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龚明德
流沙河比艾芜年轻十七岁,属于两代人。流沙河出生时,艾芜已经结束漂泊流浪生活,在大上海成为了“左翼文坛一新人”。流沙河因《草木篇》暴得大名变为全国上下大力批判对象的时段,没有见到艾芜写过批判的文章发表。流沙河在金堂老家锯木板钉包装箱糊口养家时,艾芜也在成都受难被管制着。两人的面对面交际,粗略地估计,只能在他们双方都定居于四川省文联宿舍的时段,也就是所谓“改革开放”以后了。
查艾芜已经公开出版的日记,写及流沙河的一共只有以下九次。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应韩素音之约,同流沙河、刘俊民、黄化石去锦江宾馆同她开座谈会”。再从其他渠道了解情况补充后得知,这一次还有四川人民出版社负责人三个和四川省外事办的人,中午韩素音请吃午饭,共坐两桌,十五六个人吧。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一日,“下午三时半,同高缨、黄化石、流沙河、刘俊民到锦江宾馆去会刚来成都的韩素音,这是约定的,同她谈文艺的许多问题。晚上由杨超设宴招待韩素音及其丈夫陆文。我们作陪,九时回家”。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七日,下午“请流沙河译英文信,是继湘拿回来的,是日本人写给少儿出版社的信”。流沙河这一天的私人记录也写着,“为艾芜译一封英文书信”。继湘,就在此时在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当编辑的艾芜之幼子汤继湘。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一日,“晚上流沙河的爱人何同志和钟文来访,为香港一家画报索取照片”。查流沙河的私人记录,这天晚间他因晚餐喝冷啤酒而导致肠胃不舒服,所以才让其“爱人何同志”带领成都大学的老师钟文去艾芜家,帮香港辜健主编的《良友》画报索取艾芜的照片。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九日,“上午何洁来约我参加川西小说促进会会议”,“约九时半,流沙河、周克芹来邀,一道去参加小说促进会的会议。大家所谈的,是提出了川西小说不发展的各种原因。我就创作讲了话。会后到华兴街盘飧市吃午饭。大酒大席,未免奢侈了点”。查流沙河的私人记录,他这一天写着“上午参加小说促进会的讨论会。中午聚餐在市美轩。下午未去了”。看来,“华兴街盘飧市”也叫“市美轩”,成都豪华进餐的去处之一。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五日,“上午到文联大楼开党小组会,这次由我提议开扩大会,非党员作家王余、杨禾、张幅、流沙河都参加了”。流沙河这一天的私人记录写着“上午参加刘俊民小组讨论文学现状”,原来并不是艾芜主持党小组的这个讨论会,而是中共女党员领导刘俊民负责这个党小组的活动,艾芜属于这个小组的成员。
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时任馆长“杨犁去看周克芹和流沙河,我陪他去”。流沙河这一天的私人记录,也写着“下午艾芜前辈引北京现代文学馆馆长杨犁来见”。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收到香港林真的来信,说他创刊的《文学家》将在明年三月出版,要我为他写稿拉稿。下午去找了周克芹、流沙河等,约他们向《文学家》投稿”。这一件事情,流沙河没有记录。
艾芜日记中记录的第九次有关“流沙河”的段落,不是他和流沙河共同出席活动或者互相走访,而是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艾芜会见南斯拉夫笔会秘书长巴格丹·波加契尼克时听他转述“韩素音向他说过到成都应看看艾芜和流沙河”的话。
流沙河和艾芜双方都没有专门的文章谈及对方,他们的直接交往和共同出席活动肯定不会只是艾芜日记中写到的这么八次。我已经发现一次很重要的活动,艾芜和流沙河等同时参加了,但是艾芜的日记却不写出“流沙河”等人的名字。这次活动,就是一九八六年二月八日早上八点“乘车去金牛坝,参加省政府举行的春节联欢会,共有六百多人。还有邓小平、王震来参加。散会时,邓小平出来,经过群众面前,样子沉静而又喜悦,显得很健康”。查阅流沙河的私人记录,方知道这次同艾芜共坐一车前往金牛坝宾馆的还有李友欣、周克芹和流沙河,近午结束活动,流沙河写的是“看见了邓伯伯”。李友欣,是当时的四川省文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这一天是除夕,即农历大年三十,普通民众最为看重的一个节日,第二天就是正规的“春节”即正月初一。
还有一次,事情很普通,但是艾芜也是没有如实在日记上写出“流沙河”的名字。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日艾芜的日记写道:“《百花洲》的编辑金锐、王中朝来约稿。”要非常熟悉当年文艺刊物分布及其编辑情况的人,才知道艾芜这里的记录不确。《百花洲》是江西人民出版社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主办的大型文艺双月刊,该杂志编辑部这一年的编辑中并没有“金锐”和“王中朝”。好在流沙河这一天的私人记录写着:“下午郑州《百花园》的王中朝与金锐来约稿。小小说。引他们去找艾老与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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