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贫困

思 想 的 贫 困

——我的教育与学术反思(第一部分)

邹贤敏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之本,可谓之教育与学术之魂。克尔恺郭尔有句名言:“一种人是因为要做自己而痛苦,一种人是因为不要做自己而痛苦”。要做自己才会有魂,不要做自己就会失魂。回顾半个世纪来我在教育和学术上走过的道路,这两种痛苦都有过,有时是后者,有时是前者,有时兼而有之,更有时痛则痛矣,却不知是哪一种。这一切皆源于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语境和自己的选择,而教育、学术与政治间的剪不断理还乱又贯串其中。最终我选择了要做自己,告别“可爱的谬误”,接受“痛苦的真理”,呼唤魂兮归来,但不知是否真正做成了自己,魂是否仍与我若即若离。

1957,中国当代史上最具转折意义的年份,也是十八岁的我接受高等教育和学术启蒙的开端。当我怀抱浪漫的向往跨入北京师范大学校园,还未来得及去寻觅、体验这座著名学府的高贵、神秘、尊严,就被扔进了发烫的政治熔炉。

正式上课前的一天晚上,我们中文系5704班来到一个阶梯大教室,里面已坐满了人,只好站在过道上,惊异地看着10年后遍及神州大地的一幕:曾参加过抗美援朝,而今堕落为“极右分子”的他,修长的身材,帅气的脸,委屈、充满怒气的眼神,坚决不承认自己“反党”,招致两位同窗“架飞机”,在愤怒的口号声中,他奋力挣扎着挺直腰,昂起头,与全场对视,旋即头又被两只手强行按下。突然,有人吓得哭出了声,循声望去,是她,我们班一位纤弱的苏州姑娘。我心里也忐忑不安,同情、恐惧杂夹着疑问:“‘最可爱的人’怎么会反党?”学术殿堂的第一课就这样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回到西斋北楼,我们寝室没有了刚入学的兴奋和喧闹,八个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一夜无语。

终于上专业课了。想当初除了经济上的原因,我们大多是冲着黄药眠、钟敬文、李长之、穆木天这些学术名人报考北师大的,可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蛮横地剥夺了他们传承学术的权利,我们也只能在大字报、批斗会和“劳动改造”的队伍中见到自己心仪的已被妖魔化的学术偶像,那种莫可名状的疑惑和发自心底的失望是难以言说的。当然课还得去听,好在俞敏先生的现代汉语课充满了化枯燥为生动的风趣与灵气;郭予衡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课严谨而不失幽默,并不时爆出方法论的火花;钟子翱先生虽然谨小慎微、平淡无奇地照本宣科,但他有黄药眠“高足”的身份和厚厚的一本《文艺学概论》的铅印讲义……我们还是尝到了一点点学术的滋味,心理上得到了些许平衡。在不久以后全年级辩论如何处理黄药眠等社会影响大的右派时,为会议主持者始料不及的是,基于同情、惋惜而主张尽量从宽的意见竟占了上风,“宁左勿右”者感受到了孤立。实际上,这是尚不知政治深浅的青年学子们借此表达了保留在潜意识里的对学术的尊崇与向往。

然而好景不常,学术的大门还没摸到,双反运动开始了,时为1958年初。“双反”,反浪费反保守之谓也,中心是人人“向党交心”,把自己过去尚不为人知也不必尽为人知的所想所做公开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便“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不然就是最大的浪费和保守。大字报贴出来了:读小学时的恶作剧,读中学时青春期的萌动,进大学的个人打算,某次说了谎,某回打了架……形形色色,全是个人隐私。我也不甘落后,写了好几张,记得有这样一条:读中学时想当作家,进师大后又想当教授。主事者仍不满足,发出“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的号召,大字报数量的多寡,成了判断每个人是否向党交了心且是否交得彻底的标准。没有可写的了怎么办?那就编故事。于是宿舍的楼道挂得满满,一层摞一层,根本看不过来。有位心地单纯的同学不愿意再编下去,就在会上沉痛地坦白了:“我怕别人说我落后,想得表扬,就弄虚作假,那上面有很多是我编的!”他把最新鲜的“料”都抖出来了,“交心”达到了高潮。这时,周扬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提出了“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北京日报》大张旗鼓地名为讨论实为宣传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一切与个人尊严、价值、权利相关的想法和做法都成了个人主义,“人民”、“集体”、“大我”取代了作为生命个体和精神个体的个人,思想改造取代了思想启蒙,我们又被动员起来对“万恶之源”进行口诛笔伐。批倒批臭了个人主义,“做党的驯服工具”就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了。总结会上,一位出身地主、善作自虐式批判的同学真诚地谈他的认识:“我们既不属于自己,也不属于家庭,而是属于党。所以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党叫我想什么我就想什么,党叫我怎么想怎么做我就怎么想怎么做!”伊的一切,一切的伊,包括你的大脑,全都交给党,这才不会是毛主席批评的“梁上君子”,你才会有光明的前途。那时我和很多同学就是这样去理解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的,也是这样去认识生活和世界的。“双反”结束,我一时间有了轻松感、圣洁感,似乎实现了道德上的自我完成。神圣依旧,敬仰依旧,但亲切柔软诗意的内心感受逐渐被严峻坚硬逼仄取代的心灵告别了少年不知愁滋味,我的青春开始为个人主义的“原罪”买单,面对长驱直入自己的精神、思想、灵魂的力量,我唯恐掉队,唯恐走错路,唯恐被抛弃。这次运动的效果,不久就在一件事情上得到了检验。班上从青岛来的姜文生同学,为人忠厚正直,喜欢读诗写诗,只因在一篇写寒假生活的作文里模仿普希金,抒发了面对大海生发出的诗情,被政治嗅觉特灵敏的写作课老师批为“宣扬了不健康的思想感情”,“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并向系党总支汇报了。结果谁也没想到,竟然要开除他的团籍。在团支部会上,非但没一个团员想到也不敢提出异议,而且都按会前定的调子对他进行批判,我当然也不例外,因为这是“党的决定”。后来又都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开除学籍。他被迫离校时无一人敢去送行,包括因也喜欢诗而与他关系不错的我自己。当时,我有过内心的纠结和挣扎,但道德面对政治实在不堪一击,“听党的话”念念在兹,有足够的力量让自己把“对不起朋友”的负疚感压抑到意识、情感的最深处,从而心安理得。柔软的心开始硬化。有次偶尔和同学谈起《红豆》《在悬崖上》这类曾经喜欢过的小说,我也能接受“宣扬了个人主义”、“表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美学趣味”的判词了。

刚喘一口气,大跃进开始了,共产主义即将到来的幻觉激发着、支撑着我和同学们的热情,被动而又积极地投入接踵而至的红专辩论、教育革命。作为最佳成才模式的“又红又专”,就是“专”(学术)要以“红”(政治)为统帅、为灵魂,学术只不过是政治的工具。虽然也有同学小心翼翼地提出二者同等重要,想为学术争一点地位,但“只专不红”、“白专”却是人人避之犹恐不及的,因为那条道路“离右派只一步之遥”。我就几乎被认为跨出了那一步。那是从十三陵水库劳动回校不久,响应系里号召,我和三个爱好相近的同学自由结合在一起学习文艺理论。当从工农速中保送入学的党小组长向我提出他也要参加,我完全没意识到他是对我们四个出身不好的政治上不放心,主动来“掺沙子”的,只觉得他学习基础太差,在一起没有共同语言,反还会碍手碍脚,便鼓起勇气一口回绝:“你又不喜欢文艺理论,来干什么?!”当时连说几句喜欢看专业书的话都有“白专”的嫌疑,我这实打实地“排斥党的领导”当然犯了大忌。果然,忠厚老实的团支书紧张又无奈地通知我:星期X要开你的批判会,做好参加的准备。后来此事没了动静,原来是班上有个党员为我说了话。她是一位已去世高干的女儿,思想上也“左”,但心地善良,从不整人,在同学中威信很高,对我是“恨铁不成钢”。不久那位党小组长升任年级党支部书记,她接任后组织大家订“红专规划”,我表示要“听党的话,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战士”,团小组长批评我写的规划“空洞”,她却表扬我“方向是对的”,而且还重用我,给负责全年级科研工作的党员学生当副手,无形中大大冲淡了我的“白专”色彩,思想包袱轻多了,精神压力小多了。上大学前,向往共产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朦胧信仰是非功利的,幼稚而又纯洁,而这时“红专规划”里写的,真心实意中多少掺杂了“不能犯错误”的政治功利的考量,还有潜意识里对权力的畏惧。入学以来的“教育”一再提醒、告诫我:“红”是统帅是灵魂,是对“专”最好的保护,只有你的“红”被认可,你才能安全安心地去“专”,你的“专”才会被认可,也才会有价值。所谓教育革命,就是借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来改造学校、改造知识分子,为“无产阶级政治”打造驯服工具。那时停课劳动是家常便饭,上课倒成了劳动之余的休息和点缀,正处在求知若渴年龄的我们,内心的焦虑是不言而喻的。教育方针的学习、讨论被主持者简化为这样一个令今人匪夷所思的问题:“大学生在校究竟是以读书为主还是以劳动为主?”从部队复员来的周冕章同学,引经据典,条分缕析,论证学生当然是以学习为主要任务,以劳动为主则是最大的浪费。他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但全班无一人敢公开支持他的观点,每次开会他都是单枪匹马“舌战群儒”(积极分子),最后成了“白专典型”。我与他关系密切,只敢私下劝他不说、少说,他却满不在乎依然如故。好在党小组长态度开明,每次劳动他又表现突出,积极分子们奈何他不得,只好批他是“单纯劳动观点”。在那种历史环境里,大学走教育政治化的道路如水银泻地,没有力量能够阻挡。

与红专辩论、教育革命相呼应的,还有“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其目的是从学术上把知识分子批倒批臭,剥夺他们“最后的资本”,清除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我们被组织去参观高年级学生和青年教师写的大字报,在他们的笔下,那些专家、学者、教授要么是“不学无术”,要么是“伪学术”,再要么是“贩卖资产阶级黑货”,一个个不是草包就是害人虫。连郭预衡先生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学术计划,也成为大字报批判的对象,是什么“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我们还被组织去旁听以青年教师为主力的学术批判会,接受不仅以学术名流的学术成就为恶,而且还以他们的学术志向、个人爱好为耻的教育。李长之先生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是著名的学者、批评家,1949年后仍勤于撰述,以学术为生命。批判者却揭秘:李长之曾对人说,我死后,只要墓碑上有“文学批评家李长之”几个字即心满意足。你看,他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多么严重,又是何等狂妄自大!俞敏先生的语法著作曾被叶圣陶誉为“异军突起”,还是一个颇有生活情趣的学者,特别喜好围棋,获得过较高段位,为学界罕见。批判者也揭批:有次他随团去日本访问,在北京机场候机间隙,居然下起了围棋,直到要登机了还舍不得放下。可见他丝毫没把党交给他的政治任务放在心上,是个不学无术的资产阶级纨绔子弟,货真价实的“漏网右派”。每次坐在不大的会场里,听着声嘶力竭的批判,看着一代学术精英的“自我”被一点点踩在脚下,我心里总是涌起阵阵寒意,没有旁边左派同学的“义愤填膺”,让惋惜、困惑、迷茫还有恐惧溢满脑海。在一些学术批判会上,已缴械投降的右派们自不必说,连不是右派批过右派的老教师也都灰溜溜的抬不起头,乖乖接受没什么学术地位,据说被他们压制的青年人的批判、羞辱。当然,有的批判者是被迫的,像钟子翱先生批黄药眠的“食利者的美学”,明显地言不由衷。也有勇者,教外国文学的杨敏如先生反对批人性论遭批判,她当场站起来进行反击,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但这只是特例,改变不了潮流。从反右到学术批判,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师大中文系的学术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魂飞魄散,元气大伤。随着一连串“战斗”的洗礼,我接受了这样一个理念:“为学术而学术”是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为政治而学术”是无产阶级学术思想,“埋头做学问”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在我和同学们的心目中,学术的价值不断贬低,学术的尊严渐渐被打掉,学术的光环也不那么亮了,学术不再是一个神圣的字眼。甚至在有的同学看来,学术似乎还染上了基督教的“原罪”,避开为妙。也有个别同学壮着胆子偷偷地看专业书,给报刊投稿,但又怕别人发现,就在桌上放一本《红旗》杂志,一旦来了人就把专业书、稿纸盖上,装出热心政治学习的样子。面对强大的政治,学术终于被迫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与此同时,我们又被告知革命、批判不是目的,教育、学术还是要的,只是要为无产阶级所用;靠谁来建设无产阶级的教育和学术呢?青年人。为了鼓动学生起来“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夺回被资产阶级占领的教育、学术阵地”,全校干脆正式宣布停课。我们被组织去直属国务院的北京景山学校参观,四处悬挂着红旗和“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之类的标语,教室内外随处可见着苏区儿童团装系红领巾拿红缨枪的学生,或急匆匆或高声争辩或拎着浆糊桶去张贴什么,那气氛那阵势不能不让人热血沸腾,仿佛回到了向往过无数次的火红的革命年代。直接指导景山学校教育革命的童大林在报告中说,学校原有的那一套全是资产阶级的,必须按党的教育方针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教育,才能为共产主义事业培养接班人。他很会讲,把我们的心煽动起来了。回到学校,我们年级就日夜奋战,很快按上面的要求编写了一套九年一贯制语文教材,也很快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在狂热的政治语境下,我们都是另起炉灶,按“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标准选材,很少想到语文学科的特点和教育教学规律,即使想到也会视之为“资产阶级货色”,所以那套教材的“左”是势所必然的。不久陆定一来校作报告,赞扬“北京师范大学是教育革命的大学”,还登了人民日报,更让我们豪情满怀,忘乎所以。接着又投入中文系的教学改革,文艺理论课首当其冲,任课教师全都靠边站,原有的教材成了“靶子”,系总支书记身先士卒,亲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据说只有他才有这个资格,才能保证这门课的无产阶级党性,尽管他第一次课就把“千里迢迢”念成“千里召召”。学生们那颗被听话的大脑控制着的不安分的心被点燃,跃跃欲试。“学术大跃进”开始了,五五级高举民间文学大旗,要把文人创作逐出古典文学史的主流和正宗;五六级改写现代文学的历史,让毛泽东独步文坛,成为最伟大的作家。我们年级还没上过一门完整的课,能干什么呢?那时北京正在放映香港电影《家》、《春》、《秋》,引起轰动,北京市委担心青年人中毒,指示北师大批判巴金。系总支闻风而动,从正在西便门车站搬红砖背水泥的我们年级抽调精干,成立了“巴金批判小组”,可是没有我们班的份。回校不久,便有青年教师找上门,要正处于焦虑中的我们参加《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编写。

这时(1959年初),《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郭开否定《青春之歌》的文章,他用中国共产党党章关于党员的八条标准衡量小说主人公林道静,批评作者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宣扬了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美化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这部长篇我看过,还是比较喜欢的,很向往林道静所经历的生活和斗争。《文艺报》准备展开讨论,到师大中文系组稿,任务落在我们年级,由党支部一位成员牵头成立了一个小组,指定由我执笔,我也就离开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编写组。讨论时我表示不同意郭开的观点,认为小说是一部好小说,但有不小的缺点,主要是对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结合这一点表现不够充分。大家同意我的看法。奇怪的是,没人主张对郭文进行反批评,这大概与当时正处在“左”的潮流中有关,“右是立场问题,左是认识问题”的观念很流行,觉得郭开太幼稚,不值得批评。因此在讨论如何写的时候,都倾向于不要过多重复对小说的肯定,而应主要写我们自己对小说缺点的意见,这样文章才有特点。小说的“不足之处”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进大学一年多,运动不断,劳动不断,知识积累很有限,唯一的一次文艺批评实践是文艺理论的课堂讨论——批判流沙河的《草木篇》,学习用“文学是生活的反映”去寻找作品和时代的直接对应关系。记得老师并没作什么指导,我们学生也没费多大的劲就操弄起批判的武器,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流沙河进行缺席审判。这种“无师自通”来自那时心目中的权威报刊《文艺报》、《人民文学》、《人民日报》,来自入学后的耳提面命,耳濡目染,“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那时读得最熟的是《青年运动的方向》,说得最多的是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彻底改造世界观的道路,认为这就是继承五四传统,发扬五四精神,而《青春之歌》恰好写的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所以自然而然地就用这个革命的标准去要求林道静和小说作者,对作品提出了批评。虽然比起北大的“红色文学史”责备陶渊明没参加农民起义,我们的要求还不算太离谱,也没象郭开走得那么远,但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文章里有两处意思相近的话最能概括当时我们考察文学作品的一个根本观点和方法:“使作品产生缺陷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作者没有比现实站得更高,明确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结合才能彻底革命化这一真理”;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应该而且可能比作品所反映的时代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指出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必然趋势。”这篇《<青春之歌>的不足之处》可说是那时逆向的“学术启蒙”所结出的一枚小小的酸果。文章署名群力(意为群众的力量)发表后,编辑部寄来一笔不菲的稿酬,这是“集体的财产”,经请示党支部书记,给年级买了一套质量较好的锣鼓家什,小组每人送了一本《青春之歌》作为纪念。不久,《中国青年》、《文艺报》又先后发表了茅盾、何其芳、马铁丁等名人的文章,尖锐地批评了郭开的简单化庸俗化反历史主义。其实他们是借为《青春之歌》辩护,矛头指向在文艺界和社会生活中相当普遍存在的极左思潮(马铁丁谓之“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幼稚病”)。茅盾的文章《怎样评价<青春之歌>?》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他不指名地批评了我们的观点:“有人说,学生运动既是当时革命斗争的一翼,如果在书中也写到当时的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那就‘更站得高些’了;这话有理,可是如果这样提出要求,问题的性质就变了:从作者是否完成她自定的任务(即表现她自定的主题)变成作者应不应当限于她自定的任务。我想我们应当实事求是,从作者自定的任务来看作品的实际效果,而不应当提出更大的任务来否定作品的实际效果”。“有人批评这书的缺点是作者未能站得高些,如果‘站得高些’……是指作者未能写出当时革命的总形势,那就是要求作者变换主题了,这未免离开了文学批评的常规了。又或者,所谓‘站得高些’是指应当写出全国的工人运动和苏区的革命主力粉碎白军的进攻等等对于学生运动的影响而言,那么,作者并不是没有想到这一点,换言之,不是没有企图这样做,只是没有做好而已。这和作者的艺术概括能力有关。”应当说我们的实质上是反历史主义的庸俗社会学观点在当时有相当的普遍性,所以才有茅盾这种循循善诱地帮助我们回到文学批评常识的批评。可是头脑发热的我对此不理解,不服气,完全没意识到自己形成中的文学观念的浮浅、幼稚,甚至准备进行反批评。没想到的是,后来杨沫接受了“站得更高”之类的批评,对小说作了修改。1960年我看到《青春之歌》的修改本,还小小得意了几天。

1958年底、1959年初,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和三年饥荒的到来,政治对文教领域的控制出现松动。被中断的教学秩序慢慢恢复,我们又回到教室,走近伤痕累累的教育和学术:中国文学史、现代文学史、俄罗斯文学、西欧文学、亚非文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艺理论,还有被当时《文艺报》誉为“大学里的新风气”和“学术上的百家争鸣”的系内的陶渊明、李清照讨论会。随着学术的缓慢回归,打散了的教师队伍开始重新集结:老一辈的黎锦熙、刘盼遂、陆宗达、肖璋、王汝弼、启功、叶苍岑,中年一辈的郭预衡、聂石樵、徐士年、杨占升、葛信益、杨敏如、匡兴,年青一辈的韩兆琦、李修生、刘宁、谭德玲、许嘉璐、史锡尧、张恩和、郭志刚、童庆炳,三代学术传人或自觉或不自觉、或比较熟练或比较生疏地操持着与主流意识形态完全一致的观念和方法,用中外古典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化滋润着我们已有些放纵而空疏的心灵,为我们正在形成中的知识观、价值观添加尚持守、尊博习的营养。我永远不会忘记,在一次开学典礼上,陈垣老校长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要尊敬师长,鼓励我们抓紧时间读书,努力学习传统文化,不要怕困难。他说,像孔子的《论语》,字数就《人民日报》一版那么多,你们应当读。在众多师长中,郭预衡先生是我们年级男女学生集体的偶像,当年叫“又红又专的榜样”。他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冷静无偏的科学精神,始终如一的政治道德和学术操守,还有那坦荡温良、心向学生的教师风范,对我和我的同学们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那时我并不十分喜欢中国古代文学,但学术思想上对我影响最大的却是郭先生。有次我和另一个同学去他家拜访,谈及学习上的苦恼:“我们总觉得自己看问题很肤浅,怎样才能使自己的思想变得深刻一些,像您的讲课和文章那样,有新意有深度有说服力?”他非常真诚地说:“我也还要提高。”停了一下又说:“你们读读《马恩选集》吧。”过后我就去图书馆借出苏联编辑出版的两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有滋有味的啃起来。我对马恩思想和文论的兴趣,大概就是在这次的阅读过程中不经意间生长起来的。在师长们的引导下,我满怀欣喜地在文化、学术宝库里抚摸着、探寻着、吞食着,肚子饿了忍一忍,晚上停电就坐在唯一供电的大阶梯教室的水泥地上看书。沉浸于文学画廊,最吸引我的是匡兴、刘宁几位先生讲授的俄罗斯文学,那丰富多姿的美学意象中内蕴的自由、民主精神和人道主义情怀,拂去了积郁心头的阴霾,展露出烛照人生的亮色。在令人神往的伏尔加河、大草原、白桦林的背景下,批判专制,承受苦难,憧憬理想,拷问灵魂,给了我深刻沉重的审美愉悦。制造“驯服工具”的极左思潮可以遮蔽、阻吓青年人的独立思考,但无法彻底消解、斫杀青年人渴望自由与美的天性,无法阻止我夜深人静时睡在床上默诵普希金的《自由颂》《致大海》,默念《怎么办?》中薇拉的名言:“我既不支配,也不服从,我要自由”,契诃夫的《套中人》《普里希别叶夫中士》的画面有时也在脑海中翻腾,我当然无意也无勇气与现实对照,一股无形的力量却试图在我的灵魂深处唤醒自我。第二天早晨醒来,我从文学世界回到现实世界,仍要按照“驯服工具”的标准“自我革命”。自由的种子撒下了,土壤贫瘠,又没有阳光雨露,它不发芽,更遑论开花结果。俄罗斯文学还引领我认识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他们成为我心中美学与文艺批评的偶像,《给果戈理的一封信》《生活与美学》《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成为我尊崇的经典。“别林斯基美学是当时阶级斗争的产物,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潮的组成部分,是农民革命思想在文学上的反映。”课堂笔记上划了浪线的这句话,居然成为我以后学习美学和文艺批评的一条普泛原则,阶级斗争、革命思潮成了左右我学术思维的关键词。记得读《<生活与美学>译后记》时,不但接受了周扬对车氏的一句评语:“在他的思想中,社会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浑然融合着”,而且在我的意识中周扬的形象和别、车、杜也融合在一起了。

集体科研也是那个年代我们进行专业学习的另一种方式。1958年“教育革命”高潮中,北大五五级编写《中国文学史》,师大五五级编写《中国民间文学史》,他们“革命的、批判的、战斗的精神”在教育界和学术界引起轰动,特别是北大的影响更大一些。这不但惹得我们学生心里痒痒的,羡慕不已,连系总支负责人也心生“赶超北大中文系”的情结,多次向全系师生下达赶超目标。1959年初机会终于来了,还没摸着学术的门在哪里,我们二年级学生带着“夺回被资产阶级霸占的学术阵地”的豪情,变教室为“战场”,受命编写《中国文学史讲稿》。我被分到陆游研究小组,担任执笔人。陆游是宋代的作家,写了近万首诗,而我们熟悉的不过十几首,怎么办?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口号的激励下,我们将线装的《剑南诗稿》一分为七,每人从自己分读的那部分选出代表作,并交换读,然后就选出的全部代表作进行讨论,形成基本观点和写作提纲。我读的数量比其他同学要多一些,除了精读代表作,还泛读了一部分被筛选下来的和一些参考资料,写出初稿后,经讨论又修改过两次。这个研究项目从看材料到定稿,前后花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老师介入,一切都听从年级党支部的安排。在全系科研经验交流会上,我被指定发言,介绍“依靠集体力量搞科研”的经验,并获会议主持者的赞扬。不久我们的部分成果《陆游的爱国诗篇》在学报上发表了,是郭预衡先生审改并推荐的。这种集体编书的方式当然局限、弊端多多,但对我个人而言,是大学阶段与学术研究最亲密的一次接触,从中体验到了一点学术的韵味和艰难,受到了初步的学术训练。这篇文章是从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去分析陆游的作品,虽然抓住了陆诗内容上的某些特点,但总的并无甚新意,特别是没有揭示出陆游思想与创作丰富、复杂的一面。在初选作品时,我们就发现陆游诗作中真正具有爱国情感的,只占很小的比例,绝大部分是写个人日常生活的,如“一树梅花一放翁”、“洗脚上床真一快”,还有像情深深意切切的《钗头凤》那样千古传诵的爱情诗,狎妓冶游、思想消极的也不少。以我们当时的知识水平和认知方式,很难将这些内容和诗人的爱国情怀统一起来,很难做到鲁迅先生要求的看一个作家要顾及“全人”,最后只好用“本质、非本质”的筛子把表现爱国思想以外的作品全部筛掉,绕过了难题。这样一来,陆游作为“爱国诗人”是纯粹了,但他作为诗人呈现出来的面貌却是残缺不全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被遮蔽了。

不可否认,我所吸吮的文化、学术营养,并没有也不可能超越那个时代特有的种种局限。外语课被砍掉,心理学课刚开了个头,大概是因为触及到人作为个体存在的多种需要,不合时宜,被视为“伪科学”,也砍掉了。那时根本没意识到这会给自己带来知识结构上的重大缺陷,特别是外语的放弃,造成了自己后来学术与人生不可弥补的遗憾。时代的阴影也没有离开过我和我的师长们的心灵,此前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形成的巨大思想压力,仍使一些谨守学术规范的老先生在讲台上心虚气短,师道尊严扫地以尽。比如,教学改革要求文学史课每讲一个作家、一部作品,都要加上批判的内容,以体现对文学遗产是“批判地继承”。一次,白发苍苍的梁品如先生在讲完魏晋时期的一个作家后,居然嗫嚅着说:“同、同学们,我、我不会批判……”我坐在靠前的位子,清楚地看到他嘴唇发颤,拿着讲稿的双手在抖动,眼里还噙着泪光。此情此状,令坐满阶梯教室的近两百名学子手足无措,我心里也充满了苦涩。又一次,有“活字典”美誉的刘盼遂先生讲到陶渊明辞官归隐时,既不敢正面肯定,又不愿违心批判,情急之下顺手拈来,给这位杰出的诗人戴上了一顶“无组织无纪律”的帽子,引来一片笑声。

形势的变化并没逾越政治底线。运动是不搞了,但教育方针没有变,所以比过去要少一些的政治学习和生产劳动仍时不时中断正常的教学,我们的头脑也仍然半自觉半不自觉地停留在此前的禁锢中。1960年4月,学习讨论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列宁90周年诞辰的三篇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因为是“党中央的声音”,我们百分之百地入眼入耳入脑入心,我还特意买了一本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的《列宁主义万岁》,作为“思想武器”收藏起来。1960年9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同学们都想先睹为快,可全班只分到一本,怎么办?四十几个男女挤坐在只有四张高低床的宿舍里,听几位同学轮流充满激情地朗读,全体从早到晚足足听了四天!小小空间不时回响着从心底发出的惊叹声,对未卜先知百战百胜的领袖崇拜得五体投地。不过百密一疏,我的思想还是出现过“险情”:一次讨论“三面红旗”的小组会上,我根据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引用毛泽东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观点,鬼使神差地说人民公社有点一哄而起,应该从各地不同的条件出发有先有后地建立。我是最后一个发言,讲完组长就宣布散会了。不久校党委书记向全校学生传达了庐山会议的精神,我心里一惊,幸亏小组长没向上汇报我的发言,也幸亏没在学生中搞反右倾斗争,不然就麻烦了。尽管生活经验和报刊上的宣传对不上号,对“彭德怀反党”也感到难以理解,我还是相信毛泽东和中央的决议,“反省”自己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见树木(支流、一个指头)不见森林(主流、九个指头)。对世界的判断只能以领导人讲话和中央文件为准,而真实的生活和对生活的真实感受是靠不住的,这是我当时的思维状态,对经验之外的理论、观点、说教、推理缺乏免疫力。政治上如此,专业学习上也是如此。

进入学术启蒙期之前,我文学知识的积累是相当贫乏的。童年正逢战乱,发蒙学的是“来来来,来上学,大家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大家去游戏”;抗战胜利后进了教会学校,上帝成为我人生的第一个偶像;解放初,以一篇命题作文《给斯大林大元帅的一封信》进入高小,武侠连环画和抓特务的故事填补了我的阅读空间;在“保尔·柯察金班”,上帝和侠客在革命英雄的光环下悄然隐退,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和苏联文学陪伴我度过了初中时光;直到高中,我才结识了鲁讯、巴金和现代文学,结识了赵树理、闻捷、邵燕祥、刘宾雁、刘绍棠和解放区文学与新中国文学;张志公先生主编的分科型语文课本,为我打开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大门。语文老师在课堂上朗读我自由命题的作文《故事新编——氓》,最终决定了我人生的第一次选择。我是带着“作家梦”走进大学的,但不久爱好就转向了文艺理论。这是因为我发现中文系并不是“作家的摇篮”,原来的幻想过于幼稚,而在高中阶段,《文艺学习》杂志曾给了我最初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知识,加上从数学老师那里得到的严格的逻辑思维训练,使我对理论也有了兴趣,甚至囫囵吞枣地翻过几本宣传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的哲学普及读物,所以转向并不困难。不过这种选择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因为这之前我对于“文艺理论是党性很强的学科,没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是搞不了的”这个告诫完全缺乏理解,那时我还不能从理性的层面去认知何为文艺观,更不知何为无产阶级文艺观。四年中,师大作为名校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虽遭严重破坏,但其精神留存和它向社会的延伸、与社会的融通,仍然在课堂之外为成长中的我们提供了在当时条件下难得的优质文化资源:艺术大师梅兰芳、马连良先后三次来校演出《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穆桂英挂帅》、《苏武牧羊》;参加电影《林则徐》的拍摄,近距离目睹表演艺术家赵丹如何酝酿情绪、进入角色、走进镜头;聆听政坛要人陆定一、张执一、韩念龙、龚澎、甘泗淇、杨秀峰、童大林等纵论国家大事;聆听文坛宿将张光年、林默涵、陈荒煤、陈伯吹等放谈文学艺术;还有名闻全国的公社书记、工人诗人、艺术表演团体与我们面对面……。这些都实实在在地开阔了我们的文化视野,提高了我们的文化素养,潜移默化地从不同层面影响了我们思想和人格的熔铸。这种文化氛围和还算齐备的专业课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我对知识的渴求,实际上也为学习文艺理论并形成自己的文艺观提供了初步的知识支撑。在我的学术启蒙期,对孕育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起了直接决定作用的,是一本书——《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和一个人——周扬。

北师大文艺理论组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10月出版的《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是我在大学买的第一本、也是价钱最昂贵(3.20元)、伴随我时间最长的书。这本书以文学的一般理论、文学作品的分析、文学的发展过程和种类为基本框架,充分吸纳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和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思想、理论成果,构建了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思想系统和知识系统,体现了苏联文艺学和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两种模式的融合,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点,学术上颇见大家气象。因此书一出版就广受欢迎,半年内印刷了四次,印数达九万册之多。当时我们的文学概论课时断时续,内容多是讲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这本70余万字的大部头恰好填补了教学的空白,我对文学基础理论与知识的了解,基本上是从它那里得到的。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在编排上的一个特点,直接影响了我以后在学术研究中的思维方式的形成。经过入学后的一连串政治思想教育,我在政治上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我们的先辈为了寻求真理,长期在黑暗中摸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我们就不必那样,比他们幸福多了,因为革命导师、党中央已经找到了真理,我们只要照着他们说的去做就行了。带着这样的观念翻读《资料》,我敏感地注意到:除了极少数例外,每个论题都分为两部分,马恩列斯毛的论述属“经典文献”,其他人的只是“参考文件”;几乎文学理论上的所有问题都有革命导师的“经典”论述,他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也是我们的导师,使我们不用在黑暗中摸索,学术上的真理就在“经典”中。于是“研究问题先查经典,在经典的规范下思考”的思维程序和思维习惯,就不知不觉开始孕育于我的潜意识之中。我们这一代搞文艺学的人,没有谁可以避开周扬的影响,没有谁不在自己的学术思想和学术道路上打下周扬的烙印。正是通过他,我在大学接受了最初的“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哺育。1958年2月,当我对文艺界的反右斗争还心存疑虑的时候,《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从中我第一次感受到周扬作为文艺界最高领导人、党在文艺界的代表那种居高临下、生杀予夺的气势,那种真理在握、咄咄逼人的文风,以我当时的生活经历和知识水平,当然不可能消化文章的内容,但我完全相信他的种种分析和判断。特别是“文艺是时代的风雨表”那段名言,我无从知晓隐藏在其中的政治动机,可它概括和表述的“精辟、精警、精彩”征服了我,信奉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念”就像此前信奉“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那样毫无疑义。1958年8月,正当我和同学们沉浸在“超英赶美,迎接共产主义到来”这种虚无的集体幻想里,《文艺报》报道了他在河北文艺理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犹如在沸腾的油锅里又撒了一把盐。那时尚不知中苏开始交恶,毛泽东提出要破除对苏联的迷信的政治背景,一看标题:“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再读“在不长的时间内,我国就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我们农民写的民歌中,那种伟大的共产主义气魄,恐怕欧洲许多工人也写不出来”,确实眼前一亮,精神为之一振,钦佩他的理论水平就是高人一筹。多年后我才恍然大悟,周扬、郭沫若极力颂扬的“新国风”不过是文化上的返祖现象,是文艺大倒退的表征。什么是“中国自己的”?怎样建设“中国自己的”?报道语焉不详,但我留意到其中的两条,还在上面划了道道:“文艺理论批评,是思想斗争最前线的哨兵”,“是实现党的文艺政策的有力工具”;《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四本书“是文艺理论的基础,又是哲学理论的基础”。对于把文艺理论批评的功能政治化的提法,我非但能接受,内心里还觉得这是提高了它的地位,能当“哨兵”、“工具”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毛的四篇著作此前我只完整地读过一遍,感觉通俗易懂,不像马恩的文章那么深奥,现在经他一说,有豁然开朗之感,似乎一下子找到了学习文艺理论的门径和捷径。

1959年3、4月间,我们中文系师生先后五次听系总支书记传达“中央精神”,其中三次是周扬的内部报告,一次是关于文艺界批修的,一次是关于“两结合”的,一次是关于建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另外两次大概是林默涵、陈荒煤对他报告的解释和补充。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语境里,由党的书记来传达文艺界领导人关于文艺理论、美学问题的讲话,这种安排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突显所传达的内容极具政治意义,政治压倒了学术。第一次传达完,总支书记联系实际动员师生:批修是一场具有国际意义的战斗,这一运动对我系有特殊重要意义,是深入进行教育革命的组成部分,我们要站在最前线,自觉革命,彻底批判、肃清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和毒素,这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那个时候,大学生们已经被训练出对“中央精神”的敏感和期盼,虽然还没有象影视中表现的,地下工作者从电波里听到党中央声音时那样的激动、兴奋,但“中央精神”的真理性、权威性、神秘性对我们有着无庸置疑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尽管分不清听到的究竟是政治还是学术。当我对文论的爱好从课堂得不到满足,课外阅读面又很窄,除生吞活剥《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脑子里装的多是《文艺报》上的一些评论,这时他那些包裹在权力话语里的充分政治化了的文艺观念和学术思想,比如: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存在与意识的理论是我们建立马列主义美学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因此文艺是意识形态,是时代的风雨表,无产阶级以它作为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哪里有伟大的革命,哪里便有伟大的思想和文化,西方现代的文化艺术腐朽了,东方革命起来了,我们的时代必然要出现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文化艺术高峰,要反对“落后论”;道德的基础不是个人幸福,我们的文艺是最革命最先进的,要歌颂没有自私之心的人,培养共产主义个性,而要表现这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完全新的英雄人物,必须采用“两结合”(“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简称)的创作方法;文艺界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反对修正主义又要反对教条主义,而文艺是修正主义最易藏身的地方,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其它资产阶级思想,是文艺界长时期的具有国际意义的斗争,必须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人类之爱,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旧概念,必须抛弃;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艺,必须批判和重新估价资产阶级文艺遗产(特别是以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为代表的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破除对资产阶级文艺的迷信和崇拜,清除它在青年中造成的反动、消极影响;应当用历史主义分析的方法批判遗产,既要指出它在当时条件下的意义,同时也要指出它在现阶段以至将来有什么意义,有了历史的观点还要有革命的观点,要进行阶级分析,如个性解放在五四时期是进步的,在今天就是反动的了;双百方针是无产阶级坚定的阶级政策,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必须以政治方向的一致性为前提;文艺从来不在党和阶级之上,我们时代、阶级的智慧集中于党,文艺家要不落后,便要表现党的精神和政策,不能超过党和阶级……这些一直延续到1960年7月他在第三次文代会报告中将之更加系统化的理论观念,都强势进入了我的思想、知识积淀之中。对这些,也不是没有困惑、怀疑的时候,有次在学校大操场看苏联电影《静静的顿河》,上中下三部,从傍晚到后半夜,我们被葛里高利、阿克希尼娅的爱情和葛里高利的悲剧命运深深吸引住了,内心难以名状的情绪有一种被释放出来的感觉。第二天我和几个同学又凑在一起讨论肖洛霍夫的原著:用阶级论怎么也解释不清主人公亦红亦白亦正亦邪的思想和行为,获得斯大林奖金的作品怎么会歌颂超阶级的人性、爱情?难道周扬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理论观点不适用于苏联文学?可苏联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榜样呀!我们寄希望于苏联文学课能解开这个矛盾与纠结,可我的笔记本上只留下了老师的一句话:“肖洛霍夫就在这时参加了集体化的工作,他放下未写完的《静静的顿河》,开始写作《被开垦的处女地》。”几节课全是分析达维多夫的形象,因为“这部小说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作品”。我当然还理解不到老师有不得已的苦衷,只好让矛盾与纠结深藏心底。在周扬他们那里,这种意识形态化的主流文艺观和方法论被包装得相当精致,而一旦为像我这样缺乏知识底蕴的中文系学生所接受,就会以十分粗拙、浅陋的形式表现出来。1959年10月,在全系李清照讨论会上,我对《漱玉词》的评价足以说明这一点:

用“对人民的态度如何”来衡量,李词的基本情调不健康,对生活的态度是消极的。她写的愁只不过是个人的哀怨,是闲愁,没有跳出个人生活的小圈子,尽管写得很真实,但意义不大,思想性不高,其中消极的方面在今天要批判。有人说李的遭遇是时代的悲剧,如果是指李的遭遇反映了时代的不幸,反映了当时一般人民的不幸,那是不对的,因为虽然当时民族矛盾上升了,但她的阶级地位并无改变,与人民的感情还有很大的距离。应该说那是上层贵妇人自身的悲剧,造成悲剧的原因,主要是她的阶级地位决定的。从客观效果看,我们从李词感觉不到什么美好的事物被压抑、毁灭,看不到抒情主人公对现实生活的不满,从而使我们同情她的遭遇,激起我们对丑恶现实的愤恨。有人认为从李词可看出当时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抑和妇女社会地位的低下,这和上面的观点是一样的,没有对作品的形象进行阶级分析。李词写了上层妇女的哀怨愁苦,当时的下层妇女不会有这样的感情,一来没时间,二来没物质基础,她们也有离愁别恨,但与李的很不相同,如《折杨柳歌》、《子夜吴歌》。至于李与赵(明诚)之间的爱情也只不过是远离人民的上层贵族夫妇之间的情爱,不值得同情,更不值得歌颂。有人说李词固然不具反封建意义,但她确实忠实地写了自己的生活,从中可以看到贵妇人的精神面貌,这不也是反映了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吗?我认为,文学要反映生活,问题在于作者抱怎么的态度反映怎样的生活,评价作品要看作家的阶级立场和作品表现出来的爱憎,李词的情感虽不是虚伪的强作愁,但作者没有抱批判的态度去写,这样的真实就没有什么社会意义。汉赋真实地描写了皇帝荒淫无耻的生活,能肯定吗?真实应当是历史的真实,离开了社会生活去谈真实,真实就失去了客观标准。

这种今日看来幼稚可笑、当年却有相当代表性的“阶级分析”,其简单化庸俗化绝对化和反历史反逻辑的感受,消解了对作品的审美观照。不过人毕竟不是无生命的机器,政治化的种种观念(包括文艺观)不可能实现对思想的绝对统治,不可能把人的感性统统杀死,把人的理性统统扭曲。特别是当僵死的教条会危及到某种根本时,压抑会放松,思想会反弹。五九年粮食限量吃不饱以后,我日益明显感觉到了这种趋势。高教部长杨秀峰亲自来我们年级听课座谈,调研高等教育中的“左”倾表现;北京市委大学部派员深入各班,为包括我在内的被打成“白专”或有“白专”嫌疑的学生清理档案、赔礼道歉;人民日报宣传科学精神了;《文艺报》讲艺术性、艺术标准的重要性了,甚至赞扬文学作品中的人性美和人情美;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甄别平反,给一些右派分子摘帽……。这一变化在教学活动中也反映了出来。1960年下学期,我们年级开始教育实习,行前叶苍芩先生为我们恶补了教学法。叶先生是我国语文教学法学科的奠基人,“教育革命”中被戴上“资产阶级专家”的帽子,重返讲台的他为我们“雪中送炭”,至今印象还很深的一句话是告诫我们“不要把语文课上成政治课”。走进师大二附中,两年前景山学校的那种“革命”氛围消散了,九年一贯制的教材不见踪影,老师和学生都已安静下来。我讲的第一课是毛泽东的《政协开幕词》,从课文在语言、逻辑上的特点入手,把内容分析落实到字词句,如抓住“随着……不可避免”这个关联词,帮助学生理解经济建设高潮和文化建设高潮的关系。课是没上成政治课,但也远不是成功的语文课。不料想,这居然引起了系实习领导小组的重视,阶段总结时要我介绍经验,并写成文章登在油印小报上,后来还指定我为全国文教群英会东北代表团上观摩课。其实我不过是并非自觉地遵从了实践的召唤,从已有经验和学生实际出发,从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出发,也并非有意地抛开了此前被灌输在头脑中的某些教育理念,从而一定程度上与语文教学中的“左”拉开了距离,客观上符合了当时纠“左”的大趋势。

从《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到《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道路》,周扬紧跟毛泽东建构政治乌托邦的节拍,以“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为旗帜,试图按照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来构造一个文学的乌托邦。为此,他将马恩列毛和普(列汉诺夫)高(尔基)鲁(迅)瞿(秋白)等的文论组成一个系列,以为理论支撑;他用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资本主义思想体系、无产阶级文艺与资产阶级文艺、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与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来扫除政治、思想障碍;他把“为工农兵服务”、“双百”、“两结合”阐释成唯一正确的真理,用以规范文学家的思想探索和艺术创造。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语境里,像我这样的一个政治上幼稚盲从,思想上缺乏独立思考,学养上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爱好文学和文论但又对它们知之甚少甚浅的中文系学生,是很容易接受和向往这种文学乌托邦的,是很愿意把参与建造这种文学乌托邦作为自己将来的学术追求的。在我文艺观的形成期和学术启蒙期,这对认知框架的建构,知识系统的形成,学术方向的选择,思维方式的运用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大学四年,由于头脑里塞满了政治观念和政治化了的文学观念,文学的本体被遮蔽,思维的空间被挤压,对文学自身思想艺术魅力的直接感受、体验受到阻滞和疏离,对艺术的特点和规律的认知、把握受到怀疑、贬抑、批判,因而习惯于从抽象的政治观念和政治化的文学观念出发,而不是从文学的创作与欣赏实践出发去观察文艺现象,也就渐渐成为我思考问题的常态,成为我学术素养的一大软肋。在这四年里,虽然文艺界也反教条主义,对极左的东西有过抗争,从茅盾、何其芳、马铁丁等为《青春之歌》辩护,到驳斥《大众电影》对苏联影片《共产党员》的简单化庸俗化批评;从赞扬学术上自由辩论如何评价陶渊明,到何其芳批评北大“红色文学史”和北师大“民间文学史”;从王西彦、侯金镜保护赵树理、茹志鹃的创作个性,到《文艺报》的《题材问题专论》……这些都引起过我的关注,并在思想上留下了认同的痕迹。但是,枝枝节节、星星点点的“纠偏”怎敌得过根深蒂固、铺天盖地的极左思潮?问题在于,那个年代还不可能怀疑,更不可能认识到简单化、庸俗化的根源,就在自己所遵奉的被周扬们阐释的“马列毛文艺思想”本身,反而坚信二者是不相容的。问题还在于,我在接受政治化文学观念的同时,接受了具有政治选择性的理念:右、修正主义,是立场问题;左、教条主义,是方法问题。出于趋利避害的人的本性,无论政治上还是学术上,“左比右保险”的观念已深植于我的潜意识之中:根据政治需要忽而批右忽而反左的机会主义、实用主义,被解读、升华为“坚持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而这在实践中往往是很容易模糊、动摇、甚至取代自己对真理的追求与坚守的。

1961年7月17日,首教高校毕业生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因病住在校医院未能参加,有与会同学下午回校后向我讲述了陈毅元帅报告的内容和会场情景,讲者兴奋,听者动容。陈老总是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北京和全国的应届大学毕业生讲的,一上来就批评团中央要他讲“又红又专,红透专深”的问题,说:什么红透专深?!能又红又专就不错了,我干了一辈子革命,也没红“透”专“深”啊。然后开始讲国内外形势,重点讲教育问题,尖锐地批评高校五八年以来的“左”的错误,为所谓“白专道路”平反。历经血与火考验的老帅说:“错了就要改,我代表国务院向这几年受到伤害的同学赔礼道歉。”说完脱掉帽子,向坐满大会堂的青年晚辈一连三鞠躬。这时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不少同学泪流满面。当他讲到批“白专道路”的危害时,转过身大声批评坐在主席台上的北京外国语学院负责人:你们懂什么政治?你们的学生一半时间搞生产劳动,结果外语考试有一半不及格,这怎么行?!前不久我接见外宾,你们学校的毕业生当翻译,居然把“胸有成竹”译成“肚子里长出了竹子”,外宾听了莫名其妙,弄得我很紧张……。听完“传达”,我有精神得到解放的感觉,但也仅此而已,没有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考,也根本没想过要反省此前初步形成的教育与学术观念。

走进北师大,我接受的第一笔政治、学术“遗产”是反右斗争,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和刘宾雁的“干预生活”最让我心存畏惧;离开北师大,我得到的最后一笔政治、学术“财富”是批修斗争,林默涵的《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和马文兵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批判最令我心存敬羡。秦兆阳们的“警示”作用和马文兵们的“榜样”力量将伴随我走向下一段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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