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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丁邢

周一良和陈旭麓都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周先生生于1913年，陈先生生于1918年，从70年代到80年代，他们有一段相似的境遇。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周先生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其中最让人感兴趣的是第七节，这一节的题目和书名一样，就叫“毕竟是书生”。由此也可推测作者对这一节的重视。

我之所以感兴趣，有一点个人的理由，就是曾经和高增德、谢泳两位好友一起讨论过文革中的写作组这样一个鲜有人研究的问题。在这方面，当事人的回忆录极少涉及，而周先生的回忆录十分坦率。

他先回忆了文革初期挨批挨斗争的情况──这方面和别人回忆的开放度无异；接着就回忆了1974年被北大党委从历史系调到“梁效”写作组的经过──这是具有相似经历者大多讳莫如深的，尤其是梁效成员受审查的一段，此前更是无人涉及。

周先生对这段历史的态度，简而言之，一是说明他和另外几位老教授“主要是起装点门面以为号召作用，同时供顾问咨询”，并未参与阴谋；二是理解知识界谴责梁效成员的义愤；三是如实叙述了他受审查的心态，包括视为“无耻之尤”的郁闷心情。作为不了解内情的读者，我感觉周先生的态度是如实而平和的。

陈旭麓先生和上海市委写作组是什么关系，我没有看到更多的文字材料，只是在《陈旭麓文集》第四卷中看到一点蛛丝蚂迹，比如他在给郑云山、左步青等人的信中都谈到这一点。

他没有来得及留下回忆录，只是从这些信中知道，他因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般性问题”，被折腾了七年，“代价是六十岁变成了六十七岁”。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里对他晚年的经历也有含蓄的记录。可惜，文集附的《陈旭麓先生传略》将这一段略过了。不知道是作者写了没刊出来，还是因为作者是陈先生的学生，爱师心切，故意回避。

学者进入写作组被认为是是严重的历史污点，和任伪职，当汉奸相仿佛。我却以为，把二者相提并论是不恰当的。因为历史环境毕竟不同。

从整体上说，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留下了可以自豪的篇章，就是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保持了人格操守的也很多，周作人那样的失节者，毕竟是极少数，在当时也为公众所不耻。在异族入侵时，坚持民族操守，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底线。

文革毕竟不同于外族入侵，而是内部动乱，是以政权和执政党名义发动的政治运动。中国知识分子，从五十年代以来，就没有独立的空间，与政权的关系成了皮毛关系。为政权的主流意识形态效力，是几乎所有知识分子躲不开的义务。尤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充当革命动力，就得充当革命对象，二者必居其一，没有第三种选择。想要置身局外，可能性微乎其微。

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苦恼，不是因充当革命动力，伤害了同事和朋友，引起了良心的内疚；而是想充当革命动力没有资格。

在这方面，只有少数过来人，如邵燕祥先生。表现了如实地直面历史、直面自我的坦率精神（《人生败笔》），而更多的过来人，提到历次政治运动，往往只说自己如何“走麦城”，挨批斗，不提自己当年勇，如何过五关，斩六将。

其实，五十年代的作家学者，哪个没有批判过胡适、胡风、没有声讨过右派、右倾？文化大革命，包括批林批孔，与以前历次政治运动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说有一点区别，就是站在前台的江青已经引起了人们心理上的反感，而真正能够从思想上拒绝真正的决策者，当时又有几人？

写作组吸收学者到其中效力，是以政权的名义，以执政党的名义，并不是以哪个帮派哪个团伙的名义，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又都无可选择地隶属于所在单位，谁能拒绝以组织名义分派的工作？就算当时有人拒绝了，也不敢直截了当，只能找一点巧妙的借口。多数人的实际情况是既不想拒绝，也拒绝不了。冯友兰如此，周一良如此，陈旭麓也如此。

八十年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年代。在历史的大变动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愿望，不同的诉求。有人着眼于从此杜绝政治运动，让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从此摆脱人为的阶级斗争的阴影；有人则希望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出一出当年挨整的恶气。

从境界上讲，当然是前者更高，只有真正进入这个境界，中国的政治文明才能升华。当然，后者的心理中也包含着某种义愤。义愤不可一概否定。但感情用事，就不一定能把事情办得公道。

周一良险些没当上博导，陈旭麓多年评不上教授，总不能说是公正的。在治魏晋南北朝史方面，影响超过周一良者有几人？在治中国近代史方面，成就超过陈旭麓者又有几人？今天教授中不学无术者随处可见，博导中滥竽充数者也不胜枚举。当时如真的把周、陈等排斥在教授、博导之外，岂不酿成新的笑话？好在周、陈二位，在不愉快的时候，能够倾力于学术，总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

改革开放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宽阔了许多，不再别无选择。然而，就是在今天，许多知识者仍然把递奏折，当幕僚作为自我发展的终南捷径，在如何接近权力、投靠权力上倾注了过多的注意力。

知识分子应当向社会贡献自己的才华和智慧，但这种贡献是从独立的立场出发还是从依附的立场出发？是一味按图索骥、投其所好，还是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这仍然是一个未能解决的大问题。要说从上一代人陷入写作组的悲剧中可以得出什么教训，我想首先就是这个问题了。（1998年）

（以上内容选自公号“丁东小群”，获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