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防疫认错视频与“正义授权”名下的恶行

文/ 戴耘

最近西安的一个视频火了。

疫情下监管小区一位自称“防疫志愿人员”的西安大叔抓了个从小区偷着爬出防疫隔离护栏准备去超市买食物的小伙子,这位看上去三十来岁的大叔在视频中让小伙子当众宣读自己写的检讨,面对镜头向全国人民认错。小伙子倒也实诚,一字不差地报了大名、住址。然后大叔质问为什么擅自“翻墙”,小伙子说家里揭不开锅了,网上“盒马”抢单也抢不到了。大叔不理会,说今天是个教训,再犯我送你去公安机关,最后大叔和小伙(还有其他防疫人员)一起振臂喊“西安加油”等口号。很明显,这段视频不是即兴而为,而是精心安排的,否则哪有那么顺当:开场白,认错,正告,众志成城地喊口号,蛮喜剧蛮黑色幽默。至于有没有得到小伙子的“知情同意”,不得而知,但看大叔对待小伙子的样子,基本不会,因为大叔居高临下,要的是让全国人民开开眼,估计小伙子知道理屈,也就顾不上被别人看笑话了。

视频在网上疯传,舆论哗然,这大叔哪来的胆子上演“视频认错”这一出,谁给他的权力?事情也被西安作家孙毅安先生拿来说事,激陈西安封城以来的“无边无际”的“底层之恶”。 似乎中国的所有问题就出在“底层之恶”。当然,梁启超、鲁迅对中国的民族劣根性也是耿耿于怀,必欲改造国民性而后中华才有希望。我钦佩孙先生的勇气;确实,阿Q有西安大叔的这个机会,一定也会行使一把难得的权力,至少能够让自己得瑟一个礼拜。但我总觉得,这板子打在底层百姓身上也挺冤。毕竟,那么多底层的人民在抗疫中默默奉献,像西安大叔这么高调的并不多。

西安大叔这么做,不是什么创举。比如X视“电视认罪”就是常见的戏码,这大叔可能就是有样学样。孙先生说的“底层之恶“,最典型的可能还不是西安大叔,而是当年打着“扶清灭洋”旗号,靠着老佛爷的一声召唤,夹杂在义和团里的各路混混,进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这种“底层”借机胡作非为在欧洲中世纪十字军东征时期同样发生过。我们可以把这种恶行称为“恶的合法化”。西安大叔的行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这个视频一下子就让我联想到WG中批斗“地富反坏右”的场景,我还是初中生时就干过让这些“坏分子”“坦白交代”的事。至于批斗会上“坐”喷气式飞机,顶着太阳,颈部挂着“打倒XX”牌子低头认罪、然后被游街示众,直至包括红卫兵打死卞仲耘校长的惨剧,都是我儿时的记忆。“视频认错”和这类情境相似处在于,都有威逼者,都有冥冥中的“授权”,都有拥趸,都有看客,当然,还有低头认罪没商量的。西安大叔的伤害较小,但你也不能假定,这种羞辱的心理伤害就是微不足道的(这西安小伙认了怂,女朋友甩了他亦未可知)。你不能说电影《霸王别姬》里逼着夫妻互相揭发,其罪恶的程度一定比打死人轻。我们要问的不是潘多拉魔盒里的“恶”来自何处,而是潘多拉魔盒是怎么被打开的。

对西安大叔的行为,心理学家上世纪提供了最一般的解释:服从上司,即“权力的授权”。耶鲁教授密尔格兰(Stanley Milgram)为了理解纳粹帝国时期为什么那么多军人心安理得地杀害犹太人,做实验让受试者执行指令对一个陌生人(由实验人员扮演)用电击进行惩罚。虽然被惩罚者已经作出被电击的痛苦状,研究受试者们依然在指令下增加电击强度,100%的受试者将电击强度增加到300伏,65%的受试者将强度增加到最高限450伏(剩下的35%可能动了“恻隐之心”,下不了手)。密尔格兰的结论是,人服从权威几乎是本能的,即使这意味着要伤害他人。所以许多纳粹罪犯在受审时都推卸责任说,我只是执行上级命令。

但是“权力的授权”并不能完全解释西安大叔的行为,因为这个视频看来是他自导自演的,并不是所有违反防疫条例的人都会被要求”视频认错”。西安大叔的举动和他与西安小伙的角色地位差异有关。斯坦福大学教授津巴多(Phillip Zimbardo)的”斯坦福监狱实验“更说明问题,他把学生分成两组,一组扮演“看守”,一组扮演“囚犯”,然后观察他们的互动,结果,“虐囚”行为就慢慢开始了,以致严重到津巴多博士不得不叫停实验。 这个实验的重要发现是,社会角色很重要,只要别人在你眼里是”罪犯“或”二等公民“,你就会觉得有权(feeling entitled)对他“执法”,西安大叔是防疫执法者(虽然是志愿者),西安小伙是被抓的违规者,安排“视频认错”,很可能来自西安大叔这种“执法冲动”和“自我授权”

但是,我发现西安大叔的“视频认错”还有另一个要件,那就是“拥趸”和“看客”,他身后就有三个“志愿人员”充当拥趸,他们至少以默认给他“授权”,拍了视频,全国人民都是“看客”。没有看客,他捣鼓这出戏有啥价值。别忘了他没准还在想这视频发出去一定流量爆棚,全国人民来共同见证疫情执法的威力。民意的纵容,能让西安大叔心安理得,所以西安大叔的“自我授权”也是“民意的授权”,甚至是更高尚的,“正义的授权”:西安大叔在视频中,扮演的是正义之师

你还千万不要说只有中国”底层的恶“才那么可怕。罗伯斯比尔这些革命党也是在巴黎广场上玩砍头大戏的,革命党砍了国王的头、保皇党的头,谁的授权?正义!然后革命党和革命党互砍,围观者无数。还是“正义的授权”。西安大叔一定喜欢这大场面,让他在全国人民面前代表了一回“民意”。是不是似曾相识?所以难怪西安大叔,你很难怪罪一个满怀正义的执法者。比如,西安大叔这一刻还在凶巴巴地对西安小伙说你如果再犯我送你进公安机关,下一刻画风一变,领着小伙子和抗疫兄弟们一起振臂高呼“西安加油”,是不是满满的正能量?

说到“正义的授权”,莫言少年时也干过一回:小学念书时全班去参观“阶级教育展览馆”,同学们接二连三都哭了,只有一个同学愣愣地盯着痛哭流涕的同学,就是不哭,于是莫言愤而向老师检举,导致这同学在班级会上被批。成了大作家后的莫言为什么要“忏悔”自己的“GaoMi”:因为他深知托克维尔说的“多数人的暴政”的可怕。所以他说,当所有人都在哭的时候,要允许有人不哭。同理,在一片叫好拥戴中,要允许有人不唱赞歌,当西安全城都沉浸于“西安要赢”的亢奋中,要允许有人泼凉水。“多数人的暴政”的可怕,在于它围剿“异己”、“异类”,窒息自由的灵魂,挤压和泯灭良知。那个西安小伙也怂了,其实他的行为从另一个角度看有道德正当性:有时犯小错是为了更大的善(请罗翔教授出来走几步)。莫言忏悔了,巴金忏悔了,巴金《随想录》里的自我忏悔,是对自己作为上层精英良知泯灭的清算。莫言的忏悔,则是对自己作为底层少年以正义之名行使“无知之恶”的清算

所以,我不想像孙先生那样怪罪西安大叔,因为“底层的恶”可以来自“无知的授权”。西安大叔可能如今依然摸不着头脑,那么多人喷我,我哪儿做错了?!“多数人的暴政”往往是“无知之恶”,这在法国大革命中显露无疑,在纽伦堡的纳粹年度集会(Rally Ground)上显露无疑,在WG中显露无疑。“无知之恶”有了“正义的授权”便会大行其道。

在我看来,所有的授权都不如“正义的授权”厉害。比如“扶清灭洋”就是义和团给自己的“正义授权”。“正义的授权”的打击对象可以是“洋人”,可以是“阶级敌人”,可以是“该死的”犹太人,可以是“同性恋”(我小时候就看到同性恋者在公判大会上被判流氓罪坐牢的),也可以是这个违规的西安小伙。一旦有“正义的授权”,那种摧枯拉朽的豪情就会溢满全身,那种爱憎分明、嫉恶如仇的拳拳之心连自己都会被感动。大义当前,那点对西安小伙为了家人的生计犯了一点小错 的“恻隐之心”泯灭了,那点温情脉脉的小资产阶级矫情显得可笑。这哪是在全国人民面前羞辱一个年轻人,这是向全国人民显摆一把我古都百姓的众志成城!

当然,“正义的授权”取决于话语权在谁手里。话说中国古代的刑法酷烈,什么腰斩,车裂,凌迟,惨不忍睹,恶到无以言表。而且酷刑必须放在“菜市口”那种最热闹的地方,本质上它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维护帝王的最高权力,这算不上“正义的授权”,而只能说是皇帝耍流氓。西方中世纪也一样,各种刑法还不是一样处心积虑?不是把你往死里整,而是整得你生不如死。比较起来,神权的惩罚更重,布鲁诺只因为信念不同于教皇和教皇代表的宗教正统,火刑了结。伽利略好些,大牢伺候。在教权鼎盛时期,即使是国王也要服从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亨利四世自作主张藐视教皇被教皇“绝罚“(即被开除教籍),他胳膊拗不过大腿,只好屁颠屁颠冒着暴风雪赶往教皇居住的卡诺莎城堡,在雪地上痛哭流涕三天三夜跪求教皇宽恕,可见”皇权“那时还抵不过”教权“。谁流氓大谁握有“正义”,那当然不是“正义的授权”。

“正义的授权”的真正秘密来自语言。《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哈拉里说,人类的语言是有魔力的,语言就是用讲故事的方式创造了人的现实感和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用讲宗教故事使人服膺其教义,有安顿人生凝聚人心的积极意义,但它也可以让人抓狂,走火入魔。社会心理学家发现,你只要把人群分成“我们” vs.“他们”,奇迹就发生了,我们永远正义,他们永远混蛋。西方的宗教战争就是在“神的正义”的名义下一次次恶的释放,一次次打开潘多拉魔盒:因为对上帝话语稍有不同的诠释的“零容忍”,各种教派就可以大打出手,甚至打上几百年,血流成河,生灵涂炭。宗教战争的根源是争夺对“宗教话语权”的垄断(不服膺者皆为“异教徒”),所以“正义的授权”本质是“语言的授权”,《圣经》“新约-约翰”开篇就是,“太初有道”: In the beginning is the Word,也就是上帝发话了!所以教皇的“绝罚”(开除教籍)就是把你的话语权灭掉,没有了话语权,你什么都不是,遑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近代的世俗案例中,希特勒发明了一套体现他意志的“正义论”,但它也是建立在戈培尔“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语言垄断上的。

垄断语言的目的是行使语言权力,“正义的授权”(如认定某些人是“异教徒”,“劣等民族”,或   “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别有用心的坏分子”)的前提是语言垄断。当语言被垄断后,只有权力语言可以通行,而权力语言会导致语义的扭曲和败坏(corruption这个词的本意),最终扭曲败坏整个语言体系。一统天下的罗马教廷和希特勒的纳粹帝国就是例子。所以当年的教皇和德国纳粹希特勒的恶行,不仅得到“权力的授权”,更是得到了统治者“正义的授权”。北大张维迎教授说得好,“语言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比官员贪点钱不知严重多少倍;语言的腐败必然导致是非颠倒、黑白难辨。历史的吊诡处在于,罗马教廷语言垄断的崩溃要归功于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术,它让大众能直接接触《圣经》,否则马丁路德或加尔文们的宗教改革不可能成功,欧洲的心灵自由和创造力大爆发是从那时开始的。在当今互联网时代,权力对语言的垄断是一种妄念。西安大叔的行为受到那么多人质疑,是因为很多人发现他拿一个家里揭不开锅的小伙子开刀,正如少年莫言的少不更事,太不靠谱,太堂吉诃德。

在西安发生的那么多事情中,我为什么特别看重西安大叔导演的“视频认错”这出戏码呢?比如,大家熟悉的,老人心脏病突发因为拒绝治疗死了,孕妇因为医院拒收流产了;比较这些事件,“视频认错”这事看上去几乎人畜无害啊!我当然也感叹医院的官僚和人情的凉薄,但这些还不是真正的“恶”。我看重“视频认错” 这件事,是因为它为“恶行”开了一个口子,或者说,西安大叔通过各种真实或想象的“授权”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的盖子。假如这样的行为能够大行其道,那么,批斗悔罪,游街示众,威逼朋友夫妻父子互相揭发,还会远吗?

和西安的孙先生不同,我不同意底层之恶“无边无际”这种说法 ,那样说言下之意即中国的事情都是百姓的劣根性所为,调教了几百年几千年还是欺软怕硬的老样子,上层精英如身为作家的孙先生则是恨铁不成钢。我要说,比起“底层之恶”,上层精英的各种”恶“更加隐蔽,更加丑陋,你只要看看那些受过精英教育的精致的机会主义者们活得多么滋润就行了。底层之恶,很多是出于”无知“,上层之恶,大部分是出于”无耻“。我关注的不是“潘多拉魔盒”里有多少“魔鬼“,而是魔盒怎么被打开的,恶行为何能大行其道。第一,每个人内心都会滋生“恶“,就像每个人的内心都会滋生“善”(王阳明的说法),但大部分”恶行“是由于各种“授权”使之合法化、合理化的 — 权力的授权,民意的授权(“多数人的暴政“),“正义“的授权(语言的授权),无知的授权,或无耻的授权。第二,底层百姓容易产生对社会不平等的不满,对”成功者“、有钱人的嫉妒。对自我境遇的耿耿于怀,也会滋生很多“恶意”(比如那些冲进幼儿园伤害幼儿,把公交车开进河里同归于尽的懦夫),但看似“文明”的作恶,如“视频认错”,是更需要警惕的,因为它看似无害。第三,个人在群情亢奋中的自我膨胀会导致恶行。罗伯斯比尔认为自己可以拯救法国,美国的邮包杀手克钦斯基(Ted Kaczynski)认为自己是拯救人类的英雄,WG红卫兵小将们觉得自己是时代英雄,而西安大叔也会觉得自己是抗疫英雄。第四,法治(注意,易中天先生说的水治而不是刀制)是遏制“恶行”的利器。要用法律手段把所有的公权力,包括语言公权力,关进笼子。对于公权力,法无授权不可为;权力必须在阳光下运行,这是看住“潘多拉魔盒”的法宝。底层民众因为“无知的授权”或“民意的授权”而爱国感情大爆发而损害了他人和公众的权益(如义和团火烧前门大栅拉或西安青年砸日系车伤害车主的行为),同样要受到法律制裁。

那么西安大叔的权力是不是也要被关进笼子?当然要,因为他抓人那一刻是在行使公权力(即使他是防疫志愿者),而他并没有被授权让其他公民暴露在亿万大众面前丢人现眼,他侵犯了别人的隐私权,他对他人的心理健康(psychological well-being)造成了潜在伤害。至于那些底层之恶或民族劣根性呢?我倒不像孙先生或鲁迅那样恨得牙痒痒的。阿Q欺软怕硬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挺着腰活过。当一个人得不到善待,得不到正常的愉悦和满足时,就会需要“补偿”,内心就会滋生“恶”;阿Q小D们会喜欢看杀头,会因为“他比我更倒霉”偷着乐一会儿,甚至咬一口人血馒头解解气,都是可理解的。只要不触犯他人的权利,他们有偷着乐的权利。只要魔鬼还在“潘多拉魔盒”里,我们就应该宽容,而绝不可诛心。我们当然要关注魔鬼是怎么在心中滋生的,但我们更要关注的是,“潘多拉魔盒”是怎么被打开的

写于2022年1月15日,改定于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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