽報平安。自動通關在防疫期間已取消,改為人工作業,因為回國前已在網路填寫了入境檢疫中心填報憑證,連上網路立刻可收到該憑證。下機後,憑著該憑證通過不下五關的檢查,一直到入境檢查,查驗人員還是要求看手機上的憑證才開始查驗護照,完成入境手續。

機艙溫度低,略有寒意,可連往日保溫毛毯的服務也取消,低溫效應的影響下,經過一番心理掙扎,還是去了網路傳說中病毒可能最多的洗手間,此時只能祈求商務艙的洗手間較寬敞安全,可降低病毒感染的風險。

提取行李之後,前往搭乘政府規定的防疫計程車,旅客都自動保持社交距離耐心排隊等候。服務人員要求先查看健康憑證,再用消毒酒精噴灑旅客及行李,真是步步不敢輕忽。防疫計程車公佈的車資價目表,苗栗1,000 元(新台幣),最貴的是台東3,500 元,其餘的應該是政府補助,台北及我居住的新竹均未列示。

抵達新竹住家後,跳表之費用超過1,600 元,司機請我付1,000 元,並在收據上簽名即可,其餘600 餘元應是由政府補助,如果是台東,政府可能就要補助六千餘元。政府的補助可以鼓勵大家搭乘防疫計程車,減少疫病傳播的風險。

服務人員用消毒酒精噴灑搭車的旅客及行李

居家檢疫
因父母親已超過八十歲,依規定不能回父母淡水家檢疫。回到新竹住家,見門口擺放了消毒酒精,太太事先吩咐,噴灑消毒鞋底及行李,然後直接到陽台,脫除外衣褲,丟入洗衣機清洗。晚餐時,二兒子、媳婦與太太同桌笑談共同進餐。我戴著口罩,遠離餐桌至茶几,獨自用餐。看著久違的電視新聞,各家媒體播報內容都少不了:「防疫指揮中心阿中部長的疫情即時報導」。家裡只有太太和我,個別使用獨立衛浴與臥房,確實做到互不接觸。

6月6日是檢疫第一天,里幹事於8:40左右來電關懷,詢問我的體溫及身體狀況如何,並提醒十四天內要保持手機開機,他們會用手機定位我是否離開檢疫處。其實,為了自己、家人及他人的健康,自律更是基本守則。不久,即收到疫控中心的待回簡訊:「指揮中心關懷您目前身體狀況,一切正常請回1,有發燒、流鼻水鼻塞、咳嗽、呼吸困難、嗅味覺異常、腹瀉、全身倦怠、四肢無力,請回2,其他症狀請回3」。

此次14天居家檢疫,申請個人的年休假。難得清閒二週,大可輕鬆逍遙度日,不問俗事,享受平靜安室的時光。然而,身為學術研究者,讀書是天職,是日常,就又批註圈讀起一位主考博士生的論文。時間就在閱讀及思考間不知不覺地溜走。

接聽里幹事電話是居家檢疫每天必做的功課。第二天(6/7),到了十點多,都沒有接到里幹事的關懷電話,覺得蹊蹺,打開手機,才發現設定成靜音,趕緊主動回撥,免得警察上門。下午二點左右里幹事送來關懷包放置門口。我們保持社交距離,我戴著口罩點頭連聲道謝。關懷包內容豐富,計有:溫度計一支、口罩一包、排骨雞湯麵三包、柴魚拉麵一盒、筍絲扣肉一包、餅乾數包、罐頭六只、鹹或甜的小吃一包,即溶咖啡七包、垃圾袋一捲、漂白水一罐等等。我將其拍照,並分享給家裡的群組,感謝市政府的體貼關懷。

豐富的關懷包

居家檢疫的第三天是上班日,我雖在休假中,但仍依照原來預定的計畫,參加一個網路審查會議。會議於九點開始,於是我八點多主動打電話給里幹事報到,並告知待會兒要參加網路會議,手機會靜音。

探望父親?
媽媽來電告知臥病在床的父親病情危急,為了避免疫情期間去醫院,問是否有替代作法。在網路時代,無法理解為何醫院不能開放網路視訊對慢性病患診治,尤其是行動不便的慢性病人。下午媽媽又打電話來,告知父親的情況沒有好轉,她擔心高齡九十的父親可能知道長子回來了,等著看我就要走了,問我能否請假回去,為人子女此刻的焦慮與憂愁,只有心急的訴諸第一線連繫過的里幹事,里幹事說要請示後再回覆我。不久,他提供了衛生局電話讓我進一步諮詢。衛生局的詳細說明是:「居家檢疫五天之後,才能自費篩檢,如為陰性,就可回家探視一小時,且十四天之內,只能一次。如有需要,第五天之後,可與衛生局聯繫,他們會安排自費篩檢,一到二天之後會有結果」。防疫措施謹慎周延固然是良策,然而非常情況欠缺非常處理的應變方法,可能會造成人民在違法受重罰與親情召喚之間掙扎。其實,只要相信科學配合適當的防護措施,或可有變通的彈性作法。

居家檢疫第四至第六天(6/9-611),里幹事每天都克盡職守大約十點左右即來電關懷。因為出不了家門,日子仍在閱讀學生論文、參與校內外線上會議、網路處理事務、視訊主持研究小組組會與博士後及學生討論研究進度等工作中忙碌運轉。雖然是休假,卻更像是居家上班。

六月十二日,早上起來發現手機沒電,這是里幹事再三提醒要避免的。因為疫控中心用手機定位找不到人,里幹事八點不到就以家裡的市內電話關懷,顯然他已注意到我失聯。今天看完厚厚博士論文,並開始打字輸入審查意見,竟然寫了五項主要意見及三十四點的具體修訂建議。這可能要歸功於居家檢疫,讓我可以專心的審閱論文。學生如果一一回應,相信可以確保其論文的品質。

六月十三至六月十四日,雖是周末里幹事一刻也沒放鬆,甚至提早於八點半左右就來電話。重複過著居家上班的日子,指導學生研究、修改投稿論文、出席網路會議、線上處理業務。拜網路社群之賜,工作之餘得與國外友人長時間閒聊或傳送信息,大大縮短了感情上的距離,真是幸福。當然,平日固定運動的習慣仍不能少,因為居家檢疫,只能在家裡繞圈走,每天早晚至少走五千步,這也是生活中之必要。

六月十六日。這次回來另一個目的是要申報所得稅,今年因疫情影響,政府特別延長報稅時間至六月,利民便民措施值得感佩。利用國稅局「電子結算申報繳稅系統」報稅,因為要輸入海外所得,該系統有關此部分的使用介面,操作不便。首先,不知道時時變動的匯率,採用哪一個?詢問國稅總局,再轉戶籍所在地的稽徵所,才告知去年海外所得港幣的平均匯率。其次,香港納稅期間為每年4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與台灣不同,必須依當地之所得稅計算方式,算出我在201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所繳所得稅,另還有醫療保險扣除事宜。輾轉打了不少電話詢問,才得以解決,感謝我們公務人員客氣熱心的解說與協助。最後終於完成上傳作業程序,心情頓時放鬆許多。

六月十七日,不知不覺居家檢疫已過了12天。今天終於有時間整理過去旅行拍的一些照片。媽媽晚上打電話來,問居家檢疫還有幾天,並提醒不要算錯,以免受罰,罰金很重。從報上得知,有人因為檢疫期間,違規外出被罰款百萬元。我國國民平均所得並不高,這樣的罰款是否符合比例原則?

六月十九日,居家檢疫最後一天,里幹事貫徹始終執行每天早晨的來電關懷,詢問身體狀況及體溫如何並提醒,要到今晚12點之後,才可以離家。此外,里幹事還告知可以參考關懷包的資料袋說明,透過網路申請補償金。在查看資料的同時,我才注意到,居家關懷尚有免費的網路電視及電影。此外,必要時,還有專人送餐及垃圾清運服務,及通訊診療或其他需求的電話號碼,真是做到全方位的貼心服務。

套一句老話:時間過得真快,居家檢疫十四天,也就這麼過了。原來,”生活就是平常,平常也是日常”。回想這十四天來,里幹事天天電話關懷,指揮中心天天電話簡訊了解我的身體狀況,我也難得的每天量體溫,每天用手機計算步數在室內繞圈走路運動,完成一長篇博士論文的審閱及複雜的海外所得稅申報,深刻感受到國家保護與照顧民眾的用心與熱情,衷心感謝一切服務與協助。

自我健康管理與天倫之樂
六月二十日,居家檢疫後的第一天,可以外出,但要自我健康管理。起個透早,太太忙不迭的催促趕緊回淡水探望二老,開著車,好一個歸心似箭,見到睽違數月的父母,戴著口罩仍有說不完的話。六月二十六日,端午節連假,自我健康管理的最後一天,再次回父母親家,大兒子一家三口亦從台北直接回家和我們會合,我還要戴著口罩抱著出生半年的長孫女,她好奇想拿掉我的口罩,其實我更想拿掉,可是不能也不可,只能長嘆,新冠病毒什麼時候遠離啊!

(原创作品文字及图片由作者提供并授权)

南京大屠杀公祭日:致永远的Iris

文| 寒星

一点一滴汇聚成河

我对Iris Chang(张纯如)的了解不记得应该追溯到哪一年,应该是我来美不久看到报纸或者杂志的报道,那时候网络上的信息还没有那么无孔不入,还是要通过纸质传媒。当时对她有着秀美的容貌却写出如此刚毅有力的史书非常地钦佩,希望有朝一日能见到这个奇女子,也许是她某一次的签书会呢。

2004年年底突然在收音机里得知她的去世,异常震惊,那时我身在德州,想象着湾区的她是经历了多么痛苦的心灵磨难,为她为她的家人难过。

后来我又搬家到湾区,每见到有关她的报道都特别在意,知道了她更多的点滴,知道她90年代曾有几年居住于Santa Barbara,还曾于2003年在UCSB做过很精彩的演讲,题目是The Chinese in America,可惜我在UCSB的两年恰恰在这中间,遗憾地失之交臂。我也得知她安葬在湾区,墓地竟然就在我经常走山的区域附近,每每开车经过,的确是依山傍水的风水宝地。后来买了她的书,却一直没敢仔细读完整,想着留着也好,等儿子们长大了让他们了解这段历史。


《南京大屠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
张纯如 著 | 谭春霞等 译
中信出版社2015年,图片来自网络

2010年暑假我们回国度假,在南京度过了难忘的一周。我跟哥哥提议要去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简称纪念馆),对近代史颇有了解的哥哥很是赞许,虽然行程很紧张。我家的俩娃还太小,于是我们带着上初中的侄子,花了半天时间参观了纪念馆,对这段历史有了更直观更触目惊心的了解。我们一进馆就看到醒目的位置矗立着张纯如的半身铜像,她左手握着那本著作,右手向前挥动,仿佛正在面向听众平缓却又坚定有力地控述着那段历史。

南京纪念馆前矗立的张纯如雕像,底座是伤痕累累的南京古城墙

就这样,我对Iris的了解一点一滴汇聚,没有刻意,却觉得很亲切。我从未追过星,第一次对一位名人有了想了解她内心的渴望,我猜这就是追星族的心路历程吧。

公祭第一年

图片来自网络

2014年中国首次确定了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记得那一年特别隆重,国内各种仪式,南京更是默哀和鸣笛。湾区的华人社区也有不少报道。我不知为何就想到了Iris。南京大屠杀之所以能被世人知晓并关注,有她无以伦比的功劳。那么在这么重要的日子里是不是也应该追思一下这位有气节有胆识的弱女子?

那天碰巧是星期六,我下午送娃去上课,正好有两小时的时间,就买了一小束花,开车到达墓地。我其实全无把握能找到Iris的墓址,这是我第二次进入墓区(第一次是友人安葬),对墓地全无了解,无从下手。只好先到visitor center处想找人问问,可是visitor center已经关门了。我在茫然中看到门口有一个巨大的名册,几乎有上千页,顿时又升起了些许希望。按名索骥,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果真一步步找到了Iris的墓址。当我终于站在墓碑前时,的确是非常激动的。除了激动,还有一丝伤心和惆怅。12月中旬的北湾很是清冷,当时已近黄昏,四周颇有枯藤老树的萧瑟感。零零星星地有些墓址上已然出现花圈和一品红这样的节日花卉,可是Iris墓址周边恰好很空旷,唯有几片枯叶散落着,更衬托出孤单寂寥,而我原以为定会有鲜花铺满墓碑的。我清掉枯叶,把花插上,对着墓碑说了些有的没的,算是和Iris对话了,我想她的在天之灵应该能感受到冬日里的一丝温暖吧。那一刻,我对自己说,每年的这一天我会争取来看你。

我献的一小束菊花陪伴着Iris

回来后和几位女友聊天,我说我去了张纯如墓地扫墓,女友们都非常惊讶,大家都不知道她的墓地竟然就在湾区,就在大家很熟知的地方。过了几天约了一位女友Michelle走山,她特意要我带她去祭拜一下。随后两年的公祭日,我都提前询问一位女友,她们都欣然与我同往。能让身边更多的人了解Iris,吾心甚慰,可是也并未刻意做什么。

公祭第四年

2017年的公祭日又来了,我那段时日对微信很是热衷,想着第二天又要去给Iris扫墓,头一天就写了一小段话放在了朋友圈,询问谁想跟我一起去,附上了墓址的信息。没想到一石激起千层浪,我的朋友圈虽然很小,只有很少的朋友能够看到,可是这为数不多的朋友们颇为给力,纷纷转发,从各自的朋友圈到各大小微信群,一天下来传遍了湾区。

图片来自网络

我记得13日是个工作日,我到公司后几位好友都很兴奋地来找我,中午便约了三位友人一起驱车来到墓地。刚把车停下来,远远就望见几个人聚集在Iris墓址附近。走近,墓碑周围已经摆了很多鲜花。都是华人,有男有女。我们祭拜的时候,又来了五位中年硅公,竟然人手一束素净的花束,仔细温柔地摆放周围,恭恭敬敬地鞠躬。询问之下得知,他们都是看到微信抄传的信息得知地址的。那一刻,我被震撼了,微信如此强大,信息的传播呼唤着每个人心底的家国情怀。

2017年12月13日中午时分的墓地已然被鲜花围绕

那天晚上,湾区甚至北美的很多微信群都在悼念张纯如,各种献花的照片和帖子传来传去,隔着手机我都能感受到湾区华人的热情。雪球越滚越大,已经有人把消息和照片发给了张纯如的妈妈,已经有人在号召捐书给各地图书馆,有专业人士计划写文章来传颂,听说San Jose要建公园。北美的华人太给力了!Iris,你感受到了吗?

2017年13日晚上微信转载的图片,有人精心摆放了鲜花,用花瓣妆点了墓碑,美极了

那个周末,又有两位朋友约了我,反正我住得近,能多带几个朋友自然甚好。到了墓地,我们都惊呆了,这时的墓碑已经完全被鲜花围绕,远远望去像小山一样,甚是壮观。好几位留了言,有一位留言是:“一人而为亿万人,仁也;被负重而不挠,义也;临众肖小而不改,勇也;必享一国之礼,……” 很遗憾,最后一句我的照片没有照全,很想知道最后两字是何字,信也?

四日之后的17号傍晚,墓地被铺天盖地的鲜花覆盖着,湾区的华人以空前的热情奔来纪念这位用笔战斗的奇女子,也有人代南湾的朋友来鲜花

似水流年,我心依旧

那一年的经历让我作为普通人深刻感受到了一己之力。随后的两年公祭日,我都提前贴在朋友圈,提醒湾区的华人去扫墓,我也依旧带着朋友同往。2018年的墓地依旧被鲜花环绕,还有整盆的兰花和大束的百合,有人把白色的秋菊整整齐齐围绕在墓碑两测,尽量不留下空隙。有一位署名Xin的留条,For all you have done for Chinese。

2018年的Iris墓地,依然有很多鲜花密密围绕着,每次看到留言都让我动容

2019年我先后带着两个儿子来扫墓,他们已经大了,这段历史应该是他们必修课的一部分。兄弟俩头年就听我讲过,也看过视频介绍,可是望着墓碑他们还是很吃惊,她才36岁!

2019年11月,Iris Chang公园揭幕

公园全景,图片来自网络

2019年11月9日,张纯如公园在北San Jose揭幕!湾区华人奔走相告,微信又一次沸腾了。家住Plesanton相隔近一小时车程的女友知道我一定会去,约我同往,我带上了老大。公园坐落在一处居民区旁边,占地有2.6英亩,另一侧是树林,景致甚好,静谧宜人。可是这一天,附近的街道停满了车。据说当天有三百多人参加,不但有华人还有很多白人,出席揭幕仪式的有圣荷西的市长、议员,公园的设计师还详细地解释了各处设计背后的含义。Iris的母亲张盈盈女士的致辞感人肺腑,让人不禁动容。我还记得有两位老人手捧着Rape of Nanjing一书,神色凛然,摊开的书皮里是张纯如的亲笔题字。

Iris母亲张盈盈博士在张纯如公园揭幕式上致辞, 视频来源:YouTube
公园入口处的纪念碑和Iris的生平介绍

永远的Iris

那一天,我激动感动,还有欣慰。我知道,湾区的华人永远不会忘记Iris,世界的华人永远不会忘记Iris。

2019年公祭日带老大来扫墓,中间的花束是从我的后院里采摘的

2019年的公祭日,我依旧来扫墓,只见两三束花,这是我预想到的。时隔几年,想来扫墓的湾区华人应该都来过了,大家都很忙,不一定在这个特定的日子里有空闲。而且我们有了那么好的公园,想象着年轻的父母可以带着小孩在公园里漫步,将Iris的故事传颂下去。纪念的方式虽不同,意义都是一致的。我很喜欢公园的这个石碑,刻着Power of One,一己之力。这就是Iris想要传递的精神吧。

以后的公祭日,我还会去扫墓。这个周日,你来吗?

后记

写这篇是鼓励自己,更是献给所有来扫墓的同胞们,致敬每个怀有赤子之心的海外游子!历史就是由我们这些小人物的微薄力量汇聚起来而改变的,我们都有Power of One。我打算将以后逐年的照片贴出来,做历史的小小见证。

为了方便大家,这里是两处相关地址:

– 张纯如的墓地在Los Altos的Gate of Heaven Catholic Cemeteries, 紧邻Rancho San Antonio,墓址在Holy Family 22-085/086

– Iris Chang Park位于North San Jose (95134), HW-880与Montague Expwy交界的西北角

(文字及未注明出处图片由作者提供并授权)

回忆:中苏如何由结盟走向决裂

编注:本周这篇#2020读书季#原创文章,以阎明复回忆录的见证及个人有限的幼时记忆,复盘上世纪大国关系由交好到交恶的一段历史。

《阎明复回忆录》,阎明复 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文 | 土布新

这些年我读了很多人物传记及回忆录一类的书, 最近在读两卷本的《阎明复回忆录》。

阎明复,辽宁海城人,1931年在北平出生。他1949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后被分配到中华全国总工会,1957年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任组长,成为中共最高层的首席俄语翻译直到文革前夜。文革中年仅35岁的他成为“黑帮”,被单独监禁达七年半。文革结束,阎明复参与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创建和领导工作。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部长,政协副主席,官至副国级。由于那场“风波”的牵连,他被免去一切职务,1991年复出任民政部副部长直到退休。

回忆录内容涉及作者几十年经历过的风云变幻的历史,记述了他的家世,求学经历,以及作为本书最主要篇幅的翻译生涯。

从“哈外专”毕业后,阎明复就成为中共领导层的俄语翻译。从1957年开始,他更成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最高层的首席翻译长达十年。阎明复因而亲身参与了那个年代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中国与前苏联几乎所有的交往,经历了中苏关系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是中苏关系由结盟“蜜月”, 到产生裂痕,再到裂痕加大直到彻底决裂全过程的见证者。

据阎明复记述,他的第一次重大外事翻译活动是参与接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名义上的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元帅。他提到了当年的”围车“情节,唤起了我久远的回忆。

当时我母亲在中央民族学院附中任校医,附中的所有学生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学生,他们一律住校,为了能及时为学生们服务,我母亲和我们家就住在学校院里。学校离天安门长安街很近,每年的”五一“、”十一“游行和重大的欢迎外宾的活动都少不了附中学生们的身影,特别是他们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更是那时活动中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当年我还是个一年级的小孩儿,当天如何跟着我母亲加入民院附中夹道欢迎伏罗希洛夫的队伍,我已经记不清楚,只记得那天我肯定去了。

1957年,北京唯一的机场是军民两用的南苑机场,它位于北京正南方,距离天安门大约13公里。伏罗希洛夫的专机降落后,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在内的几乎中共所有领导都去欢迎苏联贵宾,场面极为隆重热烈。

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陪同客人乘车向北驶回中南海。当迎宾车队进入永定门后,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开始站在敞篷车上缓缓行进,接受几十万群众的夹道欢呼。那时永定门到前门的街道非常狭窄,天安门广场还没有扩建,欢迎的人群离车队近在咫 尺。

记得车队从天安门刚刚向西拐到中山公园前,欢迎的人群冲破了警戒线,一下子就拥到了那辆敞篷车和整个车队的旁边,挥动花束,彩旗,高呼万岁。民院附中的欢迎队伍恰好就在中山公园前面,我记得我不断地被后面的大队人马推着向前走,如果不是一位叔叔紧紧地保护着我, 肯定会被冲倒被踩踏,母亲为这件事后怕了很久。

我没有被推到敞篷车那里,而是被挤到一辆轿车前,清楚地看到了坐在后座上的人,只是不知道是哪一位大领导。记得很多警察和警卫人员,甚至一些领导从车上下来紧张地劝大家离开车队。群众们围着车队欢呼了很长时间,经过劝导,退到了安全线以外,让出了能通过一辆汽车的道路,车队才得以冲出了迎宾群众的包围圈,驶进中南海。

回忆录作者提到,因为发生了这起事故,把那个区的区长给撤职了。那个区就是我们所住的西单区,1958年以后成为西城区的核心区域。作者还说,当年对伏罗希洛夫的接待是空前绝后的最高规格,的确如此。毛泽东站在敞篷汽车上陪同外宾,在北京的街道上接受群众的夹道欢呼,除了欢迎伏老,也绝无仅有。即使发生了“围车”的短暂意外,也没有造成大的损失,这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风气健康淳朴,人民对领袖的感情真挚深厚,更反映了当时非常热烈亲密的“兄弟般“的中苏关系。

1957年正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中国像庆祝自己的节日一样庆祝了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毛泽东又一次访问了苏联,参加了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一系列活动,受到了苏联方面隆重热烈的欢迎和款待。在接见中国留苏学生的大会上,他留下了那段“世界是你们的, 也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是你们的”的名言。当年的另一件大事是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那是长江上的第一座大桥,是苏联援建的最重要的项目,是中苏友谊的结晶。还记得当年看大桥通车的记录影片,解说词一再感谢苏联“老大哥”的帮助,强调中苏友好,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57年 的确是上世纪中苏友谊蜜月关系的顶峰。

阎明复亲历的中苏友好的蜜月关系仅仅持续了短短的一年多就发生了变化。

1958年夏天,由于在建立长波电台和中苏联合舰队两个问题上的分岐,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作者关于这一历史事件中双方会谈的详细描述,是对之前众多史书记叙的最权威的补充。加之中共方面没有提前通告苏方即将炮击金门的重大行动,引起了苏方极大的不满。作者认为,联合舰队和炮击金门两个事件,破坏了两国领导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相互信任,给两党两国关系投下了阴影。

1959年9月中国和印度爆发了边界冲突,苏联通过塔斯社发表了偏袒印度的声明,把中苏两党的分歧公开化,中苏之间的裂痕逐渐加剧。苏联在中印冲突中的态度,是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中方认为中苏两国是“社会主义的盟国”,苏方却发表指责盟国,偏袒敌国的公开声明,中方认为这是背叛行为,非常不满。

1959年10月恰逢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苏方也派来了以当时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在庆典以后举行的中苏最高级会谈时,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赫鲁晓夫一气之下借口国内有紧急情况要处理,取消了随后的访问行程,提前回国。他并没有直接返回莫斯科, 而是飞到了苏联远东的最大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在一次讲话中影射攻击中方像一只好斗的公鸡,热衷于战争。

读到这段历史,不禁想到一百六十年前,这个城市的名字还叫海参崴,它也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伤痛。在19世纪短短的几十年间,沙皇俄国侵占了中国包括海参崴在内的150万平方公里的北方领土。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曾经承诺,要废除沙俄政府和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并把被沙皇侵占的一切领土无偿地归还给中国。

当时的俄罗斯大地以高尔查克,邓尼金为代表的沙俄旧势力和多国干涉军十分猖獗,苏维埃政府还没有控制广袤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我国正处在北洋政府初期,军阀割据,政府昏庸,内乱不断,根本顾不上也没有能力和苏俄交涉处理领土问题。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在扩张领土,攫取邻国利益方面继承了老沙俄的衣钵,再也没有提起过列宁的这一历史承诺。随着2004年“中俄边界东段补充协定”的签署,“海参崴”永远定格为“符拉迪沃斯托克”。

令人震惊的是,就在上个月初,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发布了一条中文微博,庆祝符拉迪沃斯托克建市160周年,并注释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意思是“统治东方”。这条微博深深刺痛了无数中国 人的心,我也感同身受,甚至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我实在不能想象俄罗斯使馆为什么要发这样的东西,这样明目张胆地重提沙俄的侵略史,难道一点也不顾及中国人的感受吗!特别在当前中俄友好的大背景下,这件事肯定会给中俄关系,至少在人心层面,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

历史的进程不能重复,但有时总是惊人地相似。六十年来,中国和这个北方大国的关系风风雨雨,充满坎坷。六十年前赫鲁晓夫提前回国在海参崴攻击中方像“好斗的公鸡”,六十年后俄罗斯驻华使馆的微博重提海参崴意为“统治东方”; 六十年前中国和苏联是信奉共同意识形态的盟国,六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和俄罗斯号称是不结盟的战略伙伴,但是在国家利益面前,任何“友好“都失去了意义,哪怕信奉同样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读了阎明复的回忆,再看看今天的现实,也许更能理解“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友谊”这一历史论断。阎明复先生去年年底恰逢88米寿,我的同学有幸出席他的生日庆典,老人身体精神都很好。”何止于米,相期以茶”,祝先生健康长寿!

负笈香槟杂记(1-3)

文 | 廖越

那一年的元旦,恰逢农历十五。斗大的月亮早早出现在天空,在夜幕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清澈。满月的清辉倾泻在地上,包裹住早已被白雪覆盖的香槟小镇,让人感觉如梦一般柔软。打开窗帘,狡黠的月光便偷偷溜进我的记忆,勾起我纷乱的思绪。我想起去年的今天我还在中国的家里焦虑地等待留学申请的结果,而短短一年以后我就来到了地球另一端的世界,与我的家人和朋友们分属不同的时空,这其中的转变究竟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呢?四五年前看胡适写的《留学日记》的时候,我曾发愿有朝一日到海外留学的时候一定要像胡适之先生那样坚持每天写日记,学成归来时将留给自己一个美好的回忆。不过来美国读书以后我只坚持写了两三天便放弃了这一宏伟的计划。原因无它,盖因个人的日常生活总是为鸡毛蒜皮的琐事所充斥,而应对这些琐事的技术与经验早已内化为我们的习惯,成为我们无需思索的条件反射,因而在亲身经历的时候我们总是很难察觉其中的意义。唯有在某些特殊的情境,例如今晚这样的月色,沉睡的记忆被唤醒并且被以全新的方式重新被组织,方能从中品出一点味道。因此,我决定每个学期写一篇杂记,从记忆的大河里拾取一小粒珠石,权当了却当年许下的宏愿。

(一)

我的思绪繁多,一时难以理出头绪,从我所学的专业谈起应当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我来美国读的专业是人类学。三年以前,我和大多数人一样不知人类学为何物。尽管在大三那年,我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前景不错的城市管理专业,而选择了人类学作为自己未来的研究领域,但当时我的内心还是非常惶恐,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在当年的暑假,我从图书馆借了一堆人类学的经典(现在只记得有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和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想着利用假期借机恶补一下专业知识。结果不曾想带回家的这些书除了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看了一半左右的篇幅,其他的书大都放在书桌上吃灰。倒不是说一点没看,而是每次拿起来看了几页便宣告放弃,因为其中描绘的原始人的世界对我而言实在是太过陌生,无法引起我的共鸣。我想这些人类学家研究的都是离我们当代人的日常世界如此遥远的事物,读这些书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一直到现在我上理论课重读这些学科经典的时候,我依然会有这样的困惑。然而和以往不同的是,我现在能想出许多理由来说服自己。我最喜欢的一个理由是:当你把一件事当成专业的时候,不管喜欢与否你都需要知晓它的一切。不了解它的过去,我们便不能理解它如何成了今天的模样。或许这就是专业学习所必须承受的痛苦罢。

人类学在美国算是个常规性的专业,本科的学生都有机会接触人类学的通识课程。但到了博士阶段,人类学的学生在哪个学校都可以说是极少数,至于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就更是屈指可数。我所在的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人类学系在2017年秋季学期总共招了6个博士学生,除我以外其他五位都来自美国,并且都是女生。而伊大人类学系上一次招收来自中国大陆的博士学生则要追溯到2005年,而被录取的正是我在中大读研究生时候上过好几门课的张老师。因此,我能够有机会来这里学习实属无比幸运。即便是现在,我每每想起来依然会觉得有些意外。

2016年完成申请的时候,我一直以为自己应该会被印第安纳大学录取。因为从网上提交申请后不到半个月,印大人类学系的Sara老师便和我通过视频见了面,甚至还打电话给中大人类学系的朱老师详细询问了我的情况,还让朱老师问我如果录取我的话我是否一定去。我在电话里告诉朱老师如果印大录取我的话,我当然愿意去,我和Sara老师在视频里见过面,知道她是一位很好的导师。朱老师便很轻松地说,“那就没什么问题啦。”然而终归是造化弄人,经过二十多天的等待,我却在1月31号那天突然收到了印大的拒信。我写邮件向Sara老师询问,她告诉我她本人非常想要我这个学生,但学术委员会的其他老师没有给我投赞成票,所以她也无能为力。尽管Sara老师的回信写得非常诚恳,并对我的研究计划给出了很高的评价,但我仍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绝望,不知道未来该作何打算。

因此,2017年2月2日早晨收到Jeff发来的邮件时,我迟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完全没想到伊大会向我抛出橄榄枝,因为在此之前我完全没有和系里的任何老师有过联系。我知道系里唯一从事中国研究的Jeff老师做的是警察制度的研究,而我提交的研究计划则是关于中国的农民合作运动,两者说不上有多少关联。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条简短的消息,心脏止不住地剧烈跳动,整个人陷入一种既狂喜又紧张的状态。最终,我确认了这一消息的真实性,并且还得知原来系里早在1月9号便给我发出了通知,只是因为弄错了我的Email地址,才让我白白多忍受了接近一个月的紧张等待。两天以后,我便和Jeff通过视频见了面,谈到未来的研究兴趣,我有些担心地问他自己未来的研究课题是否要向他靠拢,他告诉我不必如此,我写的研究计划很有潜力发展出一篇很好的博士论文。我又很耿直地问他我做的研究和他的领域不太相关,他做我的导师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他很轻松地说: “没关系,我们都是人类学家(That’s all right, we are anthropologists)。”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完全没有流露出任何的愠色,在这一刻我知道我遇到了一位很好的导师。

到美国以后,我发现自己当初的判断可谓完全正确。我来香槟的第一天Jeff便开车来接我去住的地方,他带我将学校四周转了一圈,跟我介绍校内的建筑,不过由于是晚上看不见窗外的景象我很难将他口中的描述与实体对应起来。当天我还了解到Jeff今年是第一次带博士,我很有幸成了他的开门弟子。Jeff这学期开设了两门专业课Social Theory and Ethnography 和 Anthropology of Modern China,都是我的必修课程。因为这个缘故,我在这学期每周至少要与他见两次面。Jeff的课堂氛围也非常轻松,他时常有意地制造一些小幽默。但或许是由于年龄的代沟,很多时候他设计的笑点常常很难被我们所感知。我还清楚地记得Jeff这学期第一堂课开始的情景:

Jeff一脸神秘地问道: What is a Chicken?

(众人沉默)

Jeff略带得意地自己回答: Chicken is an egg’s way to make another egg, then what is a scholar?

(众人沉默)

Jeff略带尴尬地答道: Scholar is a book’s way to make another book.

众人沉默的原因自然是觉得Jeff提的问题太过突兀,不过我后来再回想他说的这番话,才发觉其中充满了哲理,值得细细把玩。Jeff对人非常宽容,不管同学们提出什么天马行空的想法他总是点头说Yes, 认真地听完他人的陈述而后才婉转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There are no answers but choices(没有一定的答案,只有不同的选择)。” 受此影响,我和他讨论问题的时候总是有意地站在他的反面,提出不同的意见反驳他的观点。对此,他似乎早有应对,一方面对我的观点给予肯定,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的观点提出辩护,如同条件反射一般驾轻就熟,游刃有余。我想这应该是美国教育的一大优点罢。

(二)

从选择读人类学第一天起,我总是不断地被身边的人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人类学?它究竟在做些什么?这个问题总是让我感到棘手,直到今天我依然不敢说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答案。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以回答很大程度上在于人类学这个学科本身从诞生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有许多变化是颠覆性的。譬如人类学的诞生和西方殖民运动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早期的人类学家大都是受雇于殖民帝国政府或者学术机构,他们在殖民地所做的文化研究根本目的在于为宗主国提供一套适用于当地社会的统治制度。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早期的人类学家就是坎贝尔Joseph Campbell所说的“文化间谍”(Cultural Spies)。但在全球化的今天,纯粹的原始社会早已不复存在,那种针对“简单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也早已走向了终结。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变得难以捉摸,尽管今天的人类学家宣称要研究作为整体的人,但这样一来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都可以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人类学的面目也因此变得模糊起来。

我目前对人类学的理解比较倾向于人类学家格尔兹的观点,即人类学是一门研究常识的学问。所谓常识,就是一个人在他生活的社会所习得的一切关于生活的技术。我们平常很难把“生活”与所谓的“技术”联系起来,因为我们已经社会化了,从出生到成长,我们不知不觉地适应了周遭的环境,拥有了在现代社会生存的能力。一个普通人对于他所生活的环境往往是缺乏敏感的,因为周遭的一切实在太过熟悉,无需经过思考。然而,试想将当前的时空进行切换,让我们穿越到另外的时空,我们所习以为常的一切也就会变得不同寻常。人类学所研究的就是这些在日常生活中不为我们所注意的却又内化于我们身体的一切常识,用人类学的术语来说就是文化。

我以为人类学家所做的工作无非是组装或拼接日常生活中看似琐碎的鸡毛蒜皮,使之构成一个有意义的体系。这有些类似于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提到的“修补匠”的工作。斯特劳斯认为现代人和原始人分别对应两种思维方式,前者曰“科学家”,后者曰“修补匠”。现代人的思维方式是“从结构到事件”,他们有一套固定的、系统的知识体系并以此来解决相关的问题。譬如,物理学家研究现实世界的运行规律,首先需要将研究对象抽象化,提炼出一种韦伯说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然后运用逻辑符号构建一套数学模型,最后通过具体的事件来验证模型的正确性。而修补匠的思维方式是“从事件到结构”。原始人遇到问题不会首先构造一个抽象的模型或结构,而是运用自己已经具有的经验性知识将事件重新分解、组合,从而将这些具体的事件组织进一个合适的结构里。这种做法很像从事修补工作的修补匠,不靠创造新的概念与方法而只用现有的经验与材料来解决问题。尽管斯特劳斯认为“修补匠”对应的是原始人的思维方式,但依我看来当代人类学家所做的工作和“修补匠”比起来也并无二致。

因此,当你去看一个人类学家写的东西,即所谓的“民族志”的时候,你会发现作者其实是在把他通过调查所得到的种种零碎的、不成体系的、杂乱无章的经验性事实编织成一个完整的、有意义的故事。民族志不同于小说,因为它并非虚构,而是完全基于事实。它也不同于调查报告,因为它并非是单纯地呈现事实,而是经由人类学家的剪接所构成的一种有意义的叙事。有人也许会质疑民族志的真实性,然而所谓的“事实”不过是建构的产物。一旦事情发生便不能重现只能追寻,而对事实的追寻必然要经由叙事者的剪接。而不同的叙事者对同一事件必然存在不同的剪接方式,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出同样的解读。Jeff在课堂上有句话说,“No two anthropologists create the same ethnography(没有两个人类学家写的民族志是完全一样的)。”因此,人类学家并不宣称追求事实的原真性,而更看重对事实阐释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类学所做的工作有些类似于美学。它告诉人如何去审美,而审美的对象则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人类学家通过民族志这种方式将日常生活里的鸡毛蒜皮编织成一个有意义的体系,让我们看到这些看似琐碎的、杂乱无章的生活碎片的美。

和自然科学如物理学、生物学比起来,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不是冷冰冰的客体,而是理性与感性的复合体,即活生生的个人以及他丰富的日常身体经验。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如历史学、社会学比起来,人类学关注的重点不在于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也不在于社会运行的规律,而在于普通人生命历程里所泛起的波澜。央视六台第10放映室栏目在新近播出的年终电影回顾节目《影话·2017》里针对《八月》这部电影说了这样一段话: “成人世界里的惊涛骇浪被缩小成孩童生活里荡漾的小小涟漪,但吹皱一池春水的不只有生活的阵痛,更有生枝拔节时不可避免的莫名心悸。” 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让我感触到人类学相对其他学科所独有的魅力。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自身的生命体验远远谈不上有多么波澜壮阔,那些大人物、大事件所引发的惊涛骇浪对我们而言大多数时候也不过是微微泛起的涟漪。因而,这种个人与社会,微观经验与宏大历史之间所具有的微妙联系常常为我们所忽略。而人类学要做的就是从日常生活的碎片中找寻意义,探讨与整体性社会结构以及人类历史进程的微妙关联。因此,如果要说人类学有什么特质的话,我会说人类学充满了其他学科所没有的“烟火气”。

(三)

我在美国读人类学,研究的却是中国的问题。但事实上,中国研究在美国人类学界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弱势的研究领域。美国汉学研究的核心阵地在东亚研究系,大多数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也都集中在这个系。美国大学的人类学系一般来说最多只有一个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老师。我所在的伊利诺伊大学人类学系,在现阶段除了我的导师Jeff以外,没有其他做中国研究的教授。因此,我不禁要问自己:美国人类学的视角如何有助于我对中国问题的理解?同样地,我所做的中国研究对人类学这个学科有何意义?这里先谈第一个问题,后一个问题想搁置到以后再谈。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在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时候我很难不去想做和中国有关的研究,毕竟这是生我养我的土地。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她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对她的情感也越来也浓烈。我出生于中国赣南的一个小镇,通过读书这条捷径幸运地走出了我祖辈未曾走出的这一方狭小天地。十四岁考上了县里的重点中学去了县城,十七岁考上大学去了北京,之后读研究生又去了广州,现在又来到了美国。回顾自己的历程,我深深地感受到自己身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在现代化浪潮的洗礼下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急速变革,并焕发出从未有过的强大的生命力。社会巨变的巨大波澜在我个人的生命中泛起清晰可见的朵朵涟漪,这驱使我不断去思考我这个小小个体与我所处的时代政治经济结构之间的微妙关联。因此,来美国读博选择做中国研究,这其中首要的原因自然是对中国文化发自内心的热情。然而,做中国研究不一定就要来美国,美国的人类学究竟能够提供什么样的特殊的视角呢?

我以为欲了解中国,先要跳出中国。我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中国,对那里的事物和发生的变化非常熟悉。但这种熟悉也反过来限制了我的视野。我不知道哪些是中国的特质,哪些是所有现代社会或文明的共性。记得上Anthropology of Modern China这门课的时候,Jeff用了一个问题作为他的开场白: “Does modern China Culturally different from other modern societies or civilization(现代中国是否不同于现代其他社会或文明)?” 这个问题是我以前很少去思考的。美国人看中国的角度并不像我们,而更多地是作为其他区域研究的一个参照系。因此,这也就使得我去反思曾经自以为是中国文化独有的那些特质和我那深入骨髓的大国心态。

美国是一个由殖民地发展而来的国家,奠定现代美国联邦体制的南北战争同时又是废除黑奴制的过程。因此,美国人的身份标签是种族。在美国,种族歧视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美国的人类学界有一多半老师做的研究与种族相关。种族研究的火热反过来说明了美国种族问题的尖锐程度。尽管在公开场合表现得不明显,但在互联网这种匿名空间里,种种政治不正确的言论确是满目可见。这也就是我们平日里看不到多少支持川普的粉丝,却有那么多人给川普投票的原因。比较而言,中国人的身份标签则是地域,我们习惯称自己是某个地方的人。我觉得地域认同应当是一种农耕文明遗留的传统。因为在农业社会,人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土地束缚着的,由于土地不能流动,农业社会的人们也被固定在土地上,少有流动。若干家庭生存在一个区域,时间久了便扩展成若干家族,聚落随着人口的增长也逐渐成为村落乃至城镇。因此,聚族而居是农业社会的常态。在这种情况下,地缘认同和血缘认同是基本重叠的。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地域之所以会成为社会认同的主要尺度,其原因在于地域的背后实际上是代表一种文化,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智慧。因此,中国人的认同本质上是以文化的亲近程度来构建的。对中国人来说,一个努力学习汉语说话笨拙的黑人或白人,远比一个操着流利外语宣称对中国文化感兴趣但事实上又不甚了了的ABC(美籍华裔)更来得亲近。尽管中国和美国有不同的认同取向,但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美国虽存在种族歧视,却成为种族的大熔炉;中国虽有地域歧视,却形成了大一统的传统。这种相互矛盾状态的存在很好地说明了什么是所谓的辩证关系。

在过去的一个学期里我读了许多西方学者所写的关于中国的民族志,我的感受是局外人做的中国研究的确有许多不同于局内人之处。我主要谈谈两点感触:

第一,欧美人类学者很喜欢并且很善于创造新概念。有的是直接从当地人的语言中借鉴而来,比如在中国研究的民族志中出现的非常多的“guanxi”(关系),“qing”(情),“hospitality”(好客),“renao”(热闹)等;有的则是作者自己将民族志事实嫁接到已有概念所形成的新概念,如Julie Y. Chu写的Cosmologies of Credits 这本书提出的几个关键概念如 “Politics of Destination”,“Cosmologies of Credit”分别化用了韦伯的“Politics of Pre-destination”和萨林斯的“Cosmologies of Capitalism”。而中国的学者似乎并不太喜欢创造新的概念,很明显的例子是我们翻译外来词汇很喜欢用已有词汇去与之对应,而非创造新词。这使得一个普通的汉语词汇往往携带很多重不同的含义。此外,在中国学者的潜意识里,学术概念应当是一种典雅、严肃的存在,因而我们很少会使用 “好客”、“热闹”之类的口语性词汇作为学术概念。欧美人类学者则似乎并不忌讳这一点。

第二,欧美人类学者很善于在散乱的民族志材料中构建联系。借用米尔斯的话,我将其称为是“人类学的想象力”。这种能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长期的学术训练。我以为,美国人类学研究生阶段的课程根本目的都在于帮助学生构建其研究对象与已有研究文献之间的“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培养一种“文本通感”。比如,Jeff这学期上的两门课都有一个课程作业,要求我们谈论课堂上所读的那些文献如何与自己的研究课题建立联系。此外,理论课还有一个作业是要我们在泰勒、马林诺夫斯基、马克思、莫斯、韦伯、涂尔干、杜波伊斯、卢梭、斯特劳斯等十几位思想家里,选择一位,谈谈他对“文化”(Culture)的理解,并反驳其他人的观点。这些作业本质上都是让我们思考不同文本或理论之间的关联,尽管写作业的时候觉得非常痛苦,但也正是这种痛苦刺激你不断突破脑洞,释放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未完待续

(作者为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人类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