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尊敬的师长

叶文福                

做人的认真，大到思维，小到一举手一投足，甚至双目不斜视，单指不点人等等这些细节，除了从小得益于父母严厉的家教，我一生中最标准的榜样，就是我在蒲圻师范时的校长任鑫平先生。

任鑫平先生的风范，是我自懂事以来一生着意追求的榜样。

当我还是他的学生时就崇拜他，暗自发誓一定要做一个他那样，以自己的高尚与优秀赢得人们爱戴的人。

我是1960年从咸宁二中升入蒲圻师范的。当时的蒲圻师范是当时的孝感地区的两所师范学校之一。我在蒲圻师范受到的几位老师的教育，是我终生的道德的地基，尤其是任校长。

毕业后虽然离开了他，许多年间，我总是用他的行为举止来要求自己约束自己；许多事情，在做之前，总是要求自己想一想，如果是校长，该如何做——虽然我对校长的认识并不深刻。

任鑫平校长的魅力在于，任何人，一站到他面前，就要肃然起敬，就不由得要收拾起自己的一切，说话，走路，行事，都要按照他的规范去做。

校长中等偏高个儿，白白净净，五官端正得迷人，所有的曲线都仿佛是精心勾勒的工笔画。衣服干净得几乎一尘不染，即使是劳动，身上涂泥溅水，他那爱整洁的一举一动，也给人是干净的感觉。

任校长虽然不苟言笑，但他脸上永远是那种亲切的、让人无条件地信任的情绪。在我的记忆里，他永远穿着一套银灰的中山服，端正，大气，标致。他从不发脾气，标准的谦谦君子风度。即使讲课，即使在大会上讲话，也是轻言细语。他那十分讲究的武汉话从不带废字，阴阳顿挫，十分准确，十分清晰、悦耳，十分好听。正是他的讲课和说话风格，修养了我对诗的认识和理解，修养了我的诗学观、尤其是对现代白话诗的认识和理解的基础。

诗就应该像我的任校长讲课讲话那样，阴阳顿挫，十分形象，十分生动，十分准确，十分精微，十分清晰、悦耳，十分好听。

三年里，任校长只是因为教代数的老师生病而给我们讲过几堂代数课，他讲的代数受到所有学生的热烈欢迎，以至于当数学老师病好之后再回来讲课时，竟遭到我们的拒绝。

一位当校长的教育工作者，将一届学生教到毕业，送出了校门，应该就算完成了一个阶段的任务吧。然而任校长与我的缘分，似乎直到我毕业之后才真正开始。

１９６３年七月，我毕业后留在蒲师附小任教，当上了四（1）班的语文教师兼班主任。

那时的蒲圻师范属原孝感地区的两所重点师范之一，在蒲圻山青水丽的羊楼洞镇上，蒲师附小也在蒲圻师范旁边。

任校长的夫人金美玉老师也在附小教书，于是我成了金美玉老师的同事。

金美玉老师天生丽质，艳若桃花，与一表人材的任校长简直是天生绝配。

金老师性格开朗，热情大方，既乐于助人，又从不摆师范校长夫人的架子。她是三（１）班班主任，８岁的女儿润润也在她班上上学。润润漂亮、聪明，乖巧，可爱，金老师几乎每天都把她打扮得像小天使。

那时候，附小全校的老师都在一个大教室里办公，润润有时在妈妈办公桌边做作业，有时哪位老师故意逗逗她，她无意说句只有天使才能说出来的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所以润润是我们中间的快乐点心。

他们的大儿子那时才四岁，成天更像是尾巴似地跟在金老师身后。憨憨的，墩墩实实的，有一个与他外貌十分匹配的小名：骚婆子。骚婆子几乎成了所有老师的孩子，不管哪位老师，只要没课，都一面忙着，一面把他带在身边，小心地照顾他的吃喝拉撒睡，带他玩，逗他说笑。只要他在办公室，办公室里就热闹极了。

刚参加工作，我是既努力，又十分谨慎的。没多长时间，就把一个很棘手的班带上了正轨。纪律好了，成绩也上来了，一学期下来，我的工作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好评。

但是好景不长。

１９６４年３月１０日，星期二。

这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个学期开学不久。

下午劳动时间，我们班饶群芳、邓广桔、祝雪兰、雷孟珠、何爱华、郑秋云、雷四益、游春云等八个镇上的女生集体逃学，不参加劳动。我领着其他学生到学校对面的北山挖了俩小时菜地，回到教室，她们才回来。我不想马上批评她们，准备简单讲评一下就放学，她们逃学的事缓一步再处理。

可是当我在讲台上讲评时，何爱华竟与同桌的男生焦四海在桌上你一下我一下地进行肘子大战——原来焦四海对几个女生擅自不参加劳动不满，当何爱华的肘子越过了两人之间的“界线”，就趁我没看见，狠狠地给了她一肘子。何爱华也不好惹，狠狠还他一肘子。你来我往，收不住，竟公开干起来了。

我很生气，但在心里还是嘱咐自己不要急着在全班学生面前批评她们，先放学再说。

我装着没看见，不动声色地一面讲着话，一面从左边的过道下讲台，从最后一排绕到右边过道，到何爱华身边时，还说着话，一手从肩头处提起她的衣服，往讲台上走。

三月江南，晴朗的下午，天气已经较热了，我们都穿着单衣。何爱华被我反手揪着衣服，跟着我被动地走着。才走了两步，由于教室地面是土地，高低不平，我一上讲台，何爱华跟着我上讲台，她个子小，没能上来，脚下一歪，反身倒在讲台边上。

教室的地面原土高低不平，讲台却是砖垒水泥抹的，何爱华反身正好倒在讲台沿儿上。何爱华是个白净得有点单薄的小姑娘，一倒在讲台边上，后背立即擦破了，鲜血从衬衫里渗了出来。

一见血，我顿时感到了事态的严重。立即叫其他学生赶紧放学回家，我抱起何爱华就往镇上的门诊所跑。

大夫说划了条大约两公分的口子，不深，问题不大。消了消毒，敷上纱布，花了四元钱。

何爱华的家就在门诊所旁边不远处，处理完伤口，我心里踏实了点儿，领着何爱华就到她家去。向她妈妈讲述了当时的情况，承认了错误，与家长一起检查了伤口。家长很开通，没有半点指责之意，我心里才好受了些。赶紧回学校，向正在吃饭的马骥校长汇报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四十多岁就几乎秃顶的马骥校长是个很有经验的领导。他听了我的汇报，放下筷子，拉长了声调沉吟了好大一阵儿，说：“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不敢作主。我马上到师范去，向师范的领导汇报。”

那天下午我没吃饭，心里难过得无人可诉。作为师范生，我深知任何时候都不能体罚学生，更何况我是把学生弄伤了。

我焦急地等着马校长从师范带回消息——不管什么消息，我需要消息。

马校长从师范回到附小，已是晚上九点多钟了。

晚上办完公，我一直站在他卧室拐角的角落里，等他回来。

马校长一进卧室，我随即跟在他身后钻进去。没等他坐下，就低着头站在他办公桌面前。

马校长一面给自己的紫砂壶里续开水，好半天，鼻子里喉管里拉风箱似的，仿佛有倒不尽的垃圾，喝了好几口茶，也不作声。直到长长喘了口气之后，才仔细看了看紫砂壶，慢腾腾地说：

“你自己到师范去说吧，任校长在办公室等着你！”

“现在？”

“现在。”

师范与附小同在一个小镇上，能有多远？一条小河隔着，平常抬脚就到，可是那天，我不知道是太远了还是太近了——一会儿觉得太远了，一会儿觉得太近了。

当我走进师范教学大楼，敲响校长办公室的门，小心地喊一声“报告”，我觉得整个办公楼都在轰隆隆地响。已经下了晚自习，热闹时刻过了，整座办公楼静悄悄的，只有老师办公室还有灯光。

校长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严肃地坐在办公桌前，等我前来“自首”。我刚喊了声“报告”，校长就把门打开了——好像是站在门边等我似的。

不知为什么，一见校长，我眼泪就簌簌地直往下流，两腿灌了铅似的沉重。

“来了？”

校长把左手放在我肩头，就在门口站住，右手拢了拢我的头发。直到校长的手指触到我头发的那一刹，我才突地感到我的头发是乱的，跟我的心情一样。

校长两手放在我肩头，认真地端详了我好一阵子，一面说着：“嗯，还行，嗯嗯，还行。有一点老师的感觉了，进步不小嘛。在我脑子里还是那个小调皮鬼的样子，金老师回来跟我说了好几回，说你干得不错。我还真不大相信呢，我只知道你当学生的样子，只知道你家里很穷，王老师给我看过你两篇作文，基础还不错——教四年级语文，吃力吗？”

校长双手扶着我坐在他办公桌旁边的一把红漆大靠背椅子上，一面说着，一面从一个竹篓子暖瓶里倒一杯开水放到我身边的茶几上。

我只顾流泪，没顾上回答校长。校长似乎也不要我回答，自己坐到茶几那边的椅子上，慢慢地说：

“马校长刚才来，把情况都对我说了，不用再说了——伤口重不重？”

我摇了摇头，“不重——是镇上的大夫说不重。”

“家长那边都处理好了吗？”

“处理好了。因为我时常访问学生家长，家长跟我很熟。”

“这就好，这就好。”敲了敲茶几，轻声说：“喝水。”

我礼节性地呷了口水。

校长笑着说：“没事儿，我只是请你来谈谈心。平常忙得顾不上，还是你聪明，制造一个小事故，就回娘家来看看。”

回娘家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第一次听见我的校长说师范学校是学生的娘家。我不禁趴在桌子上，伤心伤意地哭泣起来。

校长自己喝了口水，静静地坐在我对面，也不作声。

我赶紧用袖子擦了把眼泪，挺直了腰板，规规矩矩地坐着，望着校长。

校长欠了欠身子，轻声说：

“是呵，师范是教师的娘家。有什么事，回娘家来给我们说一说，讲一讲。有什么教学经验，回来交流交流，我们可以向大家推广。你在你的学生面前也是这样，鼓励你的学生信任你，被学生信任的教师才是好教师。刚走上工作岗位，别养成动手动脚的坏毛病——你在校期间，有老师打过你吗？没有。有老师骂过你吗？没有。是嘛，我们是教育工作者，人们说我们是园丁。什么是园丁？你面前的孩子是没有反抗能力的小花小草小树，小花，小草，小树，它们身上有了虫子，你要去捉虫子。如果你一脚踢过去，那不就出事了吗——记住，首先是学生出事了。你出事没有学生出事重要。不管是不是有意，打了一下学生，严重的、你想象不到的、你看不见的无形后果，可以导致一个学生一辈子不相信老师，一辈子不相信教育，你说这重不重要？家长是信任学校，才把孩子送来接受教育的，教育没有赋予我们打骂孩子的权利。尤其要注意的是，在你面前的学生，都是正在成长的孩子——记住，他们是正在成长的孩子。这回没事，不记住教训，不总结教训，下回就该有事了。”

我认真地望着校长，不断认真地点着头。

校长喝了口水，笑着说：“我只记得你是１９４４年生的——你们班有好几个４４年生的，成绩都不错，你是几月的？”

“农历闰四月的，阳历好像是五月。”

校长仰起身子呵呵地笑起来，轻轻拍着茶几说：

“二十岁还没满呢，我可不敢打你——孩子是打不得的，学生是打不得的。记住：师范——师者，范也。当老师，就是当学生的模范。”

校长看了看手表，说：“哦，时候不早了，回去早点休息，明天还要振作精神，好好工作。有什么事随时向领导汇报，不要背包袱。”

校长把我送到办公室门口，我转过身，想请校长留步。谁知校长不等我说话，说：“我也下班了，一起走走。”说着，一手搭在我肩上，走过过道，拐弯——

走出办公楼。

走过金鱼池。

走到学校大门口。

我又转过身。校长说：“你从下面那座桥回去，我也顺道回家，咱们一起走，一起走走。”

我知道学校教职员工的宿舍都在学校外面的民房里，学校围墙外有一条小路，校长也可以回家。

我和校长在小路上默默地走着。三百米的小路是土路，没有路灯，磕磕绊绊的，不很平坦，路左边是镇上人家的菜园子。一路上，校长一直把手搭在我肩头，不说话，只偶尔说声：“小心。”

于是那三百米长的围墙边的土路，那路边是菜园子土路，那天夜里师生一起走、校长一手搭在我肩头的温馨，让我回忆了一辈子，让我幸福了一辈子。

很快到了小石头桥边，校长握着我的手，拍着我肩头，放飞小鸟似地说：“去吧！”

我向校长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转身过桥，向附小走去。

我没想到，这一走，这一走就是二十年。

二十年后。

倘是没有二十年后，我以另一种的身份再回到校长身边，再一次无意向校长学习一位伟大的教育工作者在自己艰难的人生途程之中，英勇坚决地向学生传授人生和知识的真正的内涵，也许我一生都无法触摸到校长心中那一片灵魂的神圣芳草地。

“文革”之后，蒲圻师范一分为二：主要师资分到了新设立的咸宁市，成为咸宁市属师范专科学校。还有一部分留在蒲圻，还叫蒲圻师范，但为县属师范。任校长和教过我的大部分老师都到咸宁市属师专去了。二十年中间，夹着一个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通过这样一个非凡十年的冶炼，我周围的人变了，我的时代变了，我的师长身上还有当年蒲圻师范的余温么？

但是，就在这种难言的痛苦中煎熬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忽然发生了。一天，一辆吉普车忽然停在家门口，司机下车谨慎地向邻居打听，谁是叶文福。邻居笑指着刚从家出来的我说：“这不就是？”

原来是任校长派车接我来了。

我亲校长，敬校长，但二十年过去了，这二十年翻天覆地，如今自己是有罪之身，该怎么去面对校长那亲切信赖的目光？

我心头一热，眼窝一热，侧身用右手枕着头靠在门框上，几年被无理批判期间积攒的说不清的思绪情潮，使我真想趴在地上痛哭一场。但我没有，生活的流水线不给我停顿的时间。我用袖子擦了把脸，给了司机一个表示感谢的表情，司机打开车门，我一脚踏上车，却上不去——我犹豫不决。

我没有胆量去见校长。

路上，司机告诉我，这是学校唯一的一辆吉普车，临开车时金老师还嘱咐要开慢些，注意安全。

赤壁到咸宁不远，我的初中是在咸宁上的，对咸宁很熟悉。当司机把车向右转，开向便道，我才知道，师专所在地是西河桥外当年咸宁一中的校址。

进校门大约一百米，车忽然停下来，我望望路边——路边站着王志文老师。

王老师笑不迭地打开车门，说：“哈哈，我都在这儿等好一会儿了，估摸着该来了。下车下车，叶文福，你到家了。”

王志文先生是我师范三年级的文学老师。

一个人形成什么样的生活作风，自然受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诸如遗传基因、家庭教育、个人性格、生活环境、职业修养等，都应该是有直接或间接影响力的。但我自己也知道，我的三位尊敬的师长的品德、修养和行为举止，则直接影响了我一生。那就是——

任鑫平校长；

余以英老师；

王志文老师。

我在另一篇悼念文章中详细记述了余以英老师，这里不再行文。只着重记述任校长和王老师。

如果说，是任校长和余以英老师影响了我，一颦一笑，有分有度；一举一动，规范端庄；惟诚惟恐，容止若思。谨慎之中还有优雅，优雅之间还有一丝愁绪思维作派的话，那么，谈笑风生，潇洒飘逸，惟我独尊，刚正不阿，文风行侠，嫉恶如仇，则是受了王志文老师的极大影响。

王志文老师，崇阳县路口苦竹岭人，１９３１年生。中等个儿，瘦瘦的，皮肤白皙得很。头发比较稀疏，而且先天带一点浅黄。倘不是梁山泊那个鼠肚鸡肠的王伦败了口味，王老师的形象则是个标准的白衣秀士。

他是学校文学教研组组长，我们在一、二年级就知道，他讲现代文学是全校最好的。他带我们班的文学课使得我们感到万分荣幸，另外两个平行班的同学则十分沮丧。

王老师讲的第一节课就把我们全班迷得颠三倒四。

第一节课是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

王老师进了教室，没有寒暄，没有介绍，没有闲话，把课本和讲义往讲台上一放，两眼往上一翻，右手优雅地理了理浅黄的头发，头一仰，便如入梦境般地讲起课来。

那哪儿是讲课哟——简直是哈姆雷特进入魔境，以一种天才的语言与上天交流心中的痛苦；

那哪儿是讲课哟——简直是毛泽东当年率部在黄土高原之上，在九曲黄河之间，手提风雪，脚走八卦，与胡宗南周旋绞杀犹如闲庭信步。他眼里几乎没有学生，他亦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讲台上，他以为自己是在黄土高原，面对风，面对雪，面对强敌而长啸，面对凶残而低吟。他把我们当作了他的队伍，当作了他的诗行，随意指挥，随意调遣。发号司令而严峻，评古论今而井然。

他讲课使我们油然忘记了自己是在教室里。我们好像是他养的池鱼，被他的目光，被他的眉睫，被他淡黄的飘摇着的头发，被他精准的手势，被他时高、时低、时促、时缓的声调，钓得脖子一伸一缩，嘴一张一合，摇头晃脑，心旷神怡。一会儿鸦雀无声，一会儿哄堂大笑。我们好像是跟着他，是跟着毛泽东，在黄土高原上看风，看云，看雪，看路，看诗，在机智地闪躲、跳跃，避开强敌之后，不时从路上捡起或从树上摘下一个好句子来，吹吹灰，吹吹土，拿给忙着看地图的朱德品一品，尝一尝。

如果是别的教师——即使是优秀教师——在那天天在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能把课讲到如此地步，那就应该说相当了不起了。王老师之所以能使是他的学生在几十年之后还如此痛切地怀念，就在于他远不止于此。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经典作品给他带来了十分深厚的现实空间和历史空间，使他具有了探讨他所面临的现实和他所思考的历史的广阔平台。而他又机智巧妙地利用了这个平台，将自己的知识和思想的目光延伸到极限。他把历史讲成文学，他把文学讲成历史；他把现实讲成文学，他把文学讲成现实。他把现实中不能讲的语言用文学语言表述得淋漓酣畅。他并不站在特定的某个阶级立场，把所有的问题都讲得呆板、枯燥，他就象一位优秀的高空行者，左右逢源，即兴发挥。遇到一些敏感问题，又像毛泽东当年避开强敌那样，巧妙地一拐弯，就甩开老远。我们甚至跟着他，跟着毛泽东，或跟着孙中山，跟着孔夫子什么的，一个猛子扎进历史，在历史的长河里上溯而泅游，顾不得浑身湿漉，泥满嘴沙满袖，与秦始皇当庭雄辩，是焚书坑儒好，还是反“右”斗争好，是分封制好还是郡县制好还是民主制好；与汉武帝据理力争，一个臣子对一件事意见稍有不合，便处以宫刑，是不是没有人性；质问虚伪的唐太宗，弑兄弟篡位是智慧还是无耻；与赵匡胤讨论，不杀知识分子是国策还是权宜……

一个段落下来，有如一个战役告捷，兴奋地一掌击在讲台上，嘎然而止——下课铃同时响了！

下课铃响了，王老师夹起还没打开的课本和讲义，也不跟我们打招呼，飘飘欲仙地走了。全班同学一个个面面相觑，来不及激动，来不及兴奋，他便摇呀摇地走了——夹着课本和讲义，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那走路的样子，实在太迷人了。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2021年，距离老师讲课已经是59年了。59年之后，我不禁想贸然问一句：

“即使是现在，即使是59年之后的今天，现在，在中国，谁讲这课书能讲得如我老师这么深刻？能讲得使他的学生59年之后还有如此深刻的记忆？撇开知识层面不说，谁有这个胆量？”

                    

听了王老师几节课，我浑身热血奔涌，壮气蒿莱。心里暗自庆幸——我是不是真有些许福份？

我细算了一下，自从小学一年级起，到初中，到师范，不分男女，不管岁数，我每一位语文老师都是当时学校最优秀的，他们讲的课都能使我如痴如醉。

我下决心认真学好文学课，下决心尽快显露才华。小荷呀，小荷要露尖尖角呀，我一定要让王老师注意我，一定要老师额外精心地培养我——因为以前不管在哪个学校，哪位语文老师，都是发现了我的文学天赋，对我格外器重，精心培养的。

机会来了。

星期三的作文课。

题目是《学然后知不足》。

连着两节的作文课，王老师把作文题在黑板上一写，简单讲了一下写作要领，便到教室外的花园里去了。全班同学都在紧张地打草稿，我坐在座位上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也不是说写不出来，我是在绞尽脑汁，精心构思，想从一个别人怎么也想不到的角度去写，要让老师大吃一惊，刮目相看。

当时作文课原则上是两节课一下就交作文。因为两节课几乎没有人能交，所以一般情况下可以拖到晚上下晚自习之后交。可是下晚自习的时候，我连草稿都没打完，学习委员来收作业时，我不得不老实交待，我没法交作业。我拿着一大叠改得鬼都不认得的草稿给他看，强调我写得多么认真，主题多么深刻，需要细细雕琢，构思宏大、时间实在太少等等，请求宽限。

小个子学习委员熊德威想了一下，掰着指头，算计着小声说：“行，想把作文写好，特殊照顾一下——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星期天晚上必须交。”

这一个星期的其他课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混下来的。教教育学的是位女老师，一口广东话很难懂，我干脆上教育学课时也抓紧时间作文。

星期天一整天，我什么事也没干，在教室里一门心思地作文。同学们开我玩笑，在教室里叫唤：“中啦！中啦！中状元啦！”我也没工夫对付。

紧赶慢赶，终于在下晚自习时把作文写完了。二十页的大作文本，是用一学期的，我一气写了十九页——留下一页给老师写评语，我暗想。

我把作文本交给熊德威。熊德威翻了几页，想了想说：“这么晚才交，我是不好意思，你自己去交吧。”

自己交就自己交，酒好不怕巷子深。我心里嘀咕着，自己到办公大楼去交作文本。

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王老师正好不在。与他同一个办公室的李老师正在改作文。我们班的一摞作文本放在王老师的办公桌上。我跟李老师打了个招呼，蹑手蹑脚地把自己的作文本放在最上面，赶紧撒腿就跑。

                   

我的天！

自打交了作文本，我的心便一刻不得安宁。

写罢作文的下一周作文课，便是老师评作文。这一天，我简直像新兵上战场那样紧张，怦怦心跳自己都听得见。

老远看见王老师端着一摞作文本摇呀摇地走来了，我双手在课桌下紧紧地攥着：

来了来了——表扬我的时刻终于来了！

果然，王老师一上讲台，就从最上面拿起一个作文本，很轻声很认真地念：

“叶——文——福——”

我紧张得简直心都要跳出来了——表扬我的时刻终于到了！

王老师抬起头，目光掠过全班，问：

“谁叫叶文福？”

“我！我……我……”

我腾地一下站起来，大腿狠狠地磕在课桌下沿，痛得我不敢咬牙，脸上还紧张地笑着。

王老师漫看了我一眼，仰起头，望着天花板，把我的作文本举得高高的，一面摇着，一面慢腾腾地说：“一本烂字，跟苍蝇似的，鬼都不认得。这样的人出去当老师，不怕误人子弟么？”

说完，走下讲台，一扬手，把作文本直直地砸在我的课桌上——我坐在靠教室前门的第三排。

“重抄一遍——星期天交！”王老师严厉地说。

我浑身热血冲腾，如泉的汗水顿时从每一个毛孔里炸出来，脑子里一片空白，羞得恨不能钻进地缝里去。

“中啦！中啦！中状元啦！”

我重抄作文的时候，班里几个家伙恶作剧地调笑我。不过挨了批评，我反倒清醒了，不浮躁了。反正老师是批评我的字写得不好，又不是说我的文章写得不好，有什么可怕的——重抄就是了。

我认真地重抄了一遍，星期五就交了——不过是交给学习委员熊德威，请他代我交的，再也不敢直接交到王老师的办公桌上去了。

                   

那是饥荒年月，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每天人人都是饥肠辘辘的。人人都是定量供应粮食，学生每人每天（十六两制）十四两大米，我们岁数小些的还要让出二两来给大同学。正是长身体的岁数，吃不饱就没法保证学习质量。学校不仅专门腾出不少时间来安排全校师生开荒种地，种瓜种豆，而且每个班都有菜地，能够基本保证连瓜菜带地吃饱——瓜菜带就是那时候出来的名词。

重抄了作文的那一段日子，我十分失落。艰苦的努力，没有得到表扬，反当着全班的面批评了一大通，我实实有点吃不住劲。

忽一天，王老师的儿子心琴到教室来，把我拉到花园里，轻声说：

“明天星期天，我们全家到北山去掏苕，我爸叫我来问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去。”

心琴十二岁，是王老师的大儿子，也是十分俊秀，一头黄头发，比王老师的还黄。他正在附小上五年级，他时常在校园里玩耍，我们都很是要好。

心琴把嘴对着我的耳朵，神秘地说：“我爸在家里夸奖你，说你的作文写得好，是个好苗子。打了９０分呢！他说作文从来从没打过这么高分，最好的也只打８５分。”

“真的？”

“真的。”

我惊喜得浑身直炸汗，拉着心琴直蹦高。连声叫：“去去去，我今天把作业全部赶完，明天去掏苕，去掏苕。”

羊楼洞镇四面环山，风景优美。其中有一座北山，山上是石头，山腰和山下都是地——那时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已经允许人民公社社员种自留地了。大部分人都是种的红薯、玉米。十月，红薯地都挖过了，我们可以到山上随意去掏苕——掏苕，就是到人家挖过红薯的地里，掏一些没有捡干净的红薯根。

星期天天气晴朗，吃罢早饭，我和王老师一家来到北山下。王老师说：

“靠马路边的地都被人掏过好多遍了，咱们走远点，或许收获会大些。”

我们下了马路，往北山背面走，走出二里地，在一块比较陡的山坡地上停下来。王老师卷了卷袖子，说：

“就在这里了，我们今天要在这里大显风流。俘敌一万，自家损失一身汗。”王老师在生活中说话已经形成了习惯，把生活语言随口就变成文学语言。说得既准确、贴切、生动，又极富情趣。

又对我说：“我是崇阳人，崇阳山多，红苕多，我这眼睛可以看地，看什么地掏过，什么地没掏过——我看这块地还行。她，她比我还内行。”他指了指他的夫人。

王老师的夫人高挑个儿——比王老师还高。很是秀气，很是质朴。后来的几十年间，她一直跟着王老师，当家庭妇女，跟着王老师吃了许多苦，受了许多罪，但坚贞不二，坚忍不拔。

我们一面掏红薯，一面闲聊天。王老师说，他与夫人两家旧时都比较殷实。他们是娃娃亲，但因为是一起长大的，感情很真、很深。他们结婚很早，现在大儿子心琴都十二岁了，在附小上五年级；女儿素娟，八岁，在上二年级。

也许真的是王老师的眼力不错，比较陡的那几块地里，我们的收获还真不小。因为是掏红薯，韩信带兵，多多益善——我们是只要能吃的，都要。最大的也就半个拳头大小，即使如此，我们也很满足了。

突然，我眼前一亮，我的锄头下滚出一个硕大无匹的大红薯来，足足有三斤重。

我们立刻欢呼起来。这么大的红薯，滚到我们掏荒者的锄头下来，真是想都不敢想。王老师更是高兴得像孩子，高举着红薯，笑着说：“你们信不信，我昨天晚上在梦里就见到了它！今天我可有功劳了，应该奖赏给我啦！呵呜！呵呜！”装着要咬要啃的样子，把我们都逗得乐不可支。

王老师把红薯递到我面前，抓住我右手，把红薯啪地一声，重重地交给我，说：“你今天是威武大将军，旗开得胜！拿回去，切三份，可以补三餐。”

那时候我们学生吃饭，都是每个人一个粗磁罐子，用油漆写上自己的班级和姓名，自己可以在罐子里放点儿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干罗卜、干腌菜、干红薯丝儿，再派值日生一担子挑到伙房，工友在每个罐子里统一打上几两米。开饭也是值日生到伙房去，把自己班里的饭一担挑回教室，学生都在教室里吃饭的。王老师的意思是我的这个红薯可以分三次在罐子里蒸。

我当然是坚决不肯收，一定要老师带回去。老师拿着红薯，认真地想了好一阵子，从兜里拿出一把小刀，把红薯放在一块大石头上，对半切开。自己一手拿着一半，摇着头，洋洋得意地说：

“这叫平分秋色。”

然后把一半放到我手里，不许我再争了，我只得就范。

那一天我们真的是满载而归，王老师一家四口加上我，总共起码掏了三、四十斤大大小小的红薯根，大的将近半斤，这是很了不起的战绩，每个人都提一袋子回来。我把那半个珍贵的红薯分两次放到罐子里蒸着吃了。

平分秋色——那时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么雅致的词汇。从此，我就喜欢上了这个词组。一辈子，不管在哪里听到或看到这个词组，就油然想起王老师，想起王老师拿着红薯近乎童趣的表情。

那是饥荒年月。

                     

我当然地成了王老师的得意门生。

平时，只要家里有点什么能撑着肚子的，比如崇阳老家送来了干红薯丝儿，或红薯淀粉什么的，小心琴就来叫我一起去分享。我喜欢听王老师说话，喜欢他把生活语言用文学语言表述出来的说话方式。

临毕业的前俩月，三个毕业班挑一个学生代表毕业生在附小讲公开课，当然是在我们班挑，王老师当然是挑我。

王老师以极大的热情和耐心精心地雕琢我。

要我讲的课文是三年级的《蓝鼻子哥哥和红鼻子弟弟》，分三个课时讲完。我没写过教案，王老师先拟了个提纲，让我按照提纲写教案。写好后，他一遍一遍地修改。改得他认为差不多了，就叫我按照教案试讲。

写教案真是个苦差使。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我的字只能说是稍有好转，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步。但王老师并不在乎这些，他说：

“字写得好不好，那是你个人的事，我不管。等得你自己的修养觉得应该把字写好的时候，你自然会下功夫了。现在我的要求就是你必须让我看着觉得一横一竖你在用心，你将来也必得用这样的态度对待你的学生。让学生在写字的过程中悟出做人的准则和道理。”

于是每次写教案，我不得不一笔一笔的写，一笔一笔地抄，一笔也不敢潦草。我自是暗暗叫苦不迭。

由于学校缩减，金鱼池对面的一年级一排教室都空了。王老师就带我到空教室里去试讲——他当学生，他一个人当学生。

每试讲一遍，老师都要根据试讲的情况帮我再修改教案。每一次修改的教案，都要求我必须背得滚瓜烂熟，讲课的时候不许看教案——一眼都不行。

我一生都记得我试讲的时候，王老师望着我的那表情。

教室里只有一张讲台，一张课桌也没有，空荡荡的。我每次都是把自己的方凳搬去，王老师坐在方凳上听我讲课。王老师翘着二郎腿，左手托着下巴，撑在腿上，眼巴巴地望着我。大张着嘴，就象我们听他的课一样，脑袋几乎是跟着我讲课的节奏转悠。我一招一式，一腔一调，他稍不满意就叫我停下来，自己跳上讲台来给我做示范——一直到我跟他说的做的一模一样为止。

为了使能我把公开课讲好，他多次带到我到附小我要去讲课的三（１）班，听他们班的班主任刘真缔老师讲课。

小学三年级的学生都天真无邪。一次，一个学生看见我穿的是大围腰裤子，贸然问：

“叶老师，你怎么穿这样大围腰的裤子呀？这不是女人穿的裤子吗？”

我没有丝毫心理准备，顿时被问了个大红脸。我望了望王老师，王老师也紧张地望着我，一言不发。

我似乎从老师的目光中得到了某种启示或力量，定了定神，抿了抿干涩的嘴唇，认真地说：

“叶老师家里很穷，这是我妈妈的裤子改的。”

王老师脱口而出：“好！回答得好！”

一步跶到我身边，把我搂得紧紧的，轻声说：

“好孩子，将来能当个好教师！”

王老师激动得眼圈都红了，探身对学生们说：

“孩子们，这样诚实的老师好不好？”

“好！”

“你们欢不欢迎这样的老师呀？”

“欢迎！”

于是我毕业之后就分配在附小，并且就当上了这个班的班主任。

                    

王老师的家离校门不远，王老师说，任校长昨天就告诉他了，说派车到赤壁去接我回娘家，还说，别住学校招待所了，就住在他家里，让我在他家休养一些日子。

在客厅，王老师泡了一壶茶。

“是羊楼洞的毛尖。”老师很是自豪地说，他自己先呷了一口茶，神采飞扬地说，“一听校长说要去接你，还要住在他家，我当时就动了歪心思，你只要一进校门，车就必然先过我的家。我……我都等不及了，老师存了一肚子的话，要对你说。我可以先截住车，让你先住我家。我终于得逞了！不，老师，老师是真的等不及了。”

说着，趴在桌子上呜呜地哭起来。

虽然二十年过去了，但乍一看，王老师还是那样子。神采斐然，说起话来很容易激动。

王老师一家住在新盖的宿舍楼的三层，比较宽敞。那个时代还没有装修这个词，他们家也没装修，但比起在羊楼洞的条件，已经觉得十分舒适了。

王老师留我在他家吃饭，师母做了一桌崇阳特色的好饭菜招待我，其中还特地蒸了几个红薯。红薯引起我们的话题，我讲了当年在羊楼洞北山上老师说平分秋色的事儿，老师爽朗地大笑，说：

“哟，你还记得？掏红薯我还记得，说了什么话我可记不得了。苦日子总是想起来甜哪！我还以为你忘记了呢！我们是患难之交，应该珍惜，应该珍惜。”

老师呷了口酒，叹了口气说：“现在已今非昔比了，日子好过多了，起码每天这几根肠子没闲着。”

王老师总是爱用文学语言来表达现实的方法，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一生，影响了我的思维方法和表述思维的独特的方法。

老师在竹篓里拿了几个小红薯，每人分一个，说：“来，为了纪念那段苦日子，我们以红薯为酒——干杯！”

我们都认真地把红薯互相碰了一下，连皮一起，都认真地一口吃了。

                   

王老师对师母说：“你把孩子们安排一下，今天晚上我们师生抵足而眠，让我好好享受一下当教师的最大幸福。”

晚上，王老师真的和我在一张床上抵足而眠了。

我们早早就上了床。

说是睡觉，其实就是说话。

说是说话，其实就是沉默。

我们俩都靠在床上，枕着双手，许久，谁都不说话。

二十年时光，暴风骤雨般的二十年时光，如同封存了二十年的老酒摆在面前，谁也不敢贸然开启。我生怕无意戳着了老师的痛处，老师也是避开我挨批判的事，好几次都是话到嘴边，又环顾左右而言他。

我们俩都靠在床上，枕着双手，许久，谁都不说话。

望着，对视着，就是亲切。

我一点也不紧张，也没有刻意去搜寻话题，仿佛就是很随意地说：

“老师，您还是那样子，一点也没变。”

    “是吗？”

我在王老师家只住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正在吃早点，师母金美玉老师就风风火火地进来了。进得门来，一握住我的手就刮着我的鼻子，扣我一顶大帽子：

“好哇，你叶文福胆子不小，回母校来，不先去看老校长，不怕校长打你屁股。”

金老师如此一说，使我顿时想起老校长当年批评我时说的话：“你还是个孩子，我可不敢打孩子。”

我笑着说：“校长当年就说他不敢打我。”

金老师一面端详着我，一面说：“那时候因为你是孩子，现在长大了，他就可以打了。”

我也笑着狡辩：“我在老校长面前，永远长不大。”

金老师接过师母递过来的开水，放到餐桌上，说：“快吃快吃，住到我家去，我家比王老师家宽敞多了，房子我都跟你收拾好了。校长跟我说，你是行客——行客拜坐客，要你在我家住一个星期，把教过你的老师都一一拜到，才放你走。”回头对王老师说：“我传达校长的旨意：明天中午，在我们家为叶文福接风，凡是教过叶文福的老师，都是座上客。你我可是通知到了，还有几位，我今天上午必须通知到，免得到时候抓不着人。走走走，叶文福。”

                   

校长的家在小山边，是一幢独立的别墅式平房，有几间房我搞不清楚，反正很宽敞。校长现在也是师专的校长，改革开放时期，几乎所有的学校都迅速膨胀扩大，条件自然好多了。两扇开的大门，进门是一个大厅。足有三十平米。板材地平，大门口两边分放着两盆米兰。

大厅东面有一个小客厅。金老师领着我进去时，校长正在往茶杯里倒开水。看见我，校长很高兴。

校长的高兴也就是笑了。二十年没见，坐在面前，也就是笑着仔细端详我而已，决不会像王老师那样，抱着我老半天不松手。校长在我记忆中永远是这样，永远像一泊深井里的水，把我这远来的月亮静静地映照在自己心中，亲切地笑着，平静而安详。

金老师说着，笑着，里里外外地忙乎着，还有一大帮我认不过来的孩子叽喳着，把这一家欢乐的氛围渲染得像过年一样。而校长只是和我面对面坐着，笑着，右手做一个优雅的姿势，示意我喝茶。给我感觉校长就象一棵树，金老师和孩子们就象一窝喜鹊。喜鹊们叽叽喳喳地叫，你只有进得门来才知道是喜鹊叫。如果是在门外，还以为是树在鸣唱呢。

校长说：“消息传得很快，我昨天下午就知道你回来了，知道你住在王老师家。你们尽师生之谊，也就没管你。今天一大早，金老师沉不住气了。你们还是同事呢，她喜欢你，一大早就咚咚咚跑去了。我说你等人家吃完早点再去，她说不行。”

校长像在说家常，又像在说公务，简洁地说完该说的话，就没了，摇着身子换了个姿势，笑着望着我。

金老师在忙中插进来说：“那当然哪，我不早点去，别人把他抢走了，我是搞么事的唦！”

任校长和金老师说的都是纯净的汉口话，只有湖北人知道，汉口话是湖北最好听的话。

校长平静地笑着。那一刻，我沐浴在幸福的祥光之中；那一刻，我才觉得这世界是公平的，是人伦的，这才是人间，人间是应该这样的。有我的校长，有我的老师的母校真是亲切。

                   

校长说：“我这里宽敞，方便。多住几天，说说话，谈谈心。二十年没见面，人事变迁都很大，我们都是死里逃生。当年教过你的老师，也有的过世了。沈烈山老师教过你没有？”

“教过——是我一年级时的班主任。”

“哦，他留在了蒲圻师范。不过这里还有几个。我明天中午在家备几个菜，把教过你的老师都请来，聚一聚。”

                      

第二天上午，我帮着校长在大厅里摆了一张大圆桌，金老师里里外外忙得就差没打啰吙了。当年附小有几位老师是师范我的老师的夫人，都提前来给金老师帮忙。因为她们也是我的同事，所以见了面都亲热得不得了。

校长拿出一瓶茅台酒，说：“几位老师都不是喝酒的人。喝点茅台，喜庆喜庆！你酒量怎么样？”

“不怎么样。”

“你诗人应该能喝的。”

我笑了：“那是李白。还是因人而异。我不喜欢喝得醉醺醺的，喜欢与亲人朋友一起喝点散文酒，意思意思就行了。”

校长说：“我也是。”

不一会儿，王志文老师、陈有恒老师、李镇澜老师、肖隆峰、但毅夫妇、师家仙老师、许筱华、徐琦君夫妇、饶培英老师等都来了。喝酒、吃饭其实都只是个形式，是个借口，师生经过了二十年离乱，都愿意在一起互相慰藉负伤的心灵才是真。平常也没有这么个理由，我一回来，大家都高兴，所以都提前来，在一起说话，各自诉吐自己的苦水。

我的直感就是，我长大了，我的老师都老了。

                    

任校长在主人席上站着，高举酒杯，微笑着说：

“我们今天都很高兴。叶文福回到母校来，来看望我们，来看望教过他的老师们。二十年没有见面，师生们聚在一起，说说话，谈谈心，作为我们当教师的人，自然是我们人生中幸福的一个重要内容。叶文福以前是我们的学生，我们都是看着他长大的。我以前还真不知道他穿母亲的大围腰裤的事，是王老师讲给我听的。他说他很感动，我听了也很感动。叶文福当学生时是个好学生，成绩好，很调皮，也很可爱，我们大家都喜欢他。现在他出息了，成了诗人，成了大诗人，给母校争来了光荣，也使我们这些教过他的人感到欣慰。我当然知道，他被点名批判了，自己的学生，在外面犯了什么错误，我们也摸不清事情的原委，也管不着，我也没问他。我只知道我们以前是他的师长，他在困难时回到我们身边来了。那年他在附小犯了错误，我就对他说过，母校是师范生的娘家，孩子们回来了，我们就高兴。我们都犯过错误，都挨过批，挨过斗，这没什么，有了错误，改正就是了。几十年间，那么多学生在外面受了委屈，回到我身边，我都觉得自己应该像老母鸡似地，用自己的体温去温暖他们。一个教育工作者，能张开翅膀，庇护自己的学生，是一种高尚的幸福，也是教育的魅力之所在。今天也是这样，大家都高兴，我也很高兴。平常虽然在一起，各人有各人的工作，都在忙，叶文福回来，就象一条丝线，把珍珠都串在了一起。所以请大家来，一起聊聊——来，为叶文福接风，干杯！”

任校长把一丝笑意挂在嘴角，低了低头，自己跟自己说话似的：

“我今天拿出来的，是我放了几年的茅台酒，拿出这最好的酒，我想表示的是，我搞了几十年教育，在这一方土地上，也算得是桃李满天下了。叶文福回来，我很高兴。真的，这孩子很清纯，这么多年，我一直想念着他。本来，师生之间，有一份亲情，藏在心里，笑在脸上就足够了。我教几十年书，叶文福是我所有学生中，最优秀的学生！最优秀的！最优秀的！”

任校长话音刚落，王志文老师立即站起来，激动之中，响亮地打了一个长长的家乡囉吙，举起酒杯，自斟自饮，连喝三杯，说：

“我跟校长几十年了，今天才真正认识了校长。校长从来都是不苟言笑，从来说话都是十分平和的。我本以为校长给叶文福的，也就是老师给学生的一份厚爱，今天校长给叶文福这么高的评价，这么不留后路地评价叶文福，我没想到，我想不到。这是一个信仰的高度，一个道德的高度，一个知识的高度，我没达到。本来，叶文福是我的学生，校长刚才的话，本该是我说的，校长先说了，我也就多领到了一份光荣。我感谢校长，我感谢命运使我一辈子在这样高尚的领导手下工作。校长，我今天要醉。来，叶文福，当年我们在北山，师生平分秋色，分了一个红薯，回家去撑这个穷肚子。今天，我们师生对酒，用茅台，对醉，醉这个富起来一部分的穷肚子——用这高尚的享受，祝福我们时代的伟大进步，表彰我们自己在重重苦难面前的卓越表现。”

                       

我在校长家住了一个星期。

这一个星期，校长带着我，在学校的几位教过我的老师家轮流吃饭，轮流喝酒。老师们的日子，比起二十年前几乎天天挨饿来，当然强了一大截子，但依旧清贫。所谓吃，所谓喝，并没有大吃大喝，只不过炒几个家常菜热闹一下，亲切一下。

有一次喝酒的时候，说起我每天焦急地盼望上语文课的心情，我说：

“我坐在第三排，靠着窗户，只要上语文课，老远看着王老师走过来，就激动不已。王老师走路特别有意思，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夹着书，这样，这样，歪歪的，像一朵云，像一朵云斜斜地飘过来。”我一面说着，一面站起来模仿着，把我的师长们都逗得禁不住哈哈大笑，“我们几个调皮鬼私下里偷偷地学王老师走路，后来竟改不过来了。到部队后，挨了好几次批评，才渐渐改过来。即使是现在，也有时候无意之间走路还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

“真的？”王老师十分紧张地站起来问我。

“真的。”

王老师端起一杯酒，对任校长说：“为人师表之难，难于上青天！校长，我今天才深切体会到了。为师者，容不得一丝污垢，容不得一丝苟且，容不得一丝个人积陋。后学乃深山泉水，清澈见底，老师有错，孩子们也跟着学，还学几十年，我这不也叫误人子弟么？”

任校长也端起一杯酒，笑着说：“我倒是觉得，叶文福里里外外，都有你的神韵。”

王老师急着说：“不不，校长，我是觉得他身上有您的影子！”

任校长说：“学生是酒，学校是八卦炉，老师——你我，是高粱——高粱不能生虫子。”

2010,1,27，于北京三叶宫

2021,10,29，再改于北京三叶宫