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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曾庆伟

一些武汉地区的书画家，在创作完成一幅书画作品之后，往往会在落款处写上某年某月某日“书于汉上”或“画于汉上”的字样。武汉的书画同道，都看得懂书画款识上的“汉上”是指代武汉，或者是把“汉上”当作武汉别称的。

武汉另一个人尽皆知的别称是“江城”，其源于唐人李白诗句：“黄鹤楼上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而对于武汉别称“汉上”的来由，恐怕知晓者就比较少了。

称武汉为“汉上”，有什么来历？值得聊一聊。

“汉上”作为一个表示地名的词语，最早见于南宋署名为“徐君宝妻”的女词人写的一首《满庭芳》：

汉上繁华，江南人物，尚遗宣政风流。

绿窗朱户，十里烂银钩。

一旦刀兵齐举，旌旗拥、百万貔貅。

长驱入，歌楼舞榭，风卷落花愁。

清平三百载，典章文物，扫地俱休。

幸此身未北，犹客南州。

破鉴徐郎何在？空惆怅、相见无由。

从今后，断魂千里，夜夜岳阳楼。

有学者考证说，是词作者徐君宝妻是南宋末、元初时的湖南岳州（今湖南岳阳）人。元初，她被元兵俘获至杭，被安置在韩蕲王府。从岳州到杭州，遭到数次侵犯，她都用计得脱。主人因她貌美，不忍杀她。终于有一天，她的不妥协态度引得主人大怒，要用强。徐妻巧言先祭丈夫，再嫁作主人妇。其换妆焚香，祭祀完毕，乃作词于墙壁上，即投大池死。

结合该词作者的籍贯和词中“从今后，断魂千里，夜夜岳阳楼。”的文句来看，词中“汉上”所指的地域，不仅指今天的武汉一带，还应该涵盖了此词作者的故乡岳州。可见，在南宋末、元初时，“汉上”还是一个较为宽泛的地域概念，泛指江汉一带，武汉包含在这个宽泛的地域概念之中。

宋元时代，像现在这般的武汉三镇地理格局还未形成，三镇中只有武昌和汉阳两镇存在。当时，汉江从龟山以南流入长江，汉有固定的河道，后来诞生的汉口其实与汉阳的地块是连为一体的。明成化初年，汉江改道，由原先从龟山以南流入长江改为从龟山以北流入长江，形成了今天汉江的水道，汉口与汉阳两块相连的地块被汉江割裂开来，汉口镇就此诞生。“汉口”亦因“汉江流入长江之口”而得名。一条汉江把汉阳、汉口隔开，一条长江把汉口、汉阳隔开，于是，形成了今日武汉两江四岸的地理格局。

汉口自明成化年间诞生后，迅速发展成华中的商业重镇，在明清时成为长江中游一大明星城市，城市人口爆发性增长，从明代成化到清代乾隆、道光的300余年间，汉口发展成为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美国汉学家罗威廉在《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中说：“汉口人口在19世纪初已接近100万，到1850年前后几乎增至150万；但在此后的十年中下降了一大半，到1890年左右又恢复到100万。作为一种比较，一位西方城市学家曾估计：1850年前后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城市人口超过100万（伦敦有200多万，其次是巴黎）；直到1900年，也只有11个城市超过100万人口（包括东京、加尔各答，但没有中国城市）。”尤其是有清一朝，汉口因工商业发达，人口密集而在全国影响巨大，乃至被世人冠以“大汉口”之名（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将汉口、汉阳、武昌划为”京兆区”，并将当时不同分属的武昌、汉阳和汉口三镇统合为一个城市，取了武昌的“武”和汉口、汉阳的“汉”，命城市之名为“武汉”。之后，武汉又被称为“大武汉”）。

清代康熙时的文人陈炳写有《汉上》诗一首：

楚国江山古，维舟望渺然。

山盘青入蜀，江合白吞天。

樊口上寒月，汉阳生暝烟。

欲寻抱瓮者，小别夕阳边。

从诗名为《汉上》、诗句“楚国江山古”“汉阳生暝烟”可以看出，陈炳笔下的“汉上”，已经实指武汉了。

清道光年间藏书家、文学家，浙江乌程（今吴兴）南浔镇人范锴（字声山，号白舫，别号苕溪渔隐、苕溪渔叟），来汉口以经营盐业为生，他将旅汉30余年的所见所闻，写成了《汉口丛谈》地方史料笔记，记叙汉口镇的发展，史料甚详，其价值被后世所重。道光三年（1823年）书成时，范锴请当时品学俱重一时的文友——湖北天门县熊士鹏（字两溟，举人。任武昌府教授，推升国子监博士）作序，熊士鹏慨然应允为范著作序，熊序中有“予读秀三文，佳；白舫词亦佳。灵均之后，又得二妙矣。白舫初在汉上，与黄谷原同居，其相莫逆如芝仙。……白舫既以其在汉上闻见者编为《丛谈》，予亦以其在荆湖采录者汇为《知旧诗钞》，其意岂异乎？”

范锴在《汉口丛谈》中，数次用了“汉上”指代武汉，如《汉口丛谈·卷一》中载：“西番莲种出汉上，花心圆圈，弄之回味不穷，取之不脱，有须一百八数。”又如《汉口丛谈·卷二》中说：“汉上诸侯，会于此者，睇山河之叠渺，俯舲舶之巍峨，亲骀黄之新欢[劝]，溯河岸之旧德，何一非公威神德业之溃被？”再如《汉口丛谈·卷二》中说“汉上士女，每值春来花放，挈侣渡河，淡抹浓妆，即时行乐。”可见，范著和熊士鹏在序文中所说的“汉上”，不仅明确代指武汉，甚至代指比武汉三镇地域更具象的汉口了。

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爆发，史称“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结束了君主专制制度，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历史的伟大进程。辛亥革命成功之前，辛亥革命时期的先驱和领袖黄兴，在广州领导起义，起义失败后，他期望革命同仁们能在武汉起事建功，写了一首诗《致富谭人凤》以表心中的企盼：

怀锥不遇粤途穷，露布飞传蜀道通。

吴楚英雄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

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

愧我年年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

令黄兴没想到的是，几乎就在他写这首《致谭人凤》诗的同时，武汉的革命党人在武昌打响了武装起义的第一枪，致使清廷轰然倒塌。黄诗中说“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意思是说若能在武汉起事获胜，当是建立了不世功业的头功。武昌起义一举获得成功，正如黄兴所期许的那样，的确是为中华民族思想解放立了第一功。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黄兴于28日赶赴武汉，受拜成为起义革命军战时总司令，率领起义民军在汉阳前线与清军奋战二十余日而名垂千史。

清末、民国时期，武汉的文人墨客写诗、创作书画，落款时写有“汉上”字样已为常见，如清末民初诗人、书法家程颂万(1865～1932年)虽籍贯为湖南人，却一生在武汉工作、生活（晚年寓居过上海），民国初年曾写过一首七绝诗并写成书法作品（此书法作品现仍存世），诗曰：“更无薇蕨更无山，偶坐孤亭野史删；斜日一琴松翠里，不闻流水向人间。”并记曰：“戊午立冬日，仿九龙山人法与耐翁黄庵合写以应树棠仁兄先生雅鉴。子大程颂万并记于汉上”。这幅书法作品传达的信息很明确：该作品书于戊午立冬日即公元1918年11月8日，地点是汉上（武汉）。

综上所述，“汉上”作为一个表示地名的词语，其所含概念经历了一个从广义到狭义的变化发展过程。

宋元时期，“汉上”泛指汉水至长江一带；明清时武汉两江四岸的地理格局形成，清初中期的“汉上”已实指武汉；清末至民国，文人墨客用“汉上”指代武汉更是约定俗成，在书画家们在书画作品落款中写“书于汉上”“画于汉上”已不鲜见；1927年，武汉作为一座包括了汉口、汉阳、武昌三镇的城市之名确立。新中国成立之后，“汉上”经常会作为文人墨客在诗歌唱和、书画创作中喜用的一种标示为武汉地名的雅称。于是，书、画家们在完成某个作品创作后，便顺理成章挥笔写下“书于汉上”、“画于汉上”的落款。随着时间的推移，以“汉上” 作地名代指武汉城市的概念溢出书画界、文人圈，渐成社会各界的共识。

需要指出的是，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东部，不仅在地域上，而且在文化传承上，与汉水中下游的广袤地域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与现实联系。这些地域的文人墨客们也常在作品中标示“汉上”，这是江汉乃至荆楚文化人的一种文化身份认同。所以，时至今日，所谓“汉上”，始终存在着广义与狭义两种并行不悖、互融互洽的空间指向。

正可谓：江滨人物留佳话，汉上旧闻赋雅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