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三届”大学生

文/ 邹贤敏

“新三届”与“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后三届高中毕业生即“老三届”对应，是七七、七八、七九三届大学生的集体命名。他们从“上山下乡”的历史中走来，经历了封闭落后的农村生活带给他们的肉体与精神的伤痛，但又幸运地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在接受了改变一生命运的正规大学教育后，成为中国社会转型与文明转型的参与者、推动者、受益者和见证人。“上山下乡——改革开放”是这个群体的最大公约数，共同的经历使他们面临同样的时代问题和个人成长问题，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时代就活在他们每个人的生存之中。如果说中华文明是一个真理与谬误激辩、前进与羁绊博弈且无终点的历史过程，那么“新三届”就是坚持走向人类现代文明的时代之子。

那是大学精神回归，高等院校开始接近教育的本质、迈开发展步伐的新时期，与思想解放同步，与现代文明接轨。经历政治磨难的老师们，把积压了多年的知识储备、被钳制了的思想和憋屈了的青春，如喷泉般倾注给学生。给“新三届”上课，是我和所有任课老师这辈子教学生涯中最有精气神，最有成就感，最值得回忆与怀念的一段幸福时光。当“平堤碧柳斗风流，少年懵懂问春秋”的学生们向着真理的彼岸奋力击水的时候，各擅其长、各具风姿的老师们引导着、陪伴着他们，传统知识分子的流风余韵熏染着、陶冶着他们，应邀来校开学术讲座的名师大家丰富着、提升着他们。而他们也以践行“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理念作为回报，尊师疑师，不放弃质疑、问难、争辩的权利。对知识积累不够，学养有欠缺，或尚未走出极“左”阴影的老师，他们甚至掀起过“换师风波”。有的学生干脆逃课，自己去找书、蹭课、与同好交流，独立寻找新的精神家园。那时的中文系，真正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读书空气浓烈，家国情怀深挚，一派东林气象！教育文明的浴火重生，开放、多元和包容的时代新风，孕育了共研习经典，同承接文明，亦师亦友，教学相长的新型师生关系。

相互尊重，彼此信任，重情谊，守道义，这样的师与生的和谐关系是一个时代的镜像。它是塑造学生文化生命的基本保障，是现代教育文明的核心价值，反观它的时间愈久远，其蕴含的精神魅力愈显可贵，愈令人神往！

在文明的发源之所，大学精神回归的历史机遇期，“新三届”人得到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学校宽松向上的学习风气，让同学们像一只只蝴蝶，在知识的花园里起舞，自由地阅读，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写作。当然，他们遇到的并不都是灿烂的阳光，乌云也有时飘在头顶，令人疑惑、不平甚至愤懑，体验了人生的不完满，生活的另一面，但毕竟没夺走阳光的温暖。在我看来，自由带给他们最大的幸福和优势，是获得了多样的信息渠道和信息来源。因此，他们能在相当程度上冲破思想禁锢，以比较开放的头脑和心胸去认知外面的世界和身处的教育、学术环境，去思考人生之疑和时代之问，在尚未退出历史的革命叙事中逐步确立自我，实现自我，审视、反思自我。这一切，使深藏在他们内心的文明火种慢慢燃烧起来了：扎实的知识和理论基础，良好的学风和思考习惯，涵泳的人格养成和社会担当。这是人性复苏、文明重建的时代赠予他们的无价资源，也是那时正在回归的大学精神、“五四”精神孕育的文明之果。

反思我辈知识分子，从整体上看，与“五四”精神和传统是断裂的，今日缅怀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等贤哲，我们只有羞愧。但令人欣慰的是，我从同学们的言与行中看到了希望，他们中的先行者和同道已经或正在跨越我们那代人曾经的“精神洼地”，力图把自己和“五四”精神联结起来，为继承和弘扬“五四”传统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无论哪一支“新三届”，都不是思想与生存状态完全一致的群体，进入社会后的分化是必然，求真与趋时同在，超越与功利并行是常态。但是，我分明看到亲近“五四”先贤，回归“五四”传统，发扬“五四”精神，是他们从成长到成熟的人生轨迹，我分明听到追求心灵自由和人的尊严，为中华民族融入世界现代文明的主潮而奋进，是他们集体创作的“交响乐”的主旋律。

“五四”精神以人的解放为宗旨，人的觉醒为标志。陈独秀早在1915年就明确指出：“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一切德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敬告青年》）

文化史和文明史告诉我们：文化是一个民族特殊、多样的传统和习俗，文明是人类共同进步的成果；如果说文化是“文治”与“教化”的合称，文明则是经天纬地、照耀四方的辉光。现代世界就是现代文明——“人类公有之文明”（陈独秀）创造的世界。文化的差异性和文明的普世性同时存在，共存共荣。文明是社会进步的坐标，一个人对文化与文明的态度决定着他的教养、眼界、胸襟和气度，不仅关乎他个人的前途，也关乎社会。对文化与文明的尊崇和信仰，就是对人的尊崇和信仰。轻贱文化，拒斥文明，必与粗鄙、野蛮为伍，危害社会，祸及人类。

对“新三届”同学，我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怀。从难忘的1978年开始，我与他们同行40年，虽然我的经历与他们不同，又没体验过社会底层生活的苦难，缺乏突破习惯与自我禁锢的能量，但思想解放运动填平了我们之间的“代沟”。因为他们，我找到了当教师的感觉，认识到以教师为职业的价值和意义，并确立了自己的教育理念：教师应当到学生那里去寻找人生价值，寻找快乐；学生的成功就是教师自我价值的实现，也是他的快乐之源。因为他们，我不但看到了多样的人的生存方式，给生活增添了更富现代意味的生气和亮色，得到了和原先不一样的精神寄托和慰藉，而且也正视了自身知识结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局限，走上知识、观念和方法的更新之路，不致落后于时代太远太久。因为他们，我更乐于保持读书、思考、写作的习惯，更有勇气剖析自我，反思以往，留下一份关于我和时代的记忆，使晚年过得比较充实，活得比较明白。当然，我对他们，能长期来往、联系的毕竟是少数，大多只是“熟悉的陌生人”，彼此相忘于江湖是常态。但我们的心永远是相通的，因为“五四—八十年代”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原乡，中华血脉、人类立场、世界眼光、现代文明是我们共同的信仰和追求。

当下，我们何为？我们不会忘记传统文化中对士大夫修齐治平的要求，萨义德等西方思想家对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意识及批判态度的要求，不会忘记“五四”以来的盗火者、燃灯者在引领文化和文明的发展，我们是现代文明的清道夫和守夜人，应该也能够坚持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对盗火者、燃灯者予以尊敬和感恩，并追随他们砥砺前行；应该也能够坚守文明底线——常识、理性和良知、人性，留文明的火种于内心，点亮心灯并尽可能将自己的光投射给众人；应该也能够为了得到更大的思想自由而坚持读书，对现实的复杂性保持清醒的头脑，从而不被歪理邪说和心灵鸡汤洗脑，拒绝诱人回到动物和工具状态的“闭窗堵霾”论、“与黑暗和解”论。尽自己应尽能尽的本分，选择适合自己的活法，这也是大多数这支“新三届”人的人生哲学和生存状态。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伟大崇高，但有发自内心既世俗又超越的追求与坚守，虽然他们也要受时代、知识、能力、性格的局限，难达理想之境，可都力求远离“老于世故”，远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些“活法”大体上能代表这支“新三届”人多样的生活态度、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是在中国社会与文明转型的大背景下，时代他塑和个人自塑的结果，是我们国家融入世界文明主潮，走向人类现代文明的精神表征。

记住“新三届”，与现代文明同行。

（节选自《时代之子》序言，《时代之子：湖北大学中文系新三届文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