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计

文/ 晋东南


–评樊子散文《家事》

我知樊子好酒,樊子真的不喝酒也能写文章吗?所谓眼见为实,樊子处在“戒酒”阶段,如今我见到这一篇散文《家事》(刊《山花》2013年第9期)就是在他滴酒未沾的状态下写出的,这着实令我击节赞叹。

言归正传,单说《家事》。文中的樊家湾(《安徽文学》2013年5期在樊子的《非虚构的村庄》系列散文中就一再出现)和我的老家练家岗一样(我在小说中称之为“上岗村”),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但此地斯人,同样在历史的河流中飘摇直至今日。熊培云曾经写过《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大篇幅的议论,而樊子只用冷静的白描,同样写出了他的中国,写出了他在一首诗歌里的力道:“他从小就接受一种训练,弯下腰熟练到割着稻杆从不割断手指和双腿。”没有这样的智慧,在风云诡谲,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如何能延续血脉至今?”稻谷都在变得饱满,稻谷不缺少沉淀”。但是“我不能对稻谷有过分的要求”,因为“它们也会在阳光中腐烂”。

我想,让他们腐烂的正是飘在樊家湾上空的“云”,这不是白云,而是“算计云”。因为形势的逼仄与险恶,每个人不得不绞尽脑汁来算计,最后得出了一个最优的结果。

世俗眼中的弱者,往往成为算计的筹码,就是三爷,三爷似乎是一支文脉,却有着不可饶恕的缺点,他喜欢偷看女人洗澡,不过,这也怪不得他,因为他得过痨病,自然没有女人会喜欢他,也不会有人带他去妓院。所以看看女人洗澡,这又有什么呢?三爷的悲剧,在于乡村生活的常态是受苦,而他生下来就是要过节的,但节日每年只有那么可怜的紧巴巴的一天,就是大年三十,他可以汪洋恣肆挥洒红纸黑字,“三爷手握毛笔气态安雅,落笔有序”,我想,如果有打铁文艺部落的环境,他活脱脱一个接地气的乡村书法大家!大家啊!

好在三爷还有三亩薄田,可以成为算计的对象。舅舅是母亲家族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他发话了:“有三爷那三亩地也不算吃亏”,连带三爷的死亡也成为算计的对象,”办丧事亏不到哪里去”。于是,三爷就进入了“我家”,居然还有意外收获,不犯浑的时候还能看看牛!意外收获啊。

如若三爷在“我”家终老,《家事》也不过如此,但是中国历史的波澜注定要注入樊家湾这个小村连一个刻度都不愿意少!几十年前那场战争过后,还有人在!在那场战争里,二爷樊进举被抓壮丁,去了台湾,形势比人强:连带了整个家族跌入低谷。

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改革开放的潮流一来,也把二爷从台湾冲回来大陆!这就是文中所说“戊辰年家族遇到了一件大事”!伯伯的算计开始了,他的算计切入了政治命题,连带复活了家族规范,站在了樊家湾的制高点上:“规矩是乱不得的,二爷来了,让三爷住在你家,总算不合适吧?”东南在此处呵呵一笑,二爷来了,才讲规矩,你算哪门子规矩?”娘”的算计纵有千种万种,自然没有还手之力。

二爷的到来,是一个节日,比过年还要重要的节日,只要是节日,三爷自然不会犯浑,比正常人还要正常。三爷就是场面上的人,没有场面,他就没有了气。

是节日,就是短暂的,二爷已经被历史冲出了樊家湾,成为樊家湾的过客。二爷的到来,只是为樊家湾上空的“算计云”增加了一些变数,增加了云层的厚度!二爷会注入一些水到云层里:“台湾的二爷给伯寄来了三千块钱”。伯伯将三爷揽在家里,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等于算计住了台湾的二爷,又用三亩薄田堵住了“娘”的嘴。

三爷一生的关键字不多,却字字封喉,成为樊家湾“算计云”的超级变数和酵母:痨病、写毛笔字、和二爷相会、三亩薄田。是三爷,将台湾的二爷,樊家湾的伯伯,娘,舅串联在了一起,三爷就似提线木偶里的线一样,拉扯着樊家湾的男女老少演出一幕幕人间悲喜剧。

三爷死了!伯伯有条不紊安排后事,颇有王熙凤的风采,然穷乡僻壤,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有条不紊之余,仍然是千方百计的算计:“老杨家铺子和你远安侄子家铺子先赊着!”,“先赊着”三个字写尽了樊家湾强人的悲怆和无奈!

生死事大,必须有仙人出场。乡村里当然不会有仙人,只能是半仙,一个“半”字,也是“拙”得很,却扎实的很,乡村的层级和卑微都融进了这个字!杨半仙虽是“半”字缠身,却是老江湖,那眼里藏着无数把刀,刀刀剜到了人的心窝里!他名为算日子,实则在一刀一刀修理人心,他舌头一卷,一口浓痰将“伯伯”的尖酸泡制成一服老中药。放在了乡村的天平上!

生死肃穆,然现实骨感,因为“屋里满是汗臭味和纸烟味”!因为孝布的三尺二尺之争仍然充满了”算计”“我”给二舅塞上一包纸烟才能化解。酒席上充满了“狗与狗”抢吃骨头的呜哇声,充满了一块肉不见了却不是狗叼走的后现代式荒诞!充满了多杀了一头羊的争拗。

一地鸡毛,最后还是三爷的那三亩薄田又挡住了“娘”的嘴!”莫怪长兄的刻薄,三爷那几亩薄日”,话里有话,话不用说尽,”几亩薄田”戳到了娘的命门,娘听到这仅有的算计都要被融化,摊在了地上,一把鼻涕升腾起来,进入了樊家湾上空的“算计云”。

樊家湾上空的“算计云”是哪里来的,伯伯心里和明镜一般,他说了一段话:“这两年连连遇到淮河发水灾”虽是没有体面办丧事的一个理由,但何尝不是呢?中国原始社会的终结不也是因为出了一个会治水的大禹吗?

“我”呢?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樊家湾七大姑八大姨的,樊子用诗人的洞察力透析的一清三楚,基本不着一字评论,但作者其中的心酸和沧桑仿佛是用刀子刻在了骨头上,然后从肉里迷漫出来,有些道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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