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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彭建新

新安街，位于硚口区东部、长堤街以南，呈南北走向：南起大夹街，北至六水街。

新安街，长仅177米、宽不足6米，“个头” 虽小，却是条很有年头的明清老街。

如果对新安街这名字比较生疏的话，那么，提起新安市场，稍微有一点年纪的武汉人，肯定会作恍然状：噢，新安市场唦！就是那个随么事都买得到的新安市场啊！晓得晓得！

的确，新安街，得名于新安市场，而新安市场的形成和繁荣，又不得不提及新安书院。

新安书院又叫徽州会馆。明清时节，汉口以九省通衢之利，跻身中国四大名镇之列，引来百商云集，尤其是汉正街，商机无限，人气发旺。来汉正街做生意的外省人，就扎帮在汉正街周遭的街巷里，建的建会馆，修的修书院——所谓书院，除了延请塾师，为本帮子弟课读之外，亦兼具会馆聚会议事的功能。汉正街周边街巷里的诸多会馆中，徽州会馆年头最老。据相关史籍载，康熙七年（1668年），徽州所属歙县、休宁、祁门、婺源、黟县、绩溪等县在汉商人，集资建起了自己的会所，因以上六县皆在新安江流域，历史上同属“新安郡”，故会所取名“新安会所”。徽商是很讲究儒雅经商之道的，二十七年之后亦即康熙三十四（1695）年，他们把新安会所扩建成新安书院。书院内供奉的神祗，除孔子之外，还专供朱熹，且为之建起魁星楼和紫阳坊。南宋大儒朱熹是安徽婺源县紫阳镇人，所以新安书院又叫“紫阳书院”。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徽商在书院南面修了一条新街，一头接新安街，一头通他们于雍正十三（1735）年在汉水边的码头——新安码头，从而完成了徽商在汉口的“系统工程”。

看到徽商如此重视基础建设，其他在汉正街一带经商的商帮，也意识到扎堆并建会馆对彰显本帮势力从而扩大本帮影响的重要性，认识到基础建设、子弟教育对发展本帮生意具有战略意义，就纷纷在新安书院附近建的建会馆，修的修公所：道光十四（1834）年，晋陕旅汉商人，筹资共建了山（西）陕（西）会馆亦即西关帝庙，作为山西陕西同乡联谊、绅商聚会、休闲议事的场所；其后，附近又陆续有了广东会馆、宁波会馆、江西公所。由此延伸开来，附近陆续兴建了一些商帮各自用于祭祀的寺庙——在清代汉口地图上，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些不是藏在深山而是在闹市招摇的袖珍型的寺庙：凤龄禅寺、沈家庙、准堤庵、解脱庵……为便于交通，商帮们还在有水凼沟渠的街巷间修了一些石桥，这些石桥工程虽然不大，但石桥都有些吉祥的名字：延寿桥、九如桥、保寿桥……有了会所，交通也便利了，各类店铺行栈就像雨后春笋样地冒了出来，终至形成了一条可与汉正街比肩的繁荣的街——新安街，且由街而进一步发展成商铺林立、行栈栉比、作坊麇集的老汉口最繁荣的市场——新安市场。

很长一段岁月里，新安街一带，所居大多为安徽人。他们到汉口定居之后，为生存发展，一方面不得不入乡随俗，尽可能地融入汉口的码头文化之中；另一方面，他们对各自故乡的情愫，又难以释怀，同是安徽人，在日常生活中，有意无意仍执着地固守着原籍的乡俗。对这一点，叶调元在《竹枝词》里吟道：“徽客爱缠红白线，镇商喜捻旱烟筒。西人不说楚人话，三处从来习土风。”在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里，还有生动描写徽人祭祀的篇什——

楚人做祭极平常，不及徽人礼貌庄。高坐灵旁宣诔祝，只如平常读文章。

在这首诗后，调元先生特注如下：“徽祭，正立垂手，恪守执事。本地祭，生员六人分坐灵旁，别无所事，惟轮流读文而已。”他老人家对徽州人祭祀祖宗的认真劲大加赞赏，绝对不像我们汉口人，举行祭祖宗的仪式时，连站都不站，坐着读祭文，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敷衍了事，态度一点都不虔诚。

也是，在汉口做生意的外省人，多如牛毛，在激烈商战中，徽帮得以脱颖而出，得以在血腥的帮派斗争中成为一方翘楚，兴旺发达，余绪绵绵，除了他们的精明加努力，或许与他们的这份虔诚有关罢。

世事转蓬，人算不如天算。武昌首义之后，清朝政府为了扑灭辛亥革命的燎原之火，派冯国璋部南下镇压。在黄兴指挥下，汉口民军与清军激战多日，终至不敌而退走汉阳。惨烈的汉口保卫战失败之后，冯国璋为泄愤，狂焚汉口，一时间，汉口烧成一片火海。在这场人为的回禄浩劫中，新安码头到新安书院、新安街到新街，被烧成一片废墟。此后，这一带虽挣扎重建复业，无奈落花流水，繁荣难再。直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形成气候，新安街和新安市场才又重萌生机，并迅速发展膨胀，其繁荣热闹，远胜当年——    

眼下，临汉正街街面的紫阳商场，即昔日紫阳书院亦即新安书院旧址，当年来汉上创业的徽商先辈，如泉下有知，定会含笑唏嘘之余，为之浮一大白也！

（以上内容选自作者公号“汉翁漫笔”，获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